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一二）

刘淇昆

八国联军之战，是被华人歪曲或误解最严重的一段中国近代史。笔者对这段历史一句话的概括，就是本文的题目：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

八国联军为什么进军北京? 两句话可以概括。清廷既然向西方各国正式宣战，外国联军攻占天津，威逼京城, 不是顺理成章的吗？八国联军进军北京的唯一目的是解救被困京城、危在旦夕的各国外交官和正在被大屠杀的外国传教士、侨民和华人基督徒。

为行文方便，首先需要给这场战争起个名字。“八国联军”不能作为战争的名字；“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则是颠倒黑白，强奸历史。国外普遍使用的“中国解救远征”（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又偏离了华人的视角。若遵循“甲午战争”的命名法，这场战争应称“庚子战争”，因为战争发生在庚子年，由“庚子之乱”引起。

北京市民架梯子协助八国联军攻城(照片中中国人比联军士兵还多)

庚子之乱，乱自拳匪。“拳匪”是对义和团最准确的称呼，其首领（李来中、张德成、曹福田、朱红灯、林黑儿等）及骨干是一群土匪、流氓、骗子。他们以反对外国传教、抵制洋货、铲除洋人、二毛子（华人基督徒）为名，聚众闹事，为非作歹。自1896年义和团兴起之初，杀人、放火、抢劫的记录便不绝如缕。1900（庚子）年1月，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义和团的本质作了一针见血的概括：“该匪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只在于纠众劫财”；义和团“直与盗匪无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陕西巡抚端方指义和团“借仇洋教之名，而遂其发洋财之愿”。中国当代历史学家侯宜杰指出：“大量史料清楚地表明，团民打洋教的对象不仅仅限于教堂和‘二毛子’教民，同时有大量并未入教的平民和‘三毛子’回民，还有官署、官员；其行为就是抢掠、勒索、敲诈钱财，银钱、衣物、车辆、牲畜、粮食等等固然在所必得，甚至连犁、磨、锄和锅碗瓢盆等粗贱之物也在抢掠之列。绑架人质更是为了勒索赎金，不遂所愿，则‘撕票’继之。焚烧杀人同样如此，‘凡稍殷实者皆目以教民，杀其人而分其财’，‘以焚杀为敛财之具’”。首先打出“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可能是打家劫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1899年1个月的时间里，他平均每天抢劫三个村庄。

清廷（西太后）被义和团“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骗术所惑，想利用他们打洋人，誉其为“朝廷赤子”；义和团遂奉旨造反，“扶清灭洋”。“灭洋”者，一切沾‘洋’字的均在消灭之列。洋人、洋妇、洋孩固然格杀勿论，信洋教的亦罪不容诛，洋货、“洋玩意”均在扫荡之列。义和团杀害外国传教士、洋人工程师、华人基督徒和他们的家人，烧教堂，扒铁路，焚车站，割电线，拔电杆，毁桥梁，捣学校，砸医院，破邮局，毁机器，沉轮船，烧(西)药房，抢银行，捣报馆；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一时间，红色恐怖（拳匪头扎红巾，腰系红带）笼罩中国大地和京都地区。

义和团民一瞥

义和团称外国人为“毛子”，华人基督徒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行洋礼等依次为“三毛子”、“四毛子”……直至“十毛子”。对大毛子、二毛子自然格杀勿论；其余等而下之的“毛子” 义和团亦视如寇仇，轻则殴辱抢劫，重则乱刃加身。时人记载：“当拳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拳匪“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义和团对）洋人则无论英美德日，悉赐一刀……（对华人）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火柴旧称“洋火”，乃舶来品）。“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义和团“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甚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有保定人张登者，教民也。匪得其妇女五人，则挖坑倒裁填土，而祼其下体，入一蜡烛，取火燃之，以为笑乐。又或取妇女，裸其下体，以枪尖入其中，捩机发射，轰然一声，縻烂而死”。“在天津的匪首……见有姿色妇女，强迫她们习红灯照，日间阳令学习，夜间恣意奸淫。令人发指”。义和团仇杀的对象，还包括当时渴望改革的进步人士：“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舘、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在“太原大屠杀”中遇难的Farting牧师一家

从1899年秋到1900年夏，各国政府多次通告、照会，请求中国政府平息暴乱，制止仇杀和毁灭教堂。最初，各国政府单独照会清廷，例如美国驻华公使康格（Conger）在 1899年11月，四天之中（即11、16、25、26日）给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发出七次通告，报告在山东、天津各地针对基督教会的杀戮、抢劫和暴乱，敦促清政府采取保护措施。到了1900（庚子）年初，由于义和团的恐怖杀戮愈演愈烈，各国开始联合采取敦促行动。到六月之前，不计非正式的外交接触，各国先后联合向清政府提出过四次正式照会，分别在一月、三月、四月和五月；但是所有的外交努力均归于失败。

天津教民被洋人的船只搭救，逃避义和团的杀戮

庚子年6月7日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勤王”，旬日之间达十万余人。“红巾露刄，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館”。“各处城厢大小街巷，所有天主、耶稣奉教之人，尽被团匪搜拿砍杀不绝，而家产皆抢掠焚毁一空”。仅在6月13、14日，京城就有東堂、西堂、南堂等十一座天主教和新教教堂被义和团焚毁；教民的居所化为灰烬，街巷尸骸遍布。“遇教民辄屠其一门”“搜杀教民，上至七八十翁媪，下至二三岁小儿，杀辄付之以火，白昼横行，莫敢谁何”。“遇天主教及耶酥教均不能放过，俱以乱刀剁之。后又开膛，其心肝五脏俱同猪羊一样，屍身任其暴露，犬鳥奔吃，目不忍观。天桥坛根一带屍橫遍野，血肉模糊”。“拿一女鬼子，钉在崇文门栅栏上”。“官兵拿老鬼子一，小鬼子二，团民要杀，官兵云：‘留之，咱们好卖’。后问大家，有要三分厚肉片者，有要五分厚肉片者，均为零割，以快人心”。“北京之流氓強盜，皆与之（指义和团 -- 引者注）联合为一，故其势愈盛……必有人告彼，内城之中，见教堂及洋人，可以随意焚杀，故均猖狂至极，群大呼烧杀二字，愈喊愈高……如发疯狂，至于数时不息”。“大刀一耍，地崩山塌；大刀一耍，洋头搬家”；“见洋人就杀，见洋货就烧，不杀洋人没饭吃，不烧洋货气不消”（义和团的战斗口号）。义和团更将庄王（载勋）府前的广场辟作屠场，在那里一杀就是上千人，人头滚滚，尸积如丘，血流成渠。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巴黎革命广场的断头台，杀人最多时每天不过50人，哪里比得上我们中华民族的壮举！教民既絕跡，义和团便捕斬私仇，濫杀无辜。据时人记载：“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世界近、现代史上規模最大、手段最兇残的排外杀戮在中国首都上演了。

被义和团摧毁的北京罗马天主教堂

“杀戮西人，驱逐彼族，可谓不遗馀力”同样发生在天津；“拳匪盘踞内外，过十万人”。“是时天津一带，统被拳匪蟠据……肆行掳掠，并至紫竹林租界，杀人放火，见有洋行洋房，立即焚毁”。“城中自有团匪以来，焚杀任意，抢掠无禁。甚至抢衙署，刦监獄，无人过问”。政府的武毅军“到处掠夺，目不忍睹”。“天津所有大小耶稣天主各教堂，均已被焚。塘沽码头之各货物及房屋等，亦皆烧毁无遗”。“沿河所见，浮尸甚多，或无头，或四肢不全。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万状，不忍瞩目”，“气味恶臭，终日掩鼻”。天津“六街三市，几绝人迹”。

天津海河漂浮的尸体

血腥、恐怖的灭洋、灭教不仅发生在京津地区，而且发生在山东、河北、山西、河南、蒙古、辽宁、黑龙江、湖南、浙江、江西、陕西、四川、江苏、安徽、云南、贵州等省，可谓屠戮遍九州。北方的外国传教士、工程师和侨民，历尽千难万险、蒙受重大牺牲逃去北京、天津的公使舘、领事馆避难；东北的外国人向俄国逃亡；华中、华南的外国人则纷纷向上海或香港逃难。

6月10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西太后派极端仇外的端王载漪出任首席大臣。同日，北京的外国公使馆对外通讯断绝。6月11日，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街头被清军杀害。“先断其四肢，又割其身体，蓋杉山彬实受支解之刑矣”。6月17日，西太后命庄王载勋任步军统领，会同军机大臣刚毅、端王载漪及载濂、载澜等亲贵统领义和团，“自是兵匪合而为一”。天津租界的对外通讯6月16日被切断。在西太后“迅將紫竹林洋人剿办”的命令下，18、19两日，清军及义和团猛烈进攻紫竹林租界和外国领事馆。“华兵以極大之克虏伯砲六尊，轰击租界，自十八号起，接连不断，绝不稍间，在津西人情形，甚为危急，房屋被毁不少，美领事署亦在被毁房屋之内”。

清廷于6月16日至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19日，清廷正式决定向“万国”开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奥匈帝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十一国的公使館送交了《宣战照会》（这是当时与中国有邦交的所有国家）。清廷给在京的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起攻打外国使馆。与此同时清廷诏命各省，筹款调兵，勤王抗敌。6月20日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von Ketteler）在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路上，被禁军“神机营”的军官杀害；“戮其尸，悬首于东安门”。下午四时整，清军从使舘区北面和东面开火，开始了中国政府军队对外国使舘有组织的进攻。“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炮声日夜不绝，拳匪助之，披发禹步，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次日——6月21日，清廷发布《宣战诏书》；清军猛烈攻打各国公使馆，同时攻打天津的外国领事馆，妄图杀尽各国外交官以及躲在使领馆里的外国传教士、侨民和中国基督徒。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暴民、这样的丧心病狂、这样的人道災难，西方各国除了出兵救援、武力抗暴，有第二种选择吗？

被清军在北京街头杀害的德国公使克林德

庚子战争是中国的国耻。耻辱不是因为战败，而是政府和百姓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野蛮和狂妄，是中国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此战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其空前绝后处有九，容笔者一一道来。

(一) 中国在大规模残杀外国传教士和本国基督徒、焚毁教堂、杀害外交官之后，向世界上所有的强国同时宣战。几年前的甲午战争，一个日本已经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现在清廷挑战全世界的列强，《宣战诏书》宣称要对各国“大张挞伐”，这种愚昧和狂妄，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这场战争的奇特之处还在于，清廷虽然对十一国宣战，但是列強并未应战，它们只是一再申明出兵中国的人道救援目的，一致表示对中国的战争状态并不存在。这实际上是对战争发动者（中国）的变相保护，避免了在正式战争中一方可以灭掉另一方，推翻其政府、肢解其国家的前景。

(二)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以“数千年衣冠礼仪之邦”自命的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的首要战略目标竟然是攻陷京城的各国公使馆，杀尽各国外交官和眷属。 战争中应该保护外国侨民；清廷竟公然悬赏捕杀洋人：“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这种杀尽外交官、杀尽洋人妇孺的野蛮、残酷，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外国公使舘变为一片废墟

庚子战争中，北京所有的外国使馆均被摧毁，只剩下断垣残壁。各国外交官、家属及使馆庇护的中外人士躲到硕果仅存的英国公使馆避难。在清军的猛烈攻击下（包括炮轰、火攻、水灌、挖地道爆破），使馆内外国人七十四人遇难，其中有六名儿童，一百五十人负伤（使舘庇护的华人的伤亡缺乏准确统计）。在对使舘的野蛮进攻中，清军争抢外国人的尸体，因为凭洋人的人头可以领赏。对外国传教士，中国要斩尽杀绝。根据教会保守的统计，241名外国传教士和家属在庚子战争中遇害；其中天主教传教士53人（包括五名主教），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188人（内有儿童53名）。对以前安葬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则刨坟掘墓，剉骨扬灰。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这些对中国作出杰出贡献的先贤和他们上百名同仁在北京的墓地，都受到了凌辱、污渎。中国的基督教教堂大部分被破坏、焚毁。

今古奇观(1):英国使舘内死难者的墓地

以使馆、教堂为武力攻击目标，以外交官、传教士为疯狂屠戮对象，这是德国、日本法西斯在二战中都没干过的。

(三) 清廷对十一国宣战，外省督抚中的头脑清醒者，如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看到亡国之祸就在眼前，遂发起“东南互保”，公开声明在战争中保持中立。清廷对外宣战仅仅五天，这些地方大吏策划的《中外互保章程》即于6月26日在上海签订。该条约明确规定，各地方政府不奉行朝廷的宣战诏令，并且努力保护外国人在华的安全和利益；列强也不得在这些地区启衅。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山东、浙江、福建、四川、陕西、河南等省先后参加了“互保”。中央政府作战，地方政府中立，并与各敌国签约互相保护（清朝内地十八省，十二省与敌国互保），如此荒唐之事，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四) 如前述，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攻陷京城的各国公使馆。一个国家用战争手段、正规军倾全力攻打京城的外国使馆，本应易如反掌，得手不过“一弹指间”，可是竟然久攻不克，最后以失败告终。如此战绩（或曰败绩），古往今来有先例可循吗?

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何? 攻打外国使馆的清军主力是武卫后军（即甘军）及武卫中军。武卫后军官兵一万一千人，另有三千后勤人员；武卫中军官兵约一万人，四千后勤人员。“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409名外国水兵及陆战队员”。这些外国水兵及陆战队员是庚子年5月底，当义和团的“灭洋”已成燎原之势，各国经清廷允许，从停泊在大沽口外的舰船上抽调出來，到京城保护使馆的。
 

兵力对比如此悬殊，武器装备呢? 过去中国人一个遮羞的说法是我们的大刀长矛对鬼子的洋枪大炮，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军队早已经现代化了。当时拱卫京畿的清军主力“武卫五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军、宋庆的豫军和武卫军统帅荣禄自领的中军）以及禁军的武器装备实际上胜于八国联军，尤其是在战争的初始阶段。联军因为是执行紧急的人道救援任务，仓促成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兵员都非精良（比如英军中有大量的印度人，法军中有大量的越南人。联军缺乏用于侦察和追逐敌军的骑兵）。

八国联军缴获的清军火炮

以聂士成统领的武毅军为例，看看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武毅军兵员一万五千人。步兵的装备：训练用枪 -- 德制11毫米口径旧毛瑟步枪一万支；实战用枪 -- 奥制8.5毫米Mannalicher 步枪一万支；德国最新锐7.92毫米Gew.98步枪数百支；每营均配备克鲁伯37毫米口径速射炮。骑兵的装备：德制7.92毫米Gew.98步枪及1400支奥制8毫米口径连发骑枪。炮兵：最新型克鲁伯75毫米口径速射炮16门、克鲁伯60毫米口径速射炮32门、格鲁森57毫米速射炮32门。每个炮营另配备当时世界最新锐的马克沁重机枪两挺。军官装备6发转轮左轮手枪。军官与骑兵挂刀。

再看看意大利军队从天津附近的一座清军武器库中缴获的武器清单：
　　36门克虏伯大炮，口径87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其中大部分仍装在箱中
　　60门克虏伯大炮，口径70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
　　42门诺尔登费尔德式速射机关炮，口径57毫米
　　42门诺尔登费尔德式机关炮，口径47毫米
　　42门大炮，其中一部分为诺尔登费尔德式，一部分为上海机器局制造，口径37毫米
　　10门速射机关炮，口径37毫米
　　20门小口径的速射机关炮
　　3万支貼有最新出厂标记的曼里彻式毛瑟枪和来福枪

       3万把刺刀、军用品及其他
　　（时值二百五十万英镑）

对这些武器的先进、精良艳羡不已、自叹弗如的意大利海军中将西蒙事后写信对英国公使说：“最新式的曼里彻式卡宾枪的型号，比联军中的奥匈部队列装的卡宾枪更为先进，似为刚出厂的新品；而克虏伯大炮比德军现役的所有大炮口径更大、瞄准更精、射程更远、更为新式”。西蒙调侃说：“战斗伊始就意外缴获清军这么多先进武器，等于给联军一万六千名军人配备全副武装还有富余，只可惜我们的士兵一人只有两只手”。

八国联军缴获的清军炮弹

据不完全统计，自1895年至庚子战前，中国从美国共购买枪支四百二十二万八千四百桿，战阵大砲七十一尊，野战大炮一百二十三尊，霰弹砲二百九十七尊。中国从德国购买毛瑟枪四十六万桿，寻常枪三百万桿。更不必说，十九世纪末中国已能自制枪支大砲。

在北京，四百人的外国使馆卫队的武器装备与清军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只“配备三支机关枪及四门小火炮”（因为武器匮乏，其中一门小火炮是从使舘附近的一家旧货店买来的古董，经修理后凑合着用）。义和团的武装虽不及正规军，但因为清廷望其“灭洋”，军需枪械已有政府供应：“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昏聩的直隶总督裕禄把义和团视为国之干城，让他们到军械所去自取武器 。清廷甚至发布谕旨，“命各督抚將军修理枪砲添造子药，分给团民”。

英国公使馆北邻翰林院。中国翰林院不仅是至尊至贵的衙门，也是珍藏卷帙浩繁的各类古籍善本的巨大图书馆，其收藏包括价值无可估量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底本。清军为了火攻公使馆，在焚毁附近的大片民居之后，竟然一个庭院一个庭院地将翰林院纵火烧毁，数千万卷古籍善本付之一炬。只是烧了翰林院，公使馆仍然可望不可即。

为火攻外国使舘，清军、义和团焚毁前门附近的大片民居

使舘区之战历时近两个月；“甘军死四统领，亡士卒过千。用砲弹三千五百包，枪弹八百万颗”（此统计未包括武卫中军的损失、消耗），最后以失败告终。

京城的战场除使馆区之外，就是西什库教堂（亦称北堂）。北京所有的天主教和新教教堂均被义和团焚毁，碩果仅存的西什库教堂成了外国传教士及3200名中国天主教徒（“男教友一千，妇女儿童二千二百”）的避难所。守卫北堂的是43名法国和意大利士兵（他们是从使舘卫队分出來的）；攻打北堂的是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民。6月17日起，清军也披挂上阵，军机大臣刚毅督师。教堂一旦被攻破，将是惨不忍睹的大杀戮。可是西什库教堂巍然屹立，义和团和清军就是攻不下来。中国军民废物到如此程度，夫复何言。

被摧毁的北京西什库教堂外围

总兵力一万六千人的八国联军8月4日离开天津向北京进发，势如破竹，击溃装备精良的十几万清军和大批拳匪，8月15日攻占北京。中国以十倍的兵力抵御入侵之敌，短短十天时间就丢掉了首都，而敌军的伤亡轻微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历经北倉、楊村、蔡村之战和北京攻城战，联军阵亡只有百余人）。人类战争史上，可曾有过这样的笑话？

(五) 庚子战争中的交战双方，就国家根本利益而言，一方（西方列强）其实是为另一方（中国）好。中国的失败乃是中国的大幸运；若八国联军失败，将是中国的大灾难。这难道不也是战争史上的今古奇观？

战争爆发前两年（1898），光绪皇帝主导的变法维新在西太后为首的守旧顽固派反对之下失败了。“西太后再一次使不幸的年轻皇帝处于长期监控之中，并且迫使改革派星散四方”（英国《泰晤士報》当年的评论）。西方各国支持中国的变法维新，希望中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从中世纪的野蛮国家进化为现代的文明国家。对在“百日维新”中发布了一百多道改革上谕、戊戌政变后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的光绪帝寄予同情；对再次垂帘听政的西太后“颇有违言”。因为担心光绪被谋害，外国公使把打听皇帝的境况当成例行公务。各国公使请求派医生给据说疾病缠身的光绪检查身体；（法国）医生检查后证明光绪无病，西太后闻之忿然不悦。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在英国、日本协助下逃往海外，受到庇护，继续高举反“后党”、倡变法的大旗。“政府悬十万金，购有为头不得，太后由是痛恶外人”。

