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 ——我与王军涛
（北京）陈子明
2008年，是王军涛“五十而知天命”之年，也是我和他相识相交的第30年。我们在这30年中，既有风云际会，又有跌宕坎坷，还有生死与共。从1991年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分手后，光阴已经过去了17年，回忆往事，倍觉想念。写下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作为给军涛的一份生日礼物。
第一，四五运动的战友和兄弟
我和军涛本来是相差甚远的两种人，如果没有1976年的四五运动，我们大概是不会成为战友、同道和兄弟的。
虽然我和军涛都是“50后”，但我出生在1950年代初，他出生在1950年代末，如果不是“十年文革”，我们或许就不会被归入同一代人。譬如说同为“20后”，头上的人可以是“三八式干部”，尾上的人可能就赶不上抗日战争了。再譬如说同为“70后”，头上的人或许会有浓厚的“89情结”，尾上的人也许就不知六四为何物了。
我是南人，籍贯浙江；军涛是北人，籍贯山东。我是知识分子的后代，祖、父两代都是电机工程师；军涛是军人子弟，父亲是军队的高干。如果按照正常年代的逻辑，我们很可能走上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是四五运动的历史洪流，把我们汇聚到一起。
四五运动，是中国20世纪史上罕见的一次“对内的国民运动”（梁启超语），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再一次扭转中国现代化方向的国民运动。在它之前，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都是“对外的国民运动”；1949年以后毛泽东发动的历次“群众运动”，实质上都是“运动群众”，和“国民运动”完全是两码事。在它之后，自发的“国民运动”也曾多次发生，但只有“八九民运”继承了它的衣钵，是一次“对内的国民运动”。四五运动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能够扭转乾坤，因为它是多种政治力量的“矢量和”（王力雄语），是积聚了10年的各种政治能量的总爆发。
我在《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载陈子明等着《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30年后的回忆与思考》，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年版）中分析了四五运动爆发时的政治格局：毛派与非毛联盟对阵。“毛派政治力量，除了毛泽东本人挂帅，还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嫡系，旁系，前宠，愚忠者。”“非毛联盟既是不同年龄的人的联盟，也是不同观点的人的联盟。……不同观点的联盟，主要是指还原派阵营和改革派阵营的政治联盟。”“我们把还原派分为三种类型：所谓‘还乡团’，原教旨主义者，全面整顿派。”“我们把改革派也分为三种类型：党内改革派，党外社会主义改革派，彻底改革派”。具体内容此处不再重复。我想在这里给出一种新的分类——如果不是当事人就不大容易体察到的分类，而军涛和我正是这两类人中具有典型性的代表。
这种分类，就是四五运动中的公开行动者与秘密行动者。当时，有很多人是开着卡车，大张旗鼓地去天安门广场的，譬如说曙光电机厂和中科院109厂送花圈的队伍。还有许多人是骑自行车偷偷地去广场的，其中有不少自行车临时摘掉了车牌。我因为也是骑自行车去广场的，所以注意到这个细节。（但我自己并没有摘车牌，我觉得摘车牌的自行车毕竟是少数，有可能反而引来便衣公安的注意，然后在那里“蹲坑”抓人。）
朋友中间，曹志杰是公开行动的，周为民是秘密行动的。1976年3月30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出了署名“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部分同志”的悼词，打响了四五运动在北京的第一炮。曹志杰是工人理论组的副组长，是该行动的第一责任人。4月3日，周为民等8人背着班上其他同学，偷偷地在一同学家里制作了白花和悼词，以“清华大学几名工农兵学员”的名义安放在广场的一个灯柱上，引起了轰动。“清华小白花”在当天深夜就被清收掉了。第二天，总政管理局电工赵清芳重新制作了“清华小白花”，送到广场上，被便衣公安当场抓获。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和清华大学的迟群、谢静宜当时都对外宣称，“清华小白花”是伪造的。周为民本来是有可能逃过一劫的，没想到却被一名同班同学发现了蛛丝马迹，向学校当局告发了。6月6日，周为民被捕入狱，其他“地下工作者”也被隔离审查。
曹志杰告诉我，公安局将所有天安门事件的案子分为两个系列，分别用中文数字和阿拉伯数字排序，公开签名的定为“一号案件”、“二号案件”……；匿名案件定为“01号案件”、“02号案件”……。曹志杰他们的悼词被定为“一号案件”，匿名诗《扬眉剑出鞘》（后来知道作者是王立山）被定为“01号案件”。
军涛可以说是胸怀坦荡的极端的公开行动者。他的老师想要帮他遮掩，他还不领情，非要自己跳出来。请看军涛《我在“四五”前后》（载《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30年后的回忆与思考》）中的自述：我当时是班里团支部书记。……清明节前后，我组织了两个班学生去天安门举行活动。
