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背叛革命还是革命背叛老蒋？
钱文军
教科书传授给我们一个定论：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反革命大屠杀。这于是成为“铁律”，无须考证即可信手拈来。但仔细阅读史书，那一段历史似乎并非铁板一块，问题是：究竟是蒋介石背叛革命还是革命先背叛了蒋介石？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的，违背此信条即成叛徒，第二国际就是样板，尽管它还是恩格斯本人创立的。所以我们应该记住一个真谛：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主，他们所有非暴力的宣传都只是权宜之计，只要认定条件成熟必会动武；而且只有他们掌权才算成功，否则就是失败，就是反动。所以，北伐战争或曰“大革命”，尽管永远打垮了北洋政府，共产党没掌权，也算失败。
事实上，这一段历史其实不复杂，略归纳的话我们不难看到这样一个脉络：中共党员不以党的名义只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也是如此“容共”的，但可惜此举一开始就是阴谋。我每读到“国共合作”就有一种滑稽感，分明不是两个党的组织合作，而是一个党允许另一个党全体成员“跨党”，非组织行为怎么成两个党“合作”？人家放着自家生意不做，全到自己店里来当伙计，天上居然会同时掉两个馅饼！老孙若不是利欲熏心就是脑子进水，居然笑纳了。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误区：不存在“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这回事。无论怎样查寻，老孙从来没有“三大政策”之类鸟叫，它是孙死后中共从老孙在不同场合与时间说过“联俄”、“容共”乃至“扶助农工”归纳、扭曲、抽象出来的。老孙还说过“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越宣言》），干嘛不一起加入说“四大政策”？何况，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前提是：没有组织之间的合作，参加者只能服从国民党，并不得在国民党内进行组织活动。中共党魁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庄严承诺：“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1924年1月）》，载《李大钊文集，下》，P704-P706）
陈独秀在其《告全党同志书》里也承认：“青年团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严词拒绝了，他只允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P62）这段话就把这个误区的迷津点破了，“三大政策”系伪命题，而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秘密组织行为既违背了党的诺言又触犯了所入之党的党纲、党纪，既然李大钊承诺“理宜受本党惩戒”，又何必怨声载道？
马列主义者第一个信条就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实际上，中共这个诺言尚未宣布就制订好“另起炉灶”的计划了，其三届一中执会规定：“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一切政治的言论和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且“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以下简称《文件集》，1，P200）。此乃马林的办法：“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必须让我们现有的团体（指中共）自由开展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以下简称《秘档新论》，P121）
中共诸同仁原本皆反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吵来吵去，共产国际批准了马林的办法，中共既已心甘情愿地做了毛所说的“儿子党”，同样也为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金钱资助，只有服从。如此，不但李大钊代表中共的承诺根本就是假话，就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里的誓言：“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应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一大”前后》，一，P14）也成了一文不值的假话。
老孙是个出了名的“有奶便是娘”的主，“容共”的根本在于获得苏俄扶助，引俄入室给中国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远远超过自鸦片战争到“二十一条”蒙受灾难的总和！苏俄其实并不赏识他，就连鲍罗廷1924年2月写的《笔记和报告记录》也把他贬损得一塌糊涂：刚愎自用、朝三暮四、言而无信、夸夸其谈，鲍氏纳闷地自问：“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成为党的领袖了呢？”（参阅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一卷》，以下简称《李卷》，P351-P352）
苏俄政权巩固之后已是一个民族国家，而非国际组织。尤其是斯大林，他为俄罗斯赢得的利益远甚沙皇。列宁为对抗国际联盟所建立的第三国际在他手里变成苏俄侵略他国--主要是中国--的工具。为了完成任务，利用孙中山的野心实现斯大林的部署，鲍氏不得不屈尊逢迎，但内心的鄙视必然导致他越俎代庖。而老孙面对国民党内强大的反对“容共”意见，不惜耍泼：“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你们若不赞成，我将来可以解散国民党，我自己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孙中山大传》，P498）
这样就实施了“马林战略”。简介一下：马林，荷兰人，本名亨德利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生于鹿特丹。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奉派前往荷属殖民地爪哇，次年组建社会民主联盟。他指使孱弱的社民盟成员加入到爪哇伊斯兰教联盟里去，后者已拥有150万会员，但组织结构并不严密。马林成功地保持社民盟的独立性，借助伊斯兰教联盟的组织活动，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但社民盟迅速扩大，还掌握了大批底层民众，发起一次又一次示威运动。
因马林指派盟员渗透到海陆军内，建立起秘密的士兵运动委员会，1918年被荷兰殖民当局以煽动暴乱罪名逮捕，次年驱逐出境。但该盟发展顺利，1920年转称印尼共产党，长期为印尼最大政党，直至1965年发动血腥政变遭挫败，换来更血腥的镇压而烟消云散。
1920年夏马林参加共产国际二大，介绍其经验。“马林战略”用西方文化的说法类似于“特洛伊木马计”；用中国文化的说法就是毛曾经提到过的“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把戏。此计受到刚在欧洲碰得鼻青脸肿的列宁赏识并亲自召见密谈，张国焘介绍说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的系列决策就是跟马林商讨制定的。随即马林被列宁授予共产国际执委衔，并亲笔开介绍信成赴华钦差。
本文侧重于军事、暴力方面，其他问题仅连带涉及，不详述。
一、中共的军事准备
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不久，中共广东省区委就开始抓军权的行动。周恩来当年8月自莫斯科返国，随即遵命建立了广东区委军事部，自兼部长，开中共军事工作先河；10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就按照苏俄顾问的部署，大批吸纳和发展中共党、团员。先是苏俄首席军事顾问加伦于8月说服孙中山建立大本营铁甲车队，以苏俄首批援助的两辆铁甲车作为核心装备；接着，仍由加伦向孙中山提议，于11月对该队进行改组，由周恩来主持；周随即从黄埔军校抽调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编入铁甲车队，其正副队长、党代表、军事、政治教官皆为中共党员。“铁甲车队的人员配备和调动、活动安排，经与苏联顾问商量，一般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决定。所以，铁甲车队名义上隶属大元帅府，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密档新论》，P153）
显然，作为中共本身，掌控一支正规军无疑开心不已。且不论此举与“国共合作”开始时的约定是否相符，但至少“马林战略”已经顺利实施。中共自己实际掌控一个独立团，与国民党掌控的约十万正规军相比较，其意义除了日后会相互厮杀恐怕再无其他。既然中共只能无条件听命于共产国际，苏俄的嗜血计划开始实施，而且获得了由中共打入国民革命军逐步掌控尽可能多的正规军的宝贵经验。为此，苏俄每月拨款1000美元供中共进行军事组织工作，另拨1200墨西哥鹰洋供其作为军事宣传业务专用。这些进账与给国民党的军援相比近乎九牛一毛。中共不可能另行组建军队，只能以挖国民革命军墙脚为宗旨，矛盾与冲突也只能日益激化，分裂及内战只是时间问题。
1925年3月孙中山死后，苏俄面临着选择扶持新的代理人问题。5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无视中国国家主权，决定在北京成立以其驻华公使加拉罕为主席的领导中心，并在广州、冯玉祥部、岳维峻部建立三个军事小组，开展对中国内政的全面干涉，酝酿内乱。而斯大林心生另一计谋：抓住冯，使其占领地内蒙古与外蒙古合并成独立的蒙古国，于是鲍罗廷被派往考察并促成此事。所幸冯尚有中国人之底气，没有顺杆爬。这里不细说。
此外，经过一段时间借助在国民党内的发展，中共已具有一定实力，党员总数从开始合作时432人扩展到北伐高潮时57967人；同月，根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中共党员）报告：全国有25万国民党党员，其中左翼和共产主义派有15万人，工农分子和学生占了大半。经过改组，国民党已基本上成为苏俄所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不符合政党标准。（这是苏俄阴谋的初步实现，即，将国民党改组成松散联盟，而非组织严密的政党，以准备日后的分裂。）
一种分裂的局面也日趋明显：苏联政治、军事顾问尤其是他们所掌控的援助使得他们成为太上皇；而有目的地使中共以及国民党左派操作这个党已经并且继续促成分裂局面。还在1924年6月，张继、谢持等曾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书”，要求废止容共政策以维持国民党的独立性、自主性。孙中山唯恐因此失去苏俄援助请求他们忍一忍，承诺倘若仰俄夺权不成功则自己下台任由张等主持党务，换得这批国民党元老派暂时偃旗息鼓，但最终仍未逃脱被驱逐出国民党的命运。
孙死后，廖仲恺成左派领袖，4月6日正式提出“党军”议案并获得通过，自任党代表，蒋介石任司令官。随后，黄埔军校内部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内反中共夺权之势力开始整合。8月廖仲恺遇刺身亡，因涉嫌刺廖案胡汉民、许崇智被放逐，蒋介石被视为左派而受苏俄顾问抬举，地位不断提升。11月23日，张继等14元老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解雇顾问鲍罗廷”等议案。反过来，汪精卫被视作制衡老蒋的力量，朝着控制国民党党权的方向发展。国民党的分裂以国共分裂的形式开始进入倒计时，而分裂正是苏俄援助国民党的初衷，目标是清除右派，使共产党及左派掌控国民党。
