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殇——中国、爱尔兰画家反饥荒行为比较

　

帅 好

　

　

　　画里画外

　　1.纸上江山

　　1959年秋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了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命名“江山如此多娇”。

　　与画展一同翩然起舞的，还有中国文化部从各地调来的二十几个剧种、几十个剧团和北京文艺团体，从9月21日到10月10日，献礼演出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木偶等。

　　从这一年开始或者更早，52岁，且以“为祖国山水立传”为帜的画家李可染，已经登上了“爱国李家山水画”的旅程。

　　他在当年《美术》杂志上撰文表达：“山水画是对祖国、对家乡的歌颂，——‘江山如此多娇’，中国人的‘江山’、‘河山’一词都是代表祖国的意思。”

　　“画画不单是依靠‘视觉’、‘知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画‘所想’，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即在个性中体现共性。“

　　“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看来这是一个既辩证又唯物主义的艺术哲学。然而，下面的很多事实，将会说明这个理论中，备受追捧的观点是如何不诚实。

　　清华大学教授王鲁湘曾说，“闭着眼睛所能清晰观想的李家山水，却又总是那么几个经典意境：杏花春雨、漓江胜景、峡江帆影、黄山烟云、井冈雄姿、幽谷鸣泉、万山红遍……由景而升华为境，就是‘采一炼十’的美学目标。”

　　如此美妙的人间仙境，如果说给健忘的国人、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无疑既卖座又叫好，还不会触及任何现实暗礁和限制。但是，“当数百万人在一次饥荒中死去，我们就很难不去思考，有些极其罪恶的事正在发生。”

　　阿玛蒂亚·森的这个难以抑制的“思考”，就是本文“公共行为”的支点之一。

　　森所倡导的公共行为，包括国家活动和民众的社会行为。双方不仅合作，还有对抗。就个人而言，关注他人生活，帮助同胞渡过难关，就是积极参与公共行为。记者、党派、团体、艺术家、救济机构以及民间活动家，都是百年来经常冲在一线的群体。这是属于人的基本责任，以及来自共享人性的召唤。

　　“如此多娇”这座“纸上的江山”，带着幽谷、烟云、雄姿、杏花春雨等经典意境，分别在上海、天津、南京等八大城市轮番展示。那么，1959年的中国江山到底如何？

　　2.人间家园

　　在北京，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汇总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报告；4月9日，又送上15省春荒情况统计报告，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

　　年底，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全国电话会议上强调：“省里饿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时任贵州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回忆说，上级要求保北京，已经饿死人的贵州，被迫调一亿斤粮到北京。

　　在武汉，1959年1月，武汉市只剩下够用一天的存粮，为了救急，把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了。

　　4月底，老家人给湖北浠水中学学生杨继绳捎话回家。杨继绳当即请假，领取了停火三天的3斤大米。回到乡下，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仅隔两个月的光景，门前的榆树没有皮，地下的根也刨光了，没有狗叫，没有鸡跑。皮包骨的父亲，此刻已不能咽下杨继绳用带回的米熬制的粥。三天之后与世长辞。

　　在广州，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赵紫阳报告了雷南县干部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目前农村粮食紧张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在南京，全省从1月开始，邳县、新沂等地出现农民向邻省逃荒；一些地区出现严重死亡，其中宝应死亡35391人，高淳饿死近2万人。

　　在上海，1958年6、7月间，上海市奉贤县提出“用杀人之心搞生产”，全县范围内发生捆绑吊打，乱斗乱关乱罚等现象，造成960人死亡。在兴修水利时，将全县农家9000多台织布机拆掉，连社员的门板窗、地板、板壁也要拆走，还挖掘墓地里8000多具棺材。

　　四川省的饥饿，从1958年到1962年，历时四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人口死亡约在1000万左右，是全国连续四年人口负增长的唯一省份。

　　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说：省委书记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

　　在西安，大饥荒期间陕西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8.7万人。之所以死亡人口少，人口学家曹树基认为，可能与近百年来陕、晋发生过饥荒有关，这些地区民间重视、珍惜粮食，成功化解了政府的高压。

