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戈扬

（北京）于浩成

    时间过得真快，戈扬离世已经满一年了。去年1月18日（也是赵紫阳忌日）凌晨，我打开电脑，一个惊人的消息映入眼帘：戈扬病逝于美国纽约。其后，我又与家祺通电话，获知详情。虽然早就知道她已是年逾90高龄，且重病在身，噩耗传来，仍然觉得意料之外。因为这几年来，她一直渴望叶落归根，回到祖国和自己家乡。虽然大家都知道希望不大，但仍然期盼出现奇迹。然而无情的事实再次告诉我们，对“伟光正”绝不能心存幻想。从斯大林起，毛泽东、邓小平等，那一个不是铁石心肠，心狠手辣。“今上”虽然一再倡言和谐，但也说过，对付异议分子，要软的一手更软，硬的一手更硬。而后面一句话才是其真心话，因此戈扬只能与王若望、刘宾雁一样病死他乡。虽然他们为祖国奋斗了一生。

    她这一惨痛的结局，不能不使我既哀痛，又愤怒，在得知戈扬追思会1月24日将在纽约举行后，我立即写了一首挽联：新四军记者，新观察主编，一贯鼓吹民主自由，抨击国共专制，堪称永远反对派；五七年右派，六四后流亡，毕生争取宪政人权，身兼中美国籍，实属传奇革命家。

    与此同时，我又打电话给家祺，请他们代我向司马璐转达慰问之情。一年以来，时时忆念老友往事种种，它的身影容貌，好像就在眼前。

    我与戈扬是上个世纪80年代时才相识的，虽然早就在文革前就读过《新观察》，知道她的大名，并且同情她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不幸遭遇。因为都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她是《新观察》主编，而我是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均处在政治思想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彼此支持声援，互相鼓励打气，可以说是福祸与共。

    例如1985年秋，我因接受香港《镜报》主笔林文先生采访，批评领导人接班指定方式，批评“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应该有一个总体性设计等等，公安部党组以我向境外媒体发表错误言论为由，向中央报告要给我惩处。此时戈扬看到香港报刊报道“于浩成以言获罪将罢官职”之后，打来电话表示关怀和慰问。没有想到，仅仅几个月后，就传出文艺界大整顿的消息，中宣部与中国作协联手迫使戈扬去职。戈扬同我商议“荐贤”，当年12月28日邀我和李洪林去《诗刊》社宿舍她家中，袁鹰，刘再复，王若水，邵燕祥，邵焱在座，戈扬宣称拟请作协任命李洪林任“新观察”主编，在座诸人为编委。（后来形势稍缓和，化险为夷，戈扬仍留任）。

    但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中，我和戈扬还一起当了一次漏网之鱼。1987年8月13日，我女儿告诉我说，中央书记处通过一项决议，继处理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之后再处理一批知识精英。据说在北戴河会议上，我本是名单上第5名，下面还有李洪林、戈扬等等，但是讨论到王若水，吴祖光，张显扬，苏绍智4人之后，赵紫阳看了一下表，说该吃饭了下一次继续讨论，宣布休会。于是我和戈扬又躲过一劫。但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我们后来终于在六四事件之后，遭到了灭顶之灾。

