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代与歌曲的回忆、思考
——兼谈对当今“唱红” 运动的质疑

（北京） 晓 明

　　歌曲是诗歌和音乐结合供人歌唱的作品，它与时代和人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好的时代人们能有安宁幸福地生活，会永远留念它；而一个坏的时代，它给人们带来的是灾难，人们也会永远记得它、痛恨它。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富有那个时代特色的歌曲，但，这些歌曲的好坏优劣和能否流传于世，就不能一概而论了。一首好的歌曲会给人们带来欢愉，丰富人们的感情世界，鼓舞人们上进，人们会长久地传唱它，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歌曲和产生于那时上海的流行歌曲；但到了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文革时代那些鼓吹阶级斗争和奴化教育的许多歌曲，它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欢乐，只能是假、大、空的胡诌，有的甚至成了迫害人民的动员令，这样旳的歌曲就会成为过往烟云，绝少有人记得它或传唱它了。
　　
　　
　　筆者是三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七十多年，历经了现世以来不同的时代，对期间的社会生活种种，耳闻目睹，是感慨颇多的。。下面仅就时代与歌曲的某些问题和当今的“唱红” 运动作一番回顾，以此与关心此道的人们交流探讨。
　　

一、 难以忘怀的三、四十年代和它的流行歌曲


    从孩提时代起，记得第一次听到大人们唱的歌就是“中国省份二十八，广西子弟最钢強，雄壮，真雄壮------”。 这是过去桂系的军歌，据说在当时抗日的战场上不但广西的军人们唱，地方的抗日自卫队也在唱，显示出这些军人们的威武雄壮，我的生父就是在桂军中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再次暴发内战，国民党军战败了，那时的桂系军队从湖北、冮西、湖南一路败退回广西，在公路上有时也能听到这些军人们仍在唱此歌，但此时他们的威武雄壮大不如前了，显得无精打采的。到了毛泽东夺得大陸政权后，这首歌就无人再唱了。

