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特区”的夭折与希望
——为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而作，兼忆80年代深圳大学二三事

    （香港）孟浪

    深圳特区成立30年，众人热议“特区向何处去”，这让我想起21年前在深圳大学经历的一件往事，由此也带出20多年前在南中国一段令人难忘的峥嵘岁月记忆与见证。

    八九北京学潮波及全国高校，深圳也毫不例外，“反腐败”、“反官倒”、要求“对话”、要求“讲真话”和“新闻自由”，北京学生正义而朴素的请愿诉求，深得民心，群情汹涌响应。5月13日北京部分学生进驻天安门广场发起绝食请愿，升高了这场运动更受全国乃至世界瞩目与关切的气氛，但学生基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立场的正义要求没有得到当局的善意反应，反而被邓、李等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诬指为“动乱”，并经违宪、违法的密谋布置后在5月19日宣布“戒严”，悍然动用数十万野战部队开进北京，试图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军事镇压。北京高校学生与各地高校进京声援的学生及北京市民自5月20日起发起以非暴力抗争的形式，堵截军车、劝阻军人，力阻军队进城动武。一时间军队在城郊四处被围堵、被劝退，百万学生、市民在北京城内外与军队、与当局处于拉锯的对峙状态。

    远在南国边陲的深圳大学数千名师生除遥遥关注、默默祝愿并以各种形式积极参与学潮，由罗征启校长支持成立的全校性学生自治组织“深圳大学学生紧急事态协调委员会”曾在5月中旬多次与深圳知识界、媒体界人士在特区联合组织发起全市各界声援北京学生的大型游行，总人数超过10－15万人次，期间也有近百名学生和老师先后直接赴京已在天安门广场安营扎寨。5月下旬的最后一个星期，随着北京有胡绩伟先生领衔部分人大常委联署依宪要求提前召开大人常委会紧急处理戒严引起社会危机的形势变化，大家一度认为因当局罔顾民意强行戒严而恶化的形势可能趋缓、趋好，故而都有心从长计议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深耕运作。5月25日左右，我们十多位心系北京、心系学生，已在学运初期积极介入的教工在一个外语老师的家里，自发相约就此议题开会讨论，大家群策群议后达成共识，利用深圳和深圳大学毗邻香港内外信息交流畅通、便利的优势，利用在场多位各系教工的专业特长，打算由深大教工民间自发组织在全校自6月起定期举办关于民主启蒙、民主建设和发展的各项专业性、学科性系列讲座与研讨，以期促成深大校内的学运完成激情化的街头广场运动，深化并转型为理性、建设性的长程架构发展。

    考虑到对整个北京学运目标的长期支持和深层意义呈现，笔者出于当时身为校刊（《深大年报通讯》）编辑的职业习惯和敏感，提出依托深大教师员工的人力和知识资源，借助深圳大学在这次学运中处于整个特区的前驱性引领地位，着手筹备创办一份名为《民主特区》的民办刊物，建议特区人、深大人应不自囿于“经济特区”的框框、而应具有迈向“民主特区”的前瞻性思考，长远为民主中国建设的前沿发展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至少也可利用特区之特的优势以这份刊物为整个学运、整个民主运动提供理性交锋和思想激荡的平台，此议也得到大家的积极赞同。谁知此会结束不到十天，北京长安大街上午夜骤起的第一排枪响，就打碎了我们计议中和平与理性建设的希望，民主启蒙系列讲座与研讨、《民主特区》办刊等等的美好设想，也随着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血色黎明，不幸地黑掉了。

    1989年的六四事件，以体制内外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度受到鼓舞的80年代改革理想被中共军队的坦克粉碎为象征，也宣告了整个80年代的终结。80年代，深圳是整个中国改革的最前沿，袁庚、梁湘、深圳青年报等等是那个时代的重要关键词。而在笔者当时任职的深圳大学，当年的校长兼党委书记罗征启，也是深圳的那个时代流播至今可能最具有魅力的少数传奇人物之一。

