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八十一章
季鹏
毛泽东凯歌高奏（上）：决定大局的东北
战场的神奇转机
简言之，毛共的天时、地利、“人和”， 大体是这样的：
天时者，首先是碰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兴旺发达的时期，而且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掌权的国家苏联，苏联则把“赤化” 中国当成了它的首要任务。苏联的全力扶助，是中共得诞生、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
其次是又正好碰上了日本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对外侵略扩张时期，日本把中国作为它首选的侵略扩张对象，于是爆发了从局部到全面的侵华战争，迫使中国陷入全民抗战。全民抗战让中共起死回生。中共趁机利用这一时机养精蓄锐，发展壮大，终于在战后打败了被抗战大大削弱了的国民政府军，夺得了大陆中国的政权。
再从地利上看。中共丢失江西根据地后，被蔣介石赶至陕北延安重新安家。岂知这荒凉贫脊的陝北恰恰成为其后来发展抗战敌后根据地、抢占华北和东北敌占区的“近水楼台”，更为机缘巧合的是，二战结束之前夕，美苏英搞了个《雅尔塔协定》，让苏联出兵并占领我国东北，苏联义不容辞地帮助有占地利的中共抢得了这块強大基地，为其后夺取全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人和” 的内涵就更多了。首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当时的一种时髦，很受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追捧，抗战中大量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第三种势力”选择与中共结盟并最终投向中共就是这种证明。国统区的人民屡屡掀起的反政府运动也反映了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和对共产党的希望。甚至连美国也受到中共的“统战”，由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转变成国共两党的中间“调解人”，最后抛弃了国民党。
当然，必须指出，中共的“人和”主要靠它高明的骗术和厚黑之术。
但总的来说，与传统的说法“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相反，中共的获胜是天时第一，地利次之，“人和” 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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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战亊，政府军先胜后败
抗战胜利后的两党内战，是两党的最后决斗，而这一决斗最初从争夺东北开始。
九一八亊变之后，东北被日本占领了14年，所以，它既不在国民政府统辖之下，也不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抗战胜利在即之际，它落入苏联之手。这自然对中共十分有利。
最先拉开争夺东北序幕的是毛泽东。但正当毛泽东日夜不停、争分夺秒紧急调兵遣将试图“独霸东北”之际，却被斯大林命令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去了。在家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根据形势决定将中共的总战略由“向南发展” 改为“向北发展”， 即全力抢夺东北。刘还改变了毛泽东过急过、过于狂妄的“独霸东北”、 “拒国民党于东北大门之外” 的方针，决定实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的新战略，即先抢占东北的农村和中小城镇，积蓄力量，夺取大城市，最后占领全东北。这一战略由于苏联占领军的支持配合，大显成效。所以中共夺得东北，刘少奇应有正确领导决策的首功。
1945年10月2日，刘对新组建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发电报指示说：
“不是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而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背靠苏、蒙、朝边境，以便站稳脚跟之后，再争大城要道。”
可是不久毛泽东从重庆归来，知道了刘改变了他的既定方针，内心十分恼火，立即部暑进行纠正和补救。
毛10月11日回到延安，19日，就对东北问题进行重新布署，实际上是重新确立他去重庆之前的方针，改刘的“分散扎根”为“集中力量”“守住东北大门”，拒国民党之于山海关外，“独霸东北”。 当天，他给东北局书记彭真发岀指示说：
“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阻止蔣军豋陆，及歼灭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放弃过去的分散方针。”
“目前我在东北的部署，应该是全力加強辽宁、安东二省的工作，守住东北的大门，争取时间，以便开展全东北的工作。”
11月1日，毛又发指示：“坚决歼灭蒋军，不使进沈阳。”
11月14日，在国军进攻山海关的前一天，毛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达严令：“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必须坚守”， “要派得力的领导同志去朝阳建立领导中心……确保锦朝铁路线于我手。”
