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关于吴石的几个历史澄清/高瞻

今年9月，墙内各家电视台大张旗鼓的播出了39集电视连续剧《沉默的荣耀》，“以1949年至1950年台湾隐蔽战线斗争为背景，讲述了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烈士真实的潜伏故事，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也让吴石从一个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寂寞沙洲冷”的小众者一下崛起为街谈巷议的超级网红。之后不久的11月8日，有意或者无心，新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出席了在台北马場町举办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秋祭追思慰灵大会”，吴石名列被祭拜者里；事后，中国媒体大肆张扬“郑丽文参加台湾马场町秋祭活动，祭拜吴石将军等革命先烈，体现了现在的台湾国民党政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英雄的敬仰之情”，台湾各界強烈批評，国民党中央和郑丽文则紧急声明“活动並非以吴石等人为主角，邀請资讯当中也未曾提及吴石等人，且吴石等人並不是被认定的政治犯”。由此，吴石不但在海峡两岸，而且在全世界华文媒体中都成了炙手可热的话题人物。

2008年，中国有一部热播电视连续剧《潜伏》，剧中余则成的原型一直被说成是吴石。实际上，吴石的经历和际遇与余则成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吴石出身于名将如云的武昌陆军中学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9年又进入日本陆军炮兵学校学习，并在1934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军事教育资历极为完整和深厚。由于民国政治、军事体制的宽松，吴石从军间隙，还在许多政府和社会机构里担任过职务。重回军界后吴石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一处处长， 1936年2月获授陆军少将。抗战爆发后，吴石先后担任大本营第一部第二组副组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桂林行营参谋处长、第四战区长官部参谋长、重庆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主任参事等职。1945年底加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7年1月任新建的国防部史政局中将局长。就在这一年，吴石被共产党盯上；4月，附共的辛亥革命元老和立法委员、后来中国农业部长何康的爸爸何遂以及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中共中央上海局香港联络站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香港负责人万景光（“小万”，化名刘栋平）等人与吴石在上海锦江饭店见面，成功将其策反。此后，吴石以何遂家为中转站，往返上海与福建之间，并通过其福州同乡、保定军校三期同学、第四战区和国防部的同事、抗战前即成为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国军中将吴仲禧为共军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比如徐蚌会战前国军的“淮海战场形势图”和《徐州剿总情况》、华中剿匪指挥部《敌我双方兵力位置图》、《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全国军备部署图》、《京沪杭军事部署》、《京沪杭失陷后的全国作战部署》、国军在福建和台湾的军力部署，等等。

从吴石17岁，即武昌起义当年参加福州北伐学生军起的大半个人生可以看出，他最后变节附共的原因不是“对国民党腐败无能的失望”，更不是 “信仰主义”、“追求光明”、“向往新中国”，而是如同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龙云、程潜、卢汉等所有糊涂短视、利令智昏，看到大厦将倾，急于逃离沉船、在新朝大捞一票的附逆投共者们一样的行为。根据保密局后来的审讯笔录记载，吴石在鼓动副官王正均和他一起干时说：“国民党已经快完了，我们还有另外的前途。你随我好好干，将来自有办法”。显然，这也是他对自己说的心里话。

1949年8月，吴石从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调国防部参谋次长，飞赴台湾就职。虽然中共华东局行前给他代号“密使一号”，并由吴仲禧在香港告知到台湾后有陈宝仓共谋，但两岸的封闭使他和共产党逐渐失去联系。可是，共产党哪里是这么好相与的、又怎么肯轻易的放过这个自己把柄在握的金饽饽？和我之前说过无数次一样，共产党就像金庸小说里的魔教，不管是谁，一朝沾上它半点，就会祟影缠身、永难摆脱，最终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很快，何遂协同女儿何嘉奉命由香港赴台北与早在那里潜伏的次子何世平会合，又突然出现在了吴石面前。有重案案底和投名状在身的吴石，面对胁迫，只能愈陷愈深、不可自拔——就像后来中共一份内部文件形容的“如吴石之流的动摇分子几乎不费力就拉拢过来”——，继续为共产党刀尖上舔血，将通过各种方式收集到的大量台湾军事机密和地形、海流、潮汐、舆情资料，由前后副官聂曦和王正均通过香港转交中共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1949年11月，中共华东局敌工部朱枫（即朱谌之，也是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的岳母，王的妻子是朱枫的继女陈莲芳）来到台湾，执刘栋平的介绍函专门对接吴石和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老陈”（蔡孝乾），从吴石处取到情报后转交给蔡孝乾。1950年1月底，蔡孝乾被捕，供出朱枫，朱枫遂供出吴石。

