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二十七章
季鹏
祸不单行之大炼钢铁及各业各业大跃进
在大放农业卫星、大搞人民公社的几乎同时，毛又吹响了“大炼钢铁”的号角，并且把它提到压倒一切的地位，所谓一切都要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
一、大炼钢铁之今古奇观：对文明和生态的空前大破坏
虽说毛要搞国民经济大跃进，但是他也知道不能各行各业齐头并进，而是要突出重点。重点是什么呢？按照毛的说法：一个是粮食，一个是钢铁，有了这两个宝贝就什么都不怕了。
这两个东西的重要性对毛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粮食，乃生存之本，缺了它什么都干不成，战争需要大量粮食储备，它还是当时中国主要的出口物资，是进行军事工业现代化建设的依靠。至于钢铁，按毛当时的想法，是一个国家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的象征，打造武器、运送军队和物资都先要有钢铁。另外，这两个宝贝也是毛“支援世界人民革命”，实现其充当世界霸主梦想的基本手段。毛的说法是：手里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这“米”主要就是粮食和钢铁这两个宝贝。所以他的大跃进，首先就要解决粮食和钢铁这两大问题，要在这两方面有一个巨大的突破，迅速实现赶超苏、美（公开只提“超英赶美”） 的目标。
大跃进从农业、而且主要是从粮食开局，除了粮食本身的“第一”重要性之外，就是毛要先把实施大跃进的主力军——农民进一步组织起来，使它成为一支指挥如意、所向披靡的无敌力量，接下来的大炼钢铁和其他大跃进就好办了，因为，大跃进必须以对5亿农民的驱使、奴役为前提。
在毛看来，大跃进开局十分顺利，这使他更加确信自己的战略战术完全正确，目标完全能够实现。于是，在粮食卫星捷报频传之际，他决定迅速把重奌转移到大炼钢铁上来，向这两大目标同时并进，实现双胜利。
在速度上，毛喜欢“翻番”。眼看粮食要“翻番”了，这钢铁自然更也应该“翻番”。 在给大炼钢铁定指标、分任务上，毛再次表现了他的流氓作风和鄙视知识、蔑视专家的习气，他没有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讨论，也没有组织专家进行论证，这些都是他所不屑和藐视的。1958年6月19日晚上，在中南海毛独享的游泳池边，毛以实际上不容讨论的口气问到场的冶金部长王鹤寿：去年钢铁产量是五百三十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这时全体臣民已经对毛奉若神明，惟命是从，王鹤寿岂敢讨价还价，一声“好吧”就把这个大目标定了。1958年8月19日，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把实现钢铁翻番、1958年产1070万吨钢的指标作为“死命令”下达。
目标既已明确，大话已经说出口，接着就要出产品、出成绩。但是，正规的钢铁厂的产量是大致稳定的，增产幅度有限，这些人也不习惯用弄虚作假的方式放“卫星”，这也是毛讨厌正规厂生产方式的原因。到了8月中旬北戴河会议时，钢产量才完成450万吨，剩下4个多月要完成620万吨，形势十分“危急”。但是伟大领袖说出的金口玉言是不能有丝毫折扣的。这时，毛本人也急了。在8月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几乎是气急败坏地说道：
“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地、县、乡不控制不行，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个省只能有一个头，冤有头，债有主……”
“我看1100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问题是我提出来的，实现不了我要做检讨。一些人不懂得，如果完不成1100万吨钢，是关系到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要拼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铁废钢，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
从这段话，不仅看到了毛那气急败坏，凶相毕露，同时也看到了毛的狂妄无知，无法无天。为了完成炼钢任务，居然下令拆除铁路去回炉当钢产量，这可能在世界各国的建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亊！至于毛说的完不成1100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云云，其实只是关系到毛的 “面子”问题。为了他的面子，为了维护他随意说出的一句话的绝对权威，国家可以“破产”，人民可以成千上万、十万、百万甚至千万地为之死去！什么“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难道1958年产不出1100万吨钢，神州就要陆沉，中华民族就要完蛋不成？把建好的铁路拆除了，把全国人民所拥有的一切钢铁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甚至做饭的锅具都收缴去回炉，充当当年的钢铁产量，这难道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可是，在当时毛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的情况下，在他的“专政”淫威下，偌大一个朝廷，偌大一个中国，居然无一人敢于提出异议，有的只是一片“万岁”声，亿万人民群众更如奴隶、猪狗一般地听任其驱使、奴役，无任何反抗能力。
按照常规的炼铁炼钢方法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怎么办？这时毛就又一次拿了出他的“人海战朮”看家本领，具体就是：全民动员，土法上马。转眼间，大部分农村劳动力被从农业抽调到大炼钢第一线上来，九千万人齐上阵。在城市，各行各业也把支援大炼钢铁当作头等大事，其他工作、任务都可以停止，一律“给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各政府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街道居民等等，全都成了炼铁和炼钢工人。
全国人民都疯狂了！为了毛的面子，为了让“钢铁元帅升帐”（ 当时的主要口号”），不惜血本，不怕死人，“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全面投入到所谓“全民大炼钢铁”群众运动的洪流，一种所谓“钢铁卫星”也就频频升天了……
毛不屑于采用正规方法。他从来钟情于“群众运动”，相信“群众智慧，瞧不起书本上的洋框框。他的办法就是“土法上马”，大搞“小、土、群”，小者，就是大建小高炉、小平炉、因陋就简，人人能建。土者，就是抛弃书本上、正规的钢铁冶炼方法，回到古代原始的的方法去：挖个地洞，砌个炉子，没有耐火砖，就用建房的青砖、红砖代替；没有优质煤和炼焦设备，就用普通煤在地上烧，甚至就用木炭或者直接砍树木代替之；没有鼓风设备就用打铁的风箱。群，就是多之意，遍地开花，山间、田野、街头巷尾，甚至家中庭院都要大建小高炉、小平炉，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从官员到百姓，男女老少齐上阵……
笔者现在还不清楚这个“小、土、群”的发明权属于谁，但总的看，这个创意属毛泽东无疑。因为毛从来最恨“洋框框”，最喜欢搞群众运动。在与蒋介石国民党争天下的过程中，他的人海战术每试不爽，坚定了他“不信书本信群众”的信念，认定人海战术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如今，毛坚信用人海战术的“小、土、群” 也一定能创造钢铁史上的奇迹。
就在小土群在全国遍地开花之时，毛决定像视察农业放“卫星”一样，到各地去看看，给各地打气鼓劲，让他们多放钢铁卫星。第一站到武汉，“看了第一纱厂的小高炉出铁”；在安庆，“看了安庆一个中学的小高炉，看了由机关办的小高炉群”。在汽车道上，毛看到了“要走几十公里或者几百公里路到有铁矿石的县去挖矿的滚滚人流”。回到北京，毛对记者发表感言：“此次旅行，看到人们很大的干劲……还有一些同志不注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是显然是不对的。”
毛的话就是命令！为了宣传毛这一思想，《人民日报》1958年9月24日，报道了一个群众运动炼铁的先进典型：
“在工业战线也是这样，谁发动群众最彻底，群众运动的声势最大，谁就能飞跃最快，跳得最远，湖南省邵阳地区，是一个土铁生产很快的地区……他们组织了全民大辩论，驳倒了农民炼不出钢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在全区地组织了万余干部、九十三万群众投入炼钢铁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仅一个湘乡县就发动了7万多人找到了121处铁矿和51处煤矿。焦煤运不及，他们自己去挑，去搬，仅连源县就发动了2万多人排成长蛇阵，从山上运下6千多吨焦煤……”
此前，《人民日报》发表了《祝河南大捷》的文章，说河南9月15日“打了个日产生铁18693·92吨的大胜仗。”而河南全省在9月上旬只生产了生铁780多吨铁。尝到了在农业上吹牛和弄虚作假的甜头之后的吴芝圃，这回又捷足先登了，率先放了个钢铁“卫星”。
头脑还算清醒的周恩来，不相信这种所谓的“卫星”，他派自己的工业秘书、炼钢内行顾明去河南检查了一个“钢铁卫星县”新乡县。顾明回来报告说：“完全是弄虚作假……”并带回了一块被称为“上品”的海绵铁交到周的手上，周接过样品，良久无言，后来才说了一句：“这哪里是铁嘛！”，把它置于办公室书架上。但是他不敢直言炼钢铁的弄虚作假，更不敢向毛皇进谏。他仍在检讨期，不能忘了刚过去的“反冒进”灾难。
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奉命带了一个工作组去河南登封、禹县、鲁山等大放钢铁卫星的地方调查，回来后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汇报情况，说“小、土、群”违背了科学的做法……。毛泽东看后龙颜大怒，把高扬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高被携儿带女发配到贵州劳动改造。这大概是反对毛的“小、土、群”炼钢运动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干部。高扬的“样板”一立，就再也没有不同的声音了。
接着，中央召开了数次推广小土群炼钢铁的会议，《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有人说小土群耗费劳动力太多，生产成本太高了，不经济、不合算，是的……但是，问题在于速度，在于争取时间，就是说，必须保证今年拿到1070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听口气，这段话很可能是毛写的。不过，人们要问，究竞发生了什紧急情况，1958年必须拿到1070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到底在跟谁在争吋间、抢速度？难道完不成1070吨钢，中国就要完蛋？美帝国主义就要打过来？说穿了，就是毛的圣旨既出，驷马难追。毛皇的面子大过天
于是，小土群更加如火如荼地在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绽放，而且捷报频传：《人民日报》10月12日的社论说：“河南省有600万人炼钢炼铁。”
新华社10月13日电：四川省有“800万钢铁队伍”。
《云南日报》10月15日报道：全省300万大军“向钢铁前线总攻击！”
………
就全国而言，这“钢铁队伍”从3000万、5000万上升到6000万、9000万，加上城里的机关、团体、学校、军队，实际上钢铁大军应在1亿以上。
产量方面，也如农业卫星一样，后浪推前浪，日日刷新：
广西忻城县，集中“7万人采煤大军”，在19个小时内用土法采煤60多万吨。这个数字如乘以365，就相当于全国的一年煤产量了。
新华社10月29日社论报道：河南670万人上阵，当日产铁10.5万吨，钢1.1万吨；第二天又来了个更大的跃进：产铁133万吨，钢10.3万吨。
最后夺冠的又是广西：
“广西鹿寨县卫星冲破天，一天产铁20万吨，等于国家分配给广西（省）全年的生产任务”，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了。
还有：湖北宜昌县梅田人民公社，更加了不起，它 “日产原煤逼近30万吨。”
这些成绩足可以与环江县亩产水稻13万斤媲美了。
谁都知道，炼铁需要焦煤，炼钢首先要有钢铁筑的炼钢炉，要有耐火砖，还要有合格的铁水等等。而当时中国的燃料紧缺，即使国家大型钢铁企业如石景山钢厂，也因缺煤而停产。这千千万万的小土群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呢？答曰：土法上马。例如，没有炼焦炉，就堆在地上烧，结果大量优质的焦煤被白白烧掉。多数农村社、队，根本没有煤矿，怎么办呢？于是便伐薪烧炭代之，古代的兵器不是用木炭、用风箱炼出来的吗？有什么神奇呢？于是，全国掀起了砍树热潮。
后来，有的地方为了赶任务，烧炭这一环节也省略了，直接将砍下来的树木放进炉子烧。那些要放钢铁卫星的地方，更有绝 招：他们将一个大山谷两头用砖砌成墙，中间留下火道，然后铺上一层树木，一层铁矿石，如此层层叠叠，砌成了一座天然的大炼铁炉，于是下令点火。十天半月后，扒开烧残的木头，剩下的便是铁了。只可惜，它烧出来的是类似蜂窝体的“牛粪疙瘩”，一无所用的废物！但是照样“顶任务”。
受到“连累”不仅是山上的树木，还有匪夷所思的对中华几千年文明的破坏：
雄伟的函谷关几乎是中国历史的见证，中华文明的象征。可是，当地的县委书记为了表示效忠毛，紧跟党中央，要建“书记炉”。书记于是一声令下：扒了函谷关建炼钢炉。有人提醒他：“那是古迹。”书记两眼一瞪：“什么古迹？古迹也要为钢铁元帅让路！”就这样，这座高达二十丈的三重雄关，连同关楼上的两千年留存的各种文物通通一扫而光，夷为平地！
甘肃武威自唐代起即为西北第一重镇，它的城墙十分坚固壮观。在大炼钢铁中也遭到了与函谷关同样的命运。
一股吹遍全国的拆毁古迹、文物的飓风，到底给中华文化造成多少无可挽回的损失，无法统计。只知这股风源来自中南海中的毛泽东。毛就公开说过说：“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一千年后还是要拆。”“拆除城墙，北京应向天津看齐。”后来在文革中他还险些把故宫拆了。有了表示支持最高领袖，各地就肆无忌惮地“古为今用”了。
由此也就可见，对文物的毁坏，对传统文化的藐视和践踏，并非始自后来文革的“除四旧”，早在1958年的大炼钢铁，毛就已经“始作俑”了。
如此的“大炼钢铁”到底是建设还是破坏？中共高层并非没有头脑请醒、明辩是非之人，但这些人早已经都屈服在毛的淫威之下了。最具典型性的莫过于孙中山夫人、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女士，她居然也在自家的院子里砌上了炉子，连同她的秘书、花匠、厨师一起上阵，成为钢铁大军中的一员。
中央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都不甘落后，纷纷主动以炼钢铁的实际行动向毛表示效忠（起码是为了免祸）。文化部所辖的文学艺术家在历届运动中作为“第一打击对象”，对运动已经闻风丧胆了，这次他们要避免这种厄运，除了动员所有文艺家为大跃进讴歌吹喇叭之外，自己也成立了炼钢指挥部，文化部副部长、戏剧家夏衍挂帅担任总指挥。
外交部本与炼钢铁无任何直接关联，但为了表示紧跟毛，在大院中筑起了高炉。
与经济工作有关联的部门当然更不能落后了……
不过，他们究竟在炼些什么呢？一般来说他们不是炼真正的铁矿石，国家计委的做法大概具有代表性，他们将好好的铁丝网剪成一小段一小段，投入炉内，练成一块一块的铁疙瘩，然后扎上红布条，敲锣打鼓地送去领导那里“报喜”。
自从毛泽东金口玉言说过可以拆了铁路，以及将一切废旧钢铁制品拿去回炉当作炼钢铁之后，各地便把砸铁器回炉当成完成“炼钢铁”任务的重要手段，而且越到后来，越是依赖这种方法完成任务。
先是北京人将暖气管拆了，砸碎了丢进小平炉里，等到熔成一块后倒出来变成了“土钢”。上海洋建筑多，铁门、铁笼、铁链、铁围栏、铁狮子等所有这一切，上海人把它们变成了“新钢铁”。 只可惜有些傢伙太大太重，无法消化，才幸免于难。
到了后来，就往普通老百姓家打主意了，恰巧这时全国农村在推行“公共食堂化”，各家各户严禁升火，于是砸锅炼铁炼钢顺理成章，连带各种铁盆、铁钩、铁秤、铁锤、铁链、铁砣，甚至一些铜器，如铜脸盆、铜汤婆子、挂蚊帐的铜勾等都在收缴之列。这一次毛泽东比当年秦始皇又胜过百倍、千倍了，秦始皇号称收缴天下民间铁器，只铸了十二对“金人”，大概只是收缴离首都咸阳不远处的老百姓的兵器和铁器；而毛皇光上海市就收缴了十多万吨，如果以全国一亿多户家庭计，每人交一斤，则达一亿斤，何况一家不止一斤铁呢。
还有更不可思议之事，本身是正规大型钢铁企业的北京石景山钢铁公司，也要去搞土法炼钢；包头钢铁公司则想利用战时留下的军事堡垒搞土法炼钢。还有当时中国最大的水电站——东北丰满水电站则把发电机拆了去搞土高炉。
在这些怪异行动后面的思维是：要在政治上紧跟毛，就要打破、放弃洋设备，洋方法，改用“小土群”，只有如此才能显示对毛无限忠诚、对毛思想的无限信仰。
经过近半年全国大折腾，1958年12月22日，新华社受命庄严向全世界宣布：“1070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全年钢产量1108万吨，生铁产量1369万吨，超额完成了1958年钢产量翻番的任务。”
没有宣布的是：这其中308万吨钢、416万吨铁是凑数的废品，根本不能加工使用；为了冶炼钢铁，不计人力和其他资源消耗的价值，光国家财政就补贴了50亿元人民币。不要小看这50亿元，当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投入才550亿元呢。（后来中国官方认可大跃进共损失1200亿元，相当于两个五年计划的总投入）。
当然，真正的损失远远不止上述官方数字。如前面讲到的全国性的破坏文物、古迹的损失就是无法计算的，伐木毁林的损失以及它的后果更难以估算，现在我们有必要简单补述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以为子孙后代借鉴。
凡是经历当年大炼钢铁的过来人，都知道伴随它的那场史无前例的砍树毁林运动，由于大炼钢铁深入到了全国每一个角落，所以伐树毁林也深入到每一个角落。除了极少数地区，全国几乎无例外地遭受了这一劫难。
