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三十章

季鹏

大跃进备忘录之二：谁是罪魁元凶

上面提到，夺去几千万无辜中国人性命那场惨绝人寰的人造大灾难，离现在还不到半个世纪，大量当年的亲历者、知情者都还健在，居然就有人说它是“虚构”的，这不能不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悲哀！中国人民真的这样健忘吗？恐怕未必。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是制造这场灾难的罪魁元凶毛泽东及其党羽有意隐瞒、歪曲，瞒天过海，企图像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史和古代史随意歪曲编造那样，将这一惊天大案由大化小，由有变无。可是，历史终于翻过了黑暗、罪恶、肮脏的一页，当年毛泽东凭借专政淫威、一手遮天、瞒天过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再想重拾“铁幕 ”已不可能，“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上一章我们探讨了大跃进死人知多少的问题。这一章我们将要弄清谁是这场大灾难的元凶罪魁？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得可笑，因为无数事实早就证明了毛泽东是这场大灾难的制造者，大跃进大灾难的元凶罪魁这顶帽子除了毛谁还能“掠美”呢？其实不然，如果不厘清毛及其党羽几十年来刻意制造、散布的种种谬论和疑云迷雾，不拂去这些人为制造的历史尘埃，我们仍就不可能将历史的真相留给后人。

1. 驳所谓毛是“受蒙敝、不知情才犯错”

这是历来为毛的大跃进罪行辩护的最主要的说法。论者指说，毛在大跃进中主要失误是头脑发热，轻信了下面干部制造的浮夸谎言，所以，才搞了征购粮食的高指标，结果导致大量饿死人的悲剧。言下之意是，毛只是犯了轻信、官僚主义的错误，主要的责任是那些弄虚作假，“蒙敝圣听”的各级干部。

但是，首先要知道，这种浮夸、造假风本身就是毛制造出来或者逼出来的，这方面的事实我们已经说过不少了。我们也承认，在初期，毛由于自信和无知，也许真的相信过一些虚夸吹牛，并据此在众人面前沾沾自喜了一番。可随着后来那些匪夷所思、天方夜谭式牛皮越来越离谱，毛显然已经知道这是为取悦他而在上演的一场浮夸造假大赛。1959年4月初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就对当时欺上瞒下，“报喜不报优”、“风（跟风）、马（拍马屁）、牛（吹牛）”等现象严加指责，这说明他一点也未受蒙敝，一点也不糊涂。可是，在此后他却坚持要求更大的“跃进”， 并“以假作真”向下面、向农民要粮。在遭遇巨大阻力后，不但不肯反思，改弦易辙，减免高征购指标，反而在这之后又发动一场更大、更恶劣的“反右倾”、“ 抜白旗”运动，从而把全国性死人推向推向高潮。这一切，充分证明所谓毛是受蒙骗之说不值一驳。

现在，撇开这些已经说过的事实，再补充发生在大跃进早期的一幕，就能更能清楚地看到毛完全是“明知故犯”， 是包藏祸心，草菅人命。

这一幕发生在大跃进的头一年的1958年10月26日，在彭真的安排下，毛在湖北孝感火车站岔道他的专列上，召开了一次有湖北省、地、县领导、外加一名生产队长（劳动模范）、一名妇女主任（妇女代表）参加的调查会。调查的题目由毛自定为：对（毛提出的）湖北当年全省产粮600亿斤的“计划”摸个底，看看究竟能搞到多少。（这个提法就让人莫明其妙，一个省的粮食产量本应该由其根据实际产量自报，中央只应按照科学的方法严格地核查，又怎么可能由毛一人 “提出计划”，靠开个几个人的座谈会去“摸清”呢。）

调查会约在下午4时开始，被邀参加调查的妇女代表晏桃春尚未到达。先由湖北省委汇报。

由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发着低烧，汇报由省委秘书长梅白代劳。

毛先说：“现在我们的日子不好过，自己骗自己，这也许是下情不能上达。”

梅白抓住这句话，开门见山地说：“彭真同志说主席对湖北今年产六百亿斤粮食要模个底，允不允许讲真话？”

梅白可谓“将”了毛一军，毛无奈，只好说：“就是要你讲真话。”

正是梅白的这一句话，使这次座谈会出现了难得在毛面前讲真话的一幕。梅白先汇报说：“我刚从我的家乡黄梅回来。在黄梅我秘密调查了60个生产队。在端午节前的一个多月，平均每人每日只有4两二钱粮食（指16两旧称，每两合31.25克）。李家湾的支部书记说实话，平均每人每天4两4钱……从调查情况看，我估计全省1958年能搞到200亿斤左右，至多220亿斤。”

毛泽东挨了这当头一闷棍，似乎有所悟地说：“毛泽东啊毛泽东，脑子发烧，决定一切呀！”然后颇似伤感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自庐山会议以来，这句话成了毛的口头禅）

孝感地委书记王家吉趁机说：“梅白同志说的符合我们孝感的实际情况。”

孝感县委书记也大胆地说：“高指标是中央压省委，省委压地委，地委压县，一级一级压出来的。”

这时指定来参加座谈会的妇女代表晏桃春来到了。因连日夜战，她患了感冒，一上来就对着毛打了个大喷涕，在坐的人惊慌得不知所以，而毛却若无其事地说：“不要紧，我是60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涕能打得死我吗？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比日本侵害者厉害？比蒋委员长厉害？”毛总是很在意在普通工农兵、大老粗面前展现他的“人民领袖”风采，以便让人们传为“佳话”、“ 美谈”。这次，他又本能地表演了一番。

表演完，毛问晏桃春：“你怎么感冒了？……”

晏答：“报告主席……”

毛一摆手：“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于是说：“昨夜我开通宵夜车锄棉埂，……”

“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三百瓦电灯，还有二十盏汽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女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费用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满意。”

“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吗？”

“差十万八千里。”

“那么你想如何办呢？”

“希望上面实事求是。”

毛泽东转向劳动模范官木生（也就是生产队长）；“你就是官木生，是国计民生的“生”啊！”