在逼供朱枫最后查获吴石的同时，另一条线索也指向了他。国防部保密局抓捕蔡孝乾时找到一张女性照片，判定这是一个重要人物；为防止此人潜离台湾，故前往警务处检查所有批准的出境文件，结果发现一个叫刘桂麟的照片与前张照片相符——后来得知刘桂麟是蔡孝乾小姨子马雯娟的假身份——，而代为申请出境证的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上校科长聂曦；扣押聂曦后得知是吴石太太王碧奎交办，随即再扣押讯问王碧奎，王承认是一位陈太太——朱枫——请托，并坦陈陈太太与吴石相熟。

吴石被捕后，供认了为他提供资料和传送情报的陈宝仓、王正均、方克华、江爱训、王济甫（吴石内弟）人等，后又循迹查获黄德美、林志森、吴鹤予。后经对12人的军法审判，吴石、陈宝仓、朱谌之、聂曦遭判死刑，王正均、林志森本来被判有期徒刑，后改判死刑，多人获有期徒刑不等，黄德美、王碧奎无罪。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吴石等于台北市古亭区马场町刑场被处决。

早在2021年6月8日，《新华网》新华每日电讯就刊出一篇《“红色密使”的“家国密码”“潜伏者”吴石的传奇人生》，其中引用《冷月无声——吴石传》作者郑立的话：“吴石赴台后，因为海峡阻隔，他与中共的联系已经中断，完全可以安心做他的参谋次长享受荣华富贵。但他却选择继续战斗在孤岛，与死亡近距离接触。在当时岛内白色恐怖中，他冒着极大的风险，两度只身赴香港，寻找党组织，与中共在港情报机构建立起联系”，这完完全全是弥天的谎言，而《沉默的荣耀》又在4年之后再次渲染了这个谎言。根据当年台湾军法审判档案和出入境记录，吴石一次都没去过香港，他的身份也不可能擅自离开台湾“只身赴香港”；他和中共重新接上关系，就是通过前述何遂特地赴台、主动联络，这由台湾官方案件卷宗、何遂口述、朱枫相关资料、《吴石烈士传》早期内部资料等等都能互相印证。

在审讯中吴石除了如实详细供述，还特别表示：“我知已犯了很大的罪，我自知应负责任；我希望上面能宽大处理，我实在仍衷心爱戴总裁”、“这件事绝对不是我背叛总统，而且真正与作战有关的重要情报，我并未供给他们；我到国防部担任参谋次长后，对有关国防部之情报我也没有供给他们，这件事实非出我本心，希望能给我一自新的机会”。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后来回忆侦讯吴石情景称：吴石原本伏在桌上，昂起头来叹了一口气说：“算了，就这样吧！”吴石在保密局写了一份自白书，为了让上面看出他有自首诚意，里面主动供承了许多线索；依照吴石自白书，保密局在一天内又抓了十多个人。也因此种种，主持审判的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特地联名提交《转报蒋中正总统有关被告于法庭之忏悔言词》为他陈情。如此情法不分，蒋介石气得称“三人为犯人说情殊为不法之至”，下令即将三人革除原职——后改以记过处分。吴石临刑前，没有像瞿秋白那样背着两手，昂首直立，谈笑自若，神色无异，慢步走向刑场，沿途“手挟香烟，缓缓而行，而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盘膝坐在草坪上，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喊完口号便命令士兵开枪”，反而是“向蔣總統肖像行三鞠躬礼，连说自己该死”（《张发奎上将回忆录255页，郑义校注》。他遗书的最后写到：“十余年来风尘仆仆，又因抗战八载，以迄于今，戎马关山，都无闲逸之境。致读书修养功夫，大大欠缺，而有今日失足，夫复何言、夫复何言！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让不同人有无数种解读；也难怪一向“疑罪从有”、“宁枉勿纵”、“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加上卸磨杀驴、翻脸无情的共产党，半是装傻充愣的像后来遗弃金无忌一样一问三不认，半是真心实意的像当年陷害葛培琦一样长期把吴石当成“国民党反动军官、特务”。