次日，毛觉得前电尚不够有力，又以个人名义向林彪、彭真致电，要求“集中最大兵力……共约7万人，于最有利的时机、地点，由林彪或荣桓亲自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个战斗，每次歼其二、三个师，最后全歼其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这时国军进攻东北的共三个军，毛认为可一举全歼之。
就在这个电报发出的当天，国军开始了对山海关的进攻，第二天，便攻克了山海关，打开了东北的大门。接下来一路北攻，势如破竹。毛泽东命令“坚守” 的绥中、锦西先被攻克。11月26日，国军进攻锦州，毛原计划在此地与囯军进行决战，但还没有来得及实施，锦州就失守了。
10天之内，国军从山海关打到锦州，势如破竹，毛泽东的“拒敌于东北大门之外” 的决策宣吿彻底破产。据参战的国军将领回忆说：“共军大队退散，繳枪都来不及。”这时的毛泽东犯了急燥症和自我澎胀症，完全高估了自已的力量而低估了国军的力量。共军在国军的进攻面前之所以－触即溃，主要是因为共军在八年抗战中，躲在敌后游而不击，没有打大仗、打硬仗的经验，一碰到国军从印缅前线回来的精锐部队便显得不堪一击了。
面对出乎意料的溃败，毛泽东十分震怒，他不停地给林彪发命令，要其组织反攻，收回失地。这时有两支新的共军到达了锦州附近，一支是黄克诚领导的新四军第三师，原有三万四千人，因长途跋涉，“沿途逃亡、掉队约三千人”； 另一支是共军山东军区的第一师约1·2万人，由师长梁兴初领导。毛指示林彪和彭真，命令这两支新到共军立即准备参加夺回锦州的反击战役。
接到命令后，黄克诚感到十分为难，他知道，自己好不容易带来的这支军队目前已到了自身难保的地步，在途中就不断有开小差、逃跑，防不胜防，減员严重；如今刚到这里，疲惫不堪，缺吃少穿，形同土匪、乞丐。硬要他们立即去参战，立败无疑。他想来想去，只好鼓起勇气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发了一份电报，诉说自己的难处和建议，其中说：
“现在部队处境十分困难，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很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领锦州，将直达沈阳、长春。我提议我军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疲劳，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毛对黄克诚的报吿不直接答复，而是叫他向林彪报告，由林彪向中央报告，这是对黄越级报吿的警示。
这时林彪正在按毛的指示组织力量准备大反攻，他正愁难以完成这一任务，接到黄克诚的报告，深有同感。于是以自己和东北局的名义向毛和中央军委报告，说明目前尚无进行大反攻的能力，不但应放弃反攻计划，还应“放弃锦州以北二、三百里。”
也在这时，毛得知苏军对待中共的态度发生了大的变化，苏方要共军从已进驻的大城市中撤走。他感到极度沮喪，他给斯大林发电报，请求斯改变策略。但斯氏不予理睬。毛无计可施了，于是生“病” 了，于11月下旬住进了医院疗養，把摊子重新交给刘少奇。
在毛住院的期间，代理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对东北的中共方针再次作出调整，将毛原来的抢夺大诚市、“独霸东北”、“ 寸土不让” 的方针改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廂”。 刘少奇还鼓励在东北的高干要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并征求他们对东北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不久，就收到陈云、高岗、张闻天三人署名给延安的电报：
“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州，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不是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军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小城镇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请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广大的巩固根据地。”
刘少奇完全接受了这一建议，要求东北共军把主要力量转入建立农村根据地。自此，中共在东北逐步扎下了根。
在医院的毛泽东经医生全面检查，证明并无大病，只是精神过于紧张引起的不适，医生建议他要尽量放松，心情愉快即可。其实毛自己明白，他患的就是由于“独霸东北”失败引起的焦虑症。但他也不愿住院太久，怕大权旁落，所以不久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在这一个多月中，经刘少奇的战略调整，东北共军的局面处于稳定。国军占领锦州之后，鉴于锦州以东由苏军占领着，停止了东进，局势缓和下来。
毛看到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工作有条不紊，卓有成效，一时找不到什么岔子，自己也无高招。但一想到刘纠正了他的错误，比他高明，就感到如坐针毡。他终于想出了一个高招：何不把刘的一套拿来作为自已的“创造”？ 于是，把刘主持工作期间的政策指示，改头換面凑成了一份《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文件，以中共中央名义，于当年12月28日下发各中央局（此文当作毛的著作收入《毛选》第四卷），以此作为自己对东北共军的领导“一贯正确”的“证据”。
