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
——我与王军涛（续上期）

（北京）陈子明

    2008年，是王军涛“五十而知天命”之年，也是我和他相识相交的第30年。我们在这30年中，既有风云际会，又有跌宕坎坷，还有生死与共。从1991年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分手后，光阴已经过去了17年，回忆往事，倍觉想念。写下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作为给军涛的一份生日礼物。


第七，秦城监狱：筑墻隔不断兄弟情


    1989年“两会”期间，香港《镜报》月刊主编徐四民邀请北京社会经济科学探究所的陈子明、王军涛、闵琦、刘卫华、陈小平座谈，座谈记录稿由高瑜整理后发表在《镜报》4月号上，标题是《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4月19日，我又在陈希同点名的座谈会上泼了些冷水，对在天安门广场上重复四五运动表示悲哀。4月23日，我在所里召集的“十年反思”学术会议的开场白中说：“从今年以来，或者是说从88年下半年以来，就是出现了一个形势越来越热的趋势。这两天以来，可以说这热度达到了顶点，当然可能还没有到达顶点，五四可能还会进一步升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虽然我们有些同志也会到天安门去，我想在座的同志都会去过，我也会去。恐怕我们最主要的身份还是思想理论界的人。安排和组织这样一个会，是想强调一下清醒，在大家头脑都很热的情况下强调一下清醒，也想强调一下放松。”我们都很关注广场上的事态发展，可并不想把自己卷进去，因为我们有既定的工作方针，手头的事情也很忙。军涛是在胡耀邦逝世之后，才结束在西北的考察返回北京的。

    但是不断有学生来征求我和军涛的意见，我也专门就学运问题到姑姑家请教过一次。我的姑姑陈尔玉和姑父金雪南是四十年代学生运动的过来人，我和军涛则是七十年代学生运动的过来人。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对80年代末的师弟们说：历来的学生运动都是不可能持久的，一般的周期是在20天左右；因此必须做到有张有弛，能放能收，在启动和进攻的时候就要想到怎样撤退和收束；学运要有明确的诉求，不能得寸进尺，狮子大开口，让人家没有退路，自己最后也没有台阶下；4.27大游行后，运动重心应由游行集会罢课转向政治对话和校内民主建设。

    5月10日，我和军涛、程翔、张伟国与学生对话团团长项小吉及童屹等在北京饭店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见过一次面。项小吉问，假设政府在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两个要求中只能满足一项时，学生应该如何取舍——是优先要求结社自由，即确认学生独立组织的合法性，还是优先要求新闻自由。我的意见是：应当把争取新闻自由放在第一位；在结社自由问题上，可以考虑接受一种妥协方案——不坚持要求政府承认“高自联”，只要政府承认现有学生会领导机构通过自由竞选产生，就可以满足了。经过讨论，与会者均同意这个意见。事实证明，中共领导层当时确已准备在新闻开放上有所让步，胡启立、芮杏文于5月11—13日前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与编辑记者们进行了对话，并作出了一些承诺，随即体现在各报的版面上。

    就在官民双方开始走向良性互动的关键时刻，突然出现了学生绝食。陈子华在《浴火重生》（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中写道：5月13日上午，北大绝食团进行了绝食宣誓，随即开赴绝食地点天安门广场。这就迫使当局迅速寻找与学生有效沟通的渠道。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陶斯亮受阎明复之命，委托周舵、郑也夫、李肃三人分乘统战部的三部面包车，立即出发去从事这一工作。

    下午3点，郑也夫首先来到经济学周报社，他对王军涛等人说，阎部长让找你们出面斡旋，劝说学生撤离广场，请你们马上就去。当时，社经所正在召开所务会议，主持会议的陈子明请郑也夫先回避一下，以便所务会议就此问题展开讨论。陈子明反对参与斡旋，认为社经所团体对学生的影响力有限，在目前情况下斡旋成功的机会很小，不如集中精力从事团体已经规划好的各项工作。但多数人认为事关重大，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应当尝试一下。经过表决，所务会议批准王军涛、陈小平、闵琦三人以个人名义参与中央统战部组织的斡旋活动。他们随即搭乘郑也夫带来的统战部面包车去中国政法大学，将学生对话团负责人项小吉等一部分学生领袖带到统战部会议室参加对话。由此开始，社经所被深深地卷入了运动的旋涡中心。