《“红色密使”的“家国密码”“潜伏者”吴石的传奇人生》还写到：“吴石升任参谋次长，继续向中共提供台湾的重要情报。每周六下午4点，化身来台看望外孙的‘陈太太’——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会前往位于台北市青田街的吴公馆，将吴石准备好的情报取回，再经由秘密渠道从香港传到内地”。而让吴石最终暴露和伏法的关键人物之一，就是这个“陈太太”朱枫。这个朱枫虽为一介女流，但言谈完全是老谍报人员，其狠辣程度吴石一个单纯军人绝不是对手：据吴石交代“陈太太来了几次以后，我心中觉得不对，我曾表示以后不愿再供给情报了，但她就威胁我，说如果案发起来，我反要受累。我没有办法，只得继续供给”。朱枫所以被派到台湾也是机缘巧合：她前夫女儿陈莲芳刚好随担任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的丈夫王昌诚在台湾生活，1949年生下小孩后，写信热情邀请朱枫来台看望，结果却无辜的被坑到了姥姥家，以至陈莲芳直到80岁的垂暮之年都不能原谅、也拒绝再提起朱枫，只说：“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另传有当年卷宗摘要和军法处侦办记录记载：朱枫被捕后搜查其住处时“查获特别通行证一纸，署参谋次长吴石”，于是始锁定吴石——这张“特别通行证”显然不是她托吴石太太通过聂曦为刘桂麟办的那张出境证，而是为她自己方便使用；不过，在更为详细的朱枫审讯笔录中，她并没有提及此事，故此说仅做参考。

陈宝仓，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1937年初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教育科长兼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193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参谋长，1939年春任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代理参谋长，1940年秋兼任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靖西指挥所中将主任，1945年8月任国民政府军政部胶济区特派员，后在国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任上因贪污被免职，此后怀恨在心。1948年春由吴仲禧策反并在香港加入地下民革，1948年底奉任国防部高参，次年接受中共华东局和民革派遣赴台湾开展情报工作，并与吴石合作，将大量情报交给吴石。1950年被吴石供出，在审问时一再辩解：“我和他们联络做工作，无非想苟全性命，我的确走错了路，但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材料供给他们”，但6月10日还是和吴石一同被处决。陈宝仓生前死后都不是中共党员，只是在1951年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追认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在1952年被中共授予“革命烈士”，在1953年由中共国家副主席李济深主持公祭并将骨灰供入“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无名英雄广场”上并肩而立的四个塑像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里，陈宝仓是获中共待遇最高的一个，而国民党眼里罪大恶极的匪谍、为中共立下最大功劳者吴石，即便姗姗来迟的在1973年被承认为“革命烈士”后，也仍然进不了八宝山，英灵只得于1994年在福田公墓屈就。陈宝仓如此待遇，应该和李济深力挺有关，而当年八宝山空位甚多、尚不拥堵也不无干系。

