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令人惊异的“造神”运动（下）
宋征
“造神”运动经毛、林两人的联手导演，通过庞大的中共组织系统、行政机构、宣传部门和全国媒体的极力推广，已经声势全国。毛泽东权势和威望的上升，催动一些天性跳梁的高级干部投下赌注，争先恐后傍贴毛泽东，离奇捏造毛的正确伟大和全能式的神奇本领。高级将领萧华（军队总政部长），人称“中南海皮条客”，一直很积极地为中南海周末舞会提供一批批年轻貌美、可供挑选侍寝的女“文工团员”，为此事他还被彭德怀责骂过。萧华文化程度很低，居然也冥思苦想写出几十段顺口溜，不着边际地宣称“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指令文艺工作者们加工编凑为“长征组诗”在军内广泛宣传，后又扩编为歌舞《长征组歌》在全国各地上演。杨成武则煞有其事地提议“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而柯庆施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陶铸、王任重等一批高级干部也费尽心机地“抬轿子”来讨取毛的欢心。陈毅、胡乔木则投合毛的写诗爱好，不断向毛献些歪诗来“请教”，江青认为他们是在“浪费毛主席的时间，很可恶” 。这些人“抬轿子”，互相攀比，暗中妒恨，而且对“造神”跟不紧的同志百般指责和诋毁，以卖弄自己“效忠毛主席”的程度。这样哗众取宠、谄上欺下的行为在当时中国从中央部门到基层单位，无处不在，是中国式的“政治腐败”具体表现。初始，周恩来尚留余地，说“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但他看清了风头，立即加入“造神”行列。不同于林彪以严肃阳刚的政治方式“造神”，也不同于柯庆施的露骨哄抬，周氏选择了以市井文艺方式烘托“毛太阳”。他用实干效果让毛泽东体会到他比别人更努力，这就是周恩来的阴巧伶俐。1964年6月周注意到哈尔滨歌剧院创作的一首民歌，歌词声称“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周将它改名为《大海航行靠舵手》，使用行政手段把此歌推广到风靡全国的地步。《东方红》与《大海航行靠舵手》由此开始了专制独裁崇拜类歌曲独霸中国音乐领域长达十几年的局面。1964年7月周恩来为抢在中共建国日（10月1日）向毛泽东“献礼”，他放下政务，指派文艺专业人员、征调三千演员排演一个专门歌颂毛泽东的大型歌舞剧。周氏亲自命名为“革命史诗”《东方红》，其意清晰显见。周不辞劳累，自任总指挥，亲自审定每个细节，包括演员服装颜色的选择，不惜耗费国家的人力物力。这个历时三小时的“革命史诗”演出，肉麻地把毛比作一个拯救人类的当代大救星。周氏导演的《东方红》带有鲜明的政治造势标记，使人知道了什么是伪篡历史。10月6日毛泽东率中共领导人一起观看《东方红》，10月16日毛泽东特意接见《东方红》的演员们，显示毛对周氏“杰作”是很满意的。1965年初周恩来再命中国电影制片厂把《东方红》拍成影片，让各省市当作政治任务组织人民观看，流毒全国。周氏通过文艺方式对社会氛围、特别是对年轻人思维广泛地造成影响。他的精明在于：虽然他未能入夥毛氏团队，但“他体现在文艺中对毛的贴近，使他适时地与其它中共领导人划清了政治界限。”
上述那些极力傍贴上来的“跳梁者”皆属政治投机者，只为求宠，也借机拔高自己，在为毛“抬轿”上表现得比林彪还急切，却以为毛泽东不知道他们在演戏。另一方面，这些人又非齐心同盟，彼此关系也是互相提防、背后贬低。可是，毛泽东现在需要的不是奴颜弄臣，而是冲锋陷阵的敢士。那些“跳梁者”最喜欢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来揣摩毛泽东的意向，可他们都是圈外人，看不懂“造神”是为了什么，更弄不懂毛林之间的真实关系。“吹捧”与“造神”所要蒙蔽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对此洞察无遗，而有意利用那群“跳梁者”的吹捧效应，有助于升温“造神”势头和愚弄大众。对于“造神”运动，陈云在家“养病”不大吭声，朱德敷衍少语，贺龙表面附和却私有微词。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不便反对“造神”，只好口头支持而少有实际行动，并以“毛主席著作不宜商品化”为由不让在书店里摆放。到了1964年，“务实派”改变策略，开始大力升温“造神”运动，他们似乎一厢情愿地希望毛泽东沉湎在个人崇拜的虚荣里，少些干涉他们对国计民生的经营。1964年2月1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以整个头版发表长篇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还在第二版开辟专栏《学习解放军无产阶级化的革命精神》，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推动“造神”。不过，“务实派”的希望与白日梦的差别不大。事实将证明，“务实派” 对待“造神”运动不以正面抵制、而用权宜之计，实在有如自掘坟墓。