到了天安门广场，同学们看到激动人心的情景，纷纷要我也写诗。我自幼喜欢古典文学。有一段时间，每天写一首诗。在环境和同学的激励下，我共写了7首诗。有三首是影射攻击毛主席的。还有四首是悼念周恩来，攻击“四人帮”的。我记得其中一首：“数月念思欲断肠，未知贵驱散何方？小民不小惦心事，万众难压奔腾江。曾挥泪雨道承志，怎料时变生虎狼。誓伐叛逆偿遗愿，不必刀斧意昂扬。”
4月7日，全校师生聚集在学校操场听中共中央两个决议。邓小平被撤销所有职务，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我的年级的党支部书记找到我，对我说，年轻人走弯路不要紧，谁都会犯错误；只要做个检查，纠正错误，改了就好。他当时并不知道我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我气愤地对他说，我不是见风使舵的墻头草；我们交换过看法，我就是反对搞政治运动整人和不搞现代化，我不可能一夜之间因为有这两个决议就转变看法。他表示，可以继续交换看法，但应当与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
此后，大批判在我的班上也展开了。但同学们嘻嘻哈哈，大都是开玩笑，走过场。我还写了一首藏头七律诗，原诗记不住了，但每句头一个字联起来是，誓为真理奋斗终生。
学校又安排校工宣队找我谈话，但被我拒绝。我很尊敬这位老师傅，但他无法回答我的问题。那时，我喜好辩论，辩论只会羞辱这位受人尊敬的师傅。后来，我想，我毕竟是要求入党的青年，应当向组织上如实地汇报自己的思想。这样，我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坦率地说明我的看法和行动。大概有四个问题，我只记得三个：一是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二是研究业务；三是老干部的问题。
很快，社会上传来了抓捕幕后策划者、现场指挥者和反革命诗词炮制者的消息。这三样我都占了。我知道自己很快将会被捕。那时，甚至有些焦虑，为什么还没有动静？
1976年4月16日，这一天终于来了。那天是全校运动会。我刚对另外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讲，我会被捕，而他有些不信。学校保卫处长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我意识到，这个时刻到了。我对那个同学挤挤眼，然后雄赳赳地跟着保卫处长走了。
我本人则是一个藏头露尾的秘密行动者，是公安局最想抓却始终没有抓到的人。我在《永远准备接受时代的考验》（载民刊《北京之春》，1979年第1期）中叙述了我从运动旁观者到积极参与者的转变过程：一个有志于将一生献给人民事业的青年，常常会遇到严峻的考验。……在我廿六年的生活道路上，就不止一次地遇到这样的选择了。但使我终生难忘的，还是一九七六年的清明节。四月四日，我在天安门广场上度过了整整一天。那浸透着泪水的花圈，那洋溢着无限爱与恨的诗词，那浩浩荡荡、正气凛然的人海，都强烈地拨动着我的心弦。
晚上八点多，我看到纪念碑西南角上人格外拥挤，想必是有好文章。我使尽力气挤到栏杆跟前，只见那儿贴着一张篇幅不大的小字报，然而却是投向四人帮的一枚重磅炸弹——《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我正看着，后面有人焦急地喊道：“请前面的同志念一念！”于是，有一只手在我肩上拍了拍，要我来念。这轻轻的一拍，却激起了我脑海中的万丈波澜。我知道这是广场上第一篇点名批判江青的檄文，读了就要冒风险。但如果我是一名普通群众，那我会自告奋勇地去读的，然而谁能知道，我当时早已是一名戴着帽子的“反革命”了。
那还是在一九七五年七月，我和一位外地的同学在彼此通信中，批判了张春桥、姚文元所写两篇黑文中的反动观点。没有料到，公安局竟然在“邮检”中截获了这一切。于是，我被以“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逮捕入狱。最后，我的问题被定为“反革命性质”，送回学校，监督劳改。回校后，又经过了半年多的批判和劳改，学校当局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宣布：开除我的团籍和学籍，遣送永乐店农场监督劳动。在被押送之前，我有了难得的几天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当然要到天安门广场来目睹这伟大的历史性场面……
在广场上，我一直十分谨慎。我深知，如果我再次被捕，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但那位不知名同志的轻轻一拍和群众焦急的请求声，使我从犹豫中猛醒过来。我是一名受过“伤”的战士，但我决不能以此为藉口而甘当一名看客，人民需要我挺身而出，我能退缩吗？当然不能！
我和身旁的一位青年齐声朗读这篇战斗的檄文了。可是两个人的声音还小，我提议：由我念一句，周围的十几名同志齐声重复一句。就这样用人组成的“扩音器”发出的呐喊声，在广场的夜空震荡着……。人们欢呼着，呼喊着：“写得好！”“江青不要脸！”“人民信赖邓小平！”“再念一遍！”我的嗓子哑了，另一位同志接替了我，他以更加宏亮的声音朗读着……