苏俄在华计划也即“马林战略”顺利进行，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报告称：“共产党实际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共产党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1926年2月10日）这些描述不是虚幻的：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五个常委中，有共产党人谭平山、林祖涵；各部处主持人，林祖涵主管秘书处，相当于代秘书长的书记长为共产党员刘芬；组织部长为中共的谭平山；毛泽东任宣传部代部长；农民部长由林祖涵兼，工人部长胡汉民被逐往莫斯科，部务由秘书冯菊坡代；海外部部长彭泽民、秘书许苏魂；青年部由秘书中共黄日葵主持；妇女部由邓颖超主持。皆中共方人士。简言之，国民党中央大权，基本在共产党手中。
换过来，倘若中共中央机关如上述被国民党人把持，又将如何？《国民党中执委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则描述以黄埔为骨干的中央军政分校“全校尽贴的是‘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的标语。说话稍一不慎，就要被他们捉住关起来。”在军事方面，“1925年11月，这支武装（指铁甲车队）扩编为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全团2000人，连以上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和共青团员。叶挺独立团名义上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实际上是中共直接领导和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密档新论》，P153）其余各支部队大抵也都安插中共党员担任政治部主任或党代表，逐步扩大其掌控程度。在这种状况下，“中山舰事件”如果不发生，那才奇怪！
而形势尚未达到如此乐观之前，共产国际就奉联共旨意指令中共抓军事了，首先成立“中央军事小组”或组建“军事部”。为了准备使中共有能力掌管军队，1925年2月联共（布）中央便下令将正在莫斯科中央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熊雄、王一飞、聂荣臻、颜昌颐等数十人调入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参阅：王健英《红军统帅部考实》，以下简称《考实》，P3）。
同年7月21日，鉴于五卅运动失败，共产国际首次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武装力量方面要有特别认真的态度和坚持不懈地做工作”，并强调党必须保证对工、农军队的领导。8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东方部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要点为：“以国民党名义在中国革命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同国民党的协调应当通过国民党军事机关内党的工作者来实现；争取使实际领导权掌握在中共手里；在国民党基层军事单位内建立中共党支部；共产党的所有军事人员在形式上一般都应按国民党的组织系统调动（在个别情况下隐瞒自己的共产党身份）；应当采用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包括为军队出版专门刊物、传单和小册子，去瓦解军阀部队，特别是瓦解张作霖的军队；不应忽视建立游击队和战斗队的工作；注重农民武装的建立和城市工人纠察队，等等。”（《密档新论》，P148）
《指示》中特别强调：“近期应当把注意力放在组建国民党军队和人民军部队上。”苏俄的险恶用心此时昭然若揭，一方面出钱出枪出顾问帮助国民党建立和壮大“党军”，另一方面要求中共把“马林战略”实施到“党军”中，同国民党争夺对军队的控制权，借以形成“人民军部队”。鲍罗廷说：“共产党人留在军队内，以便能在军队中建立左派。如果我们能建立25%的左派，那么胜利就有保证。”此外还要组建工、农武装，并保证中共对这些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9月，苏共为实现由中共掌控国民军的意图，命令王一飞率领在苏联红军大学学习的26名中共党员提前回国，作为中共抓军事的骨干力量。同月底，中共中央四届二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按照共产国际的部署，决定“有组织的去准备武装工人阶级最勇敢最忠实的分子”；并决定“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此后直至年底，中共中央作出一系列决定，明确了党抓军事的组织机构“军事部”，落实了由张国焘担任主任，王一飞、任弼时为成员，配备了相应干部及其他成员，并指令各中共北京、广州、河南三省区也设立了军事委员会，明确由李大钊、谭平山、王若飞各负其责。
1926年6月，作为对“中山舰事件”的反击，以及对老蒋坚持北伐的利用，联共（布）加快了促使中共掌控国民党军的步伐。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其余中共党员奉调陆续回国，充实到各地中共军事机构里去。9月24日中共中央《对军事组织系统及其党的关系的新决定》，基本完成了党内军事机构的人员、组织关系、分工以及职责等方面的任务。此外，自军事委员会建立起，以莫斯科归国人员为教官又训练了一大批军事工作干部，并组织多批党、团员报考黄埔军校，为日后中共转入军事斗争做了充分的人员、组织准备。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会，作出《军事工作报告的决议》，提出了当前军事工作的具体计划及任务要求。（以上可参阅：《考实》，P5-P14）
“在指导中共军事方面，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把军队政治工作提高到了应有的高度，强调在国民党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们从党内专门挑选一批人以国民党的名义从事这项工作，争取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在国民党的军队基层建立共产党的支部，在国民革命军各军师都设立了政治机关，连以上至团都设有做这项工作的政治委员”（《秘档新论》，P149）。很显然，这明白无误地违背了“国共合作”时的约定，不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是以党的组织逐步蚕食国民党军政权力，如此有恃无恐地喧宾夺主必遭国民党反抗。苏俄埋下了日后两党相互残杀的祸根。
到1926年1月，“国民革命军中大约有1000名共产党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一军中3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7个是共产党员。”（《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研究》，P306,注2）吴廷康指示中共：“掌握中下级指挥职务。目前我们在各部队中有近500名同志担任下级指挥员和几十名同志担任中级指挥员。不增加我们在部队中指挥员的数量，我们就不能利用近两年来我们在军队中进行大量政治工作的成果，也就不能使军队接近工农。”19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决议，再次强调：“党应该十分重视在广州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要派遣优秀分子去做这项工作。这项工作形式上应该以国民党的名义去进行，但党应该争取使这项工作实际上完全由党员和最接近党的国民党左派掌握。共产党除了在广州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外，应该十分重视瓦解敌军的工作和组织工农纠察队的工作。”（《秘档新论》，P150-P151）
在国民党内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鼓动下，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下令逮捕中共党员、舰长李之龙之外，还开二中全会颁发《整理党务决议案》，采取组织措施限制中共党员掌控国民党权力岗位，本质上是对于中共蚕食、掌控国民党的排斥反应。共产国际远东使团1926年9月12日的调查报告称：陈延年等“打算让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彻底夺取整个政权机关，以便迅速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农民的措施。他们的这一愿望自然不可能对国民党其他派别保守秘密，因而造成了‘320’事件的后果和后来的一切。”应该说，这次事变是苏俄指令尤其是“马林战略”的必然结果，也是国民党或者换成任何别的什么党正常的自卫反应，否则就是甘心自取灭亡。
蒋介石尚无彻底决裂的自信，仍维持“联俄容共”，但坚决要求驱逐苏俄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苏俄妥协了，以回应蒋氏仍愿维持与苏俄关系的表示。但苏军总政治部主任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中明确告知：“但是你要注意到，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并召回季山嘉，是将此举作为一个策略步骤，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联共（布）与中国》，上册，P177-178）此语应可证实：早在1926年春，苏俄“除掉这位将军”的决心就已经确定了，剩下的事情只是为此目的进行实力准备。
北伐战争是中共掌控军事的迅速发展期，“如广东区委军委由周恩来主持领导扩大黄埔军校支部为特别支部，成立了由恽代英任书记的中共‘党团’加强了领导；在师生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并分配到北伐军各军、师；在叶挺独立团内成立了中共总支部，团、营及多数连、排长均是共产党员；指派聂荣臻为军事特派员随北伐军行动，掌握军内中共组织与党员情况。通过派中共党员担任北伐军各军、师、团任国民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等做政治工作，在北伐过程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他们在战斗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随着北伐军扩编部队，叶挺独立团为基干扩编成第二十五师（原文如此，疑为第二十四师之误――wenjunq），叶挺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金佛庄、许继慎、孙一中、周士第、陈烈、李隆光（李谦）、卢德铭、蒋先云、周保中、欧震等共产党员担任团长。周逸群、陈恭做争取贺龙部工作卓有成效。北方区委、豫陕区委先后抽调刘伯坚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冯玉祥部国民联军做政治工作，秘密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张兆丰、许权中等分别当了师长、旅长。由于中央军事部及各区军委的组织领导深入工作，党在北伐过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军队，才能在大革命失败后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时有了基干力量。”（《考实》，P16）