四川省山川险阻，人类破坏较少，自古以来都是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地方。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中的“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的名句，反映了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对四川森林的一次大破坏。但杜牧写的终究是文学作品，不是史实。据近些年专家考证，在秦朝的短促时代，阿房宫实际上只打了地基，并没有地上建筑。杜牧在《阿房宫赋》里对阿房宫笔下生花的描写，后人大可不必当真。加上当时运输的困难，所以，可以肯定，秦始皇对四川森林的破坏，远没有杜牧说的那么严重。后来经过长期的自然生长发展，到唐代，四川的森林仍称天下之冠，王维的诗句“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说的就是当时四川的自然景况。
真正对四川森林破坏最烈者当属毛泽东。虽然我们没有全面的资料，但一些零碎的片段也足以说明这一事实，如本来是林海绿波的资中县，把许多山头砍秃了；邻县的县委书记因不肯为炼钢铁毁林，被撤了职，继任者便大砍特砍；川西平原的银厂沟，为炼钢铁砍了整整三万亩竹林……二十年后，大自然的惩罚来到了：本来十分之九为山林的四川，一场大雨一泻千里，半个四川变成泽国，房屋倒塌，人畜伤亡不可计数。四川的大部地区成了真正成了“蜀山兀”。
湖北英山县有个在大炼钢中获得“先进”的生产队，原来拥有上百个山头，两人合抱的大树比比皆是，为了炼钢铁，把它们彻底消灭了。以致到了生产队的党支书从上级那里领回奖励的红旗，想找一棵树挂上，上百个山头竟然找不到一颗可以挂红旗的小树！
河北涿鹿县有个80多户的三堡村，大炼钢时不仅将所有树木包括果树、葡萄藤都砍光喂了土高炉，而且将一切暂无人住的房屋拆掉，将所有能着火的木料、门窗等等都用来炼钢铁。但大跃进之后，下令砍树的领导人又下令将原来的果园改造为麦田，可是那里已成了一片山坡沙地，种不成麦子，只好任其丢荒。
湖南古丈县，是重要的桐油产地。炼钢铁时，一般树木不够用，便砍桐树。桐油产量由最高的年产350万斤，降为1960年的25万斤。
贵州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有名的林区，有“杉木之乡”的美称。苗、侗等少数民族同胞靠山吃山，生活本来不愁。大炼钢铁砍光了树木，剩存的也归了“公”。各族人民只能靠外出逃荒、乞讨为生，更为悲惨的是，昔年山林的主人，如今要寻一根讨饭用的打狗棍都找不到！
毛泽东的老师、中共元老之一的徐特立，1958年返回湖南老家时看到，两年前还葱葱郁郁的丘陵，如今黄土裸露，岭表径流。当公社书记向他汇报大跃进的辉煌“战果”时，徐问：“山上的树哪里去了？”书记只好说：“砍了炼钢铁。”徐特立摇头叹气：“我们不能毁祖宗山，作子孙孽呀。”
彭德怀1961年底回到湖南湘潭老家，指着光秃的山头对随行人员说：“你们看，山上都是和尚的脑壳，绳子一扯无牵挂，森林全破坏了。”“过去两边都是丛林茂密，如今光了，真可惜！”
1971年叶剑英回到他的广东梅县老家，对着当地干部沉痛地说：“我离家半个世纪了……家乡的路还是半个世纪以前的路，田园房屋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没有变；只有一样变了，就是山光了。”
1958年的全民砍树炼钢铁运动，留下的恶果几十年仍不消散，有的至今无法恢复。1980年，当时中共军中唯一女将军李贞回到江西老家，发现乡亲们十分贫穷，村干部把原因告诉她：“当年后山上有数不清的几个人都合抱不过的大树，前山上碗口粗的树也密密麻麻长满了山，但是，大炼钢铁都给砍光了。”“山秃了，地也贫了。下一场大雨，泥土都冲进田里，肥田变生了，能不贫吗？”
（以上主要取材于丁抒：《人祸》）
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炼钢铁的高潮时去甘肃武威的步兵学堂视察，住在招待所，服务员们向他诉苦：老家的房子被拆，果树被砍，木料全部炼钢铁烧了，连家里的煮饭铁锅也被砸了收走了！彭德怀在回京经过河南省时，看到密密麻麻的土高炉，拉车的、挑筐的、扛铁锹的、扛梯子的人群围着高炉川流不息，从高炉里腾起的熊熊大火遍地延伸。彭俯在车窗口凝视良久，转头对秘书说：“这一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
大炼钢铁造成的后果当然还不止这些，如前面提到的由于毛一味野蛮的高压和下达死命令，全国农村的壮劳力几乎都集中去“大炼钢铁”，在一片为“钢铁元帅升帐”，“一切为钢铁元帅让路”的口号下，坐看到口的粮食、到手的棉花无人去收，导致“丰产減收”。到处都是烂在田里的禾穗，被风刮得漫天飞舞的棉絮。其他油料、黄豆、花生等经济作物也遭同样的劫难。加上刮共产风之时农民大量宰杀家畜、家禽（罗荣恒元帅就说：农民害怕“到共产主义了，什么都不归个人所有了，于是农民到处杀鸡、宰羊，有的户一晚上杀了八、九口猪”），所以，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底，除了已经上交给国家的粮食、和不能上交的一堆堆“牛屎疙瘩”（烧结铁）之外，几乎就是空空如也了。这也是随后造成大饥荒大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各行各业大跃进：丑态百出的大汇演
大跃进中，除了农业放卫星、大炼钢铁这两大主题表演之外，其他各行各业也都要围绕主题配合演出，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毛泽东的命令，谁都不敢怠慢。
首先是为农业服务的科学技术。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他是不承认有所谓“农业科技”的，农家出身的毛，认定农民比那些农业科学家要高明千百倍。就在大跃进启动之初的1958年3月22日成都会议上，毛在会议讲话的提纲中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应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蔑视一样。”这种惊世骇俗的仇视知识、鄙视文明的恶毒咒言，在历代帝王中可能再难觅第二人。接着，在毛的带头怂恿下，各种匪夷所思的 “土法科技成果” 纷纷出笼了。
最早对农业科技作出“震聋发瞶”贡献的是1958年3月间，山西省洪趙县向中央的一份报告，称将小麦和谷子嫁接，小麦亩产可达到8万9千斤，要是再将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产量将高得无法估量。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梦呓，毛不但不质疑，也不咨询一下农业专家，便大加赞赏，转发全国，还指示“原报告可以报上发表。”这就给各地以暗示：毛需要这种神奇的高产。成为以后各地编造各种几千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的“农产高量卫星”的真正根源和动力。
科学家们参透了毛之所好，也主动发挥了“为政治服务”的功能。科学权威、著名的流体物理学家和导弹专家钱学森，决心为农业放卫星助威打气。1958年6月18日钱氏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说太阳光射到地表，只要能利用其能量的百分之三十，稻谷亩产便可以达到四万斤。还说从理论上讲，亩产10万斤也是可能的。后来钱还继续撰文宣扬这一类观点。
最权威的科学家都这样说了，亩产几万斤的卫星谁还会怀疑呢？等而下之的科学家、科技工作者们都纷纷论证农业的无穷潜力……同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也就应运出笼了。
还有一个值得一说的农民挑战农业科学家的故事。1958年7月，报纸上已经出现小麦亩产过万斤的“卫星”， 有人告诉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说湖北、河南、河北的的小麦高产能手，要向农业科学家们挑战。张立即号召有关科学家应战。先由中科院生物学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邀请了部分农业高产能手——土专家与科学家们一起座谈，以打擂台方式，自报各自的高产目标。经过几轮较量，高产能手们胜出。在“土专家” 的压力下，生物学部最终打出了自己的卫星目标：小麦亩产5万斤、争取6万斤；水稻6万斤、争取6万五千斤；籽棉1万5千斤、争取2万斤；甘薯40万斤、争取50万斤的高产计划。可这个指标也立即被土专家超过，河南、陝西的合作社高手把小麦亩产目标提高到10万斤、江苏的高手把水稻目标提高到7万斤。
后来的情况怎样呢，土专家那边我们暂且不管它，中科院的农业科学家们确实使出了吃奶的气力，并且不惜血本，在深耕、施肥、密植几方面下足了功夫，在七块共6亩多土地上，平均深翻一米五以上，每亩施精肥从六、七万斤到十几万斤，播种最多的每亩460斤。为了给地里通风增加二氧化炭，每天24小时鼓风机不停，为了增強植物的光合作用，晚上灯光照得如同白昼。科学家们则三班倒不停歇在现场劳动。
最后的成绩是，据1959年7月11日生物学部豐产委员会技朮小组宣布：在7块共6。24亩土地上，收获小麦5421。86市斤，平均亩产868。98市斤。至此，所谓高产神话全部露底，现出了原形。只是，无人敢把这个试验结果告诉毛泽东。
（以上取材于《炎黃春秋》2010年第5期《科学家与农民竟放‘卫星’”》）
毛共的高官们自然也要出来为农业奇迹助威。中共的党阀、社会部长、特务头子康生，跑到安徽农学院去做报告，硬说他看到“甘薯接在西瓜秧上，结果甘薯长的像西瓜一样大。”还有“烟草有九公尺多高，像四层楼那么高，而且是大面积的，书上根本没有。”真是班门弄斧了。可是在政治挂帅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淫威下，农业教授们只能服从这个对科学一窍不通的政治权威的“教导”。
这种讲大话、疯话当时已成为风气，在所有毛共高层领导人中弥漫着一种骄橫狂妄不可一世的“豪情”， 仿佛第二天他们就要接管世界，统治地球。中央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谭震林1958年8月3日在其《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中说：“6亿人口的国家这样的跃进，三年内基本解决满足生活资料的需要，就会变成世界第一位，什么美、英、法、西德都不在话下。”“到那时我们17亿亩地就可以养活89亿人口。”这位牛皮专家还跑到遂平县去大吹了一通“共产主义美景”，说将来社员每顿除了吃鸡鸭鱼肉以外，还可以吃燕窝、猴头菇，以及其他山珍海味；穿的除了呢绒、羊毛制品以外，还可以人人穿狐皮；行的除了汽车、火车以外，还可以坐飞机，每个地区有飞机厂，每个公社都有飞机场……真正把公社社员们乐坏了。
副总理薄一波同年8月6日说：“以发电能力来看，苏联现在是700万瓦，美国1300万瓦，而我国1962年就可以达到4600万瓦，等于全世界的发电量，还搞那么多干什么？”说到粮食，他学着毛的腔调说：“现在大家应当开始考虑，富了怎么办？要发富的愁了。”
宣传部长陆定一当然不落后：“美国有什么了不起，不赶上它才怪。”“钢铁现在是524万吨，不多，不搞则已，一搞就是300万吨，修铁路就不要修了，中国就只有这么大，九百万平方公里，这么多钢铁做什么用呢？将发生问题。”
二把手、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同样豪情满怀，他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几十年，二年三年就行了。”“十五年是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美国算不了什么。我们要多少有多少。粮食现在我们敢吹一下牛，要多少有多少。”
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也相信大跃进的奇迹：“全囯稻子的最高（亩）产量是13万斤，一个人一年种一亩地，就可以吃一辈子。明年生产两万亿斤粮食，以全世界人口计算，每人吃六百斤那我们的粮食就够全世界吃一年。”
除了这种大吹大擂之风，他们还学着毛对待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刻薄嘲讽的语气，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的陆定一，时常的“感慨”是：“文化多了要亡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降了三级，不值钱了。”主管文艺的周扬则对文艺家说：“你对人民没有感情，不相信、不喜欢人民，人民为什么要喜欢你？劳动人民就找不出像你这样的天才？我不相信。即使找不出来，我们也宁可牺牲，你唱的、画的好，我们牺牲眼福、耳福，不听不看。”
在这种特殊背景，特殊年代，以毛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的反科学、反文明本质又一次得到淋漓尽致的暴露。
(以上参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从内部讲话看大跃进时期高层情绪》)
如果只是这些牛皮大王、党的宣传員在鼓弄如簧之舌，问题还不是很大，问题就出在毛不但要吹，还要求有实际行动、实际成果。
高产需要肥料。毛当时并不想将国库的钱用来建化肥厂帮助提高农业产量，他只想靠土法子创造奇迹。于是，有人提出提高肥效的“科学办法”：将人的粪便放在大锅里煮，使之“高温发酵”，可提高肥效数倍，农业高产便有了保障。又有人支高招：将芝麻油、胡蔴油往玉米地里浇，给庄稼注射葡萄糖液能够高产。徐水县有个生产队想放一颗亩产120万斤山药的特大卫星，干部下令打死了七十多条狗煮成狗肉汤浇到地里。但由于下种过多，出秧过于茂密，结果不得不将秧苗全部拔掉，七十多条狗连一斤种子都没能换回来。河北正定县上水村则用狗肉汤加鸡汤给红薯加营养，其结果也跟山药一样，只长出一遍荗密的茹苗，血本无归。
还有人声称能使没有生育能力的骡子繁殖后代。有人发明给猪注射10毫升牛奶，据说能使猪每天长2斤；可当地没有奶牛，建议以人奶代替之。还有人将农药喷雾器加以改造，变成了“超声波发生器”， 据说用它浸泡过的白水，喂猪能快长瞟，人喝能治百病，用来浸泡种子，则能产出神奇的高产新品种，等等，等等。
以上这些都有点“小儿科”，还是毛头脑发达，使出一狠招：深耕。
其实，这深耕发明权并不属于毛泽东，而是河南长葛县委书记的首创。这个县委书记说他们将全县一百多万亩土地全部深翻一尺五寸，先将表面熟土放置一旁，将下面的生土用锄头打碎，拌上肥料，填回去，再将熟土盖上，于是产量翻了一番。因为有毛撐腰，这位书记居然敢到中南海的会上吹牛。有人帮算了算账，长葛县要完成这一任务，全县劳力其他任何事都不干，日夜不停得干750天。然而，毛对这一“创举”十分赞赏，夸奖说“这是一大发明”。毛还将这一“发明”上升为“理论”：他根据“浅水养不出大鱼”的成语，推出“深耕”才能高产的“科学原理”。于是当即指示要求全国各地照长葛县把耕地深翻一尺五寸。
有人算了笔账，如按毛的指示办，将全国的土地按一尺五寸翻一遍，那土方就相当于挖百米宽、十米深、150公里长的大运河三百条。光这一条，毛就比隋炀帝伟大三百倍！而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听了毛的指示，全国两千多个县的县委书记纷纷自动加码，表示要深翻到二尺、三尺。这时又有科学家提出，农作物的根须可以长到三尺长，所以深翻至三尺是完全必要的！毛听了此论更加信心百倍，对时任农业机械部部长的陈正人说：“深耕要逐步做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以后单位产量（亩产）搞到八千斤，每人二分地就够了。”不久，不知又根据什么新发现，毛又将深翻要求提高到七尺。最后以某地提出深翻一丈二尺“夺冠”。
受苦的当然是农民。农民要炼钢铁，要修水利，还要深翻土地，他们没有三头六臂，在干部是皮鞭棍棒下只好昼夜“不下火线”。 但这种劳动能出多少成果？只有天知道了。一心想要立功的各级干部们是不管这些的，他们要的是毛皇的欢心，上级的表扬；当然最主要的是能升官。他们知道，只要自已领导下的劳动场景上了报纸，被上级甚至被毛看到，他们就会青云直上，一生的命运就将改变。所以当时任何劳动都要搞得热火朝天，特别是在夜晚，挑灯夜战，表现出灯火辉煌的气势，灯笼、火把、电灯、煤油灯、一齐上阵，而且要通宵不灭。反正去苦干、夜战的是农民，干部最多在工地上喊喊口号就行了。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吸引记者采访、上报纸。
为了“深翻”“放卫星”，不知因此累死、打死了多少“公社战士”。
接下来是修水利。水是农业的命脉，大跃进伊始，各地都把大修水利当作重要事项来抓，纷纷上马宏伟的水利工程。其中最宏伟、最有创意的设想是将天山、祁连山的千年积雪融化成水，据说可解决整个大西北的干旱问题，西北可以“赛江南”，变成鱼米之乡。
这是多么诱人的美好前景！可怎么去融化积雪呢？科学家给出简单解答：从物理角度说，黑色物质能最大量吸纳太阳光热（所以夏天不要穿黑衣服），因此，可发动群众到雪山上去撒煤渣。但光撒煤渣力度不够，于是派飞机轰炸。遗憾的是这两大举措都丝毫不起作用，雪山冰川依然屹立如故，只是白白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算是“交学费”了。
毛认为主要还得靠使用祖先的老办法：挖渠修水利。毛对修水利情有独钟，不过他在修水利方面也要前无古人：放卫星。早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就提出“大修水利”，并表扬谎报水利成绩的河南书记吴芝圃。吴的劲头更大了，按他的规划，河南水利建设完成的土石方量，如铺成一米厚、24米宽的大道，可以从地球铺到月亮，或者相当于开挖48条巴拿马运河，110条苏伊士运河，这种气魄正合伟大领袖的口味。
说干就干。吴大人采用当时普遍实行的、得到毛首肯的“三边施工法”，即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后来加上“边修改”称为“四边法”。
用四边法加上疲劳战术修筑起来的水库质量可想而知。先是，河南在兴修铁佛寺和白果冲两个水库的过程中，为了早出效益，在沒有建成导流工程的情况下，将大垻合龙，结果，1960年5月17日夜突降暴雨，大垻被冲垮，近2000人被淹死。更大的报应延至1975年，发生了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垮垻死人事件。在几个小时之内，舞阳县的板桥和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以及数十座中型水库，在一场暴雨中同时垮塌，几亿立方米的蓄水以排山倒海之势顷刻淹没了中州大地。扳桥水库之下的汝河沿岸14个公社、133个大队被冲刷得刮地三尺，洪水过后，原来的黑色熟土荡然无存，代之以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鲜黄土地。遂平县文城公社，全社3万六千人口，大水过后只剩下一万八千人。全省有29个县市、1100万人受灾。1700万亩农田被淹，其中1200万亩遭到毁灭性破坏。有一辆列车在行进中突遇洪峰，列车被整个掀翻，车上乘客和司乘人员全部遇难。这些灾难事后都被严格封锁消息，毛死后多年才被逐步揭露。官方内部文件承认，河南水灾死亡人数为86500多人，知情者说实际死亡约24万人。后来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等人在所作的关于长江三峡工程的考察报告中提到此一事件，说是“死亡二十三万人左右”。
