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四一四串联会”成立的时机选择及其它

（北京）朗钧

    最近阅读与清华大学文革有关的回忆文章和书籍时发现，与当年清华大学四一四派性组织成立的时机选择有关的叙述与本人记忆中的情况不符，其中似乎故意回避了一个重要的史实。于是请求在美国的朋友在文革文库中帮助查找有关资料。邮件发出后不久，朋友寄来求其查找的资料。这些材料和我记忆的情况是吻合的。于是动笔成文。如若记忆有误或观点错误，请读者直言指正。


提出质疑


    196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造反派分裂为“井冈山兵团”和“四一四”两大派性组织。确切地说，四一四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造反派组织“诞生”于清华园，经历过两次“分娩”。第一次是1967年4月14日，组织名称叫作“清华井冈山四一四串联会”。第二次是1967年的5月29日，组织名称叫作“清华井冈山四一四兵团”。两次命名都有前缀“清华井冈山”是为了表示自身组织的造反派属性与蒯大富的造反派组组织是属同类。

    “井冈山兵团”这个名字很好理解。文革中，造反派组织多以“东方红”、“红旗”、“井冈山”命名，那是一种时髦，这里不多讲。

    “四一四串联会”和“四一四兵团”中的“四一四”这三个字就有点费解，尤其是对于后人。为什么不是“四一三”或“四一五”呢？团派人当年曾嬉笑说“四一四”就是“死要死”即“非要死”的意思，如414战歌所唱“完蛋就完蛋”。这种玩笑话当然不能够成立。也许当年的四一四人会说：我们的组织成立于1967年4月14日，所以叫“四一四”，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不对。这种回答因果同置，也不能成立。

    1967年5月29日成立“四一四兵团”的缘由，是为了破坏已经达成协议的清华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在当年四一四核心成员的回忆文字中被讲述得很详细。而第一次使用“四一四”这个名称，成立“四一四串联会”时的大背景很清楚，而直接导因却被回避了。

    一般而言，文革中，大凡用月日计数作为派性组织名称的，都是因为这一天或前一两天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而这些事情对当时的某一派性组织具有某种重要性。例如北京中学生在1967年4月初分裂为两大派性组织——“四三派”和“四四派”。就是缘于4月3日，当时的中国文革领导人周恩来江青等人讲了些指责北京市中学军训团的话，后觉不妥，让戚本禹在4月4日又讲了些要拥军爱民的话，挽回影响。但是，北京市中学生分裂成所谓“反军”的四三派和“拥军”的四四派却已成定局。

    “四一四”派为什么选择在1967年4月14日这一天聚众成伙？到目前为止，我见到过的四一四人撰写的回忆文字中，没有找到另人信服的答案。这些文字包括：周泉缨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书）；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书）；唐金鹤的《倒下的英才》（书）；沈如槐陈楚三的《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文）；陆小宝的《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文）；汲鹏的《文革使中国这个巨人改变了方向》（文）唐伟的《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文）等等。

    这里应该说明，除唐金鹤不是当年“四一四”的核心人物，且她的书是专门记录清华武斗事件的；陆小宝、汲鹏和唐伟的文章也不是综述性文章，没有涉及“四一四串联会”成立的时机选择这个话题均属正常。其余著书着文者，都是当年“四一四”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口径如此一致反倒是给出了一种提示，清华四一四派性组织成立的时机选择因此成为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


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景分析


    1967年4月14日前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反蒯势力在蒯大富4月10日批斗完王光美的大会后仅4天，就可以在清华园另立山头与风头正劲的蒯大富分庭抗礼了呢？

    沈入槐的书是这样写的：“清华园关于《罪责难逃》所进行的辩论为我们做好了舆论准备，（4月）13日晚上，我们邀请纵队20多个战斗组在二院召开形势讨论会，会上一致同意发起成立《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联会》，因为串联会将在4月14日成立，所以简称”414串联会“。（沈如槐书《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p102）

    不知是忘记了还是因为什么其它原因，周泉缨的书中没有提及4月13日晚间的形势讨论会。他是这样写的：“见到《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清华井冈山兵团内部与蒯大富一直尖锐对立的从”八八串联会“演化过来的各种自发的组织，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革命干部将在文革”三结合“的新政权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必然对于自己文革后的前途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鉴于他们对蒯大富政治品性的一致认识，所以他们都自觉地联合起来，决意在干部问题上与蒯大富周旋到底。于是，在1967年4月14日‘四一四干部问题串联会’（简称‘四一四串联会’）也就在短时间迅速成立起来”（周泉缨书《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p61）。

    虽然周泉缨和沈如槐都承认新成立的组织的简称是“四一四串联会”，但对全称的记述却很不同。周泉缨的文字在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当年四一四与蒯派分道扬镳，极力拥护“三结合”的实用主义企图。沈如槐和周泉缨的文字都间接或直接地承认四一四的出现与1967年第5期《红旗》杂志发表的一些文章有关。