    当时所务会议的表决结果是3：8，我是投反对票的3人之一，军涛是投赞成票的8人之一。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在对待学运的基本态度上有所不同，这只是在要不要接受统战部邀请介入斡旋的具体做法上的分歧。希望运动能够理性、负责任、有理有利有节，是我们贯穿始终的一致态度。

    5月15日，我和军涛、闵琦、刘卫华到全国总工会大楼出席了一个座谈会。后来，检察院起诉书称：“陈子明在《中国工运》编辑部召开的名为‘政洽体制改革与工会’座谈会上，为阴谋颠覆政府进一步制造舆论，并出谋划策说：……‘我建议，现在最好是酝酿，不要出台总工会这张牌’，‘戈尔巴乔夫来之后看中央有什么反映，再出这张牌’，‘牌要一张一张出，不要一下都出光了’，‘出光了也就没什么威慑了’，‘最好是善用威慑’。”检察院采用的那次讲话的录音文字材料，共有5处重大错误，甚至编造了“判”江泽民“死刑”这样的话。经过我与法官和技术人员共同核对录音带和文字材料，判决书删掉了涉及江泽民的文字，并把上面一段话改为：“‘我建议，现在最好是酝酿，不要出台总工会这张牌’，‘牌要一张一张出，不要一下都出光了’，‘出光了你也就没甚么威慑了’，‘最好是善用威慑，少用力量’。”判决书没有隐瞒我主张“少用力量”，但他们为了判我“颠覆政府罪”，自然不会全面引用我的话。我当时紧接着就说：现在还不具备力量碰撞的条件。不要马上动员工人上街，一下子又提出许多新的要求。这次运动只要能够取得一个哪怕是最小的实际成果，开一个民主运动不以失败告终的先例，就应当鸣金收兵。

    5月17日，军涛写了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载《经济学周报》，1989年5月21日），系统阐述了我们对时局的主张：我们曾预期北京学潮将趋于平息，一场危机有可能在祥和的气氛中走向和解。然而，由于受传统思维框架的约束，政府未能做出灵活反应，竟错过良机，致使事态迅速扩大。

    必须建立一种机制，适时适度地适应变动，进行自我调整，有效地公平地整合各类利益；从而实现政治稳定。这种体制，只能是民主宪政。所谓民主宪政，主要包含如下原则：（1）以个人作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与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2）代议制与普选，（3）责任内阁的行政政府，（4）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5）党派斗争公开化、合法化、规则化、非暴力化与结社自由，（6）社会生活领域多样化与政府权力有限性，（7）舆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及信息开放。对于中国而言，主要指重新界定各类政治设施（党、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公民等）权限，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制定各自的运行规则。

    在某种意义上说，学运的基本目标业已实现，这场爱国民主运动已取得社会各方广泛支持；学生提出平等对话、现场直播的要求，也同中共13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间回轻人民讨论”方针完全一致。政府固执己见，已经输了理，使自身陷被动。

    目前，政府处于一种职权责分离状态，以致无所作为，进退维谷，成了不负责任的政府。一方面思维仍停留在旧的规范之中，造成对危机的反应能力太弱；另一方面，政府权威的弱化及政府责任程度下降，使得政府处理事情效率低下。这种状态中政府权力的有效性更多表现在消极阻碍作用上。

    由于近几年构成社会中坚的主要阶层利益相对受损，不满情绪蔓延在社会各层，严重的经济问题又加剧了这种情绪。同时由于中国社会中构成中产阶级的社会阶层过于弱小和缺乏独立意识，在社会态势中难以成为主导力量，这就使得社会不满很容易演进成不负责、不顾后果的激愤情绪。近几天社会形势的发展已引起民众情绪的分化，其中不乏激愤者。激奋情绪的发展很容易外化成缺乏理智的行为。这就给一些没落社会势力以可乘之机，不惜挑起事端，孤注一掷，从而激化矛盾，令各方失去克制。这是大学生和知识界所必须警惕的。因此，大学生应坚持理性精神；采取明智而灵活的态度，迅速结束绝食，打开僵持局面。

    形势危急！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出路，不能自己毁灭自己。最现实的选择是在法律和秩序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任何人都无权对这场学运作出政治判决，我们要求全国人大立即召开特别会议，根据宪法确立的原则，通过合法程序，对学运性质进行评议。将民主从马路上引向人民大会堂！