　　在天津，市委1959年6月送上庐山会议的材料表明，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怀疑和指责。蓟县在1960-1962年间食物中毒2672人，死亡60人。武清县1960年4月食物中毒5252人，死亡40人。

　　1959年上述八大城市，至少有五个在为毛泽东修建别墅或宾馆。中央政府用10个月时间，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采用人海战术，坚定地完成了北京十大国庆工程，包含博物馆、宾馆、会堂等。1959年9月25日，人民日报以《大跃进的产儿》为题发表社论，盛赞这些建筑“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在21 世纪，十大国庆工程仍被誉为“镌刻着共和国的气魄与胸怀”的“丰碑”。确实，这些金光四射的建筑目前依旧结实耐用，但在饥荒中与民争食的特征，还是被强制性地处于遗忘状态。

　　爱尔兰饥荒与画家

　　1.民间传统，爱尔兰把荒年称为屠杀年

　　18世纪中期，爱尔兰一次饥荒导致约240万人死亡。爱尔兰民间传统，把饥饿的1741年称为屠杀年。英国国家社科院院士彼得·格雷评价说，“然而，这次灾难几乎已经被遗忘了，在该世纪末（指18世纪末——编者注），饥荒没有被看作是政治范畴，而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加速了这种遗忘。”

　　被马铃薯安全喂养了近百年的爱尔兰人，谁也没有料到，1845年9月，马铃薯霜霉真菌出现在东部，首先攻击叶和茎，接着攻击地下根块；一个月内蔓延到爱尔兰西部。

　　2.18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

　　画家达尼埃尔·麦克唐纳，1847年绘制了油画《爱尔兰出现马铃薯霜霉毒病》。画面上夕阳正浓，一位中年农民目光呆滞、表情惊诧，裤腿挽露坐在一堆马铃薯旁，仿佛在追问：这外表好看的土豆怎么里面会腐烂了？目前此画收藏在都柏林大学。

　　当时植物学家作出“马铃薯灾害是爱尔兰潮湿的气候及夏天的湿度造成”的错误判断，1848年病害卷土重来，马铃薯的产量损失一半。

　　这次饥荒暴露出严重的政治问题：“在爱尔兰人死于饥饿时，大量粮食却被从爱尔兰出口到英格兰。在英格兰与爱尔兰漫长而频繁的历史纷争中，还从未出现过招致如此愤怒、使两国人民如此怨恨的事件。”

　　最近的研究表明，除去移民，爱尔兰饥荒中死去约110万人。这个数字接近曹树基计算的中国甘肃省1959－1961年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3.画家成为民族守夜人

　　抵制严重饥荒的公共行为，不是一个施舍或者仁慈的再分配——爱尔兰的画家，以自己的才华，通过有效的方式勇敢地闯入每一个可以实施人道、批判、救济的角落。许多人在挨饿，一个人怎能独自在温泉别墅享受绘画——漠视他人生存现状的自私从来就不含美。

　　仅就《爱尔兰大饥荒》一书提供的资料，统计分析：

　　涉及的画种有黑白版画、彩色石版画、速写、漫画、水彩画、木雕和油画。数量约计120幅。

　　作品时间跨度，从灾害发生的1845年11月22日《泰晤士画报》，到1900年4月《自由爱尔兰》的封面。跨度为55年。

　　参与大饥荒创作、披露甚至报道的画家，在80－100名之间。

　　艺术家詹姆斯·马奥尼，1847年1月参观了斯基柏林地区，遂从2月20日开始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发表了大量速写和笔记，向公众展示饥荒的可怕： “任何羽毛笔、任何铅笔都无法描绘出斯基柏林的恐怖，在这里我看到垂死者、活着的人，一个挨一个横陈在冰冷大地上的死者，将他们隔开的只有他们褴褛的衣衫。”

　　他的速写展示这样的景象：在卡尔拉一对瘦骨嶙峋、破衣烂衫的男女青年，在已经收走土豆的土地挖掘找食；在迷尼恩斯村，石板搭成的茅草窝孤独空寂，野狗在村中吞食尸体……

　　画家艾尔斯金·尼克尔，从1851年画出第一幅《爱尔兰一家在窝棚中的景象》水彩画开始，到1871年画出《爱尔兰移民抵达利物浦》，20余年连续关注饥荒相关生活，颂扬人性的尊严，谴责人性的堕落与地主、警察的残暴。他连续创作《车站中的爱尔兰移民》、《出发前》、《回国后》等四幅大画，描绘移民生存现状。