聂曦，福建省闽清县人，官拜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长、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上校科长，长期担任吴石副官，因为吴石搜集、提供、传达情报和掩护匪谍等罪判处死刑，与吴石同时遭处决。2013年10月聂曦被雕塑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无名英雄广场”上，但不知为何，直到2025年10月“沉默的荣耀”风传后，中共国家安全部才披露了“东海小组”聂曦等四名“烈士”的证明文件。而在台湾那边，早在1999年6月，聂曦家属就向台湾“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申请补偿，2001年10月6日基金会判定聂曦的罪名成立，不予补偿。截止今天，“行政院人权及转型正义处”与“行政院推动转型正义会报”都未撤销当时对聂曦的判决——聂曦由“沉默的荣耀”举世闻名后，恐怕更不可能了——，这倒真是台湾近年来少有的实事求是例子。

王正均，福建省闽侯县人，受聂曦介绍成为吴石副官，因为吴石搜集、提供、传达情报在1950年3月被捕。由于无法确认王正均是否知悉真情，原判7年有期徒刑，后因吴石供述王正均可能知道其是为中共服务，遂改判死刑，1950年8月10日枪决于马场町。大陆有一种说法王正均是中共党员，但他何时入党、谁是介绍人等都是一团秘。多年之后的2011年7月1日中共民政部终于下发《民政部关于批准王正均为革命烈士》的通知，“1950年8月因执行革命任务牺牲”，家人也从此享受了“革命烈属”待遇。2013年10月建成的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无名英雄广场”的“无名英雄纪念碑”上名列王正均。

吴石一念之差，误入邪途，不仅毁掉了自己参谋总长指日可待的锦绣前程，更白白送掉了自己和祸害了一大票人——包括自己的亲人、朋友、部下——的性命、青春与自由。不过，他最后死在了台湾毕竟还是死得其所、求仁得仁、不枉不纵。而且，他有正式审判，主持审判的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还联名提交《转报蒋中正总统有关被告于法庭之忏悔言词》为他陈情；台湾各大报纸当时大肆张扬，还颇有美化、壮行之词；他的妻子王碧奎为匪谍办理通行证证据确凿却判无罪，他的幼子吴健成顺利台大毕业后留学美国，后将母亲也移民到美国。而以吴石在台湾被死刑定谳、斩绝无误，在大陆却仍旧被中共定为“反动军官”、“叛徒”——古今中外双重间谍俯仰皆是，但像吴石这样的“双料叛徒”，只有共产党才能创造出来——，他在大陆的两个孩子吴兰成、吴韶成也饱受审查与迫害。吴石当初如果幸运更不幸的从台湾脱困逃回大陆，必定或是万劫不复、粉身碎骨，或是人间蒸发、不知所终。

不要说吴石是一个微不足道、彻头彻尾的外来户和 “违命侯”，就是共产党自家的功臣元勋、烈火金刚，结局又好的到哪里去呢？一手策反了吴石的刘晓，中共篡国后先后出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折磨、酷刑、凌辱。当年吴石的直接上司、华东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的境遇则更甚之：他在担任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和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仅仅五年后，就因内奸、投敌、汉奸、叛变、特务、反革命的罪名被捕，以死罪活口、寄下人头的名分一直关押至死。1948年曾联络过陈宝仓的中共香港局负责人方方，短暂担任华南分局书记、广东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后即遭整肃撤职，在复出不久的文革里入监五年庾死狱中。

聂曦弟弟聂磊，号称也是“中共情报人员”、“抗战期间参加了革命工作，被国民党关押在上饶集中营长达四年时间”，后聂曦介绍其进入国军广州部队工作；国军撤退台湾时，其奉命留在广州等待“解放”，不料刚一“解放”，就被审查结论为：“从其社会经历来看，可能有叛党行为；但无事实根据，可以保释或任原职加以教育工作”，结果很快广州公安局副局长陈坤尖锐的发现他“一个叛徒，但释放后又不逃跑，毫无疑问是企图潜伏，应判徒刑五年”；1963年聂磊再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摘掉“历史反革命”帽子后，他仍然身负“潜伏特务”的罪名。