戊戌政变后，西太后先后两次欲行废立之举：废光绪而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帝。废立活动两起两落，经营了一年多，终因国内疆臣的反对和外国使团表示不满而流产（列强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 -- 皇帝的废立，但是列国在外交上有不理睬溥儁的权利）。西太后废立之举成空，对列强“益恨之刺骨”。溥儁与皇帝的宝座失之交臂，其父“载漪愤甚，日夜谋报复”。在义和团灭洋、灭教的高潮之中，（庚子年）6月16日午夜，由载漪的亲信伪造的一封外国照会送达清廷；这个所谓“归政照会”表示列强将逼迫西太后归政光绪帝。对嗜权如命的西太后，此乃天塌地陷之祸，于是不惜一切后果，走上了“洋鬼子，全杀尽”的战争之路。该杀的洋鬼子当然不限于身在中国的。擒贼先擒王。慈禧老佛爷和她的宠监李莲英在深宫之中拚命念咒—— 念那能够千里杀人的魔咒，每天七十遍，希望把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德皇威廉二世、日本天皇……通通咒死。这恐怕也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克敌制胜之妙法。

庚子年6月被义和团杀害的两名传教士William Cooper，David Barrett

义和团“灭洋”的雄心壮志也是超越国界的，大有犁庭扫穴之志：“京中之洋人与二毛子指日可灭绝，然后先去天津、上海烧尽洋房，杀尽洋人，再分队驰赴各国扫平巢穴，直待九月间，便可斩草除根，天下太平矣”。

“中国人真的曾经决定铲除公使馆，这简直不可思议。而且从他们攻击的暴行和残忍程度以及他们的策略来看，除了彻底灭绝外国人，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其它意图”。以上论断是外国人的“事后诸葛亮”。中国人要將“洋鬼子”赶尽杀绝，由于它的“不可思议”，由于清廷的两面派手法，西方国家在战争之初并不了解。八国联军登陆，只为拯救他们的外交官、传教士和华人基督徒，只为帮助清政府平息拳匪的暴乱，这为当时西方国家的公开声明和一切外交文件所证明。西方国家难道不是为了中国好？

在天津，外国神父在集合准备逃难的教民

“当八国联军即将进入北京的时候，清廷内部一片混乱。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清楚联军真实目的只是来解救公使，挽救侨民、教民；虽然联军与清军在过去一段时间发生过冲突，但从总体上说，由于荣禄处理得当，中国方面与各国公使的联系时断时续，大致说来，各国公使对清廷以及荣禄，还有一点起码信任，所以各国公使和联军将领通过管道劝说清廷不要离开北京，联军一定会保证两宫在紫禁城的安全。清廷当然知道联军的好意，但是事关国家体制和尊严，假如联军进京之后少了一点约束，两宫威严受到任何伤害，都是不得了的大事。为郑重起见，两宫在作了一些善后安排任命一些留守大臣后，于8月15日凌晨”离京而去。清廷出走，出乎联军的意料；联军指挥部甚至让熟悉中国情况的日本去把清廷追回来。

八国联军一瞥

以上是从战争的起因分析。从战争的结果看，扫除中国政坛上的顽固反动派，诸如载漪、载澜、载勋、刚毅、英年、赵舒翘、启秀、徐桐、徐承煜、毓贤等人，是《辛丑条约》的重要内容（第二款“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清除朝廷中这些执迷于“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的老朽昏庸，为之后的宪政改革扫清了道路。为中国政坛清扫垃圾的同时，西方各国在条约谈判中要求清廷为被西太后杀害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立山等五大臣平反昭雪，开复原官。这些忠义敢言之士当初不顾个人安危，力挽狂澜，反对启衅外国、滥杀洋人、进攻使馆。中国政府的祛蠹除奸、扶正祛邪，是被八国联军逼出来的。战争甫结束（联军尚未撤走），还在“蒙尘西安”的清皇室即于1901年下诏变法，啟动了晚清改革（亦称“庚子后新政”）。这“是清朝末年的一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清廷派五大臣到英美等十三个国家考察，决定立宪，进行政治、经济、司法、文教、军事等领域的全面改革。这种在历史长河中的阔步前进，难道不是八国联军的胜利催生出來的？

中国当代历史学家马勇指出：“《辛丑条约》……是一个国际共识性的文件，这个国际共识性的文件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国必须改革……中国必须要宣布不得再有排外的教育，不能再排外，应该宣扬普世的观念……如果没有‘辛丑共识’的处罚，中国不可能在后来发生辛亥革命这么一种和平变局，更不可能在后来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正确的方面……《辛丑条约》达成的共识就是要改造中国，你的政治架构要改变，你要把总理衙门给废掉，和西方国家一样设立外务部，政治架构要改，所以后来1901年的时候就宣布了一个新政，新政里面最重要的提法就是一切向西方学习，所有的模式都向西方学习，和西方同步，所以这个应该是中国在20世纪进步的起点”。

反过来，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八国联军失败了，西太后、端王和义和团得以任意妄为，达到了“灭洋”的目的，实现了“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中国会是一种什么局面。清廷将断绝与西方各国的一切外交关系，断绝与西方各国的贸易往来，驱赶或杀尽所有的洋人，排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半个世纪“洋务运动”的成果将付之东流，使中国摆脱蒙昧的“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将被迫中断，中国将重回闭关自守、重回中世纪的野蛮。正是八国联军的胜利阻止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

今古奇观(2):英国公使馆加固的外墙

《西巡迴鑾始末》（卷四）记述了庚子战后英国上议院讨论中国问题的一些片断；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期盼，从中可见一斑。在上议院全体会议上，斯宾塞伯爵询问英国外务大臣兰斯唐关于庚子赔款的数额及其付款安排；他建议通过付款安排，支持中国的改革派：“各省督抚于此次之乱，亦有弹压百姓，不使闹教，而令属地安静如恒者，其间尤以东南各督抚办理为最善。闻该督抚中明达者颇有数人，有欲在本省举行新政之说。究竟实有此事否？果有之，各国能赞助之，以免被阻于顽固政府否？其能举办新政之督抚，不应强其亦出赔款，应即以此为助其行新政之用”。连（部分）战争赔款都不要了；上议员建议用此款支持各省督抚中的改革派，让他们用被赦免的战争赔款推行新政。这种对中国新政的期盼和支持，在西方国家中是有代表性的。

康有为在八国联军进京后，从新加坡写信给日、英等各国领袖，代表了维新派对战争的看法和对列强的期望：“阁下：在排外阴谋中，西太后和她的谋臣端王、庆王、荣禄、刚毅、董福祥、赵舒翘和马玉昆狼狈为奸，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我国。您现在充分意识到卑鄙的义和团和清朝反动军队犯罪而造成的全部破坏。我感到欣慰，在北京的外国人能坚持不屈，直到被救。所有懂得国际公法的中国人都真诚地哀悼德国公使的被杀。现在和平在望，联军已经打败了废黜我国合法君主的卖国贼部队。我请求您注意下述建议，我相信，如能实行，将保证：(1)公正地惩罚真正的罪犯，(2)对遭受非法攻击的各国人民和代表实行赔偿，(3)永久和解我国的国际关系……我恳求，您能友好地考虑我的建议。(1) 使光绪皇帝复位。(2) 逮捕所有的反动官员……您将受到亿万人民的感激”（原信用英文书写）。康有为痛斥了“后党”和义和团的排外阴谋及其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颂扬了八国联军平息暴乱的功绩，提出了惩兇、赔偿各国损失、使光绪皇帝复位等正义诉求。

无独有偶，联军破京三天之后，8月18日，当时在广州的孙中山与“兴中会”骨干八人联名致书香港總督卜力（Henry Blake），表达了革命党人的愿望；这就是《致香港总督历数满清政府罪状并拟订平治章程请转商各国赞成书》。孙中山等人在给英國政府的上书中总结了清廷在庚子战争中的十大罪状：“诲民变、挑边衅、仇教士、害洋商、戕使命、背公法、戮忠臣、用偾师、忘大德、修小怨”。他们请求英國政府联合各国，一举推翻满清政权，“除去禍根，聿照新治”；提出了遷都、成立中央政府、各省自治等“平治章程”六則。

康有为、孙中山对列强的呼吁、期望，表明了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前驱——支持、欢迎八国联军，视联军为惩恶扬善的正义之师。他们希望联军帮助结束中国的皇权专制，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或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主张），或推翻滿清、建立民国（孙中山主张）。

清政府发动庚子战争，在没有丧失理性的清廷官员、外省督抚看来，无异于自杀。为避免亡国之祸，一些疆臣除发起“东南互保”之外，还曾秘密计议，如果西方列強掀翻清皇室的宝座，则推举深孚众望的李鸿章为中国的大总统，以延续国脉。

李鸿章

这些疆臣实在是过虑了。庚子战争，中国“酝成重大禍乱，致成穷兇极恶之罪”，但是西方各国沒有颠覆中国政府、更无瓜分中国的打算。在战争之始，美国通过驻外使馆向德、法、英、意、俄、奥、比、日、荷、西、葡等十一国发出照会，再度申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1900年7月3日通告，美国的政策与目的说明……在这一中国事务的危机态势中，在现有情况的准许下，我们认为说明美国的态度是适当的。我们坚持1857年制定的对华和平政策。这项政策坚持和中国友好相处，并在治外法权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国家法律之下，促进合法商业贸易，以所有手段保护我们公民的生命财产。……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寻求一种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的目的是能够给中国带来永久的安全与和平；维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保护一切友好国家在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下的一切权利；维护世界各国与中华帝国各地（之间）的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美国的照会并没有要求各国作出回应，“但是历史记载的结果出人意料！竟然是：所有国家反应积极，态度明确，表示合作。这就是说，所有在华列强一致同意美国强调的保证中国领土完整、行政管理完整的原则” 。

庚子战争中国惨败之后，西方列强不仅兑现了它们在战争之初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承诺，而且在善后中对中国宽大为怀。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并非按国际惯例在战争结束后交战双方的“和约”（peace treaty）。该条约的正式名称是“中国为一九〇〇年的骚乱事件与十一国最后的议定书”（Austria-Hungary, Belgium,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Italy, Japan, Netherland, Russia, Spai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 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中国发动的国际战争仅被当作一场骚乱（Disturbance）；骚乱的主要责任者自然是拳匪。西方各国未让中国政府承担发动战争的罪责，也未按战败国对待中国。清廷被列强如此轻轻放过，怪不得《辛丑条约》的内容“电奏西安时，慈禧得报实在是凤颜大悦”。

西太后

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费时最久、争论最烈的是条约第二款 -- 惩办祸首。“各国在善后谈判中不是一味要求赔偿，更不是要求割地，而是要求追究煽动义和团排外的责任，追究德国公使、日本使舘书记官、传教士、教民等死亡原因和责任。这确实出乎中国方面的预料”。滅洋、滅教的罪魁祸首是西太后，这是明摆着的；正象一位西方学者指出的：这位妇人“公然挑衅、破坏了国际公法的每一个原则”（其时国际公法传入中国已经六十年）。荷兰公使曾向中方全权代表李鸿章透露，（作为谈判条件）各国公使拟让慈禧归政光绪。仅仅让头号战犯慈禧放弃独裁权力，而不加以任何惩处，这已经是宽大无边了，但遭到李鸿章的断然拒绝。西方列强最后尊重了中国对最高统治者不能碰的底线。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西方各国坚持要求西太后承担罪责，交出权力，归政光绪帝（这一直是各国的愿望），中国将是什么局面。这点并非做不到，只要列强对清廷的压力足够大。自然，西太后会负隅顽抗；但是她如果想让满清政权为她殉葬，她办不到，满清亲贵、朝廷重臣、外省督抚最后会抛弃她的。如果光绪帝能够亲政，主导宪政改革，中国的历史将改写。明治维新在日本创造的奇迹同样可能发生在中国；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承受的巨大苦难将可以避免。八国联军、西方列强的宽宏害了中国呵！

端王载漪是仅次于西太后的二号战犯。战后清廷在上谕中严谴载漪：“拳匪之乱，肇衅列邦……推究变端，载漪实为祸首”。西方各国对罪大恶极的载漪，开始坚持要求清廷将他处死，但他是皇室懿亲，清廷不答应。退而求其次，各国要求判他“斩监候”（即“死缓”），清廷连死缓都拒绝，最后载漪仅被流放。

北京民众帮助在菜市口斩首中国的战犯

野蛮进攻各国使馆的甘军统领董福祥亦为庚子战争的“首祸诸臣”之一。此人死

有余辜，但他是统兵大员，清廷担心他策动兵变，不敢加刑于他，只给予革职处分。西方各国对清廷的苦衷亦能谅解。

不少国人对《辛丑条约》规定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赔款不能释怀。二十世纪初，战争赔款首先是对战胜国军费的补偿。战争的开支浩繁，尤其是海外作战。庚子战争，清廷向十一国宣战，与八国联军作战，各国的军费加起来自然是一个大数目。而且庚子赔款并不限于军费赔偿。各国的驻华使舘被毁，千百座教堂被夷为平地，外国银行被焚烧，外国企业被踏平，洋人的资产被洗劫。中华大地上这场“灭洋”的浩劫，外国政府、教会和侨民的财产損失以亿万计。

弹痕累累的法国使馆废墟

中国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是要每个中国人负担一两，以此惩罚、侮辱所有的中国人。这是无稽之谈。赔款的银两数和中国人口接近，仅是巧合。“各国公款、私亏按和约大纲第六条向中国取偿清单……约共银四万万二千六百七十二万两。又以上各数，系截至西三月底止，自此以后，每月加费约一千三百馀万两（“每月加费”并非利息，而是八国联军的軍費 -- 引者注）。倘删除零数，则截至西七月一号为止，当约合四万万五千万两左右之数”。

“为了解决中国的对外赔款问题，列强驻华公使组织了英、德、比、荷四国组成的‘赔款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有关赔款的标准、范围，确定中国对各国政府、社团及个人的赔偿原则。随后又成立了美、德、 法、日四国组成的‘中国财政资源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国的实际财政情况与赔偿能力”。美国为减少赔款额、减轻中国的还款负担，作了不懈的外交努力（后文有进一步说明）。各国通过协商，经过对损失的细致调查和对中国还款能力的评估，达成了共识：“既要中国就战争实际花费和损失进行赔偿，又不能超出中国实际支付能力，更不能过度透支这一国家的财政力量……要保证中国经济还能正常运转，中国能够支付的赔偿总额不得超过4.5亿两。至于各国如何分配，当然只能参照各国实际损失和实际军费支出”。

庚子赔款是在“不能超出中国实际支付能力”、“保证中国经济还能正常运转”的前提下计算出來的；因此西方各国不能损失多少，索赔多少，而只能按比例获得赔偿。大多数国家的原始索赔金额，远高于它们得到的实际赔款。比如德国政府原索赔一亿八千万；俄国光为被破坏的滿洲铁路就索赔一亿；法国光为云南边界的损失就索赔一亿四千万。单就庚子赔款而言，西方各国得不偿失。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von Waldersee）在给德国皇帝的报告中抱怨说：“全部的战争赔偿，恐怕我们永远也得不到”。因此之故，各国寄希望于“合理的赔偿部分可以通过已经增加的保证外国的权利和豁免权的安全來实现；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中国向全世界开放平等通商來实现”。

今古奇观(3): 英国公使馆外的路障和火炮

庚子之乱这场“千古未有之奇祸”对西方各国和基督教会造成的损害，清政府并非心中无数。清政府的权力中枢“军机处”致电在北京的议和代表称：“赔款各款，势不能轻”。李鸿章“对于列強提出之赔款总额，本來预料当系二十万万马克”（相当于6.55亿两白银）。湖广总督张之洞（亦为清廷政务处参预大臣）致电军机处，就列强的动机分析说：“各国皆非图利而来”；他认为“赔款肯减为四万万两，分十年还，略加利息二厘”即为妥当。清廷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提醒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在与列强讨论赔款问题时，切不可言中国当量力而行；“若只云量力，彼谓用西人西法，力必有余，恐其侵我财政”。

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赔款是重还是轻？不比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加利亚与德国结盟。战败之后，保加利亚与协约国于1919年签订了《纳依条约》。保加利亚除被迫割让土地给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希腊之外，并须赔款四亿四千五百万美元。保加利亚乃东欧一蕞尔小国，而它的战争赔款额高于庚子赔款（《辛丑条约》第六款列明“海关银一两，即德国三马克零五五……即美国元零七四二……即英国三先令”；庚子赔款折合美元为三亿三千多万，折合英镑六千七百五十万）。根据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战败国德国除丧失大量的土地、人口和工业、矿产资源外，須赔款113亿英镑，且要以黄金支付。此赔款是庚子赔款的一百六十七倍；若以国民人均负担计算，则为一千二百五十五倍（1919年德国人口约为六千万）。

英国公使馆南部被摧毁的建筑

庚子赔款不仅赔洋人，而且赔华人。赔款的对象列明在《辛丑条约》第六款，是“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庚子赔款用來赔偿中国人民之损失，当代中国人可能闻所未闻，但是它不但清清楚楚列明在《辛丑条约》之内，而且实实在在付诸于西方国家的行动之中；庚子赔款确有一部分支付给中国遇害教民的遗属，作为抚恤金。庚子之乱是近代史上罕见的浩劫，仅直隶（河北）一省，据总督李鸿章奏称：“合计通省杀害教民多至数万丁口，所毁房屋多至数十万间”。如果要求彻底赔偿，庚子赔款的三亿三千多万美元，就是光赔中国的基督徒都不够！

国人被长期灌输帝国主义侵略穷兇极恶、西方列强榨取敲骨吸髓，但是谎言在事实面前是苍白无力的。在《辛丑条约》关于战争赔款的谈判中，西方国家不仅沒有借机敲诈之意，倒是不无关怀同情之心。

美国在华专员罗克西尔（W. Rockhill）其时写信给美国国务卿约翰·海，汇报谈判的情况：“我们的目标是，在谈判中运用我们政府的影响，影响跟我们一起谈判的国家（在华列强），本着对中国平等的友谊，追求公正与合理……关于谈判的第三点，即各国就他们在中国的损失和花费、输送远征军到中国解救围困、保护在京外国住民和恢复秩序以及赔偿社团、公司和个人在暴乱中的损失，美国政府主张这些赔偿总数不应超出一个合理的范围，应当在中国支付能力之内”（这是美国政府内部的机密文件，不是对外发表的宣言，不存在溢美之辞）。当六千七百五十万英镑（即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赔款额基本确定之后，列强之中只有美国坚决反对；美国主张將此数额至少减少三分之一。美国对中国利益的竭力维护，引起联军统帅瓦德西的不满，他发牢骚说：“看来美国不想使任何人从中国得到任何东西”。

今古奇观(4)：英国公使馆内的防线

英国人的態度呢？庚子战后，在英国上议院全体会议上，斯宾塞伯爵质询英国外务大臣兰斯唐关于庚子赔款的数额：“赔款一事目下进步如何？盖因此事非泛泛可比，而与中国关涉尤巨。如各国索赔过巨，中国无力以偿，则中国政府受害实非浅鲜……故筹款一节，更须谨慎从事，切不可令中国一蹶不振也。各国现欲中国筹款赔偿，亦尝计及其政府暨各省常年经费足用否？”

如果有人对英国上议员（对庚子赔款可能导致中国政府经费不足）的忧虑感到惊异不止，对下面的史实或许会感到更加不可思议：为了减轻中国的还款负担，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西方国家谈判代表竟然让中国海关提高进口税；这等于把部分还款负担转嫁到它们自己身上。中国谈判代表徐寿明当即表示：“洋货肯允加税，深感各位美意”。西方国家的美意最后落实到了《辛丑条约》第六款；提高洋货的进口税通过三个方面实施。一是整体提高进口稅率；二是以前免税的货物，今后要课税（除“米及各杂色粮面”等少数货品外）；三是“现在照估价抽收进口各税，凡能改者皆当急速改为按件抽税”。