    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红旗》杂志的这两篇文章发表后，蒯大富领导的清华井冈山兵团下属的《井冈哨兵》、《金戈铁马》战斗组贴出《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欺骗毛主席罪责难逃》（简称《罪责难逃》）的批判性大字报。该大字报认为《红旗》杂志的文章没有歌颂群众运动，为刘邓路线翻案埋下伏笔。虽然蒯大富当天下午就以兵团总部名义表态，认为大字报《罪责难逃》是根本错误的。但是，中央文革的林杰和关锋还是打电话指责了蒯大富，认定蒯大富犯了政治错误。

    自1966年7月下旬被平反，以中国造反第一人的形象登上政治舞台之后，这是蒯大富所领导的造反派组织第二次犯“政治错误”。第一次犯“政治错误”是在1967年1月。阴错阳差，蒯大富下属的战斗队居然和反中央文革的联动一道参与了史称“十二月黑风”的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政治风潮。在清华园贴出炮轰康生和周恩来的大字报。

    事隔仅两个多月，蒯大富再犯“政治错误”，他的对立面，后来的四一四人看在眼里，乐在心中。两次重大“政治错误”足以说明老蒯政治智商之低下。取而代之虽不可行，分庭抗礼还是可行的。只是机会还没有到来。

    这里需要对《红旗》杂志发表关于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评论员文章和调查报告的背景做一点分析。这个背景，在清华大学四一四领袖人物的回忆文字中没有得到另人信服的说明。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家里摆生日宴。中央文革成员悉数到场。毛泽东举杯。说：“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之后，《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传达毛泽东的旨意，社论标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中指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提法就是源于毛泽东的“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的说法。

    1967年是大乱之年。这是毛泽东的意愿。历史也是这样的行进的。

    1967年1月13日夜间，毛泽东派秘书徐业夫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见面后，毛泽东很客气，问候了刘少奇的孩子们的近况。刘少奇则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第二，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当刘少奇说完这些话时，毛泽东抽着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将话题岔开了。毛泽东建议刘少奇读几本书。对刘少奇提的要求，毛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毛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叮嘱他要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正是刘少奇的这两点要求，尤其是第一个要求，使毛泽东下了决心，要彻底打倒刘少奇。文革初期，毛泽东想通过批发聂元梓的大字报，诱发群众起来造反，在全国打倒一批基层、中层和高层干部，造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形成的既成事实，最终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他再也不敢就“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个概念在逻辑上是否合理与毛泽东有丝毫的争执。刘少奇为了自保，不惜牺牲这些干部。这就注定各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在文革初期统统下台，无一幸免。

    然而，刘少奇现在却想用自身引退换得解放广大干部的解放。这个提议是毛泽东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接受的。如果这样一来，刘少奇将成为所有被解放干部的救星。毛反而成了不义之人：为了打倒刘少奇，让广大干部一起跟着倒霉。刘少奇的言外之意是在说毛泽东在干部问题上犯了“打击一大片”的错误。如果毛刘享有同等的话语权，刘少奇将以此说问罪毛泽东。刘少奇以退为攻的建议提示了毛泽东，使他恍然而悟。《我的一张大字报》存在着一个巨大漏洞。只强调“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认定刘少奇在1966年夏季的50天内，在学生和群众问题上搞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不够的。必须把文革以来，工作组也罢，造反派也罢，冲击干部队伍，打击迫害广大干部的责任统统算到刘少奇的头上。于是，为补1966年第13期《红旗》杂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之缺口，“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新概念新提法醒目地出现在第五期《红旗》杂志上。“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新概念的提出既能够栽打击迫害广大干部之赃于刘少奇，又可以消解“二月逆流”中来自党内军内元老派关于干部问题对中央文革及毛泽东的质疑。

    有人分析，毛刘谈话时，毛泽东抽烟沉默的那一刻，刘少奇的人生悲剧被最终锁定，再没有回转的余地。是有道理的。

    到刘少奇的提示，毛泽东也开始调整他的干部政策表述方式。从单方面强调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变为同时也强调“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毛泽东彻底打倒刘少奇，并在党内进行全面清新的总方针没有丝毫改变。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好几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 （曹英等书《特别别墅——红墻以外的红墻》p268）“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月或者还要长”。（《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简记》） 经过精心策划，两个多月之后，毛泽东三枪拍案。

    第一枪：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材料》（简称《自首材料》）。在这个文件中，薄一波等61人被定为“叛徒集团”。文件强调指出，这件事是刘少奇策划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不言而喻，刘少奇是叛徒集团的总后台。招降纳叛的罪名可以落到实处。

    第二枪：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中对刘少奇说：“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第三枪：就是上文所说的发表在第五期《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自首材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和《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及调查员文章的面世是在3月底。但是这些材料和文章的策划和写作需要时间。尤其是调查员的文章，需要采访，它的成文更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可以成立的推断是：策划《自首材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和《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及调查员文章的时间点应该是在毛刘最后一次谈话之后不久。