官木生说：“现在的生产指标，不造假不见报。省委书记都有责任，省委压地委、地委压县委，压到我们的头上。我解放以来是劳模，都带头干，但是粮食产量我不敢带头，带这个头是无良心，老百姓就要饿饭了。老百姓担心：算盘一响，眼泪一淌。”

毛泽东似动了感情，据说“流着泪”说；“你们要我实事求是，我就希望看到你们实事求是。我不同意给湖北600亿斤的指标。600亿斤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好。这个问题不怪你们，不怪任重，怪我，怪我这个中央主席。”

毛泽东又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同叶子龙（毛的保卫负责人）说打喷嚏的事。对‘皇帝’脸上打喷嚏，那还了得呀！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毛这话是当着晏桃春和所有在场人说的。毛很自觉，自比皇帝。晏桃春回到家也照样说了，据说全家人感动得流了泪。

基层干部们走了，本来这场戏可以收场了。但毛决心演到底，演彻底，因为还有省、地、县委书记们。毛于是对着他们继续说下去；“多好的人民啊！我们对不起他们。唐代诗人韦应物有句诗：‘邑有流亡愧俸钱’，我现在的心情是：国有流亡愧此生。”

这是毛泽东的一场精彩演出，也是他当了皇帝（这点他时刻不忘）以后难得的一次直接听到人民心声的调查。因为平时毛即使去基层视察、座谈，也是有关方面早早就打了招呼，参加座谈的人精挑细选，接着进行“彩排”，如此再三，然后炮制如仪。而这次事出仓促，是头一天中央（彭真）才给湖北省委打招呼，两位农民代表更是当天才接到参加座谈会的通知。再者，也不排除湖北省的领导想借此让毛知道一点实情，以减轻毛给他们那不着边际的高指标（1958年要“产600亿斤粮食”）的压力。

另外，这次座谈会梅白开了个好头，一开始就将了毛一军，使他不能不允许下边的人讲实话。梅白带头讲了实话，其他人也就敢跟着讲下去了。毛这时只有“硬着头皮”听下去。当然久经战阵的毛是个好演员，他就势做了一两个小时的“开明君主” ，而且居然还能挤出几滴“鳄鱼泪”，便顺教训了省地县的领导们，这演技确实不俗了。

这次座谈会确实使毛了解了一点下情，梅白和两位农民代表的确说出了一些实情：

第一，“在端午节前的一个多月，”即1958年4、5月间，每个农民每天便只能吃到不到150克的粮食，分为三餐，每餐不到50克，谁都知道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吊命”都难啊，何况还要劳动？

第二，中央给湖北的产粮指标600亿斤，而实际只有200亿斤（后来核实产量是197亿斤），这个浮夸、虚假风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毛应该知道。

第三，“高指标是一级压一级压出来的”，这句大实话正击中了毛的要害，但他又无法回避，更无法否认，不得不承认此事的根子是自己。

第四，农民日夜不停地苦战，“大家都不满意”，即便拼命干，离上级下达的粮食产量指标还是“差十万八千里”！ 于是不得不造假。结果是：“算盘一响，眼泪一淌。”

应该说，这次调查，对毛确实如醍醐灌顶，让他清醒了。但也因此，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下去调查了。

（以上请参见辛子凌：《红太阳的殒落》第十四）

这次座谈会也有不足处，没有反映饿死人的问颗，以及食堂问题。这是因为毛己经规定了谈话内容，把上述问题排除在坐谈之外。参加座坐谈者要有问必答，但却不能主动谈问题，这是纪律。

但是，总的说，这次座谈会给毛的“教育”已经够了。

如果按照毛当场的当场表态以及他貌似悔悟的言词，中国大跃进的灾难应该到此为止了。他完全应该从此之后“改邪归正”，“实事求是”，关注民生。

可是，非常不幸、也是出于所有知情人预料的是，到了第二天一觉起来，毛便把头一天所表演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了！仿佛他从来没有在孝感车站开过什么座谈会，这从他后来的表现得到了证实。此后的几个月中，毛不停顿地召开了一系列中央会议，其核心议题就是关于大跃进、关于粮食产量、关于完成征购任务……也即他在孝感调查会上同样的问题。这些会议是：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的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的武昌会议，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的八届六中全会，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等等。

毛在这些会议上讲了一些什么呢？他的主要定调是：

“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大跃进中已经得到巨大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个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帐派所能推翻的……”

“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毛还作出了向广大农民“饿口夺粮”、开展“反瞒产” 运动的决定。由此，将中国农村推向了饿殍盈野、人自相食的鬼域世界……

这就是毛泽东！就是那个惯于翻云覆雨、口蜜腹剑、强奸民意的毛泽东，那个青面獠牙，每日张开血盆大口、不吞噬千百条生命无以度日的毛泽东……孝感火车上那个可怜兮兮，说着“国有流亡愧此生”的毛泽东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出于表演需要的幻影，之后他恢复了原貌。

仅仅从这一件事就可以明白无误地认定，所谓毛“受蒙敝”、“不知情”之说是何等无知、无稽、幼稚！持此论者如果不是自己“受蒙骗”，就是蓄意为毛开脱罪责，是为同谋了。

其实，除此之外，毛还有诸多渠道了解下情，了解真相。下面的可见一斑。

毛在中南海的警卫连是个加强连，全连官兵193人。警卫连的战士都是经过千挑万选，根正苗红、政治上绝对忠诚可靠，他们都是农家子弟。毛泽东不相信城里人，甚至也不相信“高官”，但他比较相信这些没有多少文化的憨厚的农民战士，所以，每当有重大政策出台，偶尔也问问身边的警卫连战士们的看法，或有意通过他们了解一些“民情”、“民意”。

