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音乐教师之死
王清流
回忆往往是很苦涩的事情,何况是对逝去的故人。然而,离别30个年头以来,我一直在怀念着他───我旧日的同事张云尘,为他那坎坷不平的身世,为他的不明不白的早逝。虽然,我们仅仅只有3年共事的时间。
快乐的新同事
我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去当小学教师的第一个岗位,就是一个山城的南街小学。
学校坐落在山城南大街的尽头,街的一边是教学楼;对面是教师宿舍───是土改时没收的地主家的一个宅院。宅院的地面用石条砌成,前后三个天井院子:前两进是小小院落,围着方形的院落,是一些小房间,原主人可能是文人,把各个小房间都按上很珍贵的楠木雕花窗子,在房间的门额上,都雕着行草或魏碑体的名字,如:清心轩,寡欲斋——最后则是马圈,改成了学生宿舍,对面则是教师厨房。
当我扛着行李,第一次走进这个学校的教师宿舍院的时候,第一个遇见的就是他──张云尘。正在操弄一把京胡。那清脆嘹亮的“西皮三眼”,把我又带进了我所爱好的京剧世界的昂扬而又柔媚的氛围之中了。我不禁跟着他的琴音轻轻地哼了一声:“吾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这时,琴音嘎然停止,从院子北厢房的视窗上,突然探出一个人头,说了声:“总算来了个知音呢!”
我顺着声音向窗户口望去,只见一个白皙而带着青春红晕的面孔,举起了胡琴,向我招手。我急忙放下行李,走近他那长条形的小房间,才看见他穿着一套黄色的洗得发白的旧军服,里面套了一件缀满枣红色小花的翻领衬衣。他看起来不过20多岁,中等个子,不胖不瘦的身材,颧骨以上的脸面比较宽阔,两颊则窝进去一些,形成了较尖的下巴;他的头发比较茂密,浅黑中带一点赭黄,整齐的分头上略带几丝波纹, 说话时嘴唇略微撮起,似乎很注重他的仪容,房间很整洁,墙上则挂着月琴/琵琶/二胡之类的乐器。看来,他是个爱美的人。
我急忙放下行李,去和他握手,说:“咱们既是同事,以后就请您多多帮助。”
他说:“我是个教音乐的。以后咱们多在一起乐一乐!”说着,两人都大笑起来。好像这个“乐”字立刻就扫清了互相之间的陌生,把空气变得非常融洽。
那时候,教师们的食堂在宿舍院子的后院,只有厨房,没有饭厅。每到吃饭的时候,教师们就端着饭碗,在厨房外面的那石条砌成的那整洁的小院子梩,就地蹲下、或站在窗台边,把一碟菜或一碗汤,放在地上或窗台上,手里捧着一碗饭,边吃边谈。有时谈论时事,有时回忆过去,欢声笑语,好不热闹。其中最活跃的就是张云尘。
有一次,谈起参加工作的经过,他说:“撤退的时候,我们是胡宗南的学生军,在四川邛崃被解放的。整编的时候,他们看我的胡琴拉得好,就让我到宣传队。我说,是不是”卖狗皮膏药“的那种队伍?说得周围的人都笑了。查了一下,我家庭是小镇上卖包子的贫民,也就没有多稽究,只穿了几个月的军装,就打发我转业回家了。”
看来,他说起话来,向来就是这样口无遮拦,无拘无束。但这话也非同小可。把解放军的宣传队和过去走江湖的骗子“卖狗皮膏药的”拉在一起,起码是思想落伍的表现。是要受批判,“提高提高认识”的。不过,他家庭是卖包子的小店经营者,是贫民成分,也就让他转业了事。
“解放前,我们也是随便惯了。那时候,我们闹学潮。省联中的校长是白鉴,还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呢。一天,他穿了一套白色笔挺的西装,到教室里来训话,学生们听不进去,拎起一瓶蓝墨水就砸过去了。把白西装洒成了蓝西装。学生们都笑着说:我们把白鉴变成蓝鉴了……”说罢,他轻轻地笑着,以为是平生的得意之作。
“那时候,有位军训教官,是关中人,是丘八出身,我们都瞧不起他,他很生气,就指着我们的队伍说,咱家一定把你们治得规规距距,要把白水烧开!我们听了,都笑他是个草包。”
“那时候,我们组织了篮球队,叫做《西北风》。我是啦啦队的队长长。为了引人注意,我穿了件翻毛皮大袄,在背后贴了一张纸条,写了三个大字:”余之夫‘,吸引一些女同学来看。有个女生看了,就不由得唸起来了:余之夫。女生还没没回过神,男生们就在旁边拍起巴掌大笑,说,他是你丈夫!?上当了,吃亏了……“说着,我们这些教师们也就跟着乐起来。
有时候,他又很文明,说些很幽默的段子:“那时候,有个教‘国文’的老夫子,是四川人,唸起课文,一板一眼的川腔,抑扬顿挫地,很好听”说着,他细声细气地学着那老师的腔调,唸道:“老残动身上车,一路秋山红叶,到得济南府,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那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哟!”
“我们几个调皮鬼,悄悄来到那位老师的课堂,站在窗外,学着老师的腔调唸道,把个哟字故意拖得很长很长,引得课堂里哄堂大笑,我们就得意地笑着,一溜烟儿地遛之乎也了。”
抗议假民主
那时候,学校老师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要抽出几天时间对每个教师的思想、工作、学习做一次“民主鉴定”;也就是自我检察一学期的表现,让全体老师评议;然后总结成几条优点、缺点,填写在“鉴定表”上,归入档案。大家见我是个公正人,又善于总结,就公推我作鉴定的总结人,也就是把大家的意见,记录下来,归纳成几条,读一遍,让大家通过,就算定案。写进“鉴定表”。
但是校长提出了意见。他说:“不行。总结几条以后,必须经校长审查,然后才能定案。”云尘接着说:“这叫什么民主鉴定?大家的意见,也是经过归纳以后才形成的结论,这就是民主。民主达成的结论,怎么还要校长审查?这岂不是假民主吗?”
