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期间镇反一幕

伍 超

    有关官方统计资料称，1950年至1952年镇反运动期间全国共杀了240万人。很多人认为这个数子是大大缩小了。 共产党滥杀无辜决不手软。就算整个镇反运动杀了240万人，其中真的有罪当诛的又有多少？仅从这篇短文所记，能窥见一斑。 ——作者

    我是1950年12月间，在广东曲江县参加土改工作的。那时，广东省在揭阳县的土改试点工作刚结束，中共广东省委要求省内各大行政区（即海南、粤北、粤中、粤西、粤东及广州市郊区），各选一个县为试点，以培训干部，总结经验，为即将全面铺开的土改工作做准备。曲江县是粤北行政区的土改试点县。

    为加强对土改试点的领导，原中南区土改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张根生，调来当县委书记。原县委成员则分头下到各区，各区区委成员也相应下到各乡去分头领导，实行层层包干。

    当时曲江县人口约20万。全县分6个区，一个区约3万多人。各区下辖6、7个乡不等。每个乡约4-5000人。为便于领导，一个乡又分成5、6个小片。一个小片约7、8个自然村，居民约7、800人。土改工作队到乡后。相应编成5、6个小组，一个小组负责一个小片工作。原则上每个自然村都有一各工作队进驻。有些较大的自然村还配工作队员2至3名。

    那时，我被分配在周四区一个叫黄竹坑的山村小乡。那里与仁化县交界，却相隔一座大山。离黄竹坑乡政府7、8公里地，也就是那座大山山脚下，有个苦竹村，全村20多户，百多口人。但它却是原国民党地方武装头子李志超的老家。李在全盛时期，手下拥有百多号人马，还配有几挺机枪。1949年年底至1950年年初这段时间，李曾仗着优势火力，多次攻打当地的区乡政府。当地群众慑于李的势力，变天思想严重，在当时农村开展的“退租退押、清匪反？”运动中，都不敢起来参加斗争。

    以后，当地驻军配合地方武装，对李一伙进行过多次清剿。但那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清剿大军一来，他们就钻进深山老林，躲得无影无踪，清剿大军一走，他们又下山回来。几次进剿，都没能把他们彻底解决。

    不过，在大军进剿时，县、区都同时派出工作队，结合开展强大政治攻势。针对群众的变天思想进行形势教育：特别对李志超追随者的家属，大力开展一系列镇反政策的宣传教育。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等。号召受蒙蔽的胁从分子，弃暗投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既往不究。这些对李的追随者，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分化瓦解作用。争取了一大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回来。大大削弱了李志超一伙的力量。如我们工作组所在的村里，有个叫黄荀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曾当过一年多的乡自卫队——它的主要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取缔当地一些不肖分子的偷盗行为。共产党来了，怕被清算斗争，就跟随李志超一段时间，参加过攻打当地的区乡政府。但属一般成员，没什么民愤，更没有血债。大军进剿过后，在家属及当地干部教育帮助下，看清了形势，特别是在“受蒙蔽无罪、胁从不问、悔过自新，既往不究”等一系列政策号召下，使他清除了疑虑，在1950年5月间到乡政府去登记自新。他是贫农出身， 30多岁仍是单身，家中老母一人，母子相依为命。黄荀回家大半年来，还算老实，与李志超一伙再没任何联系。也再没作过任何为非作歹的事，安心在家里种田。我们工作组进村后，当时也没把他当坏人看待。平时召开贫下中农会议，也让他参加，他也渐渐放下戒心，积极参加各种会议。

    1953年3月间，在我们开展工作二个多月后，一天，区委却来了个紧急指示，要立即把黄荀押送到区里集中。工作组的同志都感到突然，但也不敢怠慢，马上布置民兵，准备好后，派人到田里去把他叫回来，说是到乡里开会。黄荀一回家。3名武装民兵要他立即跪下，把他翻绑双手。也不等他开口，就直送到区政府去。这事连我们工作组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是奉命行事。

    过了两天，区里通知次日召开全区镇压反革命分子宣判大会。要动员所有群众及勒令全部四类分子（即地、富、反、坏）与其家属都要参加。会场设在区政府门前大草坪。那里临时搭了个大棚做主席台。到了会场，让人感到一派肃杀气氛。主席台前中央挂着一条大横额：“曲江县四区人民法庭宣判大会”。主席台两边是两条杀气腾腾的大字标语：“敌人不投降就要他灭亡”：“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