除了吴石案，当年中共派入台湾的地下工作者，几乎后来没有一个有好结果，刘光典就是一个典型。刘光典（1922年12月1日—1959年2月4日）原名刘鸿梁，辽宁旅顺人，1947年加入中共，1949年随“洪国式小组”来台搜集情报和建立电台，担任交通员；1950年3月1日洪国式落网，1954年2月13日刘光典被逮捕，后判处死刑，于1959年2月4日枪决于安坑刑场。中共遂将其定为“叛徒”，家属成为黑五类，妻子王素莲受尽折磨于1955年在北京过世，三个儿女刘玉芳、刘玉平、刘玉胜则历尽沧桑与苦难。

不过，任何人的命运跌宕，都不如两个台湾人的不同结局振聋发聩、醍醐灌顶：这两个台湾人就是谢雪红和蔡孝乾。谢雪红和蔡孝乾同为1928年4月在上海成立的台湾共产党创始党员和主要负责人，同时也是中共的早期党员。谢雪红曾领导中共地下党在二.二八事件中组织“二七部队”武力反抗国民政府、创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被认为是台湾社会主义革命先驱，享有“台湾第一位女革命家”之称。蔡孝乾曾任中华苏维埃中央委员，是唯一参加长征的台湾人，1935年10月任延安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长、1937年任八路军政治部敌工部长、1940年任解放军政治部敌工部长；1945年9月回台工作，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最高负责人，很快将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员从七十余人发展到约一千多人。

中共篡政后，谢雪红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首任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军政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台湾省全国人大代表，1950年2月28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第一份《告台湾同胞书》。从1957年反右开始，她长达十几年的厄运开始降临，先后被打成“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共产党叛徒、二二八逃兵”、“企图台独”，开除中共党籍、多次抄家、无止无休的批斗。最甚者在批斗大会上，强迫下跪、“坐飞机”、殴打，昏厥了就以冷水泼醒，继续拳打脚踢。在这样的惨酷折磨下，谢雪红身心俱创， 1970年11月5日年仅69岁就死于北京。

蔡孝乾被捕后，于1952年与洪幼樵、陈泽民等省委常委四人联名发表《为宣布解散中共台湾省工委组织告全省党员书》并召开记者会，宣布共产党组织瓦解，呼吁所有党员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弃暗投明、改过自新，向政府自首坦白。1953年底，四人均获得政府核准自新，并安排工作。蔡孝乾加入国民党，先后获任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少将副主任兼中华民国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1982年10月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葬于阳明山公墓。

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共来了个乾坤大挪移，一改从前把自己人一勺烩归入敌营的劣迹，不分良莠、疑罪从无、招降纳叛、人海战术，把敌人的敌人和所有死在台湾的一网兜收的宣布为党员、烈士、自己人。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无名英雄广场”“无名英雄纪念碑”上记载的名单，与“绿岛人权纪念碑”以及2013年“迟来的爱——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者遗书特展”的名单（遗书名单源自景美人权文化园区2007年12月10日正式对外开园时公布的1061名枪决名单）大致相同，里面除了童叟无欺的中共地下党员外，居然还包含当年的台独政治犯（如陈智雄、江炳兴、陈良、郑金河、詹天增、谢东荣等）、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牺牲者（如曲超等）、循非共与反共路线抗争的牺牲者（如贝莱、胡克飞等）等等。气不忿的“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执行长叶虹灵向外界发泄说：“2014年无名英雄纪念碑墙上考据有失严谨，中国大陆官方并未公布数字的依据，也与解密的档案与研究显有出入！”如此横来红顶加头，不知临死前高呼：“台湾独立万岁！台独万岁！台湾独立万岁！”的陈智雄和发动泰源起义、公布《台湾独立宣言书》、组织武装革命推翻中华民国、发誓成立台湾共和国的江炳兴、陈良、郑金河、詹天增、谢东荣五人，地下有知，情何以堪？曲衷又到哪里诉？

