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三十八

如石

自从刘少奇讲话后，刘的两个“三七开”，尤其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似乎成了毛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定海神针”。那异乎寻常的掌声，又像是汹涌的海浪，在毛的脑海里不断翻腾。毛知道，刘其实无非就是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而已。只是毛耿耿于怀的是，刘口中的“人祸”，是谁人之祸呢？而且占七分。至少毛觉得，对刘来说，彼此是心照不宣的。

毛由此“不宣”，想到古人说的“为民者宣之使言”，想到了晏子在回答景公提问“国如何则可安矣（国家要怎样才算是安定呢）”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下无讳言（在下面的人没有隐讳不说的话）”。古人尚知“为川者决之使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自觉应该比刘更英明、也更开明些，那就是索性让大家直接把心里话说出来！何况之前毛也听到一些地方上同志的反应，表示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1 在毛看来，如果大家不把肚子里那些怨气撒出来、心情不舒畅，那就像他在大会上林彪讲话后说的：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也就有了后来广为人知的、他认可的一个省解决上下通气的办法：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于是，就像之前说的，这么好的开头，这么好的文章，接下来的续貂之笔，毛想的是，当然不会让他和他们失望的，正如《空城计》诸葛亮在“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后边唱的：“你就来，来，来，请上城来听我抚琴。”毛决定，一定要把刘少奇“发来的兵”、“打出的牌”，“安顿好”、“应对好”，不能让刘“失望”，更不能让与会者失望。而且不能仅限于不让其失望，最主要的是要给大家带来希望。

此时国家经济凋敝，百姓饥苦，和《空城计》里空空如也的西城，确是相像。只不过在戏里诸葛亮的一段唱吓跑了司马，在会上毛泽东的一席话却赢得了人心。尤其后来毛的第五次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在大会上的一番自我检讨，让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代大政治家既十分善于统一大家的思想，又擅长在关键时刻以四两之力拨千斤而化解危机的风范，从而掀起了七千人大会新的高潮、也让毛的威信又有了一个提升。这或许也出乎一些人的意料之外。

至于毛同其他政治局常委商量开“出气会”的时间，《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周恩来年谱》都没有具体记录。作为大会统筹管理的杨尚昆在其《杨尚昆日记》（下）第117页记载：刘少奇讲话后，主席宣布明天小组讨论。第二天小组讨论、分批照相。也未提及常委会商量“出气会”及相关决议之事。大概是毛或是电话直接与几个常委沟通、或是林彪讲话前几个常委碰头时确定的。也就是说，毛虽然在会上说“经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商量，向大会提出再延长会期，开‘出气会’”，但实际应是毛知会其他常委。毛深思熟虑后针对两个“三七”决定要做的事，不会有商量的余地。

尤其是林彪的讲话，更增加了毛敢于直面刘的两个“三七”的底气和自信。当晚，坐在办公桌前的毛泽东，还在回味着林彪的讲话。虽不禁想到《资治通鉴》里说的：“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古人的教化，只是务求通达人情。凡是激烈诡诞的言行，则会包藏虚伪）。但更是不由得想起庾信赋中所言：“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妆台，诸窗并开。遥看已识，试唤便来。”毛心中默念道：“试唤便来”，不唤便来，不早不晚，来得正好。

对于一向以发展和辩证的观点看问题的毛来说，刘的讲话，有点儿像雪。雪虽有寒，亦不乏诗意。毛平生最爱雪，一首《沁园春·雪》，已成传世名篇，其“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之句，充分显现着毛愈挫愈勇、不屈不挠的性格和意志，以及纵横捭阖、胸有成竹的气度和自信。林的讲话，有点儿像炭。炭虽有热，然终为冷灰。但二者合在一块，倒真凑成了“雪中送炭”。

不过，得意时的赞誉之词，三成也觉虚；失意时的慰藉之言，一句亦感实。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人之常情吧，但情理不能代表事理，感情不能代替理智，特别是在政治上。虚也好，实也罢，官场之语，皆不可过于在意。君不见“官”字，乃官帽下面两个口，这两个口可是能够上下串通、随时互换的。所以，有时候这些官人们说话等于放屁、放屁等于说话。毛想至此，不禁自我调侃般的呵呵了一下。

好吧，不论他是雪也好，他做炭也罢，反正这次我得甘心做一回铺路石了。不过不可小看一块铺路石，有时候少了它也难免人仰马翻。当然一块铺路石最终有无意义，还得看它是否铺在正确的路上。看来现在好比是《诗经》里常用的笔法“赋比兴”，权把刘当赋、林为比，就由我来起这个兴吧。

在毛看来，刘的发言如“亮剑”，亮出了题目，亮出了观点。常言道：狭路相逢勇者胜。但勇有两种：一种是以逞强为勇，即以刚克刚；一种是以示弱为勇，即以柔克刚。在这样一个退无可退的大会上，在眼下这种众人皆知“空城”的情况下，用诸葛亮那种做法肯定是不适宜的。那就只有以示弱为勇，示弱就是认错，何况之前彭真也有提及。