    学生绝食进入第5天以后，形势越来越危急，来自方方面面对我和军涛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在二审《自我辩护书》中写道：有两件事对我产生了影响，使我部分地松动了不介入的一贯立场。其一，是一批我素来敬仰和钦佩的著名经济学家要求我和王军涛出面，代表稳健改革派知识分子与激进改革派知识分子竞争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防止不负责任的政治举动导致改革倒退的悲剧。其二，是一位地位和名望都很高的自然科学家直接向我个人发出呼吁，拜托我利用前“四五英雄”的身份，救救青年学生的生命。老一辈科学家对国事和青年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这是比中央统战部来找我的两次邀请更有影响力的道义命令。

    5月18日上午，在蓟门饭店的会上，我曾指出，现在学潮席卷全国，规模越来越大，卷入的人越来越多，它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是推进改革，皆大欢喜，一种是改革倒退，演成悲剧；从目前的势头看，情绪日益亢奋，口号日趋激烈，后一种可能性极大，因而很多知识界人士都很担忧，但是大家都在背后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自己出面说话，因为谁都知道出头椽子先烂。但是形势却非常需要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站出来用理性的声音说话，首先影响学生，再通过学生影响全国，使事态首先稳定下来，才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我想，那么多人来找我们，并不是认为我们就多么有分量，一出马就能解决问题，而是在情急之下，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稻草，也要尝试一把。在那么多人为绝食学生、为陷于危机的国家而痛心疾首、奔走呼号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太爱惜羽毛了。而周舵所说“只有你和学生站在一起，才能影响学生”（他和刘晓波最后正是以这种方式在六四凌晨挽救了许多学生的生命），导致我下决心召集蓟门饭店会议。

    5月19日上午，经过激烈的辩论，我们说服了蓟门饭店会议参加者，必须动员高校教师和各方面力量，采用非常规的办法，把绝食学生强行带离广场。下午2时许，从蓟门饭店赶赴天安门广场的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张炳九打电话告诉我，已把11名绝食绝水的学生带离现场。我感到十分欣慰，我们的努力开始见成效了。仅仅一个小时之后，我又接了一个电话，获悉当局已经下令戒严。我不禁长叹了一口气，我们不仅是徒劳一场，而且已经注定了牺牲的命运。然而，我和军涛都已经不是第一次面对牺牲了。我们对自己在八九民运中所做的一切，无怨无悔。

    我在《自我辩护书》中写道：如果要在政治上给“八九学潮”评功摆好，那么我将赞同公检法机关中不少人的共同看法，现在的安排抬高了我的地位，本人实难从命。因为陈希同1989年6月30日给学潮定调子的报告中提到我名字的地方唯有一处，而这一次的事情也没有被写进起诉书和判决书，因为我在这一次的言论实在与“动乱”沾不上边。但是，如果是在法律上特意选择了我来为“八九学潮”辩护，那末我会勇敢承受，绝不推辞。因为许多无辜的青年已经含冤九泉之下，许多神州赤子已经漂流异国他乡，无法再在法庭上为自己申辩了；作为活着留在国内的人，为他们辩白洗冤是历史所赋予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选定我和王军涛作为主要被告人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对含冤受屈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为了救学生出虎口，我们从一开始就估计到存在着“好心没好报”的可能性，并不惜为此做出自我牺牲，现在不过是“果然如此”、“求仁得仁”而已。

    如果让我在人身自由和真理之间做出选择，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我挚爱我的妻子、父母、弟妹、朋友，盼望与他们早日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但是，我绝不会以牺牲真理，丧失人格作为交换代价。我提倡政治妥协、社会调和；但是我唾弃学术无定见，思想如漂萍，随波逐流，朝楚暮秦。当然，我不是主张抱残守缺，固执己见；人们的思想应当追随时代的进步与学问的增长，但决不应当由于屈从权力和追逐私利而改变信念。在这方面，中国同盟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无数英烈早已为我树立了楷模。“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况且，现实离死还差得远呢。