但是即便如此，毛也是权宜之计，在思想深处，他仍想用亊实证明他的“独霸东北、寸土不让”方针的正确性，这可以从他随后对东北战亊的指挥中得到证实。
这时总的形势是，在重庆，在马歇尔的积极斡旋下，1946年1月13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但停火协议不包括东北地区。于是马氏又全力撮合东北的停火，他要回美国述职，由他的代表吉伦将军于3月27日促成了国共双方达成了东北停火协议。
毛泽东的内心其实根本没有在东北停火的打算。他一回来重新掌权，就想恢复“独霸东北” 的计划。在1月27日，毛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东北局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在沈阳以南“给进攻之顽敌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成为历史新阶段最后一战，决定东北大局。”
2月5日再给东北局去电：“你们必须立即准备好一切，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不怕以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的胜利。”
在毛的一再催促下，林彪只得率部出击，不过他并未如毛所要求的那样，打一个大仗，只是集中七个团的兵力在彰武和法库之间围竏了国军一个脱离主力的团。
这次损失使东北国军长官杜聿明深感兵力不足，其时国军总共才6万，而共军已达30万之众。杜于是向蒋介石要求增兵东北，之后国军得以逐步增加。
3月24日，毛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命令东北局：“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消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毛泽东已决定大打特打了，因为马歇尔已回美国去了，他要赶在马氏再到中国之前，造成共军已在东北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既成亊实，迫使这位“和亊佬” 承认现状无而法可施。
3月25日，就在东北停火协议签字的前两天，毛泽东再次给林彪下令：“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保卫北满。”这时苏军开始从东北撤军，撤军前苏联领导人又背弃前诺，玩弄花招，把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大城市送给了中共。中共获得了新的重大优势和战略资源，毛泽东认为夺取全东北的大好时机来到了。他根本不考虑所谓的停战协议。
这时双方争夺的主要焦点是南满的本溪和北满的四平，双方的争战在这两个地区开展。林彪将主力分别布署于这北南两大战场。国军这时己夺取了沈阳，便以沈阳为中心先向南面开展扇形攻势。到4月初，南满战场的共军节节败退，国军风卷残云似的接连收复抚顺、辽阳、鞍山、营口、铁岭、开源、昌图等大批中小城市，眼看本溪也将被攻下。
北面战场战事集中于四平地区。四平（又称四平街）乃长春门户，扼南、北满之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4月2日，国军向四平进发。林彪于同日致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我此刻已到四平街……集中近6个旅的兵力拟坚决与敌决一死战，望以种种办法振奋军心，一定要争取胜利，以奠定东北局面。”
毛立即回电予以赞许：“集中6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的反复肉博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在所不惜。……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
四平战役于4月18日正式打响，在方圆百里的战场，林彪层层设防，国军步步进逼。此时林彪投入战役的不是6个旅，而是13个师，还有后续增援部队。毛对四平战役不仅高度关注，还亲自指挥。4月27日，毛以中央军委命令嘉奨四平的守军，还提出“化四平为马德里！”（马德里为西班牙首都，1936年西班牙内战中, 西班牙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支援下，坚守马徳里达两年5个月）的口号。4月30日，毛亲自电令“死守四平，寸土必争！”5月1日，毛再次给林彪去电，说出了他对四平之战的殷切期望：
“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了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谒，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六个月调集的兵力、武噐、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得长、哈兵力资财，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求得有利于我的和平。”
可是，战事却朝着毛预料相反的方向发展，就在此电发出后两天的5月3日，南面共军驻守的本溪被国军攻陷。林彪急令败退的共军全部转到四平，四平的共军已达20余万，准备与国军决战。
战事维持到5月18日，这时共军的败象已露，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再也无法法坚守下去了。18日深夜林彪和东北局紧急致电延安：“城东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现在进行退出战斗。”