话回到最开始。其实，郑丽文误打误撞出现在吴石牌位周边，倒还真的不能只怪她：追踪溯源，祸根早已经种下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开始了重新评价两蒋时代的风潮，一路跟着邓小平平反文革冤假错案“对历史宜粗不宜细”的毛招学，潦潦草草，粗枝大叶、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货真价实的共匪、敌军间谍、在今天的两岸仍然都要被判处极刑的吴石也算成了“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在这个过程中，今天大骂郑丽文不肖国民党的民进党同样脱不掉干系：2003年3月，民进党立委林育生等提议，基于“化解仇恨、抚平伤痛、记取历史教训之情怀并对受难者表达慎重哀悼”，政府应为“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设立纪念碑，行政院长游锡堃随即指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研究推进；后经邀集政府和社会各界代表组成“建碑委员会”、呈报行政院核可、内政部召开会议研商、行政院同意并拨付经费，最终于2008年3月27日在台北市介寿公园西北侧、凯达格兰大道与怀宁街交叉口处建成揭碑了“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成为第一个为“白色恐怖时期”设置的国家级纪念碑。纪念碑上有铭文如下：

“台湾实施戒严期间（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4日）及其前后，有许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羁押或枪杀，时间长达四十多年。此种惨痛事实形成恐怖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成为台湾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影响社会发展至深且巨，史称‘白色恐怖’。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1990年代之后，在国人流血流汗，持续努力下，台湾走出威权统治，逐渐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因此建立纪念碑，祈愿台湾从此成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的国家”。

无独有偶，由当年人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柏杨发起、在行政院长萧万长主持下动土，于1999年12月10月由李登辉总统亲自揭碑的“绿岛人权纪念碑”，以及另一个由过去警总景美看守所改建成的“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中2018年5月18日举行揭牌仪式的“景美纪念碑”，也都正式将中共间谍和“革命烈士”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王正均、林志森以及在其他匪谍案件中被处决的刘天民等人一概列入了遭国家迫害致死的政治犯和思想犯名录。

除了名誉上，还有更实在的呢。2019年，台湾监察院请法务部及其下辖最高检察署研议是否就当年军事法庭对吴石等12人的审判提起再审或非常上诉，并请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查明罪刑宣告是否要撤销、是否要涂销有罪前科纪录及修订相关法律。同年促转会宣告吴石案所涉之方克华、吴鹤予、江爱训、林志森、王济甫、王正均之刑事有罪判决暨其刑、处分等于民国106年（2017年）12月29日（《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施行之日）视为撤销，并依照《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给予各人补偿。还是同年，监察院发布报告，称原初审有三大缺失、复审有八大缺失，故对已提出补偿申请的方克华、吴鹤予、黄德美、王碧奎家属和江爱训本人予以补偿。稍早中华民国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发布公告：“有关王正均共同将军事上之秘密文书图表交付叛徒之有罪判决暨其刑及没收之宣告正式撤销。家属将可依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提出国家赔偿，惟大陆地区之受裁判者家属申领者，补偿总额不得超过新台币二百万元”。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海峡两岸好像处于两个时空：大陆一边吴石案家属们不懈争取“烈士和党员”的名位，政府则从宽录取、慷慨不吝、照单全送，而且还大力弘扬、肆意传颂英烈伟业；而台湾一边“烈士和党员”的家属们则始终要求撤销冤狱、摘掉匪帽、正名平反、国家赔偿——聂曦亲属聂尚骥等人1999年6月，陈宝仓亲属陈静方、陈君亮等人2000年11月，都向补偿基金会提出昭雪和补偿申请——政府则从宽录取、能撤尽撤、能赔全赔，而且还特地使劲吹嘘转型正义、“对历史负责”。

大陆和台湾的自我荒唐和相互荒诞，无非都是在迎合各自的实际需要罢了。而历史的真相，就在这些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人为操作、蓄意装扮、各取所需下，一点点扭曲、遗忘、湮灭、消失，永远无法复原。除了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一类人铁证如山、辨无可辨外，大批像王正均、林志森这种人，对大陆来说究竟是党员烈士还是糊涂替死、对台湾来讲到底是罪有应得还是无辜错杀，众说纷纭，恐怕永远也闹不清楚了。

