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蒋特务朱锦泉
    ——“当代中国的一百个囚犯和十个看守”系列报告文学

    （武汉）秦永敏

    在49年后的中国大陆，尤其是“文革”十年之中，“美蒋特务”一直是个神秘而可怕的咒语，不知多少人，因为一点海外关系，或一点历史的问题，便被以此罪名大会小会批判斗争整死整残。其实，无论整他们的人还是他们的自身，大都根本没见过这种令大家谈虎色变的“洪水猛兽”。

    在襄樊监狱梁坡砖瓦厂，我倒是有幸认识了一位标准的美蒋特务，而且与他还颇有交往。在“文革”时代他正在服刑，反而省去了“群众运动”的冲击，不过谁要是以为“文革”中牢房里的日子比社会上好过，那他就一定是火星上的来客。

    早在武汉市汉阳琴断口“湖北消防器材厂”劳改时，我就看到了大批从广东转来的犯人。原来，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宣布要反攻大陆时，中共当局便在两广地区进行了“净化边防”的大逮捕，将一切有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嫌疑的人统统抓起来判刑，并一火车一火车地转移到内地，分散关押到各地的劳改场所。无论在“湖北消防器材厂”，还是以后在襄樊监狱梁坡砖瓦厂，我所碰到的从广东迁来的“反革命”大都不过是目不识丁的农民。虽说以前确实还曾有些国民党军警特人员，但到八十年代以后没死的也放得差不多了。剩下来的，全都是解放后才抓的，当然也就以普通百姓居多。
    不过，来到襄樊监狱梁坡砖瓦厂后，我便听说窑上（五六七3个中队各管一窑）有一个正牌的国民党特务，已经服了二十多年刑。

    1985年，我来到这个厂三年以后，一次在厂医务室留医治疗时，终于有缘得见这位有着可怕头衔的人，此时，恰适他因胸膜炎也在留医治疗。

    他叫朱镜泉，四十几岁了，个子不高，面目较黑，双颊突出，一副较典型的广东人模样，并没有与那可怕头衔相符的可怕地方。我在此厂，也算是尽人皆知的“反革命”，他自然也有耳闻。同在一处治病，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两人关系熟络起来，在我有意的一再提问之下，他不堪回首地谈起了一些往事。

    你问我那些事？咳，这辈子真是倒霉透了！

    大陆解放前夕，我父亲作为国民党将官带着一家人到了台湾，只有大姐留在广东农村。我父亲是个思想保守的人，上学时，我曾带一个欧洲外交官的女儿到家里来玩，他就严厉地教训我说，我们家都是黑眼睛黄皮肤的人，可不许你找个蓝眼睛白皮肤的媳妇进门啊！我怎么进特务机关的？中学毕业时，父亲的一个朋友问我，你准备读什么学校？我成天玩得不知白天黑夜，根本没考虑这事。他就替我当家了。“进我们的情报学校好啦，一毕业就可以派你出国去见世面，有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你还怕没前程吗？”……哦，你错了，国民党撤到台湾后，什么军统啊中统啊早就撤销了，只有一个国防情报局。毕业后，我只想离开台湾不受父辈约束，就这样分配到了澳门站。我们在澳门的工作并不是针对大陆，而是针对世界各地来澳门的人。这时候，正碰到大陆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大姐在广东乡下没饭吃，寄钱回去也不管用，叫我们送点粮食回去。当时我结婚还没有一年，老婆肚子里的孩子才两个多月，我是不能回大陆的，就让老婆带了一大批粮食，去送给姐姐家里。说好过二三天就回来，没想到她一回去就没有音讯，等了大半个月，我急得没办法了，顾不了什么组织原则，谁也没有告诉，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广东姐姐家里去。姐姐却说她早就走了，根本没有在那里停留，这一下，我更慌了，又匆匆往回赶。一到边检站，就把我扣下了。

    原来，当时台湾和大陆正冷战激烈，大陆方面看到我老婆回来，就在我姐姐送她回澳门的时候，在海关里头把她抓起来，好让我回来找她……。当时的这种作法叫“钓鱼”。我刚从学校出来，没有做任何针对大陆的事情，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好歹算为这个情况给我留了一条命吧，判了死缓，到现在已经坐了二十五年，还有三四年刑期，我老婆也判了五年刑，出来后在广东一个县城工作，儿子已经长成大人了，我还连面都没见过……