一听说“假民主”这三个字,校长的脸一下红起来了。站起来拍着桌子说:“这个学校是我负责,还是你负责?我负责,就要由我作主,不能任你们搞什么无政府主义!要不,我到教育局去汇报,让局里批复。”教师们都沉默着,谁也不肯说一句话。云尘则站起来说:“这样的会,我退出!”说着,就回到他那狭长的房间里,弹起了他心爱的小琵琶───聂耳的“金蛇狂欢曲”。那铿锵的音调,激越的感情,传达出了他在受压抑以后急需发泄的愤懑。
在教师会上,他也常常和教师们开展一些辩论。比如有一次,他说:“听说从延安开始,就把妻子都称作‘爱人’。爱人这两个字,本来就是所喜欢的人,比如,父母对儿女,何尝不可以叫爱人;全国人民都爱志愿军,把他们叫最可爱的人,缩短一下,还是‘爱人’……”
教师们都笑了,说:“总不能说你爱学生,把学生称作爱人,反过来,难道学生也可以把所敬爱的老师称作爱人?”
云尘也笑着说:“只要不是把爱人专门规定是指妻子,那当然可以。”
教师们心底里都说:云尘是在为自己打埋伏。因为他在上高中时,就由父母之命,和小镇上的一个比他大5岁的妇女结了婚。目的是撑持那个包子店。他转业回来就离了婚。他父母说,媳妇离了,还是我们家的媳妇。就留在家里,接着做咱们的生意。于是,云尘也就终年不回家。以至于以后还是单身。
打成劳改犯
云尘常常把大一点的女学生带到房间里教唱歌,教舞蹈,从他的房间里,常常听到他搜集来的民间小调“十杯酒”:“一杯子酒斟起呀,奉与个梁兄弟呀,泪珠儿洒呀洒在杯子里呀,杯子里什话就不消提咿儿哟咿哟……”这样就引来一些小男孩子在院子里喊起来:“小小胡琴抱着扯……”于是流传到了社会上,说“音乐老师张云尘和女学生如何如何……”
于是,云尘就收到一纸调令,上面写着:“兹调张云尘同志到县剧团做音乐工作。工资41.5元。请予接洽。”
云尘调到县剧团,平时教小演员们学唱,演出就做胡琴伴奏。剧团要经常下乡,到乡下为农民演出,居无定所,常常是搭地铺,和小演员们睡在一起,有时还合盖一床被窝。日久天长,又传出了一些风言风雨,说他和小男孩儿有勾搭。不久,他就被捕了,定了个“鸡奸”的罪,判了两年徒刑。
在一个夏日的下午,一队“劳改犯”排着队,从修建工地走回监狱。我急忙闪到房檐下等待劳改队经过。使我吃惊的是,走在最后面就是张云尘。多久未见,他消瘦多了,原先较为饱满的两颊凹陷了进去,头发剃成了光头,令我几乎不能辨认。他被一个黄色军装的士兵,端着一支带着刺刀的长枪押解着,肩上扛着一根三、四米长,碗口粗的圆木杠子。其他的劳改犯都空着手,走得老远了,唯有他扛着杠子。由于力气不够,那杠子总是失去平衡,一会儿向前面倾斜,一会儿向后面倒仰,他就跟着那杠子的前倾后斜,踉踉跄枪,东倒西歪地在街头打转。那荷枪的士兵对他面前的这位弱者,不断地大声斥责吆喝着:“笨蛋!”“混蛋!”“快走!”。张云尘在士兵的暍斥声中,头上冒着汗,汗水直线线从脖子和后颈窝流满了脊背和前胸,那粗糟的木头皮,磨擦着他那肩膀上的肉,把肉皮都磨成深深的红色,那疼痛,那沉重,可以从他那那紧紧咬着的牙齿看得出来。
听说他有个妹夫在市公安局工作,因此劳改结束以后,他就被安排到市剧院去做门卫。我被调到一个报社工作以后,他特地来看我。他流着泪哭诉说:“哪有那些事呀,全是在看守所里,被打着、骂着、饿着,逼着,不承认不行,只求早点判了,到外地的正式监狱里去服刑,还能吃个饱肚子。求求你,看在老同事的情份上,帮我鸣个冤,引起领导的重视,给我平个反。好吗?”
我只是个文化版的编辑,哪有权限管政法方面的事。只能无言以对,叹着气,送他到办公室楼下。
不久,听说他在剧院门口维持秩序时,被汹涌的人群挤倒,头碰在台阶的楞角上,血流如拄,失血过多,抢救无效而不幸逝世了。这可以说是因公殉职,他的妹妹向剧院提出给他开个追悼会,那里的领导答复说:“查了一下,你哥是劳改释放犯,没法追悼。”
于是,云尘就这样在默默无闻中被变成了一盒骨灰,伴随着他的,只有他妹妹的缀泣。
屈指算来,从报社见过一面之后,已经时隔30多年。我犹记得他那无拘无束的谈吐,悠扬深情的琴音,以及和着他的西皮慢板,我唱着“劝劝千岁,杀字休出口……”时两人之间的默契和合谐。在做人上和音乐上,我一直以为他是在追求一种自由的弦律。而作为一个平民家庭的儿子,他的命运,却何以如此滑向不幸和更不幸?
(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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