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解读李鹏“日记”

（北京）张显扬

　　去年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把中共当局镇压“六四”民运的全过程一步一步作了交代，把参与其事的主要人物邓小平、李鹏本人和杨尚昆、姚依林、李锡铭等人的言行逐一作了记录，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认识“六四”，增添了新材料，提供了新视角，是一份难得的把耻辱当光荣、把罪恶当功勋的历史罪人的自白书。在这篇纪念“六四 ”的文章里，我将用较多的篇幅解读李鹏这本“日记”。


反对独裁，惩治腐败，制止官倒


　　这场历时50天，史称“六四民主运动”或“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伟大的群众运动，是从悼念胡耀邦发端的。胡耀邦，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个富有人道精神、深得民心的政治家、民主－改革派的领袖，1987年1月，被邓小平等政治老人以“反自由化不力”等罪名，非法罢黜，1989年4月15日，因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而去世。

　　胡耀邦的去世，点燃了人们压在心头的怒火。1984年举着“小平你好！”的标语，参加国庆35周年游行的北京大学学生，在校园里刷出一条大标语：“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对邓小平罢黜胡耀邦的非法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很快堆满了飘着挽联的悼念胡耀邦的花圈。一条写着“国魂”二字的长卷，自东向西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表达了人们对胡耀邦深深的敬意。

　　悼念活动很快演变成对时局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主题是反对独裁、惩治腐败、制止官倒。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是这场运动的主力。那一代青年学生是关心国是，有使命感的，他们有担当，敢为天下先。学生的行动得到知识界、个体户、工人和各界市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参与。运动高潮时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和参加游行示威的人，多达百万之众。上海、西安、长沙等各大城市均有响应。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正的而不是被操纵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它目标明确，和平理性，秩序井然，显示了极高的水平。

　　那些日子，北京街头的气氛和谐而热烈。整个城市犹如沉浸在盛大的节日气氛之中。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那是怎样一种情景。这是只有人民群众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致奋起的时候才有的情景。最近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爆发的反对独裁制度的抗议运动庶几近之。

    “六四”民主运动，本来完全可能成为促进政治改革，加速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契机。但是，邓小平、李鹏之流宁愿把学生和市民投入血泊之中，也不肯退让半步，致使国家错失了一次和平转型的良机。他们的罪恶，不仅在于屠杀了大批无辜的生灵，而且在于延长了独裁制度的寿命。


李鹏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了


　　研究“六四”惨案，历来都着重邓小平的决策和罪责，这当然是对的。如果不是他死硬的态度和残忍的决定，“六四”不会以悲剧告终。但是，“六四”惨案并不是邓小平一个人一念之差的结果，而是一场以独裁制度为依托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斗争的结果。政治斗争，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都是集团行为。没有一帮子心怀叵测的人推波助澜，呼风唤雨，充当挑唆者和帮凶，坏事也难以得逞。“六四”惨案中，这样的人首推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4月23日出访朝鲜后主持中央常委工作的李鹏。

　　由于内情不详，多年来人们总以为李鹏智商低，笨头笨脑，念稿子都不会断句，常常闹出笑话，和学生对话失魂落魄，毫无气度，不过是独裁制度在台前的一个听喝的角色。《李鹏“六四”日记》表明，这样看他是大错特错了。此人干坏事并不缺乏心机。他在“六四”惨案中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了。


“六四”惨案，邓是元凶，李是挑唆者


　　李鹏出版这本“日记”，本意显然是想用墨写的谎言再一次确认“六四”是所谓“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并怀着复杂而诡异的心理，把镇压“六四”民运的“功劳”统统归于邓小平名下。同时，把大批党政军干部拉下水，仅5月26日的日记中，就开列了上百位省部级以上干部名单，不管他们是拥护还是反对、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只要谈过话、开过会、发过言的，都算在“镇压派”之列。他以为，这样上推下诿，就可以淡化自己的罪责。岂料这正好把他上窜下跳、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的奸佞面目暴露出来了。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李鹏和太上皇邓小平之间在策划和镇压学运的过程中，并非只是“邓小平下达指示、李鹏贯彻执行”这样一种单向的运作。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在事件的整个进程中，李鹏都起着极为恶劣的作用。如果说邓小平是“六四”惨案的元凶和主谋的话，李鹏就是名副其实的挑唆者和头号帮凶。

　　吴国光先生在《李鹏“六四”日记》“导言”中提出七条证据，无可辩驳地证明，4月23日晚上，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正是这天晚上，邓小平作出了学运是“反革命动乱”的定性，把学运推到了极其凶险的境地。李鹏为了掩人耳目，极力隐瞒这个情节。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晚“8时半，去尚昆同志处，分析形势。他也认为形势在发生变化。他鼓励我去找小平同志。我要他同去，他同意”。但是，究竟去没有去找邓，他却没有交代。吴国光先生的考证证明，李鹏不仅去了，而且领受了旨意，否则他不可能那样猖狂，那样咄咄逼人。

