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生涯经历的苦难和人间冷暖（八）

一真溅雪

自“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我通过《人民日报》密切关注着运动的进展情况，我从报上注意中共当局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们们这些高级领导人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的频率，以及他们出席各种大会时他们名字排列的先后顺序，大致可以判断出这些人在这场运动中是失势还是得势。我发现新从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任上调进中央的陶铸，到中央后地位上升得很快，他在中共领导人的排名很快就上升到第四，而刘少奇、邓小平的排名却越来越靠后。不过陶铸上升得快垮也垮得快，到中央大约只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很快被冠以阴谋家、野心家、反党、反毛的罪名打倒了。

我从报纸上发现在中共当局的这些高级领导人之中，以周恩来、林彪和陶铸三人对毛的吹捧最无耻、最卖力、最令人肉麻，其中特别是周恩来，贵为一国总理的他，时常在集会上带头呼喊吹捧毛的口号时，达到声嘶力竭的地步，实在令人不耻。以前由于受当局宣传的误导，还认为周在对知识份子的态度上比其他中共领导人要温和一些，从此我改变了对周的看法，周与其他中共领导人并无根本区别，只是比他们伪装得更巧妙一些罢了。

从报上我还察觉到这次运动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继彭罗楊陆四人被打倒之后，下一波要打倒的恐怕就要轮到刘、邓二人了。由于真实资讯的匮泛，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场毛发起的挂着“文化”之名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是毛为了实现把“党天下”转化成为“毛家天下”而发起的、一场针对阻碍他实现这一封建帝王目标的所有党政军各级老干们的运动。而仅仅认为这是毛在疯狂地、权令智昏地发起“总路线”、“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和公社食堂”……等运动遭到彻底失败，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物资特别是粮食极度匮乏，导致和平时期的天气正常年份四五千万人饿死(其中绝大部份为农民)这样严重的禍国殃民的后果之后，毛被他的手下吹捧起来的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急剧下降，他在党政军等方面的绝对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毛面临党内高层那些党政军方面的老干们对他的权力和地位的挑战，而发起的一场打击毛在党政军内所有潜在的竞争对手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这是中共党内一场剧烈的狗咬狗式的爭夺政利的内斗，而绝不是毛宣称的什么为了“反修防修”、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僻而发动的政治运动。

到1966年8月18至同年11月26日，毛八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接受红卫兵、造反派们对他几近疯狂的顶礼膜拜，前后共计有1200万红卫兵、造反派以各种交通方式湧到北京接受毛的检阅和煽动。

毛通过这些检阅宣扬“造反有理”，鼓动、唆使红卫兵、造反派，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老干们的反、把他们打倒、夺他们的权。“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毛大肆检阅红卫兵，造成工人不生产、干部不工作、学生不上课、许多农场职工和农民不种田，使国家的经济活动和交通运输都几乎陷入停顿忕态。

到1966年底，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老干们基本上都已被红卫兵、造反派们利用中央文革透露给他们的“黑材料”和红卫兵、造反派们从地方党政部门保存的档案里找出的材料搞臭、搞透，使他们声名扫地。

此时，毛和中央文革的成员看到剝夺这些老干们的实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1967年一月指使毛和中央文革在上海的亲信，发起了向各级老干们全面夺权的行动，这被称为“一月夺权”风暴，成立由军管代表、“红卫兵、造反派”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组成的“三结合”[註：１]的“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上海地区的各级党政权力，其中的所谓“革命干部”就是指那些已被毛通过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暴力批斗整得服服贴贴的，毛认为他们已对毛不再构成威胁的各级老干们。在“革命委员会”中实权都操控在军管会的军代表手中，而这些军管会和军代表大都由毛的亲信林彪的嫡系原四野战军的军队将领所组成。“革命委员会”中的被结合的“革命干部”则负责处理党政日常事务，“革命委员会”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代表大多只是个摆设，以安抚“红卫兵”和“造反派”，因为他们不仅人数众多(数以千万计)，而且都有较为完善的组织，这是毛最为忌惮的。这些人以后从1968年秋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起到1970年初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为止，便先后遭到以毛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整肃，下的下台、坐的坐牢，直至被处决。据后来的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全国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等阶级敌人184万余人、逮捕判刑28.48万人、处决9000余人，而实际人数远不止这么多。

