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是这样的

陶洛诵

    1968年春天，大弟弟湘诵的六十五中高一同班好友李笑平带他的一个朋友到我家。李笑平个子不矮，黑黑的皮肤，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娃娃脸，总爱笑。他的这位朋友个子比他还高，起码有一米八零。皮肤白里泛红，五官清秀，穿着一身质料很好的中山服，气质轩昂。

    笑平介绍道：“他是立凡，是章乃器的儿子。”

    章乃器是中国著名的大右派，尤其在知识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章乃器先生以他的硬骨头著称于世。

    立凡是清华附中初三的学生，比我小两届。思想却很成熟，事事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我当时在哲学上深受赵京兴的影响，研读费尔巴哈，推崇人本主义。因此第一次见到立凡，忍不住也向他推销“偶像赵京兴”及人本主义。立凡表示不屑，和我争论。

    当立凡和笑平告辞的时候，大弟弟湘诵彬彬有礼笑道：“虽然我对二位说得不懂，但我很感兴趣。”

    立凡又来过我家几次，我们均有争论。

    我在家里呼朋引友，广交豪杰之士。我爸极为不悦。有次竞然当着立凡的面说我和赵京兴结交的朋友都是反革命。我和爸爸争论，这事给立凡留下深刻印象。

    为此，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跟现政权的关系进行分析。我对立凡的爸爸佩服的五体投地，敢跟中共叫板，对爸爸教育我：“谁上台就喊谁万岁！”死活无法接受。记得我对立凡说：“我爸是最坏的知识分子！”甚至因为爸爸的态度让我有些罪恶感，觉得自己有责任替他赎罪。

    后来的日子里，立凡很少来了。我和赵京兴继续热衷于费尔巴哈，黑格尔的研究。赵京兴写了本十万字的“哲学批判”，扉页上写道：“献给陶洛诵----不倦的真理探索者 在你二十二岁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候。”

    一九七零年二月，我和赵京兴做为反革命被抓进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拘留所。当时社会上正在响应副统帅林彪号召的“一打三反”运动。

    在拘留所里，我认识了邢泓远，她是做为立凡的同案犯抓进来的。原来立凡他们已早我们一步被抓。他们的案子隶属东城分局，因为抓的人太多，东城拘留所装不下，跟西城拘留所借的地方，把邢泓远送来的。

    他们的案子牵扯了好几百人，一是提审员好大喜功，想挖出个庞大的反革命集团。二是涉案人员为了自保信口胡招。据说立凡表现最好，始终坚持斗争不低头认罪。

    1980年，立凡恢复自由，邢泓远已去了香港，在“争鸣”杂志当记者。我和立凡又能常常见面讨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