四月五日，早晨七点，我带着纸、笔和胶布又来到了广场。但那无数的花圈和诗词已被洗劫一空。见此情景，一股怒火在我心中燃烧起来。一场殊死的搏斗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次不是用笔和墨，而是用血与火。
我和无数愤怒的群众一起，冲破了纪念碑上的“封锁线”，献上了当天的第一个花圈，唱起了悲壮的《国际歌》，抓住了那个攻击总理和人民的小丑，推翻了那辆狂呼乱喊的广播车，冲上了人民大会堂的台阶，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上午十一点多，数万群众手挽手，列队高歌，开始了示威游行，向那座小楼——联合指挥部进军……
我们到达小楼门前时，工人民兵早在楼门外排成了“人墻”。我从一个民兵手中夺过一个半导体喇叭，准备呼吁民兵不要为野心家们卖命，尽快站到人民一边来。但我刚要喊话就遭到暴徒的一阵毒打，群众冲上来，才把我抢救出来。我顾不得伤痛，接过喇叭高呼：“严惩毁花圈、抓群众的凶手！”“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誓与党内野心家、阴谋家决一死战！”随后许多同志也陆续用这个喇叭发表演说、高呼口号。在群众的一致要求下，我和赵世坚、孙庆祝、侯玉良等同志被推选为代表，进小楼去和联合指挥部谈判。
我虽然挺身而出担任了“群众谈判代表”，但是没有忘记我的“反革命”身份。我知道当局会用我的这一身份来大做文章，所以我必须高度警觉。我曾在《人民日报》记者王永安处看到吴鹏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两张照片。一张后来被收入《人民的悼念》大型画册，是反映四五运动的代表性摄影作品，其中我的形象十分清晰；另一张是紧接着前一张拍摄的，已经看不到我的脸，只能看到左边的一个耳朵。当时，我怀疑拍照片的人是便衣公安，看到闪光灯一闪，就下意识地把头藏在了前排人的后面。从小楼谈判出来后，侯玉良要求“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成员互相留一个通讯录，孙庆祝留了真实的姓名和地址，刘迪留了个假名字（他的通缉令上就是用这个假名字），我则婉言拒绝了。后来他们几位都被抓获，我因为在4月7日就被送到通县永乐店农场劳动改造，而幸免于难。
为什么四五运动中有些人成为公开行动者，有些人则成为秘密行动者？这是一个有待学者们未来深入探讨的课题。年龄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曹志杰比我大，军涛比我小，但他们都选择了坦坦荡荡的行动；而在匿名诗词的作者中，既有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也有知识青年和青年工人。甚至思想观点也不是主要的原因，选择隐秘行动的人中，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既有“反江青分子”，也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第二，从四五到民主墻
我和军涛，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1978年11月21日，我们在国务院第四招待所第一次见面就顶嘴，彼此之间还不知道姓名。我现在已经想不起吵架的原因，但是当时有个深刻的印象，觉得军涛年纪轻轻就指手划脚、口出大言，太张狂了。使命感充盈，自信心爆满，多怀疑，好争辩，固执己见，不肯服输，是四五人的脾气。而军涛，正是四五人性格最突出的体现者。30年过去了，现在的年青人恐怕已经不大容易理解这一代人的政治性格了。
已故何家栋先生把20世纪的政治活跃人群分为以下几代：世纪之交的一代、五四、一二九、四五和八九一代。他们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强烈的爱国心，炙热的理想主义情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是几代人的共性。但是四五一代人也有自己的特性：这一代人曾被称为“怀疑的一代”，经过10年文革的磨难，他们已经不再相信“大救星”、“红太阳”、“新社会”之类的偶像，而具有独立的意识；经过四五运动的爆发、镇压和平反，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看到了自下而上地改变政治架构和社会制度的可能性。197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写道：“人民的权利，必须由人民用斗争来保卫，人民的愿望，必须由人民用斗争来实现。”青年“始终战斗在革命的第一线，成为一支最英勇、最刚强的先锋力量”。“从天安门广场的震天动地的革命呐喊和《国际歌》声中，表明了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显示出历史主人的威武不屈的面貌。”“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这是发自《人民日报》的声音，现在的人们想像得到吗？军涛曾在他的《竞选宣言》结尾处慷慨陈词：“过去的十年，我们已学会怀疑和批判；未来的十年，我们要学会创造和建设；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上述口号集中体现了四五人在1970年代末的精神风貌和政治抱负。
现在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和军涛会在国务院第四招待所相遇。