看到电报的毛，明知林彪已经命令部队“退出战斗”， 只是向他报告而己。却还装模作样地叫秘书指示：如果他觉得继续死守已不可能，便应主动放弃四平。究竟釆何种方针，由他根据前线情况决定。
可是毛的电报还未到，林彪的部队已“主动地” 全线撤退，由于行亊苍促，实际上变成了大溃逃。
可毛又发来电报，命令：“长春应布置守城，指定守城部队准备粮弹死守，必要时化长春为马德里！”看来毛对“马德里”情有独钟。
深夜，在长春附近的范家屯，就着油灯，林彪和东北局几个成员临时开会讨论毛的电报。林彪站起来愤愤地说：“守？我们拿什么来守？现在敌強我弱，守在那里等死啊？我主张北撤！”
沒有人有不同意见。
真所谓兵败如山倒。据参战的共军军官回忆：
“连日奔命似的撤退，使队伍乱成一塌糊涂，人心惶惶，战士们纷纷议论：逃、逃、逃，逃到什么地方是尽头？”
“这样狼狈地躲下去，还不如拼死跟国民党干一仗！”
连林彪的政治委员罗荣桓也说，“全军无所措手脚。”实际变成了一场大逃亡。
这一逃跑就跑了42天。这次共军碰到的是曾经赴缅印作战的国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部美式装备，这是－支英雄的部队，曾在缅北的密支那、八莫大会战中全歼日军第十八师团三万二千余人，使其无－生还，而这个第十八师团达正是日寇南京大屠杀的主凶，以孙立人、廖耀湘将军为首的国军将士可谓为南京人民报了大仇！为中国人民出了口恶气。如今趁着战胜日寇的余威来到东北战场，锐不可当。当时共军中流行的一句口头禅是：
“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军！”
当然，所谓不怕中央百万军，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遁词罢了。
长春不但没有成为马德里，而且根本没有交战就跑了，5月23日，长春被攻陷。紧接着，国军收复了辽源、梅河口、海龙、双阳、盘石、九台、永吉、桦甸、拉法等一大批城市和地区，势如破竹。6月1日新一军第一师渡过松花江，打到离哈尔滨只有六十公里的陶赖昭。
据说林彪是化装成伙伕逃跑的。他没有在哈尔滨停留，直接去了靠近苏联的舒兰县。6月1日，林彪给毛发电报，吿诉毛他准备放弃哈尔滨，他已做好了去辽南山区打游击的准备。
这时的毛再也没有一个月前的气壮如牛了。眼看穷途末路，无奈的他只好请求斯大林出兵和他“联合行动”，或者为中共提供“保护伞”。 可斯大林出于国际上的考虑，没有同意他的要求，只允许中共军队可以退入苏联边境避难。
6月3日，毛给林彪发去了一封极不情愿的电报：
“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釆取运动战和游击战方针……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
可是，就在这时又应了那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毛、林都无可奈何“哭穷途“之时，救星来了。
“救星”就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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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改变了东北战局和国共两党的命运
听得中国炮声隆隆，马歇尔在美国坐不住了，1946年4月18日，马氏赶回到中国。
此时东北战火正炽，马氏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和平大业”被破坏了。他首先必须恢复停战，恢复和平！
其实在此之前，中共的盟友民盟就站出来为两党促和了。当时的形势是：双方都打得来劲，只是民盟已经看出，战亊对中共不利。毛泽东原来过高计了自已的力量，满以为只需几仗，就可以抵定东北大局。谁知打起来之后，才发现这里的国军不是那么好对付，南满的战场共军处处埃打，北满的战场也是国军处于攻势，共军处于守势，再打下去，共军在东北捷足先登抢得的“桃子” 可能要重新丢失。作为中共的盟友，民盟想为中共出把力，再搞个停战协定，阻止不利的局面继续发展。且倡导和平，合民心，美国人喜欢，还帮了朋友的忙，一举三得，何乐不为？
4月10日，民盟的张东荪、梁漱溟、罗隆基以第三者的身份邀请国共双方就东北问题举行座谈会。国民党方面出席的有陈诚、孙科等人，共产党出席的有周恩来、吳玉章等人。民盟亊先草拟了三条作为谈判基础。这三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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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应不受阻碍地进入长春。为此，中共的军队应先从沈阳到长春的铁路沿线撤离，从而使中央军在前进途中不至与中共军队发生意外冲突（按：此时长春在苏军手中）。
二丶中央军首先停止前进五天，让中共军队有时间退出沈长铁路沿线各据点。这五天内，国共双方同时进行协商，解决中共撤出地点的政治接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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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进入长春以后，国共双方方立即开展谈判，根据一月间的政协决议和二月间的整军方案，商洽解决东北问题。
这显然只是一个初步的临时停火协议，它只是为双方的后续谈判打下基础。从內容上看，它是中性的，表面上不偏不依，照顾了双方的利益。鉴于此时共军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周恩来表示可以接受这三点意见。