1926年6月蒋介石开始北伐，苏俄派驻广州的首席代表、斯大林的人鲍罗廷在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北伐的会议上说：“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北伐的结果是蒋介石及其整个政治集团在政治上的灭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6-1927）》上，第三卷，P369）斯大林本人1926年9月23日致信莫洛托夫：“加拉罕任何时候都不会理解，汉口将很快成为中国的莫斯科。”（同上书，P537）意思是说中共即将驾驭国民党左派，并实际领导民国政府，其代表拉菲斯贯彻这个旨意提出：“必须把国民党变成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民主力量的联盟组织。”（同上书，下，第四卷，P36）中共必遵照鲍罗廷等指挥行动，随着北伐的顺利进行，“除掉这位将军”也日益提上行动日程。
1926年9月中共中央《军事运动决议案》明确规定：“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文件集》；2，P227）除非国民党人甘愿缴械投降，苏俄造就两党内战已成定局，问题仅仅在于谁先动手、何时动手。亦可见，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发生的两党矛盾甚至冲突，即使是“320事件”这样严重的冲突，斯大林坚持不许中共退出国民党，为的只是使中共继续发展壮大到足以打垮“右派”之最佳时机；而托洛茨基坚持主张退出，只是认定时机已到，以免遭“右派”先下手为强之损失。而对于中国而言，无论谁先动手，一场内战已经无可避免。
二、分裂的动员令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七大《中国问题决议案》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决定要用全力去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之革命的前途。否则，倘若资产阶级胜过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则中国实际统治权又将落入在外国帝国主义之手；虽然，这个统治或者是另一新方式的。”（《六大以前》，P626）“在农民运动中，关于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应当努力赞助推倒乡间的劣绅土豪的官僚政权，以革命政府之下级机关代替旧的半封建的官僚政权。”（同上书，P628）“以为这个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小资产阶级性的，故中国革命的目前任务，仅限于（一）推翻帝国主义，（二）消灭封建余孽，这是错误的。中国革命若不超出资产阶级政权范围之外，是不能推倒帝国主义的。在现有条件之下，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在无产阶级指挥之下，消灭封建余孽的运动，必须变为领导农村革命。为了这些特点，中国革命的责任：甲铁路与水上交通之国有；乙没收外国租借地性质的大企业、银行、矿山等；丙由革命政府实行彻底的急进的农村改良政策，以实现土地国有。”（同上书，P630）
斯大林在会上作《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报告，称：“中国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应该研究军事，为的是军事逐渐向前发展，能在某些革命军队中占领导的地位，这样才能担保中国革命军队按照正确的道路走，而一直达到目的；否则，军队中的游离和动摇是必不可免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军队问题的任务。”“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我以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按它的本质，会要是我们在1905年所认定的政权，就是工农专政。然而它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政权特别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个将是中国向非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这乃是中国革命所应走的方向。”（同上书，P636-P637）
共产国际1922年4月《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曾指令中共“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倾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秘档新论》，P216）七大这些决议和斯大林指示，否定了先造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以后再进入夺权阶段之宣言，意味着国民党已成被推翻者，中共应该直接夺权了；而且“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暴力夺权。这样，斯大林就下达了国共实施分裂的动员令！次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详细讨论研究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和斯大林指示，并对此作出理解性决议：“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即是不断的努力，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文件集》，3，P21）以此为原则和动力，苏俄钦差与中共同仁开始公开加速夺权的行动。
1927年3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必须坚决加强提拔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担任军队、军校、重要军事技术等部门干部职务的工作。”“必须加强军队中国民党支部和共产党支部的工作，凡是没有支部，能够建立支部的地方都应建立支部；凡是不能建立共产党支部的地方必须通过秘密共产党员开展强有力的工作。”（《资料丛刊》，4,P135-P136）斯大林也令中共加快夺取军队实权的进程。4月1日，莫斯科《真理报》刊登了一个共产国际的指令：“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必须武装工人和农民，使农会成为实际的政权机构，由武装的工农士兵加以支持。……共产党员决不能向国民党右派的背叛革命和反动的政策让步。”这段文字后来编入《斯大林全集》，于是可知其出自谁的手笔。
在武汉，鲍罗廷执行指令十分卖力，这点老蒋已经心知肚明。但他的性格弱点以及对苏俄援助的依赖心理――北伐尚未成功，仍需苏俄金钱、武器特别是以加伦将军为首的顾问团助其攻占北方――使之希望避免分裂。1927年2月22日蒋在九江与维经斯基的谈话中蒋表示了傻乎乎的忧虑：“近来鲍（罗廷）开始执行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命运非常危险。”并提出“想见见陈独秀”的愿望，老陈根本不予理会。次日一早蒋又约见维氏，希望他能阻止武汉方面愈来愈趋向分裂的行动：“共产国际是否主张国民革命运动分裂？如果不是，那么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鲍为什么实行这样的政策呢？我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持客观的态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6-1927）》，第四卷，P133）但他的意见没有收到效果，鲍罗廷等钦差正奉命执行加速分裂政策，怎么可能理会他？
3月24日的南京事件，美英军舰炮击袭击外国领馆与侨民的江右军，而且美英日法等国调来保护上海租界与侨民的军队正在途中，这使斯大林对于美英等国武装介入的担心骤增，倘若蒋与他们合在一起，苏俄必将前功尽弃。斯氏内心深处恐美，他自己一生都回避与美国作战，看来也从此时开始。26日陈独秀和罗亦农关于攻打租界以挑起国民军与列强火拼向共产国际请示，28日斯大林即以联共中央政治局名义绕开中间环节直接命令中共：“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秘档新论》，P207）30日陈独秀传达了这个电令，陈说：“罗亦农看到第三国际命令中止行动的电报，狂怒地把它摔在地上，而不得不服从国际的命令。”（《蒋介石秘录》，上册，P250-P251）
31日，斯大林给鲍罗廷打电报：“您是否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倒向帝国主义一边？”有点改主意了。并进一步直接电令中共：“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看来斯大林对于搞垮老蒋的时机有了新的判断，比较说明问题的是4月5日他在克里姆林宫对三千党干讲演，其中说道：“蒋介石还在服从命令。国民党是一个联合体，类似于一个革命议会，包括了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为什么要在我们还占大多数，右派又听我们的话的时候赶走右派呢？只要还用得着，农民就不会舍弃一匹疲惫不堪的老马。他不会把它赶走。我们也是如此。当右派对我们没有用处时，我们会把它抛弃。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可用之人，他们正指挥着军队，率领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着军队，而且除了率领这支军队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他还不会干别的。另外，右派人士和张作霖的将军们有各种联系，非常了解如何挫败他们的锐气，不必施以猛烈打击，就可以迫使他们完全站到革命这边来。这些右派还和富商们有联系，可以从富商那里筹集到资金。于是，当这些右派被利用完了之后，就将他们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彼得.兰德著：《走进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P134-135）
