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索赔书（续）

（江苏）林木

反右操作由邓小平领导


    1957年夏毛泽东离开北京后，反右操作由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领导。期间邓小平主持制订了《“划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等政策，作了多次讲话，发了多个给毛泽东看过的文件，频频督导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各地区的反右斗争。作协秘书长兼党组副书记郭小川的日记（死后公布）表明，他在1957年7月3日、7月4日、7月13日、7月16日、8月2日、8月10日和10月12日听了邓小平讲话或传达报告后，记下了邓小平对右倾保守的严厉批评，邓说“现在对右派勇气不够，方法不够。时间要延长，斗争要坚决展开。各单位要排排队，做出计画来。”“驳倒右派，斗争要狠。”“是右派分子原则上一律开除党籍。”从郭小川所记日期之密集，可见邓小平对反右抓得有多紧，多积极，因而颇得毛泽东的欢心，填定了日后进阶的基础。

    1957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再次批判了“温情主义”，说“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份子斗争中，表现了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结必须加以克服。”期间，邓小平到西安指导反右时说“对党内右派，不论他的资格有多老，一律开除党籍。因为党内右派反党的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党龄。我们要彻底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对党内右派都如此心狠手辣，遑论其他知识份子。不管是谁，只要你凭良心说话，就把你打成反革命。到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邓小平还一再指出“姑息养奸，养痈遗患”的右倾保守的危害性。循此精神，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彭真就严令北大从1958年2月1日起进行“反右补课”。

    把沙文汉（浙江省省长，1925年入党）、潘复生（河南省委书记）、李世农（安徽省省长）、孙作宾（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项南（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欧百川（贵州省副省长）、杨思一（浙江省副省长）、王翰（监察部党组副书记兼常务副部长）、陈沂（少将，总政文化部部长）、范明（少将，驻班禅行辕代表）、谢雪红（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丁玲、江丰、冯雪峰、艾青、秦兆阳等省部级高干定为右派份子，都是邓小平批准，然后由毛泽东点头。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出版时，抽掉了他对反右的指导性文献以及一系列的有关文章和文件，他认为反右不大光彩，想以此以撇清自己。

    1980年1月5日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简单地说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它过份扩大化了。”其后中共有关反右的说法，直至2007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1957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都遵循了邓小平的“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的说法。邓小平既是诉讼当事人又去当法官，显然有违法律常理，他的那个说法不足为凭。


究竟划了多少右派？


    “文革”结束后，先是解放“走资派”，接着解放“右派”。对走资派是恢复官职，对右派是予以“改正”。最终未得改正的只有章伯钧等96人。当年究竟划了多少右派？非官方的说法有55万、80万、130万、201万、317万等等。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薄一波着《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错划了右派550，000人。”错划的加上未予改正的96人，当是55万另96个。薄讲的这个数字可能没有涵盖住已戴上“右派份子”帽子者，当局为掩盖罪行，一向少报受害者人数。1958年，很多基层党组织人员为表示立场坚定以邀功请偿，或是为了个人私欲，而乱划右派，以至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都不得不下紧急刹车令。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丛进着《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称“到1979年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有552877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953万人的5.8％，已经超过了毛泽东常说的95％以上是好人的界限。这55万多人中不包括留下做‘样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当年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不拿国家工资的人，估计这些右派不下十万人。此外还有数以万计不公开戴帽的‘内控右派’。”

    朝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中说：“57年划右派552，973人。”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的朱正着《1957年的夏季》中有：“德国乌利。弗朗茨着《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一书中说：”57年划右派800，000人，株连2，900，000人。‘“

    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丁抒着《阳谋》一书中说：“根据调查，反右运动总共被打成右派的人是：1，300，000人。”

    197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汇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3，300余人被定为右派。有72，700多人被捕，22，100多人自杀，有3，500多人非正常死亡和失踪。”

    2006年1月号的香港《争鸣》杂志说：“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到底划了多少右派份子，只有天知道。

    此外，戴其他称呼的帽子，例如“反社会主义份子”、“中右份子”，以及没有戴任何帽子，但都按右派份子处理的人，据说总数不下100万。还有，因右派问题受株连的家属数量也很大；其中由于不愿划清界线和右派丈夫离婚而被开除公职的家属，这些到1979年也待安排工作的可尊敬的右派妻子就有16万多人。