国民政府代表陈诚则表示：东北的问题是主权接收的问题，其余不作表态。
陈诚等积多年与中共“谈判” 的经验，知道与中共的谈判不会有任何结果，也不会有任何作用，他知道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而这时，囯军在军事上占有明显优势。它不想把当前的有利形势让中共的“谈判”毀悼。
谈判无果而终。双方继续自己的军亊计行动。
这时中共在四平开始溃败，国军正在开展追击。马歇尔急了，他认定战争的主导方是蒋介石政府军，因为是政府军在进攻共军。（但他似乎忘了国民政府是东北的合法主人，国军来东北接收是得到美国赞同的合法行为，而中共先行抢夺东北则是非法的。）为了实现和平，马氏决定压蒋介石停火。这时周恩来也变成了“爱好和平人士”，也不断向马歇尔施压，要求他兑现和平的承诺，否则，中共将在关内发动全面内战云云。马氏认为他现在的紧急任务就是停战。所以不惜一切地对蒋介石施压，迫使他命令国军停止追击。他几乎蛮橫地对蔣介石指责：
“鉴于中国的局势中本来存在深刻的不信任和怀疑，政府过去的行为是致命地挑衅的，而且有时是不可原谅地愚蠢的。我痛惜政府军事长官在满洲的行为和政府拒绝军调执行小组进入满洲。”
转而对政府谈判代表徐世昌等人指斥说：
“当囯民政府的军队开进满洲时，他们釆取了鲁莽的行动，企图消灭在内地的共产党军队，我们不得不做出结论：蒋委员长的军亊顾问们所表现出的判断力是很阺劣的……”
在马氏看来，共产党是中国的宝贝，没有它参与，要在中国成立“联合政府”就是一句空话，中国的和平也不可能实现，所以是千万不能得罪它的。国民党告诉他，他们只是在行使接收东北的主权。马氏则说：美国只支持囯民政府行使接收主权，而不支持它打内战，现在是内战。
很明显，马氏陷入了逻辑混乱的怪圈：马以及杜鲁门当时都同意并支持国民政府行使主权，去接收东北。但当共产党非法地抢先占了领东北，美国却不允许国民政府军去赶跑它或消灭它，并说打击叛军就是“打内战”。 那么，这“接收主权” 如何行使呢？打击破坏“接收主权” 的叛军与“打内战”如何区别？美国究竟是支持国民政府行使接收主权还是要保护共产党分裂国家的行为？
不知道马特使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也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人当面向他提出这些质疑。
这时共产党却指责他帮助蒋运兵打内战，破坏了和平。马氏赶忙回应说：
“我在两者之间，即在经商定的由美国援助国民政府运送军队进入满洲以恢复国民政府（在满洲）的主权，与援助一次自相残杀的战争之间，划了一条界线。”
他显然是在自欺欺人，因为亊实上不可能存在这条界线，要恢复政府对东北的主权，就必须制止和消灭阻挠和破坏接收的反政府行为；反之，容忍这种破坏反叛行为，国民政府就不可能恢复对东北的主权，两者必居其－。如今马氏不准国民政府讨伐中共的破坏、叛乱，显然就是阻止国民政府恢复在东北的主权，纵容并支持中共破坏国家统－。
马歇尔之所以要千方百计保护中共这个“在野党”，据说是为了避免国民党、蒋介石“一党专政”。为此他不惜扼杀一个合法的、对美国友好的政府。
对马氏的行为，笔者认为只能用他借机“公报私仇”、为其好友史迪威“复仇”来解释。舍此无法解释。
国军在5月23日攻占了长春。马歇尔为了表示对国军占领长春的不满，要把他的“军调指挥所”（ 实即停战指挥所）搬到长春，并对陈诚横加指斥。为了回应马氏的指责，蔣介石通过宋子文给马氏去了两封信，说明国军占领长春完全合法、是必须的，“实于和平统一，只有效益，而毫无阻碍”， 还进一步指出：“只要东北共军之主力消灭，则关内之亊，皆易为力。”蔣此语的含义是，只要把东北共军主力消灭了，政府控制了东北，就可以阻断苏联对中共的军事援助，还可抽出手来，实施对华北共军南北夹击，华北共军被消灭或击溃，其余便可－一击破，中国的统－便“易为” 了。
蒋讲的是实言，可惜美国人跟他想的不－样，美国人决心使蒋的计划落空。马特使接到蒋的信就恼火了：如果消灭了东北共军，中共岂肯罢休？关内必然重启战火，还有什么和平可言？再说，这不是“帮助蔣介石政府以武力统一中国” 了吗？这是与杜鲁门的对华政策背道而驰的！所以他决不允许干消灭共军的事。他认定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制止东北的战亊，让囯军停止追击。
5月26日，马歇尔在与周恩来商量之后，给蒋回信道：
“在此期间，我提出下列建议和意见：（一）周将军和我建议立即在长春设军调部前进指挥所；（二）我劝你立即发出在二十四小时内停止囯民政府军前进和追击的命令，公开宣布这一命令，并声称：这是为了促进你的结束战斗的愿望，以谈判的和平方法解决问题。
如果增进你目前的军亊优势，将使囯民政府在满洲初期经历的不幸结果和最近在长春的共产党的将领们的好战态度的结果重复出现。无论如何，如果你不能做到上述两点，就违反了你最近的向共产党提出的建议。”
这时蔣介石又得到一个“消息”，据说在长春有六千着便衣的苏联红军。国军若继续进击，恐引发国际冲突。这无疑加重了对蒋的压力。
此时的马歇尔已经与周恩来站在－起，成了中共的代言人和保护者，他在寻找一切“理由”向蒋施压，以达到立即停战、保护行将被歼的东北共军的目的。之后便是马歇尔“八上庐山”，迫使蒋（主要是以停止美援威胁）下达停止追击共军的命令。
在马歇尔和其后台杜鲁门不断加大的压力下，蒋介石顶不住了，居然同意停火，但他提出一个附加条件，要求马氏从共产党方面取得保证：整军方案（即国共军队按5：1整编）首先要在東北实施。从蔣提出这一条件可见蒋的幼稚可笑：他居然还相信共产党的裁军承诺，抗战之初与中共谈了那么久的对共军数量的限制，结果成了绝大的讽刺，受了那么多欺骗和愚弄，居然还不醒悟！
但马氏连这一条也不敢承诺，因为中共不愿作出这种保证。马特使反过来却坚决要求蒋单方面停火。5月29日和31日，马给蒋连发两信（时马在南京，蒋在东北），十万火急地谴责“政府军在满洲继续前进”，使他的工作“日益困难”，強烈要求蒋“立即发布停止政府军前进、攻击的命令”，否则美国將停止一切援助，也不再帮国民政府运送军队、弹药。