西方国家对中国态度的温和，让联军统帅瓦德西一度相当不悦（由于德国公使克林德遇害，德国主张严厉对待中国）：“其间最令人悲叹者，即各国与华人周旋，何等温柔软弱。各国对于所有残忍屠杀教徒牧师，直至最近犹复发现于山陕境内之事，所有摧毁各处教堂及牧师宅所之事，所有侮辱墳墓之事，所有自古未闻围攻使舘两月之事，均已似乎忘去”。

《辛丑条约》签字仪式

中国人的仇外宣传，只谈庚子赔款，不提西方国家以后纷纷退还赔款的史实。首倡义举的是美国。美国获赔款2444万；它将尚未支付的1078万从1909年1月起退还中国，帮助中国办教育。以后，英、法、意、比、荷各国也竞相效仿，將退款用来资助中国的科学研究、保健服务及其它迫切需要的领域。实际上所有被赔款的国家以后都退还了部分款项；其中英国退回赔款额的40%，比利时50%，俄国20%，荷兰20%，意大利15%。中国最后只偿付了庚子赔款的58%。

国人还有一个不经之谈，说《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中国从此“正式淪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丑条约》使中国丧失主权了吗？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认为沒有；光绪帝的《罪己诏》明言：“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诚然，《辛丑条约》规定：大清国两年之内不能进口军火，拆除大沽炮台，允许诸国“常留兵队分保使馆”，“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处”。这些条款确实有损国家的主权，但这是中国自找的。历经庚子之乱疯狂的灭洋、灭教，目睹清政府和义和团对外国人斩尽杀绝的政策和实践，西方各国在痛定思痛之后，不能不对此類暴行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使馆留兵驻守、保证京师至海洋的通道不被切断，种种举措目的只有一个：保证各国使舘的安全；万一“灭洋”的暴乱再起，各国可以及时援救。

今古奇观(5): 英国公使舘内的防御工事

当然，这种安全措施也可视为对中国的惩罚。这种惩罚过分吗？不妨比较一下庚子战后中国的境遇和二次大战后德国、日本的境遇。二战结束，希特勒和东条英机政权彻底覆灭，但是盟军对德国和日本长期军事占领，至今依然。两国的军备受到严格管制，甚至不能拥有国防军（只能有“自卫队”）。试问，这些国家的主权何在？如果说中国在庚子战后淪为“半殖民地”，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又淪为什么（四分之三殖民地）？德、日两国在二战中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的战争罪行，危害程度远比德、日为轻；但性质之恶劣，实有过之。正如前文所言，以使馆、教堂为武力攻击目标，以外交官、传教士为疯狂屠戮对象，政府悬重赏杀尽一切外国人，包括妇孺，这是德国、日本法西斯在二战中都没干过的。

劫后余生：得到英国传教士救助的中国教民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宽宏大量突出地表现在基督教会的態度上。在庚子之乱中饱受残害杀戮的西方传教士对罪恶深重的拳匪及其裹胁的民众，表现了基督教崇高的宽恕精神。这里仅以“晋省教案”的善后为例。山西省在庚子之乱中是灭洋、灭教的重災区，外国传教士和本国教民被杀害的人数在全国数一数二。“晋省教案”的善后由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为教会方面的代表。他擬定了一个“耶稣教受害华人章程”，共七条，兹摘录如下：

“一、各府州县杀害教民之人甚多，本当按律正法，但太知此辈受官指使，又受拳匪迷惑，不忍一一牵累。惟各府起乱首匪当惩办一人以示警。若晋抚果能剀切晓谕，使伊等痛改前非，敝教亦将首匪从宽免究……三、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的款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士庶子弟学习，不再受迷惑。请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李提摩太用此款创立了“山西大学堂”，即山西大学的前身 -- 引者注）……六、要永息教案，中国官待教民，当如待教外人，一视同仁。如果犯法，自应按律严办；若有功劳，亦应保举：作官与教外人同。凡照此办法，无论中外古今，从未见有不相安者”。

根据章程第一条，对杀人如麻的拳匪，教会提议仅仅惩办各府的匪首一人。如所周知，‘府’管辖州、县，是很大的行政区域；一省之中，数府而已。在（山西）一府之内，庚子之乱中被杀害的教民往往成千上万，而战后仅仅惩办匪首一人。该匪首若表示痛改前非，亦能“从宽免究”（免于追究任何刑事责任）。这是基督教宽恕罪人的光輝典范！该章程呈交李鸿章核准时，李“深为嘉纳”。此章程只涉及受害华人；至于“杀外国人之罪，有各国钦使与中国全权大臣商办”，地方上不过问。各国钦使与中国全权大臣商办的结果，就是《辛丑条约》第二款：“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其中并不涉及对拳匪的任何惩处。

今古奇观(6): 深沟高垒的英国公使舘

庚子战后，光绪帝在《罪己诏》中坦言：“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 。这说的是实话，道的是真情。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全国臣民面前，对列强的見谅表达了衷心的感激。君不见，这种对愚暴无知的惭愤、对列邦见谅的感激，在国人中不仅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不是已经转化为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满腹怨毒、对八国联军的肆意诬蔑吗？

(六) 在庚子之乱和其后的战争中，中国民众被义和团和官军涂毒、祸害；“灭洋”的大屠杀、大破坏使国家经历了空前的浩劫。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击溃清军、剿灭拳匪之后，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解民于倒悬的”竟是外国军队，这不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吗？

八国联军在中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这是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的众多谎言中相当突出的一个。此乃中国人的自欺欺人。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确有其人，但不是外国联军，而是中国人自己。在庚子之乱和随后的战争中，“兵匪焚掠京师”，“都门内外，教民骨积如山，血流成渠”。“兵匪”者，清兵拳匪是也，凿凿见证，史不绝书。在本文的开始，对庚子之乱中义和团（及清兵）大规模的烧杀淫掠已经作了简要的陈述；下面补充一点细节。

庚子（1900）年5月12日，义和团在河北省涞水县高洛村大开杀戒，匪首张德成亲自指挥。该村有三十四户人家信奉天主教。拳匪趁信徒下午在教堂里望弥撒时闯进去，大杀大砍，将（一名）外国传教士和华人信徒全部杀死。然后去教民家，不分男女老幼，斩尽杀绝。接着搜索财物，放火烧屋，三十四户人家一百四十余人无一幸免。5月中旬，在省会保定府，七十多名基督徒被残杀，许多村庄被义和团抢掠、焚烧，村民纷纷弃家逃难。5月底，在卢保铁路（卢沟桥至保定）服务的外国工程师和眷属36人为逃避拳匪杀戮，雇船由保定逃难去天津，途经雄县小龙王庙，被大队拳匪截杀，六人遇难，七人受伤。青县义和团首领王之臣率万余团民进入沧州，“凡地方富室，概指为洋教，焚劫杀掠，凶横异常”。7月中旬，同样发生在河北的 “景州朱家河教堂惨案”，义和团和官军屠杀中国天主教徒两千五百多人、外国神甫两人。枪杀、刀砍、火烧，手段凶残，妇孺皆被难。

朱家河教堂惨案

清政府封疆大吏中的头号刽子手是山西巡抚毓贤。西太后曾这样批复他的奏章：“予命凡洋人无论男妇老幼，皆杀之无赦”。“6月，山西义和团焚烧教堂，山西巡抚毓贤登高望到火光称‘天意也’并禁止清军救火。有英国教士逃出，对群众说：‘昔晋省大旱，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被清军杀害。一英国妇女抱着儿子跪下，说她施医每年救活数百人，请求饶过她和儿子。被士兵击倒，和儿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烧死。7月，毓贤派士兵守太原城门，禁止教士出入，又将教士老幼囚禁在铁路公所。7月9日，毓贤将这几十名教士及其家属妇孺押至抚署，杀害英国教士及家属男女老幼三十余人及仆役二十余名，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赶法国天主堂修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毓贤下令斩为首二人，令修女饮两人的血，有十六人将血饮下。毓贤下令将这十六人䌸悬高处，迫其他人背教，皆不从。清军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几十名，但都不屈，最后全被杀害”。

庚子年7月9日发生的惨案在国际上以“太原大屠杀”（Taiyuan Massacre）著称于世；中国人称其为“太原教案”。“这个事件有两个鮮明的特点。一是在同一天的同一地点，那么多人惨遭杀害。二是一个省的廵抚亲自操刀，参与大屠杀”。浸信会的一个信徒目睹了在巡抚衙门的这场屠杀，他提供了更多的细节。“首先被带上来的是英国浸信会的传教士Mr Farthing，他的妻子紧紧抓住他。Mr Farthing轻轻地把妻子推开，走到行刑者跟前，跪了下来，一言未发。刽子手一刀砍下了他的头颅。紧接着被杀害的是Mr Hoddle,，Mr Beynon，Lovitt博士和Vilson博士，他们的头颅都是被刽子手一刀斩断的。巡抚毓贤这时候显得不耐烦了，嫌杀人的速度太慢。他让他的卫队协助去砍杀其余的人；他的卫士个个佩带长柄的重劍。接下来被杀害的三个传教士是Mr Stokes，Mr Simpson和Mr Whitehouse。Mr Whitehouse被一刀斩首，但是前两个受难者被刴了好几刀，人头才滾滾落地。杀完新教男性传教士之后，妇女被带了上来。Farthing夫人手拉着她的三个孩子，孩子们紧紧依偎着母亲。刽子手挥刀砍下母亲的头颅，孩子们也被一一砍头。刽子手以杀人为业，砍头只需一刀；而那些卫兵杀人手法相形见拙，有些妇女人头落地之前，要被接连不断地刀劈劍砍。Lovitt夫人被带上刑场时，戴着眼镜，手中牽着她年幼的儿子；直到受刑时她牽着孩子的手都未放开。她对周围的人讲：‘我们到中国，带来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对你们沒有任何伤害，只给你们带来好处。为什么你们如此对待我们？’一个士兵夺去了她的眼镜，连砍两刀，Lovitt夫人人头落地。当所有新教传教士被杀害之后，罗馬天主教的教士被带上来。留着长长白胡鬚的主教问巡抚毓贤，为什么他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毓贤二话不说，拔出佩剑，狠狠朝主教的臉上砍去。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主教的白胡子，接着他被梟首。主教之后，神甫和修女们一个个被砍头。接着，Mr Piggott 和他的传教团队从附近的牢獄中被押到刑场；Mr Piggott和Mr Robinson 仍然戴着手铐。Mr Piggott在刑场上向周围的人群布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头被刽子手挥刀砍下。Mr Robinson也从容就义。Piggott夫人一直牽着她儿子的手，至死没有放开。母亲被斩首之后，儿子遭到同样的酷刑。这个团队的其他妇女和两个女孩子，都被同样地杀害了”。

太原大屠杀中遇难的传教士Lovitt博士和他的家人：妻子、孩子、岳父

仅在7月9日一天之内，毓贤就在他的巡抚衙门杀害了33名外国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12名天主教传教士（以及华人基督徒）。传教士遇害之后，他们的衣服、戒指、怀表被掠走，他们的头颅被悬掛在城门示众。曝尸一天之后，中国教民將被“剖心弃尸”的外国传教士秘密埋葬；五天后200名教民为此被处死，随后大屠杀在山西全省展开。到8月底，总计有159名（外国）新教传教士（包括46名儿童）和12名天主教传教士在山西被屠杀；在该省北部共有15000到20000名中国教民被杀害。

9月中旬，当西太后“西狩”经太原时，她向毓贤详细询问了当地“灭洋”的情形。毓贤得意地禀告：“奴才布下了天罗地网，把洋鬼子杀了个鸡犬不留”。西太后极口夸奖：“你干得漂亮，就是要从山西彻底铲除洋鬼子！”（虽然其时清廷已经开始向外国求和，镇压义和团）。

毓贤在巡抚衙门杀害的，主要是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孩子；而义和团杀戮的，以自己的同胞为主。义和团任意诬指他人是“二毛子”，想要谁的命就要谁的命。大清臣民，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在拳匪面前都不免战战兢兢。义和团“鉴别” 二毛子的方法是所谓焚表：“匪中规例，凡不肯自承二毛子者，即为焚香，取黄纸烧之，如纸灰不升，即目为真二毛子，必杀无赦”。凡被焚表“鉴别”之人，十之八九难逃一死。

不同于一般百姓，义和团是敢于犯上的。御林军“虎神营”的翼长阿克丹（二品大员）因为曾经入教，被义和团斩首示众。安徽提督姚氏（从一品官）身着官服在京城大街上，仅仅因为让拳匪“弗得妄言（杀洋人）”，即死于拳匪刀下。“姚身携三百金及金镯、马匹等物，咸入匪手。姚亲友等有来抚尸恸哭者，均为匪所杀”。工部尚书陈学棻到衙门视事，一伙拳匪罗唣而至。陈尚书责备他们“无状”，“匪怒以刀砍之”，既而开枪扫射，陈尚书和其他三名官员倒在血泊之中，当场毙命 。武毅军统帅聂士成几乎是庚子战争中唯一认真抵抗过联军的清军将领。因为他弹压过拳匪的杀人越货、肆意破坏，拳匪对他恨之入骨。就在聂将军身先士卒、与联军奋战方酣之时，拳匪闯入他家，将他的老母、妻子、女儿绑架而去。亲兵报到阵前，聂将军大怒，分了半营人去救家人。拳匪丧心病狂，与外国联军合击聂军，聂将军中炮阵亡。拳匪打算拿聂将军“戮尸”，因联军追来，仓皇逃命，才未得逞。德国军人用红毯子覆盖聂将军的遗体，并将遗体交还清军。付都统庆恒是端王载漪的亲信，因为私怨遭拳匪的毒手，一家老小十三口被拳匪折磨至死，“斩脛断脰，合室陈尸”。“宁河人王燮……为京城左营游击，拳匪执而剮之，焚其余骸”。津京两地，拳匪在街上行走时，遇到文官坐轿，喝令下轿，武官骑马，喝令下马；而且必须脱帽，在路边肃立。如果不从，白刃相向。

被义和团炸翻的火车

义和团杀“二毛子”竟然杀进了皇宫禁苑。在端王载漪带领下，拳匪闯入深宫。大师兄在西太后面前趾高气扬地宣称：宫里也有二毛子，得查验，连太监、宫女都要验。西太后问他如何查验，答曰：如果是二毛子，只要在额头拍一下，就有十字纹出现（意指基督教的十字架）。西太后迫于情势，让他们验了一些太监、宫女。6月25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拳匪六十多人闯入光绪临时居住的宁寿宫，口称寻找“二毛子”，当面“呼帝为鬼子徒弟”，欲加害光绪帝，被西太后阻止。

诛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光绪帝；二虎：庆王奕劻和李鸿章；三百羊：三百清廷官员）是义和团肃清政府中二毛子的“宏图”。他们认为清政府官员只有十八人可以免杀，其余皆不可留。义和团的这个“非常之事”，原定在毁灭北京的外国公使馆、杀尽洋人之后即付诸实行。是八国联军粉碎了他们的图谋。

清军开始对公使馆火攻（从使馆内拍摄）

“兵匪焚掠京师”是义和团、清兵祸国殃民的高潮。庚子年6月7日起，义和团大举进京，致使“红巾满都市”。义和团“随处设立拳厂，坛场触目皆是”；坛场甚至进了王府、皇宫。“此时端王庄王都有大师兄随侍，随时表演特异功能。据说李莲英曾引拳师去颐和园表演，并于六月九日护驾还宫。太后对拳艺大为折服，并亲自习画‘灵符’”。6月9日董福祥的甘军入城；这支“回子兵”军纪败坏，恶名远扬；“由是兵匪遂合而为一，益肆无忌惮，任意焚掠”。当时义和团营中流行的顺口溜“吃面不搁酱，炮打交民巷；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就是他们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自供状。“逢吃教者，无论男妇老少，随意杀在当街矣，无人过问。教民之屋，无论市房住宅，任意焚烧毁折，无人敢救”。“崇文门内，尸如山积，灯市口、勾栏胡同、大栅栏、珠宝市等处，被害尤甚”。“市区内属于七个外国传教士机构的三十四所住宅、十八座教堂、十二所男童学校、十一所女童学校、四所职业训练学校、十一个药房和七间医院，均被义和团摧毁。英国外交官在西山造价高昂的新别墅以及（在西山）属于教会的三十三个产业被焚毁殆尽；里面的财物被附近的村民抢掠一空”。6月21日清廷的《宣战诏书》发布后，“各处喧传开战谕旨，匪势愈张，如河决山崩，莫可抵御矣”。

被义和团焚毁的北京街区

在义和团的恐怖杀戮之中，公使舘的外国人自发组织抢救队，冒死去市区拯救中国教民和他们的家人。6月16日晨，他们去天主教西礼拜堂救援。“教堂火仍未熄。其附近小胡同中，多为教民家属所居，拳匪到处搜杀，被杀者已不少，有数胡同尸骸遍布，当此六月暑天，臭味难闻，使人不能久留。男女老幼之尸，堆置一处，有裂成数块者，有身首异处者，有已死者，亦有半死者，尚微微伸动，其象尤为可惨。予等渐集难民于一处，其数愈集愈多，有妇女经此恐嚇，成为瘫痪者；有须臾之间，全家只余一人者；狂呼不已，似成疯颠。予等头上均滿汙血迹，有数人已不能耐，无一人料及，來到此地，乃见野蛮残忍之情形，至于此极也”。

义和团滥杀无辜到何等程度，御河桥上的屠杀可見一斑。团匪“拥三百余人于御河桥，皆手刄之”。一个团匪在认出一个熟人后高喊：那个人我认识，他不是二毛子，别杀他。持刀杀人的团匪回答说：他死后在阴间入教吧，这样就不寃了；手起刀落，將那人杀害。义和团连教会慈善机构收容的伤残者和婴幼儿都不放过。例如团匪將栅栏墳塋、嬰孩院、养病院一併焚毁，“所留看堂之大嬰孩二十余人、工人十余人皆死于匪手”。此外，义和团大规模烧杀抢掠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声言非要吃回民的人肉馅不可。义和团还仇恨上海人，因为上海华洋杂处，十里洋场。“义和团见南人必问曰：尔上海人乎？若应之曰然，则枪刃交下矣”。

京城的妇女遭受到拳匪、清兵骇人听闻的淫辱、杀戮。“常见奉教妇女途行时，遇义和团即跪下，率被拉去斩之”。“庚子夏天发生于北京的奸和掳，则禁军、甘军也是首恶啊！妇女被奸被杀的无法统计”。英《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Morrison）的日记记载：“暴民们用恐怖手段和大屠杀来迫使基督徒放弃信仰……还把他们家中较漂亮的女孩卖了当妓女”。出生在中国的英人普特南·威尔在《庚子使舘被围记》中谈到，在他参加的一次使馆人员去市区救人的路途上，“忽有一法人失足而跌……跳起惊呼，盖其足下卧一中国之妇女，缚以绳索，身已半焦……微微呻吟。彼拳匪真残忍已极，捆此妇人以火烧之，抛至路旁为照路之用”。原來这个妇人被 “点天灯”了，拳匪用（活人的）人油作照明用。

奸杀以发泄兽性，抢掠以财入私囊。居屋中“凡存有洋货等物，搜抢一空，饱载而归，谓之净宅”。“凡有富厚之家，指为教民，则所掠无算”，连京城的侯门王府亦被殃及。大学士徐桐视灭洋“为数千年来第一快事”、“要以洋鬼子之皮衬其轿”，但团匪抢劫起来是六亲不认的。团匪闯进他的府第，掳劫其家眷。徐桐“见势不佳，不得已长跪团匪头目之前，始免一死，惟房屋、什物付诸一炬矣”。军机大臣王文韶的府弟被焚毁。尚书孫家鼐家居东单头条，被洗劫一空；“其公子所存仅一短衫，下体尽祼，而匪犹未滿，以枪拟尚书，令交出黃白物（即金银 -- 引者注）”。尚书徐用仪和立山“其邸第即为拳匪抢劫一空”。

