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我亲身经历的文革之一交房契/陶洛诵

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操场，挨着四层宿舍楼一个高高的台阶上，学校的四个最高领导人卞仲耘第一付校长（女），胡志涛付校长（女），教导主任梅树民（男），汪慰冰（女）被五花大绑地跪在上面，五六个拿着棍棒的女孩子站在他们旁边。

后来的女附中红卫兵一直和文革史专家，女附中原高一的学生王友琴争论，那时候女附中还没成立红卫兵。这事儿不是她们干的。

那时候女附中是还没成立红卫兵，这样说的根据是我远望去，台上的女孩子，有一个长得和动作特别像我们高二（4）班的同学张森，而张森出身资本家。（事后证明不是张森）不可能有参加这种行动的“殊荣”，我也就不会认为这女孩会是张森了。

但当时女附中的领导权都在后来的红卫兵手里。八月十八日，在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的天安门城楼上，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底黑字的红卫兵袖章，同时聆听伟大领袖亲口所授：“要武嘛！”一跃而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明星，启动了北京乃至全国腥风血雨历经十年之久的运动。

而在8月5日，白天在操场，校委会最高负责人宋彬彬就站在我身边，微笑着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

8月6日早晨，校委会另一个主要负责人刘进在大喇叭里对坐在教室里的同学广播：“卞仲耘死了，谁都不许往外说！”

她们在打死人上是全国红卫兵的表率和先锋！这笔账不算在女附中红卫兵头上算在谁的头上。

王友琴博士一直秉公直书，撰写文革受难者，居然有人攻击她是编故事，说：“故事不是历史。难道那长长的“从坟头里刨出来的”有名有姓有具体时间地点与被害方式的文革死难者名单是王友琴编的故事？

“想隐瞒的不想让人知道的恶必是大恶！”至今有当事人知情人不肯说出在66年8月，女附中红卫兵在化学教室活活打死的一对年轻的情侣，目前王友琴在杜梦鱼等老师的帮助下知道被折磨至死的十八岁少女名叫关雅琴，是一个饭店的小服务员。

王友琴对我说：“XX是当时红卫兵负责人，负责处理这事，至今不肯说出谁是凶手。”难道这是王友琴编的故事？

文革只是制造了害人者和被害者而已，整个民族付出的巨大代价，总该换来个不重蹈覆辙的教训。

文革中，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都是没有保障的！谁的家都可以被抄，谁的财产都可以被没收，谁都有可能被赶出自己的家园，遣返充军发配到农村。谁都有可能被活活打死。这出戏就是写“动物庄园”和“1984”的作者都没预料到的。我却有幸从头到尾经历了，我跟关雅琴一样，那时候十八岁，当时的情景均历历在目，想忘也忘不掉。

这场全民被裹挟在内的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是怎么由”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的呢？

领头羊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个共产党员老太太聂元梓，她向校领导发起质问和攻击，受到主席的热烈追捧。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纷纷效仿。具体到我所在的师大女附中，是一个叫杨振的政治老师领着十三名高干子弟给校领导贴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揭露指责校领导没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杨振老师，他当时也是我们高二（4）班的政治老师，他四十多岁，口才不错，在学生中本来很有威望。随着运动的发展，被红卫兵抛弃并毒打，我的第一个同桌二涛告诉我：“他被打得像猴🐒子一样的跳。”我的班主任杜梦鱼告诉我：“XXX自己打还不够，还带自己的

主席的雄文四卷是人民的圣经，文革初期开始有了浓缩版的毛主席语录。人人争当的是计划经济中的螺丝钉-----雷锋。具体到文革该怎么办，大家都在发懵。谁是敌人，谁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一段毛主席的“造反有理”语录飘然而至，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讲话说：“文化大革命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七月份发表了一篇含混不清的社论，题目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时在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张组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领着大家把这个口号反反复复喊了二十多遍。没过几天，上面让撤工作组，又说工作组执行的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资产阶级路线。

这个标题是引用著名的极权主义研究专家仲维光先生三十多年前一篇文章的题目。在这篇文章里，他引用了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友琴论证红卫兵与法西斯相符的三个特征，1.对领袖的崇拜2.血统论起家 3.暴力行为

牟志京说：“衡量一个国家的进步不进步，是看它的虚伪程度。”今天中国的进步，不仅表现在人民物质生活极大的提高，楼房林立，私家车拥堵，到全世界各地旅遊......尽管言论受到钳制，但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多。

六六年六月开始的大字报除了揭露个人隐私也许是真实的，在政治上普遍撒谎。例如，对国家主席刘少奇，满大街的大字报说他有六个老婆，一下子把他搞臭，然后说他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想想，不搞这些，能从三年人为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灾害里走出来吗？

有人说：“文革是爷爷领着孙子打爸爸。”红卫兵可是专打别人的爸爸，不仅打杀别人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以“出身”论罪，打杀别人的孩子。

我的初恋男友遇罗文以个人之力做了个北京郊区大兴县文革红八月大屠杀，杀所谓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已在外面参加工作的骗回来杀）上至八十岁老人，下至两个月的婴儿一律斩尽杀绝。后来的材料揭露，这在全国普遍发生。