    1988年10月，王元化在上海召开《新启蒙》座谈会，我和戈扬等人到会并一起游览了洞庭东山。此前王元化、王若水向我约稿，我写了《人们应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发表在《新启蒙》丛刊第三期，该文提到了戈扬在访问保加利亚之时，看过一部叫做《寻找没有脚印的人》的纪实性故事影片。我引述了戈扬在1986年6月2号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的《黑梦》一文。当时谁也没想到，发生在古时候保加利亚作家们惨遭迫害的“黑梦”，今又重演在中国大地。这是多么哀伤的悲剧啊。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4月19日戈扬和张伟国主持召开悼念胡耀邦小型座谈会，我赴会之前被公安部老干部局叫去谈话，宣布没交代清楚自由化问题之前不得离开北京，我拒绝接受。座谈会中，我在发言中痛斥了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法行径。一周之后，在出席完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胡耀邦追悼大会，走出东门时，我又碰到了戈扬，我们在最低的台阶坐了下来，看到学生们列坐在广场上的盛大场景，心中深深感动。后来我读到她那首有名的悼念耀邦的小诗《身在这边，心在那边》，我想她一定是在那时开始酝酿写出的。当时她告诉我第二天早上启程赴美，我们乃互相道珍重话别，谁知她这一去，就如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1989年5月19日，也就是李鹏宣布北京地区实行部分戒严的前一天，当时当局下手的形势已经很明显，李洪林和郑仲兵来我家（当时公安部七号楼，现在已经拆除）。李洪林与鲍彤通电话，他爱人说鲍彤去了医院，当前形势已无希望。赵紫阳下台的消息早已传出，郑仲兵说戈扬明天将返国，机票已买好。3人商量将国内形势告诉戈扬，请她考虑是否在美观望一些时日，以免自投罗网。郑仲兵说他将在当晚打电话过去。当时谁都没有料到，她当时退了飞机票，后来再也回不来了。

    1989年6月26日我被开除党籍，以监视居住的名义，被关在武警特警学校一年半。1994年5月获准到美国。当年7月到纽约参加中国人权理事会，在这一次会上重又见到戈扬，会后她邀请我去布罗克林严家祺家，司马璐已经在那里等候共进晚餐。这算是戈扬为我接风。当年9月我为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宪政中国》研究项目，移居纽约，从此同戈扬的见面就多了。在与戈扬的交往以及他人口中，我对戈扬有更多了解，愈发钦佩她的为人。

    首先是她的思想敏锐，看问题能一下抓住要害，思想十分开通，不为陈旧的老观念束缚。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情：一是她虽是文艺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看问题却往往比我们这一些搞理论的强多了。某一次讨论会上，戈扬语出惊人，她说“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教训，对世界特别是对中国说来，乃是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衰落”，另一次在中共十五大落幕后《北京之春》记者采访戈扬，她说：世界在变换，江泽民也会有变化，问题在于他们不肯放弃一党专政，认为放弃了一党专政就在历史上留下了坏名声，认为共产党会亡在自己手上，再有他们的利益与一党专政密不可分。看，戈扬13年前的认识，比起今天的那一些自称“民主派”，却仍然认识不清，还在乞求改革“碎步走”者，其明智程度难以道里计。还有加入美国国籍的问题，她的思想开明程度比起他人来也强得多了。有些人总以为加入美国国籍就是不爱国，其实这完全是一种成见。一个人可以是世界主义者，也可以同时是爱国主义者，二者并不矛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不也曾加入了美国国籍么？秋瑾穿和服，为国殉难，一样爱中华。历史上不少革命家正是以世界公民而自豪的。

    再有，戈扬到美国之后，她刻苦自励，坚忍不拔，表现十分突出，实在令人敬佩。她原来的英语不十分好，已经是七老八十高龄，赶上实在不易。她的生活十分艰苦。我初到纽约时她单身住在一间屋子里面，做饭洗衣，都是一个人操持，在大雪天也要去超市买菜，有一次还跌倒在雪地里。有一段时间她仅靠每月给《开放》杂志写一篇通讯，获取微薄的收入维生，但她斗志弥坚，读书写作不辍。

    第三，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戈扬坚持自由民主的一贯立场。她早年投身革命是为了民主自由，后来打成右派也是因为追求民主。背弃历史承诺的是中共，而坚守历史承诺的是误入中共的戈扬们，也就是我在挽联中所说的“一贯鼓吹民主自由，抨击国共专制，堪称永远反对派”。自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戈扬与邓颖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邓颖超常在戈扬面前表示对党内左派的不满。但六四之后戈扬在美国听到邓颖超赞同杀人消息后，公开发表一篇文章：《友谊在枪声中结束》，予以谴责。

    戈扬的鲜明立场，做为一个永远的反对派，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戈扬的精神不死，她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10年1月17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