    抗战期间，在1940至1944年日军进攻桂林之前的数年间，桂林作为一个大后方的城市，这里云集了不少抗战文艺演出队，也会集了不少文化名人，这里的文化活动也会影响到周边的县镇甚至农村。那时我就听到大人们传唱过《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抗敌歌》、《打回东北去》、《歌八百壮士》……等等抗战歌曲。到了1944年的夏季，听大人们说日本鬼子进攻衡阳，很快会沿湘桂线进攻桂林，此时的桂林城开始疏散，有少数人家逃难到了我们阳朔的农村，一些年岁比我们大的学生还教我们唱过上述歌曲，至今仍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我第一次听到当年上海的流行歌曲，是在抗战胜利以后。1945年冬我随母親和继父搬到了平乐县城，租住在尹承纪（国民党军中将尹承刚之弟）家的房子，与他家同住。继父
原来的妻子（早逝）也姓尹，是尹承纪的同村本家人，因此我们与他们一家人关系较好，我称尹承纪夫妇为八舅父、八舅母，他们的子女成了我的表姐、表兄。那时他们的三女儿尹之莲（后居住在台湾，不知是否尚健在）在读髙中，四女儿读初中，第六的儿子尹之良读高小，我那时读初小。他们是有钱的人家，每当这些表姐、表兄放学回家时，都喜欢打开留声机放唱片听歌曲，如《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四季歌》、《天涯歌女》、《月圆花好》、《夜上海》……等等许多歌曲，我都曾听到过；虽然那时还不懂得其意，但这些歌曲十分优美动听，我很爱听。在我就读的国民小学，每逢周一都要升国旗，唱国歌，至今我还记得开头的几句：“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咨尓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虽然那时并不明白歌中的含义，但那庄严肃穆的词语和浑厚悠扬的曲调，是令人崇敬而又难忘的。
　　
　　那时的平乐县城是十分繁华的。这里不但水、陆交通便利，定期有小火轮到梧州、广州、香港等商业都市，汽车由公路可通桂林、柳州、八步（现时称贺州）等地；而且商铺林立，显示出了经济的繁荣。白天人们来来往往，为工作和生活而奔忙；晩上华灯初上时，商鋪中日光灯如同白昼，人们三三两两的漫步街头，或到戏院中看戏，或到商铺中购物，从人们的表情来看，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是安定的，心情也定会是髙兴的。虽然那时多数人生活并不怎么富裕，但生活比较安稳，讨饭的乞丐虽有，但也少见，我也并未看到有人饿死的亊件发生。
　　
　　这里的文化生活也丰富多彩，有桂剧院，电影院，天主教堂。许多时候大人们带我去看桂剧、电影，虽然并不完全懂得剧中的内容情节，然而对陶冶我的性情却是大为有益的。有时在星期六的晩上，我会跟随表兄到他三姐就读的省中（那时的髙中称省中，初中称县中）看这些髙中学生们演出话剧《雷雨》、《日出》或其它的歌舞表演；星期日有时会到天主堂去做礼拜，有一对美国夫妇在主持这个天主教堂，教人读经和唱诗，还给我们小孩发红蛋，我觉得这两个美国人很和善，并不像后来毛时代所称的“美帝野心狼”。每逢元旦、春节、双十节以及庙会日，这里都要舞龙、舞狮，各机关团体和群众上街游行庆祝，更增添了节日的气氛。我们一班小学生也组织舞龙，在此过程中往往会被连续不断的鞭炮浓烟熏得喘不过气来。记得我们的舞龙队曾到伍晋衡（此人曾任过平乐县长）家舞龙，他的小儿子伍永旭是我的同班同学，他家的鞭炮燃放得更多，并给我们每个小伙伴发了红包。
　　
　　四十年代虽是一个战乱的年代，但在县城生活的近三年中，我感到是幸福的。对那个时代，对期间耳闻目睹的社会种种，至今想来，仍是令人难忘、值得回味的。
　　

