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变天  泣血人生

（纽约）薛伟

    人生，就像是一盘围棋。有时候你只要走错一步，就会满盘皆输，你的命运就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1949年这颗棋子，成就了多少人的伟业，也颠扑了多少人的生命。我的父母亲就从这一年开始，演出了他们人生的悲剧。

    1949年11月，四川省省长王陵基差人送来了两张飞机票，催促我父母亲撤退台湾。当时我的父亲王汉枢是重庆市民政局局长，在杨森市长逃离重庆前，紧急召见父亲，委任他为重庆市代市长，坚守岗位，随时策应国军反攻。我的母亲卢蕴兰（雪茵）是重庆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在兵荒马乱之际，学校进驻了许多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军纪很差，还未放寒假的女校处于危险之中，我母亲作为校长，担负保护学生的责任，不忍一走了之。一个不愿辜负临危受命，一个不能抛弃师生独自逃离，父母亲选择了留在重庆，观望时局的发展。就此开始了他们人生不幸的转折，在“历史反革命”和“右派分子”两顶大帽子重压下，迈入了辛酸血泪的里程。


投奔延安  中途易帜


    父亲出生在四川省大邑县一个地主的家庭，五弟兄都走上了从政的道路。父亲就读于上海法律院，受沈君儒，史良等七君子影响甚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在游行中曾被军警打得头破血流，头上留有一块永久的疤痕。大学毕业不久，中共上海市地下党领导人潘汉年给了我父亲一封介绍信，推荐他去延安抗大担任教职。父亲持此信途经武汉，住在八路军办事处。一日在车站，巧遇了他的二哥王良瞿，而二哥是蒋中正的信徒，CC系的忠实门生，父亲在他的劝说下，放弃了去延安的念头，改持二哥的介绍信，奔向江西战干团，投到蒋经国门下，在部队中担任国民党指导员。南辕北辙，一念之差，命运造化，捉弄人也！

    在中国很少有人不知道爱国船王，民生公司的创办人卢作孚的，我母亲卢蕴兰就出生在这个一个大而富有的家族之中。重庆二女师是我母亲中学的母校，这个学校在四川非常有名，国民党的名人蒋廷黻，叶公超，共产党的骨干张闻天，萧楚女，乃至陈毅、邓小平、杨尚昆都先后在该校任教和驻足。在同学中，国民党元老之一的谷正纲的弟媳皮以书，共产党人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和后来担任重庆市副市长的廖苏华（竹君），都与我母亲结成了姐妹之交。


战场喊话  巾帼英雄


    中学毕业后，母亲考入了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同窗中有后来的经济学家千家驹，中共政权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士高，以及国民党北平市长夫人曹孟君等人。由于母亲成绩优秀，北京大学又选派她为交换留学生去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英国文学研究院深造，该大学为她开放女禁，成为最早的第一位女生。抗战爆发以后，母亲出于民族大义，声讨日本军国主义和满洲国，继而回国投身军旅，先后在江西战干团和湖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任中校日文教官，亲自上战场对日军喊话，审讯俘虏，表现英勇，被誉为赣南战场上的巾帼英雄，由于一场战火的考验，我父母亲结下了终身的情谊。

    那是在一次抗击日军的战役中，母亲坚守在前线对敌喊话，以掩护部队转移，不幸右臂中弹，血流不止。这时，作为党指导员的父亲带着担架人员和警卫兵冲上阵前，将母亲抢救下火线。战区长官胡轨将军因而亲自为父母亲做媒，使他们结为连理。抗战胜利以后，父母亲都转业离开军旅，回到了四川重庆。


被列管制  屈辱生活


    重庆沦陷以后，父母亲都被列为管制户口，送到军管会借上清寺求精中学场地办的管训班学习，交代历史，洗涤思想。父亲因为中共司法部长史良的关说，几经波折，才逃脱了劳改的命运，被分配到重庆市二十九中学任教；母亲也因为重庆市副市长罗士高的介绍，到重庆市文化局工作。在1950年到1956年期间，父母亲担惊受怕，谨小慎微，常常是杯弓蛇影，有如惊弓之鸟，他们奴才般屈辱的生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1956年后，国内阶级矛盾有所缓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赫鲁晓夫为中共的独裁专制敲响了警钟。周恩来作了解放知识份子的报告，毛泽东也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开展了党内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开创了言论自由的新气象，万马齐喑的中国变得生气蓬勃，春回大地，人们充满了希望。母亲作为长期未获重用的高级知识份子，一下子被调到了重庆市图书馆任外文部主任，号称最大民主党派的“民盟”邀请她入盟，动员她大鸣大放，素来谨慎小心的她终于堕入罗网，讲了几句不关紧要的应付鸣放大会的场面话，被划成了右派分子。父亲也因为“反动党团骨干”的罪名，在58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在重病中被开除公职，送原籍监督改造，62年由于所谓号称“三年自然灾害”的人为浩劫，活活饿死在成都，由此倒免受了许多活罪，这也是一种幸运。