“京畿村市，无论民教，概被团党抢劫焚毁。村民扶老携幼，争先逃难，哭声遍野”。“团匪现在无论好歹，并不问在教及不在教者，悉遭杀害，已有数十处村庄居民，均已逃往他处避难，故各村业已人迹一空”。民众在逃难途中仍难逃厄运。团匪对“所有行囊包裹，无论巨细，逐件搜查。稍有金珠银钱洋货之物，尽数扣留，轻则空身释放，重则解送庄王府究惩。贫苦小民或可捐资卖放，富厚之家无一幸免，性命依然未逃，钱财大半荡尽”。

教民在逃难途中

义和团的另一项“专长”是放火。放火不仅是他们发泄仇恨、肆意破坏或者趁火打劫的手段，而且是他们“作法” 以扬威的骗局。“其诈人之术，以发火为最长”；以至于“見火起之处，即知彼拳匪所到之处”。纵火之前，拳匪“以刀槊向人屋上指画，又向土中作符篆状，众齐声呼曰：‘照！’火立发”。其实拳匪“预伏人于屋中，施火油以应之”。6月16日义和团在前門外大柵栏焚燒“老德記”洋貨鋪和“屈臣氏”洋药店。烈火乘風勢蔓延，拳匪以火听其指挥而不许扑救，结果沖天火焰延烧三日不灭，把最繁华的前門大街一帶焚成废墟。千余家鉅商大鋪、7千余間民宅化为灰烬；正阳门城楼亦被燒塌（国人后来把正阳门城樓被毁栽到了八国联军身上）。京師二十四家铸銀厂全部被焚毀，所有钱庄银行被迫停业。通货既无，市场交易全部停止。“自此以后，无日不火光燭天，非焚教堂，即焚教民之居室”。“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烧殆尽”。

义和团无法无天，嚣张到了纵火焚烧清政府各部的衙门。政府的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史料上明确记载被义和团焚烧的就有吏部、礼部和户部衙署。“自各部衙门被焚后，诸京官纷纷出京”逃避匪乱。至于焚毁中国海关办事处、邮政局、外国银行，更是不在话下。截止到8月15日联军破城，史料明确记载的京城大火就有71起；几乎所有损失惨重的焚烧事件都是在义和团涌入并占领北京的六月份发生的。

被义和团焚毁的北京正阳门城楼

清军也不甘后人。“二十六日（公历6月22日-- 引者注）九点钟时，各街巷闻枪声忽作，叫嚣哭喊之声，无异雷震。是为官兵劫掠之始。是日，各京官住宅及殷实富户无不被掠一空。其先至者，蜂拥入室，以刀破箱，出衣物于庭中，拣佳者取以去。甫去而他兵又至，则取其次者。约七八起而衣物告罄矣。其银票等物，亦必搜攫净尽。其或闭门不纳者，兵即逾垣而入，放枪无数以恐吓之，然后饱掠以去。设与争论，即被击毙。如所掠尚不满意，即火其居。一时满街塞巷，无非抢物之兵丁。而儿啼女哭之声，尤使人闻而心碎。街市间尸骸横卧，亦难数计。顾各处虽多被抢，尚不及住居附近东交民巷一带之甚。盖与使馆为邻，故受祸尤惨也……是日命妇之为兵戕害者亦有数人，小民更难数计”。7月15日，“由棋盘街东廓起，东郊民巷、东城根、御河桥，皇城根、东单牌楼，王府井一带，官民住宅铺户货产，俱被武卫各军枪击火焚”。8月15日联军破京，清军和拳匪溃逃前大肆抢劫，饱掠而去：“各路武卫军队，也四散奔逃。还有这班义和团，统已改易前装，大肆抢掠。可怜溃兵败匪，挤做一糟，百姓不堪骚扰，反眼巴巴的专望洋兵”。

庚子之乱是北京空前绝后的浩劫。拳匪、清兵两个月的恣意暴行、烧杀抢掠，使京城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天熱尸腐，臭氣燻天，全城鬼哭神嚎。京都“数百年精华尽矣”。当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外国记者看到的是：“所有的地方都已经被义和团拳民和中国人毁坏殆尽。这个事实可以向人证明，北京已是一座废墟之城。各处的外国人或基督徒，或者任何同情外国人，同情中国基督徒或有财产的中国人都被屠杀了”。

北京监理会教区被毁之后的断垣残壁

义和团祸国殃民，恶贯满盈。在八国联军的清剿之下，拳匪作鳥兽散。匪首张德成在天津陷落前夕，“亟席卷所有逃去”；后于河北省王家口因勒索巨款被百姓围攻，白刃齐下，剁成一堆肉。匪首曹福田逃亡中潜归故里（河北静海县），被村民绑缚送官，凌迟处死。

庚子之乱是世界近、现代史上規模最大、手段最兇残的宗教迫害和排外杀戮。据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费正清考证，仅山西省就杀了250多个洋人，欧美传教士全部罹难。中国基督徒的牺牲尤为惨烈。仅直隶（河北）一省，历史学者估计约有两万教民被杀。义和团疯狂屠戮的并不限于外国传教士和本国教民；死于屠刀之下的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民众、官绅。“拳匪之杀教民也，谓之二毛子，其实十九皆平民”；仅在北京一地，义和团就屠杀了十几万人。

被法军从保定府解救出来的欧洲人及中国基督徒

对这场史所罕见的浩劫、杀戮，国人不仅无忏悔之心，反而振振有词：中国人痛恨洋人传教，因为那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打头阵”；中国人痛恨“二毛子”，因为他们仰仗洋人的势力，横行乡里，欺侮同胞。凡是对基督教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者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那是欺人之谈。传教士的使命是传播“信耶稣，得永生”的福音。那些皈依基督教的华人，“考察史实，绝大多数教民皆为安分守己的良民”，“据《清末教案》所载1842至1861年各省封疆大吏8次所奏之案，各地皆未发现教民有不法行为”。入教以谋私利在所难免，尤其是在刚刚皈依时。其绝大多数是穷人，教会的慷慨施舍（衣、食、医药、教育）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初时被‘利’吸引，逐渐为‘义’感化。基督徒的平均道德水准高于常人，是不争的事实；教会也决不会纵容信徒在社会上为非作歹。至于那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他们含辛茹苦、 涉险犯难、传播福音、热心公益，诚为可钦可敬的仁人志士。特别是早期的传教士，“至明末清初，尤其是清初，耶稣会士（Jesuits）奉教廷之命来华传教……都是些圣洁（holy）而有殉道精神的学者……经过教廷选拔而为宗教献身的圣徒”。他们当中的一位杰出代表是德国天主教神父湯若望。这位博学的传教士对中国的历法修订、火炮制造、采矿冶金技术均作出重大贡献。他的声望如此之高，官居一品，封赠三代；生前被孝庄皇太后认作教父，死后被康熙帝赞誉“垂不朽之荣”。

身着清朝官服、为中国创造“西洋新法历书”的德国传教士湯若望

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同时，大力兴办慈善和教育事业，救助窮人，普及教育，传播科学知识。中国的第一所医院、第一所育婴堂、第一所孤儿院、第一所聋哑学校、第一所盲童学校、第一所疯人院、第一所西式学校、第一所现代化大学、第一所女子学校、第一所女子大学、第一所科技学校、第一个印刷所、第一个出版社都是基督教会创办的。第一个帮助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创造文字的，也是基督教会 。中国的第一张全国地图和（各省）分省地图是外国传教士（兼科学家）用九年时间为康熙帝绘制的。“一八七七年，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设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出版各类现代教育教材五十九种，三万册。是为中国民间新式教育教材的最初源泉。到一九一四年，基督教新教在中国开办的学校共有四千一百多所，其中有震旦大学、辅仁大学等高等院校，学生总数为十一万三千名！也是到一九一四年，天主教在中国开办的学校共有八千零三十四所，绝大多数为初等学校或理工学校，学生总数达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名！从蒙学、小学、中学到大学，不是別的，正是西方來的教会和传教士为中国形成现代教育科学体制开辟出前进的道路”。另外，有悖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教士在推动中国妇女的早期教育方面有卓越的表现”。

教会学堂中的中国孩子

大力兴办教育之外，积极扶贫救灾、开办医疗卫生事业、传播西医西药，教会身体力行；禁止蓄妾、提倡天足、反对早婚、提倡女权、戒烟禁赌、劝娼从良，教会孜孜不倦。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的不仅是“神爱世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教义，而且是西方文明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把中国从中世纪喚醒的“西学东渐”，传教士实为开路先锋；中国初识“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传教士是介绍人；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是开拓者。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广学会，是英美传教士创办的。“广学会的书籍对清末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产生很大影响；自光绪十六年（1890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共约400种，初版、重印合计共达100多万册。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为了解西学和参考西法，找来阅读的129种新书中，其中89种为广学会出版”。孙中山高度评价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历史性贡献：“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庚子战争一百年之后（2000年），33位在中国殉道的外国传教士和87位殉难的中国基督徒被教皇保罗二世庄严“封圣”（册封为圣徒），就是对他们崇高的历史评价。

清末民初，义和团是“邪教”、“土匪”、“劫盗”乃朝野的共识。1949年之后，“黑手高悬霸王鞭”，拳匪也翻身了，被吹捧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斗士。试问，义和团“灭洋”的大屠杀、大破坏、大抢掠与“反侵略”有何相干？至于说到义和拳民的作战表现，如果说清军在庚子战争中常常是一触即溃，拳民则是未触先溃，望风而逃。实际上，战争开始以后，绝大多数拳民仍在到处打洋教、发洋财，烧杀抢掠，根本没有投入抵抗联军的战斗。偶上战阵，义和团“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转身逃跑 -- 引者注）”；所以死在战场上的，以童子为主。拳匪首领张德成一次在天津率大队人马出战；“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团每战必败，或问故？团曰，每战輙见洋人队中，有赤身妇人立于阵前，致法术为其所破”。联军攻占天津，“所有拳众，都脱去了红衣，撕去了符咒，手执大日本顺民，大英国顺民，大法国顺民，大俄国顺民，大德国顺民等旗号，争着跪接洋兵了。那些红灯照，也都脱去红衣，逃入娼寮当婊子去了”。当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时，“义和团外乡之人，连夜逃遁，在京之人，改装易服。一日一夜之间，数十万团民踪迹全无，比来时尤觉迅速也”。梁启超对义和团作过这样的概括：“拳匪其先帕手持刀，树扶清灭洋之旗者，其后联军入京，即相持顺民旗作乞怜之状”。

更令人齿冷的是，国人把义和团、清军令人发指的暴行栽到八国联军的头上，京城的满目疮痍竟说是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结果。这种栽赃是徒劳的。要说抢劫，天字第一号的抢劫目标应该是皇宫御苑；要说奸淫，皇宫御苑也是妇女集中的所在（联军破京时，西太后只带极少数宫眷仓皇出走）。但是联军对紫禁城、西苑、颐和园等皇宫御苑是特别加以保护的。“联军入城后，以救护钦使（即外国公使 -- 引者注），保卫宮禁，搜捕拳匪为宗旨，均竭力举行”。出于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尊重，联军进京时沒有攻打紫禁城，也未占领它；“各国公使及驻京联军最老将领协议之结果，将该禁城划在占领区域以外”。清宮不仅未遭兵灾，而且保持了皇室的尊严。宮中由才具过人的瑜贵妃主持，内务府承命而行，宮中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宮中的妃嫔在养尊处优之余，还缝制棉衣，派人送给“西狩”的两宫，所谓“承直膳房依例进，寒衣纫就寄西京”。信誉卓著的中国民间报纸《申报》9月8日在“京师近况”的报导中指出：“各国联军入京之后，并不扰及颐和园及禁城各处”。

“联军举德大將瓦德西为统帅，入居仪鸾殿（仪鸾殿在西苑，不在紫禁城 -- 引者注），整队入宮。见穆宗瑜妃，犹致敬礼。殿宇器物，戒勿毁掠。逮回銮时，尚无恙也（到西太后、光绪回到北京时，宮中安然无恙 -- 引者注）……初，太后藏金宮中，闻达三千余万，联军护存之。及还宫，金无恙，太后则大喜”。瓦德西信守了他对德国皇帝的承诺：“余將用全力，以使一切由德接管之房舍物件，均常妥为保存”。

紫禁城由日、美两軍负责严加保护。它们制定了“游览紫禁城章程”（只参观紫禁城内的三大殿，不包括后宮），共八条，其中规定：“一、凡文武官员，及各国士商，应持有联军各军管带官之信函，准于每礼拜二，礼拜五等日，自午前十点钟，至午后二点钟止入内，二点钟以后，应请各位退出。二、按前条所开之管带官之信函，应请于前两日预投，或致美提督，或致日提督。函中声明系某官居长，及应偕行人数……”。保安措施可谓严密。下面的照片摄于8月28日，联军入城之后两星期。联军官兵列队，等待参观紫禁城。

八国联军官兵列队参观紫禁城

蔡东藩的《清史演义》记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特别指出联军的行止与乱兵拳匪有天淵之别：“日本兵先从东直门攻入，占领北城，各国兵亦随进京城，城内居民，纷纷逃窜。土匪趁势劫掠，典当数百家，一时俱尽。这北城先经日兵占据，严守规律，禁止骚扰。居民叨他庇护，大日本顺民旗，遍悬门外，可为一叹。各国兵不免搜掠，却没有淫杀等情，比较乱兵拳匪，不啻天渊。紫禁城也亏日兵保护，宫中妃嫔，仍得安然无恙”。（蔡东藩作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他的历史演义被公认为通俗的中华通史）。

实际上，八国联军自大沽海口登陆之日起，其军纪、操守就与清兵拳匪判然有别。“传闻大沽砲臺为洋人所踞，自海口至塘沽，遂为洋人运兵之路。洋人在塘沽市廛无扰，鸡犬无惊，较城中（指天津 -- 引者注）安静。城中恶团（指义和团 -- 引者注）蹂躏，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

八国联军出兵之前，中国北方地区被义和团、清兵祸害，几成人间地狱；百官徒跣，生灵涂炭。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以后，平息暴乱，整顿治安，拳匪的红色恐怖方告终结，社会才由乱入治。京城的治安恢复后，近畿各州县还有义和团勾结土匪、溃卒胡作非为。联军对这种情况不滿，提出交涉，希望清政府地方官切实负责，维护治安。顺天府所属州县，遂一律设防自卫。联军也在必要时出动；“华人常赴北京请求保护，因各处拳民渐已化为盗贼队伍也，因此曾派小队前往围攻各该处地方”。“联军赴各处剿匪，到处土人，无不欢迎”。

八国联军平息暴乱，社会由乱入治

八国联军在恢复秩序、整顿治安的过程中，没有滥用刑罰。联军在天津的临时政府经过司法审判，公开处决过数十名拳匪，仅此而已（当然这不包括在战场上消灭的拳匪）。联军对死刑判决的慎重，如果和对拳匪有深仇大恨而要讨还血债的教民比较，就显得格外突出了：“联军入京后，京津一带，拳匪为教民所杀者，不下数千人”。联军执法的人道，甚至引起清廷留守官员的不满。瓦德西曾向德皇报告：“每每一种罪案，在吾国只加以三四个月监禁之处罰者，而在中国则竟以死刑处之。直到现在，此间刑部大臣，犹常常向着「北京行政委员会」（八国联军治理北京的机构 -- 引者注）诉说城中不靖之狀，与日俱增，尤其是美国区域之内，彼以为系因处罰过于轻微所致。因此，该大臣请將所获強盗窃贼，引渡于彼，彼当时常处以死刑”。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以京师地面辽阔，遂公议划界分段而治，广设巡卡，严定通行章程，以为暂安闾阎之计”。“暂安闾阎”就是要百姓安居乐业。八国联军“广设巡卡，严定通行章程”，首先是对外国人（特别是联军官兵）的严格管制。“第一条：凡外国人不论兵民，如有在境内犯规者，即应命获送最近巡捕卡管押，由捕头缮函送交本国兵官，并将所犯之事及一干人证一并交案。第二条：每总巡捕卡，应设号簿开具被告洋人案件，并证人名色，以备查考。第三条：凡兵士及营役，除有护照外，不得擅离各所管辖之境（即是说，各国官兵只能在自己辖区内走动，若去别处，需有护照——即特別的通行证，可见对官兵管束之严 -- 引者注）……第五条：凡华人在上所开公共街道行走者，各国不得勒充苦工”。这个章程是联军严明军纪的一个例证。

华人围观一个联军士兵

美军在北京的指挥官其时发布命令：“禁止兵勇饮酒，并不许酒店烧锅卖与，致生事端”。八国联军在天津的临时政府也发布“告谕”，允许民众酿酒、卖酒，但“只准卖与华人，仍不准卖给各国洋人”。联军约束官兵，不可谓不严。酒店卖酒只卖给华人，不卖给洋人；如此公然歧视洋人而能够贯彻实施，是不是说明联军官兵是遵纪守法的？当兵的手里有枪，但是看来他们不会凭借武力，在酒店强取豪夺。

八国联军严明军纪，还包括严格管束为联军服务的华人。有些“在太君身边的人”（比如华人随军翻译）狐假虎威，招摇撞骗，利用他们职务的便利对百姓敲诈勒索。他们的劣行一旦被发现，联军即予以严惩。联军在天津的临时政府在成立之初就发布告谕，宣布凡以临时政府或军事当局名义征敛钱财，均属诈骗；要求民众检举揭发，以便严惩。据时人回忆，八国联军对那些“倚仗外国人的势力欺害中国人的”查办得如此之严，以至于当时衙门里关押的竟以此类人为主。临时政府在天津的《巡捕章程》也规定：“华人有劝外国兵加害于其本国人者，或因复仇起见及其余一切缘故在捕房诬告本国人者，一律严罚”。这些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八国联军“无恶不作”的谎言。一个对欺害中国人的行为严厉惩处的军队，一个对误导外国兵伤害中国人的行为严厉处罚的军队，豈会对中国人烧杀奸淫？

北京居民回忆说：“当此时整个京城，虽然都被外国兵占据，但他们都有了治安的民事机关，地面渐就平复”。“五城练丁，现已一律身穿号衣，头戴勇帽，在美界遍街巡逻，市面安堵（安堵：安定，安居 -- 引者注），皆美兵官梯儿曾一人之力，居民无不感悦”。

联军官兵光顾小摊贩

战乱之中，南粮北运受阻，粮食短缺。为了让民众有饱饭吃，八国联军开仓平粜。“京通各倉米石，经洋人开仓平粜，買者络绎不绝”；“联军已將北京倉米，售与贫人，索价甚亷”。

联军指挥部对京都地区由乱入治并日趋繁盛、对城市卫生面貌的改善、对贫民救济措施的实施也颇为滿意：“现在最普通之印象，即北京市况于最近数星期以来，又复日趋繁盛……大多数商店，业已重新开门……我们更復尽力设法，以使华人渐为了解清洁之义。所有街上秽物，均须搬出城外，街灯之设，亦已实行……所有煙馆赌场，一律禁止。对于贫民，则特设汤厨二十处。并为彼等设置暖房若干，一如「柏林暖厅」办法。现在此间乞丐数目，比较前此太平时候减少。其原因系由于彼等所得劳金，甚为丰厚，蓋多数苦力，常从军队方面，获得工作机会故也”。八国联军在北京“特设汤厨二十处”，供给贫民免费食物，类似中国传统上救济饥民的“粥厂”，这不算稀奇（尽管一个城市中“粥厂” 竟有二十处之多，令人矚目）。使人惊异的是，联军为无家可归者“设置暖房若干”，这在中国恐怕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只有杜甫在诗歌中幻想过：“安得广廈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华人对八国联军保境安民的信心，远高于对本国政府：“北京城里，因与中国官厅协力维持秩序之故，甚为安静。而且居民信任之心，亦復与日俱增。在明达华人方面，甚至于屡屡表示，深以联军离去为忧。蓋彼等相信在此撤退时期之内，势将为本地盗匪所利用，大加抢刧，陷于混乱”。