1960年秋的一个下午，负责中央警卫的汪东兴奉命将搜集到的警卫连战士的“思想动态”向毛汇报。

汪不得不将一些战士的牢骚怨言原原本本地向毛转述：

战士董方会说：“毛主席住在北京，知道不知道农民的生活？粮食都打那么多都到哪里去了？”战士许国乱说：“叫人吃菜是不是毛主席的命令？中南海修建工人每每月60斤粮食还没劲呢，农民吃白菜，吃不到粮食。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战士张立臣说：“现在农村老百姓吃的连狗都不如，过去狗还能吃到糠和粮食，现在人饿得没有劲，小猪饿得站不起来，社员反映说：‘毛主席是不是叫我们饿死？’”许国乱还说：“电影《万水千山》（描写红军长征的电影）我也看了，那时生活是苦，但现在农民的生活比那时还要苦……”

毛一边听着，脸色逐渐阴沉起来，这些平时只会喊万岁，对他无比信仰、无比热爱的小青年，居然说出了这些话……其中提到叫农民以菜代粮还真是自己在粮食部长陈国栋一个报告的批示上说过的，毛在批示中说：农民要“有干有稀，粮菜混吃。”“瓜菜半年粮”，于是，“瓜菜代”便在全国风行起来。

汪东兴见毛有不悦之色，赶紧补充说：

“报告主席，他们发言的当天，就都调离中南海了”。

毛了解下情的渠道还有很多，如派遣他信任的人回农村老家调查，田家英曾担任过这一角色，他的卫队长李银桥也担任过这一角色。

简言之，毛虽然高高在上，喜欢“报喜不报忧”，但同时他也想了解一些真实情况，因为这有利他的统治。他爪牙遍地，时刻掌握着下至基层、上至他的“亲峦密战友” 们的一举一动，一思一想。他是暴君，但绝不是昏君。

把大跃进之罪推说成毛不知情，上当受骗，正是毛之所欲。真正应该小心上当受骗的是中囯的老百姓，是一切善良的人们！

二、“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奇谈

终于，这场旷古未有的人祸算是过去了。不过，它创造的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和平时期死人的“最高纪录”，以及带来的血淋淋的惨痛记忆，是很难在国家的记忆中抹去的。这时，犯下了如此滔天罪行后如何向世人交待、向历史交待成了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面前的大问题，但这个问题又是不能公开提出、公开讨论的，只能由高层达成黩契，然后向下级、向全社会灌输。此中有一条前提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按照毛独裁以来形成的不成文规则：中共的一切成绩都属于毛，任何错误则不能与毛沾边。这无疑也成了处理大跃进饿死人事情的原则。

按照掼例，凡是这类“坏事”、 不好的事，首先推给“阶级敌人”破坏、或者找一个党内“XXX反党集团”来作替罪羊，是最简单的传统办法。

不过这次毛泽东要这么做却不太好办，他刚刚因为大跃进的惨败，在七千人大会上差点被拉下马，最后只好主动“退居二线” 才得保全位子。会上，刘少奇己公开和他撇清关系，全党都知道他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更重要的是，与他唱对台戏的那些人，也就是可以充当“反党集团”“候选人”的如刘少奇、周恩来，现在却很得人心、得“党心”， 这种情况下，他老毛要把他们弄成替罪羊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得另辟蹊径。

最初一些地方领导人也主动寻找借口，以图掩盖他们紧跟毛、残忍地饿死、打死数以百万计子民的罪行。四川省想把死人说成是一场瘟疫，于是，煞有介事地号召开展一场“爱国卫生运动”， 来制止和消除“瘟疫” 的后患。（ 甘肃省规定把埋死人说成是“搞卫生” 大概也是出于这－考虑。）但是，大概觉得这一说词太拙劣了，稍一追问下去便会蕗出马脚。所以，毛为首的中央没有“釆纳” 这一“发明”。

不过，总得找个替罪羊来承担罪责啊。终于，毛的党羽中的高人，不久就推出了“自然灾害” 之说。此说之高妙在于，它不针对任何人，而且把所有人的责任都一风吹了，可收皆大欢喜之效。唯－被“冤枉” 是不食人间煙火的“老天爷”， 它既不会出来辩解，也不会有人去找它算账。

好法子想出来了，先要试试水，探探路。196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国庆社论中

似乎不经意中出现了－段话：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紧接着，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就说得更加明确了：“在1959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后来，统一口径叫做遭遇了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特大自然灾害”。

然而，令毛有些意外的是，这时党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声音来自刘少奇。刘少奇1960年四、五月间回到湖南老家作了四十多天的调查，亲眼看到大跃进带给人们的苦难，了解到不少真实情况，心灵受到震撼。人性未泯的刘少奇决定冲破毛设定的框框，向党和人民讲真话。回京后在 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谈到各地饿死人时，刘明确表示：“天灾在多数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这时，除了毛及其死党，多数人己认同大跃进是“人祸”， 而不是“天灾”。1961年8月，中央二上庐山开会，检讨上一年提出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年來的执行情况 ，并确定当年粮食征购任务。多数与会者认为面临的形势严峻：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饿死人在继续。周恩来发言说：“除了树叶、鹹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糧。”大多数人同意周的说法。唯独毛泽东装作滿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点，有什么了不起！”但廹于多数人的压力，毛还是同意将1961年的征购任务減少34%。算是他的救民之举了。

到了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更是把毛确定的“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颠倒过来，指出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面对刘少奇这一大逆不道的言词，本应立即反击，但鉴于当时形势，毛在七千人会议上被廹采取守势，只是背地里他把刘少奇及其拥护者恨得牙齿痒痒（江青后来在文革中说告诉亲信们：从七千人大会以来，毛“心里一直窝着一股恶气”），他已暗下决心对刘及拥刘的人进行报复。