还有商县，在一无图纸，二无专家的情况下，完全由干部瞎指挥，修建了一座中型水库，结果刚修到一半，500米长的土石垻垮塌，已经蓄有4平方公里的库水夺垻而出，加之事发在夜晚，几千名民工和19名在工地劳改的右派瞬间葬身水底。事后干部们严密封锁消息，致使此次事件几十年无人知晓。只因一名右派（林业工程师）死里逃生，30年后他道出这一不寻常的经历，被人写成文章发表，此事才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四边”工程的另一个范本是甘肃的“引洮上山”工程。工程目标是修一条长达1400公里，翻越800多座大山的大水渠，把洮河的水引上黄土高原，当局说可以浇灌一千七百多万亩土地。为此当局调集了十多万民工自带口粮和工具，先是在高山大壑中挖隧道，修暗渠。挖了几个月，设计者发现隧道行不通，改为修明渠。又干了几个月，发现明渠也不成，又改为修暗渠。如此反反复复，做做停停，一直干了两年，数以千计的民工在工程中累死饿死病死。结果1960年一场暴雨，工程全部垮塌。后来官方承认：一亩地也没有浇上, 只好“血淋淋地”下马。
北戴河会议以后，毛认定农业已经“过关”， 此时他的主攻方向已转移到炼钢铁和发展其他工业方面，他同样充满信心地宣称：“过去不少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的很，这里面有很大的迷信。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呢！”这大概也是为他的“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作注释。毛的这一论断，不但为广大工农兵所热烈拥护，也在中共高层得到响应，刘少奇就是其中一个。刘还有发挥，他对《北京日报》社长、总编说：“王鹤寿当冶金部长，他也不是专家，但搞两年他会了。要是一个炼钢专家当冶金部长就不行。经济学家马寅初当财政部长，一定当不了，他当大家都没有饭吃。”
在大炼钢铁的同时，毛乘胜追击，又决定大办工业。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大区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省、地、县要建立各自特色的工业体系。各地闻风而动。立即掀起了大办工业的热潮。
不过，办工厂要有一定条件，如原材料、设备、技朮。很多地方缺乏必要的条件，但照样要办，当时叫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毛则说：要“依靠群众、土法上马。”毛的家乡湘潭县一马当先，率先垂范。湘潭县要办水泥厂，没有相关设备，只有几座土炉子，领导们决定土法上马。还动员留守在家、不能上一线的婆婆娃娃们上阵，用双手搓黄泥、石灰团，供工厂烧制水泥。湘潭的街头竖起巨幅宣传画，附上豪言壮语：“一个婆婆，十个团团，十个婆婆，百个团团。婆婆成堆，水泥成河。淹死美国佬，婆婆笑呵呵。”
据《新华日报》1958年7月7日报道，江苏丹阳县两天办了4000多个工厂，全县计划要办两万五千个厂。过了一个星期，又报道说镇江地区办了10万个工厂。
甘肃省后来居上，说已经办了22万个工厂。河南这个模范省当然更“跃进”了，说是办了“130万个中小型工厂。”
他们是怎么办的呢？办的什么厂、拥有怎样神奇的魔法呢？且看一个亲历的基层干部所言。
一个叫王泓的国家计委干部，大跃进时候下放去河南叶县的旧县公社担任书记。他下去时，大跃进高潮已过，所以看到的已经是残存的废墟。这个公社在大跃进时原拟（县里下达的任务）建三个大工厂，搞三大建筑（大礼堂、百货大楼、高档招待所）。后来三个工厂只建了两座，化肥厂没有建成。可已建的两座工厂听起来都让人吃惊：一座是飞机制造厂。怎么造飞机呢？就是先将全县的铁匠集中到这里，铁匠们变成了飞机制造师；没有钢铁，便将农民的农具、铁器全都收集起来做制作飞机的原材料。据说“造”出了一架“飞机”，可惜没有发动机，飞不起来。后来只好作罢。另一家工厂的产品更神奇，它是专造给牛刷牙的耕牛牙刷厂。当局说是到共产主义了，牛也要讲卫生，要每天给牛刷牙。但王泓到时这个厂子早解散了，因为大面积饿死人了，谁还有力气给牛刷牙呢。
公社那“三大建筑”也没有完成，只建了一个大礼堂，砍光了全社的树木，拆了400多座民房，才勉强建成，但没有用过一次。因为接着就是大饥荒了，后面两座大建筑也就没有了下文。看来所谓全民大办工业便是如此这般了。
在叙及大跃进的“奇闻逸事”时，还不能不提及一下“除四害”的故事。
“除四害” 运动是毛亲自发动的，所谓“四害”是指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早在1955年毛制定《农业发展十七条》时就提出要除这四害。1956年制定的12年农业发展纲要又重申了此事。并在当年就掀起了一次消灭麻雀的运动，当时就有“富平县九万青年两天消灭七万多只麻雀”，“陕西号召500万青少年开展消灭麻雀运动月”，“北京最近一周基本消灭麻雀”等等报道。但是，因为后来有更加重要的运动，消灭麻雀运动没有坚持到底，麻雀们幸存了下来。
这次重提消灭麻雀，当时一些有责任感、正义感的科学家却冒着风险提出不同意见，这是很少有的情况，应该载入史册。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朱洗，朱洗在有关会议上发言，引用历史经验反证此举的不可取。他说：昔者普鲁士国王腓特烈特别讨厌麻雀，曾在1744年下令奖赏消灭麻雀，一时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了大规模虫害，腓特烈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国外运来麻雀繁殖。这一历史经验可资借鉴。
可毛泽东充耳不闻，更不借鉴。毛为什么要消灭麻雀？主要是麻雀偷吃粮食，他认为是农业天敌。他总想做些史无前例的事，以显示出自己前无古人。所以这些科学家的意见被束之高阁，麻雀仍然难逃厄运。1958年大跃进中，毛决定开展大规模的全民灭雀运动，让麻雀在中国绝迹。各地纷纷响应。其基本办法是全民动员，占据所有“制高点”，不停敲击锣鼓和各种器皿，辅之以彩旗飘扬、万众呐喊，加以火烧煙薰，使麻雀无落脚之地，无存活之粮，活活累死饿死。据说从当年3月到11月，8个月共消灭麻雀19.6亿只！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热烈祝贺灭雀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
可是，1959年春，自然界的报复就来了。上海等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严重虫害，有的人行道上的树叶几乎被害虫吃光！于是，科学家再度要求为麻雀“平反”。有个科学家说了一句非常天真可爱的话，他说：“为麻雀翻案，比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注：毛喜爱大奸雄曹操，其时毛的御用文人如郭沫若等便忙着著文为曹操翻案）
毛对这些自然科学家本来是不屑一顾的，但此时不得不稍示寛容。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极不情愿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后来，中科院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对麻雀问题专门写了一个给毛的报告。1960年春，这时全国已进入饥饿死人的高潮，麻雀也死得差不多了，毛大概也不复初期的雄心壮志，才勉强同意以臭虫代替麻雀。但仍强调打麻雀是正确的！
要补充的是，后来到了文革，那些为麻雀“鸣冤叫屈”、与伟大领袖唱反调的科学都没有好下场，还在世的，免不了被斗得九死一生，那个为头的朱洗，虽然已在1962年就去世了，居然还被砸碑掘坟、暴骨鞭尸！
在取得农业、工业和科技大跃进后，毛不觉地躇踌满志、顾盼生豪。他又不失时机地掀起了教育大跃进高潮。所谓教育大跃进，就是全民办学，而且重点是办大学。这也是毛早有的一桩心愿，要用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来取代现有的教育制度，消除知识分子对学校的把持和对知识的垄断。
为什么要号召全民办学，特别要全民办大学？这绝不是毛希望中国人都成为有文化的现代文明人，如果哪样，相对于毛的愚民政策、极权统治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所以后来毛在文革中发出指示，明确指出只办理工科大学。也就是说，文科大学、大学的文科应予废除。其实，从实际考察，毛大搞所谓全民办学的真正目的大致有三：一是为了普及毛主义、毛思想，也就是后来说的，要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因为全国尽是文盲也不利于他的思想、政策的宣传普及；二是便于一些技术知识的普及，如学会使用各种机械、培养一些技术工人，以及一些为其政权所须的科技人员；三是为了贬低、羞辱现有的“资产阶级教授”及一切真正的知识分子，毛曾不断地说过知识分子最蠢，最无知识，教授们的知识当以狗屁视之等等。现在他就是通过全民普及“大学”，来证明人人都是大学生，人人可以当“教授”，证明工人、农民、士兵比“资产阶级教授”聪明千百倍，使教授们们斯文扫地，一文不值。
从毛的这种目的动机便可以预知他的教育大普及是什么货色了，也注定了这场运动肯定又是以滑稽丑剧收场。
教育大普及主要在农村进行（在城市，则主要是叫现有学校去办工厂、农场，并对现有师生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改造）。当时农民中有百分之八、九十是文盲或半文盲，人民公社的章程中规定，工农商学兵都属公社管理范围，现在公社工厂、商店、民兵都有了，就差“学”，主要是大学还没有，要管就得先要办起来。
毛泽东总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大的，所以教育大普及一起步就从普及“大学” 开始。人们也许觉得不可思议，“大学”怎么能说普及就普及呢？但用毛思想武装起来的干部群众，自有办法，他们打破“洋框框”，一夜之间就在中国农村办起了数以万计的“大学”。这里我们只简要介绍一所“大学”，据说它是当时新办大学的成功典范，可以一斑窥全豹。
这所大学就是大跃进中屡屡率先垂范、并发誓要一步登天进入共产主义的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办的“红专综合大学”。
遂平县在全国办学的热潮中又取得领先地位，全县共办起了各种“大学”、“专科学校”570多所，嵖岈山卫星公社办的红专综合大学是其中办得最好的一所，曾在报纸上做过介绍宣传，全国很多地方慕名前去参观学习。
一下子办了这么多大学，首先，大学的教室、校舍、场地从哪里来呢？原来都是当地原有的中学、小学改换招牌而来，所以一夜之间一个县冒出570所大学也就不奇怪了。
再说师生。大家都知道，大学之所以受到人们敬仰，就是因为那里聚集着一大批学贯中西、愽通今古的教师。遂平县从哪里去找这么多大学教授呢？它自有办法，它的教师来自两方面，一是原来学校的老师，不管是中学老师还是小学老师，现在都“升格” 为大学老师。他们主要教“书本课”；另一部分是聘请的“土专家”，即农民中在某方面的“能人”，如会种田的老农便是农业系“教授”，会开拖拉机或维修自行车的便是工业系“教授”；赤脚医生当然是卫生系“教授”了，如此等等。但这些土专家有的不识字，怎么上课？原来他们只是做实习示范，不须讲课本，更不要什么理论。据说，这种“土洋结合”教学法，比正规大学效果好多了。
至于学生，也分两类。一类是原来的学生，不管中学生、小学生，只要愿意留下就自动升级为“大学生”；另一类是半脱产或不脱产的青年农民，他们只在有自己的课程时才去上课，其余时间仍在公社出工、挣工分。
卫星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共设十个系，它们是：1、政治系；2、工业系；3、农业系；4、财会系；5、文艺系；6、卫生系；7、科学技术研究系；8、林业系；9、文化系；10、政法系。共有学生529人。
这个综合大学之所以能上报纸、闻名遐迩，主要是它取得了卓越的教学成果，如工业系的学员都学会了开拖拉机、锅驼机；农业系则放了不少大卫星；政治系主要学习阶级斗争理论和实务，拔了不少“白旗”、“割了不少资本主义尾巴”；政法系斗了不少阶级敌人；文艺系的编了不少歌颂大跃进的快板、相声；成绩最显著的当属科学技术研究系，这个系的师生打破了洋框框，进行许多创新性实验，如把槐花嫁接在稻子上，据说便出了“稻树”，红薯嫁接在南瓜上，红薯便长得如南瓜般大，还有蓖麻与芝麻嫁接等等，都取得了神奇的效果，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
570所高校大部分是各种专业院校，如，每个区的邮电所便叫“邮电学院”，粮管所便叫“粮食学院”，兽医站便叫“兽医学院”，银行营业所叫“金融学院”等等。总之，每个单位都挂上一块“学院”牌子就是了。只是学院的师生仍然是单位的那些职工，无形中大家都成了大学教师、大学生，何乐而不为？而且向上级汇报，一下子办了那么多大学，上级也高兴。汇报到了毛那里，他看到中国一下子冒出几万、十几万所大学，大学都普及了，资产阶级大学教授也就更不值钱了。他的目的达到了，自然高兴极了。
后来毛又在工人和城市中普及大学。上海第一机床厂捷足先登，办了个工人大学，毛为此作了个“七·二一”批示。于是立即在全国兴起了办“七·二一”大学的高潮，简单说就是每个工厂、每个部门、每个单位都办自已“大学”， 挂上一块“xX大学” 的牌子，吸收的学生都是本单位的青年工人、学徒，不问原有学历、不用考试，不交学费，保证毕业。何乐不为？
毛又想起文学也该大跃进，让普通工农兵都当文学家，借以把那些资产阶级文艺家比下去。所以文学大跃进的主角是工农兵，而不是臭文人、臭知识分子。早在成都会议上，在准备发动大跃进之初，毛就指示“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可找人代写。”毛的这一想法决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即兴所为，而是有着多重深远考虑，第一，他想起两年前，即1955年末他亲自编的那本《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对当时加速实现合作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搞大跃进，更需要鼓劲，全民写诗讴歌大跃进，就是动员全国人民起来参加大跃进，这种群众性自我教育运动的效果是其他方式所不能达致的；第二，毛素来看不起那些文人、诗人，毛相信工农兵会比那些作家、诗人写得更好，可以借此教训一下这些家伙，让这些臭知识分子见识见识群众的能耐，让他们相形见绌，自惭形秽。第三，毛此举更有一层深意，与他编《中囯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样，他想借此把《诗经》、把孔老二比下去，把他的大跃进丰功伟绩以民歌形式记录下来，流芳千古。这不比任何官方自吹自擂的文章强千百倍吗？所以，毛以中共中央名义号召开展“全民写诗” 运动。中共高层有的人不理解毛的深意，如张闻天后来在庐山会议发言时就说，老百姓对人人写诗“不胜其烦”。还有一些人觉得此举无聊。可见这些人的水平就是不行，比胸怀古今、志存高远的毛差得太远了。
又应了那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老话，全民写诗运动真的是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上至如郭沫若那样的“文化班头”，下至文盲老妪，都把写诗当做自己的一项光荣任务来完成，甚至连在劳动改造中的右派分子，也分到了写诗的任务，如当时尚在北大荒劳改的文人聂绀弩，因为一夜写了32首诗（－首诗分为32节）而受到表彰。
诗的题材就是大跃进，受大跃进大放各种“卫星”的影响，这场全民写诗运动也叫做全民大放“诗歌卫星”。从内容上看，这是一场豪言壮语、幻境梦想、吹牛拍马大比拼，百分之百的文字垃圾。据说，不少县一个晚上产生了“万首诗”，出了几千位“诗人”。其中佼佼者如：
“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五岭三山开道：我来了！”
“稻谷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来揩汗，凑着太阳吸袋烟。”
“一头肥猪大又长，尾巴甩过太平洋”
“一根豆角长上天，社员爬上打秋千”等等、等等。
各级作家协会和正规大学当然也不甘落后，加入了这场吹牛兼说谎大合唱中去（虽然毛对这些人不屑一顾，但他们要自我表现）。作为文化班头的郭沫若更是当仁不让，写下了许多豪迈佳作作为带头示范，前面已有叙述。
不过如郭班头那样成绩斐然者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看起来成绩不太理想。比如云南大学办了一次万人赛诗会，一连数天满校园、满街道都挂满了参赛者们的诗画。云南大学校长、文学家李广田先生看了三天后，在教室里对学生们很无奈的说：“同学们，我仔细琢磨了三天三宵，这里面确实没有一首可以称为‘诗’的东西。”
著名戏剧家、诗人，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田汉的新作则可以作为李广田说的那种“诗”的代表，田汉写道：
“一九五八年，祖国不寂寞。人民干劲大，一个赛一个。”
田诗人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怪不得毛泽东说：“读书越多越蠢。”后来在文革中，就让红卫兵把这位过气的国歌歌词作者、已经江郎才尽、再无任何利用价值的田诗人从肉体上消灭了，真正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全民写诗运动按照毛的部署，最后由郭沫若和周扬的名义选编了两本叫《红旗歌谣》的“诗集”作结。这大概就是毛用它来与《诗经》媲美，流芳百世的硕果吧。可惜的是，随着大跃进变成一场空前的大灾难，这“诗集”后来也销声匿迹，大概躲到垃圾箱去了。
附： 政法工作大跃进，暴乱、金银滩……
说了那么多大跃进，最后，还应补述一下一个特殊行业的“大跃进”，那就是作为毛的专政工具的公安部门或者整个政法系统的“大跃进”。鉴于它的成就特别辉惶，内容特别丰富，我们特用附件形式为其多留下点篇幅。
一、对人民的专政升级：所谓政法工作大跃进
在叙述政法工作大跃进之前，有必要先说说毛泽东的法律观，因为从根本上看，政法工作大跃进乃至所有中共统治下无法无天的暴行都是毛的法律思想的体现，大跃进时期，则是毛的法律思想得到充分表现的时期。必须从这个根子入手。
现在大家都知道毛那句“名言”：“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这是毛的法律思想最集中、最简明的体现。法律中以宪法最“大”、 最为根本，毛对宪法的看法和评价可说是他法律思想的核心和精华，这方面表述得最清晰、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是在1954年他主持制订的毛共国家第一部宪法完成之后他关于宪的讲话。照理，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宪法起草的主持者，此时说的应该是如何执行宪法，将纸上的东西变成全国人民的行动准则，治国安邦的指针。可谁能想到，他说的是与此完全相反的东西，是对自己制定的宪法的彻底否定、破坏：