联军统帅瓦德西“稔知中华习俗，人亦和平喜交际，乃建议招致京中绅士，参与安民善后各事宜，每日开会议事。一时士民颇颂之，争先往睹，王公大臣亦有参杂其间者。遍设警察巡逻各地，维持治安，由瓦分派绅士主持。除军、政系联军自主外，其余民事，均与绅士等商榷而后行。列名顾问者多至数十百人，俨然外国政府之上宾”。瓦德西到任后向德皇保证中止庚子之乱的浩劫：“余將用全力，务使前此余曾恭奏皇上之（中国战地）破坏荒芜情形，得一止境”。为严明联军军纪，瓦德西命令联军在征战之中，“倘若该地秩序不久恢复，华人各归居所，又若倘遇新占之地，居民未尝出走，则吾人对于此项和平居民之私人财产，均须特别尊重；一切非法行动，均须严厉制止”。为了收揽民心，“不可令学士文人向隅”，瓦德西模仿中国的科举考试，在京师最大之金台书院举行考试。“报名应试者，涌如怒潮”，达三千人。瓦德西“亲临金台书院，考试诸生”；名列前茅者获得了奖赏（第一名是浙江人）。瓦德西得到中国士绅、平民的称颂，人们“争先往睹”，包括贵显无比的王公大臣，这仅仅反映了瓦德西个人的声望，还是代表了八国联军的声誉？

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元帅

八国联军在华的军事行动是克制的。庚子之乱中，灭洋、灭教在中国大地上有燎原之势，但联军的军事行动只局限在直隶（河北）省内，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山西省界。联军沒有在更大的区域内作战，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与单独出兵东北、大肆攻城掠地的俄国的行径迥然不同（对中国有侵略野心的俄国在战争爆发后，分南北两路出兵东北，击溃清军，剿灭拳匪，很快占领了东三省全境。本文所谓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不包括单独出兵东北的俄军）。实际上，联军占领首都、京津地区平定下來以后，拳匪在外地的烧杀抢掠、杀害教士教民的暴行并未终止，更有些是在清政府官员的煽动之下发生的。比如河南省的外国传教士曾向法国使馆求援，“称河北岑道，滑县吕令，安阳石令（‘道’即道台，‘令’是县令 -- 引者注），煽惑居民，地方大乱，拳匪各区游行，凡教士教民所馀财产复行焚毁，洋人性命深为可虑”。对这些骚乱、暴行，联军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外交手段解决。对河南省的暴乱，法国公使通知“北京全权大臣”（即在京主持和谈的李鸿章、庆亲王），要求清政府平息暴乱，保护传教士和教民的生命财产。

八国联军的另一个德政，是在平息拳匪之乱后，大力修复华北地区被拳匪严重破坏的铁路、车站、桥梁、电线、通讯等设施，为解除民生困苦、促进商贸活动、恢复中国经济做出了贡献。联军中除人数极少的奥军外，其他七国军队都有技术兵种，如铁道兵、工程兵、电技师、桥梁工兵等；他们在战后的恢复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或许有人质疑，洋人修复“洋设施”，是不是因为这些设施的产权属于他们？答案是否。所有那些现代化设施的产权均属于中国，非官办，即商办。联军修复铁路、桥梁、通讯等，是不是为他们在中国作战方便呢？否。联军攻克北京后，接到各地的“匪患报告”，获悉外地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仍在义和团的屠戮之中，遂（在必要时）派兵出击，征剿拳匪。这种解危纾难的军事行动，哪里容得先修铁路？联军出兵追剿拳匪是在（庚子年）8、9、10三个月，其时各条铁路线的修复工程尚未开始（津沽线除外）。大规模修复重建工程是在拳匪基本肃清的11月份开始的。

八国联军修复被义和团破坏的铁路

联军修复铁路遭遇的一个重大困难是大量铁轨的遗失。义和团破坏铁路时，只將一小部分铁轨弯折毁掉，大部分铁轨其实被藏在附近的村落中。联军没有通过军事讨伐或勒令归还（否则严惩不贷）的方式找回这些铁轨，而是用金钱奖励，让村民交出这些铁轨。一支外国军队向当地老百姓“赎回”被抢走的国家资产，用此资产为那个国家修复重要的交通设施，这可否称为仁义之举？

八国联军官兵与中国民众的关系可以和谐、亲近到什么程度，恐怕是当代不少国人难以想象的。中国著名的剧作家、历史学家齐如山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自外国兵进城后，皇帝是跑了，不但沒有一个办公的机构，连个私塾念书的地方都没有，彼时我们的本家亲友的子弟都来京，因此自己花钱成了一个很大的书房，除学中文外，算学、地理、 洋文等等都学，请了几个外国兵：有美国二人，法国二人，德国三人，各教本国文字，这些教员，都不要钱，只送些烟卷啤酒便足，也有以教他中国话，作为互換条件的。这个书房存在了两三年，因为北京大学及译学舘等成立，所有子弟都入了那几个大学，此书房才慢慢停办了，这个书房我得益处确不少。我除接续学点洋文外，我是偏重问他们国内社会中的零碎情形，可巧遇到一位德国管财政的官员，他是專门研究社会情形的，他知道的德国社会情形很多，于我自然是有极大的益处”。

中国民众笑对外国联军（日本随军记者拍摄）

八国联军称不上是仁义之师，联军中也不是没有扰民的败类；或出于复仇心理，或源自私心贪欲。八国联军中有雇佣兵，素质较差，对联军的军纪也不无影响。比如英军中有大量的印度人，法军中有大量的越南人。但无论如何，八国联军的扰民行为和拳匪清兵大规模的烧杀奸淫不可同日而语。联军士兵抢掠盗窃财物有之，而浮滥杀戮强奸则无。“外国兵道德一定怎样高，固然不敢说，抢掠也是平常事，若说奸淫，恐怕还是很少的事情，而且在北京城里头，在長官的眼底下，又有各国军队的相形比较，哪一国都是要面子的”。这是親历者的见证；它难道不是蔡东藩对八国联军评价（“各國兵不免搜掠，卻沒有淫殺等情，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渊”）的最好佐证？蔡东藩的《清史演义》共有两处提到八国联军的军纪操守，均以赞扬为主。一处是上述的“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渊”；另一处讲：“當時聯軍駐京，多守規則，惟德軍較為狠鷙，苛待居民”。清史專家高阳的名著《慈禧全传》用二、三百页的篇幅描绘了庚子战争。对义和团的禍国殃民、清军的胡作非为，高阳作了深刻的揭露；但是对八国联军的军纪操守，他没有一个字的贬斥。八国联军进京之后，北京的士绅给朝廷上书，报告京都的情况，也坦诚：“虽洋人入城，尚未十分扰害”。

中外开始议和时，李鸿章与联军统帅瓦德西会谈。瓦德西坦率（但是有礼貌）地指出了中国军队的军纪败坏，不得民心：“此间华军无纪律者颇多，北方人民颇不愿有之”。在另一次会谈中，瓦德西就不客气了：“现在危害中国良民之真正暴徒，不仅是尚未肃清之拳民；据我所知，即李氏自己部下之散为小队驻在省内各地者，亦复如此。现刻已经屡次证明者，即往往全村居民，一见中国军队將到，便全体逃走。反之许多村庄居民，对于联军之来，却极为热诚欢迎”。这是八国联军统帅的自吹自擂吗？事实是，类似的记载在中国人自己的历史文献中也屡见不鲜，如笔者前面引用的：天津民众“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北京“百姓不堪骚扰，反眼巴巴的专望洋兵”。

和任何群体一样，“害群之马”总是有的。伤害人命、凌辱妇女的行为，八国联军中并非没有，但是仅为个别事例；而且一经发现，会受到严厉制裁。8月17日，在联军刚刚攻克北京的混乱、无序之中，一个美国水兵德怀尔（Stephen Dwyer）闯入居民家中，用棍棒欧打一个孩子，將其拖出门外，造成了孩子的死亡。他把男人赶出屋外，强奸了屋中的两名妇女。美军总指挥查菲将军（General Chaffee）对破坏军规军记的行为，执法如山，对犯罪者严厉制裁。德怀尔很快受到军法审判，被判终身监禁，关押在旧金山著名的恶魔島监狱。

庚子战争——中国与所有的西方列强开战，是当时重大的国际事件，“全世界之眼光，皆注于此”。联军的身边有如影随行的记者，秉笔直书他们的所见所闻。西方媒体向有“第四权”之称，以监督、批评政府为己任、为能事；即是说，联军是在各国媒体、国际舆论的监督之下。这种监督的严格，可以从北京西郊的一座白塔被联军毁坏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反映出来。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不久，9月16日，美军和英军联合行动，清剿盘踞在北京西山八大处的大股拳匪。这次军事行动由美国將军威尔逊（Wilson）指挥。在战斗胜利结束后，英军指挥官拜楼（Barrow）將军以英国公使的名义，请求威尔逊批准，將一座耸立在山顶的千年（白瓷）古塔毁掉。威尔逊闻言大惊，表示他不能容忍这种野蛮的破坏行径。拜楼解释了英方的动机。他说中国人毁灭了我们无数的教堂，如果我们不以摧毁这座著名的白塔寺庙作为惩罚，中国人会认为，他们供奉的神比我们基督教的神要神通广大，不可战胜。威尔逊认为拜楼的理由匪夷所思，坚持不批准英军的请求。最后（为缓和与英国人的关系）威尔逊讲，明天清晨他將率领美军回北京，他的联合行动总指挥的职责也到此结束。之后，英国公使和英军指挥官所做之事，他无权干涉（处理中国事务，英国公使当然比联军的一个指挥官更有权威）。第二天美军回城后，英军毁掉了白塔。

联军摧毁北京郊区美丽的白塔立刻作为丑闻被世界媒体报道。在英国《倫敦时报》（the London Times）驻中国记者的电讯报道中，毁灭白塔的罪责推到了美国威尔逊将军的头上，说是他下令破坏的。威尔逊闻讯后，向英国记者兴师问罪，要求他立刻纠正这个难以原谅的错误。这个事件影响恶劣。英国人带有迷信色彩的破坏行为，使英国军人和由他们代表的英国文明在西方盟国面前蒙羞。

八国联军由多国军队组成，代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它们之间无论在军功、战绩方面，还是军规、军记方面，都在相互比较和监督。以一事为例。当时北京有一个天文观象台，位于徳军管辖区内。观象台上一些天文仪器被德军和法军掠走，作为文物运回欧洲（其实这些仪器十之八九都是外国传教士设计、制造的，比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瑪窦制造了浑仪、天球仪、地球仪等）。瓦德西在给德国皇帝的报告中说：“这些仪器无疑是中国人的财产，但是根据国际通行的惯例，它们可以当作德国的战利品；而且这也是对我们一个小小的战争赔偿。至于全部的战争赔偿，恐怕我们永远也得不到”。瓦德西的逻辑没有为他的同盟国接受。美国查菲将军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对德军的掠夺行为表示抗议。查菲在信中甚至讥讽说：在联军解救人道危机的征途上，并没有德国军队（德军主力是在联军占领北京后，才远道从欧洲而来）。两年之后，法国归还了它掠走的仪器。后来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也将这些仪器归还中国。

八国联军的监管者还包括它们国内的反对党和司法体系。西方国家的反对党，对政府（包括政府指挥的军队）的行为是用放大镜、显微镜（甚至哈哈镜）观察的。政府军敢在外国胡作非为，国内会吵翻天的，责任者没有好下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对庚子战争中的德军进行过尖锐的抨击。另外，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军人不明来历的财物政府是有权没收的。其时法军“福尔利提督特装寄四十箱回欧，该箱至法国马𡧳时，该处海关奉谕將此等物件悉数扣留，蓋法国政府以为此非用兵时所应得之物，故有此举”。將军想吞下不义之财，谈何容易。

今日中国，对八国联军的肆意诬蔑俯首皆是，这里略举数端。

最能挑起民族主义激愤的，是外国人淫辱中国妇女。不管中国妇女如何被本国的权贵、兵痞或匪徒凌辱，国人可以漠视；但一旦失身给“鬼子”，则是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国内一个广泛流传的八国联军的罪行是：“同治帝的岳父崇绮的妻、妾、女、媳，老少十人被几十名联军官兵公开奸污后，被迫自尽”。这是以讹传讹。八国联军入京时，崇绮远走保定。他的妻子派尔佳氏性情极其刚烈，决定全家自杀殉国。她命人在后院挖了两个深坑，然后集合全家人，分开男女，“入坑生瘗”（即活埋）。崇绮的一个儿子（葆初）、四个孙子（廉定、廉客、廉密、廉宏）都勇于一跃，甘死不辞。全家十三口，除留下一个曾孙外，阖门“殉国”。崇绮在保定闻到家人死讯后，这位对义和团“信仰尤笃”、力主废光绪的“大阿哥党”也上吊了。至于外国联军，这些“殉国者”连影子都沒见到。

“八国联军入侵时，不少妇女因为担心受辱，跳井或投河自尽”；这种流言激起过无数国人的愤慨。中国妇女在兵连禍结之时担心受辱并不奇怪，本国的兵匪对妇女的肆意凌辱给了她们足够的教训。她们对外国联军不了解，想象之中，“鬼子兵”的恶行自然比本国军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当时确有妇女为怕受辱而投水或悬梁自尽，但究属个别事例。《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八国联军“行至穆家庄及天齐庙地方……该处妇女多有惊怕投河者，洋人辄救起，曰‘勿警怕，不伤汝等。’盖洋人探知穆家庄、天齐庙地方，多系回教人居住，并无人入拳匪党者，故不肯扰害”。这里，联军不是妇女的淫辱者，而是妇女生命的拯救者。（可悲的是，联军善待穆家庄民众，反而给穆家庄带来了灾难。义和团以穆家庄“与洋人通气……意欲剿洗净尽”，“拳匪千余人，将穆家庄围住。远则用洋枪轰击，近则用刀剑残杀，该处居民无敢抵御，被焚者数十家”）

再看看清宫中一些年轻宫女所遭遇的不幸。八国联军破京之日，一些宮女觉得留在宫中危险，为安全计，她们逃出皇宮（作为后人我们知道，其实皇宮当时是最安全的地方）。这些宮女“走出安定门，遇溃兵被刼，多散失” 。宮女为了逃避她们想象中的危险，却掉进了真正的火坑。

八国联军进京后，有一家满族人，“一家七口，以为国破家亡，无法生活，遂全家自缢。适有外国人进院，用刺刀把绳割断，尸体放下，有两人刚上吊，所以又活过來”；其中一人是这家的女主人。联军士兵救了上吊的中国人。自己的同胞会伸出援手吗？中国人的反应是：“大家不但不敢进此院，且所有邻居，到夜间都不敢在大门外经过”。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八国联军对妇女的態度，折射了西方文化中对女性的尊重。联军对俘获的女性拳匪，处置方法和对男拳匪不同。联军在天津的临时政府（俗称“都统衙门”）在经过审判后，公开处决过数十名拳匪，但均为男性。联军曾经俘获过两名义和团女首领，她们被捕之后被关押在都统衙门。临时政府委员会（临时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经过专门讨论，决定將她们送往上海，交给那里的天主教会收容、看管。1901年4月此二人被交给上海圣约翰教会，安置在徐家汇孤儿院。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天津临时政府一直向上海教会提供她们的生活费。如此折腾，显然是为了避免在灭洋灭教的重災区天津，有血海深仇的教民对拳匪首領可能施加的報复。在联军撤走、政权移交之际，临时政府不能不將她们交还给中国政府，遂请上海教会將这两名女团民交给上海地方当局（但教会实际上有庇护她们、不交当局的权利）。这种种安排，难道不是联军对两名义和团女首领的照顾、保护？名噪一时的“黄莲圣母”林黑儿以及三仙姑是“七天不梳头，砍去洋人头，七天不裹脚，天下洋人杀尽了”的“红灯照”首领。她们被八国联军俘虏后，一度也关押在都统衙门；后来此二人竟不知所终。关于她们的下落有种种传说，如隐居在乡下、去了国外等。可以肯定的是，洋人沒有杀她们。《拳乱纪闻》有下述记载：“红灯会首仙姑二名，已由津地洋官购缐拿获，传言此二女子原系侯家后妓女，均不过二十余岁，按西例妇女向不加戮，大约此二女虽必监禁甚久，然不至有性命之忧”。如果落到清政府手里，她们的下场恐怕和拳匪首领曹福田的沒有两样——凌迟处死。

八国联军进京之后，“联军司令部下令军队抢劫三日”。此谎言之离奇，世所罕见。抢劫竟然由司令部下令；士兵若不服从命令去抢劫，是否要受军法处置呀？

联军的随军牧师、英国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掠夺财物在军营都是禁止的行为，可是这种行为很快变得越来越普遍了，致使不得不在八国联军当中下达一份禁令，禁止所有士兵，无论来自哪个国家，都不得进入当地居民家中抢夺财物。作为宪兵司令的洛上尉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一个团里已经有15名士兵因为违背这条禁令而被逮捕。军官们正在想办法，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来减少抢掠行为的发生，并且希望把这些罪行的伤害降到最低”。“美界（美军管辖区 -- 引者注）还出布告，不许其他国家的士兵在下午六点后进入美界。若美国士兵擅入民宅，百姓可以将其捆送巡捕房，赏银元一百。若士兵持枪，百姓不敢捆绑，可以悄悄尾随，另外派人去举报。举报者不会说外语也无妨，只需竖起两个指头，当局就会派人来抓”。联军在搜捕拳匪时，因进入民居搜查武器，引起居民的抗议。美军总指挥查菲将军于是下令，放弃这种入屋搜查武器的行动。还有一招用来惩治洋兵抢劫：“美兵官出示，如有洋兵入人宅舍，可以煤油和燕支水，洒其衣服，即可识认严惩”。

事实上，八国联军破京之日，兵荒马乱之中，大肆抢刧的首先是清兵和拳匪，这样的历史记载数不胜数，如“福祥（甘軍統領董福祥 -- 引者注）走彰仪门，纵兵大掠而西”（《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二）；“二十二日（公历8月16日，即聯軍破京的次日-- 引者注），晋军甫饱颺（饱颺：饱掠而去 -- 引者注），武卫军又至，土匪为之鄉导，挨户倾筐倒篋，殷实之家，无一倖免”（《 缘督廬日记鈔》）；“此次出京，危险已极，沿途居民铺户，均被溃兵以随驾为名，其时驾尚未出，纷纷西行，抢刦至室室皆空”（《拳乱纪闻》）。“陈亷访所统各军，掳掠尤甚，据云联军未入城时，京城业已掳掠一空。陈统各军將所掳大小煙土，堆积如盐包，每斤仅售数百文，貂套一袭仅售银二两”（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事杂记》）。北京的流氓地痞也趁时而动：“京都失陷，城内外居民，纷纷逃避，土棍贫民，群起抢掠，王公府第，及民宅鋪面庙宇，多被焚抢”。趁乱哄抢、浑水摸鱼的还有普通市民。八国联军士兵也参与了抢劫，但是“平心而论，外国人抢的不过十分之三，本国人抢的总有十分之七”。

《庚子使舘被围记》中记述了作者亲眼目睹的一场对当铺的抢刧，颇具典型性。这场抢劫的始作俑者是联军士兵：“法国兵数人及印度安南兵数人”；由于遭到当铺的武装反抗，两个路过的俄国哥萨克兵也加入其中。紧随联军士兵入屋行刧的一群中国人，“有执屠刀者，有执铁棍者，均北京之流氓”；他们比联军士兵危险得多。那些联军士兵主要对黄金有兴趣，而在当铺中他们没有找到；“法人安南人印度人亦出，各人背上背负一包”，走掉了。真正大规模、彻底的抢劫（或许用“洗劫”更恰当）來自中国人；首饰、古玩玉器、名人字画、皮衣、繡货、绸缎等固然势在必得，日用百货、平常物品也不放过。除紧随联军士兵入内的本地流氓外，在当铺“前面站滿数百赤膊之人，汗流遍地，以候进来之机会。 其中并有年老之妇人”。这几百人等在当铺门外，是因为有一个哥萨克兵持枪守门。当外国兵走掉，“外面鵠候之众，遂一拥而进，如一群猎狗，并有妇女小孩，皆闻当铺被抢之消息，来此发财者。一见哥萨克人走开，即争前抢入，唯恐落后，相挤相打，似稍迟即被人抢完者。既入内，嘈杂愈甚，皆拚命抢夺，一切不顾矣。有呼叱之声，有呻吟之声，亡命之兇徒，与懦弱之百姓相杂，手执屠刀铁尺，见有人阻其路，即肆意击之。有抢物未得而受重伤者，有被挤倒地者，纷乱之狀，不堪入目”。