    这三枪齐发是具体实施以打倒刘少奇为目的“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总规划的一部分。按照当时的习惯说法叫做“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蒯大富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这个大布局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棋子。蒯大富本人也很乐意从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但是，以蒯大富的年轻幼稚和政治上的愚钝，根本理解不了毛泽东指挥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批判所谓“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实用意所在。清华井冈山批判《红旗》杂志关于“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章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倒是蒯大富的对立面、后来的四一四人“高举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旗”（沈如槐书《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p101），客观上紧跟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派性斗争中赢得一局。实际上团派和四一四就是文革领导人手中的两张阴阳牌。什么时候出什么牌要根据牌局的需要。

    “《红旗》杂志调查员评论员文章本身就是四一四的诞生的道火线”。（沈如槐书《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p234）正是有了四一四人的拥护，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清华园才找到了群众基础。，而这个“群众基础”的角色本应该由老蒯的团派来担当的。

    对于第5期《红旗》杂志文章的表态，成为四一四人在文革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这个亮相很重要，虽然不可以像蒯大富一样受到同等的宠爱，甚至有些像后娘养的孩子还受到了一些歧视和打压，但是拥护第5期《红旗》杂志文章的立场就确保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得到了中共文革领导者的承认。今天的四一四人总是强调他们当年和团派的争吵是“平民和痞子”之争。这种说法不具对称性，仍在延续40年前的派性之争，只有单向的批判，只说出了一部分事实。贴切的说法应该是“市侩和痞子”之争。这样讲对文革派性斗争的双方就一视同仁了，也揭示清华派性斗争的实质。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四一四人到今天还在炫耀当年拥护《红旗》杂志文章的“正确立场”，说明他们当年和现今都没有参透毛泽东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实用意。

    周泉缨说：“关于毛泽东在刘少奇问题基本解决后的战略部署，明确地刊登在1967年第五期《红旗》杂志三篇文章中……而且在毛看来通过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由大乱走向大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周泉缨书《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p60-61）

    认为第五期《红旗》杂志关于干部问题的文章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以后而实施的“战略部署”显然是不对的。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过程中施放的一记重拳。也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总规划的一部分。“认为《红旗》杂志发表关于干部问题的文章是由乱到治的信号，只不过是周泉缨幻听中的天方夜谭。

    原四一四成员陆小宝的说法更奇特：“按照大多数人的常规想法，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搞掉刘少奇，为自己争夺权力。从这种想法出发，当时的《红旗》杂志的秀才们和四一四的学生娃娃‘理论家’们，自作聪明地给毛泽东设计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收官“招数：批判刘少奇在干部问题上的资反路线，然后顺势解放干部，恢复秩序，从此‘河归旧道’”。（陆小宝文《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作宫门抄的御用文人和娃娃‘理论家’为毛泽东设计“收官”招数？太荒唐了吧？

    陆小宝还说：“清华文革后来分化为团派和四一四两派：团派借毛泽东批判资反路线为动力，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主导思想；四一四则以《红旗》的调查报告为依据，将解放干部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陆小宝文《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红旗》的调查报告原本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物。前者与后者之间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战略与策略的关系。其中根本没有对立的内容。“学生和群众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用来打倒刘少奇的两条大棒。前者，毛和中央文革交给了蒯大富。后者，也想交给蒯大富，蒯大富没有接手。四一四人检了起来。

    引用以上几段四一四人的文字是想说明，几十年过去，四一四中人仍然没有参透当年毛泽东指挥中央文革的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诡秘用意的还小有人在。


四一四成立的时机选择


    人们不禁会问：四一四为什么不乘4月初蒯大富批判《红旗》杂志关于“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章，再次犯下“政治错误”的时机扯起自己的大旗呢？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吗？

    那是一个机遇，但还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因为，一则是犯错误的毕竟只是蒯大富下属的一个战斗小组，不是蒯大富本人；二则是来自中央文革对蒯大富的批评并不很强烈。四一四人在等待蒯大富再一次犯错误，以便确定组织上发难的最后时机。

    周恩来3月26日接见新疆代表团时说：“清华井冈山有八千人，内部亦有左中右，可以辩论，有辩论，有对立好嘛”。（沈如槐书《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p159）

    周恩来4月6日三委代表时对蒯大富说：“假如造反派处于领导地位，要允许少数派存在，你们怕少数派干什么”。（《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p159）

    周恩来的上述两次讲话后，后来的四一四人没有立即行动。是因为周恩来讲话中虽然指明了造反派内部可以有不同派别的出现。但是，有两个不利于四一四的观点明显存在于周恩来的讲话中。首先是左中右之分；其次是对造反派领导地位的确认。四一四不愿意做“左中右”中的右派是很显然的，四一四不愿意承认蒯大富的领导地位也是很显然的。故此，分裂的时机没有因周恩来的讲话而到来。