“世上本无事，洋人自扰之。沒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沒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強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得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是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儍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对毛的这通话，应该写一篇专文来剖析、批判。这里，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篇极好的反面教材，它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了毛主义的反人民、反文明、反历史潮流的本质，看到了一个有文化的流氓地痞登上“国君” 宝座之后的狰狞可怕！也看清了毛领导下的“共和国”政权的本质。在以毛为首的一批“无法无天”的暴徒的统治下，中国人民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很清楚，毛本来是极不愿意搞这个宪法的。可是，为了妆点门面，更是为了欺骗世人，包括外国人，一贯钟情无法无天的毛，却在1954年春跑去杭州亲自主持宪法的制订工作。为了表示庒重，参与制订的除了一帮御用文人之外，还延请一些法律专家、语言学专家参与，以示郑重其事。可事情完成之后，毛却发表了上面那－通令人瞠目结舌的讲话。不过，这是个党内讲话，是“真话”，是不能让外人知道的。他还有另一面，公开的一面。同样是这个毛，在上述讲话之后的1954年6月14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三十次会议上，却摆出一付一本正经的姿态当着全体政府领导成员宣告：
“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总章程，是根本大法。”接着提高了声音：“（宪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更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坐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委员们对毛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样，我们就要给这位流氓暴君再加上一个：两面巨骗、无耻之尤的头衔了。
果然，《宪法》通过不久，毛就通过发动农业合作化、反胡风、粛反、反右派等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把全国弄得鬼哭人嚎，在残暴的“专政” 下，宪法规定的人民享有的一切权利，包括“自由”、“民主”等等都不见了踪影。《宪法》被毛亲手丟到茅厕里去了。
然而，这还是开始，对宪法更加肆无忌惮的、彻底的破坏、则是在其后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这里只说说大跃进中的情况。在大跃进运动中，毛破坏宪法和法律的的具体形式和表现简单说就叫做“政法工作大跃进”。它是大跃进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保证大跃进得以进行的主要工具和手段。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毛都是靠了他的专政工具无往而不胜，在大跃进中，毛当然忘不了利用这个工具。他知道，没有这个工具，他将寸步难行。
1958年1月1日，由毛亲自审定的《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发表了，社论明确提出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大丰收”。正式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螺。
由毛直接领导的、在每个运动中总是先行一步、为运动“保驾护航”的公安部门闻风而动。公安部在1月22日召开的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汇报会上，制定出了作为当年公安工作“大跃进”指针的《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要点”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的‘四无’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实现无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要点”并未提出具体的办法，只是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坚决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坚决依法管制起来；协助有关部门清查企业内部的坏分子，把其中大部分人坚决清除出去；对于已经摘掉帽子又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律戴回帽子”。看来，达到无犯罪社会的法宝，就是先让执法机关有肆无忌惮镇压人民的权利，具体说，就是先把一切当局认为有可犯罪的“嫌疑人” 通通关进监狱！
于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全民大抓捕、大恐怖，伴随着大跃进的号角，首先降临神州大地。
公安部的《要点》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后下发各地执行。
下面各级干部都知道这个文件的重要性，立即闻风而动。按照惯例，为了争表忠心和干劲，各级在贯彻中央的指示、特别是毛亲批的指示时，总是要层层加码。于是，各种各样的公安“十无”、“几十无”、“一百无”的指标纷纷出笼，有的地方干脆提出要把本地区建成“玻璃板”、“水晶石”，不仅要消灭犯罪，连夫妻吵架、婆媳拌嘴这样的事都要绝迹。当然，实现这些目标，仍然是依靠强化专政，把一切可能的“违法犯罪分子”通通抓起来。
不太为外人知的是，落实公安大跃进的第一要务，是制定、确立各地的捕人、杀人的计划指标。它釆取上下结合的方法制定。即先由各省、市、自治区自定上报，再由公安部审定后下达。这个指标要充分反映各地公安工作“大跃进” 的要求，如安徽省上一年（1957）年共逮捕8000多人，1958年审定的指标达到4·5万人，后来实际完成（逮捕）10.1万人，超额计划一倍多！青海省是个当时人口只有240多万的小省，从1949年至1957年8年间总共逮捕19077人，而1958年一年实际逮捕达40602人，相了当于前8年总和的2·13倍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骄人的成绩，是源于在公安工作（或者称政法工作，在毛时代，公安部门是政法系统之首，公安工作也就是政法工作）在“大跃进”中采取了很多新举措，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首先是废弃了法律制衡体制以及烦琐的法律程序，将公安、检察、法院三家合为一家，或者虽然保留三家的形式，但实际上由公安一家统一领导，工作上采取“一长代三长”、 “一员顶三员”、“ 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的方式。进行这种改革完全是执行毛的旨意，毛从来就讨厌所谓法制，更不想搞什么公、捡、法三家分工制衡。毛和其他中共领导人都一再强调公检法三家都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实质上就是－家。作为专政工具，要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不容许有任何摆脱党委的行为和意图。
但是，就在此前几年，为了适应世界潮流，对外妆点门面，与制订《宪法》一样，也按照国际惯例将公、检、法分设，在办案程序上让三家分工相互制约。这虽然改变不了共产党统一领导和一党专政的实质，但多少对“依法办案”起到了一点约束作用。不过，据说也延长了办案时间，降低了对阶级敌人的打击“效率”，已经引起党内－部分人不满，其中最为不满者就是毛泽东本人。
大跃进了，毛对所谓“依法办案”和公检法三家分立的体制再也不能容忍了。在反右派之后、大跃进前夕的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毛树立了一个反面典型：把司法部全体党组成员打成“反党集团”，一锅端了。其罪名就是有“司法独立”的企图，宣扬“资产阶级法律观点”。如此一来，毛的政法工作方向、意图谁都清楚了，知道这是毛为大跃进扫除法律障碍。谁还敢坚持三家分立、“依法办案”？
到了大跃进如火如荼的1958年8月21日，毛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对政法工作作出进一步的明确指示：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套都不要了，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我们的每一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了！”
为贯彻毛的这个指示精神，中央带头，废弃原来公、检、法三家分工、制衡的体制，将三家重新合为一家，只保留高检、高法的名义，实际上取消了检察院、法院的职能，把它们统一于公安部的领导之下。在各地，有的把公、检、法合成为一个“安全部”或“治安部”，有的虽然名义上保留“三家”，但只是保留三个公章而已，在实际工作中实行由公安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实行“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 的工作方式方法。
办案当然也简化了。有人发明了“四就一马”办案法，四就即：对犯罪嫌疑人就地逮捕、就地预审，就地起诉，就地判刑；一马即马上送劳改农场。政法干部下乡，随身携带盖好了公章的空白逮捕证，到了下面看着谁不顺眼，便填上姓名，立即逮捕，非常方便。不过这样做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就是，很多犯人因是现场临时捕获，立即判刑送劳改农场，其中部分人根本未经审判就送去了劳改农场，没有档案，甚至没有姓名；有的虽然判了刑，但犯人从未出过庭，没有见过法官的面，也不知自己的罪名。于是，劳改农场出现了大量“黑人劳改犯”。青海省光海门农场就有800多名黑人黑户劳改犯（后来青海全省清理遣返未死的黑人劳改犯就有三千多）。
政法和公安工作大跃进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党委直接指挥办案，甚至越俎代庖。理由很简单，既然公检法要绝对服从党委的领导，党委的权力自然在这三家之上，当然也就可以超越这三家直接办案了。过去曾强调法律的专业性、复杂性，现在伟大领袖明确不要那些民法、刑法了，党委办案的障碍也就扫除了。例如，山东济南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魏××，在得到一个举报说其所属的肥城县有一个“特务组织”时，立即命令抓人，但公安局去调查却发现这完全是一起子虚乌有的假案。魏××不管这些，仍然命令先将“被举报者抓起来”再说。经过严刑拷打，受害人熬不过只好胡乱招供出40多名“成员”，于是一一逮捕归案。后来此案历经波折，最终证明完全是一宗假案、冤案。但是被捕的40多人已经被折磨得死去了大半。
除了党委办案，还推行群众办案。这也是毛的指示。毛说过要取消办案工作的“神秘性”，要“依靠群众办案”。于是，有的公安人员便将一些疑难案件交给“革命群众”去“投票表决”，以决定谁是罪犯。有的通过暗示、诱导群众“选举”自己想要捕的人，或者干脆将“四类分子”地富反坏作为替死鬼抓捕。依靠群众办案的另一做法是将“办案权”下放到乡、村、生产队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如此一来，很多乡、村和生产队就建立了自己的“专政队”、“集训队”，办起了自己的“劳改农场”、“教养农场”， 将自已逮捕的“罪犯” 直接送进自设的劳改队服刑（但没有刑期），简单方便。一些机关团体也可以自已抓捕、审讯、关押“犯人”。全国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监狱。
根据毛的指示，公安、政法工作大跃进的主要目的是为“大跃进保驾护航”，重点打击破坏大跃进的犯罪分子。所以抓捕的除少部分“反革命”外，大多数是因为饥饿偷窃、“私分”生产队粮食和作物（即“偷青”，偷吃尚未收割的农作物）、以及所谓抗拒交纳征购粮的农民和无证外出乞讨的“盲流”。青海互助县丹麻公社丹麻大队红山生产队队长戚元法，眼见全队117人饿死了57人，他感到如不采取措施，全队人可能死光。一天晚上，他带领尚能行动的7个社员，偷了大队几百斤青稞，没有磨成粉，连夜煮熟分送到各社员家。结果天未亮被大队发现，报告公安局前来抓人。戚元法被抓时，全队所有尚能动弹的社员都为他送行，社员们哀求公安干部说：我们队100多人只剩下50来人了，要不是戚队长给我们分点粮食，恐怕都饿死了。我们请求你们不要虐待他，不能把他整死，我们还等他回来救我们呢。结果是，戚被抓到公安局后，以“坏分子”罪名送集训队，一个月后，戚死在集训队。这个红山生产队最后死了99人，只有18人幸存下来。
从公安机关本身来说，公安大跃进就是意味其权力空前澎胀，可以无法无天，肆意捕人、关人、杀人，草菅人命。大跃进开始后，青海省领导人秉承“公安工作大跃进” 的精神，发出“将反革命捕光、枪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 号召。各级公安部门立即行动。湟中县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安有芳借此在全县开展捕人比赛，哪个派出所捕的人多，就奖励，插红旗；哪个派出所捕人少，就被插白旗，挨批评，领导人受处分。1960年7月23日，安有芳到新庄公社检查工作，决定抓一批人，派出所长给他念“犯罪嫌疑人”的材料时，他睡着了。大家不敢叫醒他，只好继续念材料。等他醒了，材料早念完了。所长问：以上的人怎样处理？他迷迷糊糊，连声说：“捕、捕、捕”，就这样，当晚抓捕37人。
（以上取材于《炎黄春秋》2010年第一期尹曙生：《公安工作大跃进》）
公安工作大跃进的另一个副产品是“三员”即劳改犯人、劳改就业人员、劳动教养人员的大量死亡。在那个大量“革命群众”被饿死、打死都无人过问，人命如蚁的年代，属于专政对象的“三员” 其命运之悲惨就可想而知了。仍然是上述文章作者披露，在1958年及之后两年的被捕人员中，约有三分之一尚未判刑、也未送劳改农场，而是死在关押待审的看守所，原因是刑讯逼供和饥饿。安徽省从1958到1960年三年，上述“三员”死亡了5万多人，占这些人总数的31%；青海眚占30%。
公安和政法工作“大跃进”，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了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真面目，之前，毛宣称“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只对敌人才实行专政”，不少人信以为真。到了所谓公安和政法工作大跃进，则明确宣布一切反对、破坏、妨碍大跃进的都是“敌人”，必须坚决实行“专政”、镇压。事实上，大跃进中抓捕、屠杀、饿死、打死的绝大部分都是所谓“贫下中农”，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因为地富反坏分子不敢犯法，且多数在早期已经饿死了。
公安工作大跃进，也许从侧面回答了后来人对大跃进的一个疑问：一场如此荒唐、残忍，死人如此之多、而且持续数年的运动，为什么几亿中国人都那么老老实实听从毛政权的愚弄、指挥、屠杀，并为其出力、卖命？——原因就是因为有“公安工作大跃进” 在那里“保驾护航”，就是因为毛和他的政府握有这个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二、不屈的抗争：暴政下的拼死反抗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没有反抗，相反，局部的零星的反抗几乎没有停顿，而且其中不乏有过一幕幕无比惨烈、悲壮的大行动，但是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最终都被毛政权残忍地镇压下去了。而且这一切后来都被当局作为绝密资料严密封锁起来，以致绝大多数国人对此浑然不知、不觉。下面，说说这方面被揭露的点滴真相。
楊继绳先生的《墓碑》（香港天地公司出版），详尽地揭露了了1958——1962年大陆中国大跃进、大饥荒的真相，其中一章专述大跃进期间毛共对社会控制与发生的骚乱，作者深入到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街老馆里，调阅、抄录了几十本1990 年代全国各地、市、县编撰的地方志，从中撷取了部分原始材料。翔实可靠。现摘彔其中“骚乱与暴动” 一节，与读者共鉴（引者注：以下为该书之原文，前面部分是该书作者的叙述，有关暴乱的记载则系官方挡案的原文，所以都是官方的口吻）：
骚乱和暴动较多地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原汉族地区相对少一些。这是因为，政府对中原汉族地区的控制比少数地区更为严密，民间没有武器，没有非政府组织；有些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并有枪支武器，有些地方头人还能够起一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20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对这些骚乱和暴动，政府讳莫如深，报纸上通常不作报道，现将散见在地方志里的一些资料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介绍了“丽江小凉山暴乱”、“富宁县瑶族骚乱”、“维西县伏击事件”、“归化寺武装冲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宣威事件”等暴乱。其中“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和“宣威事件”规模最大。这里不再复述。（以下是抄录的挡案记载原文——引者）