这个讲话意味着，苏俄党内高层有分歧，其实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那一派，早就要求“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除掉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到5月，在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上，托洛茨基以此抨击斯大林：“4月5日，即蒋介石政变前的一个星期，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拒绝了拉狄克的意见，并再次声明，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那些警告缺乏根据，我们要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一只挤干了的柠檬把它扔掉。斯大林的通篇讲话，是安抚和平息大家的不满，是麻痹我们党和中国党。几天之后被挤碎的柠檬掌了权和控制了军队。”（《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6-1927）》下，第六卷，P142-143）他指的是“412”事变，“拉狄克的意见”可以从斯大林的讲话中看出来，是立即“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除掉蒋介石，斯大林被美英军舰在南京的炮声打醒了，却不料没能刹住车，下边继续“既定方针”激化矛盾终于导致“412”事变。
斯大林急刹车还有一个被忽视的因素就是：汪精卫经莫斯科回国。这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顾问们所主张的，中共和左派都欢迎。汪主持国民党二大时里应外合使中共迅速地掌握了诸多国民党重要权力，这使他的利用价值在斯大林眼里很高。“中山舰事件”把他打懵了，装病然后下野出洋。武汉掀起反蒋声浪始觉得无人领头，邓演达、宋庆龄、唐生智皆非抗衡蒋之材料，鲍罗廷明显成为太上皇，已经遭国内外舆论普遍非议，对于苏俄真面目确系过于赤裸的暴露，苏俄急需一个得力的傀儡牵头。
汪受邀后一度托病推迟启程，中共即宣传说是蒋发电阻止。汪于2月离法国特意经莫斯科回国，斯大林亲自接见并面授机宜，且许愿给予1000万金卢布援助，斯手里有了一张王牌，这对于他视蒋为“柠檬”无疑也添加了极大底气。汪回国后无心听蒋劝他留在上海解决问题的建议，急于执掌武汉党政，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挤碎蒋“柠檬”应该很有把握。汪私下跟陈独秀发表“4.5联合宣言”后，匆匆赶往武汉穿黄袍。历史证明此人除野心外什么真知灼见也没有，亦缺政治权术，一辈子不成器。
上述这些，说明革命背叛蒋介石是蓄谋已久的、有计划的行动；而蒋介石背叛革命则是被动的、没有准备的仓促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直至南京事件发生，我没有查到如《蒋介石日记》之类资料里有任何老蒋蓄谋背叛的文字或行动计划，也没有发现别人介绍过老蒋有类似于苏俄势力上述足以说明问题的资料，只有推理甚至武断。可以说，蒋的所有举措都缺乏预见性，分共的决心也是被国民党内那些“右派”、也包括苏俄势力愈演愈烈的夺权举动逼出来的。
“412事件”之后斯大林自知被动，为化解反对派追究责任，他严令KGB从世界各地把刊载有他的演讲的共产国际该期英文期刊消灭掉，重点是伦敦、纽约等地的图书馆。他确实做到了，就连托洛茨基也没法找到这个文本。若不是伊罗生从纽约一位美共人士家里寻到这份期刊，也许我们永远不知道有这个演讲。我们无意去探寻苏共高层的争执，但显然，它确证了苏俄在中国制造内乱的险恶用心。
1927年7月9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里解释了他的初衷是认为中共“不善于利用这个与国民党合作的宝贵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我怕过早地让这样的党到‘汪洋大海’中去自由游泳（它还来不及巩固就会被碰得粉碎）”。（《秘档新论》，P283）斯大林是对的，历史证明，北伐过程对于中共简直就是黄金时段，中共党员在开始合作时仅420人；1926年11月达1.8万人；到次年5月更超过了5.7万人！如果不是钦差们指使中共操之过激，未必会导致“412反革命政变”，中共必将更顺利地壮大起来。那也一定会有中共的“革命政变”。问题只是谁先下手。但不管谁先下手，也不管谁胜谁负，只要还依赖苏俄的“援助”，中国人杀中国人就是注定的，中国的战乱也是无法避免的。难道还有什么比看不出这点更愚钝的吗？
直至3月下旬，蒋氏的部下在一个极偶然的场合中截获了鲍罗廷致国民革命军内的一名苏联军事顾问达罗夫斯基（Darovsky）的密令，指示达罗夫斯基尽力阻挠国民革命军对上海的军事行动，以利中共独自控制上海。蒋氏立即下令逮捕了达罗夫斯基。4月1日武汉下文免除蒋的总司令职务，次日训令其“克日离沪赴宁，专任筹划军事。”还按照吴玉章的提案命令老蒋：“在本党未组织宪兵维持革命秩序时，承认纠察队为维持革命秩序之合法武力，如军政长官有任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并不准他有任何涉外言行，但蒋请求武汉派陈友仁赴沪或宁专管外交事务，却不允。“邹鲁说，北伐军到了长江之后，共产国际就开始命令中共‘倒蒋’。当时武汉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一起开会研究‘提高党权’，就是想压抑蒋介石的‘军权’。最初蒋介石尚无警觉，直到‘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普遍了两湖，蒋介石同志至此才恍然大悟’（《陈铭枢回忆录》，P45-59）。”（转引自《1920年代的中国》，P53）这个记述应该是真实的。
三、泸顺兵暴
撇开其他小动作我们暂且不去讨论，作为中共夺取军权最早的大动作，是吴玉章、杨闇公、朱德、刘伯承、陈毅（奉李大钊派遣）等1926年12月1日在四川泸、顺策动的起义。此举远在“412”之前数月。
国民党原本由熊克武、石青阳等建立了四川支部，并获得广州政府授予四川讨贼军第一路，刘伯承、贺龙均系熊克武旧部。熊、石1924年冬春之际兵败离川赴穗，其国民党中央总部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仍在重庆，石青阳以国民党中执委身份兼任四川执行委员长。1925年8月吴玉章受邓演达委派抵达重庆，旋即改组四川执委会，发展众多中共党团员及左派，9人中除黄复生、邓懋修外，皆中共党员。至10月20日，吴玉章等已发展中共党员八千余人。在苏俄顾问召集、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参加的国民党二大上，吴玉章获得委任，回重庆后即组建新的国民党四川党部，迁至莲花池，称“莲花池党部”。吴玉章“使它成了中共四川地委的公开机构。这在国共合作时期的各省党部中是很特别的。”（陈钧：《天府兵暴》，P33）与黄复生等原国民党班子坚持的“总土地省党部”唱对台戏，可算是中共与国民党公开分庭抗礼的前驱。
1926年8月3日，中共四川地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两份报告：《四川各派军阀动态》及《四川军事调查》，详尽地调查和分析了四川各路军队的准确情况，提供了中共发动兵暴的可行性依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四川地委派童庸生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9月10日提交中共中央的《童庸生同志报告川中情形》称‘我们的武力：秦汉川旅长.驻南冲（充）有枪二千余……；黄慕韵旅长.驻会昌.有枪二千余属邓锡侯部（请求党派代表往该军管理党务，并设法筹饷谋械）。’‘在川中若果我们扶起朱德、刘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扬（杨）森现有委朱德为参谋长兼统一师之意。’所提秦汉川、黄慕韵（源）当时均为中共党员。”（《考实》，P15）此处“黄慕韵（源）”似应为黄慕颜。
中共中央随即作出起义的有关指示和决定，“我们自然很希望在川中发生一个左派军队，发生自己的武力”（《文件集》，2，P302）。10月，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最近的政纲和国民会议召集方案等重大问题。会上，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提出:“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等威胁甚大，共产党员同志要负责作川军的工作。”实际上，杨森此时已经易帜归顺国民党了，且陈独秀已亲自派朱德前往杨部担任党代表。这个“威胁”只能理解为对左派及中共的威胁。根据吴玉章的建议和推荐，会议决定派刘伯承回川，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名义上说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实则全面负责中共在四川的军事工作，建立中共自己掌控的“左派军队”。
刘伯承是经过两年时间考虑，于1926年5月经杨闇公（杨尚昆大哥）、吴玉章介绍正式加入中共的，并与杨闇公、朱德三人组成中共四川地委军事委员会，地委书记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11月，刘由广州回到四川后，到万县会晤朱德。10月23日，杨森被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朱德任其党代表。当时，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公开身份皆国民党四川省临时省党部执委。中共四川军委会并不理会川军已归附革命之现实，仍确定了组织泸顺起义的具体方案，并作出决定和分工：（一）杨闇公在重庆主持协调全面工作和与各路军阀进行周旋；（二）刘伯承负责起义的总指挥；（三）朱德赴万县做杨森的工作；（四）陈毅负责泸州起义；（五）童庸生负责顺庆起义。随后开始实施这个兵暴计划，此兵变实乃在国民革命军内部的暴动。
在四川开县刘伯承纪念馆里有官方的介绍文字：“为了策应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泸州、顺庆起义。1926年11月中旬，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委，杨兼任军委书记，负责领导全川军事运动，统一指挥四川武装起义。其具体计划是：争取驻防顺庆和合川的3个旅首先起义，以顺庆为根据地，在川中站住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3个旅起义。以相策应。然后把泸州起义军迅速北调，到顺庆会合，扩编为1个军6个师，以刘伯承任军长，创建中共实际领导的革命军队。”“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掌握革命武装起义的第一次重要尝试，它为党领导军事工作积累了经验，它所锻炼的军事干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月下旬，刘伯承到达泸州城，对起义军进行了全面整顿，建立了总指挥部，统辖泸州军政财大权，彻底改组旧的衙门，清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加强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抓紧军事训练。”唯不知此处“清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内中有多少血腥，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是从来不说的。
另一份官方资料说：“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吴玉章等领导和发动的顺泸起义，是我党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以国民党的名义，由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在四川军阀统治的部队中，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起义。也是我党力图独立掌握武装的一次尝试。”“泸州起义后，中共重庆地委以莲花池省党部名义先后派出张际春、秦少括、彭定述、李文学、王映秋、颜努西等一批政工人员加入起义军。后，中共中央亦派22名党员到沙州附近发动农民运动给起义军以支持。刘伯承到泸州以后，又陆续调二三十名分派到各部队，这批政工人员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如此，共和国十大元帅里有三位是从这里起家的。