    4月14日在广州，周恩来在一次接见广州的群众代表时又说：“我对他们的负责人蒯大富说：”你们组织这样大，组织内部就有左中右了，过去是外部，现在是内部展开斗争。旧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出现了‘……“。（《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p160）

    很明确，这个讲话和上两次讲话的内容没有什么区别，且传到北京的时间应该是在4月14日以后，而那时四一四已经在清华园树起了自己的大旗。

    任何来自中央文革对蒯大富的指责和批评对于四一四人来说都是最大的利好消息。利好时机终于出现是在1967年4月13日的晚上。

    4月13日晚上，谢富治、张春桥和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部分大学生代表参加接见。蒯大富也在接见现场（谢富治、张春桥和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中学生大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为什么会有这一次接见？还要从上文已经提到的北京中学生分裂为四三派和四四派以及前一天发生在北京27中学的所谓“四一二”事件说起。

    由于中共文革领导人在4月3日讲话中批评了北京卫戍区领导的北京中学军训团及其领导人李忠琦，又在4月4日讲话强调要拥军爱民，北京几十万中学生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

    4月12日，为了扩大影响，反对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反对北京市军训团的北京中学四三派几万人在北京27中集会。北京27中地处故宫东华门外。当时整条东华门大街被挤得水泄不通。“炮轰李钟琦”（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是集会的主要口号。集会的高潮出现在中午。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宣传车出现在27中校门口。车上的高音喇叭反复广播“清华井冈山支持北京四三派”的声明。由于“412”行动的突然性，使北京中学红代会和四四派感到措手不及，他们把四三派的这次行动称为“四一二事件”。

    “四一二事件”使北京中学生的派性争斗趋于恶化。2、3月份刚刚开始的“复课搞革命”的局面也被破坏。各个中学的军训团也被混乱的局面搞得无所事事。已经成立的中学红代会面临被“拆台”的局面。北京军训团和中学红代会都对蒯大富及其清华井冈山支持中学四三派“反军”“拆台”的行动表示不满。这些不满意见被反应到中央文革。于是，有了这次接见。

    4月13日晚间，接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戚本禹、张春桥、谢富治主持接见。接见一开始，蒯大富就成为被嘲笑的中心。

    戚本禹：蒯大富，听说你支持刘刚（清华附中学生，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常委）拆中学红代会的台的大字报？

    蒯大富：没有看这张大字报。

    李冬民：（北京25中学生，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委员，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蒯大富很“关心”中学文化大革命运动。（大笑）

    戚本禹：原来大家对你的意见很好。现在为什么对你有这么大意见？

    关于如何对待解放军时，戚本禹说：“如何对待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这个问题一说大家都知道，要爱护解放军，……现在满街贴炮轰李钟奇的大字报，我们是不赞成这样做的，当然我们也不赞成说炮轰李钟奇的人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但不赞成把矛头指向李钟奇。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同志都不赞成……，蒯大富也不赞成……。”

    “蒯大富就曾经犯过很严重的错误，错误不小，你们的错误比他的小，谁还有不犯错误的？大风大浪里学游泳，谁还不喝几口水？”

    “我建议你们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要正确对待解放军，不然就会重犯历史错误。你如果重新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把和解放军的矛盾公开化，那就不错才怪？！那时就不好对你讲话了，因为已经有先例。”

    “最近我发现中学生水平很高，但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大学比中学高。（群众：蒯大富可不高！没有调查胡乱支持。）蒯大富的问题你们可以帮助，人家改正错误，就允许人家改正嘛！（群众：他怎么老错呀？！）”

    戚本禹又重谈对待《红旗》五期干部问题的文章的态度问题：“在斗、批、改方面必须有经验。清华大学没有，你蒯大富太不高明，你们学校也在打内战，现在”井冈山“某战斗队又批判《红旗》评论员文章。蒯大富没有领导好，你怪谁？怪你！本来”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不对的，你不应该批判《红旗》评论员文章，应该好好学习。《红旗》是代表党中央的，不是代表林杰或某一个人的。”

    张春桥也讲了话，他强调：“我没有多少好讲的。我们商量过的戚本禹同志都讲了。”谢富治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既“戚本禹同志和张春桥同志都代表中央文革讲了话。”

    整个四一三接见过程中，贯穿着对蒯大富的批评，虽然不是很严厉，但是还是传达了两个信息。第一、蒯大富在如何对待解放军和支持中学生的派性斗争的问题上又一次站错了队。第二、中央文革对蒯大富的下属批判第五期《红旗》杂志关于干部问题的文章之事仍然耿耿于怀。但是，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整个接见过程中，弥漫在会场上对蒯大富的轻视和嘲弄的气氛。

