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李希凡

毕汝谐

   由于上辈人的历史渊源,我一向称呼李希凡为“希凡叔叔”。解放前，李希凡失学失业，呆在姐夫赵纪彬家赋闲,郁郁不得志.赵纪彬与家父母之间有着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关系，过从甚密；家父母且频频以左倾书籍诱导李希凡憧憬革命。
   李希凡资质很高,非平凡学子.建国后, 就读研究生的李希凡与蓝翎合写红学文章，批评俞平伯，得到毛泽东的赏识,26岁一举成名，成为全社会瞩目的焦点人物；其事有如抽中政治彩票，无限风光、十分离奇；羡煞多少渴求名利的年轻人!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自古如是.
   (著名右派林希翎，弃本名“程海果”而自李希凡、蓝翎各取一字，以“林希翎”名扬天下。
   ——几十年后，我在纽约见到林希翎，问以原委，她淡淡地道：“年轻人嘛，虚荣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希凡是一贯的左派；与姚文元同为文艺战线上的两面旗帜，人称“南姚北李”。每有新书问世，即有李希凡的评论文章见于人民日报文艺版，并被广大读者视为可以信靠的权威评论。我曾经在借阅的“叶尔绍夫兄弟”、“播火记”等书中，见到书主特意剪藏的李希凡的书评。