上海发生“一月夺权风暴”后，迅速得到毛以“最新指示”的方式表示的支持和称赞，中央文革小组更是积极支持、鼓励。于是“夺权风暴”迅速蓆卷全国，全国各省、自治区、市、县、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都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夺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老于们手中的权力，大大小小的老干们手中的权力不仅被剝夺，而且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无情揪斗、殴打、侮辱、被迫无休止地写检查、交待、老干们之间也被迫互相写检举揭发材。搞得老干们有的致伤、致残、有的被迫自杀、有的被抓去坐牢。

其中有许多“造反派”和“红卫兵”是借机发泄平日中共当局各级干部们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的欺压、迫害的不满，而采取的报复行为。所以老干们尽管遭遇悲惨，有的甚至家破人亡，但民众对他们表示同情的很少，大都认为他们罪有应得。

到1967年“夺权风暴”席卷全国时，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之间为争夺从老干们手中夺取的权力，各派各组织纷纷向毛向“中央文革小组”表忠心，都宣称自己的组织是最忠于毛、最忠于“中央文革小组”，是最堅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而对方是反毛、“反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都争当毛的最忠实的奴才，以图在“夺权风暴”中能分得一杯羮，各派、各组织之间先是，通过写大字报、标语、呼口号、搞集会互相之间进行所谓的“文斗”。

后来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暗示、唆使之下发展成武斗，毛通过“中央文革小组”一会儿表态支持这一派；看到这派势力太大怕今后难以驾驭，一会儿又表示支持另一派，使他们各派之间彼此爭斗，互相削弱。这样使得各派之间的武斗愈演愈烈，有的地方武斗甚至发展到互相使用机槍大砲的地步。

毛通过“中央文革小组”在全国范围内挑起“红卫兵”、“造反派”各派之间的武斗的另一个至今仍未被许多人认识到的阴險目的，就是为今后整肃这些“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制造把柄，后来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和1970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遭毛和中共当的整肃的“红卫兵”、“造反派”的大小头目们，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几乎都是参与武斗、搞打砸搶抄、杀人放火。

1967年春节前农场因基建需要大量卵石，而西洞庭一带都是冲积平原到处都只有黑色的淤泥而没有沙卵石，在西洞庭农场西边的周家店却是红土丘陵地区，那里的红土中夾杂着大量的鹅卵石，不过这种夾杂着大量鹅卵应的红色粘土却像混凝土那样坚硬，用锄头和十字锹都很难挖动它，要开釆这里的卵石只能用炸药炸，先用钢钎往山体里打一个深洞，然后放入几筒带了一个电雷管的硝化纤维炸药，引出两根细电线，再用黄土把洞封，死把引出的两根电线接到一个由四筒大干电他组一成的电源箱的两个接线柱上，然后爆破员拿着电源箱躲到远处爆破方向的背后，再按下电源开关接通电源引爆炸药，隨着一声巨响便炸出了一堆夾杂着鹅卵石的土块，把土块敲碎后倒入钢丝网筛，筛掉泥土剩下的便是鹅卵石。

农场来开采鹅卵石的农工由于知识有限，都不敢采用电雷管爆破，只敢采用老式的导火索爆破方式。实际上采用电雷管爆破比采用导火索爆破更安全、成功率更高。

分场下达开采鹅卵石任务时已接近农历年关，大家都不愿意离开家人在外面过年，自然就轮到我这个“反动学生”和地主份子林升阶的头上，和另外一、二、三、四组的四个单身工头上，我们六人在副队长兼畜牧队长肖绍怡的带领下，来到周家店附近小山上的开采工地。在决定爆破方式时，其他队都选了导火素爆破，肖副队长和我队其他五位成员都对我说：陈老大，你是大学生，搞电雷管爆破没有问题吧？爆破我从未搞过，但无论是导火索爆破还是电雷管爆破基本原理我还是多少知道一点，于是我说我去试试电雷管爆破吧！这比导火素爆破要安全、效率也要高一些。