    父亲的死给了母亲沈重的打击，而她自身的遭遇更是痛不欲生。在戴上右派帽子不久，58年镇反运动再追加她一项“历史反革命”罪名，成为双料贱民，大会批，小会斗，直至送到南桐县监督劳动。

    那是一个偏僻的农村，右派分子们集中住在老百姓家里，有干部专人看管，白天修水库，晚上批判思想，母亲有一千多度的近视眼，而上下班劳动要走十里以外的田坎小径，为了按时到工地，她常常是比别人早起，天不亮就开始边走边爬，常常滚进水田，下班后再跌跌撞撞，满身污泥回到住房。没有热水洗澡，也没有时间休息，吞几口冷饭菜，再低头弯腰接受同伴们的相互揭发和批斗。辛酸痛苦，悲凉凄惨，人间炼狱，莫过于甚。


右手摔断  因祸得福


    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吧，在一次劳动中，母亲不慎从堤坎上跌倒下几公尺高未完工的水库中，曾在抗日战争中负伤的右手再一次被摔断，鲜血顺着锄把流淌满地。就这样因祸得福，在她的童年友人，时任重庆市中共市委监委书记廖苏华的关照下，被调回重庆市图书馆监督劳动，任务是打扫卫生和养猪、打猪草。手伤稍好后的她，对打扫卫生尚能应付，但在山坡上打猪草常常是连滚带爬，摔破眼镜，遍体鳞伤。在那苦难的岁月里，童年的我心灵饱受催残，常常对着苍天哀唱“白毛女”的歌：“星星出来太阳落，你在黄家受折磨……”，由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又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我出生在这样的黑五类再加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家庭中，可想而知会有怎样的遭遇。记得马克思曾说过，从一个人出生开始，他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就决定了他今后的命运。在我高中毕业那一年，尽管高考成绩总平均在90分以上，这在全国都是少有的，但还是因为政审不合格，收到的是不录取通知书。后来几番辗转周折，才送我进四川外语学院中学师资培训班俄语科学习，经过大半年短训，成为中学教师。

    不料好景不长，厄运的眼睛始终盯着我，直到机会来临。用毛泽东的话说：阶级敌人始终是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自己的战略方针告诉敌人，敌人还是会进攻的。其实我哪有什么“进攻”，但偶尔渲泄心中的不满，做做白日梦，发发奇想总可以吧？不行！共产党不但要征服你的身体，还要控制你的思想。终于在我20岁那一年，就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判决书开宗明义就写到：“该犯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母亲为右派分子，故该犯对我有刻骨阶级仇恨，时刻图报不共戴天之仇。”具体犯罪内容竟是“偷听敌台广播”、“书写反动日记，诗词”和“企图叛国投敌”。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多在宜宾山区的劳改农场服苦役，母亲也因躲避武斗常常流离失所。那时常常听说“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身体非常健康，要活一百二，三十岁，我算算自己的年龄，真是不寒而栗，恐怖极了。好在天道有常，这个在中国乃至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暴君终于和常人一样，再怎样凶狠邪恶残忍，还是战胜不了死神。我百分之一百的深信：在1976年9月9日这一天，全中国不知有多少人在欢欣鼓舞，暗中庆祝这个暴君的灭亡。


不懈上书  母子平反


    时代变了，我母亲毕竟是有见识的知识份子，她立刻上书胡耀邦，廖承志，甚至年少时在重庆二女师见过的邓小平，那时她们叫他小老邓，还有她过去在北大和日本的同学中，一切在中共营垒中有权势的人。终于在1979年，我们母子双双都获得平反，她享有了离休干部的待遇，我也回到重庆的中学里恢复教职。

    在这命运的转折关头，海外亲戚向我伸出了援手。我母亲的九妹长年居住瑞士日内瓦，她的丈夫是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部中南美洲司的司长，故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侄子桂宗尧先生，以及母亲另外一位姐姐的两个在美国女儿的关系，八零年我以自费留学的身份到了美国，开始了我历经梦想，幻灭，并为之付出过惨痛代价的崭新生涯。

    物竞天演，沧海桑田，世道在变，人心在变，中国在变。我母亲在2001年过世前，曾来信忠告我：“一个伟大时代的降临，总是要付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牺牲为代价的。你要看到中国百年来的变迁，20年来的进步和发展。你在海外从事民主运动的基础不应该紧紧抱住过去的仇恨不放，而是去增砖添瓦，开创祖国美好的未来……。”母亲不愧是虽在苦难中成长，但却被共产党薰陶了几十年的知识份子，我想：我应该三思再思，好好探索她的这一番道理……。

    （2010年7月26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