   我家与李希凡如此相熟,却从不见他登门.家母道：“希凡骄傲了，他应当看看我们，却一直不来……”
   不来我家倒也罢了，中宣部文艺处长袁水拍住在我家楼下,有一回，李希凡提着礼物去拜访袁诗人，却错敲了我家的房门，弄得大家好不尴尬!
   然而，事情都有两重性——恰恰是这样一种愧疚心理，使得李希凡于文革期间为我的出路鼎力相助.
   18 岁那年，我完成了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文革风雷》,自然有些飘飘然；将厚厚的手稿送到李希凡家,期待赞许。
   李希凡身高体健，满脸烟容，夏天喜穿短裤。客厅墙上挂着毛泽东接见李希凡的大幅黑白照片；领袖气度雍容，希凡神情拘谨，恰成鲜明对照；中间有个高额头的壮年人，我问这是谁，李希凡说是胡风。
   我们开始了漫无边际的谈话,而后集中地讨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的人”系列形象;我还出了个丑（用北京土话来说是“露怯”！）：李希凡提及老舍早期作品《赵子曰》；我不知此书，脱口而出：“赵子岳？赵子岳不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吗？” 李希凡客气地将视线移至别处，不言语。
   一周以后,李希凡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写得不好；啊，市委书记就是肚子大；我让大萌（李希凡的长女）看了几章，她也看不下去了！你写得不吸引人。《红旗谱》虽然有路线错误，开篇却很吸引人——平地一声雷，冯老兰要砸钟了！”
   我当时自命为“神童”，听了逆耳之言，真如被兜头浇了一瓢冷水！
   事后，李希凡对家父说：“ 汝谐形象思维的能力很强，是搞文学创作的料子；他的年纪太小，还不能驾驭长篇小说这种形式。”
   不久, 上山下乡的狂飙掀起,我躲入赵纪彬 (时任中央党校高级顾问)家,裹足读书;恰与昔日失学失业的李希凡相仿.其时, 中央党校人员全迁河南，院落楼舍已经由国防部继承,到处都是大兵；赵纪彬则因毛泽东于八届十二中全会钦点 (“我喜欢读赵纪彬的书,应当让他继续写”)，得以留在北京写作批孔文章（几年后, 赵纪彬于批林批孔运动名噪一时;且因得宠于江青,而与冯友兰 周一良等同被世人讥为”北门学士”,那是后话）;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 赵纪彬家因有”最高指示”的保护而成为罕有的避风港.我与赵伯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读书写作;饭来张口,茶来伸手,其乐也融融.
   在长辈的谈话中,我得知江青最先找过李希凡，让他撰文批判京剧《海瑞罢官》；李希凡不知深浅，竟然回以“前两年,我和吴晗就历史剧是艺术还是历史打过笔仗，不想再惹他了”；江青深为失望,只得改去上海指派姚文元写作这篇成为文革导火线的黑文章。文革开始后，李希凡后悔不迭，谓“当党（其实就是秉承了毛泽东旨意的江青）要求我战斗时，我因为路线斗争觉悟低而放弃了”；李希凡力求补过，以“黎帆”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块文章颂扬文革,却是晚矣！
   以今天的角度视之，李希凡因“路线斗争觉悟低”而免为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可贺可庆！人的一生,充满了亦福亦祸的偶然因素。
   毛泽东、江青夫妇对李希凡皆有知遇之恩。李希凡说过:”假如没有毛主席,我的文章只能用来压箱底.”毛泽东是中国第一忙人,却还抽暇关注李希凡的文章.当李希凡著文批评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毛泽东发话了:” 李希凡的文章僵化了,看来人民日报呆不得呀.”文革前，江青是个大闲人，常常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在文艺界走动；对李希凡颇为关照。因此，李希凡虽然是个十六级的小干部，在人民日报社却是能够通天的特殊人物，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享受司局级待遇. 李希凡的稿费颇丰，在人民日报社被同事们戏称为“新富农”。
   人民日报历任第一把手吴冷西、唐平铸、陈伯达均视李希凡为眼中钉，远不得，近不得；只得给李希凡穿所谓玻璃小鞋.
   李希凡的名声极大，文革初期来人民日报社造反的外地学生，都好奇地想看看李希凡长得什么样子，结果大失所望：“这是李希凡？这明明是李逵嘛。”
   躲过了上山下乡这一劫,我当了学徒工.还是一百个不高兴.为了自劳力者变为劳心者，我以模范知识青年金训华的素材，创作四幕话剧“鹰击长空”；送到总政话剧团剧本组，得到一份评价颇高的意见书.然后以此为敲门砖，四处活动，想谋求一个文墨方面的差事。李希凡看在家父母的面上，大力相助；每天在办公室里打电话（李希凡的同事都觉得奇怪：这个姓毕的和李希凡到底是什么关系呀？），拜托诗人李瑛、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陈亚丁、北京军区文化部副部长胡可、原总政文工团团长陈其通少将等军队文艺家；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江青兼校长）成立后，又钻营了一番；甚至不得已而求其次地找到河北梆子剧团；江青说河北梆子高亢、嘹亮，体现了燕赵劳动人民的情怀；河北梆子剧团因而招聘编剧，我去应聘（另一位应聘者是著名右派徐盈、彭子岗之子、后来成为著名民俗专家的徐城北先生;当时他提交了一个京剧剧本“幸福泉”）……这些努力统统都因功亏一篑而失败了!以致李希凡对家父母说：“汝谐事难谐，我简直有些迷信了！”
   后来，李希凡听到社会上关于我写作文革地下小说《九级浪》的传闻，严厉而急迫地向我探问究竟；我硬着头皮，矢口否认：“希凡叔叔，绝无此事。”
   文革高潮时,有一回，观看样板团的演出之后，江青特意坐到李希凡身边，亲切地耳语几句；江青走后，李希凡热泪盈眶；报社军代表急忙赶来问：“江青同志有什么重要指示？” 李希凡一言不发。而今江青已不能言，李希凡又不肯言，“江青同志的重要指示”,只能永远地湮没了。
   江青毕竟是江青,喜怒无常;当她心情欠佳时，也曾经当着众人挖苦李希凡是文艺评论员，批评他不懂哲学。文革结束后，清查人员在江青家里发现大批于毛泽东逝世后寄来的效忠信，内有李希凡的几封，从而成为李希凡的政治污点。其实，这是任何人处于李希凡的地位都会做的事情，不足为怪。中共高层斗争复杂残酷, 李希凡乃一介书生,一次又一次地站错了队,在所难免.
   如同许多著名学术搭档一样，李希凡、蓝翎也以结怨而分道扬镳；蓝翎写过“四十年来半部书”一文，指责李希凡不君子，而李希凡也著作文反击蓝翎不地道；对此，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局外人难以置喙。我觉得，性格即命运。李希凡的性格比较适应所处的时代，而蓝翎的性格与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从而造成两人的天壤之别的命运。
   李希凡是真正的左派，并非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左派.有一回，李希凡的岳母公然浪费粮食，并对统购统销政策发牢骚；李希凡马上还以颜色,将其逐出家门。
   李希凡性格刚正，生活作风正派（恰与蓝翎形成对比，后者因生活作风不检点而错失了当年极其难得的出国机会）,小节无疵点.至于所谓大节,见仁见智,不必细究了.
   李希凡夫人（戏剧家协会的干部）曾经对我说过，李希凡的文章都是为战斗而写的。信哉斯言也！如今回过头来检视，李希凡的著作，除了红学和鲁迅研究，大抵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令人扼腕叹息。
   神童作家刘绍棠平反后,对我说过“希凡原来和我最好了；我的儿子、希凡的女儿同年出生，我们给他们订了娃娃亲.我被划成右派后，希凡马上毁了娃娃亲！”不过，联系到那个火红的革命至上的年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打倒四人帮后，我去首都剧场看内部电影.戏剧家协会的大面包车到了，柯岩（贺敬之之妻、王震的干女儿）出现时，人们蜂拥而上，百般谄媚；而李希凡夫人出现时，无人理睬；我暗叹世态炎凉，怕李希凡夫人觉得难堪，连忙隐入黑暗中……
   出国后,我与李希凡断了音问.据说，这些年来,每逢毛泽东的诞辰，李希凡都要带着女儿、女婿（李希凡只有三个女儿，戏称是“清一色”），前往毛泽东纪念堂拜祭——作为已逝毛泽东时代的钦点状元，宁不对故皇怀有永恒的感恩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