上述官方文字介绍的事迹遗漏了一些重要内容，也扭曲了一些真相。“为了策应北伐战争”纯属谎言。此前，四川各路地方军阀已经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吴佩孚，归顺国民革命军加入北伐。1926年8月13日，四川军阀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等公开通电加盟国民军讨伐吴佩孚，这个通电随后刊载于报刊，如8月31日上海《时报》就刊登了“通电”全文，轰动一时。中共不可能充耳不闻的。
10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批准蒋介石颁布命令，杨森部整编为国军第二十军，蒋批准朱德担任该军党代表；刘湘部整编为国军第二十一军。该两军已公开通电接受任命。正在进行整编、即将通电加入北伐的尚有第二十三军，军长刘成勋；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整个四川部队皆于10月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所谓“四川军阀”已经不复存在，他们整编完成后即加入对北洋军阀作战的行列，中共的努力仅仅是用暴动手段从北伐的军队里拉出一支自己独控的军队而已。事实上，因泸顺起义引发的战事至1927年6月才结束，川军皆因此而无暇涉及北伐作战。
兵变前即由吴玉章、童庸生、何绍先、潘崇阶、陈毅等秘密联络川军中刘伯承之旧部，如首先发难的第四混成旅袁品文就是刘的老部下，并将江防军二区司令黄慕颜秘密发展为中共党员。1926年12月1日袁品文联络第十混成旅旅长陈兰亭，以请酒为名诱杀驻守泸州的第二混成旅兼城防司令李章甫，首先举事，并立即攻打毫无防备的李旅部队，基本全歼。所谓国民党右派均遭清洗，其杀戮人数无从得知，仅知其远超过“412反革命政变”。这是国共合作北伐后军队内部首次流血兵变。
随后顺庆、合川等地跟着举事，黄慕颜部举事后即打出“四川红军第一路”旗号，黄自任司令（《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1-3月本，P171）。刘伯承奉命亲赴合川率领举事的黄部驰援顺庆，并集中各路合编成一个军。12月10日七千多人在顺庆果山公园隆重举行誓师大会，中共任命的总指挥刘伯承、副总指挥黄慕颜和各路司令正式就职。直至宁汉分裂后为才掩人耳目改称国民军，吴玉章在武汉国民政府为之申请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番号，遭谭延闿质疑而未果。随后经邓演达操作于1927年5月上旬始授暂编第十五军番号，刘伯承任军长。而那时武汉政府已被南京政府所取代，任命已失去合法性。且该部被川军各部围攻即将崩溃，刘伯承困守泸州数月，闻知守城的起义部队即将哗变归降国民革命军，遂于5月16日只身化装逃回武汉。
这就有一个问题了：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之前四个多月，中共即已先行暴动了，从国民革命军中拉出一个军来。是蒋介石先叛变了革命还是革命先叛变了蒋介石？实际上，中共的建军节似乎应该定在1926年12月1日才对，比南昌起义早九个月，“红军第一路”旗号早已打出来过了！大约为了使史书更通顺，吴玉章、刘伯承等只能委曲求全，舍弃了打响起义第一枪的历史功勋，做一回无名英雄。直至毛时代过去之后，才有越来越明晰地介绍泸顺起义的官方文书，甚至不乏赞扬他们首先创立共军的介绍。
四、“山雨欲来风满楼”之一
泸顺起义也非孤立的事件，北伐军所占之处几乎全都闹出了许多乱子，东路军所在因无中共势力参合，且何应钦、白崇禧坚决制止任何骚乱，福建、浙江等地尚未酿成大乱。两湖乃至江西，既有苏俄顾问又有中共操作，局面就大不同了。
这里只选择1927年“412”以前几件大事作为简介。这以前，列宁就说过：“中国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它永远保持沸腾！”（转引自《鲍威尔对华回忆录》，P140）1925年5月18日，斯大林亲自下令：“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分化成革命的和妥协的两派”，“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并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奋斗。”（《六大以前》，P992）6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记录》关于中国问题的指令是：“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而特别是铁路总罢工的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周利生著：《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P207）这些文件意思是一致的，都旨在搞乱中国，越乱越好，表述方式和用词隐讳程度不一罢了。
鉴于1926年元旦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使中共及国民党左派占尽优势，广州一片红旗招展的大好形势，苏俄顾问们的喝彩声无疑影响了莫斯科。原本就主张中共早些独立干的托洛茨基声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共应立即仿照苏联十月革命的方式，在上海和广州以武装暴动夺取城市政权，进一步发动农民革命以攫取全国政权。”与托氏同观点的前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同样主张中共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在他的《中国革命提纲》里刊出了他们反对“推进国民革命军到完全胜利，即中国统一”时再夺权，主张“开始把共产党从国民党里分裂出来”。斯大林与他们的唯一分歧是认为中共如果分裂过早，无异于自杀，国民党这匹老马还可以骑一段。
斯大林于1926年11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上的演说《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指示：“中国共产党应该参加未来的革命政权，为的完全的整个的实现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是一个必要的担保。”还有：“在国民党人中，并且在共产党人中，有些认为乡村革命不能任其放肆地发展，恐怕引进农民参加革命，破坏了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同志们！这是最大的错误，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要愈有力量，愈加坚强，必得赶快的切实的引进中国的农民参加革命。作提案的同志，特别是谭平山、赖扶思说得对，认为即刻满足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很必要的条件。”（《六大以前》，P638）
斯大林说这番话时共产国际开七大，为执行其指示做出《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第二天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就称，不能认为斯大林只看到了军队，此外他一无所见。他强调了群众运动，并预见“可能会出现无政府主义、半无政府主义、游击主义性质的现象，但这可以说是阵痛，是历史上必然出现的现象。”有太上皇这类训导，中国大地上不乱才怪！
阅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决议案”的解释》可以明白他们受到多大鼓舞：“此次国际扩大会对于中国问题，抓住了要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撇开一切枝叶问题，大刀阔斧的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并且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及整个的中国革命之一贯的方针与战略。”“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断送国民革命。”“因此，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即是不断的努力，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文件集》，3，P19-P22）
1927年1月11日，趁蒋介石奉召赴武汉参加中央会议的机会，中共掌控的南昌各机关团体召开大会，以“人民审判委员会”名义宣判孙传芳部降将唐福山等九人死刑，并立即执行。这是北伐以来首次成批杀害高级将领的事件，这些将领系上年11月放弃抵抗投降北伐军的，唯恐他们会被蒋介石纳入革命军成为蒋之将领，中共不惜以杀戮为手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以下简称《纪要》，1927年1-3月，P59）
1927年2月毛完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共湖南区委向中央汇报：“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考察归来，我们才顿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统治”。这个报告刊载于3月5日区委刊物《战士》上。此前1月16日该区委所发出的通告还称：“这个运动如果不急谋救济的办法，在农村中要变成‘广东的三月二十日’，在农民中要造成巨大的反C.P（指中共）的空气，使农民运动发生绝大的危险。”是毛的主张被共产国际支持扭转了区委的态度。
不过几十年后当时的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委婉地评述该《报告》“存在着某些不足。例如：一、将那些‘踏烂皮鞋的，挟烂雨伞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实际上毛自己在编撰《毛选》时已将此语删去了，还略去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个毛之原创。当年却是农民运动风靡一时的口号，张国焘当面讥讽说毛本人即可算湖南绅士，“劣”否？“矫枉必须过正”，“过”到何时、何处为止？毛辩不过就嘻嘻哈哈耍赖，“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不仅张国焘，其他中共高层人士多数也不赞成农民运动太过激烈，只有毛氏“矫枉必须过正”的呼声符合斯大林的命令：“任其放肆的发展”；“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愈有力愈强大。”（《斯大林全集》第7卷，P61）谁敢再发异议？后来莫斯科将毛文译成几种文字精装出版亦非偶然，老毛领会斯大林旨意得力，是第一个享此殊荣的中共领导人。
在毛煽起并获得苏俄支持的情况下，两湖工农运动都进入狂热状态，乱抓乱斗滥杀成风。3月8日，夏曦主持的湖南省党部，召开全省农协赤卫队、总工会纠察队等示威大会，将长沙著名国学大师叶德辉、商会会长余治华抓捕到会，进行所谓“公审”后即行枪杀于长沙教育会坪。时与章太炎齐名的叶德辉并非“土豪劣绅”，罪名仅是写了一副对联：“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叶老被杀，导致王国维投湖自尽，以免北伐军进京被杀。此外还有长沙工商界巨子金裕华、军界闻人李佑文也遭遇同样的处死方式。学者王葆心，只因致友人书信内写有“此间是地狱”亦被暴民揪出，尚未及“公审”就被打死。（《纪要》，P276-278）国共分裂后1928年3月，湖南省主席何芸樵捉住杀叶、余主谋之一郭亮，亦枪毙在同一地点，国共仇杀可见一斑。