二、 值得反思的五十年代和它的歌曲


　　1949年冬解放军到来，平乐和平解放，此前我们已由县城搬回了农村。解放了，刚开始时形势是稳定的，人们兴髙彩烈地欢迎解放军，地方官员也站出来欢迎，1950年的元旦和春节，人们敲锣打鼓，欢欢喜喜地庆祝，过了两个安稳的节日；当我在节日期间随母親从农村到县城拜访親戚家时，我看到解放军教人们唱歌，扭秧歌，打腰鼓，第一次看到这些，感到十分新奇、好玩，反映出那时的社会是安定的。
　　
　　然而，这种安定的日子不久就被打破了。1950年的春夏之交，一些原来站出来欢迎解放军的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此时又拉上自己原来的队伍跑到乡下去，与原来躲藏在乡下或山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势力相结合，公开的反共了。特别是在韩战爆发后，1950年的夏、秋时节，这些反共势力在公路上拦截解放军的汽车，进攻解放军所在的乡镇据点，抢夺物资，杀害帮助解放军的农会干部，使社会不得安宁。那时因为解放军刚来不久，老百姓对形势还
看不清楚，对解放军和国民党的武装势力都不敢得罪，谁来了都得应付，老百姓是处在两难之中；那时乡村沒有学校上课，我们一班小孩在家帮助放牛、割草打柴，生活是极不安宁的。
　　
　　到了1950年的冬季，解放军围剿国民党残余势力（名曰“剿匪”） 的运动开始了，不但从外地调来了更多的解放军，县里也成立了剿匪大队，各村农会也组织了民兵，共同剿匪。在強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亊打击下，这些国民党残余势力很快被打垮，少数被击毙或者被抓，大部分则向解放军投诚，这场“剿匪” 运动到1951年初即胜利结束了。
　　
　　从现在的史料记载中可知，当时县内共有22股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约3600多人被剿灭，除在围剿中被击毙的以外，被俘虏或者是下山投诚的许多头目，如蒋如荃（曾参加过1911年的武昌起义，后在桂军中任过营长、团长，李宗仁部参谋，民团指挥官，1943年升少将，1947年升中将）、李瑞熊（曾任过国民党军团长，政府县长，平乐专区警备司令）、尹治隆（被白崇禧任命为“广西民众反共救国军”“ 平乐独立旅” 旅长）、伍晋衡（任过平乐县长），以及其它的头目如尹之桂、周玉麟、廖唯民、周国治、邹家坤、黄金福、蒋作光------等等一大批人都被枪杀了。
　　
　　那时我親眼看到了斗争土匪、地主的残暴场面，也多次目暏了枪杀这些人的血腥场面，深感恐怖和害怕。就以我们一亇村来说，有12个自然屯，近2000人口，在剿匪和其后的土改中就有钟文学、潘大力、潘木水、潘孝发、潘石生、余阿七、陶桂有、王阿三------等等所谓的恶霸、地主、土匪二十多人被枪杀。其实这些人中，除潘木水曾杀害过一个农会干部，有血债应该处死而外，其他的人是否该杀，是值得质疑的。如像钟文学，那时被称为本村最大的地主，记得在1949年的一次酒席宴上我曾近距离地接触过此人，给我的印象是瘦高个儿，显得本份老实，听说在荒月时节也煮稀饭和做木薯粑来充饥的，土改一开始，为了发动群众，就先拿他来开刀，把他的财产逼完出来后，照样枪杀了，其后家属子女被扫地出门，过了20多年的非人生活。再如潘大力，已是一个60岁左右的老人，是我一个堂侄的外公，此人在地方较有名望而已，并未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亊，县里成立“招抚委员会” 动员土匪下山投诚时他还是该委员会的委员，土匪都下山投诚后，他也被以“恶霸” 论处而枪杀了。其它的许多人我认为也是罪不该诛的，但，都成了可怜的冤死鬼。
　　
　　“剿匪” 结束后，紧接着就是进行土地改革运动，那是一场谋财又害命的暴力运动。期间又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动员，工作组来到各村领导农民进行土妀斗地主，同时号召“抗美援朝”， 动员参军、捐献 。这时农村的学校也恢复上课了，工作组和学校把我们这些小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儿童团，参加斗地主，看管地主，并教我们唱歌、扭秧歌、打腰鼓。记得那时唱的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谁养活谁》、《咱们工人有力量》、《镇压反革命》、《跨过鸭录江》、《王大妈要和平》------等等，成了那时开展这些运动的必唱歌曲。这些歌曲直到1953年我到阳朔读中学的时候仍在继续传唱。
　　
　　1956年我到桂林读专业学校时，此时全国出现了政治上的某些“解冻”现象，初步形成了一个学术思想和文艺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知识份子开始受到尊重，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了。在这种形势下，有人认为这是严冬过去，学术思想和文艺上的春天到来了。一些三、四十年代的电影、歌曲可以放映、演唱了，如电影《马路天使》、《桃李劫》、《十字街头》、《一江春水向东流》、《夜半歌声》；以及香港电影《红颜劫》、《抢新郎》、《冷暖人间》、《家》、《春》、《秋》、《寒夜》；外国电影《可敬的妓女》、《奥赛罗》------等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许许多多的电影，心情是十分新奇髙兴的。这些电影不但文学气氛浓厚，故亊情节感人，揭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和底层民众的生活，有极強的艺术感染力；尤其是影片中的插曲，如《《四季歌》、《天涯歌女》、《毕业歌》、《春天里》、《铁蹄下的歌女》------等等歌曲，是我十分爱听的。这些歌曲有的虽然小时候听过，但那时尚不明白其意；而今能理解其意了，特别是金嗓子演员周璇的表演和歌唱，大明星王人美的演唱，至今仍在我的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和记忆。
　　
　　然而这种“解冻” 和“百花齐放” 只是瞬间即逝的空欢喜，随着1957年夏季开始的
“反右” 运动，人们善良美好的願望被彻底打破了。开始是毛泽东 号召人们大胆地鸣放，帮助共产党“开门整风”； 出于爱党、爱国的善良願望，人们真的开始鸣放提意见了，什么“党天下”、“独裁”、“缺少民主”、“官僚主义”、“农民生活苦”、“ 肃反扩大化”、 要搞“ 政治设计院”…… 等等五花八门的意见真的提出来了，这些都击中了毛泽东的要害和痛处。此时的毛泽东按奈不住了，他的两面派阴险毒辣嘴脸终于露出来了，公开声言他原来号召人们鸣放提意见，那是搞“阳谋”， 是“引蛇出洞”、 “诱敌深入”， 说什么“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便于消灭”，“ 毒草只有让它长出来才便于锄掉”， 于是他开始了反击，在全国开展一场亘古未有的反右运动。在这场反右运动中，那时全国约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就有50多万人被打成“右派”， 长期遭到迫害，有的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被迫害致死或被逼自杀。就是我当时所在的桂林地质学校（现在的桂林理工大学），是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只有500名学生和不到100人的教职员工，却有10多名教职工和20多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另有不少人虽然沒有戴右派的帽子，也多次受到了批判。反右，实际上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字狱冤案。