    在上列右派人数的各种说法中，即使取最小值，就算是划了55万另96个右派，也即99.98%的右派份子被划错了。不给那96人改正也是保面子之举，例如为首的章伯钧，私底下198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官员与章的妻女谈话时说道：“当年给章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则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按到章伯钧先生头上。”时隔29年之久，还要死守邓小平1980年的那个讲话，太矫情了。


反右是里程碑


    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是一个里程碑，在此前一些中国人已经不能说真话，在此后全体中国人都不得不说假话了。

    倘若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受到了遏制，毛泽东就不可能在1958年肆无忌惮地推行大炼钢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也不会导致1959年以指定彭德怀、张闻天等党内少数良知为反党份子起始的反右倾整肃，并加剧了1958年冬已经开始的大饥荒。

    毛泽东夹1957年畅行无阻的政治狂热，扑向农业生产，这个自称为农民的儿子的人疯狂扇动放“高产卫星”，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还有无耻文人帮他进行“科学”论证说亩产可达多少多少万斤，哪一个地方官员直至省委书记不虚报亩产就点名批判直至撤职查办，让愿意“大跃进”的人来接任。

    亩产“放卫星”的结果是，到了年底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5亿吨，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一产粮大国。于是毛泽东开始考虑起“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来了！秋收前全国农村的青壮年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被赶离家园去大炼钢铁（包括配套的挖矿、挖煤、炼焦、砍树、运输等等），庄稼烂在了地里，实际收上来的远低于估算值。另一方面，为显示刚成立的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让全国农民“放开肚皮吃”了一段时期，农村中剩下来的粮食就更少了。可是，却按“放卫星”产量进行了高征收。

    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到1959年，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也被搜刮抢夺一空。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以至抓人、关人、打人。农村空了必然波及城市，终于导致了全国的大饥荒。


没有战乱 不是天灾 到处饿死人


    4年大饥荒，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重现了1800多年前三国战乱时曹操所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景象。各地官员严密拦截饥民出外逃生，农民只能蹲在家里活活饿死，全国多地出现了易子相食、煮食亲子、整村整村人死光的人间惨剧！借用毛泽东吟唱旧社会血吸虫猖獗时的惨状“万户萧疏鬼唱歌”倒是很贴切。

    当时城里人也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各种物资极度匮乏，再加上严密的户籍制度，以及粮食、所有食品和所有生活必需品均按户口发放票证的措施，使得即使溜到城镇的漏网农民，也难以在异地生存下去。

    工农商学一切企业、事业单位和生产部门均为国营或集体经营，实为“党营”，一切财富一经产出即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实为“党有”，分配权完全彻底地掌控在共产党官员手里。这是个控制十分严密的铁桶也似的军事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任何人休想逃遁。

    上海和江南地区涌现了大量江北（包括苏北、皖北、山东、河南等地）灾民，当时的政府没有制止他们渡过长江。“解放”后连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同志也带领人马到兰考火车站拦截想乘火车逃命的本县饥民。没有战乱，非是天灾，却全国性大规模饿死人，在中华历史上绝无仅有！

    中共把这段历史叫作“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不敢说大饥荒、不敢讲遍地饿死人，造成困难的原因则编造为“自然灾害、苏修逼账”，从而把自己的责任和罪行推得一干二净。事实上那几年的天气，和其前其后的年头没有什么不同，不然就请他们公布那几年的气象资料！中国那么大，直到现在每年总可能有些地方有点灾害，但决不会引发全国性的大饥荒。官方把饥荒的时间也压缩为3年，事实上连4年都不止。焦裕禄到1962年12月才调任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第二书记（后升为书记），1964年5月病死后被封为模范县委书记，到全国各地作报告的焦裕禄精神宣讲团讲述的先进事迹中就有去火车站拦截饥民“盲流”这一项，可见，至少到1963年产粮大省河南还在饿死人。

    据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1995年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34页所提供的资料，当可推算出1958年起3年内中国的人口净减了5300万，那之前中国还有着高出生率，全国饿死了多少人！和平时期因为人祸，一个国家饿死了这么多人，在世界史上恐也是绝无仅有吧。