七千人会议刚刚过去半年，毛就发动了反攻。毛掌握的“王牌” 是以林彪为首的军队，以谢富治为首的警察系统，和以汪东兴为首的内保系统。凭借牢牢掌握这些暴力工具， 1962年8月，毛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次祭起了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魔法，重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口号，对全党特别是刘少奇开始了反击。在毛的“阶级斗争为纲” 的恐怖大棒之下，对于造成三年大死人的“特大自然灾害”的说法，没有人敢公开非议了。于是，在接下来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名正言顺地继续为大跃进和三面红旗唱赞歌，并且把近几年的“困难”（ 不能说饿死人）完全归咎于“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此时整个毛共统治集团也达成了共识，决心用老天爷作替罪羊，来维护毛和中共的“面子”。后来，又加进“苏修逼债” 一说，使谎言多添一点政治色彩，加深人民对苏联的仇恨，一箭双雕。

就此，“三年特大自然害加上苏修逼债” 造成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成了官方定论，并強行向全国民众灌输。

然而假的终究是假的。随着毛死去，一言堂时代的结束，依靠“话语专政”支撐的“三年特大自然灾害” 和“苏修逼债” 之说终于受到挑战，最终使其不攻自破。

上海的金辉先生在这个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陆续发表了对大跃进时期气候的系列研究，从1993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到1998年的《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年——1961年气象水文考》，对大跃进期间气象资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研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驳斥了毛共当局长期以来在这一问题上捏造的的谎言。

金辉根据权威气象部门编撰的、由全国120个水文站记录的1895—1979年水文统计资料进行研究后认定，1959年、1960、1961年这三年，即使不说是风调雨顺，但肯定没有发生全国性的自然灾害。气象部门根据气象学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气象等级，叫做：负二度区、负一度区、零度区、一度区和二度区，分别表明涝、偏涝、不涝不旱、偏旱、旱。就是说，越接近零度区值，全局性的灾害就越少。在上述公布的资料中，从1954年到1972年长达19年的相关数据表明，1959年、1960、1961年这三年都接近零度值，说明那三年根本不存在全国性自然灾害，更无所谓“特大自然灾害”。

楊继绳先生在总体上同意金辉的结论驹的同时，指出了金辉这一方法存在的问题，即釆用算朮平均值的统计方法，如果同一地区发生“先涝后旱” 或“先旱后涝” 的情况，表现在在统计的结果上便可能将旱、涝互相抵销，从而有可能掩蓋受灾真相。这一指责无疑是正确、必要的。但是金先生在使用这一方法的同时，还具体列出了120个水文站毎年的旱、涝记彔，包括同时发生旱涝灾害的区域、程度，结果证明那种互相抵消的情况是不多的，不会影响总体结论。所以金辉说：“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站、1度站，负1度站和负2度站所占的比例看，也不管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这三年都确实是正常年景，甚至比风调雨顺的1957和1958年更接近0度。”

为了更进一步弄清那三年的气候情况，杨继绳找到中国气象研究院研究员高素华编著的《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该书以充分的资料认定：“1958到1961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和涝灾，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低温灾害，这三年是正常年景。”楊继绳还亲自找到高素华向其当面求证，高素华再次肯定了上述结论以及支持此一结论的有关数据、资料。（请参见《墓碑》第十五章）

这样，就用科学的铁锤将毛共的谎言砸了个粉碎！如果再辅之以现在已经揭露的那个时期中国大地发生的人为的悲惨故事，就铁板钉钉地证明了那是场完全用暴力制造出来的比天灾厉害得多的赤里千里、人自相食的人祸惨剧！

至于苏联逼债一说，根据近些年来不断解密的中外史料，也早已不攻自破了。原来这个问题也像自然灾害一样是一个“伪命题”，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

中共欠苏联的债务，主要是朝鲜战争所欠苏方军火的债务（苏方提供武器，中方出人，中方死了100万人，却还要偿还苏方的武器债，可见中国的人命不值钱），以及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走时留下的军事设施折款9.8亿元人民币，再加上大跃进期间所欠的贸易债务。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称，1953年以后至1960年底，中方已归还苏方本息33亿元人民币，尚欠本息23亿元。1959年后，中国每年财政支出在500亿元以上，这23亿元欠债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大数目，相比大跃进造成的约2000亿人民币的损失，更不值得一提，不可能成为大灾难、大死人的理由。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但这些合同均属与制造原子弹相关、以及与工业相关的合同，与农业无关，与粮食无关。所以所谓苏联撕毀合同，跟大跃进死人毫无关系。

在整个中苏交往中，也根本没有发生所谓的苏方逼债问题。在债务问题上中苏唯一一次龃龉是1960年7月中苏交恶、苏方撤走苏联专家后，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商务参赞，以单方面口头方式宣布：由于出现支付困难，中方所欠债务（20亿新卢布）可能要延迟至5年内还清（这是毛泽东的单方面决定，让叶季壮出面宣布）。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长拍拖利切夫约见中国驻华大使刘晓，指责中方不经过双方协商，单方面宣布延期偿还债务是一种违约行为，为此表示抗议。同时苏方决定短期内停止向中方供应汽油（注意，不是逼债）。这其实只是苏方对毛不守承诺的一次反制，一种警告

但是中苏双方出自各自的战略需要，仍然不愿彻底破裂，所以，同年11月刘少奇率团去莫斯科参加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双方又握手言和，苏方表示可恢复援华项目，再派专家来华。赫鲁晓夫则主动提出中国可延期偿还贸易债务。还表示可以无息贷软方式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五十万吨古巴糖，以救中方之急。

1961年4月，叶季壮率团去莫斯科商谈贸易。自知理亏的叶季壮在商谈后苏方举行的宴会上委婉向苏方致歉：由于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多欠交。1961年仍有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減少出口。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同意1960年贸易业务中的欠账分5年偿还，并且不付利息。还提出以无息贷玖方式供给中国100万吨粮和50万吨蔗糖（古巴糖）。对于“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无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此可见，苏方不但主动推迟偿还债务，还曾两次表示对中国给予粮食和古巴糖援助。后来毛决定，接受了五十万吨古巴糖（主要是表示对古巴的友好），但拒绝一百万吨粮食（其时中国仍处在饿死人的高峰期）。按照毛的说法：“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人就是饿死到只剩一个人，也不吃赫禿子一粒粮食。”毛这一睹气，中囯又不知饿死多少人。毛同时指示：要争气，早日还清苏联债务。结果提前一年于1964年还清了苏债。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欠苏联的债务14·06亿新卢布，（1新卢布=4·45旧卢布）全部还清。同时他还骄傲地宣布：在这一时期，中国还拿出比这更多的资金去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共计支出援外款66·7亿人民币，（其中1961—1964年援外支付35·5亿）。既然还可以拿出更多的钱去支援别的国家，那更说明根本不存在因“苏修逼债”导致饿死人的问题。

