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逃港：追寻历史幕后
作者：陈秉安 原载：《看历史》2011年3月刊
逃港的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进入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深圳特区报》工作，当时，深圳已经被设立为经济特区了。我听到当地（宝安县)的人常说：“改革开放最初是在我们民间先搞起来的”，采访和调查中又听说民间的开放同建国三十多年来宝安县的几次大的逃港事件有关。我很惊讶，以前只知道特区是邓小平要办的，原来邓小平的决心后面，还有一幕大戏。我就决心弄出个究竟，开始一点点地进行调查。
■木讷与恐惧
事情的进展却并不顺利，因为那时候，逃港这件事还是禁区。1988年我开始调查时，被调查的人往往都否认宝安县发生过逃港事件。当年，当地的人因为逃港普遍被压制过，有的还被关起来、被狗咬伤过、甚至被边防军打伤过。这些往事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主流意识中，是不能放到案上说的。
但是在私下里、饭桌上，大树下，我发现他们相互之间却经常谈逃港经历的酸甜苦辣。但当我再去找他们时，发现我手中的纸和笔，他们又不说话了。这些说法和现象很触动我。
我认识宝安县万丰村的经济带头人潘强恩董事长，他倒是说得很明白，他说，改革开放是我们用血写出来的，没有大逃港，哪有改革开放啦，“我们死了多少人哪，淹死的，打死的，狗咬死的，枪毙的，都有，在我们村里就有。”
于是，我通过潘强恩董事长的关系，来到万丰村。他安排我住在村里，我在那里住了四天，想见见逃港者和他们的家人。但是，一般男的不敢出来说话，只有一些妇女出来应付我。后来经过潘强恩的再三动员，才来了六七个女人，她们的男人都是逃港的，有的从山上掉下来，有的在海里淹死了。
我们在公司的会议室见面，当时的农民企业家办公室很简陋，就是一间农舍，地是泥土地，踩得多了，都是黑色的。有的妇女牵着孩子来，孩子们还很小，全是孤儿寡母的，很可怜。那些没了父亲的孩子还不懂事，满屋子跑。这些受访的妇人很迟钝。对我的询问没有什么热情，问一句答一句。
虽然潘强恩对她们进行了动员，但她们看上去还是很木讷，谈不出什么内容来。看来，她们对这件事没有多少认识，只是因为潘总交待了，来完成一下任务罢了。
当时这种不敢讲话的现象很普遍，不光万丰村。我去沙井镇了解渔民冲击派出所的事件时，村民听说记者来了，也都很紧张，谁都不答话。1979 年，刚搞改革开放时，这里的农民以为“改革开放”就是可以自由去香港了，要出海，结果派出所把船没收了。渔民就冲击派出所要抢回渔船，还要抓出封船的人。但是在潘强恩介绍情况之前，沙井镇没有人承认这里发生过冲击派出所事件，所有逃港者的家属都说，这里没有逃港的人，没有抢船的事，好像啥都没发生过。
我也曾彷徨过。单位的领导好意地劝我：“不要碰这个事了，引火烧身哪，你还年轻，正事不管，管这些干嘛？”
我采访的那些村子的领导也认为，你搞这个干啥，(这些事)绊我们脚的，都过去了，不要再纠缠旧事了，不是都要求我们向前看了吗？
因为我是党报的记者，村里人往往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一般都回答说没这个事情，干部就说，陈记者，我了解一下再向你汇报。可是后来我多次把电话打去，他们又敷衍推托了，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那句：朝前看嘛。
这种讳莫如深的现象一直到90年代初，都没有改观。
大约到了21世纪初，对大逃港事件，当地人在私下谈论得多起来了。除了当地的个别领导，乡镇书记这一级的干部，还不敢放开同我谈逃港的问题外，当地农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忌讳了。有的还把我请到屋里去，请我喝茶，边喝边谈。原因很简单，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发展，老百姓的民主意识提高了，腰杆子也硬了。从农村改革，土地承包，办三来一补工厂，出租房屋，宝安县的农民富得流油。以前怕村干部管他们，罚他们的工分，现在他们怕谁呀？凭自己的两只手干活，凭自己的本事办厂经营，农民不怕了。所以敢说话了。
沙井镇抢船事件发生在1979年。我是1990年代到沙井马鞍山村调查这一事件的，这是我在《大逃港》的第二集中想写的一个章节。群众冲击派出所之后，公安局派人来把大队支书抓了，准确地说，是他自己找上门去说，你们把我抓了吧。他被关了十多年。我通过熟人找到了派出所的同志带我到马鞍山去。他被释放后开了个小杂货铺，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在收拾杂货。派出所同志说老陈啊，记者找你了。我握住他的手，这时我明显感到他的手一直在发抖。他还是怕，怕民警，这种恐惧是忘不了的，已经成为条件反射了。十多年的牢狱让他付出的太多了，太惨重了。
我还是叫他陈支书，我说“陈支书，你是条好汉，我们记得你。你帮了村子的人。”他的眼就红了。
陈支书很木讷，说不出很多话，他反复地跟我说一句话“跑了那么多人，我犯了错误”，我注意到他一直说自己犯了错误，没有说过自己犯罪。他只是担起了这份责任，也讲不出大道理，只是说党好，这么久了还派人来看他（指我来采访他）。