　　但是，换一个角度去考察邓李之间的这次密谋，却另有一番意义。邓小平对学运的定性是在听了李鹏的汇报之后作出的。首先是李鹏汇报，然后是邓小平定性。4月23日晚上，李鹏去见邓，不可能不向邓汇报他对学运的敌对性的观察和思考，其中包括所谓学生“突破警戒线，冲击新华门”；呼喊“反对独裁”、“反对专制”的口号，“矛头针对邓小平同志”；“有的学生公开提出要为胡耀邦平反”；以及他对赵紫阳的种种不满，包括赵紫阳拒绝“向冲击新华的门的人采取严厉的措施”，等等。这些想法和看法，都清清楚楚写在4月18日至4月23日的“日记”里。他满脑袋“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一心想对学运“采取强硬措施”。向邓小平汇报，无非是把这些宝贝一股脑儿倾倒出来，以促成邓小平赞同他的主张。

　　邓小平对游行示威本来就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国不能允许随便游行示威”，“如果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何况这次游行示威，起因就是抗议他罢黜胡耀邦的非法行径，他自然更加恼怒。听了李鹏添油加醋，火药味十足的汇报，他怎么能不“龙颜震怒”？于是马上对学运放了一通好家伙。用李鹏自己的话说：“他听完我们简单的汇报后，讲了一篇话。他确定当前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必须态度鲜明尽快加以制止。”邓小平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他们想把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使我们永远没有希望。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对话是可以对的，但不能纵容错误行动。纵容不解决问题，只能助长他们的气焰。”后面两句话，显然是针对赵紫阳提出的和学生对话的方针的。

　　本来，4月19日赵紫阳已经在邓那里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处理意见，邓是完全同意的。4月22日开完胡耀邦追悼会，赵提出三条意见，主张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赵的这些意见，邓也是同意的。但是，听了李鹏的汇报，邓的态度急转直下，发生了180度大转弯。正是李鹏的汇报，促成了邓对学运的定性，并对赵紫阳产生了恶感。李鹏扮演了可耻的挑唆者的角色。

　　有了邓小平的尚方宝剑，李鹏底气十足。4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午，我分别找依林、万里、宋平谈了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征求他们的意见。”下午“8时，常委碰头会是关键的一次会议。大家意见空前的一致。认为局势严峻，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这就是所谓“中央的决策”。这个“决策”完全是重复邓小平23日晚上的讲话。如果不是先有邓小平的这个讲话，24日常委碰头会怎么能“意见空前的一致”？别人且不说，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和人大委员长万里二人，就不可能赞同李鹏的主张。

　　有了邓小平的旨意，又有了“中央的决策”，李鹏便放手大干起来。4月25日，他从邓小平那里回来，立即责成中办印发常委碰头会纪要，并整理邓的讲话记录，通过中央系统、国务院系统和北京市系统，向下传达；同时组织撰写《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文章，连夜广播，并于第二天在《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发表。这就是恶名昭彰的“4.26社论”。这篇社论把邓小平对学运凶恶的定性：“阴谋”、“动乱”、“反党反社会主义”，公诸天下，激怒了学生，震惊了国人，致使学运一发不可收拾。正如麦克法夸尔所说：“在邓的帮助下，李鹏促成了学潮再次升级。”学潮升级，反过来，又为他们决定戒严，罢黜赵紫阳，实行镇压，提供了口实。

　　这就是说，首先是李鹏汇报，然后是邓小平定性，然后是“中央决策”，最后是李鹏、杨尚昆秉承邓小平的旨意实行镇压。在这个过程中，李鹏始终扮演着邓小平头号帮凶的角色。为了掩盖这个非法的决策过程，也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责，李鹏故意隐瞒了23日晚上去找邓的情节，只说中央24日“决策”，邓小平25日听取汇报，并表示支持。实际上，邓小平25日不是听取中央的“决策”，而是听取李鹏回报中央24日的碰头会如何贯彻他23日的讲话；听到中央完全按照他的旨意办事，当然表示“支持”。


谎言终究会露出破绽


　　李鹏在“日记”前言中写道：“邓小平同志以其非凡的洞察力和伟大政治家的气魄指出动乱的实质，支持中央采取果断决策。”稍加思索，便不难看出，这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完全是为了圆谎而刻意编造出来的。

　　然而，正是这句话泄露了天机：他要掩盖邓小平是真正的决策者、“中央”不过是听命于邓小平的傀儡这样一个事实。事情很清楚，如果邓小平“指出动乱的实质”先于中央的决策，那就不能说邓小平“支持中央采取果断决策”，而应该说“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采取果断决策。”如果“中央的决策”是在先的，那还用邓小平“以其非凡的洞察力和伟大政治家的气魄指出动乱的实质”吗？“中央的决策”中说，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不已经指出了“动乱的实质”吗？