以上就是所谓“苏修逼债” 的真相。可见，所谓苏联逼债之说纯属子虚乌有，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污蔑、嫁祸，是对国人的愚弄、欺骗。大跃进大死人，完全是毛的“死人政策” 所造成，与老天爷和苏联绝对无关。

三、全国大饥荒充分暴露了毛的残忍与虚伪

千百年后，研读毛时期历史的后人对大跃进死人之事产生的第一个疑问肯定是：

“难道当时国家粮仓中没有粮食了吗？为什么不开仓救人呢？”

这大概就是所有善良的人们的共同疑问，因为，历朝历代在发生饥荒时，国家和相应地方的地方官员都有放粮赈灾的职责，地方官如果出于自己的权力所限不能自行主张，也要立即火速上报，所谓救灾如救火，耽误了是要追究责任的，甚至会掉脑袋。包公戏中就有一出“陈州粜米” ，说的就是铁面无私的包公巡查到陈州地方时，将大灾之年不放粮救灾、反而趁火打劫，中保私囊的陈州地方长宫、当朝附马爷给铡了的故事。“开仓放粮”救灾是所有的封建时代、帝王专制时代最基本的政策，也就是被毛共大肆宣扬为“万恶的、吃人的封建社会”对待灾民的最一般的、流行了几千年的做法。

反观“毛王朝”之所为，谁是真正的“万恶”、谁在“吃人”，就不言而喻了！当大跃进中各地纷紛进入饿死人高潮的时候，各地的粮食情况到底怎么样呢，简单说就是：仓廪足而任民饿死！关于这方面的宏观情况，我们在上一章中已有表述，这里从另外的角度谈些情况。

毛时代的“国家粮库” 其实多数散布县、乡，有的粮食就放在大队的仺库里。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鸿德回忆说： “饥民看到粮库里有粮，……坐在旁边等着政府开仓放粮，他们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吧！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

河南光山县十里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吴永宽父子为纪念本村村民在大跃进中饿死的冤魂，自费镌刻“死人碑”作纪念（参见辛子陵：《红太阳的殒落》第十九），碑文中说到：“我队里的吴德荣说：‘粮食那么多，为什么不给人吃？’结果被活活打死。”

为何守着粮食见死不救？原来这些爪牙都没有开仓放粮的权力，全国粮仓的钥匙只掌握在毛泽东－人手中。而在毛看来，死人不算什么大亊。当毛拒绝赫鲁晓夫表示要给中国100万吨粮食时，他对身边的李志绥（保健医生）、田家英（秘书）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几亿人的大国，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亊？只要让妇女敞开生孩子，过不几年就又有几千万人了。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由此也就可见，毛对当时的死人情况是完全了解的，他就是“见死不救”， 让人们死去！以发洩对农民的报复心理。在大跃进中确实出现了很多放粮抢粮事件（不准见报），那是一些良心未泯的干部和群众的自发所为，被发觉后都作为“反革命暴乱”，遭到残酷镇压。（见后文）

现在我们先看看，号称与人民“心连心” 的毛，在“三年特大自然灾害”中他自己的生活情况，不妨从他个人的吃、住、行入手。

先说“吃”。 中共曾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毛在1960年“不吃肉”，“与民同苦”、 共度时艰的故事，至今仍然有人将此当作毛的“佳话”宣扬。但是只要看一看1960年秋中共领导人接见全国英模会代表的照片，就可以看到毛在整个中共领导层中显得特别突出，只见他满面油光，双下巴，通体发福，一付脑满肠肥，营养过剩的福相。这样我们就只能解释毛是因为胖得发愁，为了減肥而不得不 “不吃肉”；或者他根本没有“不吃肉”， 所以減肥不成功；总之他在继续其营养过剩。

当年毛的兼职秘书李锐在其回忆中说到：南宁会议后，有一天毛招李锐去他的卧室谈话，“谈到九点钟，服务员进来准备晚饭。首先报菜单，第一道菜就是熊掌。”

南宁会议是在1958年元月，只是大跃进的开始时期，可以不计。那么我们看看大死人的1960年后的情况吧。

宋云彬只是民主人士，他在1960年4月的日记中记载出席政协会议享受到的口福：“中午有熊掌，乃哈尔滨市委所赠也。平生第一次吃到熊掌，据黄洛峰言，熊掌须历六七小时云。”

叶圣陶在1961年7月29日的《内蒙古日记》中也写到地方政府的宴请：“菜甚好，有禽名飞龙，其肉视山鸡更嫩。有甲鱼，昨在哈尔滨尝食甲鱼，不意北边亦有之。有烤羊腿，殆是主菜，而余不能嚼之。”

（以上摘自网刊《凤凰·历史》2014年01月28日）

宋、叶都不是共产党要人，己能享受如此待遇。从中也可见在哀鸿遍野、人自相食的悲惨岁月里，共产党的高官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还可见，今天中共高层过的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并非始自改革开放，在毛统治的年代就已经存在，只不过被严密封锁、保密，不为老百姓所知而已。

再来看看毛在大跃进大死人的日子里吃什么。

中共党史专家何方说：“关于毛有几个月不吃肉传得神呼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酻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一度喜吃西歺。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与厨师共拟了1份西歺菜谱中，就有牛羊肉十多种，西歺汤十六、七种。”