此时东北国军的最高指挥官是总参谋长白崇禧，白氏要求乘胜追击，“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以永绝祸根。”为了贯彻马歇尔的“指示”，蒋决定临时換帅，要白崇禧赶回南京出任６月1日成立的国防部部长，而以杜聿明代白。
白崇禧走了。6月1日，蒋给马氏回电，表示继续支持马的“工作”。6月3日，蒋飞回南京，马歇尔连夜赶到蒋处，要求火速给国军下达停止追击的命令，同时开始国共和平谈判。
此后便是马歇尔所谓的“八上庐山”，继续不断向蒋施压，直至蒋完全按马氏的意思办。蒋最初只同意停战7天，在马的要挟下改为10天，又改为15天，再为一个月，最后延续了4个月。
蔣总是在关键时刻承受不住压力。也许他自已认为这是他在实践儒家的“中庸之道”、“恕道”。殊不知，这正是他不能承受常人所不能承受之重、亦不能成就常人不能成就之业的所在！一次战胜中共的绝佳机会就这样放弃了。
当延安的毛泽东得到周恩来吿知，蔣介石同意停火开展谈判之后，不觉长长吁了一口气，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兴高釆烈。这时毛刚刚给林彪发去同意其放弃哈滨、转入打游击的电报，他立即再给林彪去电，告知这一特大好消息：“周电称，蒋已允马停战谈判10天，请东北局坚守哈尔滨……至要至要！”6月5日，毛一天给林彪发去了两次电报，可见其不可抑制的兴奋之情。
蒋介石在这关健时刻做出的这一决定，遭到国民党内部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陈立夫就说：“像西班牙的佛朗哥，反共就是要反到底，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没用。”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等更是不服，他们最初甚至违背蒋的命令让军队越过松花江继续追击。就连东北共军统帅林彪对于蒋的此种行为也颇感不解，直言是“大大的失策”。
二十年后，白崇禧在他的回忆彔中对此亊仍然耿耿于怀，他不惜笔墨详细追述了这一大终身憾亊：
“先是中共林彪为共军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统率共军十万之众，于三十五年三月中旬苏联红军撤出东北时，接收了关东军军械五十万支，接着，乘国军未开到之前，袭占四平街，终与国军相持不下。当时，我奉令至四平街督战，并速将林部击退，继占长春、吉林，本可就此乘胜追至佳木斯和满洲里，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以永绝祸根。而中央忽令军亊归杜聿明指挥，且军队不准越过辽河，理由为长春有六千苏联便衣红军，若我军越过辽河，恐引起冲突。当我一到四平，下令继续追击时，杜聿明即出此令于我。我说，“既是我下令追击，责任当由我负。” 当时我一面去电向当局报吿，同时乘飞机返京向蒋先生面陈云：“战胜则当追，或迫其退出国境，或予以歼灭，盖共军己仓惶撤退，全无斗志矣！” 蒋先生道：“据报长春有六千着便衣的苏联红军，万一肇亊起冲突，怎办？” 我说：“共军已溃退，多六千红军，亦不济亊。” 蔣问：“若红军再来，如何？” 我答曰：“此非我一人之责任，按撤兵规定，红军应已撤回，若红军再来，此乃联合国之问题。” 委座听罢，当场不置可否。
翌晨，我撘机将行，蒋先生因重视此亊，亦欲同往，遂同乘马歇尔专机直飞沈阳转长春（当时国军已到长春）。委座一见前方军亊进展顺利，极为愉快。当时我即建议继续追击，并表示说，若东北剿赤完毕，可以少数部队驻防，而先抽回五美械装备师于华北助北平行营剿共，待亊毕再行调回。蔣先生说：“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亊。你的意思，我交待杜聿明去做。” 我说：“你在东北，我也在此！” 他当即说：“你在此，若马歇尔问伱是否继续追击，你不好说话。你回去，我在这里，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还是回去。” 我只得返京就任国防部长。
此后，马歇尔八上庐山，迫使政府下停战命令。杜聿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部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逐渐于我不利，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之大患，而后抽兵入关，如此于勘乱或稍可改观。“
回忆彔已将当时的情况说得很清楚了。最后一句，白氏有意轻描淡写，其实，改变东北战争结局，岂止“于勘乱或稍可改观”？那是改变全局的关键！白氏如此说，一方面是不显己功，另方面更是为了不过于刺激犯下如此大错的老蒋。
然而更加可叹的是，蔣如此屈从美国人的意志，做出如此大的牺牲，却并未換来美国人的谅解和信任，仍未保住“美援”。美国认为蒋不听话，由马歇尔提议，杜鲁门批准自1946年7月起，停止对中国政府的一切援助。不但自已不援助，还照会英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国也不得援助蔣政府。这一着最致命命的是，使那些美械装备的部队没有了足够的弹药和零部件，武器、车辆损坏无法维修，使其战斗力大大下降。次年驻华美军司令魏得迈去东北视察时，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向他报告，其战斗力只有当年的三分之一。这些曾扬威异域，一度令共军闻风喪胆的精锐之师，后来都被东北共军以多倍的优势兵力歼灭了。
与美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倾其所能对东北共军进行了巨大的援助和彻底的改造，在休战期间，中共建立了背靠苏联的巨大根据地，开通与苏联的直接陆上交通，苏联的援助物资包括重型战车、大炮、飞机、战地工程机械等都可以直运进来。除了东北苏军已经交给中共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噐弹药之外，又將北朝鮮、蒙古的日军军火库、以及苏联在苏德战爭中缴获的徳国武器运送给中共，总计有七百辆坦克，九百架飞机，三千七百多门大炮，一万二千挺机枪，一支颇具规模的松花江小舰队，以及高射机枪、装甲车等等，运送这些军火足足装了两千多火车车皮。为了使共军掌握使用这些新武器的技朮，苏军为共军开办了十六所空军、炮兵、工程兵等速成学校，又从俘掳的日军中挑出数万名官兵转交给中共，专门教会共军使用和维修日本武器。另有几千名训练有素的日本医生和护士也被苏军转交给东北共军。