以上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英国人，在八国联军入京时，对普通民众趁乱哄抢的描述；再看看中国人自己的记载。“提起抢掠的情形来，真是梦想不到，所有的买卖，都已被抢，无一幸存，最特别的是当铺及米粮店。各当铺门口扔着的衣服，都是山堆大垛，因当铺中房屋深而黑暗，抢的人多，谁也不能挑拣，背出一捆来，一看不是绸缎或皮衣，就都扔在门口回去另抢。各米粮店门口，洒掉的粮食，都成了堤坡，因装入布袋者很少，多数都是用筐篮裝走，所以有此现象。最特别的是抢酒店，因各种店舖都抢完，只余酒店也就抢了，有用盆壶灌的，有用桶担的，洒的滿街酒香，远闻十里……过了几天，滿街都是卖衣服的。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两件两截大衫。两截大衫者，乃上身是夏布或细白布，下身是罗或纱”。

正是中国人这种铺天盖地、席卷一切的抢掠，给了联军士兵抢劫的借口和某种良心的安慰：如果我们不把一些财物据为己有，留下来也会被中国人自己一抢而光。

华人甚至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抢到了八国联军的头上。瓦德西曾向德国皇帝报告：“无数华人对于本国同胞，尤其是无人留守之房屋，加以抢劫，并出售其赃物。当其我们步兵大队出征保定，离去营舍之时，因该队营舍之面积甚大，防守较疏之故，竟被华人所抢掠”。

可能出于这个经验教训，瓦德西在与中方谈判代表庆親王、李鸿章会见时，建议华人为了保全财产，最好不要离家出走：“瓦帅云：‘居民在京者，其产业或可保全。此间华民，偷窃他人物件者甚多……居民有财产者，不宜它往。如北省一带，能从此安静，吾心更喜。’”。

北京街头的临时摊贩，民众兜售趁乱哄抢或掠夺来的衣物

为了“北省一带，能从此安静”，八国联军大力整顿治安。他们在北京分区而治，“皆试办军巡及警察，以禁止掳掠”。有时人写的“西江月”为证：

贫者倏然而富，富者家产一空。数日抢掠不消停，日本出示纔定。

仍有不遵彰法，照旧抢掳肆行。日本捉拿问分明，立刻明正典刑。

联军入京之初，民众的抢劫普遍、猖獗到什么程度，下面的史实可能说明一些问题。有清一代，旗人（滿族人）是统治种族，终生享有政府提供的免费钱粮。八国联军入京后，旗人的特殊供应中断了。何以为生呢？“北城住户，多是旗人，旗人的生活，都是靠着每月的钱粮，他们从去年夏天（指庚子年夏天-- 引者注），就沒有得到钱粮，旗人如此，汉人也是很难生活，洋兵进城时，虽然大家抢了不少，但已经吃花了半年了，也快完上来了”。北京贫穷的旗人和汉人，靠着京城失陷时抢劫来的财物，居然可以“吃花了半年”尚有剩余。在人类发“国难财”的历史上，北京人可谓佼佼者。

放弃发家致富的可能、來中国“普度众生”的外国传教士，也被国人诬蔑在八国联军进京时抢劫。国人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Bishop Favier）曾经出布告，容许天主教徒在8月18日（西什库）教堂解围后八天之内抢夺生活必需品。价值不满白银50两的，无需上缴；超过50两的，要负责偿还，或交教堂处理。樊主教为此特地在《纽约时报》发表声明：所谓容许抢夺生活必需品，根本无其事。因为当时店铺无人料理，无法购买物品，他准许教民在经过认真的登记后，拿走所需物品，而事后根据纪录都付了款。

八国联军滥杀平民百姓，也是国人对联军的诬指。实际上，庚子战争中联军避免伤害无辜。比如，8月13日联军兵临北京城下，“以巨木为架，升大炮于其上，向京城中陆续开放……计连开十三炮，某国提督恐多伤民命，殊垂上天好生之德，竭力劝阻，始已”。攻打一个国家重兵防守的首都，因为“垂上天好生之德”，只开了十三砲就停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慈悲心怀。这位将军不会不知道，他的这种仁慈可能会增加自己军队的伤亡。美军没有参加攻打大沽炮台的军事行动，但是美国军舰“莫诺卡西号” 收容了37名中国妇女和儿童，以躲避战火。战斗结束后，当将这些妇孺送回岸上时，美军发现了一个被弹片击中而失去胳膊的中国百姓。舰长命令將此人和两个联军伤兵一起抬到军舰上，进行手术治疗。再比如在北京西山八大处，美军和英军清剿大股拳匪的战斗中，一名中国妇女被流弹射中了肘部。联军立即对她进行手术治疗，并将她妥善保护起来。该名妇女既震动，又感激（史料中未说明这个妇女的身份；但是从上下文看，她可能是被拳匪掳掠来的“慰安妇”）。八国联军在华作战，因为酷暑和水土不服，官兵大量病倒，医疗资源极其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联军对中国人施医救治，尤其难能可贵。

前文提及，庚子战争爆发前，经清廷允许，四百名外国水兵到北京保护各国使舘；这些洋兵被国人称为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6月13日义和团围攻奥国使舘，“先头部队”被迫开枪自卫，用机关枪驱散气势汹汹的拳众。为避免火力杀伤，他们把机枪的准星调高，开枪只为吓退拳匪。拳匪败退后，竟然大肆吹嘘他们有“刀枪不入”的神功。先头部队的不忍杀戮，居然成了拳民吹牛皮、招摇撞骗的本钱。战争正式爆发后，也发生过联军士兵向攻击他们的拳民放空枪，以避免杀戮之事。比如8月4日傍晚，天津“有义和团约百五十人，自外来攻租界……租界内各国练兵放无子枪数排，意欲使之惊退”。

两天之后，清军重兵攻击（为联军占领的）天津。8月6日“將晓，砲声如联珠，枪声如暴雨，中外之兵，皆死亡不少，从来无此恶战也……洋兵或起或伏，其势似难制胜。乃由洋官传知各处，齐將门首白旗拔去，以待中国官军入城。移时，忽闻中国官兵败走，又皆將白旗插上”。这是怎么回事呢？八国联军入城后，天津居民家家在门口插白旗，表示投降、顺从，是一种保平安的举措。而当清军反扑，联军担心城市有得而复失的危险，于是洋官紧急通知各处，让居民將门口的白旗拔去。这样一旦联军撤退，官军入城之后，不会对投降过外国联军的市民兴师问罪，施加迫害。在战火纷飞、军情危机之时，外国占领军对中国民众的安危竟有如此周到的考虑，是难能可贵的。（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绝不会干八国联军这样的傻事。让清军残害老百姓，不正可以加剧中国军民的对立吗？）

中国孩子与联军合影

联军的仗义勇为和对生命的珍惜，突出地表现在（清廷正式宣战前）为拯救被义和团屠戮的中国基督徒及其家人，联军的“先头部队”（及使舘其他人员）自发组织抢救队，冒死去北京市区救人，而不顾公使们的反对。美国公使馆卫队长迈耶斯说：“……拯救教民的行动会更加煽起仇洋情绪。但当我们看到浑身受烧伤和砍伤的教民不断地逃到使馆区时，我们这些血肉之躯不能不向他们提供帮助，并将其他的教民从恶魔般的拳匪手中解救出来”。

“八国联军焚毁了翰林院”，不仅是国人枉加罪名，而且是倒打一耙，因为作此伤天害理之事的，正是中国人自己。英国公使馆北靠翰林院。躲避在英使舘内的各国外交官和眷属，以及使馆收容的难民，视宏阔的翰林院为天然屏障。“他们觉得，中国人对学养、传统和建筑美的崇尚，会阻止他们以任何手段毁灭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浪漫想象很快被事实粉碎。6月23日，使馆之战刚刚开始，甘军为火攻使館，一个庭院一个庭院地焚毁了翰林院。

翰林院被清军焚毁后唯一幸存的建筑

对这样一桩罪责分明的战争罪行，国人竟然还要赖到八国联军头上。这种指责的荒唐之处在于，8月15日联军破京时，这个神聖的殿堂成为一片废墟已经近两个月了。如果说，翰林院是公使馆守卫者（在联军入京之前）放火烧的，则更是匪夷所思；无异于说，使舘人员想找死。实际上，清军纵火之后，使舘人员曾冒死冲入翰林院，设法扑灭大火。

翰林院被毁，大量的古籍文献、稀世珍本化为灰烬。八国联军不仅要为此承担罪责，还被国人诬为将翰林院书籍“抢劫一空”。实际上，英国公使窦纳乐（Macdonald）在翰林院大火熄灭的次日，就通过专线给清廷的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发出急电，通知他们，英方曾试图抢救图书馆，并要求他们出面收拾翰林院残存的书稿；可是中国政府根本不予理睬 。英国外交官和使馆内的中国汉学专家懂得这些书籍的价值，它们不仅属于中国，而且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财富。在被中国军队围困、攻打的生死关头，使馆人员依然竭尽全力抢救翰林院的典籍。“……英国水手志愿兵均已成列，其往外线者亦皆闻信赶来，破墙而至院中……此时火势愈炽，数百年之梁柱爆裂做巨响，似欲倾于相连之使馆中。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无论如何牺牲，此火必须扑灭。又有数十人从英使馆而来……人数既加，二千年之文字遂得救护”。英国公使把搶救出來的書籍和手稿设法送到总理各国事物衙门；这是《永乐大典》的残卷至今仍在中国留存的唯一原因。

国人在庚子战后又是如何对待自己国家珍贵的典籍呢？“翰林院所儲《永乐大典》，百世之珍，亦毁弃流散。乱后，崇文门琉璃厂一带骨董肆、旧货摊，收买此类书物，不知凡幾。萃文书坊买《永乐大典》八巨册，祇京钱一吊而已”。

联军在华作战，八国军队的军纪参差不齐，军人操守有别。军纪最好的是美军和日军：“美、日两国兵，均严守纪律，不扰居民”。因为篇幅所限，简单谈谈美军。

服务美軍的华人帆船队，载着美军的后勤供应经运河向北京进发

在美国的历史记载中，八国联军之战被准确地称为“中国解救远征”。美军在这次解救远征中被誉为“一支非凡之旅”。它的非凡之处首先在于美军在中国的行为准则、规范，与它在（国内的）南北战争中在南方占领区是一致的，即严格执行1863年发布的“军令100：战地美军指令”（General Orders No. 100：Instruc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of Arm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包括严禁劫掠、保护平民。即是说，美军像对待美国人那样对待中国人。

美军进京后驻扎在先农坛；美国将军威尔逊称其为“一个典雅的古老庙宇”。其时正值炎夏，骄阳似火，但美军没有进驻那座规模宏大、浓荫覆盖的庙宇，而是在外面安营扎寨。庙宇中巨大的殿堂留给了刚从使馆营救出來的、饱经苦难的中美两国的病弱者和伤员。

美军士兵席地而卧

美军管辖区原是京城繁华的商业区，包括被义和团焚烧破坏抢劫最严重的前门一带。美军入城后的当务之急是“清理街道，扩清空间”。于是那一带的居民不无惊讶地看到，美国大兵努力清理街道，聚集散失各处的物品。与此同时美军着手建立秩序，恢复治安。威尔逊将军寻觅到当时最好的翻译，把他所有相关的命令、指令“译成中文并张贴在所有公共场所，以便开业的店主商贩和清廷官员能够不需翻译而自由阅读”。美军司令部不仅要求美军严守纪律，秋毫无犯，而且在管辖区内严格维护治安，严禁任何人的抢掠行径。对抢劫者开枪镇压，包括自己的士兵。“自从命令张贴之后，没有发生任何一次违反纪律的行为。其结果出奇得好”；“中国人开始明白并最终确信，在美国占领区他们不仅有人身安全，而且所有的财産也是安全的。几天以后，街道秩序恢复，市场重新开张，所有阶层的人们返回他们的住宅，仿佛外国军人不存在”。当时北京居民的日记载：“城中美界安堵如故（像原来一样平安无事 -- 引者注），市肆全开，人心静谧”。

前文提及，八国联军在北京“特设汤厨二十处”，向贫民提供免费食物。美军在其管辖区内再额外设立三个“粥厂”，救济穷人。“南城珠市口、太清观、南横街等三处，蒙暂辖美界知府特尔森君送给小米若干石，商请绅董煮放。美兵官在京，善政不可枚举，此举尤足令人生感也”。特尔森（John Tilson）是美军上尉，任美军与华人之间的联络官。特尔森能够代表美国以“善政不可枚举”的赞誉进入中国近代史文献不是偶然的。除开办粥厂，救济穷人之外，他在美军管界还清理出被遗弃的房子，开设诊所，为妓女进行健康检查。美军的随军医生还在市民中开展了大规模接种疫苗的活动，防止疾病的传播。当北京严寒的冬季来临时，美军管辖区为贫苦无依的人建立庇护所，收容他们，并增设粥厂，广施救济。美军当局采取措施，设法医治中国社会的两个痼疾：赌博被禁止，所有的鸦片烟舘被封闭。由于 “不可枚举”的善政和人道关怀，成千上万的北京居民蜂湧而入美军管区，以至于造成住房的严重短缺。

 美海军陆战队在北京街头巡逻

美军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间都军纪严明。1900年9月12日，查菲将军发布命令：所有在北京以外执行任务的分遣队，必须在军官或軍士的统领、指挥之下。所有的军官、士官均需严格命令部属，禁止开枪，除非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如果士兵违反这条军令，軍官有责任將其逮捕。抢劫财物更是严令禁止的。联军指挥部曾收到来自通州的一份报告，指控联军在那里有不法行为。美军总指挥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决定全面调查。调查结果证明：美军在那里的纪律良好，行为规范。对待俘虏美军不会虐待，更不会屠杀，包括对并不享受战俘待遇的拳匪。美军或许会将他们充作劳工，在战后则全部移交给中方（中国政府反而將他们处死）。

1900年10月，联军的“管理北京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City of Peking）成立。委员会下设小组委员会，负责不同领域的工作。美国人参与了两个小组委员会。一个是与德国人一起，负责健康保障、疫病防治、街道的清洁照明、公厕的设立、房屋的分配、医院及中外医生的管理等；在另一个小组委员会则是与英国人合作，负责财政管理、海关营运以及市政开支。

美军严明的军纪也表现在军需采购方面：“美国有组织地征收牲畜，支付合理价钱。并且颁布了命令，禁止以其它各种手段获得牛羊肉”。军需采购价钱合理，雇佣劳工亦待遇优厚。联军在天津作战期间，美军给予中国劳工的待遇是，除管饭之外，每天的工资20美分（当时租界内的二等巡捕日薪只有10美分）。为保护中国劳工的人身安全，美军还为他们提供守卫。在从天津向北京进军的途中，用车子为美军运送軍需给养的中国劳工，除管饭外，报酬是价值1美元的黄金。

美軍的“支前”民工队：小车成群结队，一眼望不到头

战争中士兵的劫掠行为是难以禁绝的，尤其是出兵作战帶有对敌国報复的情绪。美军高层采取了各种手段制止抢劫。如果发生劫掠，除在现场镇压之外，美军会将劫掠的物品全部没收，设法归还原主。若物主无法找到，则将物品交给军需部门，通过拍卖让士兵掏钱购买，然后发给士兵凭据以证明占有物品的合法性。美军对士兵拥有的私人物品严格检查，若无凭据，一律没收。拍卖所得的收益存放在美方金库中。美军曾发现大量银锭（价值376300美元）；这些银锭和缴获的其它货币被运到香港和上海的银行，卖给摩根大通的代理人，收益也存放在金库中。在外交和解达成后，美方将所有这些收益都交还给中国政府。清政府恐怕作梦也想不到，战争结束时会來这么一笔横财。

美国公使康格在联军入京一个月之后（9月17日）给国务卿的电报中说：“这个城市正在建立良好的秩序，尤其是在美国人和日本人管辖的区域内，中国人正在返回他们的家园，店铺正在开业，等等”。公使舘解围，外交官、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徒获救，社会秩序得以恢复、重建，美国认为“中国解救远征”的任务基本完成了。“美国不支持延长在中国任何地区和任何地点的外国军队的占领，也不支持在京修筑国际据点，而要继续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联军入京后，美军只参加了联军的两次军事行动，均在九月中旬，即在北京西山八大处和天津静海独流镇清剿大股拳匪。据《申报》1900年10月2日报道，美国在十月初即声明退出德国瓦德西元帅所统领的剿伐拳匪的军事行动，“不再与闻战事”。美国大规模从中国撤军也于十月初开始。

被美国第六骑兵队（6th US Cavalry）俘虏的拳匪

美军在华行动直接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关注。美国在华专员罗克西尔（Rockhill）在暴乱平息后，专程赴天津市区及京津一线视察。（1900年）10月1日他给国务卿约翰·海发了一份电报汇报情况：“我很高兴能够告诉您，我们军队在这里和别处任何地方的行爲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他们的纪律和良好的耐力受到所有方面的赞许”。所有方面的赞许中，最难能可贵的是中国民众的赞许。据时人记述：“美界绅民以归美国暂管以来，地方安谧，刁斗不闻，于是制造万名旗伞匾额等，用鼓吹送至美提督暨兵官等四份，以志感铭”。鼓乐前导，敬送“万名伞”（或称“万民伞”）及匾额，传统上代表中国民众对地方官治理业绩和为官操守的高度评价。1901年3月，由于美军的大规模撤离，北京一万三千市民联署请愿书，呈交给美军总指挥查菲將军，请求美军留守。这是北京市民挽留美军的一片赤诚，是中国人民给予美军的崇高荣誉。

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是八国联军平息了拳匪清兵的大屠杀、大破坏；是八国联军解救了各国的外交官、传教士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基督徒，同时解救了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北方民众。八国联军不是中国社会秩序、民众和平生活的破坏者；刚好相反，他们是中国社会秩序、民众和平生活的恢复者。联军出兵之前，“地方蹂躏，民生塗炭”。不仅京津地区被破坏得满目疮痍，在灭洋、灭教的恐怖中，“各省风鹤频惊，商务败坏，市尘寥落，居民日夕惴惴，几无安枕之日”。八国联军平息暴乱，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场罕见的浩劫。

(七) 八国联军对中国城市的占领是临时的，但是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联军把天津改造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联军的治理业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联军政府的清廉，在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联军攻占天津后成立了临时政府（the Tianj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入乡随俗，取名“天津都统衙门”。此衙门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衙门；手握大权的不是一言九鼎的衙门主官，而是临时政府委员会。从1900年7月30日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解散，临时政府委员会一共召开了329次会议，4次特别会议，平均每两三天开一次会。会议讨论通过的所有议案、制定的各项法规、法令以法文（国际上最权威的法律用语）作详细记录。两年下来，会议记录汇编成几大本的《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在清政府收回天津治理权时，会议纪要作为法律文件移交给清政府 。

天津临时政府发布的第1号“告谕”向民众保证，要“清理地方，保全善良”。首先是整顿治安，恢复秩序，清除匪患，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收拾庚子之乱遗留下来的烂摊子，还有两项当务之急。一是采取卫生防疫措施，防止战乱之后死尸狼藉、遍地哀鸿之中可能爆发的瘟疫。二是“采取防止本地人发生饥馑的措施”，就是说，不能让老百姓饿肚子。临时政府拨款赈抚，救济贫民：“去年冬，以贫民无依，饥寒交迫，津郡及县属村庄，均蒙中外赈抚”；在天津“楊柳青……蒙本段洋分司员傅（‘傅’某是临时政府的洋人官员 -- 引者注）转求都统，发给洋银九百余元，购红粮三百余石，经局绅帮同司员查写极贫二千余户，分别散发”。