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称：“在运动中，由农民与各界督促政府枪毙的土豪劣绅有宁乡杨致泽，岳阳周嘉凎，华容傅道南、孙伯勋，浏阳邱少瑞；由农民围住县政府，强迫县长交人，直接枪毙的有湘潭晏容秋；被公审枪毙的有长沙叶德辉、黄道生、俞诰庆、徐国梁，湘潭张茂钦，浏阳杨风韶、肖绍荣；公审后被农民用梭镖刺死的有常德徐仲达；被农民直接打死的有宁乡刘昭，湘潭汤峻岩。这一时期处决的土豪劣绅还有华容县张柞荫，汉寿县梅实……”杨另有介绍：“农民运动的内容也从支持北伐军发展为揪斗‘土豪劣绅’，施以戴高帽子游乡，吃大户、公审、打板子、罚款罚粮、监禁、驱逐、没收财产、执行死刑等惩罚。1927年2月13日，湖南石门县农民一千多人召开大会，用扁担、锄头‘直接处决’了三名土豪劣绅。据1980年调查，北伐时期，常德地区‘土豪劣绅’被处死者18人，游斗者134人，监禁者7人，罚款罚粮者118人，以其他形式斗争者39人，约占当地‘土豪劣绅’总数的82%。其他地区，情况当与此类似。”（杨天石：《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P582）
颇具讽刺意味的个案是：李立三之父李昌圭逃往武汉儿子处避难，其女婿蒋先云时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兼教练，李父乃程潜“同年”，即同考场的秀才。1926年9月19日北伐军蒋总司令路经醴陵尚亲自拜会这位社会贤达，当属革命关系纷纭者。张国焘称其为“温文尔雅、态度严肃、心地善良的老人。”李家未必很富，当初李立三无钱读大学系程潜赞助，赴法国勤工俭学亦需卖祖田十六亩得200大洋以凑川资，此刻仍需逃难，可见湖南农运之淫威何等厉害！在武汉位高权重也不乏嗜杀之心的儿子、女婿都觉得父亲逃来避难会授人以柄，说农民运动的坏话于革命不利。
若干天后李立三以党的事业为重劝老父返乡，为免遭伤害遂亲笔致湖南区委一信，以自己的党性担保其父乃拥戴革命之善类。老人持儿子写的护身符回到长沙，湖南区委又给当地“农协”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要求他们善待本党最高领导人之一李立三的父亲。谁知，没几天老头仍被“农协”揪斗后处死，他们笃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包括请党的高级首脑之父吃饭。毛的《报告》里说：“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真的么？李父这等并不“很大”的乡绅，还有如此红得发紫的儿子、女婿且如此，我们不难想象其他国民革命军官兵的家属会怎样，例如何健就是因亲属蒙难愤而反共的，若不是唐生智阻止，他早就率兵“打回老家去”了！
促成“412”事件，老毛之贡献可谓非同一般。就连国共两党农运鼻祖、广州农讲所创始人彭湃，也诚服老毛的农民运动，他在海陆丰作报告称：“他们对待地主，用了一种极痛快的手段，叫做‘戴高帽’，我们海陆丰还没有做到。即捉来地主，就糊一顶高高的纸帽，写上地主的姓名，戴在他头上，游行示众。跟着走的还有村中儿童，手里都执青竹枝乱嘶乱打，有的还鸣锣高呼口号，然后在稠人广众之中，执行枪决。如此杀却的地主，总计有万余人之多，为我亲眼所见……”(参阅胡平：《战争状态》，P192、P182)
当年《密勒氏评论》主编鲍威尔写道：“每一艘抵达上海的轮船，每一列开到上海的火车，都载来上千名逃难的传教士，还有其他男女老少。他们大部分人都是仓皇出逃。不受纪律约束的士兵将他们的家产抢掠一空，教堂和教会学校更是他们的攻击目标，全部都遭到亵渎和破坏，传教士遭攻击的理由有二，一是帝国主义的代表，二是传播邪教。”“上海地区的银行家和企业家们组织了许多代表团前往汉口、江西和湖南等地调查，不幸的是，这些代表团到达当地后，均被扣押审讯，揪到乡下游行示众，并在他们的衣服后背写上‘帝国主义走狗’字样。当这些代表狼狈逃回上海时，汉口和其他红色地区的恐怖统治，已经深深地印在他们脑海中。于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在上海地区发生这样的事情。”（《鲍威尔对华回忆录》，P134-P144）如此影响存在，我们还能判断“412”仅仅是老蒋背叛所致吗？
五、“山雨欲来风满楼”之二
武汉的工人运动也很热闹。9月6日当北伐军攻占武汉之后，中共基本掌控了此地的工人运动。14日即由第三国际麾下的劳合组织及中共掌控的市党部授权建立武汉总工会；10月10日转成立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宣言里宣布：“假如政府与军队不保障人民之利益与自由，则吾人殊无赞助之道。吾人之要求，乃自由与利益之保障，谁能为吾人保障者，吾人即予以赞助，初不问其旗帜与名义若何，吾人今赞助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者，即本此旨。”（《史事纪要》1926.8-12月，P1077）此项宣言实际上已经属于无政府宣言，所谓国民政府乃至军队势必都要看总工会脸色行事，否则总工会有权自行其是。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1月设武汉办事处，主任李立三，秘书长刘少奇，宣传部长项英。管辖范围湘、鄂、赣、皖、川、豫六省，加上向忠发、许白昊等实际在此工作，广州总工会已形同虚设。该会成立时即设纠察队三千人，唯总工会之命是从。而国民革命军皆转战赣、豫战场，总工会即已控制了武汉局面，国民政府也得让它三分，斯大林要使武汉成为“中国的莫斯科”之初衷得以实现。
1921年粤汉铁路工会成立时，徐家棚机器厂工人卢士英当选为重要职员之一。卢氏好学，闲暇时间里手不释卷，在经过长时间阅读之后认为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更相信三民主义，曾冒死穿越战线同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接洽。北伐军占领武昌后，粤汉铁路工会代表大会召开，总工会派许白昊临会指导。经大会选举，11位执委中有9位系纯正工人，卢士英当选主席、陆安生当选副主席，中共党员仅叶云卿、杜尧卿入选执委。
卢氏等工人执委偏又不肯顺从中共指令，认为过激。刘少奇即以全总名义下令将卢士英调离武汉赴湘，派到郭亮掌控的湖南省总工会服务；接着调陆安生前往长沙机务段，着叶云卿代理主席，使粤汉铁路工会掌控于中共之手。未几卢氏等因公赴汉晋谒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刘即下令扣押卢氏，再由郭亮控告卢未经请假，擅自逃走。刘以此莫须有罪名下令将卢士英、郭聘帛、袁子英等三位倾向国民党的工运领袖枪毙于汉口济生三马路。（《史事纪要》，P1079-1080）工会有权不受惩罚地杀人，法律已经成废纸。无妨作一个设想：倘若卢士英等系中共党员而遭国民党人杀害，会如何宣传？
鲍威尔描述了那时武汉“罗马狂欢”状况：“成千上万在矿场、工厂和加工厂的雇佣工人，纷纷停止工作，在激进分子的领导下，不分白天黑夜地上街演讲、宣传和游行示威。马路上，到处是昂首挺进的学生和工人游行队伍，他们举着写有标语的旗帜：‘打倒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支援世界革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一直受到赤色宣传的湖南，这时有上千名青年农民涌入汉口，加入到庆祝的游行队伍中。”这种盛大的狂热必然会引发冲突：3月10日，中共控制的湖北省党部在汉口召开大会，与会的省总工会纠察队呼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引发与会的军校学生愤慨，导致斗殴。可见，在苏俄的操纵之下，反蒋已经公开化。同日，福州中共党员马式才等继续组织示威活动，打出“共产党是世界革命的先锋队”口号，导致亲国民党的总工会及农协反示威，双方发生斗殴，福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始得平息。
鲍威尔继续描述道：由于频繁的罢工运动，“武汉地区的工业被迫倒闭：为本地区产品出口服务的印刷包装业；制造业，包括棉纺织厂；榨油厂，上千家当地小厂，规模巨大的汉冶萍矿和铁厂（受日本人控制），英美投资的卷烟厂，连接东西南北的长江航运业。不过，一直以搞宣传和游行示威来庆祝革命的数千名工人，突然发现他们没了买米的钱。/由于政府迎合了激进因素，鼓励罢工，学生和劳工群体自然转而寻求它的帮助。政府这才发现陷入了自己设置的恶性循环之中，不得不采取自杀的方式，大量发行纸币，以便为嗷嗷待哺的大众购买粮食。食物的价格，特别是稻米，跳到了一个高得吓人的指数。/为了保护政府自身不至于受到挨饿的人报复，宣传家们试图转移革命情绪，把矛头指向外国人。他们组织更多的游行，举着写有标语的旗帜，高呼打倒外国帝国主义，英租界时代已经结束的口号。没有任何进攻日租界的意图，日兵用机关枪守卫租界。”（《鲍威尔对华回忆录》，P134-P135）
这里所说的“长江航运业”，也即武汉经济的支柱已经瘫痪，缘由在于9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公告：“国民革命军封锁武昌期间，凡非国民革命军所属之军舰船舶皆不得向武昌方向行驶”；“有不遵此命令者，当由大别山炮台开炮攻击之。”（《史事纪要》，P796）前苏联组织学者及当年顾问著研究文集《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载有Γ.谢尔盖耶夫《武汉政府的政策》，说道：“到1926年12月，工会会员已多达三十万人。武汉工人效仿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成立了工人纠察队，队员虽则只有三千人，而其权力则远远超乎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之上。空前自由解放，加之工会权力至高无上，成为当地经济停滞、社会不安定的原因之一，具体说来，洋行纷纷关闭，华人实力商家群相离汉。工会苛求厂主店东之事，时有发生。”（《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六辑，P207）就连上海策划第三次起义的会议记录，也记下了罗亦农的讲话：“店员问题要严重注意，现在广州、汉口已经闹坏了，这个问题很复杂，现正与商人接洽，我们要注意条件，不要太高，否则要闹成商潮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P363）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载有1926年11月武汉总商会递交政府商民部的文书：“钱业店员工会成立，提出各种条件。并于钱店设立支部，各点经理无法维持。汉口钱店原有150余家，今停闭者110余家（钱业公会意见）。……工会成立，店员店东意见隔阂。一经质问，即援引各店权操之店员之例而为恐吓。店员良莠不齐，踩盘抑介渔利，客多恨之。行东不敢质问，恐发生禁锢黑房，戴绿帽子游街等事。工会成立，薪资加倍，而又长支乱扯，一不如意，则曰压迫行员，我报告工会，以反革命论。工会自行缩减工作时间，早晚以九点起讫。稍逾规定时间，即侮辱殴毁。店员皆自由解放，实力商家群相离汉，市面无恢复之日，工员多失业之人。店员行动，无在不与店东为仇，无在不与现行保护工商业者中小商人及小资产阶级政策大有危害。三四家设一工会支部，费用要店东负担，稍有异言或失词，童子军团、纠察队即刻上门，店东谁敢归店？”（P209）乱象可见一斑。谢尔盖耶夫的结论是“武汉后来的垮台，其金融紊乱是主要原因之一。”“武汉政府别无选择，只有寄希望于中央银行发行纸币。而武汉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低于面值百分之三十，且天天贬值。1927年5月，湖北全省收入只有一百八十万元，而每月支出在一亿元以上。”（P213）金融凋敝，物价飞涨，工商业大量关门，失业者达14万之众。