我问他“为什么要策划外逃”，他说不是策划，他没策划，是老百姓自己要跑的。“他们（村民）都想这么搞（逃港），你不能看着他们受苦嘛。都是同村的人，乡里乡亲的。”他又说：“他们要走就只好让他们走，担子只好我来担噢”。陈支书还是当年那个语气。
如果说写第一本《大逃港》时，我的采访像挤牙膏，那么现在时代变了，逃港者的顾虑在逐渐减少，能主动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资料了。
■改革开放与不再逃港
逃港者真正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了。
那时改革开放给深圳宝安带来的富裕，使他们有一种自豪感。“改革开放是我们最先搞起来的”，就是这些伸直了腰杆子，在有了经济地位后，也要求明确自己的政治地位的普通农民“喊”出来的话。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是同这些逃港的农民很有关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改革开放前，全国每年只允许50个人去香港，分到宝安县，连一个名额都没有，但宝安县至少有20万人的亲人在香港。有的是父母，有的是丈夫、儿女。所以老百姓就只有“逃”
当地的县委，就只好搞一些“土政策”，划出十四个公社的范围，允许老百姓去香港做些生意，也允许逃过港的人带物资回来，并允许他们回来办工厂，解决农民就业的问题。
陈秉安：“如果说写第一本《大逃港》时，我的采访像挤牙膏，那么现在时代变了，逃港者的顾虑在逐渐减少，能主动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资料了。”
陈秉安著《大逃港》获得“论道竹叶青·国家记忆2010-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历史图书奖提名。
陈秉安
1948年生于湖南桂阳，1968年赴乡村插队务农，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桂阳县运输公司工人，桂阳县卷烟厂工人，《主人翁》杂志编辑，《深圳风采》杂志副主编、主任编辑，《深圳周末》主编，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报告文学《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中篇报告文学《来自女儿国的报告》等。
《大逃港》19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说过这样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陈秉安的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即记录了深圳30年百万人越境香港的那段历史。
60年代，逃港者回乡主要是带食品，猪油、面粉这些生活必需品，后来慢慢地开始带回来糖果、时装、香烟，能够提高生活品质的东西。到了70年代末，“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香港已经成为小老板的逃港者，纷纷回到宝安来开办来料加工厂，比如胶花厂，把塑料的叶、花瓣，一片片地成箱从香港运过来，再用这边便宜的人工，把它们组装成花束。
这些由逃港者们带过来的小型企业，你说是工厂也行，说是车间也行，就是内地“引进”的第一批外资。就是说，在1978年12月安徽省的小岗村农民要求“包产到户”之前，宝安县的农民早已经在搞“引进外资”办三来一补企业和养鸡养鸭养鱼出口香港了。这样，生活改善了，老百姓也不往香港跑了。这就是特区的先声！
宝安县的这些“对外开放”的土政策，60年代得到了陶铸的支持，70年代得到习仲勋的支持。1978年的7月，习仲勋来到了宝安县的中英街，观摩这些由逃港者办起来的胶花工厂，这时的胶花厂已经在使用工缴费、计件工资这样的劳动付酬方式了。带他去的是“冒险”在宝安县搞改革开放“土政策”的县委书记方苞，习仲勋不但没有批评方苞，还肯定和支持了宝安县委大胆搞起来的“土政策”，并叫方苞打报告交省委讨论。1979年 3月，广东省委正式以《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批准了宝安县的做法。后来，习仲勋去北京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才决定在宝安县创办深圳经济特区。
这些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更不愿把办深圳经济特区，搞改革开放同宝安县的外逃联系起来对外人说。1990年代中期后，一部分比较担心的企业小老板，还反问我“你问这个搞什么事情？”进入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有一个在《大逃港》中没有写过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我在采访中发现，1987年，深圳发生了一桩很大的逃港未遂事件：有人制造谣言说英国女王到了香港，凡去了香港的人都可以特赦，成为香港公民。于是，五六万人冲击特区防线。
后来我在调查中得知，这次与宝安县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无关，逃港者不是宝安人，而是惠东、惠阳、揭阳县的老百姓。这与土地承包后农村剩余了大量劳力有关。当时深圳市政府很紧张，调动了上千武警在路上堵。