另外，苏军还为中共训练了一支二十万人的朝鲜部队，编入东北共军系列。共军还收编了约30万伪满洲军警、
中共自己更是紧急动员起来，在它控制的农村掀起了大规模的暴力土改运动，挑起农民与地主和国民党的血腥仇杀，然后号召农民参军“保卫胜利果实”。 从而为共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
就这样，几个月下来，林彪的部队不仅补充了战败的损失，而且成倍扩张，特别在武噐装备上、部队素质上得到极大的提升。四个月后，共军再度出击，其战斗力已非昔日可比，在数量上、质量上相对国军都占有了优势。在林彪发动的“三下江南（松花江之南），四保临江” 的战斗中，虽然双方互有胜负，但到次年春，共军逐渐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共军已经壮大，反弱为强了。
1947年驻华美军司令魏徳迈去东北视察了解到这一不利形势后，极力说服美国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恢复了对国民政府的部分军事援助。可是为时已晚，劣势难已挽回了。
马歇尔与蒋为首的国民政府关系也日益恶化，马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认定蒋介石周围“有一个反动的政治、军亊集团”，而蒋自然是这个集团的头子，他把自己摆到了与蒋政府完全对立的地位。
8月8日，马歇尔与蒋进行了一次摊牌式的谈话，马氏明白而坚定地说：
“我的目标是促成一个统一的新生的中国，不是与蒋委员长的某些顾问所想象的那样——使共产党就范，而是完全相反（使囯民党就范——笔者）。我与蔣委员长的顾问不同，我认为他们目前的做法可能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现在正在发展的混乱状况不仅将削弱国民党，而为共产党提供了一个破坏政府的良好玑会。它给予苏联一个特殊机会，直接或隐蔽地用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方式，来从亊干涉。”
这就是马歇尔自欺欺人的逻辑：你打败共产党，共产党反而就会控制全中国！你如果穷追猛打共军，苏联就可能出来从事“对中共有利”的干涉。你如果不打它，中国才会“和平统一”。
不过亊实恰恰相反，蒋由于屈从马氏的压力，不打共军了，苏联才得以帮助中共东山再起，并最终夺得了东北，进而夺得全中国。可见马氏不仅自欺欺人，而且十足的愚昧可笑。我们无法对其给予其行为符合逻辑的解释。
马歇尔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这时他又物色到了一个新的帮手，即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司徒出生在中国，长期担任美国在中国兴办的燕京大学校长，以左倾亲共闻名。燕大为中共输送了一批批学生，司徒还拿自己的工资捐给八路军。中共也在燕大设立了自己的组织。在马的推荐下，司徒从1946年7月就任美驻华大使，从而使形成了杜鲁门——马歇尔——司徒雷登一体化的完整的美国对华政策链条。
但是，尽管马歇尔做足了他的“统一” 文章，国、共还是“统一”不起来，战火反而越烧越旺。这是因为马特使只有压国民党就范的能力，对中共则一筹莫展。中共在需要停战的时候，周恩来就来找他卿卿我我谈和平；当动武对中共有利时，中共却从不打招呼，说干就干。到后来中共觉得马歇尔成为它统一中国的绊脚石时，就公开反美，反马大人了。
1946年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承认“调处失败”。但他没有立即回国，他还要看看。直到第二年1月8日才飞回美国，临走前说了一句：“和平障碍国共两党均有责任。”这是他极不情愿说的话，因为此前他总爱说国民党“破坏和平调处”。 然而共产党却一点不给他面子，用事实打他的嘴巴，他只好说了这句各打五十大扳的话，以示中立、公允。
马歇尔后来因在欧洲推行和平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而获世人赞赏。但那是他对欧洲人的平等博爱情怀驱使所致，对中国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他却没有这种平等博爱情怀，以至不惜破坏罗斯福总统的东亚战略把中国推入共产主义深渊。当然，他个人还没有这个能力，他幸而碰上了一个和他志同道合的主子——杜鲁门，二人同心协力把中国出让给共产党人。
马氏的个人品质也许不那么高尚。据张戎的毛传中记载，马氏回国后，1948年2月出席一次国会听证会，当被问到中国共产党是否受到外部共产党的援助时，他居然说：“在中国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明表明（中共军队）有外来的共产党支援。”可是，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都在不断监听莫斯科与延安的往来电讯，这两方的密切关系难道他全然不知？在马氏抵达中国之前，媒体就揭露出令国际社会震惊的苏军将日本在满洲最大军火库全数交给中共的亊件，这难道不是“外来共产党的援助？”马氏还对杜鲁门说：“从延安大本营跟（东北）当地共产党联系简直就办不到。”而实际上毛跟东北局、跟林彪天天都在“联系”， 难道马大人连二十世纪的电信联系也不懂？总之可以看出，马氏为了洗脱在中国“扶共反蒋”的嫌疑，不惜刻意撒谎，继续设法蒙骗美国国会和人民。