（何方自注：引自《毛泽东生活挡案》下巻70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

在另－份由汪东兴担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1996年11月出版）具体记载了毛身边工作人员与毛的御厨在1961年4月26日合计为毛制定的一份西餐菜谱，在七大西菜系列：鱼、虾、鸡、鸭、猪肉、羊肉、牛肉中，毛最喜欢鱼、虾两项，在其项下开列的计有：蒸鱼布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菜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鸡类项下则有：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猪肉项下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脊、炸猪排、溜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羊、牛肉毛不是很喜欢，但也列有如下品类备毛候补享用：羊肉串、烤羊腿、烤马肉、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犹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

面对这种特级享受，毛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些好东西都是“人民给我的待遇”，别人“没有权利”享用。毛身边的一个小管家看得实在眼馋，拿了点毛吃剩的“御用食品”回家，发现后被送去了北大荒劳动改造，从此此人在人间消失。

这就是“不吃肉”的毛泽东。这就是在农民被逼将自己的亲生儿女煮了吃的时候毛的食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共曾把中南海毛的寓所的一部分改为毛的陈列馆供人参观，笔者也有幸一睹。讲解员面对参观的人群指着几个小碟子不厌其烦的说：伟大领袖每天只吃四碟小菜，一碟是永远不变的辣椒，有时有一小碗红烧肉，其他是青菜。还有就是展览那摞满了几十个补丁的白衬衣、睡衣、补了又补的破袜子……于是参观者纷纷摇头感叹：多艰苦啊！真伟大呀……

其实，就算毛真的不吃“肉”，但他爱吃魚，而且专吃“武昌鱼”，为了吃到鲜活的武昌鱼，必须用飞机把它运来；他吃青菜，必须由专门的人在专门的地里为他种植；他爱抽煙，必须设立专门的车间为他制作不含尼古丁的超级香煙……

作为“国君”， 其实毛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虚伪、欺骗，更重要的是他对人民的残忍！他一手制造了“人吃人”、 饿死、逼死、打死几千万人的“业绩”， 然后却不认账，还不准任何人透露实情，这就不能原谅！

再说“住”，这倒是毛的嗜好，尽管中南海乃皇家园林之精华，但毛住在里面仍然感到不自在，不好玩，他不喜欢许多人住在一处。所以一有空就往外跑，原因之一就是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住”的更舒服，玩的更尽兴

毛喜欢别墅，喜欢住到名山大川、名胜风景里，这事给他精选委任的各省大员们探知，于是为毛建别墅、“筑巢引毛”顿时风靡全国。据不完全统计，各地为毛建造的特级豪华别墅、行宫有57座，相当部分毛从未去住过。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发言中就提出：现在各省争着给主席盖行宫，影响不好。毛对各地为他建超豪华别墅故意视而不见，实际上是鼓励。有时还主动出面要下面建，丝毫不顾及全国的形势、背景，我行我素。例如，1952年、1953年时，毛一边搞“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大抓“老虎”（指贪污犯），还声称要在全国杀几万“老虎”；另一方面，却为自己大建行宫，在北京建了不算，又要在北戴河建，北戴河数以百计的洋人别墅他都看不上眼，要兴师动众建更豪华的行宫，直将人民的膏血挥之如土。却大言不惭地教训别人：“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在大跃进中全国陷入空前困境、国民经济崩溃、饿死人的噩耗频传的大背景下，毛建行宫的嗜好丝毫不减，而且建得更豪华、更气派。1959年6月毛回到韶山“调查”，当时，湖南省委已在长沙专门为毛修建了“蓉园”、“九所”等行宫，毛不满意，嫌没有建在他的家乡韶山。到了韶山，毛对韶山迎候他的新建别墅不屑一顾，勉强住了两晚就走人了。其间他专门去离他老家约五公里的滴水洞徘徊，那是毛的祖坟所在地。早有打算的毛对陪同他的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这个地方很安静，你在这个地方搭几间茅蓬，等我退休了回来住。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周小舟被革职了，建“茅蓬” 一事没了下文。毛却念念不忘，等到1960年5月，毛对新任的湖南第－书记张平化重提此事，张不敢怠慢，立即动工，这就是代号“二0三” 工程。此行宫花了当时的人民币一亿二千万元。大饥荒中，湖南死人二百多万，行宫所在的湘潭县饿死三万人，滴水洞行宫正修建于死人高潮的1960年至1962年。有人计算，只要把建这座行宫的资金用来买粮食救灾，湖南便不会饿死一个人！然而，这座用两百多万人的白骨换来的宫殿，毛后来只住了10天就再没有再来光顾了。（由此可见，他建行宫的目的主要是让这些宫苑当作文物，留给后人瞻仰，让他“流芳千古”）

在修建滴水洞行宫的同时，毛又将北京人民大会堂内的北京厅装修改建、使之成为更加豪华的“一一八室”，供其一人作专用的跳舞，休憩场所，实乃猎艳、淫乱的藏娇金屋、淫窟。知情者说，此室内部装修胜过克里姆林宫。又对北戴河对他原有的超级别墅进行全面的翻新、改造、升级。这些都正值全国饿殍载道、哀鸿遍野的死人高峰期。

由此可见，在毛眼里，根本不存在大饥荒、大死人的概念。正如他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所说的：“无非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而已，岂有他哉！

就算这时尚未进入饿死人高潮，他可以视而不见；那么，在信阳事件被揭露后，难道他还不知道全国正处在大饥荒、大死人时期吗？可见他不是不知情，而是故意视而不见，我行我素，与人民为敌。事实证明：大跃进大饥荒、大死人的几年，正是毛穷奢极欲、大建行宫、大搞女人、大行其超级帝王享受的几年。这与当时中国赤地千里、人自相食的惨景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这就是真实的毛泽东！

再谈点毛的“行”。毛喜欢遍游名山大川，但他特别怕死，怕坐飞机，因此， 出行－般坐火车，坐他的专列。这不仅安全，还可兼及“游龙戏凤”，宠妃张玉凤就是在火车上猎获的（张是列车服务员）；另一桩引起轩然大波的“车上窃听案”，也是缘于毛在列车上与服务人员行私密之事。所以这专列是毛的最爱。