　　尚未找到移民途径的农民，受到地主驱逐。艾尔斯金·尼克尔绘制的《驱逐》，现藏爱尔兰国家画廊。画面1/3背景风起云涌，一束阳光从乌云缝里投射在刚离开被拆家园的一家七口人头顶上。过了8年，艾尔斯金·尼克尔又创作了《驱逐布告》，把地主、警察也一并拉入画面，更深刻地表现驱逐制度的残酷和血腥，把罪恶定格在历史中供后人批判和思索。

　　20年内执著创作9幅饥荒题材的巨幅画作，画家尼克尔的洞察力、人格魅力随着他天才的绘画才能，与坚持反饥荒社会行为的良善美德并行到今天。

　　还有著名画家乔治·弗雷德里克·瓦茨，为了表达自己对他所处时代的贫穷和不公的愤懑，1849－1850，两年内创作出《爱尔兰大饥荒》系列作品四部，以艺术表现道德思想，“用线条和色彩的崇高去严肃地影响人的心灵”。

　　在人类的美德面前，艺术无禁区；但艺术也有禁区，就是绝不为专制或者邪恶歌唱。画家的职责仿佛就是和媒体配合监督政府、批判政府官员。

　　爱尔兰饥荒时期，画家心手不相欺，批判并寻找饥荒的原因，成就一种善，一种大美，实现对艺术伦理、理性和德行的最大尊重。

　　例如，饥荒初期《泰晤士画报》的版画《部长的梦》讽刺英国首相皮尔把爱尔兰的饥荒和积弊，归结为其社会落后；后来，漫画《播种计划》又讽刺新首相鲁塞尔通过移民和基建的“远水”，来解决饥荒的“近渴”。

　　这样的版画批评，促进了公众在饥荒中的自身的觉醒，以及对饥荒引发变革的理解。

　　从绘画内容来看，除上面提到的饥荒惨状、移民、饥荒引起的社会失衡外，还展现了宗教纷争、政局动荡、地主专横，以及政府腐败、救济不力、司法问题、驱逐制度、集会起事、造反失败、逃亡、死亡等，几乎涉及到饥荒的各个层面。

　　通过各新闻媒体及时跟进，版画、漫画如同图片新闻，广泛引人关注；而稍后跟进的油画、水彩画、彩色石版画等，就像深度报道、专题研究，某些作品得以成为经典，进入大学、博物馆为大众观瞻。

　　爱尔兰画家们不仅自觉为饿殍招魂，而且为大饥荒留下更为形象的见证，为提升人类心灵潜在的高尚，画下不朽。

 

爱尔兰画家为大饥荒留下形象的见证。图为反映爱尔兰饥荒时期生活的画作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场一百多万爱尔兰人死亡、两百多万流落异国的饥荒之后，爱尔兰人痛定思痛，掀起此起彼伏的独立和改革浪潮。爱尔兰1922年成为自由平等民主国家。此时，距离饥荒过去72年。

　　大饥荒中的中国画家

　　1. 国穷民饿，画界有“桃源”

　　阿玛蒂亚·森质疑：“中国1958-1961年爆发的饥荒，是紧跟着1957年后试验的‘大跃进’的垮台爆发的，大跃进的失败开始得到普遍认识，然而，饥荒的存在却古怪地没有被公开调查，甚至被公众的意识遗忘了，直至近期。”

　　1959年1月，55岁的画家傅抱石，在《美术》杂志发表《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宣布中国画找到了新的创作方法，即党的领导、画家、群众三结合的办法。