由于军涛在被捕时只有17岁，又是堂堂正正公开行动的，1976年11月，他成为天安门事件被捕者中第一批释放的人。
（当时）没有平反，但也没有保留任何记录。回到学校，我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我没有接受去部队的安排，而是选择去农村插队。因为，在监狱里，我已经知道或决定了这一生的使命是什么。
1978年10月，我被评为先进知青，随后又被选为共青团十大代表。就在进城报到之际，又得知被北京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录取。在开会时，天安门事件平反了。紧接着，在天安门事件的鼓舞下，民主墻应运而生。我们一批共命运于“四五”运动的年轻人聚到一起。
四人帮被抓后，为了有助于平反，我公开了自己在四五运动中的活动。经过长达两年的申诉，公安局同意给我平反，但是仍然留有“尾巴”：
关于对陈子明案的复查决定
京公保字129号
原北京化工学院学员陈子明同志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反革命小集团嫌疑被拘留审查，于同年八月二十九日将陈定为反革命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经复查，我们认为，虽然陈子明当时的言论有些是错误的，但不应定为反革命性质，对过去的结论应予平反，建议北京化工学院党委恢复陈的团籍学籍。
北京市公安局（公章）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
我刚刚从永乐店农场回到北京化工学院，就赶上了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样我就摇身一变，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批判大会横幅标语上赐封头衔）变成了“四五英雄”（在平反大会兼“英雄事迹”报告会上学校领导赐封头衔）。校方通知我去国务院第四招待所参加团中央召开的大会，出席者都是所谓的“四五英雄”，于是就在那里与军涛碰撞出火花。如果说我与其他一些四五运动的参加者和被捕者是为了推动运动平反而自发串连起来的，我与军涛的结识则完全是当局的功劳。
互联网上有人说，魏京生和王军涛都参加了民主墻运动，为什么魏京生被判了15年徒刑，王军涛却当上了团中央委员？言外之意是，王军涛肯定是向当局屈服了，甚至是背叛了。说这种话的人完全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形。
首先，军涛虽然在民主墻运动中与魏京生的观点和做法不尽一致，但他始终是为魏京生辩护的。军涛说（见亚衣：“政治是责任和智慧——访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研究生王军涛”，载《北京之春》1998年8月号）：在魏京生被抓之后，唯一为他发表文章辩护的就是我们《北京之春》，其他的刊物中有的还对他作了温和的谴责。后来在北大人民代表的竞选活动中，在人们问到魏京生案件的时候，有的竞选者的回答是“不了解情况”，或者“判重了”，或者说“不该判”。我的回答则是“这是一个蓄意炮制的错案”。……当时有人说民主墻是“害群之马”，陈子明就写了“谁是害群之马”的文章，指出真正的害群之马是搞得天怒人怨的共产党内的保守派。
其次，军涛是先当上团中央候补委员（团中央委员会中唯一的非中共党员），才担任民办刊物《北京之春》副主编的。安安稳稳地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在官僚系统中一步步地晋升（与军涛同届的团中央委员钱运录现在已经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下届的团中央委员刘云山、李克强基今天已经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这不符合四五人的脾气。不仅军涛是这样，带着“四五英雄”桂冠进入第十届团中央委员会的其他人——王海力、李西宁、周为民、贺延光、韩志雄……也都对传统宦途不感兴趣（他们后来的情形，可见《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30年后的回忆与思考》一书）。周为民当时就说过，四五人的理想是做大事——探索中国改革的新模式，而不是庸庸碌碌地做大官。在邓小平向民主墻下毒手之前，许多四五人对彻底改变毛体制曾抱有相当强的期待和信心。
团中央把“四五英雄”召集起来，是要开一个动员大会。当时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组织几个巡回报告团，让这些人到全国各地去演讲，宣传他们的“英雄事迹”。但是当局万万没有预料，这些人并不是一般的“英雄模范人物”，而是“用自己的斗争去争取和保卫”“人民的民主权利”的“最英勇、最刚强的先锋力量”（《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语）。他们一点也不给当局面子，利用这个场合成立了“四五运动受迫害者公民起诉团”。曹志杰后来写道：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央为“四五运动”平反后，被抓者中的二百多人组成“四五运动受迫害者公民起诉团”。大家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并公推我为领导小组组长。我们写了一份有二百多人签名的起诉书，抄了两份，准备将一份贴到西单民主墻，一份递交最高法院。我们起诉的对象主要是“文革派”的部分成员，除王张江姚外，还有原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等人。起诉的时间安排在星期天。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也已联系就绪。