    2009年六四20周年纪念热潮中在香港出版的《100六四人物20年》一书，百名六四人物的人名条目中也收入了“罗征启”，它揭示了罗征启当年曾经的殊异作用：“在八九学运中，深圳大学成为5月中起全国高校中唯一一所声援北京学潮期间的全部活动均得到校方公开支持和后勤支援的大学，罗征启同情学生、主张对话、反对暴力、坚持正义的鲜明立场是决定性的。”

    可以不无遗憾地说，如果不是六四枪响打断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和平演变进程，如果不是从赵紫阳、梁湘到罗征启等一批主张改革、主张和平变革的体制内坚定的改革派人士因六四事件受到整肃清洗，深圳作为中国走在最前的“民主特区”的实践及时迈开探索步伐并取得一定的实绩，完全是可以预期的。罗征启执掌下的深圳大学在80年代的峥嵘岁月（1983年深圳大学建校之初，罗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调任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后兼任校长直至六四遭开除党籍并免去一切行政职务）就自主创新，启动过积极的大胆尝试。80年代在中国的高校中，也是在整个中国教育界中，唯一敢于打破中共数十年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禁区，提出“党委治党、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办校方针的就是深圳大学，就是罗征启。

    笔者当时在深圳大学出版中心任文科编辑，曾参与执编了当年总结深大改革经验的一本文集《深圳大学改革探索之路》（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版）。其中收录有罗征启在1986年5月撰写的《从深圳大学的改革看改革》一文，重新翻读此文，可以看到罗征启早在时届深大建校3周年之际（此时距深圳特区成立还不到6周年！）就大胆“贡献”了他在深圳大学对（中共）党的“改革”经验：“党的组织生活和一切活动都不许占用工作时间。党的干部，从党委书记开始，都是兼职，实行业余化和义务化。整党也是在业余进行，取消了专职政工队伍，取消了浪费时间、形式主义的‘政治学习’”（页7）。“我们把‘标新立特’作为我们学校的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旧的事物是很难改造的，尤其是很难自动解体，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我们的体会是必须在旧事物与旧事物之间，开辟新的工作面，建立新的阵地，用新的来包围旧的，吃掉旧的或再加以改造。”（页9）

    当年，在深大，没有内地那千篇一律砌起、与社会隔绝的高高围墻，是中国唯一一所不设围墻、不设门禁的大学；在深大，不设很难洗脱精神控制与洗脑色彩的“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学生的情绪、心理健康问题等等的咨询、干预和援助，一律由心理行为指导办公室受过心理学、精神健康医学专业训练的人员负责进行；在深大，图书馆里堂堂陈列有海外出版的《争鸣》、《动向》和《解放》（即今《开放》）月刊等各种“反共”刊物，与《红旗》杂志、《支部生活》等中共党刊并排在书架上，向所有研究生和教工开放，随便阅览。在我刚到深大任编辑的最初日子，大约是1987年初，我和深大的一群热爱文学的学生喝酒聊天时，有一个学生的由衷感慨让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笑着说：“深大太好了，（在）深大的感觉就是没有共产党！”

    执政党在公教单位业余化，党务干部（包括党委书记）兼职化，取消专职政工人员，取消马列主义“政治学习”，等等作为，谁能不说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大胆改革、大胆改造的漂亮举措呢？谁能不说深圳大学这是迈开了尝试解构一党制全能社会的可贵第一步呢？谁能不说这也是“民主特区”在深圳的最初一线曙光呢，哪怕它只是昙花一现而夭折？

    在这个需要严肃回望而又必得奋勇前行的重要时刻，请记住罗征启这个名字，请记住深圳——这一段被遮蔽了的闪光历史！请记住——“民主特区”这个梦想！

    读书无禁区，探索无禁区，民主无禁区，中国无禁区——请，继续无畏地追寻！

    （2010年8月24日于香港）

    （作者1986年底至1989年春夏在深圳大学出版中心任编辑，秋后离开；1994年初在深圳参与创办《街道》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