　　在反右运动的基础上，1958年之初，毛泽东又开始了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批判1956年出现的“反冒进” 思想。紧接着就是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把人民变成奴隶，欺骗他们造假，放髙产“卫星”，“赶美超英”，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当这些胡作非为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和批评时，1959年他又大搞“反右倾” 运动，把好心批评他的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把与他共同打天下夺权的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打成“反党集团”， 都是一次紧接一次、疯狂而荒唐的误国害民之举。
　　
　　在此期间，为了配合毛泽东荒唐的胡作非为，那些马庇文人自然会创作出《社会主义好》和歌颂毛泽东的一系列歌曲，大唱什么“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毛主席的恩情比海深”，“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是金桥”，“ 多么幸福，多么温暖”…… 等等， 成了那个荒唐时代的时代曲。不管人民怎么样的被奴役，特別是其后造成近四千万人惨遭饿死，这样的歌曲仍是大唱特唱。另一方面则把过去三、四十年代的许多优秀歌曲斥之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而打入冷宫，禁锢人们的思想和自由的生活。可以说在五十年代，除统购统销之前的1953年上半年、1952年和1956年人们有过短暂的安定生活（虽然并不怎么幸福）外，多数时间是处在荒唐而悲惨的时期，特别是广大的农民，实际上成了那个时代的农奴。
　　