文革中，兴起的抄家风，红卫兵缴获的浮财毕竟有限，他们的眼光瞄准了房产。除了大字报，红卫兵还发明了一种类似传单式的通令。

在六六年臭名昭著血腥的“红八月”里，仅在北京市，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烫死，活埋一千八百多人（见文革史专家王友琴名著“文革受难者”一书）。北京市民吓得噤若寒蝉。

载着红卫兵抄家战利品的大卡车一辆一辆在大马路上呼啸而过，红卫兵传单通令满天飞。

我看到的第一张A4一半大小黄色纸上油印传单是位于东城区男二中红卫兵的勒令。各校红卫兵组织纷纷紧跟，各式各样的红卫兵通令出笼。最根本最集中的一条还是针对私人房产主。有许多张，印刷不同，内容一样，以各种不同的词汇威胁房产主，勒令三天之内交出房契，若不服令，一切严重后果由房产主自负其责。有一张传单说的比较具体：“若不交房，全家扫地出门。”

我和大弟弟湘诵赶紧回家翻箱倒柜找房契，呵，好厚的一迭，从清朝到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易主证明和蓝图。

“外面交房子的队伍排的可长了，还怕人家不收呢，限三天之内。”湘诵说。他十六岁，是六十五中高一的学生。（后来才知道六十五中是遇罗克的母校，遇罗文跟我弟弟同校，是高二的学生）

我家附近的房管局收房站临时设在马大人胡同一所空旷的大院子里，交房契的队伍弯弯曲曲排到院子外面的胡同里。北京的小房产主比比皆是。四九年大陆易帜，还没轮到没收他们的房产，红卫兵替国家解决了。

我家是50年随爸爸工作从安徽迁到北京的，先住在北海公园后门旁边的剪子巷五号的大杂院里。后来住到东城区南小街老君堂34号科学院宿舍里。34号是一座漂亮整齐的四合院，里面住着四家，我家住在三间大北房里。外公外婆从安徽来北京后，房子不够住，外公只能住在旁边狭长的煤屋里。53年，妈妈又生了第二个弟弟陶江。

爸爸决定买房是56年，妈妈又怀孕了。同时34号要拆，科学院给的新宿舍在朝阳门外，爸爸不愿意去。

我捏着一罗房契排在队伍里，前后张望一下，年轻人居多，我想恐怕都是像我一样说服家长，或者老年人嫌队伍太长，烈日当空，挺不下来。

我们怀着恐惧的心情，急切地交出属于自己的基本生活资料----脚底的根基，以后就让别人在自己家里安排摆佈，但总比扫地出门流落街头强。

爸爸带我来看新买的房子时，我八岁多，我对爸爸说：“我不喜欢这个房子，太矮了。”爸爸说：“我和你妈妈看了几套，只有这套房间多。”妈妈后来对我说：“只有这套院子大。”

他们选择的范围只在东四一带，为了就合爸爸在朝内大街九爷府里的中科院出版社上班。后来我越来越喜欢这套房子，它承载了我们太多的欢乐。

不知排了多长时间的队，终于轮到我了。只有一个穿着一身半旧的深蓝色制服的中年人负责收房契。他坐在一张不太大的黑色的长桌子后面，桌子后面有几个竹制的筐，里面堆满了各种颜色的房契。

他低头看看我的房契，抬头看看我：“你是陶洛诵吧？”房契上应该只有爸爸的名字，顶多还有妈妈的名字，反正不会有我的名字。我看着他瘦长的脸，圆圆的一副眼镜后面善良的眼睛，疑惑地点点头。

“ 哦，曼英！我认识。“小时候老君堂胡同的小伙伴，我家隔壁的邻居，一个不爱说话规规矩矩的小姑娘，双眼皮大眼睛瓜子脸，两条小辫子，和我同龄。可我从来没见过她爸，我去过她家几次，只见过她妈妈，她妈妈好像有病，黄黄的脸，长长的短发，总坐在一张大大的床上。很和气，每次都要问我：“午饭吃的是什么？”给我印象很深。

曼英的爸爸看我紧张的情绪有所放松，他拿了一张白色的纸，写下曼英的名字和地址，让我去找曼英玩。

我家从老君堂胡同搬到东四已经十年了，我就再没见过曼英。老君堂胡同拆的是我们住的背面靠朝阳门内大街的一边，那时候太小，根本不知道和小伙伴留地址一说。（我后来和胡同另一边没拆迁的小朋友贝贝梅梅凌萍再次联络上都是在北海冰场上）

曼英的爸爸是怎么认出我来的，我始终无从知晓。我八岁到十八岁不可能一点儿变化没有。

我转身要离开时，他竟然从椅子上欠起身来恭敬地与我道别。后面排队的人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礼遇。

多少年后，我才悟出：李先生不是对我，是对我们这支战战兢兢急于交出私房的队伍的所有人的同情。

我一直没能去找曼英，交出私房只是我家惨痛命运的开始。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保留着曼英的地址。因为我保留的是一个做父亲的心意，是再残酷的时代都无法毁灭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