    一句话，不论等待我的是怎样的冤枉和不幸，我将报之以永远自信的笑容，海洋般宽广的善意和松柏一样挺立的傲骨，始终坚信爱的伟力和炽热将熔化最坚硬的磐石和最冰冷的心房。

    军涛在他脍炙人口的《给辩护律师的陈情信》中写道：本来，我不该在法庭上为“运动”中不该我负责的事情和观点辩护，因为，如你们所知，我并不认同这个“运动”的方式；其实，对它驳杂的内容，我也很难苟同。但是，当我看到那么多运动的领袖和发起人，在面对后果时，不敢负责任，诋毁运动时，我感到很难过，因为，这些代表人物固然因此可以少受痛苦，但是死者呢？那些死难者无法为自己进行任何辩解，无论我在死者活着时多么不赞同他们的观点和行为，但我相信，他们不少人是想为中国和人民、为真理和正义战斗，献出了生命。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后，我不能再强调分歧、而应更多地崇敬他们的动机，那些活着的他们的同道不敢为他们辩护，他们于九泉之下不会瞑目的。为不使我的同胞含冤九泉，我决定利用我的机会为他们合理的、但当时处于政治利害考虑我不赞成的观点辩护。我知道，这样做会加重对我的处罚，但唯其如此，才能让死者安息。因为，在他们洒下热血的土地上，仍有同胞在最困难处境下，不避风险，仗义执言。在星期天（二月十日）我致审判长的一封信中，我写道：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绝不是脑满肠肥的政治家的空话，而是同胞间血肉相关、相濡以沫的尊敬、理解、信任、爱以及生者对死者的真诚的怀念——不计利害、功过、恩怨和卑尊的怀念，请二位先生谅解我，因为这肯定给你们的辩护造成不利。

    二位先生，当我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我并不为制度或暂时的缺陷过于担心，这些可以通过决策或立法在几天内解决，我最关心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道德水准的沦丧，尽管我对人情世故有所估价，但还是为大量证言的内容吃惊，我仍坚守承诺，当某些言行是带来惩罚的原因时，我愿承担；一俟它们成为荣誉或利益时，我将还历史本来面目，还给应有者！感谢你们在大量卷宗中，澄清了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是我不可能在目前形势下启齿的——当我知道这些事实会给他人带来什么。我不太看重人的尊卑，但我很看重人的精神是否有贵族格调——高贵。纯正的心灵，在中国，即使知识分子，都太缺少这些了，当政治形势有压力时，整整一个职业阶层都能不顾或麻木职业良心，这真让人受不了，特别是法律，这是最神圣、庄严的职业，大概仅次于宗教了。

    我并不过分重视政见分歧；政见总是可以变化的，而且经常变化；我最看重虔敬、真诚的追求精神，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多少有系于此。因此，我更希望中国人、特别是主宰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要更有出息！

    于是，我和军涛就成为公安部秦城监狱和北京市第二监狱中的一对难兄难弟。我俩都是“二进宫”，我是在14年前，他是在13年前；我当时是在炮局监狱，他当时是在半步桥监狱；我在秦城的编号是8923，他的编号是8922（鲍彤是8901，王之虹是8924）。

    在秦城监狱，我曾经听到过军涛从我的牢房门口走过时说话的声音，但是没有看到过他。因为我们这些重犯的门口，24小时有武警站岗，每当你把眼睛凑到猫眼往外看的时候，他们就用手把了望孔挡住。我平时不会大声说话，所以与我隔了好几个牢房的军涛，应该听不到我的声音。但是有一次，我曾经声嘶力竭地与法官争辩，关在我隔壁的吴稼祥听得很清楚，不知道军涛听到了没有。我对一审法官曾抱有好感，因为他答应了我的要求，和我一起听了上面说过的那盘录音带，并改正了起诉书中的错误。我曾对他说：知道你们无权决定审判的结果，但是希望你们能够依法走完审判的全过程，不要急急忙忙开庭宣判了事。他点头称是，表示一定会依照法律程序办事。1991年2月7日晚，法官突然来到秦城监狱，要把开庭通知送达我。我拒绝接收，对他们说：你们同意的过程还没走完，律师还没有与证人见面核对情况，我要求一些证人写的证言还没有拿到，不能匆忙开庭。我离开审讯室后，他们又追到我的监舍，一定要把开庭通知留下。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把开庭通知留在监舍中，我就一头碰到墻上，让你们开不成庭。最后，他们只好把开庭通知拿走。由于我有这样强硬的态度，后来法院开庭时，他们不想触怒我，耽误了开庭十分钟，也没能说服我不带茶缸子出庭。当时有4台摄像机现场拍摄审讯过程，据说政治局委员也在收看直播。我在法庭上端着茶缸子，翘着二郎腿，还多次打断法官让他重读证言（读得太快，我记录不下来），据说是史无先例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