1958 年4 月18 日，以“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韩乙奴为首的200 余名匪徒，胁迫群众4000多人，率先在青海省循化县发起武装叛乱，随之牧业区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反革命武装叛乱。这场叛乱历经五年才得以平息。“从1958 年4 月到1962 年3 月，为期5 年共进行大小战斗3639次（其中部队作战2811 次，地方干部和民兵作战828 次），毙敌1.6 万人，伤敌4876 人，俘获4.68 万人次，招降5.88 万人次。缴获无座力炮4 门、高射机枪4 挺和其它大量武器。”
1958 年3 月18 日晚，甘肃省卓尼县录竹全区发生武装叛，上迭区（今迭部县）扎尕那、北山地区也相继发生叛乱。
1958 年7 月，云南省在鹤庆、永胜、宾川三县结合部的四角山发生土匪骚乱。
1958 年8 月15 日，甘肃省广河、东乡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在马国忠等人的策划下，广河、东乡等县相继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呼喊反动口号、捣毁政府、杀害干部、抢劫银行、破坏公路及通信线路等。8 月下旬，兰州部队在民兵的协助下，及时平叛，9 月中旬叛乱平息。在平叛中，有扩大化问题。”
1958 年10 月26 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 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 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 人，打伤致残36 人（致死7 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 年四川省荣昌县破获“归根堂”、“乾元堂”、“万全党”等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活动。
1958 年云南牟定县有人对大跃进不满，打死公安人员，攻打区公所。
1958 年广东阳山县发生暴乱。
1958 年广东连南和连山两县的瑶族地区发生暴乱。
1958 年12 月27 日，云南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发生暴乱。
1958 年和1959 年广东翁源县两度发生暴乱。
1958 年广西百色县发生暴乱。
1959 年安徽岳西县发生暴乱。
1959 年4 月16，云南省建水县岔科公社白云村发生暴乱。生产队长李万成被杀，夺走民兵枪支14 支。4 月26 日平息。
1959 年青海省海西州发生部落叛乱。
1959 年湖北保康县有人自称皇帝，纠集200 多农民企图暴动。
1958 年，贵州省黔东南州共破获反革命案件24 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天柱县的“自由中国民主同盟西南联合反共战斗军”反革命暴乱案、黎平县的中黄农场劳改犯预谋叛国投敌反革命集团案、归养反革命集团预谋暴乱案和岑懂“四一”反革命集团复活预谋暴乱案。四案共逮捕首犯、主犯35 名。1959 年这个州共破获反革命集团案19 起。
1960 年10 月这个州镇远县破获“中国自由民主党”预谋暴乱案。
1961 年1 月，在锦屏、剑河、黎平三县结合部的青山介地区破获“中国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反革命预谋暴乱案。
1960 年6 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全县不足10 万人却饿死了4 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因为他们家里的孩子也饿死了。手无寸铁的农民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 年5 月28 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300 多名道徒抢走公社民兵枪支18 条，子弹1200 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4 人，绑架干部16 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1961 年7 月，反革命集团“工农民主党”首犯徐世清盗窃“五四”式手枪5 支，子弹50 发，在眉山、邛崃、新津等地抢劫粮库和运粮汽车。
1960 年12 月20 日，甘肃省镇原县屯字公社发生“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第一师”反革命暴乱。
1960 年10 月28 日，湖南公安厅、株州市公安局和凤凰县公安局在凤凰县的腊尔山、沱江镇抓获以吴求富、龙绍海为首的“中国民主救星党”阴谋暴乱案，抓获40 多人。
1960 年12 月，云南省宣威发生“反革命暴乱”。
1960 年12 月，河北省邯郸市破获“新星会”阴谋暴乱案。首犯阎普真（女）利用“疫病”流行的机会，成立武装组织“仁义军”。12 月13 日阎普真带领95 名道徒企图占领河北省永年县老城。被公安部门全部抓获。
1961 年4 月，四川省剑河县公安局破获太拥公社展模管理区反革命集团“中国英雄党”案，首要分子被逮捕法办。1962 年8 月，剑河县公安局与三穗县公安局配合，捕获涉及剑河县南明、大洋、磻溪、平岑和三穗县瓦寨、顺洞等地的反革命集团“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政司令部”全部成员。
1961 年四川省垫江县在西山虾蟆湾一带破获预谋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革命军”，捕获头目5 名。
1961 年7 月，吉林省公安部门破获“中国民主党”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赵革东是原怀德县委宣传部长。
1962 年11 月10 日，云南省南华县沙桥、五街地区发生反革命武装土匪暴乱，11 月22日平息。
1963 年，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峪关公社黄草营大队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
四川省阿坝地区从1956 年到1961 年元月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持续不断。
1962 年云南镇沅县发生30 余人的暴乱。在地方志里（特别是各地的“公安志”）这样的记载很多，本书不再一一列举。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到图书馆里翻阅。绝大部分暴乱的规模都不大。有些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并没有政治动机，只是为了填饱肚皮。有些地方官员把正常的反映意见行为，或者是有些偏激的行为说成反革命暴乱。例如在1957 年12 月云南通海多名共产党员联名向上级写意见书，反映该乡缺粮情况，并且发动800多人在意见书上签名。结果被定为“反革命骚乱”，14 人遭冤狱，到1979 年才平反。
（以上彔自《墓碑》网文版第480——482页）
从上述记载看，“反革命暴乱”发生地包括了青海、甘粛、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东、广西、河北、吉林等10省。以韩乙奴暴动规模最大，云南暴乱次数最多。这些暴乱实际上都是由于毛共政权的极端残暴的统治所引起，很多是由于饥饿的逼使。在平乱中，当局釆用极端凶残、血惺手段进行镇压，文中所谓“有扩大化” 就是滥杀无辜。 从时代背景看，发生暴乱时期主要是“合作化” 和“大跃进” 时期。 所以，上述各种“暴乱”和“叛乱”事件实际上是合作化和大跃进中当局的残暴政策所引发的矛盾爆发。由于原书作者己经说明的原因，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表现得更为強烈，更为觸目惊心。下面，让我们以其中一个个案为例，看看引发这些“反革命事件” 的具体原因 和“平叛”的真相。
上面所引“骚乱与暴动” 中的第一大案是由青海韩乙奴领导的“反共救国军”案 ，“叛军”达十余万众 ，历时五载，作战3639次方得以平息。这大概是毛共建国以来最大的民间武装起义了。它实际上是毛在青海的代理人以极其残暴、野蛮的手段推行牧区合作化和消灭宗教的反动政策所引发的－次“逼民造反”。鉴于－直未能看到有关这一事件的详细、完整的资料，因此无法给读者还原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现只能就偶见于他处的零星资料汇集，看一看这－事件的起因和缘由：
1958年大跃进的序幕拉开以后，贫脊、荒凉的青海省也枳极响应，并思图有所表现。青海大多数地区属牧业经济，牧民多为蒙、藏等少数民族。适应牧业的特点，他们居住分散，“邻居”之间往往相隔数十公里。与此相适应，不少地方仍然保留着部落社会形态，人们虔诚地信仰宗教，即藏系佛教。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青海省委作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并作－步走，彻底完成牧业社会主义改造” 的决定。此前，青海农业区的合作化已经完成，此时省委要求牧业、牧区也立即实现合作化。这是－种疯狂的举措，引发了极大社会恐慌。因为合作化就意味着牧民的私有财产包括马、牛、羊全部交由合作社处置，牧民吃肉、喝奶、吃酥油糌粑都必须向合作社申请、领取，给与不给、给多给少都由合作社的干部说了算。牧民还将被迫改变千百年来自由放牧的生活方式，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和生存的安全感。由于牧民散居在宽阔的草原上，而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统－管理，経常性的会议，学习、分配，将给牧民生活和生产上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所以不但牧民坚决反对，牧区的党团员、基层干部、以及宗教上层人士均強烈反对牧业合作化。
但是，自恃有武力在手，骄横拔扈的中共青海省委决不后退，决不妥协，决心与全民对抗到底并取得胜利。它决定以暴力、专政解决一切问题。
当局釆取的首要措施是将宗教上层人士以开会、学习等名义将其隔离、禁锢起来，剝夺他们的言论、行动自由，不让他们与群众接觸。因为这些人士在群众中有崇高威望，群众都相信他们，听他们的话。这使共产党领导人对这些人士心怀忌恨，他们认定，把这些人监禁起来群众就没有领头羊、“主心骨”了，推行牧业合作化就没有大的障碍了。为此，1958年4月14日，中共青海省委给各州、县发出了拘禁宗教人士的内部指示。
循化县温都寺的高僧、曾经当过班禅额尔德尼经师的加乃化仁波切，被送到县城禁锢起来。此前，加乃化仁波切作为统战对象，被当局赐予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副县长” 的头衔。他深得民众爱戴。温都寺所在的刚察乡群众知道他们的高僧被抓走后，強烈要求放回，让其继续在寺内唸经。牧民们多次与政府交涉无效后，愤怒地将乡长扣作人质，并且打死了人人痛恨的在该乡搞牧业合作化的县委工作队长，破坏了通讯电缆。走到这一步后，牧民们义无反顾地举起了反叛的义旗。1958年4月24日，叛乱的群众向循化县城进发，沿途的撒拉族群众纷纷自动加入义军队伍，义军达到四千余人。他们包围了县城，提出释放加乃化仁波切等被抓人员、不搞牧业合作化、解散己成立的农业合作社等项要求。狡滑的循化县中共政权，面对绝对优势的义军，－方面紧急向上级呼救求援，－方面采取利用“谈判” 拖延时间的战术。毛共的兰州军区获得反叛的讯息后，紧急出动，于4月25日出其不意包围并一举击溃起义军，战中打死打伤民军719人（其中打死435人），摧毁民房二百余间，俘获2999人。后来清查，循化县68。5%的共产党员、69。5%的共青团员参加了这次武装起义。
循化县平息叛乱的报告送达毛泽东的案头，毛狞笑着写下如下习惯性的颠倒黑白的批示：“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毫无疑义，毛还指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反革命分子”。
兰州军区凭借绝对优势武力，表面上“平息” 了循化县城的暴动，但实际上并没有将义军全部消灭，也不可能彻底消灭。很快，各地汹湧的暗流变成了遍地熊熊烈火，最終发展成为蔓延到五个州、24个县、240个部落、307座寺庙、共有十余万民众参加的毛共统治时期最大的民间武装起义
以上就是所谓韩乙奴反革命暴动的起始和缘由。这场伟大的官逼民反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精神是不可能剿灭的，它最终迫使毛共不敢对藏传佛教和教民斩尽杀绝。我们相信，这－英雄壮举的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其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的不屈精神必将传之无穷。
可叹的是，十余万民众被逼上梁山的造反，并没有丝毫唤醒毛共集团的良知，相反，激起了他们十倍的疯狂、百倍的凶残。就在全力扑灭韩乙奴起义烈火的同时，毛的忠实爪牙，在青海的代理人对青海人民发出了更加凶悪、更加残暴的叫嚣，中共青海省委书记高峰4月28日在内部会议上说：“叛乱好嘛！为我们打击敌人找到了借口。谁是坏人，地方、部队都要事先了解，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在战斗中将他们解决掉，要有人专门管这件事”。各地立即行动起来清查反革命。
根据省委的指示，贵南县于5月13日将全县42名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以赴州开会为名，集中往州里押送。途中，将这42人集中关押在－个大房子里，按照事先布置，由公安民警和民兵从房子的窗户往里射击，将42人全被杀死。高峰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兴地说：“贵南一个县一次打死42名敌人，要通报表扬”。
6月16日，高峰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作进一步布置：“这－次决心把封建主义盖子连锅端掉，两个革命－齐完成，对那些绊脚石，能在战场上打死就打死；牧区揭封建主义盖子，主要靠打仗，把他们的头子抓住了，就完成了任务50%，枪斃了没有？枪斃了就完成了100%的任务。” 一场大搜捕、大屠杀紧锣密鼓般的进行。
9月14日，主管政法工作的省委常委、副省长薛克明提出：“对宗教实权分子、反动头人，一律捕光，一个不留，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死在监狱比死在社会上好。”公安厅长杨树芳则保证：“封建阶级的狗腿子、爪牙、宗教实权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动分子，三年内将其打光，一个不留。”“公安机关要在三年内把青海搞成铁扳一块。”
10月26日，高峰在省委常委会上得意洋洋地说：“现在是大破大立，要把宗教彻底破坏，搞得臭臭的——现在看，宗教越反动越好，只有他们反动，搞破坏，我们才有借口下手狠狠地打击，才能搞彻底；我们不要怕搞过头，把宗教搞得越彻底越好，不然我们就不会成为大后方。”
今天我们重述当年这些毛在青海的代理人、爪牙、屠夫们旳“豪言壮语”，仿佛看到了－群张开血盆大口的恶魔，正在将青海人民当作盘中飡尽情地蹂躏享用的情景。应该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留下了证词，感谢他们生动而准确地诠释了毛政权真正的少数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十分有力地揭下了毛主义的画皮。
三、金银滩的血腥记忆
高峰10月26日所说的“大后方” 是指毛共决定要在青海建立中共的第一个核试验基地。这个基地建设，犹如一剂特效強心针，再次激发了毛在青海代理人及其鹰犬爪牙的又一次疯狂，也给青海人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的灾难，那就是被尘封半个世纪的为建基地对当地少数民族的血腥屠戮、并强迫牧区人民大迁徙的悲惨事件……
今天，凡是去到青海或中国西部旅游的团队都会被安排到－个对游客有巨大吸引力的景点，那就是位于美丽青海湖畔的海晏县（河清海晏之“海晏”）的“金银滩”， 那里是王洛宾经典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故事的发生地。光是这点就足以吊起人们的胃口，引起人们美好的遐想。同时人们还被告知，它还是我国首个核武基地、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出生地”，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种介绍虽然与经典爱情故事很不对调，但对于一些钟情于“爱国” 的游客来说，仍然是很有 吸引力的。不过，不管怎样，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在这片产生对爱情和生命无限美好遐想和幢憬的天空，却曾经发生过－段与恐怖、死亡相伴的悲惨日子，那就是五十年前“大跃进”中为建核武基地而引出的故事……
当毛在青海的代理人及其走卒、爪牙，得知中央选定在金银滩附近建立全国首个核武基地这个“特大喜讯”之后，就决心在这－新的斗争中再立新功，把青海建成全国的“钢铁大后方”。
第一步是要对金银滩原住民进行移民迁徙。今天，为搞建设拆迁已成为我们生活中常见之事，我们也听过许多被強制拆迁的民众的悲惨故事，然而，比起五十年前金银滩那场拆迁移民，绝对是小巫见大巫，算不得什么了。
当时海晏县总人口才一万九千，以藏族、蒙古族为主，也有少量汉族和其他民族，80%居住在金银滩及周边地区，都是游牧民。为了给核基地让路，根据221厂方（即核基地方，221厂为其对外代号）的要求，需搬迁1715户，9325人。
具体负责这－搬迁工作的是当时青海省公安厅一位副厅长，这是一位以残忍、毫无人性著称的搞毛式阶级斗争的能手，人称“反革命叛乱集团制造专家”。接受这一任务后，他本能地想到要以“阶级斗争”开路，先掀起一场恐怖，然后才能让人们象驯服的羔羊听从使唤。但是当时的海晏县并未卷入所谓的反革命暴乱，也未发生其他政治事件。不过在“专家”看来，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一切都在于他的需要。“专家”很快就制造出一个“海晏县以打狼为名的反革命阴谋叛乱集团” 大案。原来，几年前金银滩一带狼害严重，牧民们都有猎枪，受县委、县政府指令，由县公安局负责将牧民中的青壮年组织起来，组成打狼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可谁能想到，就是这个公安局自己组建的打狼队，如今却变成了“反革命叛乱阴谋集团”（ 因为尚未有叛乱事实，所以只好冠以“阴谋” 二字）。真是亘古奇闻！那些参加打狼队的牧民只能自认倒霉了。