这件事我一直在追踪，我要找出谣言是怎样起来的。追到惠阳县良井镇，我找出了谣言的“制造者”，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名叫魏汉辉。才弄清了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
那个煽动的人叫魏汉辉。开个小店，拖着拖鞋、穿个短裤、光着脊梁，说客家话。他说原由是这样的：他的老表(他的一位亲戚)看电视，新闻中说英国女王要到香港来，老表就说女王以前来香港时还搞过特赦啦。
不料他们二人的对话被正在屋外做活的木工瓦工听去了。工匠一回家就把这段对话放大了。于是在两天之内，出现了五六万人的冲关行动。我曾经怀疑，在当时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情况下，只是通过人际传播，就是再快，也不可能煽动起几万人啊？后来才发现，谣言传出去的第二天正好是赶集的日子。谣言是通过赶集的群众传开的。因为土地承包后，大批劳动力闲置，都盼望搞一个出路，一旦听到风吹草动，就像一点火星掉在干柴堆上，煽动出几万人的冲关事件。
事情过去多年之后，我再次来到魏汉辉住的惠东县良井村。发现这个原来十分穷困的小村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许多家庭都盖了新房。魏汉辉现在也没开店了，常在外跑生意。我问他是否还记得当年那件事情，他坦然自若地说，日子过得这么安乐，你让谁跑谁也不跑了。他有个荔枝园，园中一群土鸡在悠闲地跑来跑去。
《大逃港》在国内出版之后，在海外引起了广泛反响。香港中和书局迅速在香港出版了这本书，向海外发行。不少海外的华人报纸、刊物摘载了书中章节。最近我也收到不少来自国外的信件，其中有一封是美国旧金山著名的原电视台主持人汪伦先生的，很有代表性，他说：“我们当年就是逃港者。这是一段不应该被忘却的历史。可是长期以来，没有人记录它，再过一些年，很可能会被人遗忘了。谢谢你为留下历史做了一件好事！我们周围的朋友最近也正在热议这件事说，你书能够出来了，说明大陆真是开放了，进步了。我们都很激动！”
汪先生还想把在海外的当年的外逃者组织起来，大家经常在一起叙叙这段难忘的经历，作家张抗抗也向他们进言：“你们可以把这段历史写下来，很有价值啊。”最近，汪先生组织了现居旧金山、夏威夷等地的华人，想搞一个逃港者网站。这些当年的逃港者说：这段经历不写下来我们不甘心。他们鼓励我写《大逃港》的续本，他们说，“我们一定为你提供更多的资料。”
附录1
还历史真相
——评陈秉安的《大逃港》
作者：丁力 原载：深圳丁力的博客
一、邓小平为什么在深圳画一个圈？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这是一段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毛主席语录。若非如此，文革时期我很小，不会至今记得这么清楚。但是，近些年来，我们似乎渐渐淡忘了这段语录。起码我自己就渐渐淡忘了。直到读完陈秉安的《大逃港》，毛主席曾经讲过的这段话才在我的脑子里一下子跳出来。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深圳开始的。是从“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边画了一个圈”开始的。但是，中国这么大，邓小平为什么偏偏选择那个时候在深圳这个地方画上一个圈呢？这个问题，很少有人探究，就是探究，估计也不是一下子能探究清楚。而陈秉安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大逃港》，给了这个问题一个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答案。
并不是人们不关心邓小平为什么“画圈”的问题。也不是人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而是因为如果深究这个问题的答案，就绕不过那段真实而苦涩的历史——大逃港。正是由于屡禁不止的大逃港，惊动了省委，惊动了中央，才最终促使国家最高领导层决定改革开放，才有了“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边画了一个圈。”
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听取关于大逃港问题的汇报。
半响，邓小平弹了一下烟灰，说：“这是我们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习仲勋一上任，就提出去宝安县。
“习书记，您也是吃过苦的人，所以我才对您讲真话——咱们共产党政策要是还这样下去，人都跑光啦！”
两天后，习仲勋对宝安县委的人说：“逃港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还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习仲勋才敢于到北京对华国锋和邓小平讲实话，才最终促成邓小平“在中国的南边画了一个圈”，把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验基地，并由此推广到全国，才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才有了今天的“世界第二”地位。并且，也果然如习仲勋当年所预测的那样，现在深圳面临的不是“逃港”的问题了，而是各个居（村）委会如何安排“回流”人员并解决他们利益分配的问题。