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是以国家强制来建造的个人崇拜，也是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共同手笔。在中国，从文学艺术、戏剧歌舞、音乐电影，到学生课堂、工厂农田，无处不在使用登峰造极的手段和肉麻语言，歌颂毛氏“伟大光辉”形象。这股越来越炙热的全国盛行，在1962-1965年的三年里，就把毛泽东变为先知先觉、永远正确的神灵，把假冒共产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变成中国人顶礼膜拜的法宝。而中国人并不知道此时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涵究竟是什么。从一系列事实来看，此时的“毛泽东思想”已演变为一种新的激进理念了。1965年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埃德加•斯诺，中国不仅有理由搞（对毛）个人崇拜，而且“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表面而言，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在“强权崇拜”意识的基础上，被信息封锁和谎言宣传的结果，但形成个人崇拜的因素不止这么简单，肯定还另有原因。
与此同时，全国各级党务系统和行政系统，指令各工厂企业、机关单位、农村农场、各类学校都必须设置“政治学习”，迫令全民“学毛著”，大搞“忆苦思甜”，以反复激发“阶级仇恨”来加强对共产党和党领袖的热爱，指导民众更大程度地歧视和欺压那些政治贱民“黑五类”。成千上万的关于“革命斗争”的东西（从政治说教、文学作品、电影、歌词、课本、儿童书画到“小人书”）也在争奇斗艳，灌输“革命化”的政治内容。这些做法导致中国民众整体素质的大幅度恶质化，稳重和理性在这个时代被斥为缺乏“革命热情”，而最为丧失人性者被誉为最有“政治觉悟”的人。特别是青少年受到洗脑煽动，他们对共产党的信念和狂热越来越高，而基本良知泯灭。
：60年代令人惊异的“造神”运动（下）
“造神”运动经毛、林两人的联手导演，通过庞大的中共组织系统、行政机构、宣传部门和全国媒体的极力推广，已经声势全国。毛泽东权势和威望的上升，催动一些天性跳梁的高级干部投下赌注，争先恐后傍贴毛泽东，离奇捏造毛的正确伟大和全能式的神奇本领。高级将领萧华（军队总政部长），人称“中南海皮条客”，一直很积极地为中南海周末舞会提供一批批年轻貌美、可供挑选侍寝的女“文工团员”，为此事他还被彭德怀责骂过。萧华文化程度很低，居然也冥思苦想写出几十段顺口溜，不着边际地宣称“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指令文艺工作者们加工编凑为“长征组诗”在军内广泛宣传，后又扩编为歌舞《长征组歌》在全国各地上演。杨成武则煞有其事地提议“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而柯庆施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陶铸、王任重等一批高级干部也费尽心机地“抬轿子”来讨取毛的欢心。陈毅、胡乔木则投合毛的写诗爱好，不断向毛献些歪诗来“请教”，江青认为他们是在“浪费毛主席的时间，很可恶” 。这些人“抬轿子”，互相攀比，暗中妒恨，而且对“造神”跟不紧的同志百般指责和诋毁，以卖弄自己“效忠毛主席”的程度。这样哗众取宠、谄上欺下的行为在当时中国从中央部门到基层单位，无处不在，是中国式的“政治腐败”具体表现。初始，周恩来尚留余地，说“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但他看清了风头，立即加入“造神”行列。不同于林彪以严肃阳刚的政治方式“造神”，也不同于柯庆施的露骨哄抬，周氏选择了以市井文艺方式烘托“毛太阳”。他用实干效果让毛泽东体会到他比别人更努力，这就是周恩来的阴巧伶俐。1964年6月周注意到哈尔滨歌剧院创作的一首民歌，歌词声称“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周将它改名为《大海航行靠舵手》，使用行政手段把此歌推广到风靡全国的地步。《东方红》与《大海航行靠舵手》由此开始了专制独裁崇拜类歌曲独霸中国音乐领域长达十几年的局面。1964年7月周恩来为抢在中共建国日（10月1日）向毛泽东“献礼”，他放下政务，指派文艺专业人员、征调三千演员排演一个专门歌颂毛泽东的大型歌舞剧。周氏亲自命名为“革命史诗”《东方红》，其意清晰显见。周不辞劳累，自任总指挥，亲自审定每个细节，包括演员服装颜色的选择，不惜耗费国家的人力物力。这个历时三小时的“革命史诗”演出，肉麻地把毛比作一个拯救人类的当代大救星。周氏导演的《东方红》带有鲜明的政治造势标记，使人知道了什么是伪篡历史。10月6日毛泽东率中共领导人一起观看《东方红》，10月16日毛泽东特意接见《东方红》的演员们，显示毛对周氏“杰作”是很满意的。1965年初周恩来再命中国电影制片厂把《东方红》拍成影片，让各省市当作政治任务组织人民观看，流毒全国。周氏通过文艺方式对社会氛围、特别是对年轻人思维广泛地造成影响。他的精明在于：虽然他未能入夥毛氏团队，但“他体现在文艺中对毛的贴近，使他适时地与其它中共领导人划清了政治界限。”