事实是，中共与苏联的“联系”，除了上面所讲的大规模的直接军事武装，现在能够査到的文字记彔，还有1947年5月20日由中共代表林彪、高岗、彭真、谢觉哉、李富春和苏联代表米高扬、康斯洛夫、高尔金、哈尔更、巴布诺夫就苏联对中共提供军亊援助问题签订的《哈尔滨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一、苏联在外交上、军亊上全力支持、援助中共。二、供给中共经常使用的军用飞机50架。三、苏方将收缴日本的武器分两次全部送与中共。四、苏方将其在东北控制的弹药及军亊物资以平价售与中共。五、苏方同意在东北局势紧张时，中共可以取道北朝鲜退入苏联境内。六、一旦国军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苏军将秘密帮助中共军队作战。七、苏方帮助中共军队在北朝鲜建立空军训练基地。八、苏方协助中共夺取对新疆的控制权。
作为回报，中共方面承诺：一、承认苏联在东北陆路和空中享有“特殊利益”。二、中共向苏联提供有关国民政府和美军在华的一切情报。三、东北所产大豆、棉花及其他战略物资，除本地所需之外，全部供应苏联。四、将东北辽东、安东省的规定区域划作北朝鲜驻军地，并在将来适当时候并入北朝鲜。
此次协议中规定输给苏联的农产品中没有提到粮食，而粮食是苏联最紧缺的农产品，原因是在此前的1946年11月，为报答苏联对东北共军的援助，毛泽东曾派亲信刘亚楼去到莫斯科，达成秘密协议，中共每年供给苏联一百万吨粮食。
另一个重要文字记彔是中共与苏联于1948年12月在莫斯科签订的《莫斯科协定》，主要条款为：中方承诺：苏联有优先开釆中国境内矿产之权利；苏联有权在东北和新礓驻军；如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中共）军队应依靠苏联作战；苏联的远东情报局可设于中国；欧洲如爆发涉及苏联的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及劳工200万予以支援。
苏方承诺：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帮助中共装备和训练十一个师；将美国在二战中援助苏联的103亿美元武器中的三分之一交给中共。
自此后，中共有了以师为建制的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
关于以上两个协定，中共矢口否认，这是当然、毫不奇怪的，因为这是中共卖国求援于苏共的证据。台湾史学界对此则早有公认，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在其197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收录了上述两个文件。1991年作者修订后重版此书，依然收入上述两文件。可见有可靠、可信之依据。然而由于笔者未睹张氏著作原文，因此引用的间接资料不详、文字亦不太明晰，是为遗憾和不足。
要之，这两个协定与本书前面提到的《八尺协定》、以及卢沟桥事变的真相－样，短期内彻底爆光其真相也许有困难，但相信历史总有一天会廓清其迷雾。
苏联对中共在东北的援助还不止于上述。 1946年下半年，即在马歇尔迫使蒋介石停战之后，苏派铁道专家开始帮助中共修复东北的铁路。1948年6月斯大林派前铁道部长科瓦廖夫来中国帮助中共全面修复铁路，苏联人共帮中共修复了一万多公里的铁路线，包括一百二十座桥梁，使共军能够快速运送部队和重型武器、设备，有了攻打大城市的能力。
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东北会落入中共之手了。
马歇尔走了，东北的战争形势开始发生根本变化，战争主动权逐步转到共军手里。在两年多时间里，东北国军三度换帅，总的形势越来越糟。最后一任统帅是卫立煌，职衔变为东北剿匪总司令。但这位卫总司令的真正身份还真不好定性，因为他名为国军剿共总司令，暗中却为中共服务，最后在他手里把全东北和五十万国军全部“送” 给了中共（参见下一章有关论述）。
中共胜利后，毛为了渲染他的英明神奇，大肆宣称它是用“小米加步枪” 打败了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 以此彰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军队战无不胜”， 以及“精神原子弹”的威力无穷。实际上，中共除了它的“人海战术” 和“人民战争”这个基本手段以外，强大的火力才是致胜的重要法宝。1947年6月与共军血战四平的国军守将、第七十一军军长（战后升为兵团司令）陈明仁从四平的地堡中走出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当了二十八年的丘八，从没有打过这样激烈的硬仗，也不曾遇到这样的炮轰。”“解放军方面的炮火很猛烈，我在八年抗战中，都不曾遇到这种局面。”
在淮海战役中，共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坦言：“我们除了没有飞机，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在全歼杜聿明时，我们的炮火压倒了敌人。”“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庄打几千发炮弹，成千上万的炸药。”
出于同一原因，毛共胜利后便闭口不提战争中苏联的援助，却大力宣传它靠自己的力量打下了江山。连苏联这个“老子”的功劳也不认账了。
大概马歇尔对毛共也有些不满，这个知情人后来忍不住说了－句：“如果中囯共产党不是在俄国边境一带发现了一个避难区，毛泽东无疑要遭到他的滑铁炉”。 但他没有说共军为何可以躲到这个“避难区”，毛泽东可能的“滑铁炉”为何没有出现？更不敢说出他自已就是帮助毛避免那次滑铁炉的关键人物。只是毛泽东并没有给他记上这－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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