劫后余生的天津市民在生命安全得到保障后，临时政府的“清理地方，保全善良”进入下一个阶段：“清理中国政府及私人放弃的动产和不动产，编造清单并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为确保民众的财产安全，临时政府对战后混乱的私有财产进行清理，重新登记；向能够出示财产证书的人发放房产证，并颁布了契约注册办法。西方国家对财产权的尊重（无论是私产还是公产）和契约精神，在临时政府的施政中得到充分体现。

即使面对军事需要，这个战时军政府也不会侵犯民众的财产权，不会任意损害民众的福祉。其时英国占领军司令坎贝尔（Lorne Campbell）将军要求都统衙门在市区东南军械所附近设置一个靶场。将军得到的答复是：“如不付给房主赔偿费，本委员会无法让居住在那一带的居民搬迁”。

八国联军治下的天津市民

自古以来，中国并无城市建制；城市地区归所在县管辖，而县衙门根本沒有什么市政管理机构。19世纪中国的城市人口大量增长，城市控制、管理方式的原始落后，成为社会失控的主要原因。天津临时政府按照西方城市行政体制设置，中国首次出现了城市行政区的建制和现代化的城市管理。临时政府下设卫生局、公共工程局、司法部、巡捕局、库务司以及总秘书处和汉文秘书处。各机构的首长，除了巡捕局局长是一名英国军官外，其余都是专业人士，而且久居天津。比如卫生局长德博施是一名法国医生，曾任法国公使馆医生，当时在天津行医。公共工程局局长由丹麦工程师林德（Linde, A. de）担任。他19世纪80年代就在天津英租界从事公用事业，曾参与海河治理工程。 

临时政府的法律制度是按照西方法律体系建立的。临时政府设立法庭并任命了法官，所有刑事和民事案件均由法庭依法审理判决。这也是中国亘古未有的。八国联军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从制度上保证了司法公正，结束了中国两千年来县官坐堂打屁股、“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的司法黑暗和野蛮。

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也是八国联军创建的。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治安问题，首先成立巡捕局，着手建立城市警察系统。警察由外国巡捕和华人巡捕两部分构成。外国巡捕主要从各国军队中抽调官兵组成，华人巡捕则由绅商保举本区华人担任。巡捕不仅负责司法、治安，而且负责交通、卫生等公共事务。中国的城市中首次出现在街头站岗维持治安、指挥交通的警察。天津城厢地区还被划分为8个治安区，每区推举6名华人绅商协助治安管理。袁世凯接管天津后，警察制度被完整地继承下来。

天津临时政府还创立了城市税收制度。“临时政府的财政最初是依靠参加政府的各国各垫款5000英镑开始运行的。临时政府成立后，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了城市税收制度。根据临时政府制定的税收章程，主要开征入市税（即厘金）、码头捐、所得税（房捐）、铺捐和执照税等……临时政府对各项捐税收入和政府支出有详细和明确的记录，实施严格的管理。从记录中可以看出，税收制度建立后，临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许多公共工程得以实施。在向袁世凯办理政权移交时，临时政府将全部收入和支出的账目清单，以及还在施工中的公共工程所需的费用、政府财政结余等一并交给了袁世凯”。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清廉如水的政府帐目交接。中国的地方政权交接（旧官去职，新官上任），前任留下财政亏空是常态。天津临时政府竟然向袁世凯转交了财政盈余，八国联军对中国掠夺、榨取的谎言可以休矣。

在战局稳定之后，临时政府掀起了天津现代化改造的高潮，主导了天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制度的制定。

临时政府主持了天津城牆的拆除。19世纪末，城牆的传统防御功能已经不复存在；当城市迅速发展时，城墙成为交通的最大障碍。天津城墙拆除后，沿城墙基址修筑了四条马路，成为城区的交通干线。临时政府还修筑了城北门至运河以及英租界到海光寺的道路；老城区的道路系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临时政府在城市交通方面的另一个建树是创办有轨电车交通系统。当时欧洲人和日本人分别向临时政府提出了承揽修筑电车工程的申请；日本甚至由政府出面，要求优先获得专营权。经临时政府的慎重审查，比利时银行团投资的“天津电车电灯公司”获得了有轨电车的经营特许权。中国的第一个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由此诞生。

天津的自来水供水系统也是临时政府执政时创立的，开中国“自來水”之先声。1901年3月，德商瑞记洋行向临时政府提出建立自来水供水系统的申请，获得批准。临时政府委员会对供水系统的设置、供水水源、消防用水的供给以及水价的限制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八国联军的执政同时带来了中国城市的光明。天津的路灯在19世纪80年代首现于英租界；华人得享路灯照明则是八国联军的贡献。临时政府委员会于1900年11月作出决议，要求城区马路两侧每隔100步安装一盏路灯（油灯），安装及维修费用由沿路房主承担。翌年2月，临时政府决定城市照明由政府负责，筹划安装电力路灯。在与“天津电车电灯公司”签订协议时，临时政府提出将电车专营权授予该公司的条件之一，就是公司要为电车经过的马路以及其它道路提供电力路灯照明。自此天津夜晚“灯盏齐明，如同白昼，比除夕倍觉辉煌”。

中国城市电话系统的建立，也是八国联军首开先河。之前，一些政府衙门、官邸安装了专线电话，租界也出现电话；但是电话的商业经营和城市电话系统的建立，则是八国联军治理天津的产物。1901年2月，丹麦人濮尔生在老城区注册成立了一家经营电话、电报的公司：Electric Engineering and Fitting Co.，中文注册名称为“电报局”。这家公司在老城区埋电杆、架设电话线，电话开始在政府机构、公共设施（如医院）和民间普及。除日常广泛的公私用途之外，在夏季汛期，临时政府还利用城市电话系统（当时最快捷的通讯、传播手段）通报每日的海河汛情，组织防洪救灾。

八国联军对中国另一个杰出的贡献，是建立了亘古未有的公共卫生系统。中国自古以來既无公共厕所，亦无垃圾的收集清理。城市居民在街上任意出恭、倾倒大小便桶和垃圾；滿街屎尿、遍地垃圾臭水沟就是当时城市的卫生面貌。据人大教授张鸣介绍，当时皇宫内都没有厕所，“连庄严的太和殿两侧，也随处散落太监们的大小便。反正皇帝没事不会去那里，后妃也去不了，大典每年不过一次，到时候清理一下也就得了”。19世纪随着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城市卫生状况日益恶化，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当时对城市环境影响最大的是生活污水、垃圾以及人们随处便溺的习惯。

“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便做出决议，城区禁止随地便溺。路上行人随地大小便要罚洋1- 2元。同时，临时政府开始以招标的方式建造公共厕所。很快，老城区建造了多处公共厕所，并设有清洁夫按时清扫。临时政府专门发布告谕，要求人们必须到厕所‘出恭’，在厕所以外便溺要受重罚。同时，临时政府还要求所有粪厂迁至郊外”。解决居民随地大小便问题的同时，临时政府也着手解决城市拉圾问题。“1901年3月，都统衙门制定了《洁净地方章程》，规定居民每天必须将垃圾倾倒到划定的垃圾场，然后由政府统一处理。住户每天要将自家门前地段清扫干净。并明文规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这是天津最早的城市卫生立法。违反这些规定者会被外国巡捕抓捕，受到罚款、鞭责等严厉处罚。与此同时，由临时政府卫生局组织专人清理河边、城内堆放的垃圾，雇用清洁夫打扫街道”。

临时政府同时主导了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他们未采用政府投资的方式，而是利用民间集资或投资。临时政府要求各街区的士绅出面组织居民修建和清理下水道，费用由士绅们承担。对排水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质量，临时政府严格把关。工程设计要经过公共工程局的审批。验收工程时，如果工程质量高，政府将承担部分工程费用。在临时政府的鼓励下，私人公司也参与了排水系统的投资与建设。德国人汉纳根的“大广公司”提出修建城区南部排水系统的方案，委员会经审查后批准。该公司在老城西南部挖掘了排污池，老城区的污水被排入池中，再经由专门水道排入海河下游。这一排水系统一直沿用至20世纪50年代。

在八国联军临时政府的治理下，天津干净了，卫生了。北京的面貌在联军治下也发生了类似的重大変化。时人记述：在北京“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糞公司，挨户捐钱，各司其事”；“又炉灰秽土，街前不准堆积…… 英美各界，均有公捐土车，挨门装运”。连紫禁城内都修建了公厕。时人编成“西江月”，赞扬城市面貌的变化：

不准堆积糞土，勿许街市出恭；路途小解或出恭，罰尔两天苦工。

各处砌壘厕所，街巷扫除干净；禁止斗殴与強争，煙馆赌局词讼。

各处添设土筐，运載糞土出城；街巷泼水点夜灯，小儿脸要干净。

添立牌头街长，稽查户口人名；设立巡捕与分厅，歼除贼源盗风。

国人在八国联军治下（包括強迫之下）第一次享受到清洁、文明的生活方式。

清政府官员慰问八国联军

1902年6月，就在八国联军最后撤出中国的两个月之前，天津发生了一次流行性鼠疫。“鼠疫最初是从塘沽传入的，并主要在城北区蔓延。临时政府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疫措施。在塘沽设置了港口检疫隔离站，在市区建立了医疗站，还对感染者的隔离、病亡者的埋葬以及环境消毒等制定了强制性法令。如病人要及时送医院隔离、冰镇并用石灰涂身；焚毁病家衣物；一周内封闭患者住房，用石灰水涂封门，胡同禁行，邻居不得进入，与病人同居者不得外出等等。病故者要领取许可证才能掩埋，并由政府专门雇用的苦力抬运和掩埋尸体。为了防止因感染者死亡造成疫情扩散，临时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死亡报告制度，如藏匿死尸不报，要处以带枷游街、罚苦工等严厉处罚。当时，临时政府还专门发布告谕，制定卫生章程，要求居民必须饮用开水、蔬菜水果必须煮熟食用，保持身体清洁，染病必须及时报告，同时还免费提供石灰用于厕所等消毒。要求制造汽水的水铺铺主必须使用开水，对违反者严厉惩罚”。 

发生鼠疫是不幸；刚好在联军撤军之前发生，则是不幸中的大幸。如果沒有临时政府迅速及时、严格高效、科学的防疫措施，而由腐败、低能的中国政府应对，这场鼠疫將可能在多大的区域内肆虐，多少国人將因此丧命，是不难想象的。清末即有“后车之鉴”。庚子战争十年之后，1910 至1911年，东北黑龙江省发生鼠疫。“疫症发生始于满州里……民居寥落”，非天津这样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而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异常惨重，死亡近六万人。疫情的缘由还是俄国医生经调查后发现的。

临时政府——这个外国占领军的军政府也没有忽视学校教育。临时政府拨款，“努力操办”学堂，“选聪慧子弟肄习洋文洋语”，“以克服中外语言，文字不通，诸多不便”；学堂里同时“讲读经史古文，并字学、算学、輿地学”（八国联军不是因为需要翻译而办学；在学堂里上学的都是小孩子）。

临时政府向天津居民提供免费医疗保健，其中包括接种天花疫苗。中国人开始从可怕的天花疾病中解脱出来（这个病要了两个清朝皇帝的命）。

临时政府执政时期，还建立消防队、制定交通法规、建立公共墓地等。临时政府还计划进行人口普查；为此不仅组织了专门机构，拟定了人口调查表，还开始为城区街道正式命名，编制住宅门牌号码等等，为人口普查做周密的准备（由于政权不久后移交，人口普查未能完成）。

抽大烟、逛妓院是中国社会的痼疾；临时政府用严刑峻法猛药去疴。在天津的《巡捕章程》中规定：“凡烟馆娼寮一律封禁。违禁者，或私赴此等地方者，俱予以严罚”。

临时政府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对天津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现代化的巨大贡献，是古往今来中国任何一个贤臣能吏或政府当局都无法比拟的，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苏东坡在任杭州刺史时修了西湖的一道堤坝，受到千古称颂；但与八国联军在天津的业绩相比，不是蚂蚁比大象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八国联军在完成人道救援使命、中止庚子之乱的浩劫后，绝大多数联军將领都急于率军回国，因为在中国驻军开支浩繁，占用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在归心似箭的情势下，联军的临时政府竟然创造出城市改造和现代化的丰功伟绩。

按照国人的思维定势，外国占领军在天津的种种建树、作为简直是“吃饱了撑的”。他们是在敌国的土地上，既无拚政绩、图升官的驱动，亦无饱私囊、搂钱财的利诱，所为何来呢? 想收买中国的民心？可是当政者有八国之多，国人该感激哪一国？笔者思来想去，觉得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八国联军组织的临时政府是一个对人民有责任心、关心民众福祉的政府；政府为人民服务，是政府的天职。这种普世价值如此“刻骨铭心”，就是在交战国临时占领的城市也不能不表现出来。

进行天津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涉及大量的民房拆迁工作。在八国联军治下，拆迁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呢？这里以修建一条沿河公路涉及的动迁为例。

临时政府委员会第73次会议专门讨论了此次拆迁的征用费问题。委员会责成公共工程局局长、丹麦工程师林德就沿河房屋提出估价报告。该报告完成后，由司法部长、司库和中文秘书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报告提交给市府委员会。市府提前一个月发出公文告示，通知涉拆迁的居民。居民有意见、要求尽管向政府提出来，由市府进行审议；市府绝无隐瞒、强横之举。每个拆迁户均得到三方面的补偿。一是房价补偿，按委员会综合专家分析确认后的房价执行。二是宅基地皮，均以每亩75两支付征用费（相当于五品官一年的俸禄）。三是在市内迁居地区免费划拨同等面积的宅基地。房产的制图造册，统一由临时政府召集房主、地保与相关人员到场，当面完成，一式两份。拆迁户的补偿银两，由临时政府的下属部门在预定时间统一发放。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公共建设项目，其拆迁户的补偿和安置均依照上述程序进行。八国联军主导的房屋拆迁如此公平、廉洁、透明、利民，会不会令今人羡慕呢?

八国联军在治理京津地区时的廉洁作风，也与古往今来中国官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照。联军在占领的城市一旦（临时）当政，中国官场的潜规则、形形色色的腐蚀拉拢很快地包围上来。天津临时政府很快嗅到了中国社会的这种腐臭，断然采取措施，“拒腐蚀，永不沾”。

1900年12月20日临时政府委员会召开第84次会议，除了讨论发放救济、处理民教冲突等事项外，还专门 “研究了关于当前一些华人向政府部门成员赠送礼物的问题”，并形成决议：“本委员会认为此举应当严加制止。同时也相信，政府所有成员都不会接受华人除水果和鲜花以外的任何馈赠”。临时政府成员不仅自己分文不取、两袖清风，而且努力保持政府雇员的廉洁。天津“暂行管理城厢内外地方事务”的西人长官发布了管理地方告示，晓谕民众“本衙门并四司员衙门西国官员，并文案翻译，及各项差役，均不准收纳民人礼物，如违查出惩办。该民人等亦不得暗中馈赠”。政府官员、衙门差役不许接受民众的礼物，违者惩办，对国人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且实践证明，洋人立的规矩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八国联军的清廉作风也表现在军需采购方面。自古以来，中国的軍需采办是肥得流油的差使，非领兵官的亲信莫属。八国联军由于长期驻扎，需要在当地购买大量物品，从粮食蔬菜、肉类水果、草料豆麸、煤炭木柴、砖瓦木料到布匹绸缎，品种繁多。使华人供应商惊异不止的是，联军的军需官不收（在中国人眼里是天经地义的）回扣。齐如山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德军“粮台总办”（总军需官）梅星先生向他购买木柴，成交之后，齐按照惯例、行规，要给梅星回扣，被对方断然拒绝。梅星对齐说：“你用不着谢我……你若以为我有意要钱，那就大错了。别的国知不清，德国的公务员没有要钱的”。齐如山不胜感慨：“没想到这个粮台总办，真是一清如水，一文钱的弊病也没有，待商人还是很厚道，我也绝对不特别多要钱。我没有应酬过他，他例常开两瓶啤酒，我们喝着谈天”（读者不要以为联军军需官的廉洁与否和中国无关。八国联军的军费，部分出自庚子赔款）。

对一些为八国联军服务的华人狐假虎威的扰民行为，天津临时政府及时进行了调查和惩处。1900年9月28日，都统衙门获悉，有华人翻译趁随军演习或出征之机，在胜芳镇非法获银1万两，之后存入天津汇丰银行。都统衙门下令汇丰银行冻结此款，等待调查结果。紧接着，英军总司令部参谋部翻译、福音堂的教士斯利蒙（Slimon）向都统衙门写信举报，有华人谢某和梁某在一些村庄以向村民提供保护为名，骗取金钱。10月13日，都统衙门责成巡捕局长下令拘捕并审讯这两名被告。1900年11月16日，在都统衙门任职的俄军上校沃罗诺沃报告说，发现一名孙姓华人翻译在一个叫宜兴埠的村庄向中国人勒索钱财，要求都统衙门逮捕此人。都统衙门遂将此案移交巡捕局办理。

对查有实据、情节严重的假借联军名义的诈骗、抢掠罪行，都统衙门严厉惩处。“宝倭青都统以张得立、吴贵廷、张恩荣三人，向在津郡为匪，曾假冒洋兵，并本衙门委员，迭向民间勒索银钱，并抢劫财物。故于缉获审明后，即于九月二十三日十一点钟，在东门附近地方行刑”。

都统衙门于1900年12月28日的会议上決定发布告谕：凡以临时政府或军事当局名义征敛钱财，均属诈骗；要求民众检举揭发，以便严惩。这篇告谕在1901年1月1日元旦张贴到天津的大街小巷：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现闻有人假充本衙门之人或充练军勒索钱财，准该民人等前来本衙门指名禀控，派兵查拿严办。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特示。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在北京，八国联军的“北京行政委员会”对假借联军名义的勒索、诈骗和仗势欺人行为也决不宽贷。被民众“指名禀控”而遭“查拿严办”的一个典型，是赛金花的家人刘海三。这个恶仆凭着赛金花当时的声势，招摇撞骗，为非作歹。刘被捕之后，赛金花四处求情，但是处处碰壁。联军治下，哪有法外之人？赛金花和她所托之人向徳军当局求情时，不敢使用中国传统的手段——贿赂，因为他们知道在洋人那儿，这一套行不通。最后，刘海三被德军当局枪决。

大规模、惨烈的（对基督教的）宗教迫害是庚子战争的导火线之一；战后，自然会有民教冲突的余波。临时政府处理此类冲突，并不偏袒基督教会和外国传教士，而是一秉大公。仅以王家沟事件为例。

1900年11月20日，王家沟的士绅向天津都统衙门投诉，“指控有两名华人基督徒声称受临时政府的委派在村里为教堂征集赔偿损失费”。临时政府收到投诉后，“委员会责成汉文秘书通知这些士绅，把被控告的两名华人基督徒带到司法部”。两天后，都统衙门又收到王家沟士绅的书面诉状，指出那两名基督徒是根据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传教士的指示到村里索取赔款的。都统衙门继续指令将这两名基督徒带到司法部接受审讯，以查明美国传教士是否有违法行为。

随后，王家沟的乡绅们通过汉文秘书又提交了一份诉状，“要求赔偿因遭拳匪迫害而造成的损失”，并宣称已经聘请日本人作为本村的法律代表。拳匪造成的破坏、损失，该村要求（八国联军的）临时政府赔偿，这在当时并非无理要求。实际上在京津两地，联军针对拳匪造成的破坏对民众都进行了赔偿，因为庚子赔款也包括对中国民众的赔偿（《辛丑条约》第六款）。

王家沟士绅对基督教会的指控，激怒了当地教会中的某些人士。有人带着不明真相的联军士兵抓捕了当地士绅，民教冲突迅速恶化。都统衙门巡捕局长严词指控“美国传教士煽动”，并要求对“传教士的行为进行约束”。这场冲突的后续情况在都统衙门的会议记录中没有记载；但当时北京外交使团接到了各国政府的指令，“要求友好地解决赔偿事宜”，此事件应该和平了结。