　　关于党对画家创作事业的领导，傅抱石的文字姿态低到谦卑——“当领导同志为我们的创作反复推敲、又高兴又婉转地提出意见，特别指出某部分的缺点时候，真是令人激动又令人佩服。当我们经营某一主题，如《人民公社食堂》而遭遇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领导同志既谦逊而又极其中肯的讲话，帮助我们打开了思路，解决了问题；又当我们紧张、愉快地完成了初稿时，我们自己也知道还存在很多问题，而我们听到的却是鼓励，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年6月，傅抱石应湖南人民出版社邀请去韶山写生，出版社安排本社编辑一名、省群艺馆长及本省画家一名陪同。路经湘潭，湘潭地委书记亲自前往宾馆看望，增派两名湘潭日报的摄影记者作为向导和导游。傅创作了《韶山全景图》、《韶山组画》。

　　1959年比傅抱石小三岁的李可染有如下年度计划：（1）风景画，继续写生。内容为美丽河山、城市风景、新的事物、农村、工业风景。（2）人物画，素描练习、水墨、色彩。（3）外地写生，武汉、湖南农村、长沙、桂林、阳朔。3－5个月。（4）在颐和园写生1个月；长城5天；北京城1个月，地点北海、中山公园、文化宫、故宫、天坛、碧云寺、胡同、大街等。

 

李可染的1959年度计划。

　　春天，他前去桂林写生，创作了《象鼻山南望》、《桂林山水》等20余幅水墨画。

　　王鲁湘几十年后评价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系统深入地外出写生……不仅画‘所见’，而且画‘所知’，‘所想’，从最近处一排屋舍到最远处一排山影，多至26层，画出的不仅是他见到的桂林，而且是他知道的桂林，想象的桂林。”

　　返回北京后，李可染根据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创作国画《六盘山》。陈湘波认为：李可染一改在写生中的一边一角的小景风情，高山峻岭的蜿蜒山道上，以不尽的红军队伍，表现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主题，这张作品可以说是李可染山水艺术风格的形成标志。

　　“大跃进”后的李可染，绝不仅仅画“所见”，更要画“所知”，“所想”，宣传红色江山——“我们作山水画，就是为祖国河山树碑立传”。

　　但李可染似乎从来没有“见过、想过”以下情况，也没有对此“知过”。在画家的视觉、知觉、思觉里，那个年代饥荒从来没有存在过。

　　2.“四面楚歌”：档案里的“所见、所知”

　　1959年李可染广西写生邻近地区的档案摘录：

　　云南曲靖地区陆良、罗平、师宗等县相继发生饥饿死亡。

　　1958年2月到9月，陆良发生浮肿病33319人次，占总人口的13%，因浮肿死亡的5203人，后来统计，死亡12912人，占总人口5.6%。

　　7月，全省浮肿11万多人，死亡2万多。10月10日，全省累计浮肿33.8万人，死亡39712人。边界地区外逃农民向贵州和广西境内涌入。

　　贵州的情况也糟糕，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1959年2月底至3月初去邻近广西的罗甸、独山、凯里，发现食堂断粮的较多，罗甸传言玉皇大帝要抢粮仓，独山社员不出工，发现好几起闹粮荒的风。

　　相邻的广东高要和罗定一带，1959年2月下旬，高要县莲塘公社开始闹粮荒，饲料吃完了，开始吃种子，种子吃完了，各种饥饿疾病来了。4月，死人占年终总人数5%；7月，死人占10%。

　　罗定当时叫罗南，饿死人最多的有千官、平台等四个公社。江门地委后来瞒不下去了，得出的统计为1960年1月到8月20日，浮肿、死亡在全县一半的公社发生，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2.62%。由于行政不作为，1959年的死亡没有统计，但民间记忆留存了下来。有一个叫曾北数的农民，临死前躺在床上哭喊：“共产党，给我一点粮食吧！”叫了两天得不到一点粮食而死去。

　　相邻的湖南，属于全国非正常死亡前7名的省份；1960年，官方自己统计的死亡率为29.42‰；人口增长率为-9.93‰。而且全国连续两年人口负增长的四个省份就有广西、湖南。曹树基统计的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约在248.6万。

　　画家正在“对景写生、创作”的广西，1959年被饥饿四面楚歌包围，自身也陷入极端饥荒之中。

　　1958年9月9日环江县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征购任务是上年度征购任务的4.8倍。完不成就开始抢粮。四、五月份就开始死人。