    4月13日深夜，接见结束。戚本禹、张春桥、谢富治的讲话旋即被张贴在大学、中学校园。传达中央指示不过夜是当年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传统做法。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戚张谢讲话如同一幅催产剂，催生了派性组织四一四，正式拉开了清华大学派性斗争的大幕。当年四一四人看到戚张谢讲话后是何等的兴奋与激动。他们闻风而动，就在4月13日戚张谢讲话的第二天下午，即4月14日下午3点挂牌营业，“清华井冈山四一四串联会”正式成立。兴奋得心情延续到晚间，又选班子，又选核心，那一夜八成难以入睡了。

    但是，戚本禹、张春桥、谢富治的四一三讲话在清华园引起的反响，蒯大富感到的沮丧，四一四人感到的鼓舞和刺激，还有决定利用戚本禹讲话作为向蒯大富发难的最佳时机，成立与蒯大富分庭抗礼的派性组织这些清华文革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却不能在四一四人的回忆文字中找到丝毫记录。

    统计沈如槐著作中记载与清华大学文革有牵涉的“中央首长讲话”，从196年8月4日周恩来第一次到清华算起，截止到1967年8月5日沈如槐代表清华四一四登上天安门，竟达34次之多。其中不但有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大人物的讲话，甚至还包括小人物林杰的讲话。更为细致的是，连阎常贵这类文革小组工作人员的一个电话记录都没有遗漏。可是，前网不漏鱼，后网不漏鱼，唯独将1967年4月13日戚本禹张春桥谢富治的讲话漏掉了。此遗漏之动机显然很可疑。

    文革过后，戚本禹张春桥这些文革红人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确实一塌糊涂了。撇清四一四和中央文革的关系，哪怕这种关系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契合，才能为四一四的历史地位作证明。但是，43年以前，戚本禹是何等滚烫的人物啊。与之呼应就是与中央文革情同此心，与之响应就是与中央文革心同此理啊。正是有了这种心理之通才可以登上天安门啊。


关于四一四是否有“后台”的讨论


    沈如槐承认：“从三纵对到414，《红旗》杂志一直为我们反对蒯大富的错误提供强大的思想和理论武器，我们414的许多政治观点都能从《红旗》杂志中找到根据。……每当《红旗》杂志发表一篇社论，414照例都要去《红旗》杂志社庆祝、报喜，表示我们对《红旗》杂志的支持。因此，我们和《红旗》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建立良好的关系。” （《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p136）这说明414和中央文革控制的《红旗》杂志散布的文革理论有着思想上的共鸣。

    去年见到唐伟的文章《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其中谈到四一四组织是否有后台时，有一段文字更加耐寻人寻味，他说：“干部子弟活跃时期有王光美为顾问的工作组掌控清华，他们的后台显而易见。我和沈如槐都有一个《光明日报》的记者朋友，他们都是中央联络员。到一九六七年初，我还有周总理秘书孙岳的电话，紧急事情可以与孙岳通话。多年后我曾问过陈楚三：”四一四肯定没有后台，如果真有，就是你陈楚三有。到底有没有？‘可惜陈楚三没有回答我问题。“

    上面指派专人直接插手清华大学文革，除了唐伟上文所说的来自《光明日报》的中央联络员、周恩来的秘书孙岳，在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一书中多次提到过一个被称为是四一四的“良师益友”的人，这个人就是新华社记者张广友。

    沈如槐回忆，张广友1967年2月就开始介入清华大学的运动。他当年曾对沈如槐说：“你们上午交给我的材料，我保证晚上送到中央文革，摆在江青的桌子上”。沈如槐描述了张广友说这些话时不无得意的表情。张广友还劝告沈如槐不要与《解放军报》记者接触，因为军报记者是“支持那一派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p234）。从沈如槐的文章中看到，张广友不是作为旁观者客观地观察清华派性斗争，而是深深地参与其中，他不但参加四一四领导层的会议，还为其出谋划策。在5月29日四一四人撕毁“四项协议”，重新组队，成立“清华井冈山四一四兵团”，致使即将出世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胎死腹中。张广友也参与了四一四的“拆台”行动。他甚至对四一四新组织的名称“清华井冈山四一四兵团”不以为然，说“我看甩掉井冈山的牌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马国川文《张广友：新华社里三十年》）。

    张广友是何许人也？张广友，1930年生，辽宁省铁岭县人。1950年初参加工作，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进入新华社当记者、高级记者等。1982年后任《农民日报》总编辑。

    “1966年秋，周恩来总理指示新华社从国内各部门和解放军总分社陆续抽调一批记者，专门从事内参报道，张广友就是其中一员。……张广友先是在国内内参部领导下，搞动向专题报道。后来由于红卫兵进驻新华社内参编辑部，国内内参被迫停刊，1967年初合并到中央记者站办的内部刊物《快报》。《快报》停刊之后，新华社又创办了一个只送中央政治局领导参阅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张广友成了这个重要机密刊物的一名骨干力量”（沈如槐书《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p63）。