二、付出多少，得到多少
作为作家，我深知报告文学难写。难就难在既要尊重事实，又要好看，而作家的创作在于虚构，没有虚构，何谈“创作”？又怎样编织出引人入胜的好看故事来呢？
说实话，这也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但是，陈秉安的《大逃港》做到了。
《大逃港》尊重史实，几乎通篇都是原汁原味的真实记载，可我仍然能像读一部精彩的长篇小说那样一口气读下去。为什么？第一，正因为是真实的记载，调动了我探求真相的好奇心，所以才能有滋有味地往下读；第二，作者在围绕着“逃港”这一主题的前提下，把一个个真实的事件编写成了精彩的小故事，使人读起来不枯燥。
比如美女罗秀姑的爱情故事。既生动有趣，又真实反映了当年“反逃港”的真实历史。罗秀姑与刘建国相爱了，可公社书记为了树立“坚守社会主义阵地标兵夫妻”典型，以入党为条件，“动员”罗秀姑与本队唯一的高中生王自立结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拴住王自立的心。”罗秀姑虽然深爱着刘建国，但为了“大局”，忍痛割爱，遵从“组织的安排”，嫁给了王自立。这样的情节，小说里也难找，却是当年发生在南头、蛇口一带的真实的故事。
再比如李美容揭发丈夫打算逃港的时候，反复问过：“叫我老公不跑就行了啊。你们不会抓他吧？”大队治保主任笑着答允说：“当然不抓的。就是教育教育嘛。贫农只是觉悟问题。”可是，最终不但把她丈夫抓了，而且还判了刑，被送到韶关劳改。
新羽被绑着双手押出村，李美容像疯了似地跑出门去，痴痴地站在村口等丈夫。原来，党和丈夫，他她都是要的啊！看见新羽押过来，李美容就扑了上去，抓住丈夫不让走。丈夫新羽冷冷地看了妻子一眼，一脚把李美容踹到一边，骂道：“狗婆娘！”新羽劳改释放后，尽管已经当了大队副书记的李美容对他百般体贴，可再也找不回丈夫的信任了，一段本来美满的婚姻不得不中断。最终，新羽还是跑到了香港。
这样的情节，不是作者编的，而是陈秉安多次下乡，上湖南，去广州，查阅当年的旧报纸、旧文件，冒着被人怀疑、被人拒绝的尴尬，“厚着脸皮”实地采访当事人，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为了写《大逃港》，陈秉安足足收集、整理、采访了二十年！难怪书中的细节那么详实，书中的情节那么动人！付出多少，才能得到多少啊。
三、深圳有大作
2004年，我在写作上刚刚有点知名度的时候，接受《深圳商报》记者甘险峰的采访，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深圳一定会产生大作品。
甘险峰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自己一定能写出大作品？
我回答：不是。
“那是谁？”甘险峰问。
“不知道。”我说，“但肯定是深圳人。”
“为什么？”甘险峰问。
我回答：“因为只有深圳人才最能从本质上理解深圳。”
我说的“深圳人”，不一定是土生土长的深圳原著居民，但至少是在深圳长期生活的人。比如陈秉安。
我不是说陈秉安的《大逃港》就是大作品，因为我不具备说这种话的权威性，但是我相信，关于深圳的“大作品”，一定是像《大逃港》这样能够真实反映深圳历史、准确把握深圳精神的作品。而写出大作品的人，也一定是像陈秉安这样在深圳长期生活并且在写作上花了大力气的人。
作为一个在深圳生活了二十年，并且是来深圳十年之后才开始写作的作家，作为一个深圳的老市民，我热切地盼望着看到关于深圳的大作品，并且已经强烈地感觉到她即将诞生。
深圳是块热土。深圳是最适合写作背景的城市。深圳火热的生活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穷的资源和灵感。近年来，深圳作家群异军突起，已经改写了中国文学的原有版图。从深圳走出去的作家王十月、盛琼，最近刚刚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深圳作家吴君的小说多次进入年选并获得双年奖；谢宏的作品引起理论界高度关注；宋唯唯、秦锦屏、厚圃、钟二毛、弋铧、卫鸦、戴斌、曾楚桥等一大批青年作家的作品跻身中国顶级文学期刊和选刊。深圳已经具备了产生大作品的有纵深度的作家群落。
所谓“大作品”，不一定是诸如获得“五个一”工程奖这样的作品，也不一定是得到官方表彰的作品，倘若以官方的表彰和大奖作为“大作品”标准，那么，乾隆一生写了四万首诗，按照他当时身居皇帝的地位，每一首诗都可以获得当时的全国最高荣誉，但是，四万首诗几乎一首都没有流传下来。所以，真正的“大作品”，是指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在民间获得长期认可的作品。
深圳并不缺少好作品，但缺少“大作品”。
伯特兰·罗素以数学的理式向我们展示：在无限连续的数字中，部分并不比全部少。该理论并没有说“部分”一定比全部多，只说部分并不比全部少。这是一种建立在对数字的相像的基础上的判断，论证起来相当复杂，但我们可以简单地描述：数是有限的也即部分，比如1、或者2或者3，等等，而数的系列是无限的，也即全部，比如1、2、3、4直至无限。我们不知道全部究竟是多少，但我们却知道2的平方、立方及N次方是多少，直至无限多。因此，部分并不比全部少是可能且合理的。