好在去年9月，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会谈时，毛就跟他说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2”这些话，党内高层乃至中层都是知道的。这其实意味着，论责任刘应该首当其冲。

不过刘这次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推脱，都正好成全了毛。原本就是毛的责任也好，还是毛替刘承揽也好，在全党上下都异常关注的众目睽睽之下，毛敢于担当的这份勇气，几乎已经超出了是非的份量。当然刘少奇说出的两个“三七”，也足以证明其无私无畏，如果再勇于承担其应负的责任，无疑会更令人钦佩。也许这就是关键时刻人与人之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本性所致。毛的大开大阖又特立独行、因势利导又乾纲独断，一直在主导着七千人大会的进程和方向。

1月30日下午，在“七千人大会”第三次全体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讲话。有意思的是，毛也没有讲话稿，甚至连一个真正的提纲都没有。一般来说，在会议上读报告、念总结，在中国是最正常不过的了，何况又是如此重大的会议。发言者拿出一份像样的、有分量的、既滴水不漏又能让大家认可的报告，是每个发言者共同的心愿且无不认真构思准备以求精彩亮相。但另一方面，这样字斟句酌的报告多少也意味着自圆其说、八面玲珑乃至投其所好。如此，即兴似的口头发言，与书面的相比，在彼时乃至现在都会令人更有信任度和真诚感。从刘少奇的列提纲，到林彪的拉条子，再到毛泽东的二者皆无，愈来愈简，层层递进。且不论其发言内容，单从发言形式，已足以令与会者耳目一新，为之一振，进而产生共鸣；也足以写入史册，令人称道。

毛的讲话共六个问题：一是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二是民主集中制问题；三是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四是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五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六是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突出强调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重要性，并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说：“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应为1961年6月8日召开的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是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3

有意思的是，毛上述那番自我批评的话，与之前彭真在讨论会上建议毛检讨的那番话有所对应。比如彭真说：“我们的错误，首先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从毛主席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账。”这也算是毛对唯一指名要求他道歉的彭真，所作的回应吧。如果评选七千人大会最勇敢的人，彭真当之无愧。后来彭在文革前夕被打倒，但毛并未将其置于死地，或许惺惺相惜，作为和彭真有着同样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刚毅果敢风范的毛，心里是敬重这种人物的。

毛还谈到了曾对蒙哥马利说过的：“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时至今日，这番话是颇有远见的。此外毛也坦承了自己对“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4”

凡事皆有极无助之时，扛得住的，便是强者；凡事皆有极无奈之时，熬得住的，便是能者；凡事皆有极棘手之时，放得下的，便是胜者。此时，毛的自我批评，就是一种放下。当一个人坦然放下了在别人看来最难放下的，他也将会得到在别人看来最难得到的。但惟有自由，不能放下。因为“自由意味着责任，正因为如此，多数人都惧怕自由”（萧伯纳语）。

毛的讲话，从“极左”思潮的泛滥源头上给予了剖析和批评，也由此可见毛泽东抓住民主集中制问题重点来讲，是有的放矢，非常重要和及时的。在经济方面，虽然毛的讲话，没有像刘少奇讲得那么透彻具体，振聋发聩。但是对于全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解和认识，从思想高度给予了总结和说明，同时为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再认识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理论依据。正如后来邓力群所说：“事过几十年后，感觉他的讲话确实讲得深刻，经得起时间、实践的考验。”

尤其是毛的自我评批，真正把大会带入了高潮，也真正起到了“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的作用。随后从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到各中央局书记，再到各省、地、县委领导，纷纷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人人自我批评，人人承担责任，这对解除全党的疑虑，统一认识，增强党的凝聚力，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以其远见卓识、恢弘气度、力挽狂澜，又一次成功把握了这一历史机遇，从而使“七千人大会”实现了克服歧见，上下同心的既定目标，为其后中国经济的加速恢复从思想和领导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也终将载入史册。

然而令人遗憾和感叹的是七千人大会后的毛泽东，虽然自此直至去世，远离了经济领域的领导，使中国就此基本摆脱了长期以来经济领域“左倾”的指导和影响，即便“文革”浩劫，经济也没有滑落至59到61年“三年灾害”那种状况，反而略呈增长态势。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毛却逐步摈弃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重点倡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从大权独揽到一言九鼎，从党权沦至皇权，最终将中国带入了一个“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境地。这是当时毛泽东个人的悲哀，也是当时整个共产党的悲哀，更是当时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悲哀。

“水流哽咽君知否，欲向行人说废兴”，“真正的历史，其实就是那么几句话而已。”但有时候说出来，却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很长很长的时间。

注释：

1 《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176页。

2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3页。

3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8页。

4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