    张广友生前着有《风云万里》《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大饥荒见闻录》。张广友对大饥荒的记录是他以记者为业一生对新闻事业最大的贡献。

    但是，他对与自己当年以中央文革和清华学生之间的媒介身份亲身参与指导的清华派性之争曾经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却三箴其口、只字不提。读者只能从沈如槐的回忆文字中去查看广友当年可疑而模糊的行迹。张广友已经辞世。清华文革派性之争又少了一个见证人。


四一四的灵魂人物到底是谁？


    周泉缨一向被认为是四一四的灵魂人物，因为他写了《四一四思潮必胜》。但是，很多当年的四一四人并不承认周泉缨能够代表四一四，且《四一四思潮必胜》也不能代表四一四思潮。最近当年的一位四一四核心组成员这样讲：“关于周泉缨，请奉劝外边的人士不要把他看成为414的代表。这不过是他自封的。……他的那些理论，用今天的话来讲，不过是自我炒作，当然还有老蒯谢富治帮他炒，以致炒到最高领导那里去了。文革后他仍在炒，只是已经没了观众。……好多人同我聊起来提到，如果414思潮就是周泉缨观点，他们就要退出。”看来周泉缨当年和现在并不为所有的四一四人所认可。

    那么，四一四的灵魂人物是不是沈如槐？他可是四一四组织的“第一把手”啊。从回忆文字，包括沈如槐本人的回忆文字来看，沈如槐之所以被选为“第一把手”完全是策略上的考虑。周泉缨和沈如槐都承认，选沈如槐为“第一把手”是因为他是低年级学生。为了在高年级学生离校后“可以保证四一四串联会”的连续性。

    笔者认为，陈楚三才是四一四的灵魂人物。文革中盛传陈楚三是康生养子，对此沈如槐的书中有所披露并为之辟谣。但沈如槐提到陈楚三曾说过康生就是中国的捷尔任斯基（沈如槐书《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p63）。

    关于陈楚三有必要多说几句。陈楚三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儿子。烈士子弟的身份可以保证他不会像刘涛、贺鹏飞那样，因为刘少奇和贺龙的垮台即刻之间由“好汉”变成“混蛋”。领导核心的纯度由红色血统予以确保。周泉缨也说过：“据传陈（楚三）也是康生的养子。江青在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时，面对蒯大富等曾经明确表态：”清华那个陈楚三是个好孩子，要保护他‘“（周泉缨文《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p63）

    陈楚三在四一四组织中的地位通过撕毁“四项协议”一事，可见一斑。在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的主持下，沈如槐和孙怒涛代表四一四与团派签署“四项协议”，清华大学因此将实现“大联合”。是陈楚三领导的“东方红战团”首先表态反对“四项协议”。谢富治，团派和四一四的“第一把手”都不放在眼里，硬是将即将出世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搞流产了。足见陈楚三的能量和在四一四组织中的地位。

    蒯大富在文革中曾“炮打”过康生。之后不久，就在蒯大富的对面出现了一个唱对台戏的造反派组织四一四。这两件事情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有待考证。总之，面对唐伟的提问，陈楚三为什么无言与沉默？值得深思。


“无愧无悔”与反思


    从史学的角度发问，四一四派别组织的成立有必要吗？

    有没有四一四的出现，造反派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何时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清华四一四派性组织在清华园的出现和他们主张的“文革收官”论是不能自洽的。让蒯大富一统天下又当如何？韩爱晶、王大兵不都在各自的学院一统天下了么？难道他们坐稳了他们的江山？蒯大富没有资格做清华大学的校长，莫非周泉缨可以，还是沈如槐可以？既然认识到“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为什么还要折腾呢？回家做逍遥派实在是等而上的选择啊。火烧英国代办处、“揪军内一小撮”、参加“揪刘火线”等行为说明四一四的文革理论和和他们的文革实践实在是自相矛盾。周恩来说，蒯大富的“对方四一四也不见得高明”。（沈如槐书《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附件p320，周恩来1968年2月5日浙江代表时的讲话）是很到位的一句话。

    清华团四派性之争的最直接恶果就是在一年以后发生了毁坏公物，死伤性命的武斗事件。如果说北大是中国孕育民主思想的摇篮，那么清华就是孕育中国科学事业的摇篮。一座美丽宁静的清华园在军阀混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国共战争时期都没有遭到战乱的毁坏。但是，在文革中却在劫难逃。

    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朝不施仁民不信道，君子犯义，小人犯刑，上无礼，下无学。孟子之言可用作对中国文革年代之述描。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不曾想到，更无道的年代，纵有百死也难避其辱的年代尚未到来。更为可耻的文化之辱，道德之辱，国家之辱，民族之辱将会在他身后40年降临清华园。