罗素的理论用在文学上，对一个作者，他一部作品的份量未必比他的全部作品份量加起来少。事实上，有很多作家，我们其实只知道他的一部作品。对深圳来说，一部“大作品”的份量不一定比整个深圳所有作家创作的所有作品加起来轻。我们所盼望的，就是那种“不比全部作加起来轻”的“大作品”。
我不能肯定陈秉安的《大逃港》就是这样的“大作品”，但至少，它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方向：第一，大作品一定是付出大量劳动的精品；第二，只要是倾力打造的精品，不一定是长篇小说，非虚构长篇文学作品也照样可以成为“大作品”。
丁力
2011-3-2
（作者系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
附录2
柏林墻与逃港潮
作者：胡 平 原载：北京之春2009年12月号
1989年11月9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柏林墻倒塌了。
我们知道，东德共产党统治可以说是让难民潮冲开缺口的。东德和西德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两边的居民属于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化和习俗。西德的面积是东德的两倍半，西德方面始终敞开胸怀接纳每一个来自东德的同胞。因此，从东德共产党建政第一天起，就有大量东德民众逃往西德。柏林墻建成后，仍然有很多东德民众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柏林墻。到了1989年，东德政府不得不放松边境管制，于是，千千万万的民众越过边境投奔西德。至此，东德共产党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很快就垮台了。
深圳的逃港偷渡潮
中国也有难民潮。因为在大陆旁边还有三个华人的社会——台湾、澳门和香港。台湾有海峡天堑相隔，常人只能望洋兴叹；于是，只有澳门和香港可逃，尤其是香港。中国的难民潮主要就是逃港潮，其前赴后继，英勇悲壮，并不亚于柏林墻。
1997年，两个深圳人创作了一首歌《春天的故事》。歌中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这位老人是指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是指在广东深圳创办特区。
如今，创办深圳特区一事被说成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神来之笔。其实，这件事在很大程度是被逃港偷渡潮逼出来的。
官方也承认，自中共建政以来，深圳——仅仅是深圳——发生过4次大逃港事件。第一次1957年前后，反右运动后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初期，其中一次就外逃 5000多人。第二次1961年大饥荒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第三次1972年，2万人。第四次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参与越境7万人，最后外逃 3万人，而当时的宝安县全县的劳力才只有11万。
从这4次大逃港事件发生的时间看，前3次都发生在政治压迫特别严厉、经济形势特别恶劣的时期。可见逃港者是为了躲避迫害，寻求自由，躲避贫困，寻求富裕。唯有第4次例外。按说，1979年的中国，政治上相对宽松、经济上开始活跃，各方面都在朝好处转变。为何偏偏在这时逃港者的数量激增？原因就在于，正因为当局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偷渡香港不再是可怕的政治罪名，所以敢于尝试的人就大幅增加。
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79年5月6日，那一天，在广东深圳的边防前哨，突然聚集起近10万来自广东各地和宝安城乡的民众，形成数十条凶猛的洪流扑向边境线，边防军人束手无策，向天鸣枪示警也没有用，几个哨位一下子被争先恐后非法越境的人流吞噬了。原来在几天前广东各地城乡广泛流传一个谣言说：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3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边防将在当日“大放河口”，容许大家自由进入香港。“于是，成千上万群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涌向边境，在长达6公里的边防和海防线正面，实施了‘人海战术’式的中间突破，来势汹汹，实在骇人。仓皇中，离乡背井的人们满怀心事、一脸泪光，拖儿带女步履踉跄地越过边界，任凭前来阻挡的边防军人和干部们千呼万唤也不肯回头。翌日，1979年5月7日，长达20公里的海面上，漂浮起数百具尸体，喧闹的边境突然万籁俱寂”。