我和肖队长一起来到工程指挥部，领了一套电雷管爆破的工具：一个有四节大干电池的电源箱、一百多米电线、一小盒电雷管和二十筒硝化纤维炸药(不让多领，怕人拿去搞破坏，用完再领) 。我在指挥部接受了一下简单的培训，便开始到工地爆破开采卵石，我们选择在山体的一个陡峭的侧面用大铁锤和钢钎打了一个炮眼，放入四筒绑了一个电雷管的炸药把两跟电线接在电雷管的两个接头上，然后往炮眼里填入泥土，边填边用锄头把把泥土捣紧，然后我要其他人都离开爆破现场，我一手提着电源箱，一手拖着两根电线，躲到爆炸方向背后的低洼处，把两跟电线接到电源箱的接线柱上，我按下开关，只听得“嘣”的一声巨响，爆炸现场在升起一片白色烟雾的同时，许多大小土块和卵石飞向天空，当一切都沉寂下来之后，我和大家一起跑到爆炸现场，一队的农工们和肖队长都一阵欢呼说：陈老大厉害，电爆一次就成功了，但我看到这一炮炸下的土石方并不多，只有一个立方左右，我说炸是炸成了，但效果并不好，炸下的土石方太少。后来我动了些脑筋，打炮眼时不垂直往里面打，而是往一边偏斜一点角度，炮眼打得越深越好，而且炮眼口要尽可能小，炮眼底部要尽可能大，以便可装入更多的炸药，筑炮眼的泥土要筑得越紧越好，这样爆破的效果才更好。其他人因害怕筑炮眼压力过大引起爆炸，都不敢筑炮眼，只好由我来筑炮眼，因为我知道电雷管通常不会因压力加太而引发爆炸，打炮眼也由我带一个人来做，才能达到我的要求，这样做之后，我们的爆被效果大大提高，每炮通常都能炸下2至3立方土石方，有时甚至更多，后来有了经验，我只要一听爆炸发出的声音，我就知道这一炮的效果好不好，如果这一炮的声音很响，炸出的土石飞得很高、很远，效果肯定不好，炸出的土石方不会很多；如果爆炸发出的声音很沉闷，就是“噗”的一声，也没有什么土石飞起，这就是最成功的爆破，多半能炸塌下三四立方，甚至更多的土石方。

后来肖队长说：陈老大，今后你只负责打炮眼、筑炮眼和放炮，筛卵石的事就由我们来干。由于我们一队放电炮的效果好，开采卵石的进度快，多次受到挥挥部的表扬。

为加快开采卵石站进度，挥指部决定春节不放假，三十晚上吃年夜飯，除了每人有一小钵豆豉辣椒蒸肉之外，一斤一钵的糯米饭尽量吃，每人还配了二两白糖。因为糯米的发头没有粘米那么大，两斤糯米煮成的糯米饭还没有一斤二两米的粘米飯多，所以那两钵一斤一钵的糯米饭加上白糖和那一小钵豆鼓辣椒蒸肉很快就被我一扫而光了。

吃完年夜飯的当天夜晚，周家店镇上有文艺演出，由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主演样板戏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此外还有周家店镇所属各大队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的革命歌曲和红卫兵舞蹈。

我和地主份子林升阶获指挥部批准，可与卵石开采队的革命群众一起前往周家店演出现场观看演出，以接受参加演出“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毛泽东思想“再教育”。

