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祖国危难降临，个人是走还是留？
作者：高瞻
2020年4月29日，国内外媒体报导了一个消息：冀朝铸去世。我的大学同学也第一时间发来有关的微文。
冀朝铸陪同邓小平访美时与卡特总统和尼克松前总统在欢迎宴会上。
冀朝铸陪同周恩来在首都机场欢迎尼克松总统。
冀朝铸陪同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斯诺。
冀朝铸和哥哥冀朝鼎在我们那个时候，声名显赫，名气大的不得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大的让我觉得他们家族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虚幻的色彩、不真实的色彩，以至于两人明明是中国人，但我却在并不了解其家庭传承的情况下总觉得他们一定不是本土的共产党官员，而是有着丰富海外背景的另一类人。这种直觉当然和冀朝铸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共产党至少在国际上还讲究些体面，还顾忌些声誉，还不愿意让人看成一群土豹子和山大王，也还有民国遗留下来的风范和底子，所以在外交事务上力所能及的使用些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或者哪怕沾过一星半点洋味儿的人，比如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乔冠华，比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龚普生，比如燕京大学学生黄华，比如和共产党没什么关系也被任命为外交部顾问的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钱端升。联合国副秘书长是整天扎在外国人堆里作业的，最早几个担任这个职务的中国人当然更是全盘西化：唐明照毕业于伯克利，毕季龙毕业于华盛顿大学，本文的主角冀朝柱则不但大学上了哈佛，而且连小学和中学都是由美国人培养的。到了后来，共产党就彻底因陋就简、破罐破摔了，既不舍得花钱送人出洋深造洋务，又不敢把学成不要钱的海归引入庙堂，于是外务省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满处满眼不是新东方的同行，就是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的外交学院粗制滥造的赝品。如今更是雪上加霜、胆大妄为，居然把长沙铁道学院的活宝都延揽入阁，当真把国际政治看做了不学无术、把大国办外交当成了刘志军修高铁。这些人搞国际关系一窍不通、与洋人打交道一无所长，只会整日价像流氓暴发户一样晃着膀子在五大洲横着走路，满世界闯祸闹事、丢人现眼。
长沙铁道学院毕业的赵立坚，是“权力的傲慢”和流氓暴发户二者共同的
最佳表情符。
1984年，北大国政系来了一个高高胖胖、沉默寡言、些许胡须、双目圆睁、样子凶凶、看上去很不愿意搭理人的新生，别人告诉我他叫冀小坦——“坦儿”，是冀朝铸的儿子。天生异象的冀小坦出现，使我们对冀氏家族更多了一层兴趣和追秘冲动。那个时候没有谷歌百度，你要了解或者查阅一个名人的简历是一件极其困难、至少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主要靠圈内人口口相传，其中还有不少张冠李戴。因此，虽然冀朝鼎、冀朝铸兄弟两人如雷贯耳，但我始终对他们的家谱族系、生平事迹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直到冀朝铸去世之际，我才较为详尽地了解了他、他的哥哥冀朝鼎以及他的家世，也知道了冀小坦的名字是周恩来所起。
有关冀朝铸的生平介绍里有这样一段引起了我的兴趣：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为躲避日本侵华战火，冀贡泉举家赴美，在纽约定居生活，此时冀朝铸不满十岁。在美国，冀朝铸被送进私立学校，先后在纽约城乡学校、霍莱斯.曼—林肯中学读书。高中毕业后，他申请了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最后被哈佛录取。1950年，没读完大学的冀朝鼎追随父兄回到了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就是说，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冀贡泉一家是在远离战火的美国纽约度过的，过着相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特别是相对于“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中国平静、安详得多的生活。这一点，很像是季羡林。季羡林在二战中的全部十年里，都是生活在远离祖国和祖国烽火的德国小城世外桃源的哥廷根。在那里季羡林度过了他晚年眷眷不忘、“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的“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那里风景如画、宁静安谧、“除了肚子饿和间或有的空袭外，生活极有规律，极为平静……我需要的大量的有时甚至极为稀奇古怪的参考书，这里几乎都有，真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和写作的环境。”唯一的区别，就是季羡林在抗战之前就离开祖国、离开的理由是出国深造，而冀贡泉是在抗战开始后才去国出走、出走的原因是远离战火。
季羡林《留德十年》，里面深情回忆了二战十年中他在哥廷根这个“理想的学习和写作的环境”里度过的“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的“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