毛的专列可不简单，它是一个庞大的游动长龙，前有“先锋车” 为其开路，先锋车上有－连的全副武装士兵，任务是为其清道、开路、查看敌情，消俆隐患；中间是毛坐的专列；后面还有一列“押道车”， 为其断后警戒，仿佛他行走在敌国敌营。毛的专列上办公、生活、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各种秘书，医生、护士、服务员应有尽有。毛坐镇其中，想召见谁就召见谁，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好不快哉！不料有一次某美女正被毛召来与毛之私秘之事，事后被其同伴窃笑，谓其与毛之私房话听得一清二楚！某女跑去毛跟前哭诉，于是牵扯出在毛的专列上安装有窃听机——彔音器事件。原来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了不遗漏毛的指示而釆取的－项措施，已经讨论并获毛的批准，大概毛已“忘”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楊尚昆不得不出面解释，毛听了不好追究，但记恨在心，不久便进行了一场清洗，做了十多年中办主任的楊尚昆被革职，在文革中更是被诬为“苏修特务”，新账老账一起算，受到进一步廹害。

最让铁路部门头痛的是毛的专列出动事先无预告，说开就开，要停就停，路线随时改变；全国所有列车都得无条件立即为它避让，铁路运行计划往往被其打乱。毛的专列一动，还得配备几十个火车头供其待命备用。

除了火车，某些情况下毛也乘坐过飞机。毛的飞机上天，全中国的飞机都得落地，直到他的飞机落地之后别的飞机方可再起飞。毛出行似乎没有走“水路”， 可仍得备份水路方案，海军要随时保驾护航。毛喜欢游泳，比如在武汉畅游长江，成为轰动全国的亊件。在中南海，原有两个对外开放的游泳池，后来都成了毛一人的专用禁地。

说到行，就不能不提到“玩”。毛泽东默许各省为他大建别墅行宫，目的之一就是方便玩乐。玩，当然不能缺女人。毛一生好色不倦，在延安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都肆无忌惮，不断制造绯闻，到了他真正当了“皇上” 之后，就可想见其淫欲何等横流了。不过，比起以荒淫闻名的“先帝”如陈后主、隋炀帝之流，毛高明许多，他是淫而不昏，不沉迷其中，不会以荒淫误国，更不会为美人而亡国。登基之初的最初几年毛忙于镇压阶级敌人还分不出太多精力淫乐，大跃进时，四海升平，举国一尊，毛的地位空前巩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了。因此，就在为大跃进忙的昏头脑涨的同时，毛也不妨于“百忙”中寻欢作乐，1958年中，毛第一次“准公开”地纳妾，将18岁的铁路列车服务员、有夫之妇张玉凤正式纳入怀中。之后更是工作寻欢两不误，往来穿梭于上海、武汉、青岛、杭州等著名城市和美女产地，在处理政务之余，寻芳猎艳，已致有时“乐不思蜀”，一年中除非不得不回京，多数时间都在外地留连。其后果之一是其死后有多名女子牵着抱着许多“小毛泽东”去中南海“归宗认父”， 结果被邓小平一一杀羽而归。

毛一生奸污的妇女有多少？有人谓几十、有人谓几百，有人曰上千，实不可考。其中有一些不识台举、不肯顺从的“烈女”则被其发配到“五指山”和其他什么地方永久改造去了。毛的风流艳史已有多位作者为其立传，此处从略。

为了掩饰大跃进的失败，推卸其“始作俑” 之责，就在那生民涂炭、举国同悲的年代，毛却要刻意营造出一种歌舞升平、举国同庆的气象来，以“驳斥”国内外阶级敌人对大跃进的“恶毒攻击”和“污蔑”，显示“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这也彰显出这个从不认错、永不改悔、坚决与民为敌的独夫民贼的本性。就在全国进入空前大灾难的1959和1960年，毛指使其爪牙大办特办了几件事：

一是隆重举行建国十周年大庆。除了借“十年大庆”之机鼓噪大跃进的丰功伟绩之外，更是为了营造歌舞升平的假象，借以冲淡和掩盖举国同悲的现实。北京掀起了为国庆献礼的“十大工程”。国庆之夜天安门广场火树银花、鼓吹揭天，人民大会堂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在广大农村已经是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城市也陷于普遍饥饿的大背景下，毛如此大肆挥霍亿万人民的膏血为其装点门面，借以欺骗、愚弄中、外人民，其居心又何其恶毒、卑鄙也！

二是在最黑暗的1960年，毛召开了两次为其歌功颂德的大会。其一是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毛深知，这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遭首轮打击的文艺知识分子，其实是对他最为忠顺、最为敬畏的奴才，也是最能歌颂功德、献媚取宠的一群大小弄臣、小丑，只要他稍微为他们松绑，并丢几块骨头以示抚慰，这些“文艺战士”就会制造出各种令人作呕、眼花缭乱的太平盛世的幻象，呼喊出让人肉麻的谀词颂歌。而毛现在正需要这些，需要这些说谎造假能手为他营造出“国泰民康”的太平盛世景象。所以，毛选择在这种时候召开这个会议。

其二是全国群英会，即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这个会议的意图更明显，就是要这些大跃进中各条战线选拔出来的带头人物为三面红旗叫好，为继续大跃进鼓劲。这些从各地、各条战线选拔出来的“群英”，不但在政治上绝对可靠，而且也深得大跃进中浮夸、造假的真传，虽然这些模范人物大多数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歌功颂德和呼喊万岁的本事决不在那些“文艺战士”之下。其实这些大多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他们是多少知道下面的实情的，他们的亲友中也不乏挨饿、甚至饿死的冤魂，但这些在毛共的政治生态圈中爬摸滚打多年的毛政权骨干分子和基层干部们更加知道，能选拔到北京来出席这样的大会，就是“党”对自己是青睐、信任，也是向上爬、脱离“一线”苦海的良机，怎能不抓住如此机遇大力表现一番自己呢？加上所受到的长期的奴化、神化教育，他们对共产党、对毛的拥戴、敬畏是由衷的，当看到“伟大领袖”出席大会并与他们合影留念时，这些“良民”真的感动极了，“幸福”极了！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拍手拍痛了双手，喊“万岁”喊哑了嗓子。