　　城关公社唐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因开仓放粮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连续批斗。一次斗争会后，这位30多岁的农民饿死在回家的路上。一些人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乞讨，县委下令追捕，集中关押。在关押中死去44人；在追捕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着县委书记指示：“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1960年，据官方人口数据，广西是全国12个人口负增长的的省份（-10.06‰）；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72个，环江县的死亡率为131.66‰。三年期间整个广西非正常死亡，为93.1万人。

　　而桂林好像画家的天堂、诗人的梦乡。

　　诗人贺敬之，此时写下了极其著名的《桂林山水歌》；画家叶浅予创作了《桂林山水》、《荷花舞》等超脱题材作品。

　　事实上，桂林的情况并不妙。

　　1959～1961年，市区年均死亡率为15.04‰，比1965～1979年14年间的年均死亡率5.12‰高出近两倍。1961年1月17日，227个单位6768人在大搞代食品运动中吃野山薯中毒，其中较重的1211人，928人住院治疗，5人死亡。

　　据王民三老人回忆，饥荒期间，省际间农民相互外逃的特别多。其日记中记载最后一次省际逃亡潮时间为1973年2月25日。流入贵州的，一般来自广西、湖南和四川。

　　3.画饼充饥：画家的“反饥荒”行动

　　民间饥情四起，政府屯粮、出口并不客气。1959－1960年，国家粮库约在887.03亿斤到286.32亿斤之间；春荒最糟糕的时候，库存达到403.51亿斤，折合原粮482亿斤。

　　1959年粮食总产减少的情况下，出口达到415.75万吨；相当于500万吨原粮。家禽、水果、鲜蛋、鱼等也大量出口，活猪出口71.87万头，猪肉10.96万吨。

　　因饥荒遍地，猪根本长不大，就被提前出栏完成出口任务。捷克总理西罗基，写信向周恩来总理抗议：“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销售，质量太次了。”

　　不管那些瘦猪在捷克市面上后来的境遇如何，1959年10月，捷克为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在布拉格举办了“李可染画展”。

　　1959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广东画家杨之光的巨幅国画《雪夜送饭》、蒋正鸿的木刻《新城市》获金奖。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版画比赛中，吴凡的《蒲公英》再获金奖。

 

 

　　2月21日，都匀卫生局报告情况，全州现有浮肿病人16000人，1月死亡270人。

　　2月26日，贵州徐副省长听取汇报，四川逃难来贵州的人，遵义有3万多人，铜仁沿河有8000人。

　　据江苏高邮、建湖等7县统计，直到1962年还有病人15万多，占7县总人口的4.5%。

　　1962年，北京画家姚有多创作了《新队长》：一群农民，在一个可爱的青年男子带领下，热烈展望远方。

　　陕西画家刘文西按照“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创作了《祖孙四代》，画上人物无限快乐，置身于社会主义的天堂中。

　　江苏画家钱松嵒创作了国画《红岩》，一幅很小的画，钱老竟然用了三年，且数次修改。陈湘波说，钱松嵒身上反映了共产党文艺思想改造画家的成果。

　　这年李可染55岁，7月再度来到秀甲天下的广西阳朔写生。写下著名的《犟牛图》。同年，还创作了《鲁迅故乡绍兴城》、《五牛图》、《西湖三潭印月九曲桥》等。

　　在从化温泉创作《映日荷花》、《钟馗送妹图》，以及第一幅《万山红遍》。到冬天来到北戴河，创作了《阳朔渡头》等。

　　1963年，李可染在广东从化温泉宾馆，创作了《谐趣园图》及第二幅《万山红遍》等，自觉保持着对歌颂的热爱。

　　同年，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毕业创作展览”，革命历史题材仍唱主角。其中，“钟涵的《延河边上》草图将毛泽东形象处理为背影，不少人既赞赏，又为作者担心，董希文也表示不敢这样处理。钟涵一度动摇，将毛泽东改为正面。而罗工柳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全力支持钟涵把主席形象又改回来，他坚定地说：‘不改回来就不要画了’。”