    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在有关文章中指出：“7月27日结束的大武斗，史称‘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给清华方面造成了13人死亡，400多人受伤，30余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当时人民币逾1000万元，全校10000多名师生员工纷纷离校逃难，昔日美丽的清华园成为武斗的血与火的战场”。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死伤人数还应该包括被7月27日那天被清华团派射杀的5名工人师傅和700多名受伤的工人和解放军。还应该指出的是，整个文革时期，清华大学学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59人，其中被逼自杀的36人。

    但是，面对最终导致如此惨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的派性之争，四一四的某些领袖人物几十年后却给出了如下的表态：“蒯大富能够而且敢于下令向工宣队开枪，无疑显示了蒯大富，在误认为中央发生了反毛的政变的条件下，敢于进行武装反抗，所以蒯大富无愧为无产阶级左派的英雄”。（周泉缨文《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p273）“我们——文革时期的年青一代——包括团派和四派，既非神仙圣贤，亦非妖魔鬼怪。我们思考过，我们奋斗过，我们无怨无悔”。（沈如槐陈楚三文《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是啊！正当我们青春年华，我们真诚地信仰过，付出过，热爱过，追寻过，感受过。苦难，让人生绽放，也造就了众多校友的传奇人生。我们都感同身受，无怨无悔” （唐伟文《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倒下的英才>读后》）。

    无论是个体的无怨无悔，还是群体的无怨无悔，都是在表达一种留恋与怀念的情感。无怨无悔的文革情结最早出现在90年代一些“老三届”关于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回忆文字中，典型的表述叫作“青春无悔”。进入21世纪后，老三届人渐渐懂得文学抒情不宜与道德分辨、政治是非的判断搅和在一起，无悔的情结也随之被抛弃。有趣的是，这种无悔的情结现在又出现在自认为比“老三届”政治上更成熟，思想上更深刻，且年近七旬的当年大学生的回忆文字中。

    并不是所有的四一四人在每个时刻都持有无怨无悔的情结。

    唐伟去年撰文《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文章中颇多警句。例如：“刘邦当年说过：”非刘氏而王者，诛。‘所以革命接班人的标准中就没有说过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之一是”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又例如，文章结尾处唐伟坦言”我们在认识社会的丑恶、政治斗争的污秽时，也应当勇于承认自己的顽劣，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培养善待人生的悲悯情怀，在拷问历史的同时拷问自己的灵魂。“

    陆小宝说：“在文革中，还有一些更加恶劣的现象。血腥的暴力，是人性的丧失，是知识分子的耻辱。”“在文革中，我们的行为给我们的国家造成灾难，我们自己也蒙受不少不公正的待遇和损害。今天，我们应该把自己感受最深痛的、文化革命中最内在的历史教训挖掘出来，告诉我们的后代”（陆小宝文《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

    汲鹏说“我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想起文革中所做的事，有时真是羞愧难当……。写回忆录，一定要说实话，真正触及触及灵魂，不要掩饰自己的错误，也不要糟贱自己；不要媚上，也不要媚俗”（汲鹏文《文革使中国这个巨人改变了方向》）。

    讲出这些话，需要深入的思考和诚挚的反省，而更多的是需要勇气。

    阅读清华文革中人的回忆文章，发现有一边倒的倾向。出来讲话的多是四一四人。团派人却很少有人出来讲话，我只读过陶德坚陶世龙夫妇的文章。关于蒯大富的文字报道也偶有出现。唐伟的文章中披露的老蒯的那句话“我是想当奴隶而不可得呀！”倒是很深刻的。

    但是老蒯本人至今始终没有动笔。如若动笔，老蒯会写“无怨无悔”这四个字吗？文革中的老蒯恰是青春年华之时啊，谁能说他不曾信仰过，付出过，热爱过，追寻过，感受过，……思考过，奋斗过？


戚本禹“四一三”讲话批判《出身论》


    戚本禹4月13日讲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判《出身论》。

    戚本禹说：“我看《出身论》也不对，有很大错误，是大大错误的！它的错误就是否定阶级观点，否定阶级分析，否定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他是用客观主义伪装的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结果同血统论走到一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在我国产生了种性制度。否定阶级分析，抹煞阶级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抹煞阶级出身。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否定了阶级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个人家庭出身对他本人的影响，否定阶级地位。……而《出身论》却号召人们不讲这些，……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煽动部分青年对党不满，向党进攻。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志们不要上当！“

    1966年8、9月间，遇罗克写作、印刷和张贴《出身论》。由于其鲜明的反血统论立场，犀利的文风和严谨的逻辑论证，使得所有与之辨论的反驳文章都显得相形见拙。1966年10月，陈伯达步遇罗克之后尘，在共产党的工作会议会议上批判血统论。《出身论》也随之传变全国，遇罗克也名扬海内外。