冀贡泉是山西的著名缙绅、教育家、活动家和地方大员，他有能力、有财力、有本领远赴美国寻求和平、美好的生活，这是他的个人自由，尤其是在自由的民国时代。除了文革岁月或者当今的五毛粉红们会指责他在祖国最需要、最危险的时候视民族存亡于不顾、做了逃兵，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最紧张关键、最波澜壮阔的时刻逍遥在彼、作壁上观之外，没有人有资格对此说三道四。但是，冀贡泉的人生也让我发现了一个有趣也有意义的命题，那就是：当你不幸生活在一个大难降临的祖国，作为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要是有幸还能选择，你究竟是走还是留？
冀贡泉一家。
当一个国家面临外敌入侵、战争、灾难、革命，在一般口号层面上，常被说成“祖国最需要你的时候”，但实际上，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也包括冀贡泉这样级别的非普通人——，恰恰是祖国最不需要你的时候。危机关头，是政治挂帅、军事挂帅、枪杆子挂帅，甚至体力挂帅；一个无权无势、没拳没勇的白丁，即使祖国不嫌弃，他最终也只能给祖国添麻烦、当累赘。那么，在祖国有你不多、没你不少的时候，在你于事无补、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时候，是与祖国和同胞同患难、共存亡，壮声势、扬弘毅的一起沉没，还是“将以有为也”、“方求效用、安敢遽死”？或者干脆没有那么深远的宏旨，仅仅是趋利避害、仅仅是君子不立于危墙、仅仅是为了给家人和后代一个平安的生存环境，或者仅仅是为了能够活下来而远避他乡？古今中外数不清的人都曾遇到过这个选题。梁启超和谭嗣同、“月照西乡、程婴杵臼”是那些“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在同样抉择前面的答案，而千百万小人物们的选择则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流和尘埃中。
两百年前的佛兰克林说过：“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也是两百多年前的马拉说过：“工人无祖国”。尽管中国古今有过数不清的遗民、逸民和移民，但是，“当祖国危难降临，个人是走还是留”仍然是一个问题，更是一个难题：因为它有太多不同的经验、条件和前提，也有太多的现实、价值和道德的理由，更有太多的超我、有形和无形的外力，可以让你对比、让你取舍、让你踌躇、让你困惑、让你左右逢源、让你上下其手、让你无所适从、让你众口铄金、让你身不由己、让你不由自主、让你进退维谷、让你里外不是人、让你好歹都是错。
2020年武汉新冠肺炎的全球大传播，也让历史上无数次类似情景再次重演，而且更加复杂纠结。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的中国人跑到了美国，有的美国人留在了中国；到了美国的人，庆幸自己可以逍遥自在的同情处于恐惧和苦难中的同胞，但不久乾坤倒转：到了美国的人如坐针毡、焦虑难宁，而留在中国的人却能趾高气扬地嘲笑世界和指责在祖国蒙难时脱走的国人；此时，有的人宁愿呆在美国提心吊胆也不肯受尽折磨回到中国被隔离经月，有的人想尽办法耗光金钱忍辱负重企图回国而不可得……
1990年10月，李敖在全美华人协会颁奖典礼上发表录音演讲说：“我扯了这么伏尔泰和李敖的比较，有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主题，就是一个人在自己家园的去留问题、定位问题。当自己国家黑暗落后的时候，一个人到底怎么样自处？怎么样面对？怎么样应付、选择？‘赵氏孤儿’故事最特殊的地方，是它刻画出一桩大事里的两种人物，一种是先去的、一种是留守的，去留之间，乍看是对立的、冲突的，事实上，却是共同作业所必须扮演的角色、甚至是表面上矛盾的苦肉计角色。如何调理这种矛盾、解释这种矛盾，‘赵氏孤儿’给了人类最尖锐的思考起点。从上面伏尔泰的例子、‘赵氏孤儿’的例子、‘戊戌政变’的例子，我们可以得到不少概括的印象，就是：当自己国家黑暗落后的时候，一个人的去留问题，就发生了选择”。这里李敖没有提到，当年在他做了四年多牢房之后，他也曾做了“走”的抉择。1975年9月22日即将出狱前，李敖给自己台大“近代印度史”老师、时任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吴俊才秘密写信，信中说：
“老师收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所余刑期已不到一年。写这封信的时机，已经到来。我愿向老师表白如下：
《文星》被停刊在1965年，今年已1975年，我支付了十年的青春与困境——每况愈下的困境——偿还我早年的短期的同室操戈，如今已将两清。二十六年前，我跟贵党同来‘伤心之地’，同样的‘爱国’、同样的胼手胝足，虽然不是同志，但也不该是敌人。天下没有不解的怨仇，何况我们同一血液，一切宜解不宜结。在这即将两清的尾声中，我愿透过老师，站在‘国家’利益的观点，权衡我在这岛上的去留。我们的敌国，经过权衡已算出放逐作家比留下好，宽大本身就是雄辩，抵消出境后作家的‘马后炮’而有余。在这一公算下，大作家索尔仁尼琴也好，小作家马克西莫夫也罢，都被放逐。我在此只就作家去留利害立论，当然是借喻，不是拿苏联来比喻。因为我们不是放逐，而是欢送，是双方在和谐气氛下协议出我的好处，就是台湾的好处。我在这岛上对台湾是多余、对我是浪费。”
《李敖回忆录》。
有一种说法，讲的是冀贡泉赴美，实际上是被周恩来派遣去做海外统战工作。如果此说确实，则共产党目光深远的骇人听闻，难怪国民党后来一败涂地。其实，冀贡泉没有肩负任何宏大使命离开中国，他的行为才有了让人思考的更永恒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在同样时刻做出同样选择的远不止他们：钱学森1935年远赴美国直到1955年、杨振宁1945年远赴美国直到2015年……他们同样缺席中国对外和对内的最残酷岁月。即便是西南联大，也没有留下来在敌后抵抗、游击，而是转移到了安全的大后方。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振臂一呼的永远是少数，而面对日寇蹂躏下的残山剩水、目睹国共相争里的骨肉相残，却能够苟延残喘，呆的住、看下去的人，才真的是没心没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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