上述那些极力傍贴上来的“跳梁者”皆属政治投机者，只为求宠，也借机拔高自己，在为毛“抬轿”上表现得比林彪还急切，却以为毛泽东不知道他们在演戏。另一方面，这些人又非齐心同盟，彼此关系也是互相提防、背后贬低。可是，毛泽东现在需要的不是奴颜弄臣，而是冲锋陷阵的敢士。那些“跳梁者”最喜欢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来揣摩毛泽东的意向，可他们都是圈外人，看不懂“造神”是为了什么，更弄不懂毛林之间的真实关系。“吹捧”与“造神”所要蒙蔽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对此洞察无遗，而有意利用那群“跳梁者”的吹捧效应，有助于升温“造神”势头和愚弄大众。对于“造神”运动，陈云在家“养病”不大吭声，朱德敷衍少语，贺龙表面附和却私有微词。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不便反对“造神”，只好口头支持而少有实际行动，并以“毛主席著作不宜商品化”为由不让在书店里摆放。到了1964年，“务实派”改变策略，开始大力升温“造神”运动，他们似乎一厢情愿地希望毛泽东沉湎在个人崇拜的虚荣里，少些干涉他们对国计民生的经营。1964年2月1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以整个头版发表长篇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还在第二版开辟专栏《学习解放军无产阶级化的革命精神》，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推动“造神”。不过，“务实派”的希望与白日梦的差别不大。事实将证明，“务实派” 对待“造神”运动不以正面抵制、而用权宜之计，实在有如自掘坟墓。
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是以国家强制来建造的个人崇拜，也是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共同手笔。在中国，从文学艺术、戏剧歌舞、音乐电影，到学生课堂、工厂农田，无处不在使用登峰造极的手段和肉麻语言，歌颂毛氏“伟大光辉”形象。这股越来越炙热的全国盛行，在1962-1965年的三年里，就把毛泽东变为先知先觉、永远正确的神灵，把假冒共产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变成中国人顶礼膜拜的法宝。而中国人并不知道此时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涵究竟是什么。从一系列事实来看，此时的“毛泽东思想”已演变为一种新的激进理念了。1965年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埃德加•斯诺，中国不仅有理由搞（对毛）个人崇拜，而且“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表面而言，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在“强权崇拜”意识的基础上，被信息封锁和谎言宣传的结果，但形成个人崇拜的因素不止这么简单，肯定还另有原因。
与此同时，全国各级党务系统和行政系统，指令各工厂企业、机关单位、农村农场、各类学校都必须设置“政治学习”，迫令全民“学毛著”，大搞“忆苦思甜”，以反复激发“阶级仇恨”来加强对共产党和党领袖的热爱，指导民众更大程度地歧视和欺压那些政治贱民“黑五类”。成千上万的关于“革命斗争”的东西（从政治说教、文学作品、电影、歌词、课本、儿童书画到“小人书”）也在争奇斗艳，灌输“革命化”的政治内容。这些做法导致中国民众整体素质的大幅度恶质化，稳重和理性在这个时代被斥为缺乏“革命热情”，而最为丧失人性者被誉为最有“政治觉悟”的人。特别是青少年受到洗脑煽动，他们对共产党的信念和狂热越来越高，而基本良知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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