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三宽”是不够的

——由悼念朱厚泽先生想到的

（北京）黎学文

    朱厚泽先生逝世后，网络上掀起了悼念的热潮。人们纷纷撰文怀念朱先生，特别是对他上世纪80年代任中宣部部长时提出的“三宽”政策给予极高的评价，甚至有人说朱先生逝世，自由80年代或成为绝响。在这样一个坚壁日趋森严的盛世，由朱先生的逝世引发的悼念，从情感而言是可以理解的。朱先生当年在体制内的努力亦可以当得起人们对他的尊敬和怀念。然而在一片饱含感情的叙述浪潮之中，有些东西却被遮蔽了，那就是：朱先生当年的“三宽”政策是难得的，应该获得历史的肯定，但是不应该被过分拔高。三宽固属难得，然而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仅有三宽是远远不够的。

    就当时的历史情境而言，朱厚泽先生提出的“三宽”政策，不仅面临着长期盘踞中国的极左意识形态的钳制，面临着体制和其代理人的疯狂围剿，更充分展示了当时以及后来政治环境的严酷。朱先生仅在位一年就去职说明了朱先生的努力在当时所面临的困境。今天人们怀念他，不仅仅是对80年代的怀念，也是源于对其在体制内尚有这样的人格存在表示敬意。但是情感毕竟是情感，它不能取代理性，尤其是80年代已经逝去了20余年的今天，我们若还以当时的“三宽”为历史标高，这其实是我们的悲哀，这说明：我们不仅未能走出历史的三峡，甚至我们连“三宽”的环境都尚未获得。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刘宾雁先生在异国去世，作家曹长青撰文对刘先生当年的“第二种忠诚”提出批评，我和家乡的友人杜导斌谈及，老杜问我如何看曹的批评，我说：理智上可以接受，情感上无法认同。老杜当时沉思良久。今天我对一片悼念朱厚泽先生的热文，态度却是：情感上可以理解，理智上无法认同。可惜我当时还可以和杜导斌面谈，而今他深陷牢笼，没有可以谈论的机缘。而这就是我们的现实，这样的现实告诉我们，在这个老大的国度，历史的进步是多么的渺茫，严苛的虐政又是多么凶猛的持续着。

    如果抱着历史的温情，以“同情之了解”看朱厚泽先生的“三宽”政策，当然应抱着相当的尊重，但历史的事实却是：三宽政策的出炉毕竟只是体制内开明政治的短暂呈现，它不仅没有汇聚成制度上的凝结和保证，没有产生可以看得见落实到现实的成果，仅仅只是作为一种“政策”甚至个人的政见闪现，这样的政策注定了它是脆弱的、短命的。事实上，“三宽”政策的提出只是宽松政治的破土萌芽，是幽暗岁月中一道灵光一现的明媚彩虹，它在政潮博弈中迅速落败，对于始作俑者当然是一种很大的悲情，对于我们的社会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剧。它无法践行的失败说明了我们那个时代连对体制内自由萌芽的许可都要遭遇杀戮的命运，摇篮中的孩子都要遭到封杀，这样的严酷真是让人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就 “三宽”政策的出台历史来看，朱先生当时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他试图在体制的坚壁里打开一点点缝隙，然而很快合上的大门及不久之后的杀戮很快就证明了体制的绝不宽容任何异见的本质反动和朽腐。一个体制是否具有自我更新和纠错的活力是判断其是否具有生命力的标志之一，“三宽”政策在历史中的灵光一现证明了这个体制从本质上已经丧失了自我修复的功能以及继续下去的存在合理性，后来的苟延残喘不过是历史跟我们老大民族开的残酷玩笑。

    与很到悼念者不同的是，我更看重朱先生晚年作为一个自由人呈现出来的平民风范和独立人格。朱先生逝世前曾说：“没有希望。你们眼中的希望，是因为看到我们这些老头子还活着，所以你们有幻想。但连我们自己都不抱幻想。”作为曾经身居体制高位者说出这样的话，其清醒和绝望是沉痛的，它显示了朱先生的的大彻大悟，用余世存先生怀念文章中的话来说，就是朱先生已经不是臣，而是人。这份难得的“人的声音”所具有的清醒之声仿佛是朱先生临终的托孤之言，应该足以引起我们后辈的警醒。当今天的我们读着以《炎黄春秋》为代表的刊物上一些老先生的文章为他们叫好并充满期待的时候，朱先生一语惊醒梦中人。他让人想起了鲁迅的清醒和绝望。

    我在《宽容的跋扈》一文中曾说：“说到底，宽容不过是手握权柄者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一种策略性恩赐。它或是迫于情势不得已而为之，或是计上心头阳谋在胸想放长线钓大鱼。将怒容转变为笑颜，五管稍稍活动而面孔狰狞依旧，这样的宽容只可能是一副洋洋得意的嘴脸，只可能是一种气焰嚣张的跋扈。”这是对反右时期的独裁者的历史批判，当然不符朱先生的“三宽”政策的历史背景。然而作为追求自由的个体而言，我对于任何当权者恩赐的宽容都保持着一份本能的警惕和怀疑。朱先生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固然有其特殊的困境，但作为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官，其扮演的角色依然是权力者，是恩赐者。说出这一点不是要在先生逝世不久就搞诛心之论，进行求全责备的酷评，作为后人对待历史不应有这样的不厚道。但是就事论事，只有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才能获得足够的清醒，烛照我们未来的进之路，如果我们还有未来的话。


    2010年5月2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