　　李鹏之所以说出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是因为他有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不能不肯定邓小平真正决策者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在决策程序的合法性上为邓小平打掩护。因此，说了邓小平“指出动乱的实质”之后，又说他支持“中央的决策”，以便让他躲在“中央”背后，不至于过分显眼。结果，无论邓小平还是中央，都显得非常可笑：邓小平是真正的决策者，却只能以支持者的面目出现；“中央”明明是傀儡一个，却要装作真正的决策者。但是，事实总归是事实，这是任何谎言和文字游戏都无法掩盖的。


个人罪责，该追究的一定要追究


   有一种观点认为，研究六四，不必太着重个人的责任，主要是研究历史条件、文化传承和制度背景。这显然是受了历史决定论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片面观点。研究事件的历史条件等等，和确认个人在事件中的责任，是两个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问题。研究历史条件等等，是科学问题；确认个人责任是道义问题。二者不能互相替代。无视个人的道义责任，无异于为恶行开脱罪责。历史条件等等，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的道义取向：为善为恶，是个人的选择。同样的客观环境，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选择。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该追究的一定要追究。60多年过去了，德国政府和德国人民，还在世界各地追寻当年的法西斯罪犯，把他们捉拿归案，绳之以法，这是为伸张正义所必须。中共当局，在讲他们的领导人的错误和罪恶的时候，总是回避甚至不许提及个人责任，而把一切都推给客观原因。最典型的，就是他们在评价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的时候，就是这样。历史决定论成了他们为自己开脱罪责、进行自我辩护的工具。

　　“六四”大屠杀过后5天，6月9日，邓小平接见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在“为死难烈士默哀”之后，他就玩起了这套历史决定论的把戏。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他把学运说成是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目的是要为“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辩护，似乎这也是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他们无需对自己的暴行承担责任。学运当然有其必然性。但是，如何对待学运，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方针。赵紫阳就不认为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不赞成戒严，更不赞成开枪，而主张采取疏导的方针，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如果赵紫阳的主张得以贯彻，结果就会大不一样。只是由于独裁者邓小平和专制势力的前台人物李鹏、姚依林等人顽固不化，否定了赵紫阳的方针，才酿成了空前的悲剧。怎么能说这是客观形势决定的呢？

　　有鉴于这种荒谬的逻辑，我认为，在研究“六四”惨案的历史背景的同时，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追究邓小平和李鹏等人的罪责。这样做，并非为了报复，而是为了给当权者一个警示：不要以为干了坏事可以躲在独裁制度后面逍遥法外，欠了债，是要自己偿还的。


究竟谁“革命”，谁“反革命”？


　　人民群众以游行示威的方式，向执政当局表达自己“合理的不满”，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世界上除了极个别超级独裁国家，都不会取缔，更不会武力相向。

　　呼喊“反对独裁”、“反对专制”的口号，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宪法和法律都没有规定，人民群众必须“拥护独裁”、“拥护专制”。怎么可以因为呼喊了“反对独裁”、“反对专制”的口号，就把学运定性为“敌我矛盾”性质的“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呢？把所谓“矛头针对邓小平同志”，也算作一大罪状，那完全是“文化大革命”中猖獗一时的“恶攻”罪的复活，是公然的倒行逆施。还有，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否定党的领导”捆在一起，作为一个复合罪名，也荒谬绝伦。什么叫社会主义？按照当时权威的解释，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为主、按劳分配为主、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结合。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市民，有谁反对这些天条，怎么能说他们“否定社会主义”呢？

　　把和平、理性的示威游行说成“反革命暴乱”，完全是欲加之罪！什么叫“反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早就结束了。“六四”时候的“革命”，邓小平自己说，只有两个：一个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一个是“改革”：“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2页）“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上，第三卷，第113页）除此而外，再无别的“革命”。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市民，有谁反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反对“改革”？他们反对的，是有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不改革，特别是不政治改革。反对和拒绝政治改革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正是他们顽固地拒绝政治改革，导致国事日非，才激发了这次学潮。试问，究竟谁“革命”，谁“反革命”？

　　说学运是“暴乱”，有什么根据？示威游行的学生和市民，一没有打、砸、抢、烧，二没有冲击政府部门和军事机关，怎么是“暴乱”？后来，为了抵抗当局的武力镇压，赤手空拳的学生和市民才不得不把马路牙子上的砖头、石块拿来作为武器，乱扔一气，如此而已。世界上有这样的“暴乱”吗？


不能只要债权，不要债务


　　总之，邓小平的自我辩护，和他们加给“六四”民运的罪名，都不能成立。把这些谎言和污蔑揭穿之后，“六四”惨案的真相就更加清楚了。它完全是邓小平、李鹏之流为了维护独裁制度，剥夺宪法赋予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表达民意的权利，而犯下的反民主、反人类的滔天大罪。

　　现在，22个年头已经过去，中共当局仍不思为“六四”平反，不思为镇压民运的罪人忏悔。他们继承了罪人的遗产，却不想为罪人承担责任，只要债权，不要债务。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断定他们绕不过这个坎子！


    2011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