我们来到演出现场时，镇旁的地坪上早已是人山人海，只见前面用桌椅板櫈和门板搭建的临时舞台的上方，高悬着四只用瓦夜壶[註：２]制作的照明灯具(夜壶内盛满煤油，夜壶嘴有用棉条制作的灯芯)。这种用夜壶灌上煤油制作的灯具，其照明效果虽赶不上电灯和煤气灯，但比起以前农村用桐油和菜油做燃料的灯具，其照明效果却要好许多。只是每当我一看到在众目睽睽之下，高悬在舞台上方燃烧着明亮火焰的、原本是作为老年男人起夜用的、通常都只会掩藏在避人眼目的阴暗角落里的四只夜壶时，都会产生一种忍俊不禁的奇怪感觉。

演出开始之前，有“红卫兵”引导观众高声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和由李劫夫[註：３]谱写的许多语录歌。

正式演出开始后，首先由各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演出的革命歌曲和不时配以的高吭的革命口号，再配上动作整齐、铿锵有力的革命舞蹈，产生一种振憾人心的效果。

演员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头戴绿色车帽，身着绿色军衣军裤，腰系棕褐色军用皮带，肩上斜背草绿色军用小挂包，这种装束是那时“红卫兵”们的标准穿戴。

台下的观众们不时对台上的演出报以热烈的欢呼声和与台上的演出相匹配的口号声(当然是在台下演出组织者事先安排的人员的引导之下)。

革命样板京剧《红灯记》作为压轴戏最后登场演出，由干京剧并非常德一带流行的地方剧种，而常德话和常德地方戏的唱腔(常德的地方戏为汉剧和花鼓戏)又与以安徽话和京腔为基调的京剧道白和唱腔相差甚远，所以演出时的荒腔走板常令在电影中听熟了样板京剧《红灯记》的台下观众忍俊不禁，甚至哈哈大笑。

该剧演出中唯一的亮点，就是那位演修鞋匠的演员，因为他就是由镇上那位修鞋匠本人扮演的，所以不仅他的服装道具真实，就连神态形象也逼真，而且演得也自然生动，所以每当鞋匠一登场表演，马上便会迎得观众如雷的掌声和持久的欢呼声。这种场面就是那个时代大江南北农村“革命文艺演出”“盛况”的一个缩影。

农曆正月初十前后，我们便提前完成了我们生产队的卵石开采任务回到了队上。不久就开始了翻耕秧田的工作，这年的四月下旬，在对早稻田进行第三次翻耕时，由于时间紧迫茌二犂二耙之后，还没有等田泥沉降紧就开始犂三犂，因此不时有泥坯粘在犂铧上使泥坯翻不过去，此时通常只要用栓牛鞭的小出竹棍靠着犂铧戳一下，泥坯就会掉下去，但那次犂铧上粘的这块泥坯，我用小竹棍戳了三四下都没有把它戳下去，一时心急，便停下牛，用左手扶住犂，右手用小竹棍撑在田里，伸出右腳试图用右脚贴在犂铧上，以为往下一踩就会把泥坯从犂铧上踩下来，不料泥坯虽如愿踩下去了，可是右脚跟侧下部感到一阵刺痛，犂铧下面的水已被鲜血染红，我抬起右脚一看，只见右脚后跟的内侧下部已被被泥土磨得象刀一样锋利的犂角划开了一道约七八厘米长、六七毫米深的口子，殷红的鲜血还在不停地往外冒，我撑着小竹棍，颠着一只脚跳到田边坐在田埂上。同组的潘组长、田祖武立刻停下手中的活跑过来，用打火机点燃两支“喇叭筒”[註：４]迅速吸完，用手掌接住烟灰，把烟灰撒在我的伤口上(这是农村常用的止血方法)，过了一会，伤口的血便被止住了。老潘说：你早点收工吧！快到刘医生那里去上点消炎药包紥一下，不要让伤口发炎影响工作，马上就要插秧了。