“反革命叛乱集团” 制造出来之后，立即在全县实施大捜捕，在一个仅有万多人的小县，一次性逮捕了734人（一说800余人），其制造的震动和恐慌可想而知。在捕获的人群中，有前打狼队员631人，还有14个乡长、合作社社长，8名副县级干部，34名宗教上层人物；被捕人员中有党、团员69人。这些人被捕之后，无例外地都受到残酷的刑讯逼供，有17人在审问中被打死，40人致残。然后一一被判刑，刑期按年龄决定，原则就是使其“死在监狱中不可能再出来作乱”。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制造了足够的恐怖之后，才正式拉开拆迁移民的序幕，由于是在镇压了“海晏县反革命暴乱集团”之后才开始迁徙移民的，当局给被迁徙的牧民一律冠以“反革命叛乱集团的社会基础” 的头衔，于是，迁徙工作变得神秘而恐怖，迁徙之前不宣传、不解释、不开会、不给任何准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头天通知，第二天一早就得上路。每户只许带三头牛能驮的东西，其余一律扔下充公。全程由警察、民兵武装押送，一路打骂虐待，形同牲畜，以致死伤枕籍，惨不忍睹。根据记述此事件文章的作者（《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金银滩之痛》，作者尹曙生）称，总共搬迁1715户、9325人，分别安置到祁连、刚察、湟源以及海晏本县，后两县较近，迁徙中死伤大概不多（没有记载）。迁徙去祁连县的461户、2183人，途中走了26天，到达祁连县接收名单只有1879人，即死去304人，死亡牲畜二万余头。迁去刚察县的474户、2469人，刚察县的接收数字不完整，据推算，途中死亡400余人。到达安置点后，迁徙户带去的牲畜全归集体所有，迁徙牧民沦为－贫如洗的奴隶，悲惨度日。
上面尹曙生的文章，对这次移民迁徙的情况记载比较简略。笔者正为此感到遗憾时，碰巧看到网上载有署名伊娃的文章：《再现人间炼狱，何日公审毛皇——悲读《纽约时报》记者杜斌新编“毛主席的炼狱”》一文。伊娃在文章中介绍了杜斌积多年心血，搜集到五十年前旧照片、旧画片180幅，配以13万字的文字解说，生动、直观、有力地再现了毛统治下中国人民那段荒诞而又悲惨的岁月。其中就有一篇专门记述当年青海湖大移民的惨景，那是裕固族作家铁穆尓所著的《库库淖以北》，全文近二万字。伊娃的文章中只引用了其中几段，然而已可以补笔者之憾了。现特将伊娃之文及其所引铁穆尔原作彔之如下，以为上述青海湖移民事件之补充。
库库淖尔以北鲜为人知的蒙藏牧民血泪
美丽的青海湖，蒙古语叫库库淖尔，藏语叫措尔孟。
《毛主席的炼狱》一书，十三万字，却选用了裕固族作家铁穆尔所着《库库淖尔以北》近二万字，以长篇幅介绍了三面红旗如火如荼地在内地三十个省改天换地制造人间奇迹的同时，殃及居住在距离北京心脏遥远的青海省海晏县蒙族藏族牧人的悲惨遭遇。对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先生颇具权威性的大饥荒专著《墓碑》中所没能顾及到的青海少数民族部分，得以充分的加补，让中华大地的饥饿拼图更加完整和生动。让读者震撼地了解到，红色风暴无处不及，残酷暴政无人能逃。我们的蒙、藏同胞也曾付出生命、鲜血和尊严的代价。
海晏大迁移的轮廓是这样的：1958年，政府逮捕了一个从内蒙古过来的一个叫伟林西热特活佛，说他是特务，当地的千户(管理几百户牧民的头人)是叛乱分子。把政府前几年组织的打狼队队员都定位为反革命叛乱分子，全部逮捕。整个海晏县打成反革命县，十五岁以上的男人全部镇压，公安局的手铐不够，就用绳子捆，当时上面命令要抓一千个男人，说这样海晏就乱不了了，结果人数不够，就抓女人顶替上。
（此处原有“饥饿” 二字，似不必要，略去）
据死里逃生回来的当事人说，这一捆，多少人被捆成了残废，麻绳捆得太紧，血脉一点都不通，胳膊手一下子就肿了。手被捆着吃不上饭，人又饿得不行，只能狗一样爬在地上用舌头舔着吃。许多人饿死、病死、累死在劳改农场，有去无回。有一个伐木队四十个人死得只剩下两个人，对上级汇报时都说是病死的。
“平叛、反封建”斗争扩大化。在大清洗的同时，同年十月上级命令将这个县城的牧民火速迁移到祁连县、刚察县等地。迁往外县的移民共计1,279户,6,700人，270000头牲畜｡移民工作是从1958年10月20日开始的,到1959年的2月份才结束。真（正）是青海冰天雪地寒风如刀的季节。
命令如诏书，前一天通知，第二天走人。蒙古包带不上，煮熟的肉，熬热的奶茶吃不上、喝不上。每家每户只能赶两头牛，其余的都归公社所有。干部们背着枪赶着人群，谁动作稍微慢一点谁就是反革命叛乱分子。人们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园，回头看一眼，干部们就凶狠的质问道：“你看啥呢？”把抢扳的卡卡响。谁不走，就威胁要当场枪毙掉。
600公里的路全靠徒步，又多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前前后后一共走了四十多天。一路上病死的，饿死的，气候不适应和绝望而死的，不计其数。小孩死的最多，有些人靠在石头上休息就咽气了。羊也死了不少，死了不能自己吃，得先交给干部再分。牧民们说：”我们人还不如一只羊，死了就死了。”
干部们不让牧民骑马，抱着娃娃的妇女也不让骑，生病走不动的老人也不让骑。那已经是寒冷的冬季，冰天雪地，举步维艰，人们赶着牲口一步一步的挪。骆驼回头张望着自己曾经的老家，“嗷嗷……嗷嗷……”地朝天叫嚣，眼泪从眼睛里一个劲儿淌出来。
那是个政法合一的荒唐年月，党就是政法，政法就是党。抓人判刑都是县委常委会决定。按照人的岁数来定。“这个人多少岁？”“二十五岁。”“好，判他个二十年。”又问：“这个多少岁？”回答：“这个七十岁。”“那就判十八年，他就老死了。”这些人定的罪名是：“以打狼为名叛乱。”“以修水库为名叛乱。”有一张逮捕令上居然有一百多个人的名字。八十岁的老牧民尼泊后来说：“我们穷牧民打共产党干啥？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打不过，我们哪有打共产党的心呵？我被打的受不住，他们说啥都承认，（我）被判了十二年。”
…………
铁穆尔说，让被访者说出自己的立场，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仇恨，而是避免类似的痛苦和灾难，让历史上的悲剧激起人们善良的感情，并为那些不幸的人们呼吁宽容。
引文到这里，笔者禁不住要挿上一句：铁穆尔先生说的不全对。说出当年的真相，虽然不是为了报复、复仇，但必须使人民了解真相，记住曾经发生的悲剧，否则，我们苦苦追求历史的真相作什么？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忘记过去（有意识地故意“忘记”） 就是背叛。”了解并记住历史真相是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前提。
不过，接下来伊娃的话仍是非常中肯而精辟的，让我们把它读完：
五十年过去了 是审判毛皇帝的时候了。
整整五十年，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共当政者从来没有为三面红旗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造成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给个说法，更别谈认错和忏悔。教科书上、电视电影上总是以“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迫我们还债”两句话含糊带过，不容置疑不容追究。亲历过大饥荒的人正在逐渐消失，他们的后代在“向钱进”“富裕起来”的口号声中麻木冷漠。人们喜欢看的是雍政王朝、杨贵妃秘史。对于三年大饥荒，今天的人们知道多少？关注多少？
三面红旗所造成的大饥荒是人类有文字记录以来，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悲剧，毛泽东是超过希特勒斯大林超过日本侵略者更残暴更无情的大刽子手。可是他的像依旧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仍然有人去朝拜瞻仰。专家学者谨慎得出结论：三年饥荒，饿毙人数3000万到5000万，减少出生4000万，等于在和平时期，有近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毛泽东至死都没有忏悔过，甚至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赫鲁晓夫)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有志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算啥大不了的事情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过几年又不回来了。”
…………
引文到此结束了。还值得－提的是那个霸占了金银滩的221厂——中囯首个核武基地，它也是个不祥之物。虽然当年能在那个绝密单位工作都是经过“查三代”、绝对“根正苗红”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但是，到了文革依然难逃无妄之灾。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这个厂80%多的中层干部、90%的高、中级技朮人员受到审查、廹害，4000多职工遭到残酷的刑讯逼供，其中，310多人致残，40多人含冤自尽，5人被以莫须有罪名枪杀。美丽的金银滩，再次成为血污之地。
还需要补述的是那位在海晏县掀起镇压“反革命叛乱阴谋集团” 黑风恶浪的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此人自认为在海晏县制造的那场血腥冤案是他立下的一大功劳，其后，他又参加了4期在四个县的“四清” 运动，担任四清工作团副团长，每个县都被他挖出了一个“重大反革命阴谋叛乱集团”， 涉案共一千余人。其中在祁连县“挖出” 的以县长郭振国为首的“反革命叛乱集团”涉案414人，包括县法院院长、公安局长、统战部长等，将该县的领导几乎一网打尽。原来郭振国等人1958年在海晏县工作，曾经对副厅长制造的“以打狼为掩护的反革命叛乱案”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不合情理、不可信。被批判为思想右倾，但未受其他处分。这位副厅长一直对郭等人怀恨在心。后郭振国等人调到祁连县工作。此次在祁连县狭路相逢，副厅长便利用职权将郭振国等人一锅端，顺带将该县28个公社书记、社长除一人之外全部打成反革命叛乱集团成员，包括法院院长在内的34人被迫自杀。
粉粹“四人帮”后，此人制造的“反革命叛乱集团案” 全部获平反。可是这位制造“反革命叛乱集团”的“专家”却安然无事。如今大概离休在家安享晚年吧。
铁的亊实证明，在毛的“三斗”（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哲学指导下，在毛主义触角所及的地方，一切美好的事物部会变成丑恶，沾染血腥，人世间一切美好的所在都会变成斗兽场、屠场。而且，永远都是那些流氓、恶棍、无赖在那里耀武扬威，作威作福。
不知道今天去到青海湖、金银滩旅游的人们，在陶醉于湖光山色、爱情神话之余，是否知道－点那里曾经发生的血腥故事？（顺便讲－句，“民歌王”王洛宾先生在国民党监狱里坐了三年牢，在毛共的监狱里则坐了近三十年牢，毛死后才获平反。）
最后还要讲一个虽然不完全属于大跃进，却与此性质相关、异曲同工的事件，那就是中共对西藏的武装“平叛”。如今，当局趁所谓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大肆吹嘘它对西藏的德政，宣扬它对藏民天高地厚的恩徳，不但在囯内，而且在全球巡廻游说、宣传。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一手遮天的时代终于过去了。一篇《五十年前一场被遗忘的战争》的文章掀开了中共统治西藏历史的一角
附二：【歷史真相】
五十年前一場被遺忘的戰爭·（美國）李江琳
今年又是西藏自治區成立五十周年，拉薩正在準備慶祝活動，習近平是否將親自前往檢閱拉薩的慶典，還沒有最後的確切消息。西藏自治區的成立，合乎毛澤東對西藏「佔領、改造」的總綱領，卻並不在中國政府和西藏噶廈政府簽訂的十七條協議之內。中共對西藏的全面佔領，將西藏視之為中國的一個行省，是從自治區成立開始的。而自治區之所以能如此成立，是在藏區進行了一場血腥的、長達六年的鎮壓戰爭的結果。
刻意掩蓋的西藏「平叛戰爭」
在中共宣傳中，這場戰爭被稱為「西藏平叛」，指的是在傳統西藏的衛藏阿里地區，即現在的西藏自治區範圍內的軍事行動。但實際上，這是一場長達六年多，動用了中共當時最先進武器的戰爭。根據我收集的中共檔案文獻統計，在這場戰爭中，中共在整個藏區參戰的兵力累計達二十三萬五千左右，其中包括空軍、步兵、炮兵、防化兵、騎兵、摩托、裝甲等當時中國最先進的精銳兵種，這還不包括後勤部隊如運輸、醫務、工兵、獸醫等。除了正規軍，這場鮮為人知的戰爭還動員了至少十四萬三千多民工。
在這場鎮壓戰爭中，根據總政治部的數據，一共「殲滅」了四十五萬多藏人。中共動用精銳軍隊，甚至把朝鮮戰場上的軍隊直接拉到青藏高原作戰，所對付的敵人並不是西藏政府之下的藏軍，而大多是不堪忍受中共強制土改而反抗逃亡的農牧民。
根據中共官方資料，西藏「平叛」戰爭的主力作戰部隊分屬成都、昆明、蘭州三大軍區。僅西藏地區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間進行了十二次大規模戰役。在六年多的戰爭過程中，大小戰鬥至少一萬五千多次。
在一九五八年的青海柯生托洛灘戰役中，解放軍騎兵一師在黃河邊對近萬逃亡的藏人牧民進行了十幾個小時的大屠殺。在青海省興海縣的中鐵溝，解放軍在「興海東南圍殲戰」中動用空軍轟炸藏人牧民。在幾十年後發表的解放軍回憶錄中，當時的軍人承認，他們知道轟炸的是攜老扶幼的牧民，是戰鬥能力根本無法和正規軍隊匹配的部落。
在「平叛」戰爭期間，中共在藏區強行實施宗教改革，平毀了藏區數千所寺院，殺害和逮捕宗教領袖，並以「防叛」的名義拉網式地逮捕和監禁藏人牧民部落的成年男性，被捕者大多死於殘酷的監獄、勞改和饑饉。中共新華社的內部通報披露，有些地方藏人部落的男女性別比達到一比七至一比十一，使得部落瀕於滅絕的境地。
這是中共五十年前在青藏高原上的「豐功偉業」，就是這場戰爭的勝利，導致了西藏自治區的誕生，西藏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中國的一個行省。沒有這場戰爭，就沒有今日的西藏問題。歷史虛無主義是不可取的，在紀念西藏自治區五十周年的時候，怎麼可以忘記這場戰爭呢？
（以上是摘引见香港《动向》杂志2015年第9期第28页，作者李江琳）：
但愿不要忘记历史，不要人人成为历史盲。
目 录
笫一部 毛主义的理论、罪恶和总体批判
写在前面：必须破解的毛泽东之谜
作者自序：把真相还给历史，让子孙牢记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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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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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马克思主义者的春秋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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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诞生前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地位和各流派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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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灾多难的人生催生了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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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团体，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地位及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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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短视、幼稚、狂妄：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简要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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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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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把“初期”当“顶峰”：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短视和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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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激、武断、歪曲：马克思眼中的人类历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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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挑动劳资斗争而编造的荒唐无稽的“剩余价值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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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暴力，钟情血腥的“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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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信口开河式的“设计”， 给后世带来无穷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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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暴力社会主的扭曲和发展：列宁主义