团中央的这次会议是在星期五，星期六北京化工学院召开全校大会，宣布为我彻底平反。我在平反大会上发言时，呼吁关心政治的师生员工第二天下午和我一起去天安门广场参加请愿活动。星期日上午，我正在民族文化宫礼堂看一部叫《冰上激情》的“内部电影”——忽然大喇叭里喊话：“请陈子明到电影院门口，有急事找你。”我出来后，发现是我妈妈带着一个干部来找我，说是团中央派专车来接我，让我马上跟着他走。匆匆忙忙来到了一个地方的会议室，发现刚刚认识的一批四五运动受迫害者已经聚集在这里。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有些人坚持把请愿活动进行下去，有些人主张接受团中央的劝告。我因为前一天已经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请愿活动的日程和地点，所以最初是不赞成改变计划的，但后来还是接受了会议多数的意见。从这件事所表现出来的“四五”一代的政治主动性和首创性，是官僚政治深恶痛绝、不能容忍的。
上述“政治意外”发生后，官方立刻撤销了组织“四五英雄事迹”宣讲团的计划。这是支持“现代化”的两股力量的政治联盟所出现的最初裂痕。
“四五运动受迫害者公民起诉团”解体之后，其中的一部分人继续寻找其他的集体行动方式，于是就有了民办刊物《北京之春》。团中央委员周为民担任《北京之春》主编，团中央委员韩志雄和军涛担任副主编。编辑和工作人员有：四五运动时“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成员（即“四人帮”喉舌所说的“几个小平头”）刘迪、孙庆祝、陈子明，天安门事件被捕者王雷、李舟生、刘万勇、林钢（被捕时只有14岁），天安门事件积极参与者、正在编写《伟大的四五运动》（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一书的毕谊民、严江征、李胜平、郑小龙等。由于有这样一批刚刚受到表彰的“四五英雄”投身到民主墻运动中，才使得当局投鼠忌器，没有在逮捕傅月华、魏京生和任畹町后，一举否定整个民主墻运动。
第三，理工科出身的思维方式
在《北京之春》同人中，起初我与军涛的来往不算多。但我和其他人的来往，大多属于编务和事务范畴，最多也不过是对于当下政治形势的评估。而军涛与我之间的交流，则涉及到价值观、世界观、方法论和思维逻辑。几次促膝谈心乃至通宵达旦的切磋之后，我们就成为同人中思想最默契的同道。
在《北京之春》时期，我和军涛是在读的理工科大学生。军涛在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我在北京化工学院二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第二年又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即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子生物学专业。周为民也是理工科出身，清华大学电子系，但他在1977出狱后就已经毕业了；后来又回到清华大学，担任专职团委副书记（当时的团委书记是贾春旺）。同样的理工科背景，又同样喜爱人文与社会科学，眼界比较宽，知识比较杂，可能也是我们越走越近的一个原因。
理工科出身的人，比较强调思维的逻辑性和分析的系统性。所谓系统性，就是时时要考虑到一个事物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注意区分微观与宏观，不要孔中窥豹、以偏概全；要懂得个人首创与历史合力、表面湍流与深层稳流的关系。
这里插叙一段轶事。因为我在大学是学化工的，所以比较喜欢用“光谱”这个词。光谱分析、质谱分析、色谱分析，是化学家（包括生物化学家）检验和鉴别物质的主要方法。2000年，我写了《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一文，署名王思睿，因为当时还在13年刑期，不能用真名发表文章。这个笔名是何家栋先生起的，他没有告诉别人王思睿是何许人，因此颇有一些人（包括李慎之先生）最初以为这是何先生的笔名。我当时被严密地软禁在家中，没有机会与朋友见面，连与何先生也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王之虹与他传递信息。但是有几个老朋友很肯定地对何先生说，一看这篇文章的标题和文风，就知道是子明写的，不可能有第二人。苏轼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老实话，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的文风是什么。