    原来如此！我以为这位“美蒋特务”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有过什么传奇般的经历呢，没想到却不过是国共冷战的一个小小牺牲品，几乎什么也没干，就稀里糊涂地做了大半辈子囚犯！

    他的弟弟此时已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为他的案情，与中国驻美大使馆多次联系，使馆官员答应帮他尽早获释，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什么结果。如果他像他弟弟一样走做学问的道路，世界上该会多一个科学家，少一个牺牲品吧！

    说实在，我在一些人中了解到的朱镜泉的为人，比我的直接印象还要糟糕。有人说，他专门在干部面前打人家的小报告，有人说，他没有半点人品没有半点人格。不过，我对此似乎倒也能理解；在“文革”时代他这种人要想活下来，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而人们指责的这些作为，在70年代以前入狱的犯人中如果不这么做而能熬过漫长的刑期，倒是十分鲜见的事情！

    我想起一个刑事犯严天保说起，某国民党团长，因为“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无论什么时候开会发言，他都说“我们国民党的错误是仗打败了”，结果隔几天就要挨一次痛打，打得后来成了傻子，话都说不出来。便问朱镜泉认不认识此人，对这类情况有什么感想。他也许是心有余悸，也许是心有内疚，因为当时劳改队实行“以毒攻毒”的政策，“让反革命打反革命”，很难说他当时主要是挨打者，还是打人者，抑或时而当挨打者，时而当打人者。总之，遇到这个问题，他就“王顾左右而言他：“这种事情，近几年报刊上登得多了，你自己在那里去看看就行啦。”

    我问他：“坐牢这么多年，你感慨最深的事情是什么呢？”

    1962年，先把我们从沿海地区转移到广东北部，后来，又把我们从广东押往内地。当时，大批武装人员用机枪对准我们，直升飞机也在天上盘旋，我们像牲口一样赶进了闷罐车，里面又闷又热，挤得动也不能动，几天几夜见不到一点亮光，吃喝拉撒都在车上，很多人都晕车呕吐生病，听说隔壁车厢里还死了一个。当时的感觉，真是像活着走进了一条通向死亡的黑暗邃道……

    还有一件，也是刚来这里的时候。说实在，残酷的事情，死人的事情，看多了感情也就麻木了。那时候，还没有死缓无期改判有期出狱的事，能活就活下去，活一天算一天，不行就死在这里算了。不过，不管怎么说，总还是有些事情看不惯。像我们这样的犯人，是什么也不能干，当然也干不出来的。一些刚从外面抓进来的人，还敢偷点菜什么的充饥。一次，有个犯人刚刚在台上批判人家偷菜，骂得人家狗血淋头，回到座位上看见前面的凳子里（劳改队里每人发一个小木箱，既当凳子也装杂物）有馒头干，就顺手偷来赶紧往嘴里塞，结果被主人发现报告了干部，马上就把他抓到台上去，和刚才挨他骂的站在一起批判。说起来这个人在社会上还是个干部，算是个有知识的人，怎么就活到了这种地步？

    以后，比这更叫人心寒的事情也看到不少，印象反而淡薄了。唉，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只要能活下去，就没有做不出来的事情，当然也见怪不怪了。

    通过与朱镜泉之类的老犯人接触，我不能不庆幸自己坐牢在一个情况已不相同的新时代，可是又有点遗憾自己没有亲身经历那种“全面专政”的恐怖。一天，一位随和的劳改工作人员跟我们在医务室门前闲聊，这位具有浪漫情调的年青人若有所思地说：“其实，人生之中，不经历几年的牢狱生活，是很难品味出生命意义的。”

    “几年哪够啊，”我从某种特殊角度感叹到，“要真正懂得什么叫坐牢，没有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

    “可是”，朱镜泉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心情沉重却又无可奈何地叹息道：“坐个二十几年牢，人的一辈子不也就完了吗？”

    1987年前后，这位正牌的美蒋特务终于刑满出狱。此时，他大约四十六七岁，却有二十六七年是在牢狱之中渡过的。


    1993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