附一：关于“十月革命”的真相及“斯大林主义”
附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审视
笫二篇 毛泽东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基本手段和策略
笫五章 渊源和超越：毛泽东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手段及及其基本执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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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传统农民战争学习造反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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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联合政府”难题，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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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历代帝王形成的治国理念和驾驭臣民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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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秦始皇与马克思主义的整合运用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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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毛主义的两个口号
一、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
二、暴力万能论的翻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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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吹自擂的毛的战争神话及其军事思想
一、毛的最基本军事法宝：人海战术是一种野蛮落后、残忍反动的反人类罪行
二、人海战术的悲哀：建国后毛挑起的两次台海危机
三、毛泽东的战争观
附：建国后毛亲自决策、筹划、指挥的两场重要战事：“抗美援朝”和珍宝岛之战及后续故事
笫八章 “统一战线”：政治骗术
一、概述：毛共“统战工作”的盛衰轨迹
二、毛共统战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特点
附一：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法国人
附二：三个旅美归国知识分子的遭遇
第九章：强化独裁统治的万能魔扶：政治挂帅
一、“政治挂帅”概述
二、在政治挂帅幌子下极权政治的恶性发展
附一：从政审“不宜录取”看政治挂帅对人才的摧残
附二：为争取读书机会的离奇经历
第十章：从政治等级特权制到等级社会
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二律悖反
二、与平等、公正、正义绝缘：毛统治时期等级特权制度的基本特点
第十一章 毛主义对外扩张的始与终（上）：为争霸世界，四面出击
一、毛的外交政策主线：从“一边倒”联苏反美、到联美反苏
二、四处点火抢占世界舞台
第十二章 毛主义对外扩张的始与终（下）：祸延世界与竹篮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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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义最大试验品之毁灭：印尼“九.三O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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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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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加弟兄"兵戎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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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义的正宗传人：波尔布特红色高棉的疯狂与毁灭
附：毛泽东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红色高棉罪恶一瞥
第三篇 建国后毛式阶级斗争的新发展：“运动治国”扫描
第十三章 对农民恩将仇报：毛式现代农奴制的前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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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九天九地”之说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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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农民角色的转换：毛为什么要实行粮食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
第十四章 言而无信的又一个版本: 对民族资产阶级化友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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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打击、抛弃蓄谋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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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工商业者的前哨战：“三反”、“五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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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附：一位民营企业家在毛政权下的遭遇
第十五章 成就帝王之业的路线斗争（上）：商岗、饶漱石事件
一、毛泽东党内路线斗争的实质
二. 毛泽东一石三鸟的“高岗、饶漱石事件”
第十六章 成就帝王之业的路线斗争（下）庐山会议收拾彭德怀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
一、庐山会议前之国内形势及毛召开这次会议的动机、目的
二、毛的谋权招数和彭德怀上钩
三、毛对彭德怀的“反击”和众大员的表演
第十七章 毛共阶级斗争罪恶之源：“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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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是毛和毛共制造的最大、最恶劣的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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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斥关于土改运动的种种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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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式土改罪恶点滴
附：土改中的牛友兰、牛冠荫父子
第十八章 关于毛主义的概念及其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
一，无限扩展阶级和阶级斗争范畴的外延和内涵，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永久化并变成共产主义革命本身的目的。
二、偷梁换柱，以“穷人”取代“无产阶级”，从根本上改变了共产党所谓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
三、篡改马克思关于阶级的涵义。以单纯的财产占有状况作为阶级划分标准，并使“阶级“政治标签化，固态化，血缘化。
四、抛出“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并且可以相互转化的“理论”，制造高悬于全体民众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五、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和“全面专政”，将阶级斗争和扩展到生活和思想的一切领域。
六、毛在阶级斗争形式上的创新：运动治国。
附一：一个家庭“阶级敌人”的由来
附二：毛泽一手制造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假大案
附三：毛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一个血腥样扳：小匈利事件
第四篇 毛主义筑起的三座罪恶大山之一: 反右派运动
第十九章 整风、反右运动的远因和近因
一、远因：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是毛实现其人生目标的第二大敌人和障碍
二、近因：1956年的国际形势和波兰匈牙利事件
第二十章 关于发动整风、反右派运动的动机和目的
一、毛发动整风、反右派运动的初衷
二、“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毒计之形成
第二十一章 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第二十二章 阳谋下的右派真相点滴
附一：建国后、反右派前毛对知识分子的打压和迫害
附二：高压下的人格扭曲：围剿“章罗联盟”的表演及其他
附三：多少精英填沟壑：毛对右派分子的肉体消灭和对知识分子的全面扼杀
附四：高压下人格扭曲的另一个版本：从反蒋英雄毛的叭儿狗——毛的文化班头郭沫若
附五：自然科学家的不同命运
第五篇 毛主义筑起的三座罪恶大山之二: 大跃进和三面红旗
笫二十三章 欲壑难填的豪睹：毛的大跃进动机探源
一、斯大林之死，加速了毛泽东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野心
二、实力不济和急于“双称霸”的野心，是毛发动大跃进的根本动机
第二十四章 大跃进前奏：农业合作化运动
一、从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看毛主义的反动本质
二、催人变穷变懒的中国农业合作化
第二十五章 二十世纪的中国童话：人民公社天堂
一、人民公社的缘起
二、天堂纪事
第二十六章 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人民公社地狱
－、在表面的背后
二、导致大死人的直接原因：建立在虚报产量基础上的反瞒产
笋二十七章 祸不单行之大炼钢铁及各行各业大跃进
一、大炼钢铁之今古奇观：对文明和生态的空前大破坏
二、各行各业大跃进：丑态百出的大汇演
附一：政法工作大跃进、暴乱、金银滩……
附二：五十年前一场被遗忘的战争
第二十八章 惨绝人寰的民族之痛：大跃进死人回眸
一、1958年，毛泽东对已经形成的大饥慌视而不见
二、1959年后毛－力将大饥荒、大死人推向高潮；河南信阳事件
三、“吃人” 扫描
第二十九章 大跃进备忘录之一：死人知多少
第三十章 大跃进备忘录之二：谁是罪魁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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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所谓毛是“受蒙敝、不知情才犯错”
二、“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奇谈
三、全国大饥荒充分暴露了毛的残忍与虚伪
第六篇 毛主义筑起的三座罪恶大山之三: 文化大革命
第三十一章 关于毛发动文化大革的动机动和目的
一、消灭刘少奇，彻底清除心目中之最大政敌
二、转移视线和罪责，将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血债”转嫁给各级“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三、毁灭中国传统文化，以毛主义取而代之，最终建立起毛氏王朝
第三十二章 阴谋运动的丑恶开场
一、为保吴晗彭真坠入陷阱
二、为拉林彪毛泽东牺牲“大警卫员”
第三十三章 毛的文革算计与失算（一）：红卫兵的兴起、倒戈与被弃
一、第一代红卫兵：红卫兵中的原教旨主义者
二、新红卫兵结局更加悲惨
第三十四章 毛的文革算计与失算（二）：不肯合作的老干与老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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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的不合作与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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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处理“二月逆流”，毛泽东前踞而后恭
第三十五章 北京“红八月”恐怖及流毒：道县杀人潮和广西吃人风
一、恐怖的北京“红八月”及大兴县杀人狂潮
二、湖南道县大屠杀
三、广西吃人之风
第三十六章 从上海夺权到武汉“七二0事件”：毛泽东文革受阻出卖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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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夺权模式”在推广中变味，军队对造反派恣意镇压
二、武汉“七二O” 事件，毛被廹改变文革的计划和部署
第三十七章 “咎”由自取的刘少奇
一、毛想除掉刘少奇由来已久，借“四清”运动初设陷阱
二、掀文革、毛泽东再设陷阱，刘少奇中箭落马身亡
三、刘少奇值得同情，但不值得赞扬
附：为靠拢毛刘少奇甘当毛的“四清”帮凶——反映当年农村真相与“四清”罪恶的两则故事
第三十八章 林彪与毛泽东：两恶相逢痞者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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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靠对毛大拥大顺发迹，青出于蓝却不能胜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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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毛林“既团结、又斗争”各怀鬼胎的肮脏交易
第三十九章 林彪与毛泽东：两恶相逢痞者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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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数招制敌，副统帅恋栈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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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果团队及其《571工程》；是非因果试予评说