　　同年，38岁的黄胄创作了《放驴图》，那群驴显然没有挨饿，动作迅疾，俨如合影的一群运动健将。张定钊创作油画《看戏》，农村社员满面红光、慈祥悠闲。

　　1976年9月8日，51岁的黄胄创作完成近4平米的巨幅国画《日夜想念毛泽东》。书法家赵朴初题跋：“日夜想念毛主席，主席恩情比天地，冬不拉弹不尽苦难的回忆，热满特唱不完贫农的心意，边疆各族兄弟，日夜想念毛主席。”“谁知得意作图时，正是导师弥留际，展图谛视泪沾意。把笔几度不成字，库尔班· 吐鲁木啊，咱们的心在一起，日夜想念毛主席。”在2010年保利春季拍卖会上，没有赵题字的《日夜想念毛泽东》以1680万成交。

　　饥荒过后，居然没有出现一幅反映民间饥饿、儿童受虐的画作，整个中国画坛在沉默！在各类山水、人物新貌大全的绘画中，即便不是全体，至少其中大部分都放弃了对正义、贫困、饥荒的思考，而转向绘画的技术策略、回到允许描绘的范畴和无需触及真相的地带——没有谁用画来弥补自己的内疚，触碰饥荒的冰山一角 ——画家延续了歌唱家功能。我们所能见到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的系列作品。只能一次次回到课堂上戈雅战争灾难系列，或者梵高的《食土豆者》作品中，感叹人类对人性的终极关怀。我们无法谴责中国“江山多娇”之昏聩和《放驴》、《看戏》之麻木——各级官员、大艺术家，对底层生命的漠视，在饥荒中展现出那么多难以解释的行径。

　　余论：万山红遍“红”了什么

　　1.萧瑟秋风

　　1964一开年，就充满杀气。

　　1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十首毛泽东诗词上了《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一月号。

　　毛泽东习惯用诗歌点拨、警醒各级官僚，激发国人的亢奋斗志。每逢毛诗出台，官僚马上对照现实理解圣意；而画家们，则开始挖掘其审美价值。陈湘波说，“毛主席诗词，是其文艺思想最现实、最直接的体现。”

　　李可染画出《钟山风雨》。画面上，古铜色木船群阵，在雾的衬托下，向长江对岸进发，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军队即将占领南京的气势。黄胄画出井冈山下的《龙市百货公司》，画面上商品琳琅满目，服务人员笑脸迎客。

　　很快，中央启动对基层干部和“五类分子”的嫁祸运动——“四清”。

　　贵州，全省一半以上人重新划分阶级、重审社员成分。

　　上海，向133个单位派驻了15000人工作队，打人、罚站、挂牌游行。

　　全国公交系统，组织13万人的工作队，在1800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开展运动。

　　北京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有70多起，死了50人。山西洪洞也死了四五十人。

　　2.换了人间

　　1964年60岁的傅抱石，根据毛泽东诗词，连续创作《春风杨柳万千条》、《芙蓉国里尽朝晖》等15张国画。1965年9月，傅抱石先生在南京寓所去世，终年61岁。

　　从1950年起，傅抱石成为中国第一个用国画演绎毛泽东诗词“六盘山诗意”的画家，许礼平主编的画册《傅抱石》收入该题材作品有50多张。陈湘波另外统计的“圣地类”还有13张。饥荒期间，至少有《无限风光在险峰》、《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等7张。

　　关山月从1951年到1995年，红色创作时间跨度44年，比傅抱石长了30年，成为“红色诗意、圣地题材”联赛的绝对冠军。而且数量巨大，写生加创作超过169张，外加“红梅”系列。

 

关山月从1951年到1995年，红色创作时间跨度长，数量巨大。

　　钱松嵒在1950－1970年代几乎走遍圣地，创作诗意圣地画42幅以上。

　　浙江画家陆俨少，上述题材有18幅。1963－1964年，独辟蹊径用水表达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第二节。画面丰盈，契合毛诗的雄迈纵横。

　　以红色风景大画著称的岭南画家黎雄才，为宾馆及公共建筑创作红色题材作品17幅，如35.76平米的《黄洋界》。

　　3.红色经典

　　1964年，“四清运动”变换使用各种整人办法；而57岁的李可染，根据毛泽东诗词“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在西山八大处一连创作五幅《万山红遍》。