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军开进南京。这两支部队是中共认为基本被自己控制的“左派”正规军，政治部分别由李富春、林伯渠掌控。入城式后立即发生了有选择地抢劫各国领事馆及侨民的事件，造成外国人六死六伤。其中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威廉斯博士被打死；一所教会学校的女秘书，因为拒不交出保险柜的钥匙被杀害；英国领事被枪击负伤。
美英军舰旋即炮击，事后查明军人死24伤7；市民死15伤9人。官方认可的说法抢劫是“被打败的直鲁联军的散兵游勇以及刚‘易帜’的原孙传芳军阀部队官兵”所为；被抢劫者的描述则确认为南方北伐军所为；蒋部则说是共产党指使。“散兵游勇”之说经不起推敲，北军23日即已渡江北撤，南京完全无政府状态一日却平安无事，直至北伐军进城后却出事了；且，“散兵游勇”不可能只抢外国人而放过其他。较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有组织的抢劫杀人毕竟对日本人网开一面，汉口、九江、福州、厦门等地冲击租界、教堂以及外侨学校等，皆有选择地避开日本。这与斯大林指示相吻合，他认为日本出兵快，所以禁止中共组织针对日本的冲击行为。（还有论道说肖劲光如何挺身而出制止了抢劫，可他护卫的正是日本领事馆。）
斯大林发表《论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事件》，说：“它说明了帝国主义政策上来了一个转变，以武装和平转变到反对中国人民的武装战争。”中国的事，常常滑稽得令人尴尬：苏俄不但出兵侵占了中国的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霸占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还源源不断地出钱出枪派顾问挑动和指挥中国内战，却喋喋不休地高呼反帝口号。就连苏俄高官越飞也认为所执行的是“最一般的帝国主义政策”，中国的革命党却在苏俄指挥操纵下去苦斗并没有策动和介入中国内战的“西方帝国主义”，还高唱：“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斯大林真的是只援助中国革命么？绝不是！1925年10月22日他亲笔签批：“拨给孙传芳一百万发德国造子弹，条件是，孙允许其辖区内的工人运动合法化，并对拨予子弹之事严格保密，决不可牵涉到苏联政府。”（《李卷》，P610）目的显然是帮助中共掌控上海等地。26日又签署命令催督该批子弹“尽速调运”。须知，北伐军打的正是孙传芳，斯大林两边给武器是何居心？中国人民认贼为友的话，只能算是瞎了眼！
4月2日，中共控制的南昌市党部组织暴动，开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还组织学生占领教育厅，接着由工人纠察队捣毁了国民党人掌控的江西省党部，将时任江西省教育厅长的程天放与罗时实、曾华英、王冠英、巫启圣、黄北樨、闵嗣礼等国民党要人拘捕，囚禁在总工会。当晚时任南昌公安局局长的朱德亲率宪警到总工会，用电筒照着这些国民党人向宪警说：“这般人就是反革命，你们的枪要向他们放。”几天后转移关押至卫戍司令部看守所。中共组织“民众审判委员会”，宣告：“革命者宣判反革命者罪状时，不需要证据，不需要事实。”“民众法庭是不讲证据的，也不需要口供，就可以判罪。”并判决程天放及罗时实、曾华英三人死刑，待大纪念日时（五一节）游街后枪毙示众。所幸第三军军长、新任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当时处在左右彷徨之际，当他由九江返南昌，即在判决书上批示“时局严重，暂援执行”，并下令将所羁押人员转至地方法院看守所始得以幸免。（《析世鉴》，程天放：《我亲历的四二事变》）
鲍威尔还描述了国际钦差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汇聚到中国，帮助推动革命，附带着享用第三国际从俄国农夫和全世界工人阶级那里收集来的可观资金。那些宣传家和政治权术家，在他们的祖国行动时，只是步行和坐公共汽车，但来到中国后很快发现，崭新的美国汽车是他们在华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美国在上海的汽车代理商因此大赚了一票。美国共产党领袖厄尔.白劳德曾到上海一行，他对这种大肆挥霍的风气予以劝阻，在一次欢迎他的盛大宴会上，除了黑面包和白开水之外，他什么也没吃。他说，这都是俄国农民为了支援中国革命，忍饥挨饿积攒起来的钱，一分一厘来之不易。但是白劳德来得太迟了，一些俄国顾问专制、独裁的做法，已经招致许多国民党人的不满，双方关系日渐疏远。/我曾就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情形请教过白劳德。他愤慨地指责那些代理人，‘他们坐着轿车，到处兜风，出席宴会，而俄国和中国的农夫、工人却正在饿着肚子！’”（《鲍威尔对华回忆录》，P141）所言非虚，武汉“分共”后鲍罗廷率领24辆各式“道奇”车队满载苏俄紧缺物资由冯玉祥派兵护送至蒙古边界后回国。
六、“412”上海事件
上海三次工人起义早已耳熟能详了，不赘述。爆发于1926年10月和次年2月的前两次“工人起义”，皆系国民党方面钮永建等与共产党方面罗亦农、赵士炎等合作而为之。3月2日中共上海区委的宣传大纲里说：“李宝章已跑，孙传芳已完全倒台，张宗昌的军队也四面受包围，上海革命的时机完全到了。”“但上次大罢工还只是举行一次示威，现在时机到了，我们应急速准备武装大暴动，夺取武装自卫，杀反动派，为死者报仇，为工人争自由。”（《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P257）也即，前两次起义，只是罢工示威而已，且罗亦农批评说：“此外我们同志在这次行动中有不少不好的表现。（第一）是各级党部组织之紊乱，部委没有组织的行动。（第二）同志们太胆小，在暴动以前，南北市大惨杀开始时，群众都已跑到市街上，而我们的部委负责同志，甚至反有躲避起来者。暴动后，负责同志多住在客栈，人都找不到，尤其是工会组织员，一大部分是不出来活动，顾自藏匿去了。这实在是卖党卖阶级的行动，是亡党的现象。”（P268）
只是公开的资料里国共双方皆摆己功而诿人过，甚至指斥对方破坏应为失败负责。总的形势是北伐军兵临江南，孙传芳等节节败退，中共按照苏俄抓工农武装的指令，乘机组成自己的武装力量。但中共掌控的总工会组织虽然貌似强大，做起武装组织之事都困难重重，不得不拉帮会合作，主要就是黄金荣、杜月笙的帮会有效的帮助。美国学者裴宜理的《上海罢工》称：“中共方面可靠的资料证实，帮会向中共支持的工会提供了资金，为释放被关押的工人奔走活动，传递军阀当局行动的消息，为在租界外面活动的中共干部提供保护。”（P119）有关李立三的传记也介绍了他干脆加入帮会的故事，帮会获得的回报就是工会组织不干涉他们最赚钱的鸦片生意。
到了谋划第二次起义时，有鲍罗廷操作的倒蒋运动，中共上海方面也积极投身其中。如1927年2月17日《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第十一号）》，副题即为“应付国民党内右派的进攻及我们对蒋的态度”。确定“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右派反动势力的中心，我们在各地应即刻开始作反蒋的宣传。蒋之最大罪状如下：……”共列九大罪状，不去细摘录。值得注意的是文件一方面强调:“宣传蒋之罪状，反抗并进而打倒蒋之压迫”，另一方面强调：“A.只能在口头上宣传；B.文字上不能明提蒋介石的名字，而只是依据以上事实用很巧妙的词句暗射反蒋。”篇末又强调：“这篇通讯，只许负责同志阅看，在各方面切实应用，阅后当即焚毁，慎勿随便丢弃至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P122）罗亦农3月5日解释说：“蒋介石本革命的，但旁边有人挑拨”（P279），可见中共打倒老蒋的决心在苏俄指挥下壮大，还不知能否暴动成功，就布置起反蒋任务来了，只是既要造成声势又不可露出策动痕迹，继续装成合作的样子。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查抄苏俄使馆所属旧兵营，公布了一批《苏联阴谋文证》，其中有《致驻华武官训令》一份，内有：“五、必须设定一切方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必须设法获得各国对于国民群众之适用武力战斗。为引起各国之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直至抢掠和多数惨杀，亦可实行。遇有与欧洲军队冲突发生时，更应利用此种机会，实行激动。六、现时应暂缓实行共产党纲，因此时实行，可使张作霖之地位巩固，并加重国民党之分裂，吾人已向鲍罗廷严重训令，暂时停止对于资产阶级之过激手段。张作霖失败以前，应抱定自己之宗旨，即在国民党内暂时保留国民之各种阶级，资产阶级亦应保留。七、实行此种排斥欧洲人之运动时，保存各国之不协调，颇为重要。日本能于最短期间派多数军队来华，故令日本与各国隔离，尤为特别重要。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于一切运动之中，必须严加监视，务使日本侨民无被害之人。但于激动排外风潮之时，将日本除外殊足引起不愉快之观感，故实行激动排外风潮时，必须假托反对不列颠运动之名义也。本件抄本迅速分送各分部及领导人员（以下被焚）”（《史事纪要》1927年1-3月，P389）后来有大陆学者论说此《阴谋文证》系伪造。很硬的依据是当年翻译这个《文证》的张国忱有“供述”。既然延安整风时那么多久经考验的革命干部都能上台“供述”自己是特务；周恩来都“说了一些违心的话”；邓小平也曾保证“永不翻案”；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能不“从实招来”？
我们姑且不去探讨《文证》是否真属伪造，但后来解密的苏俄秘档却吻合这些文件，历史也证明苏俄正是如此干的。例如另有一份苏俄人员开会的记录：“列席人员：赤维特果夫、左吉果甫。文委：阿尔诺切尔那克。/（前略）上海赤党暴乱团体之工作颇见成效。该团体曾杀死反罢工者及压迫工人者十余名，一般人因之逃亡者有之，改变主义者有之。工头人等为与此项工作之团体联络感情，有约彼等饮宴者，席间声明彼等皆非恶人。现在决定：对此普通工作酌减，而致力铲除重要人物，该团体在惨杀时间并未遭受任何损失（中略）。/吾等应继续工作，在外国军队中宣传。最近期间将散布由俄国同志等交来之传单。吾等极希望毕庶澄兵与外国军队冲突。此种时期已到成熟，因两天以前，有山东兵十余名经过外国租界被英兵扣留。彼时一般士兵闻此消息，皆欲持枪赴租界营救，虽军官哀恳士兵勿击英人，勉强罢争，而山东兵对于英国兵感情非常恶劣。”（《史事纪要；1927年1-3月》，P310-311）应该可以不加任何诠释就能看出苏俄顾问们唯恐中国不大乱的一些内情。
在上海档案馆辑录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这本历史资料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几次起义对于北伐军攻势的依赖。尤其是第三次起义。何应钦、白崇禧指挥的部队显然顾虑与张宗昌的山东军毕庶澄部作战可能波及上海市核心区――租界，尤其害怕引起南京事件那种局面，也得防止汉口那种局面。他们小心谨慎地以劝降为上策，企图兵不血刃地占领上海。中共方面亦知道这些内幕，如赵世炎3月19日上午的报告就提及“毕庶橙要投降”，详细分析了毕所提条件，以及应对之策。北伐军开至龙华即停止前进，由钮永建等进行投诚条件谈判。20日的准备会上，罗亦农说：“现在（北伐军）前敌似又不急进了，所以我们不能发动。现已派人去找何（应钦）、白（崇禧）约他们前进。我们向群众要宣传：一、北伐军已猛进。二、上总（工会）已派人去订作战计划。三、解决毕庶澄。四、武装工人。”（P361-P362）
看来日本人古屋奎二的说法更靠谱：“在革命军可望不流血占领上海之前的三月二十一日，共产党发动工人以‘欢迎北伐军’为由进行罢工。继之，出动左翼工人所组织的‘工人纠察队’，首先袭击警察，解除其武装；并进攻业已开始撤退的毕庶澄所属残余部队，想借以抢先掠收大量武器，组织不受国民革命军指挥的武装部队。/可是，碰到了毕庶澄残部的抵抗，在不可能达成目的之际，刚好薛岳所率领的第一军第一师于翌日――二十二日赶来加入战斗，才由革命军控制了上海。”（《蒋介石秘录》，上，P243）工人纠察队顺利地拿下毕军撤退了的地区，但在闸北作战两天却白白牺牲了二百余人，最终还是薛岳第一师解决战斗的。不过中共掌控的工人纠察队经过整编，成立14个大队共2700人，拥有机枪20多挺、步枪4000余支。也威风了一阵。最倒霉的恐怕还算毕庶澄，他以当军长要地盘为筹码讨价，岂料中共搅了局，好事没成逃回山东却被张宗昌给毙掉了。