有两个小例子很说明问题。深圳南端的沙头角镇有5000多人，30年间向香港流动累计1万人，等于是两个镇的人数。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两地人均收入相差100倍。新界本来没有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6、70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三偷：偷听地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从中央到地方，严防死守，保持高压状态。但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30年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人数到底有多少？迄今没有准确数字，官方数据说参加外逃的将近12万人次，逃出的6万。一位名叫刘宝树的当地老人估计，外逃成功的有30万，参加外逃的不下于100万。
就这样，一边是自由加资本主义，一边是专制加社会主义。两边的对比是如此触目惊心。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假如大陆不是太大太大，香港不是太小太小，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恐怕早在30年前甚至更早，就被难民潮冲垮了。
在这种逼人的形势下，中共当局顾不上什么主义了。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就对宝安的官员讲过：“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于是当局决定在深圳开办特区。特区之特，说穿了，就是引进资本主义。这一点在中共高层中间是心照不宣的。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 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 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你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1985年春天，我去广州开会。会议期间，在蛇口工业区工作的朋友邀请我去了趟蛇口。这位朋友开车带我来到海滩。他告诉我，就在前几年，还常常有偷渡者的尸体被冲到海滩上。后来我看到官方的一则报道提到，在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这就是说，仅仅是这一次被发现的偷渡者死亡人数，就大大超过了东德28年间（1961－1989）因翻越柏林墻而死亡人数（239人）的总和。
“我是流氓我怕谁？”
1979年邓小平访美，卡特总统对邓小平说，他很关心中国人移居国外的权利。因为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只有那些允许本国居民自由移居国外的国家才有资格得到最惠国待遇。邓小平当场就反问卡特：“好啊，总统先生，你想要多少中国人？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卡特想不到邓小平竟会如此回答，一时间无言以对。
一般来说，自由离境权对一个恶劣的专制国家会构成严峻的挑战。只是在实际上，对于不同的国家，这种挑战的严峻程度大不相同。国家大，人口多，相对而言，它对于老百姓“用脚投票”的承受能力就要强一些。所谓“店大欺客”便是这个道理。另外，不同的民族，其适应外国生活的难易程度也很不一样。纵然在美国这样具有高度包容性的国家，华人也始终是较难融入的民族之一。种族、肤色、语言、文化等差别所带来的问题，非身临其境者往往容易低估。因此，中国人来到西方，常常会产生“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或“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之类的感觉。就算国门大开，一去不返者也不会太多。毕竟，台湾、澳门、香港都太小，就算它们对大陆移民来者不拒，也容纳不了多少。这就和东德的情况很不一样。东德只有1600万人口，若是走了十几万几十万有才能有干劲的人就形同一场大失血。再说一墻之隔的西德，既能够、也愿意接纳来自东德的难民同胞，东德人到西德也没什么适应上的困难。所以，1989年秋天东德发生的难民潮，引起朝野震动，最终竟成为东德民主化的导火线。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回答卡特问题时讲到的输出难民，以后竟成为中共应对外界批评的一种模式。例如在六四之后，中共领导人也是这样对西方国家首脑们说：中国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到那时，会有几百万、几千万，乃至几亿人逃离中国，逃向全世界——“你们受得了吗？” 且不说这种说法的谬误虚妄，单单是那种态度，不就是活脱脱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吗？◆
200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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