于是我牵着牛颠着脚到队医刘医生那里，他用冷开水帮我洗去了伤口里的泥砂，先用碘酒涂在伤口消毒，痛得我几呼叫了出来，我咬着牙忍住剧痛，刘医生又在我的伤口上撒上白色的磺胺粉消炎，然后用纱布包紥了一下，交待我不要沾生水，以免引起发炎。

他和我都知道：在这么忙的季节，我这个“反动学生”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出于医生的职责，他还是这样交待我。中午吃完午饭，我找了一只厚棉袜穿在右脚上颠着脚，牵着牛又去耕田，耕田时我尽量颠着右脚不让右脚后跟着地，开始还有点痛，时间久了也就麻木了。

尽管按照我以往的医学常识，我知道我后跟上这样长这样深的伤口长时间浸泡在田里那充满多种细菌的污泥浊水之中，引起伤口发炎、化脓几乎是必然的结局。

然而那时组里劳力紧缺，几个懒汉又成天在外面闹“文化大革命”不事生产劳动，而使牛的人一人一条牛每天都不能停，也无人能顶替，马上又要开始插秧，田整不出来就要耽误插秧，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这个“反动学生”也不得不“轻伤不下火线”，每天硬着头皮帶伤去犂田，只有每天晚上收工洗净之后，才到刘医生那里去涂点碘酒、紫药水、红药水之类的药消消毒(由干武斗交通断绝，药品无法运抵农场，连磺胺粉都没有了)。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几天之后，右脚后跟的伤口不仅没有化脓发炎，反而在污泥浊水之中，日渐收敛，每天伤口的分必物日渐减少，创口慢慢硬化，伤口逐渐长平，十多天之后，剝去长平后伤口表面那层硬痂，便露出了粉红色的新皮。这一令人欣喜无比的结果，几乎颠覆了我以前关于护理创口的全部医学常识。

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后来想：也许是田里的污泥浊水之中，各种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太多，把那些引起人们创口发炎、化脓的金色葡萄球菌和绿脓杆菌都吞噬掉了；也许田里的污泥浊水中还存在着某些不为人知的能抑制创口感染、促进伤口癒合的微生物或化学物质；再不然就只能被看作是上蒼对我的格外眷顾，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大概人的一生之中总会遇到一些未解之谜吧！

［註：１］：“革命委员会”由“红卫兵”和“造反派”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军管会的军代表组成。其中“红卫兵”和“造反派”代表主要起象征性的作用，“革命干部”代表是指那些被毛和“中央文革小组”利用“红卫兵”和“造反派”把他们整得服服贴贴，已经唯毛和“中央文革小组”之命是从的老干们，毛和“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是利用他们的管理经验来维持中共各级党政机构的正常运转，“革命委员会”的实权主要掌握在军管会的军代表手中。

［註：２］：夜壺是以前老人们冬天夜晚用来接小便用的瓦壶，可携入被子里面接小便，这样可防止冬季老人起来小便着凉生病的危险。现在因居住条件的改善，空调、暖气的广泛使用，夜壼已很少使用了，只有医院无法动弹的重危病人才偶有使用，但已改成用塑料或搪瓷制作的了。

［註：３］：李劫夫系红色革命作曲家，原瀋阳音乐学院院长，为大量“革命歌曲”谱了曲。“文革”期间为毛泽东诗词和语录谱曲，并广为传唱。后来又投机投靠林彪集团，曾为林彪所写《重上井岗山》一诗谱曲，又误判林彪会接毛的班，提前谱写庆祝林彪接班的歌曲《紧跟林主席向前进》。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后，李被当作林彪死党被长期关押到“学习班”交待问题改造思想，直至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１７日因心脏病发作死于“学习班”，终年６３岁。

［註：４］：当时农村和城镇贫苦人家，因无钱购买香烟，只好把切成丝的烟叶用一块小纸片捲成一根一头大、一头尖的自制捲烟，因形状像一个扩音用的喇叭，故把这种自制的烟称之为“喇叭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