还是罗亦农，在“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的报告”里说：“在工人区域，自从区委决定举行红色恐怖以来，已有很大的效验，打死了不少工贼，工人气焰很高，现在要把此种红色恐怖的范围扩大，凡是反革命分子，如右派领袖、买办商人、学生走狗等都要尽量的打击。因为现在是革命的高潮时期，民众都有此要求。举行红色恐怖以为革命的保障，是很需要的。同时我们要用恐吓的手段，使许多反革命分子不敢居留在上海，这就叫做精神的红色恐怖。”（P329）如此便可以想见各种情况，南市代表报告：“破坏右派机关一，捕了二十九人，一个大流氓”；“昨晚又捉了三个人，右派的，尚有三个盒子炮。捕来的人拷供，供出他们的人和机关。”（P368、P369）
如此境况之下，蒋介石身为总司令必然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任命白崇禧为卫戍司令，维持上海秩序；3月28日，蔡元培主持国民党中央监委会会议，吴稚晖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4月2日，中监委会议开全会，提出检举“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员，同有谋叛证据”；吴稚晖呈文谴责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积极主张订立“清党原则”组建“清党委员会”，请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6日，蒋介石派军乐队把亲题“共同奋斗”的锦旗，送给上海工人纠察队以求安定团结；9日颁发“战时戒严条例”12条，维护社会稳定；同日中监委员邓泽如、吴稚辉、黄绍竑、张静江、陈果夫等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即“青电”)，指责武汉国民政府的“容共”政策。共有所谋，国有所备，苏俄的分裂图谋已无可逆。
那么，“412事件”是否蒋介石指使的罪行呢？当时上海公共租界总董费信惇告诉鲍威尔：“我听见有人说话，随后走进法国总巡和两位中国人。这两位中国人，一位就是杜月笙，另一位是翻译。我们见面后，立刻商讨有关事宜。法总巡解释说，他已经与杜月笙讨论了如何保护上海英法租界不受共党分子骚扰的问题，因为在孙传芳和他的部队撤走以后，上海的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局势相当混乱。接着，杜月笙也像谈生意似的说，他愿意同共党分子一战，但有两项条件，首先，法租界当局至少要支援他5000支枪，以及充足的弹药；其次，他回过身来对我说，他要求公共租界允许他的部队通过，尽管这是破例的行动。杜月笙说，这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因为把部队和弹药从中国地界运到另一个目的地，无法不通过公共租界。”
“我意识到，我们是把希望孤注一掷地押在杜月笙的声望上。但当时形势确实很紧急，共党分子阴谋夺取英法租界的企图，肯定要导致广泛的骚乱和流血，毫无疑问，这要关系到数千名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以及居住在租界里中国人的性命安全。因为共党分子如果占据租界后，势必要跟国民军对抗，这样一来，租界里的外国人就变成了三明治，遭受国共两军的夹攻。这将是租界建立100年来最为严重的事件，并引发极端复杂的国际问题。杜月笙花了三个星期时间，来消灭共党分子的暴乱。这时候，各国派往上海的军队已经抵达，负责防守租界地区；而且蒋介石将军也到了上海，控制了上海的中国地界。”“但是共产党的起义很快被镇压，罢工工人根本无法与杜月笙的经验丰富的枪手对抗，当国民革命军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部开到上海时，他们发现一切已经过去，如雨过天晴，杜月笙顺利地将上海移交给他们。”（《鲍威尔对华回忆录》，P153,P153，P149）
那么，是否存在“共党分子阴谋夺取英法租界的企图”呢？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后，1927年3月2日中共上海区委《宣传大纲》就告示：“乘军阀势力崩坏之际，集中其势力，以革命行动夺取上海的市政权，使上海这块地方脱离军阀的统治，在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之下，更进一步解除国际资本的压迫。”（《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P285）5日的区委会议记录：“在将来市政府中，我们的党团员就是后台老板”。（P297）
在赵世炎所作《上海总同盟罢工的记录（1927.2.27晨六时）》中有：“二十二日，上海杨树浦区的工人群众示威集合，全区群众到者近万人。适有走狗绰号‘小滑头’者，素勾结包探巡捕，逮捕工人领袖，竟到场，意欲侦查工人领袖行动。群众见‘小滑头’到场，用众力执捕，交主席台前，付诸大众裁判。大多数人高呼‘打死’，主席顺众意以付表决，全体举手通过，遂当场将‘小滑头’处死。/这便是群众的革命裁判，这亦正是以恐怖答复恐怖，以革命答复反革命。处死一个工贼走狗的判决，经过群众的判决，这便是革命的法律。”（P203）
25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记录》记载：“我们这次已明白告诉他们可以担负世界革命的责任，将来可造成全世界革命局面。”“不久以前我们从认识中革一气呵成，可直向社会主义走，这次动作后，同志必益明了，要更充分意识向前继续革命领导小资阶向社主走，这次更明白民主独裁制之可实现而依此向前走，否则就是卖党〔卖〕阶，忽视全世界革命。”（P395）陈独秀说：“我意我们现在就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此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要有更重要的意义。”（P389）26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有：“如果上海工人把右派打倒、租界收回，在革命的前途非常伟大。/简单的说，我们要反对反动的新军阀，积极响应宁案，举行反英大罢工，达到收回租界的目的。我们要随时随地准备武装与右派军队发生总决斗。”（P409）
就在“412事变”前一天，中共中央执委会还通过《关于上海工作的决议》，除了明确点名道姓说“蒋介石的反动将领白崇禧率领的国民革命军从一开始就出卖了群众”之外，还号令全党：“只有在无产阶级充当领导者来进行一次决定性的革命斗争，才能使上海从蒋介石新军阀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为这场不可避免的斗争作好准备；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革命力量，使他们聚集在无产阶级周围和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文件集》，3，P36）这几段摘录应该能说明一点问题，至少比蒋介石策划镇压行动的证据多N倍，若嫌不够，还可以细读上海档案馆编辑的这本历史资料集。
“412反革命大屠杀”的死亡情况如何？杨天石教授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介绍的数据如下：据上海总工会报告：“当天收击毙者在百人以上，伤者更不计其数。”据《时报》报道：“连行人死伤者约20余名。”据联合调查社报告：“工人死三十人，工人及民众受伤者五十六人，士兵死十二人，受伤五人（含浦东地区）。”而1953年编撰出版的《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4辑《四一二事变的前前后后》则含糊称“数百人”献出生命。远不及老毛“反AB团”杀掉的红军将士之几十分之一。
另一场著名的“马日事变”，据杨天石教授慎密考据，“5月21日晚，许克祥召集各营长及参谋人员举行秘密会议，宣布反共。夜12时，许团士兵分三组出发，进攻国民党省党部、农民协会、湖南省总工会等机关团体。除郭亮、夏曦、滕代远、王基永等逃亡外，省农协牺牲10余人，省工会牺牲4人，党校牺牲2人，工人运动讲习所死伤6至7人。所有农工纠察队均被缴械，所有民众团体及党校机关均被抢掠一空，省特别监狱被捣毁，监狱人犯均被释放，至22日上午止，共封闭机构70余所。”（《论马日事变及其解决》，原载《安徽史学》，1996年第一期。）而许克祥的官兵却在作战中阵亡40人。
七、结语
在中国，无论党的理论界抑或学术界存在许多荒诞的、似乎无需论证的定论。例如“大革命失败”就是其中一个。凭什么如此定论？众所周知，所谓“大革命”，其主体是国民党，目标是推翻北洋政府，苏俄是幕后支持者，中共是协助者。最后的结果是国民党以暴力手段推翻了北洋政府，就连东北，也易帜归降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胜利，至少谈不上失败。说“大革命失败”，充其量只是苏俄从太上皇的宝座上跌落，灰溜溜地卷了铺盖；且作为协助者的中共也被清洗出局，其僭越主体的努力落空，如此而已。这是站在某党立场上对历史本相的一种扭曲，而非对历史真实的客观描述。
斯大林在1926年11月所作《论中国革命的前途》里有一段精辟描述：“以为干涉必定是外国军队入了中国地境的事实，若没有这事实便没有干涉。同志们，这是大错而特错的。干涉决不仅是军队入境，而军队入境也决不是干涉主要的特点。在现代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情形之下，若是直接派外兵入境，可以引起种种反抗和冲突，所以现在的干涉带着更柔软的性质，更掩饰的形式；在现代情形之下，帝国主义干涉的方法，就是造成在隶属国家中的内战，财政上援助反革命的力量压迫革命，精神上或财政上援助在华帝国主义代理人来反对革命。”“若是这般反革命的军阀没有各帝国主义的援助，各国帝国主义者不供给他们的款项、军械、教练官、参谋等等，决不可能。”《六大以来》，P635》难道这不恰恰是苏俄在华所作所为的精彩写照吗？越飞在1922年9月27日致苏俄各首领的信中明确道：“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密档新论》，P75）只要把斯大林的话语中角色对换一下，不难理解“贼喊捉贼”之涵义。
这样我们不难推理：甭说国共双方谁先动手，杀来杀去皆属“血浓于水”。“412”充其量可视作一个“拐点”，在此之前过激主义日益膨胀，保守主义如过街老鼠；此后颠倒过来，过激主义日薄西山，中国总算回归相对安宁。算一算的话，庚子之后国际形势给予中国一个相对安宁的环境，本属和平发展的良机。结果是自我折腾还引来苏俄狼添乱，无数中国人认贼作父只因一己之私，既得利益者并不在乎国家人民蒙受多大的灾难。
历史的那一页毕竟已经翻过去很久了，胡锦涛刚在莫斯科说：“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现在提起这一段故事，只是想提醒一下那些至今还在讴歌苏俄的中国人：这两个党都是外国势力扶持起来的，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看，皆无什么“伟光正”可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代价，不光失去了17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还搭上几千万同胞的身家性命！尤其可怕的是，它至今也没有没装进棺材里埋掉，还在权力庇护下散发腐臭，继续毒害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
（2010.5.16；首发“钱文军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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