    毛泽东1957年藉反右登上了权力的绝对顶峰，接着以流氓无产者痞子性格玩“革命浪漫主义”，导致了物质上的全国大饥荒。大跃进——大饥荒——人民公社，毛泽东把全中国人民当作试验品，梦想实现他的新村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他要当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领袖。

    饥荒尚未完全结束，1962年初中共召开了县委书记及其上司的七千人大会，历时27天，企图“纠左”。毛泽东被迫笼统说他要负责“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他没有提及他犯的任何错误和罪行。（据说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会上讲：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相反，毛泽东借林彪之口说什么“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

    七千人大会刚过，毛泽东在同年9月就反攻倒算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被反复强调成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甚至天天讲！老百姓刚喘过一口气来，方免于饿死，又来了“四清”运动，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响起了以批“海瑞罢官”为领唱的一片杀伐声。任何一个政治运动，最终倒楣的必为老百姓，吃苦头最多的定是右派份子。


文革是反右的必然延续


    10年的“文化大革命”极大地毁灭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以树立中华民族唯一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形象。毛泽东要做中国的政治领袖、文化领袖、思想领袖、精神领袖、宗教领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对领袖。他集师权、军权、话语权、君权、神权于一身。

    在这场“革命”中，毛泽东用全中国人民作人质，斗死了“走资派”刘少奇，逼死了又一个自己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再远点，跟随他走出延安接管全国的知识份子到反右时纷纷中箭，文革时则全部落马，先后都遭到了迫害。即使是帮他到各地夺权的广大“红卫兵小将”，1967年11月27日，毛泽东借周恩来之口传达了最高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了。”一年之后他把1600多万知识青年赶出城市，上山下乡接受落后农民的再教育去了。表面看来，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贯彻始终的理念是要做千古一帝，绝不允许他人窥视他的权力宝座。穷其一生，毛泽东“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终生搞阴谋诡计害人。

    毛泽东晚年的贴身侍女张玉凤说“林彪事件后，毛主席患有高血压症、狂躁症，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此人终于完全彻底地成了孤家寡人而了结了自己的一生。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晚年毛泽东患有精神科疾病“被迫害妄想症”，被他害死的无数冤魂纷纷钻出回忆向他索命，怎么能不患上被迫害妄想症呢。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后，虽隔了半年多毛泽东才露面于媒体，但其形象和原先相比己判若两人，萎顿异常。此时毛已不相信任何人，怕见任何人，连他的老婆江青要见他也很困难了。

    晚年毛泽东，他把自己囚禁了起来，日子一点也不好过！他已感到十分孤单，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伙伴没有朋友，颇为悲凉。凡独裁者，总有孤独感，孤家寡人嘛。毛泽东是世上少有的大独裁者，因而也是他们中登峰造极的悲凉孤独者，晚年受折磨的时间也特别长。


反右开始的经济灾害


    1957年以后的疯狂行径显然是反右运动的必然延续。反右既伤害了“右派”，也伤害了“左派”，伤害了全体中国人。不断的折腾造成了无穷的祸害。仅就经济言，反右终结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其后更是把有效的生产活动挤出了日常范畴。从1957年起长达21年后直到1978年，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仍低于1957年水平，人均棉、油占有量则远低于1957年的水平。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变成2.5%，掉了将近一半。而这期间，中国周边的日本腾飞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也跃进为亚洲四小龙。

    1958“放卫星”那年，毛泽东气壮如牛地说要在15年后超过美国；同年8月他在北戴河会议上，甚至说15年后“中国将变成四个美国”！毛泽东死后3年的1979年，大陆人均GDP（境内生产总值）仅416元人民币，约合50美元；该年台湾人均GDP达1895美元，是大陆的30多倍。近年来差距是在缩小，但还有6、7倍之多。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按PPP折算的有关国家和地区2008年人均GDP是：新加坡＄51142，美国＄46859，香港＄43811，日本＄34100，台湾＄30811，韩国＄27647，＄俄罗斯15922，中国大陆＄5963，台湾是大陆的5.17倍。（中国大陆官方公布的2007年GDP是32801亿美元，该值除以13亿人口，则2007年大陆人均GDP是2523美元；台湾2007年人均GDP达17842美元，是大陆的7.07倍）。