第四十章 周恩来与毛泽东：小媳妇与恶婆婆的故事
一、彻底臣服的周与不肯放过的毛：周毛的关系的基调
二、周的文革岁月：保持晚节与死不瞑目
第四十一章 毛当局有计划、有组织之大屠杀：所谓文革中“派斗”之真相
第四十二章 对民众的犬清算：清查“五一六”和“清理阶级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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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五－六”和“清理阶级队伍”的背景
二、对造反派穷追猛打的借口：纯属子虚乌有的 “五一六”
三、规模空前的大迫害：清理阶级队伍
第四十三章 文革常态：造神、愚民、虐杀
一、掀起人类历史上最大、最肉麻、最无耻的个人崇拜狂潮
二、血泪和白骨筑起的“神坛”
第四十四章 红卫兵续篇：知青悲歌
一、毛主义逆历史潮流的杰作：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二、被广阔天地淹没了的悲歌：对知青触目惊心的摧残
三、扎根农村成一梦，十年梦醒争回城
第四十五章 文革收场：毛泽东无可奈何命归西
一、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的游移和苦衷
二、邓小平的选择和毛泽东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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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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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太平天国的学习借鉴、
二、对五四运动中极端民族虚无主义别有用心的继承和发扬
三、借鉴义和团，青出于蓝
四、关于毛对知识分子仇恨之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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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另外两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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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骗如何夺国
第七篇 为了” 十月革命” 在中国的延续: 中共的创立和所谓”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二部前言：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倒退与“共胜国败” 结局分析
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二、古老的中华民族在政治文明方面与世界潮流走着几乎相反的道路
三、“共胜国败”是乱世政治斗争“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体现
第四十六章 苏俄共产国际的产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上的失落和对国家前途的迷茫，使其成为苏俄传播列宁式共产主义的最佳土壤
二、列宁的橄榄枝和画饼的诱惑
三、由苏俄一手创建和哺育的中国共产党
第四十七章 孙中山“联俄容共” 战略的建立和实施
一、澄清一些基本概念
二、苏俄寻找实现在华目标的合作伙伴
三、“联俄容共”战略实施中的斗争和异化
附：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真相点滴
第四十八章 从抡班夺权到分道扬镳（上）：围绕黄埔军校的斗
一、初期围绕黄埔军校的国共斗争
二、扑朔迷离的“中山舰事件”
第四十九章 从抡班夺权到分道扬镳：（下）“四一二”前后
一、苏联和中共决定在北伐过程中完成向共产主义革命的“转变”
二、从“四·一二”到“七·一五”
第八篇 早期毛主义的两篇奠基之作
第五十章 毛主义的渊源：毛泽东的家庭和早期毛的思想、性格特征
一、对毛的家庭的“阶级分析”
二、青少年毛泽东：传统道德与伦理标志“天、地、君、亲、师”的颠覆者
三、早期毛泽东的人生观、价值观、是非观
第五十一章 毛泽东的私德：在女人和金钱的试金石面前现出了原形
第五十二章 毛泽东早期的政治投机和策略
一、历史风云际会的大环境、大背景造就了后来的中共和毛泽东
二、早期影响毛政治生涯的几个重要人物
三，毛的人生道路选择和初入政治角力场上的策略
第五十三章 毛主义的两篇奠基之作（一）：《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一、毛早期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二、毛译泽东的《阶级》理论更加荒谬、反动、恶毒
第五十四章 毛主义的两篇奠基之作（二）：《湖南农民运考察报告》
第五十五章 揭露毛在地主和农民问题上的谎言（上）：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及其罪恶
一、无中生有的“封建地主阶级”
二、所谓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罪恶
第五十六章 揭露毛在地主和农民问题上的谎言（下）：还所谓农民起义及其领袖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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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造反的起因、目的及其领袖人物
二、农民造反军都干了些什么
第九篇 腥风血雨话苏区
第五十七章 毛泽东的人生抉择：武装割割据，占山为王
一、秋收暴动：毛跨出占山为王的关键一步
二、毛在井冈山的“山大王”生活与袁文才、王佐之死
第五十八章 技高一筹：从党内斗争看毛的政治流氓本色
一、与上级斗：硬顶软磨，我行我素
二、与同级斗：矮化、吞并对手，先斩后奏
三、与下级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第五十九章 无毒不丈夫：毛制造的打“AB团”惊天血案
一、前期打AB团：俄式共产党残忍嗜血的本质表现
二、毛介入引发“富田事变”
三、中共中央对打AB团和富田事变的处理，结局和旁及
第六十章 不应忘却的纪念：作为中共未来政权试验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一、中共政权试验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概况
二、可悲的反思
第六十一章 中东路事件和三十年代毛所谓路线斗争
一、中共“左倾冒险主义”的背景：中东路事件
二、所谓毛在中央苏区受王明路线以及周恩来的“迫害”真相
第六十二章 五次反围剿和“八尺协定“
一、第一、二次反围剿，毛靠什么取胜
二、国民党的军事失误与中共的卖国杰作：“八尺协定”
三、关于“九一八”及所渭蒋的“不抵抗”
四、第四、五次围剿及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条约《八尺协定》
第十篇 长征神话与毛分阶段夺权计划的成功
第六十三章 “长征“新解读：极权主义本质的一次彰显
一、序幕：逃离前的疯狂
二、走向死亡的“教导师”
三、25：1，用白骨托起的“革命精英”
第六十四章 本性难移：逃离途中毛的分阶段夺权及其编造的军事神话
一、遵义会议前后毛的分阶段、分步骤夺权计划和策略
二、编造天方夜谭式的红军“长征故事”
第六十五章 蒋介石对红军采取“放生战略”的前因后果与“联俄抗日”计划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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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中共实施“放生战略”的来龙去脉及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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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蒋介石在红军长征中采取放生战略原因的两种说法的质疑和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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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联苏抗日”战略的探索和破产
第六十六章 毛在“长征”中的全面丰收
一、制服张闻天
二、技高一筹，智胜张国焘。
三、鹊巢鸠占暗除刘志丹。
第十一篇 在欺世盗名中发展壮大 ：抗战中的毛和中共
第六十七章 野心家和阴谋家不可告人之交易：西安事变
一、西安事变前形势：国民党的抗日准备与共产党的口头抗日
二、一拍即合，张学良与中共在倒蒋上同床异梦
三、兵谏还是兵变
四、毛泽东的骗局和斯大林的干预；事变结局
附：新发现的西安事变文件解读
第六十八章 全面抗战前后毛和毛共的两面派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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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戏真做，寸步不让：“七七事变”前国共谈判之中共的立场
二、“七七事变”的真相与毛的两面派表演
第六十九章 抗战中的毛和毛共（上）从洛川会议看毛的战日总战略
第七十章 抗战中的毛和毛共（下）“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
一、“一分抗日、十分宣传”的代表作：平型关之战
二、七分发展的山西模式：不知不觉之间夺取政权
三、七分发展的河北、山东模式：武力夺权
四、打通苏北与彭德怀之“百团大战”
第七十一章 自树贞洁牌坊的“婊子”：抗战中毛的卖国行为
一、盼望中国成为波兰第二，甘当苏联的“儿皇帝”
二、《苏日中立协定》及中共与日、伪的情报合作
第七十二章 皖南事变：毛泽东一箭双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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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拒拖延到“借刀杀人”
二、反败为胜：皖南事变后的宣传仗和政治仗
第七十三章 延安整风（上）：“毒”害王明，臣服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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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开展这场运动的动机、目的
二、与主要对手王明的较量：王明先胜后败
三、王明死里逃生，众大臣一网成擒
第七十四章 延安整风（下）：打造驯服工具的恐怖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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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重要的政策转变
二、从疯狂到失落：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们
三、毛泽东初施钓术，王实味率先吞钩
四、恐怖降临：整风转入审干、抢救、锄奸
附：“民主摇篮”里的幸福子民：“模范边区”札记
第七十五章 为拉拢中间阶级和同盟者放出的政治诱球：“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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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瓶装旧酒：逻辑混乱、强词夺理的《新民主主义论》
二、新民主主义的实施版：《论联合政府》
第十二篇 天时地利夺得大陆政杖
第七十六章 战略失错下蒋介石政府的尴尬与美国的“和平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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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治国路径选择上的尴尬
二、不遗余力撮合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美国特使
第七十七章 史迪威、迪克西使团和毛泽东对美国的“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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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取代蒋介石指挥全中国军队的史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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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克西使团” 和毛泽东对美国的“统战”
第七十八章 国民党接收的失策和共产党的抡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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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接收工作的被动与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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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喊捉贼：毛泽东借接收挑起内战
第七十九章 和谈与破裂：重庆谈判前后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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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被逼重庆秀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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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表演和蒋介石态度的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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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的成功与失败
第八十章 雅尔塔协定和国共在东北的初步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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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最大败笔：遗害无穷的《雅尔塔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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囯共两党在东北的第一轮争夺
附：苏军在东北的恶行及二战中苏联真相一瞥
第八十一章 毛泽东凯歌高奏（上）：决定大局的东北战局的神奇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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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战亊，政府军先胜后败
二、美国改变了东北战局和国共两党的命运
第八十二章 毛泽东凯歌高奏（下）：国民党治政无能，墙倒众人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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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失错，治军无能，使之迅速由強转弱
二、后院起火，“第二条战线”促使国民政府全面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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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亊失败：墙倒众人推
第八十三章 结尾和开头：苦求和艾奇逊大陆遭逐，一边倒毛泽东台岛遗恨
附：文如其人：评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
（ 全文完 电脑统计：201万字）
本书的主要参考和引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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