如今，中共《沉默的荣耀》式的傲慢宣传，应该使长久以来懵懵懂懂，完全搞不清楚自己要追求的“真相”、要追究的“责任”、要记取的“教训”究竟是什么，始终缘木求鱼、刻舟求剑、南辕北辙的在死胡同里绕来绕去出不来的台湾人梦醒了。毕竟蓝营的中坚力量都是老国民党的遗族和后人，他们再数典忘祖，也不会彻底释然当年仓惶辞帝庙的国破家亡；毕竟绿营还必须以中华民国为台湾独立的根源和基石，他们再念念不忘“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宿怨，也不会永远不懂“企图颠覆中华民国者就是自己的寇仇”；中共在这个时候紧锣密鼓的吹捧和缅怀毁灭了成千上万国军先烈性命、断送了中华民国大好未来的“在台湾隐蔽战线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吴石们，不但不会让台湾人民“对祖国统一、民族复兴有了深切期盼和坚定信念”，相反会提醒台湾人民重新觉悟到国民党和中华民国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血海深仇，恍然领悟到郑丽文之流的行为等同于认贼作父、叛党叛国——2024年“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人权纪念碑上吴石的名字遭到移除，不过是春江水暖的一例先知罢了。

金尧如（1923年9月—2004年1月18日），前中共党员，早年为中共领导下的学生运动领袖，1947年3月被派到台湾协助蔡孝乾参与组建中共台湾省工委，并任工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47年12月因躲避特务逮捕逃到香港，1950年2月任新华社香港分社新闻室宣传战线书记，专司中共在香港的舆论和统战工作，不久担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文革受整肃，后复任《文汇报》总编辑，为发动海外工商界到中国投资经商做了大量工作。1989年5月他与香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起给中央中央发电报反对戒严，5月21日《文汇报》以开天窗形式发表社论，刊登“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六四镇压后，《文汇报》一干人受到中共整顿，1992年5月1日他帮助许家屯从香港逃往美国，不久后声明退出中共、移民美国，并一直用演讲和写作反对中共。1997年10月11日在纽约中国大陆学者和留学生发起主办的“辛亥革命纪念大会”上，金尧如拥抱着主讲人辛灏年流泪说：“我少年时相信共产主义，那是患的少年幻想症；如果我今天还相信共产主义，那就患的是老年痴呆症了”。

谢雪红是台湾共产党创始人，是台湾社会主义革命先驱，是台湾第一位女革命家，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创立者，跟着共产党最后遍体鳞伤、家破人亡。蔡孝乾是台湾共产党创始人，是长征干部，是八路军和解放军重要领导，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创建者，最后向国民党投诚自新、忏悔改过，得以善终，你马英九是什么人？你郑丽文又是什么东西？你们跟着共产党跑又能有什么好果子吃？还别提谢雪红和蔡孝乾，就是金尧如你们又怎么比？金尧如复任香港、大展身手、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时候，马英九还在美国大学里给国民党做情报员、告密、打小报告呢，郑丽文还穿开裆裤呢。金尧如说他少时相信共产主义是少年幻想症，如果今天还信就是老年痴呆了：马英九今天远远超过了金尧如彻底认清和抛弃共产党时的年纪，在老年痴呆之外，还要加上老不成器；郑丽文少时信奉台湾独立，老脸皮厚了羡慕、追求起共产党来，56岁的年纪说她患上了老年痴呆未免太早也未免对她太慈悲为怀了，毫无疑问她是卖身投机、厚颜无耻。

朱枫的继女陈莲芳、《沉默的荣耀》中的“阿莲”，是一个规规矩矩过日子、不多问政治是非的家庭妇女，她在几十年之后、85岁垂暮之年都既不原谅朱枫、也对当年的告发绝不后悔，始终念叨一句话：“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马英九你一个前国民党主席、台大毕业生、哈佛大学博士，连一个家庭妇女的节操和智慧都不如，惭不惭愧、丢不丢人呀？你又对得起对国民党从一而终的“阿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