    是日，除了区中队全部出动外，县大队及各乡武装民兵（区中队属连级编制，县大队属营级编制），也调来很多人支援。负责押解反革命分子及负责警戒的武装人员约300多人。主席台前地下，3名武装人员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反革命分子，面向群众跪着。大会由县委分工负责周四区工作的宣传部部长，扼要地总结了两个多月来的土改工作情况，并指出阶级敌人的近期破坏活动及对四类分子提出严厉警告后，即由区县委书记代表人民法庭宣布一批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及对他们的宣判。所有在主席台前面向群众跪着的反革命分共40多名，全部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出乎我们所料的是被宣判死刑的，也包括3天前我们派人从田里叫回来的黄荀在内。

    这批被宣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随即被押解到会场附近的大草坪，就地正法。有的一枪毙命，有的要补上一两枪才断气。一时间，乒乒乓乓枪声大作。不到5分钟，40多具尸体，就横七竖八地全躺倒在草地上。一滩滩的鲜血。把草地都染红了。整个宣判大会，前后不到两个小时即结束。以后，再由这些反革命分子家属负责收尸掩埋。

    我们工作组负责的那个小片，除了这次宣判大会杀了个黄荀外，过了10多天，还杀了另一个20多岁的青年。他家庭出身地主，原在广州一所大学唸书，还没毕业。1948年回黄竹坑老家和当地一个女子结婚后，就再没回广州唸书，却在家乡当了一年多黄竹坑国民党时期的乡长。结果，埋下了杀身之祸。

    1950年年初，镇反运动一开始，他就被捕判刑。大概是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当乡长时间不长，罪行不多。民愤不大，在这之前的几次镇反运动中，虽然杀了一大批反革分子，但他只判了两年徒刑。关在县监狱。他结婚不久的妻子，也才20出头。人长得很秀气。1950年他被捕后，他们的孩子才出世。土改时那个小孩才几个月大。大概家里已没什么能给她看顾小孩了吧！每次召开四类分子及家属的训话会，她都背着那个小孩来参加。会上从来都低头不语，也不看旁人。她也许在心里暗自盘算着，再过一段时间，她那没见过孩子面的丈夫，就可以刑满释放回来和她们一家团叙了。她那里想到，一个细雨濛濛的黄昏，她那个20多岁的丈，却被区里押送回黄竹坑乡政府。区委指示，要立即就地正法。

    这回倒也干脆，什么宣判大会都不用开，由区里负责解押的3名武装人员，把他五花大绑后，推出乡政府门前两百多步远的路旁，用两颗子弹结束了他的生命。以后，再在乡政府大门旁的墻上，贴上一张大告示，公布这个当过一年多国民党时期乡长的罪行，并在这个20多岁青年的名字上，用朱笔打了三个大乂乂，再通知他的家属去收尸掩埋就完事了。

    这次全区之所以大开杀戒，事后了解，一是要紧跟全国形势，主要是为了保证抗美援朝开始后国内的稳定。中共中央1950年10月及1951年2月底，一再发出指示，指出全国前段镇反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右倾偏向，要求各地立即纠正。对反革命分子该杀的即杀，该关的要立即逮捕投监。不要畏首畏尾。要大张旗鼓地把全国的镇反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其次，是县里内部通报说，县内有些地方，反革命分子疯狂反扑破坏土改运动。气焰嚣张。有个乡的土改工作队员，原是中南军政大学派来的一位女学员，一个晚上参加完会议后，在回驻地路上坠河淹死了。县里认定这是遭阶级敌人报复所暗杀的。但一个月过去了，还未能破案。所以县里要趁这次贯彻中共指示精神。对反革命分子要大杀一批，以煞敌人气焰，给群众撑腰打气。因此，黄荀及那个当过一年多国民党时期乡长的黄姓青年，还有那一大批同时被镇压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就只好当了镇反运动的祭品了。

    以上是我在1950年年底参加曲江县周四区黄竹坑乡一个小片的土改试点工作，前后5个月内看到镇压反革命分子的一些情况。这事已快过去60年了，那个杀人如麻，人命如草芥的血腥年代，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