“反右”欺骗导致社会道德大沦丧


    如果说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导致中国经济和物质生产的异常落后、在几代人的手里尚可追赶，“反右”——“文革”带给中华民族文化上、精神上、思想上、道德上的损害，却更为深远、更为持久、更为严重，危害性更大，破坏性更强。

    中国知识份子几千年来崇尚的是君子坦荡荡，山野庙堂一向讲究“君无戏言”。朝野皆知，诚信乃社稷之本，也是现代社会能够和谐稳定的必要条件。1957年的反右嘲弄了诚信，以国家的名义“引蛇出洞”诱骗人民，卑劣甚于历朝历代的封建帝王。暴戾恣睢，毛泽东的“阳谋”冲破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他“以百姓为刍狗”重重打击了中国人民，击碎了知识份子尤其是青年学生的人生追求，践踏了数千年来形成的国之信念、国之根本。这才是对中华民族的最大伤害，也是反右突兀于其前历次政治运动之所在。

    毛泽东的“反右”欺骗实是今日诸“假”之源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例如，“三鹿”奶粉的大规模投毒，如此毒奶粉竟在2008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受到了中央电视台连篇累牍的吹捧。官方说到2008年11月因吃此奶粉中毒、仅收院治疗的患儿就达29万，7人死亡，只是在新西兰政府的坚持下中国才曝光如此伤天害理的丑闻，他们连祖国的花骨朵儿都敢欺骗都能欺骗，这难道不是反右没有遭到否定、没有得到批判的又一必然结果？


盖棺论定毛泽东


    毛泽东在死前立下的遗嘱中，把文化低下的张玉凤也纳入了下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把万里江山、亿万人民视作囊中私物，将之交付给侄子、老婆、传说中的私生子、大内总管、贴身侍女等准家属来统治，这和封建帝王有何不同？说毛泽东的治国理念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溢美了，事实上他对马克思知之甚少，精通的是帝王之道。毛泽东对张玉凤之前的贴身侍女孟锦云讲起集帝王统治大成的《资治通鉴》时，说他对此书读了“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毛泽东有一首给郭沫若的七律：“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犹存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郭沫若着有《十批判书》）。二千多年了毛泽东还要推行“秦政制”，争当秦始皇，这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难怪他要镇压右派份子。

    到了文革后期，毛泽东竟还说每隔7、8年要再发动一次文革，再次表露了他根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反右时毛泽东镇压了那么多知识份子，大大阻迟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同样是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一种疯狂的表现。

    毛泽东在兹念兹的是做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大皇帝，征服中国之后妄图称霸世界的中华大帝。名义上可以不叫皇帝，叫主席，主席也是万岁，1950年他亲自下令叫中国人民喊他“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当然明白万岁就是皇帝，二个称呼是可以互换的。毛泽东深知，他这种反动思想和作为，定然会遭到中国知识份子特别是其中的右派份子的剧烈反对，于是他残酷地镇压了右派份子。

    1976年 6月，毛泽东行将就木时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确实是血雨腥风了。毛泽东死后27天，尸骨未寒，他的老婆、侄子被抓。四年后审判“四人帮”时，江青在法庭上说“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让咬谁就咬谁。”被毛泽东生前再次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邓小平，毛死后一年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毛死后二年执掌了中共实权。毛最后指定的政治局常委全被赶下了台。折腾了中国半个世纪的毛泽东，除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外，到头来给他豢养的接班人们什么也没攒下。倒是邓小平后来自封为“第二代”，立江泽民为“第三代”，隔代指定了胡锦涛，也没有忘记追谥毛泽东的庙号是“第一代”。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这种充满封建气息的称号，至今为中共一脉相承。

    与中共肝胆相照的老朋友千家驹说：“我对毛的评价，比较忠厚的说法是治国无方，功不抵过，三分是功，七分是过。但按春秋笔法，则不能不说毛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昏君、暴君。他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灾难，给知识份子的迫害，是无可比拟的，这就是历史的结论。”千家驹当年可是个反右英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