为政清亷，以法治国，直至今日不还是“中国梦”吗？

(八) 庚子战争中，战败方的政府留守官员给外国占领军敬送锦旗，老百姓给占领军恭送庆功匾、万民伞，国家元首给占领军颁奖授勋。人类战争史上，可曾有过此种咄咄怪事？

中國官員敲锣打鼓，恭送錦旗給八国联軍

在庚子战争的旧照片中，有一张流传颇广，是留守北京的中國官員敲锣打鼓，送兩面錦旗給八国联軍的指揮官。一面锦旗上大书“万国咸喜”，挂在了八国联军总部的门口。另一面锦旗上则是“祝效华封”，祝其寿，祝其福，祝其多子，诚为国人最美好的祝愿。有人认为此种举动是向侵略者献媚邀宠，是卖国求荣的汉奸行为。这是愤青式的弱智思考。八国联军是侵略者还是人道救援之师，前文已经分析过了。诚然，“拍马屁”是中国历久不衰的官场文化，但是给八国联军拍马屁，则是马屁拍在马腿上。联军是战争中的敌军，占领中国是暂时的，在中国也绝无扶植傀儡政权的打算。清廷官员就是昏了头，也不会指望给联军拍马屁升官发财。与敌军建立亲密关系，向占领军求荣，只会使自己在联军撤军之后大禍临头。

清廷留守官员如此，平民百姓呢？据时人记述，居民盛服前导，给八国联军送庆功匾、万民伞的，决非个别地区的个别事例。在天津楊柳青，“洋分司员傅，心地明白，操守清廉，自五月抵楊柳青，弹压地面，甚属安谧，村人感之。于十七日公送匾额一方，其文曰：「除莠安良」。司员盛服相迎，款以烟酒茶食，且自谦云：‘无好处，不敢当’”。在天津城南，“法司员贾，清廉严重，有威可畏，自春徂秋，管理城南段，未尝稍懈。繙译姚君智善（翻译姚智善 -- 引者注），亷明正大，一尘不染。十八日，司员交卸，村人十余名前往饯行，并送匾额， 其文曰：「明镜高悬」。贾君喜极，指天画地，作颂祷之狀，为我村祝，为我国祝，为我大皇帝祝。所谓颂扬得体也。及村人转相称颂，伊则谦让未遑”。“八月初三日，汉文司员丁君回国。丁君在中国多年，曾充学堂教习，去岁发给执照，保护我村，村人往饯，并送「惠心有孚」匾额以酬之”。

送万民伞、匾额，一般是在官员離任时，民众借此表达感激之情；以上三例中，有两例皆是。若说这是谄媚，洋官已離任走人（甚至回国），谄媚的意义何在？凡是以不帶偏见的心态读过本文前两节（六、七节）的读者，对中国官民向八国联军表达的种种心意，应该不会感到吃惊或误解。联军平息暴乱、中止浩劫、解民倒悬、与民生息，中国官民向联军表示感谢，不是人之常情吗？而且被民众特别感激的洋官，自有他们的优秀过人之处。

对八国联军表示感谢的不仅有民众官绅，还包括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庚子战争结束后，“出使日本大臣”（即驻日公使）蔡钧向日本外务省呈递照会，转达光绪皇帝对他的谕旨：“上年拳匪变乱，禁门以内，日本兵官严饬弁兵，极力保护，洵属睦谊可风，深宫甚为感悦。著蔡钧转达日廷外部，传旨向日皇伸谢”。清廷不仅向日本天皇伸谢，还对联军中的日军军官大加奖赏。庆亲王奕劻亲自致函日本驻军指挥官，索取“各将官职务资格，以便分别赏给”。几经交涉和修改，日本政府最后慎重地确定了一份199人的名单，接受清政府的奖赏。

国内对此事一般评论为：这是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卑躬屈膝，“量中华之物力，结舆国之欢心”。这种党八股式的批判与事实相距十万八千里。要说对西方列強的仇恨，无论是时人还是今人，很少有人能超过慈禧。满清爱新觉罗皇室在对外战争失败之后，雖然不能不退让，甚至被迫割地赔款，但从未在强敌面前摇尾乞怜过。敢诛杀持异议的大臣，向世界上所有的强国同时宣战，说明慈禧不是孬种。而且其时清廷的“天朝上国”的心態尚在。“朝廷柔服远人”（《宣战诏书》中语）；因为日本军官有功于清廷，故对其颁赏，如此而已。而且此类颁赏是在战争结束、《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廷并不希冀日本有什么回報。

无功不受祿；日军的功劳何在呢？首先，正象光绪帝在上谕中言明的，日军对皇宫“极力保护”。联军入京之后，日军把守紫禁城的东华门、西华门和神武门，和美军一起严密保护皇宮。清宮不仅未遭兵灾，而且保持了皇室的尊严。联军破京时，宫中不少人逃逸，但留下來的仍逾千人。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供应，完全由日军承担。“联军入京后，大内所留咸同（咸丰、同治 -- 引者注）两朝妃嫔，由日本兵官按日进膳，派敬止齐尚书照料一切。至庆邸到京始止，调护极为周密”。清皇室对日军的保全是真心感激的；“深宫甚为感悦”是大实话。清廷在庚子战争中造了大孽，闯了弥天大祸。与它在1860年毁弃对外条约、偷袭英法军队、杀害谈判代表而招致英法联军的報復——火烧圆明园，两相比较，庚子战后皇宫御苑完好无损，清廷是应该感到庆幸的。

日本兵守备紫禁城神武门

再者，八国联军之中，纪律最严明的除美军之外就是日军，这是当时举世公认的。八国联军破京时，“日帅下令，无论何人，不许在北京掳掠”。“洋兵之入城也，日本最有纪律，城北之民感之，公送万民伞”。“日本分界内，华人最多，而生意亦最旺”。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莎拉（Sarah Conger）在给亲友的信中提到：“中国商人带着货物回到北京时，先是悄悄溜进日本人的辖区，因为他们最信任日本人。后来，这些街道变得拥挤不堪，日本人就要求他们必须到城里别的地方去，他们立刻就涌进了美国人的辖区，挤满了街道，并留了下来”。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中评述说：庚子年攻入北京的日军，军纪之良好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要自我表现，力争上流，……一时颇为他们入侵的友军和本地华民，另眼相看”。

日军严明的军纪当然不仅表现在京都地区。在天津，“自联军破津后，各国分段驻兵弹压。其城东一带，则归日本派兵巡查，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居民感之。现闻该军有迁防之信，故各铺居民议欲公送匾额，以志不忘”。联军占领山海关，“人口约有三十万之数，为北方巨镇，目下由日本福島将军总管其地……所有联军均驻城外，如非將校，不许滥入郭内”。在日本將军主管下，联军士兵连进城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即使对中国的战犯或囚犯，日军也给予人道待遇。礼部尚书启秀是《辛丑条约》认定的“首恶诸臣”之一，被判死刑。在押期间，启秀母亲亡故，日本人“因其丁忧，放出十日穿孝”；滿十日后，再续十日。北京“城内板桥胡同英巡捕局内，所禁犯人多至九十余名，昨日保释张某等四人。据云在内时，常有日本某医生入而诊视，并按名发放棉衣米菜等项”。日本医生诊视囚犯竟然诊视到了英巡捕局内，还给犯人发放棉衣和食物，不知英军是否会嫌日本人“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聯軍中的日本官兵與中國孩子合影

日本占领军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北京创立了警察系统。为了维持京城的治安，日军在北京招募华人，加以训练，成立了京都有史以来的第一支警察队伍。日本人对此事的认真负责和长远考虑，中国著名的剧作家、历史学家齐如山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述：“日本人以为我知道北京的情形很清楚，约我前去谈一谈。我到顺天府（日本民事机构在此），一位日本军官对我很客气，他说想办一班警察，应募的人很多，现在自然须日本人管理，将来各国撤兵后，自然就由中国人接办，管理人须知识较高之人，但也须稍知警察法，言外是也得训练。我听罢又想，他居然想到撤兵以后的事情，其实他们走后，这些警察果能存在否尚是问题”。历史证明，齐先生是多虑了；京都的警察系统由前清一直延续到民国。

当日军指挥官柴五郎回国时，北京民众夹道流泪送别。这与北京一万三千市民联署请愿书，请求美军留守，不是相映生辉吗？

清人洪寿山在《时事志略》中撰写了“感德报恩”，调寄西江月：

日本英美三国，待民恩德深重，万民衣伞匾花红，小民报答恩情。

英美所管之处，亦与日本相同，其余各国不相同，街市消条清凈。

(九) 庚子战争中，各地由华人组成的“带路党”为八国联军竭诚效力，甚至出生入死，在中外战争史上蔚为奇观。

中国《百度百科》中的“带路党”条目，斥责带路党是“敌人打进来时的当奸细‘带路’的人”。但是它不得不承认：“该词揆诸历史，在八国联军与满清政府开战时，已有不少中国民众充当前驱，充当八国联军的带路党”。这些“不少中国民众”为八国联军导向带路，收集情报，传递书信，献计献策，助联军攻城，为联军“公关”（联络和民众的感情），辅军需运输，助联军给养，直至为联军出生入死，舍命效力。

法军架梯攀城墙；墙头、墙下均有中国百姓在协助

“带路党”中，自然不乏饱受残害杀戮、视联军为救星的中国基督徒。联军攻打天津时，华人基督徒里应外合，为王前驱。“天津府城失守。先是洋人偵知城内无备，十七日（公历7月13日 -- 引者注）令教民溷入，四鼓登城，是时城上无兵，乃自上递声，有教民数十皆洋装，闻声缘牆而上，即于城上遍插洋旗，乱施枪砲，大呼洋兵来入。居民由梦中惊醒，仓惶出奔，城中大乱，真洋人入城者，惟八九人耳。日出时，教民进南门，洋人大队始进入”。

在庚子战争中曾任联军的随军牧师和情报官的宝复礼在回忆录中说：“一个时期，当租界（指天津租界 -- 引者注）陷于危险绝望的关头，由于射来的炮弹用的是无烟火药，因此找不到炮位。有两个人，一个是年老的中国传教士，另一位是他的儿子，自告奋勇去城里侦察大炮的位置，然后回来报告。另外两个人，通过义和团防线到大沽去把我们的急迫要求报告给海军司令们。一个被捉着投入了海河，另一个也再没有回来。五十个改信基督教的人们，为英国十二磅海军大炮运送炮弹，他们把大炮从一个炮位拖到另一个更有利的炮位，有两次，在敌人重炮轰击之下，炮弹在他们的头上飞过，枪弹在他们的周围嘶鸣，而他们却勇敢地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冷静地听从指挥，象是一些毫不怕死的人。他们应当赢得保护，受到无限量的赞美。……牒报部负责为每天的行军准备一张以一英里等于一英寸为比例的地图。图上画着每个村庄和道路，还加上很多侦察员所能得到的情报，如大炮的位置，敌人的战壕，实际上，这地图对指挥官来说就如一张航海图对一个船长一样的重要了。除地图之外，还要写一份对明天行军的说明，说明敌人的大约人数和位置，和道路的情况。每位指挥官都有了一份地图和说明之后，部队才准备出发。在我们出发之前，两个教徒学生就已作为侦察员活动了五天了。……这类日常工作天天都在做，而象那样得到的情报则除了借助这些中国基督徒侦察员的帮助之外，是无法得到的”。

中国基督徒在英使舘内裝沙袋御敌

中国基督徒对八国联军人道救援的鼎力支持、对危难之中外国传教士的舍命相助，成就了何等的功绩，从一位美国牧师康格写给中国教民的信中可见端倪：“对于那些被困的美国传教士来说，你们如天使降临，将他们从即将发生的大屠杀中解救出来。……我向你们表达我心中诚挚的谢意。这是我们外交使团所有人的共同心愿。我们难以表达我们内心那诚挚的感激之情。对于你们提供的帮助，以及那些当地基督教信徒们所提供的帮助，这些帮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倘若没有你们精心而又周密的计划，以及中国人那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我想我们是不可能这么成功地被解救出来。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你们那周全的考虑，以及耐心的支持，让我感动至深。对此，我向你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我希望，当然我也相信在上帝那里，你们的付出，以及你们所遭受的苦难都将结出丰硕的果实，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幸福成果。因为像你们一样献身于如此崇高的事业和生活中，上帝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带路党人，除华人基督徒外，亦有大量普通民众。民众被义和团、官军荼毒、祸害，往往向外国联军伸冤求助。不仅如此，他们在联军的军事行动中还主动协助联军。

中国百姓在帮助八国联军过河

晚清著名报人汪康年在其笔记中记载过两个事例。守卫通州的清军在当地奸淫掳掠，为居民深恨。在外国联军兵临城下之际，居民纷纷跑去向联军投诉；联军将清兵围而歼之。八国联军破京后，一些拳匪余孽藏匿在翠微山的两座寺庙中。他们以土匪绑票的方式，向附近村落的一个韩姓居民“勒出万金”。韩某请求减少赎金，拳匪不允，将其杀害。韩妻知道向地方官控告无用，直接进城向洋人控告。洋兵出动，包围寺庙，尽歼拳匪，为民除害。

《西巡迴鑾始末》（卷四）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战争之初，义和团在大沽附近的村庄活动频繁。联军想找人探听他们的虚实，苦于一时找不到。一个少年人自告奋勇，愿意领命前往。联军指揮官派了几个士兵护送他去。接近目的地时，少年对护送他的士兵说，你们这样送一个人去探听敌情是不行的，并教他们应该怎么做。联军士兵接受了建议，对该少年鼓噪追赶，拳打脚踢。少年气喘吁吁，狂奔不已，最后“摆脱”了士兵的追逐，坐在一棵树下，边哭边骂洋鬼子。拳匪经过，听到少年的哭诉，引为同类。凭着苦肉计，少年混入拳匪队伍，尽探拳匪巢穴虚实。侦察任务完成后，少年乘外出活动之机，假装被洋人捕获。根据少年提供的情报，联军將拳匪一举剿灭。联军对少年十分感激，赠他金子，少年不受而去。

《西巡迴鑾始末》（卷四）还记述了另一位天津少年的事迹。在北京的外国使館被围攻期间，一日，在激烈的攻防战中，突然有一个华人少年手中挥舞白巾，站立在洋兵之中。这是什么人呢？原来他是八国联军从天津派來的信使，携带密信给北京的外国公使。之后，少年带着公使们的复信返回天津。半个月后，他再次冒着千难万险，携带联军的密信潛入北京，送达使舘。公使们这才知道，八国联军已在进京的途中；楊村之战大捷，获救指日可待。公使对该少年感激莫名，赠其千金，少年“毅然不受；叩其姓名，不告；问其何为为此，则云，其母尝言，欲救中国无亡，必救公使不死”。少年舍生忘死，原来既为救公使，更为救中国；只有公使不被屠戮，中国才能被列国原谅。

终获八国联军解救，英国公使舘内中外人士笑逐颜开

英人威尔在《庚子使舘被围记》中记述了他亲眼目睹的一个携带北京公使的密信去天津，再带回联军复信的北京人的事迹。此人“往返八十英里之长途，共行二十四日，有四次被执，性命皆在呼吸之间。沿路均拳匪，各村中均悬红布记号，并贴拳匪之告示。每次被执，皆被毒打，有一次逼令在村中做苦工，彼于夜间设计逃走，不得食物，则偷窃食之”。信使抵达天津后，將公使们的密码信件交给联军，“得有覆书，又历尽艰难，始得归至此地”。使舘人员不仅钦佩他的勇气、智慧，更为他的淡定气概所折服：“此年轻之中国人，甚为瘦弱，当其公事已毕，坐而摇扇，淡定若无事之狀，殊觉可异”。

实际上，在使馆被围困攻打期间，第一个担当信使、冒死去天津给八国联军送信的，是一个北京少年，“年方十六，并非教民，因素喜西人，为其承雇者所弃”。6月13日义和团在京大肆屠杀教民，两个外国传教士外出寻访教民，將他们带到使馆避难，路上碰到该少年，少年于是随他们去了使馆。之后，使馆被围困攻打，长期与外界音讯断绝。公使们徵召信使，该少年“即应召而行，至七月二十六号回京，带有天津回信。此信乃被围后首次至京者”，价值何止万金！

另有一个华人也成功地突破封锁，完成了为联军传递情报的任务。他从被重重围困的北京公使舘突围出來，到达天津时，联军刚刚攻占该城。他向联军报告了北京使舘的情况，同时交给英军司令官盖里斯一把进入北京内城的“金钥匙”。在北京使舘区旁边、护城河的水面之下，有一个秘密的水门。通过这个水门，即可进入内城，到达联军最终的目的地——东交民巷使舘区。这个华人基督徒交给盖里斯的金钥匙就是一张准确标示那个秘密水门的图纸。8月14日盖里斯率领英军在进入北京外城、占领天坛后，带领官兵下水，按图索骥，很快摸到了护城河中的秘密水门，砸开铁栅栏，进入北京内城，冲进了英国公使舘。英军第一个拥抱了挣扎在断垣残壁之中、望眼欲穿地等待救援的各国公使、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在八国联军人道救援的比赛中，英军荣获第一名（尽管英军在北京攻城战中出动最晚，伤亡也最轻）。

英军从广渠门的下水道进城，大批京城百姓围观

对带路党，清廷早有察觉，多次为此发出谕旨。如庚子年6月16日清廷晓谕直隶总督裕禄：“闻直隶秦王岛北塘一带渔船，多有接济洋人情事，即著裕禄迅速派员，严密稽查笼络各渔船，团为一气，为我效用，断其接济”。但是“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联军攻打京都时，得到一些本地人自发的帮助。联军攀登城牆没有梯子，北京市民从家中搬来梯子给联军使用，并热情地为其扶梯。更多市民则是作壁上观，看热闹。

八国联军在征战途中，当地农民不断向联军提供中国官军部署的情报。俄国战地记者记述：“（从通州到北京的）沿路村庄里的一些农民告诉我们，东门（总共三个门）是关闭的，前一天从通州逃出来的中国官军驻扎在北京南边一个叫做南海闸的地方。京都只有旗兵和董福祥的军队……他们抱怨着遭到自己国家士兵的抢劫，他们倒水给我们喝，对我们十分恭顺。侦察队收集到这些情报后就往回走，……在回来的路上，有一个中国农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村民们用茶水款待我们，并要我们送一些俄国旗给他们”。这不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情景吗？讽刺的是，“王师”竟然是攻入国门的外国军队。

八国联军中有由华人组成的团队，英、德两军中都有。英军的华人团队编制为“英军第一军团”，中国人称之为“华勇营”。德军中有“华勇连”。因此有人调侃说：八国联军实为九国联军。这些华人团队“表现优异”，尤其是英军中的华勇营，在庚子战争中战功卓著，获得英国女王授勋，在西方军史界声名显赫。1902年，12名士兵被挑选出来，代表中国军团到英国本土参加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论者把联军中的华人团队亦算作带路党的一个类别。因为篇幅关系，本文略去不谈了。

庚子战争中，为八国联军“充当前驱”的中国人如此之多，对联军的帮助、贡献如此之大，难道不是人心向背的一个标志吗？给英国政府上书献策、呼吁八国联军推翻清政府的“国父”孙中山，难道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帶路党人？

在庚子之乱和随后的战争中，义和团和清政府“灭洋” 的大屠杀、大破坏是中国近代史上罕有其匹的浩劫。这场浩劫难道不是八国联军用战争手段终止的？平息浩劫、解民倒悬，这不是八国联军出师的“副产品”，而正是联军作战的目的。当然严格地讲，联军要解救的主要是各国的外交官、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徒，但是中国广大的民众官绅不是也同时获得解救吗？如果说八国联军平息这场浩劫的功绩不可没，这种说法过份吗？如果说八国联军阻止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大反动，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八国联军是人道救援的正义之师，这是全世界的公论，也是任何理智清明的中国人，在了解历史真相之后会得出的必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