在谈得最长的一次，我与军涛共同做了一个思想光谱分析，详细梳理了世界上各种思潮和意识形态的来龙去脉、传承影响关系以及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定位。我们分析了各种左翼思潮，包括卢梭主义、圣西门主义、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主义、考茨基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铁托主义、赫鲁晓夫主义、毛主义、格瓦拉主义……。我们也分析了各种右翼思潮，包括苏格兰启蒙运动传统的自由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伯克的保守主义、凯恩斯和罗斯福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由于我从1970年代初以来，已经有近十年的思想探索和知识积累，而军涛思想的根本性转折是在1976年坐牢期间，所以在这次交谈中，我说得多一些。军涛在王之虹《风云同行》（香港：明报出版社，1995年版）序言中曾这样评论：“（子明）常常看别人的长处多于自己，与人交往总想从他人处得到教益，这使他很少在生人面前表现出才华气度。”军涛对我了解甚深。我与他性格不同，他喜欢在任何人面前高谈阔论，一下子就抓住人、影响人；我则只愿意与朋友深入交流，朋友越熟，我的话越多。
在这次谈话一两年后，另一位与我有深入思想交流的朋友做过这样的比较：他本人倾向于欧陆哲学，而子明倾向于英美哲学。虽然我们当时在一起紧密共事，但他认为缺乏共同的哲学基础可能会成为未来合作的障碍。这话被他不幸而言中。然而，我和军涛在哲学基础上也是相当一致的。当时我正热衷于波普哲学，各种哲学杂志和社科文摘上关于这方面的介绍我都搜集了起来。我向军涛推荐了波普，认为波普的政治哲学是迄今为止我所了解到的最有说服力的思想，而军涛当时也已经接触到波普，可以说我们在这一点上是不谋而合。
我和军涛通过对各自思想发展轨迹的认真反思，意识到我们已经脱离了广义的左翼阵营，进入了当今世界自由民主阵营的范畴。但是考虑到《北京之春》的整体形象，我们仍然使用“社会主义民主”之类的词语。例如，在为《北京之春》第7期撰写的评论文章《特权不除 国无宁日》中，我写道：今天，绝大多数人不满和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反对的理由各不相同。少数特权者反对“文革”，是因为“文革”触动了个人的权利和地位，他们由此认识到，个人独裁不利于整个特权阶层的利益，他们想要建设一种政治官僚们按照等级大小安全地享有特权，而不必在独裁者下面惶惶不可终日的贵族政体。
经过“文革”的大动乱，人民则认识到，所谓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左倾路线，绝不会给人们带来政治平等和社会进步，只有彻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才能铲除特权，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人民不会允许全盘“复辟”文革前的旧体制，不会允许在“安定团结”的幌子下扶植“文革”前就已存在的特权阶级的萌芽。
特权不除，国无宁日，“文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今后，事实还会再次证明这一点。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很有前瞻性的，但是我仍然在鼓吹“彻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而没有使用“宪政民主”这样的概念。我最早提及“宪政”的文字材料，是一年后写作的“社会幻想小说”《闯将》和三年后撰写的论文《从干部终身制谈到政府的稳定》，后者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宪政的国家”、“实行宪政的政府”。我曾在《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载《领导者》，总第18期）中指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反对派，主要是左翼反对派。1957年“五一九运动”的典型话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林希翎语）。四五运动的著名口号是：“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所谓“资产阶级伪科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在1950年代被取缔之后，又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摧残，胡适的传人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但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新一代自由民主主义者又重新在中国大地上生长起来。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在四五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还不足以成为运动的主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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