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的歷史教訓與現實意義
徐沛
研究中國現代史繞不過汪精衛。從2005年起，我就開始探究真實的汪精衛。因為我上網就是為了揭露共產罪行，聲援反共義士。既然發現反共先賢被抹黑，我當然要為他們洗刷污名。孫中山如此，總理遺囑的「筆記者」汪精衛亦然。
孫中山明確反對階級鬥爭與馬克思主義，主張階級調和與三民主義，可惜落入共產圈套。共產國際不僅趁孫中山過世後在莫斯科成立中山大學，誤導中國青少年包括蔣經國，還捏造出「新三民主義」坑蒙拐騙，導致不少大陸人因反共而把共黨的罪惡扣給孫中山及其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創建的國民黨。在辛亥革命志士中汪精衛被謊言塗抹得面目全非，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從1911年起就一直主和，甚至為了「反共和平建設」，他還拒絕共諜合力促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離開重慶到日戰區成立主和政府。
和為貴
1905年汪精衛在日本留學時為孫中山感召，投身共和革命，27歲時不惜用生命為創建民主憲政添加薪火，不過他未能如願與清廷的攝政王同歸於盡，但他帶在身邊的作品尤其是〈革命的決心〉是其人生宗旨，從中可知惻隱之心是汪精衛的人生動力，富貴、貧賤、威武與名譽對他而言都不及「對得起自己的良知」。
1911年武昌首義，多地響應，被清廷判無期徒刑的汪精衛出獄。同年11月，汪精衛與支持君主立憲的楊度發表〈國事共濟會宣言〉，主張和平解決民主立憲與君主立憲兩派的政爭。
孫中山從海外回來後，在民主憲政派的支持下，趕在1912年元月元日發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民主革命志士彭家珍（1888-1912）選擇與主張鎮壓民主革命軍的良弼（1877-1912）同歸於盡，讓清廷失去忠臣。袁世凱有幸躲過針對他的炸彈，成為逼迫清廷發布退位詔書的功臣。
孫中山認為「革命之目的不達到，無和議可言也」。汪精衛則認為「權力為天下之罪惡，為政權而延長戰爭更無可以自恕」，力主與袁世凱議和。可惜孫中山捨得放棄權位，袁世凱卻在獲選總統後，違背「謹守憲法」的承諾。
1912年春，汪精衛遵守諾言與陳璧君結婚，還與蔡元培等發起成立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不做官、不做議員」的「進德會」。他求學之念甚堅，不為高官要職所動，出國遊學。不過只要民主革命事業需要，他都趕回國效力，估計他想兌現革命不會導致中國被瓜分的信念。
第一次是在1913年3月力主民主憲政的宋教仁被專制勢力殺害後，汪精衛6月回上海支持以法律追究兇手。他還與蔡元培等聯名致電袁世凱，促其順應民意，辭職以防開戰，電文中說：「流天下之血，以爭公僕，歷史所無」。在他們的主和聲中，軍事衝突爆發。汪精衛力挺革命軍。
袁世凱復辟帝制，內外交攻氣惱而亡後，蔡元培獲聘北大校長。他于1916年12月12日邀汪精衛回國「主持國文類教科，以真正之國粹，喚起青年之精神」。可惜汪精衛沒有應允，否則，蔡元培就不用為陳獨秀偽造學歷，給共產國際提供赤化北大的可乘之機。
五四運動開啟共產國際赤化中國的機制後，1919年8月1日，孫中山在上海創辦雜誌《建設》，汪精衛參與其中，希望建設一個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的國家成為國民的常識。就是說，正是孫中山及其三民主義信徒從一開始便在抵制赤潮滲透中國。
1920年參與過黃花崗起義的陳炯明奪回廣東，邀請孫中山等遷往廣州。已淪為共諜的陳獨秀也被邀去宣傳馬克思主義。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出任非常大總統，與北洋政府分庭抗禮，汪精衛首次接受公職。
在陳炯明與孫中山的政爭激化並動用武力後，蔣中正應召入粵助孫中山脫離困境。在始終得不到美英日政府的支持後，為了中國的獨立與統一，孫中山終於在1923年1月與共產國際的代表越飛發表聯合宣言，但明確表示拒絕共產主義，堅持三民五權主義。豈知孫中山上當受騙。
1925年孫中山辭世後，汪精衛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該會議確定國民黨採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制，將孫中山生前的大元帥府改為國民政府，在各方包括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的支持下，汪精衛出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正是在汪精衛的主導下，蔣中正躍升為廣州衛戍司令。
與此同時，共產勢力加緊篡奪國民黨的主導權，先是利用廖仲愷被當街殺害，栽贓胡漢民，汪精衛表示「胡先生只負政治上的責任，不負法律上的責任」，但也被指控徇私枉法。胡漢民與汪精衛曾一起留學日本並追隨孫中山，成為生死之交，可惜在抵抗共產勢力的滲透中，兩位昔日戰友沒能達成共識，從此形同陌路。
1926年3月，蔣中正與季山嘉的矛盾在共產勢力企圖掌控國民黨的努力中激化，本想退讓的蔣中正在陳立夫的支持下，發動兵變，史稱中山艦事件。病中的汪精衛為了迴避與蔣中正衝突，引咎辭職出國。「合則留不合則去」是汪精衛奉行的古訓。
7月蔣中正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而揮師北伐，目的是實現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孫中山遺願。
因「五月指示」開始反共
1927年3月15日聽命於莫斯科的羅亦農（1902-1928）在上海「關於政治與本黨工作方針的報告」中明確鼓吹要「積極進行精神與物質的紅色恐怖」。其時中共已在上海發動暴動，打死了不少人，他把遇害者誣衊為「工賊」，並表示「要把此種紅色恐怖的範圍擴大，凡是反革命分子，如右派領袖、買辦商人、學生走狗等都要盡量的打擊」。同時他還鼓動「要用恐嚇的手段，使許多反革命分子不敢居留在上海，這就叫做精神的紅色恐怖」。與此同時毛澤東則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為共產黨在湖南鄉村製造的「恐怖現象」詭辯。
共產國際及其中國支部利用蔣中正帶領國民革命軍北伐之際到處搞紅色恐怖，甚至把國民政府的所在地武漢變成赤都，這當然會遭到追求民族獨立、民權平等、民生自由的蔣中正等國民黨人抵制。時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于3月底在南昌朱德寓所寫作長文討蔣，公然宣稱：「蔣介石已經不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了。」這是郭沫若甘當斯大林兒子的最早證據。
4月1日回國的汪精衛還對在莫斯科接見過他的斯大林懷抱幻想，于4月5日與陳獨秀聯名發表〈國共兩黨領袖汪兆民、陳獨秀聯合宣言〉呼籲兩黨化解衝突，繼續合作。該文也證明：對汪精衛而言三民主義是中國革命的目的。該呼籲明確宣告：「中國共產黨堅決的承認，中國國民黨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需要，只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錯誤，也不至於主張打倒自己的友黨，主張打倒我們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素所反對之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使敵人稱快」。
中共製造「南京事件」，引發與英美日等國的衝突後，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黨人不得已于4月12日武力清黨，而汪精衛要看到共產國際給中共的《五月指示》後才確信斯大林的險惡用心。7月15日，汪精衛也開始在武漢「為國民黨而分共，為三民主義而分共」，不過他發布命令「保護共產黨人之身體自由」。
從此汪精衛就不再相信共產黨並堅決反共。為了拒絕讓中國人充當斯大林抗日的螳螂，汪精衛寧可背上漢奸的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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