此时毛感到欣慰极了、满意极了！两次大会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大跃进鼓了劲，为三面红旗大唱了赞歌，为树立和神化自己添了新彩。这太好了、太棒了。在毛看来，这就是“人民的心声”，是对“污蔑”大跃进、三面红旗的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有力回击！

自欺欺人的目的算是达到了。可惜的是，这些花招对于挽回大跃进的失败毫无作用，会后非但没有能扭转乾坤，挽回败局，反而，危局、败象进一步加剧，以致自已不得不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们来收拾残局。

还必须指出，在毛制造的空前大饥荒、大灾难面前，除了毛的少数亲信权贵和贪官污吏之外，绝大多数一般干部及公职人员，在那段时期也都尝尽了“阶级苦”，大多有气无力，面黄肌瘦，营养不良。所以实际上没有几个是真心拥护他的大跃进的。在1961年元月安徽省的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会上讲话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他们在吐（冤）气时，百分之百地悲痛流泪，当听到别人上台哭诉时，台下绝大部分同志被感动得心痛流泪多次，有不少人自上午诉苦开始，到下午七点散会止，眼泪都没有干过。尤其是妇女，哭得更厉害。”（张戎《毛传》第418页）

就连中共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他们虽然不愁“吃肉”，但对毛造成的空前的全国大饥荒、大灾难，心情也好不到那里去。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因为营养不良，把中南海住处的花园、草地改成菜地。1961年4月，刘回湖南老家去调查，就明令工作人员“不住宾馆、不住招待所、不扰民、自带油盐柴米、自备碗筷用具，一切轻装简行。”可见其尚存一丝良心，这也是他最后与毛决裂并被毛迫害至死的根本原因。也就可见，从根本上讲，这场大灾难完全是毛一人裹胁全党而为之，是毛－手制造的大灾难。

这样，真正的罪魁祸首就不言而喻而且铁扳钉钉了。

最后想说几句的是，大跃进给了我们什么最重要的启迪呢？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启迪有两点：

首先使我们了解到了毛之前领导、指挥的“解放战争” 夺得胜利的直接法宝的人海战术是什么东西。毛共赢得内战，因素很多、很复杂，就直接的战术上的因素说，就是人海战术及其背后的人民战争体制。这次大跃进毛几乎完全继承了那场战争的法宝，如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全民上阵、不怕死人、不惜血本、土法上马、以土胜洋、政治挂帅、精神第一等等。然而，那一次是全性，而这－次却是惨败，为何呢？

有人认为这是经济建设不同于战争规律所使然，这当然是对的。但依笔者看来，根本的原因是先前毛没有碰到真正的强硬对手。内战中毛的对手：蒋介石的军队、政府、内部分崩离析，相互掣肘，军无斗志，民不支持；还有那个对中共充满幻想的美国政府等等，这样的对手，毛的战略战术自然战无不胜，所以毛的胜利实在不是毛太能干，而是对手太无能。可是大跃进中毛的对手是大自然，是客观规律，是“老天爷”，老天爷可不怕他的人海战术，老天爷也不会被他的“统战手段”和“精神原子弹”所吓倒。虽然毛一再嚎叫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可结果只能是一败涂地、其苦无穷了。

老天爷如此，如果有像老天爷－样强硬敢于硬碰的人，毛也无可奈何。在大跃进中毛挑起了第二次台海危机，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是这样一个强硬对手。面对敢于碰硬、不惜使用核武器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艾氏，毛毫无办法，最后只好灰溜溜地自我收场，自我安慰、自我欺骗一番。

总之，大跃进使毛“战无不胜”的神话破产了。大跃进使我们埥醒了，绝不可迷信毛的本领，包括他在军事方面和经济建设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其实他只不过是个专精于权术、专会整人害人、说谎骗人的害人精，－个极端残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大流氓、大骗子而已。

第二点是：大跃进完全暴露并戳穿了毛主义的彻底的虚伪和欺骗性，充分暴露了毛政权的反文明、反人类本质。

按照毛的阶级理论，中国农民（除地主富农外）是他的革命的主力军，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可靠盟友，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实基础。

可是，这场大跃进毛直接掠夺、奴役的对象就是农民，是为毛打下江山并被毛封为“国家主人”的农民。毛坐稳江山后，野心无止境，进一步要这些为他打下江山的农民以“大跃进” 的速度生产出足够他争霸世界的粮食和钢铁这两个宝贝来。为实现这个目标，不惜强制实行超強的奴隶劳动，并把他们的劳动成果全部据为己有。这就是建立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人民公社的由来。为了向农民饿口夺粮，他不惜指使他的各级爪牙，对这个共产党的“忠实盟友”“国家主人”进行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以致饿死、打死、累死几千万共产党的忠诚良民。这就是毛主义及其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这个铁的亊实把长期以来毛和中共的一切谎言、骗局特别是对农民的甜言蜜语砸得粉碎！什么“阶级斗争”，什么“穷人翻身坐天下”，说到底，剥夺、榨取中国最大的劳动群体农民、才是毛的最大的“阶级斗争”， 最大的“无产阶级专政”。

另外，毛在大跃进中制造的漫天谎言、实行鼓励愚昧、反对科学，践踏文明的种种政策，也更加清楚地表明毛主义的本质。

而中国农民则也可怜，起初被毛哄骗为“国家主人”，不到几年，就被贬为二等公民，接着又被送进了公社地狱，当作毛争霸世界的过河卒子。却还要扯着嗓子歌颂毛给自己带来“幸褔生活”， 要永远不忘“党恩”、忠于“毛救星”……

更加可悲的是，不几年之后，这些农民中的一部和他们的后代，就把大跃进之痛忘得干干净净，重新“认贼作父”，投入到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去，再次充当毛的打手和凶手……

所以，毛才那么喜欢、称颂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