    戚本禹为什么会在《出身论》问世8个月后问罪遇罗克呢？文革初期戚本禹虽然显赫，但是党内资历浅薄且官阶低微，不足以使他敢于批判批判血统论的《出身论》。正确的推测，一定是有更重量级的人物对《出身论》的观点表示了非议和不满。而这个非议通过戚本禹这个传声筒传了出来。

    还有一件事应该和戚本禹的这次讲话有些关联。8天以后，4月22日，毛泽东下令释放了鼓吹血统论、反对中央文革的全部在押联动分子。

    从1967年4月13日戚本禹批判《出身论》到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入狱，再到1970年3月5日杀害遇罗克，是什么人在导演这场杀人丑剧。真相大白于天下，只有等待文革档案完全开放的那一天。


《出身论》和《四一四思潮必胜》


    今年3月5日是遇罗克烈士被害四十周年。网络上的悼念文章很多。

    是戚本禹的“四一三讲话”当年催生了清华“四一四”组织。这个讲话也是实施谋杀遇罗克烈士阴谋的起点。

    我一直认为，文革文字中有两篇文章最值得研究。《出身论》和《四一四思潮必胜》。因为这两篇文章传遍中国，都拥有成千上万的读者。不仅如此，重要的是这两篇文章清晰地反映出了文革时期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政治思想的水准和差异。

    《出身论》勇敢地指出了17年体制中最不合理的东西——血统论；而《四一四思潮必胜》则认为17年中最基本的东西是不应改变的。由于遇罗克和四一四人看社会的视角不同，所以写文章的论点、依据和结论也是截然不同的。

    遇罗克因“出身不好”没有能够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就到农场和工厂劳动。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是在社会这所无形的大学中完成的。文革初期他就撰文批驳过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遇罗克遇难时27岁，而写作《出身论》时也年仅23岁，和清华文革中的在校高年级同学基本同龄。

    17年反传统、反科学、反民主的教育体制旨在扼杀了学子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愿望，将英才变成蠢才和奴才，即使在清华园也没有例外。没有独立之精神，何谈自由之思想。四一四人以至绝大多数文革时期在校大中学生的文革文章中的观点都没有逃出毛的文革思想的范畴。

    2007年底，四一四的“理论家”周泉缨在遇罗克被害37年前夕，著书立说谈论自己的文革观。在谈到《出身论》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诡话：“如果当年我选择了类似‘出身论’的信念，那么我的人生将可能是犯罪和反动的人生”，“因为‘出身论’代表社会弱势群体乌托邦式的‘恐怖主义’倾向”（周泉缨书《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p44）。

    周泉缨的上述观点和43年前戚本禹“四一三”讲话中对《出身论》的评价如出一辙，为谋杀遇罗克找到了比戚本禹“四一三”讲话更为充分的理由：“恐怖主义‘倾向。周全缨反对血统论，却赞成”重在表现“的政策。而”重在表现“则是血统论的一种温和表现形式而已啊。可见”理论家“思路之混乱。

    2006年，红卫兵“诞生”40年的时候清华附中红卫兵成员有过一个聚会。当年“三论造反”的骆小海是这样谈论遇罗克和《出身论》的：“遇罗克的《出身论》虽然有他的道理，但是当时却没有得到老红卫兵中反对阶级路线的清醒人士的赞同。这是因为，他的批判是带着派性的，用挖苦攻击一派人的口吻来说事，谁会买帐呢？如果他善意地说理，我相信，有很多红卫兵会被说服的，并且会给他应有的尊重。他最后被判死刑，虽然非常不对，但是却没有在已经反思的一批有思想的老兵中引起引起应有的同情，以及他身后应得的景仰。可见，一个思想者，最好不要介入派别斗争，这样实际上是贬低了自己。”

    当年遇罗克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已经被记入史册。姑且不论观点的对错，仅看文中混乱的逻辑，清华附中红卫兵根本不是遇罗克对手。骆小海想以派性之说贬损遇罗克只能自现其丑。

    如果赢得了红卫兵的尊重和同情，那才是对遇罗克最大的侮辱。遇罗克之所以会被后人景仰和怀念，是因其前驱的人权意识，更因其在那嗜血的年代敢以一人之身一人之理念对峙北京城数十万红卫兵的胆魄！

    有人说，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就是联动思潮的变异，只不过周氏“思潮”的表述比较温理性，不像联动思潮那样粗俗下流。纵观文革的进程和文革至今40年的历史，证明此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结束语


    “四一四”派性组织的出现和谋害遇罗克计划的实施是同一时刻发生的两件事情。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四一四”思潮的出现和《出身论》的被封杀这两件事却像一把尺子的两端，度量了中国文革“大民主”的适用范围。

    遇罗克的人权观是那样的超前，直至今日也没有过时。而所谓“四一四思潮”并不比团派思潮高明多少，都不过是文革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清华园的变形折射。当然，更加认真详细阐述这两者之不同可以另外成文，不是本文的任务。

    （2010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