　　陈湘波撰文介绍：先用半斤故宫朱砂创作“两大两小”四幅，后来应荣宝斋之邀又创作一更大幅。

　　该系列作品，被今日美术评论界捧为“红色经典山水”的完美代表。为了价格的进一步飞涨，收藏界不惜隔断时代、历史，以推动红色经典收藏、投资、炒作者的无知无畏。这类通天红艳的江山之中，藏有血腥、冷酷、残忍和不诚实，更有着不为人知的近四千万累累骸骨——来自1958－1962年那场旷世饥荒。

　　阿玛蒂亚·森这样阐述个人自由与社会承诺：发生在周围可怕的事情，本质上是我们的问题。它们是我们的责任——不管它们是否也是别人的责任。作为能力健全的人，我们不能逃避对现状进行判断，以及决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红色摇篮、革命老区陕西，1964年全省“四清”逮捕6470人，拘留5000余人，平均每天抓30余人，高于全国其他各省。开除公职1450余人，开除党籍3200余人。长安、延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

　　省上“隔离审查”一批厅、局、处长，投入变相监狱。地区和县用“集训班”，限制人身自由。西安市有九名大学生因此自杀，还有中、小学生被逼自杀或逃亡。

　　黄胄此时画出巨幅国画《谈心》，营养良好的毛主席，坐在农民中间亲切拉家常，墙上一顶草帽印着大字《人民公社万岁》。水天中评论黄胄作品：“他善于营造质朴、清新、欢快的天地……在他的画面上，常常能感受到50、60年代不容易感受到的无所顾忌的轻松。”

　　4.天良待渡

　　艺术从业者制造着这样一种“顺从”，按照领导支持、关怀、指导的方针画。人们常用“形势所迫”或“脱离政治干扰”来应对。有人认为：后来者应该体谅前辈画家“不得不”的选择——在铁桶江山里，既要吃饱肚子，又要画下去。

　　这里涉及一个评判的观念价值。在公民失去基本权利、政治自由的社会状态里，评判价值，实际变成了上级指令、领导脸色观，艺术家自身“像一个吃得饱、穿得暖，得到足够照料的仆人那样生活着”——这样的“仆”，不是艺术的仆人、人民的朋友，而是当权者的仆人、组织的工具。

　　没有实质性的自由，就不会行使自己的责任；又因有绘画技术，而被驱使着创作“言不由衷”的作品。那些留下来的东西，能成为真正艺术品的应该很少。

　　傅、关、李、石的绘画功底，几乎均在1949年前建立；解放后，尤其是1957年后，其绘画的变革首先由意识形态引导、钳制，在失去创作自由和独立思考的前提下，按照当权者认可甚至指明的方向前行。把累累白骨的江山，涂抹成春色满园，如此非凡的勇气，只能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赋予。

　　我们可以原谅这些画家，在那个年代“被迫”的各种表现，以及“所见、所想和所知”；但我们怎样理解，李可染谈论绘画应该展现“画家一生经历的总和”，难道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饥荒？研究的意义在于，识别明显的制度、人性中的无良和非正义，这种复杂、扭曲的合力，是如何驱使画家们没有进行反饥荒的行动，以及今天有条件反思时，却义无反顾地选择遗忘。

　　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在李家山水前，王鲁湘唱着高雅唯美；但在一部反映绘画历史的记录片里，他又说：“一个国家在它的民族危难的时候，需要它的美术干什么，不是去玩那种高雅的东西，而是需要他的美术，发挥一种战斗作用，启蒙的作用。”

　　那么，《万山红遍》及李家山水，在饥荒前后，表达了什么战斗作用？起到了什么启蒙作用？

　　中国人渡过惨烈饥荒之后，接下来是烈火文革的开始。

　　然而，这些悲惨的历史，却消失在一个精神性丧失、高举艺术商业化旗帜接轨世界、又义无反顾奔向国家主义乌托邦的三岔路口。

　

　　（相关简介：帅好，历史研究者。限于篇幅，未保留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刊于《领导者》总第39期（201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