三、 六十、七十年代是更为疯狂与荒唐的悲惨时代


　　自1957年以来，毛的一系列胡作非为和它所带来的大灾难，必然会遭到一些人的抵制与批判，从1960年开始，首先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针砭时弊的学朮思想和小说、戏剧、杂文等等之类的书籍文章，如“合二而一 论”，“有鬼无害论”，“ 时代精神汇合论”，“ 离经叛道论”，“ 现实主义深化论”，《 李慧娘》，《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艺海拾贝》……等等一大批学术思想和文之艺作品。就是在髙层领导人中如刘少奇也说：“饿死人是要记入历史的”。毛泽东自己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也不得不做两句检讨，承认自己有错误。其实这些质疑和批评都是善意且是十分微弱的。然而，就是这些毛泽东都不能容忍和接受，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他又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的号召，要人们警惕“翻案风”、“复辟风”；从1963年开始又大搞“反修、防修”，在国际上开展反对“美帝”、“苏修”的斗争，与苏共公开论战，大搞革命输出，支持亚、非、拉人民的反帝斗争，特别是全力支持越南和柬哺寨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即使在中国人受饥挨饿的情况下，也不惜花去中国人民大量的血汗钱去支持别国的共产革命。
　　
　　为了配合这些国际上的斗争，在国内则更加紧了对人民的奴役统治，大搞什么“工业 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 的运动。1964年又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割“资本主义尾巴”，大整干部和群众。1966年更开始了“文革”运动，直至1976年9月毛去世后，10月他的余党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被一举推翻，中国才开始了走向新生。
　　
　　毛的一系列的胡搞、折腾，特别是十年文革，给国家和人民所带来的灾难是前所未有的，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的罪过，他的这些罪行是罄竹难书的。这是一个空前的大灾难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是吃尽苦头了，是永远都会深感痛恨并且终生难忘的。这些大灾难的亊例是数不胜数的，世人早已知晓，在此就无须重述了。
　　
　　然而在此期间的政治宣传，文艺作品，特别是那时产生的歌曲，一味地为毛泽东唱赞歌，有的是歪曲历史的胡编乱造，有的是为毛泽东的独裁专制胡作非为火上添油，有着极大的危害性，倒是值得人们认真总结和反思的。
　　
　　那时的媒体宣传，对人民进行是強制奴化教育，強迫人民所做的一切，可以说到了最疯狂、最荒唐、最无耻的地步。如：把毛泽东推上了神坛，要全国人民对毛泽东“三忠于四无限”（ 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这些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要“大树特树”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的“绝对权威”，“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宣称“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对毛主席要“早请示，晚汇报”；全民要开展“ 斗私批修”，要坚持“ 四个念念不忘”，全民手捧“ 红宝书”，全国搞“红海洋、跳忠字舞”；组织“ 红卫兵”造反，鼓吹“造反有理”，大抓“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成立“ 工宣队、军宣队” 领导学校和文化、医疗单位“斗批改”；鼓吹“ 世界革命中心论”， 宣称“北京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狠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展“ 教育革命大批判”；“批林批孔”，“ 评法批儒”，“评水浒”；“ 割资本主义尾巴”，“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是举不胜举的。这些都是害党、害国、害民之举，早已成了历史的垃圾，成了留给世人的笑谈。
　　
　　至于那时的歌曲，随便举出几首，如《东方红》，《十送红军》，《翻身农奴把歌唱》，《蝶恋花——答李淑一》，以及所谓的《造反歌》，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歌”------等等，成了那个时代的时代曲。其中一些是篡改历史的，一些是造假的，更有一些是鼓吹阶级斗争和镇压、廹害人民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都是巨大的损失与悲痛。
　　

四、 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是人民比较喜欢的时代


　　1976年毛去世后，紧接着粉碎了“四人帮”， 中国开始了真正地走向新生。特别是从1978年中共的八屆十一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一批改革派领导人的主持下，改掉了毛的社会主义，否定了他的阶级斗争，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人民能夠吃饱饭不再受饥挨饿了。同时在政治上也有了一个相对宽容的环境，不同的学术思想，不同的文艺作品，不同的声音在一定的范囲和场合可以出现，这些都是令人髙兴的。
　　
　　在歌曲的创作上，也一改了过去政治说教式的宣传，冨有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的作品得以问世了。如根据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改编的电视剧，剧中的插曲，老百姓是喜欢看、喜欢听的。那时的大陆歌手，像朱逢博、韦唯、蒋大为、李双江、刘欢------等等一些歌唱家们，他（她）们演唱的许多歌曲已经极少有往日的政治说教和奴化的东西了，而是冨于创新并且十分优美动听、讨人喜欢的歌曲。特别是此时的港台明星演唱的歌曲大量流进大陆，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亊。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歌唱明星邓丽君，她所演唱的歌曲在大陆曾经风行一时。那时的许多中国人，白天听“老邓” 的，晚上则听“小邓” 的，成了那个时代极富特色的现象。
　　
　　出生于1953年的邓丽君，早在1967年她的第一张专辑中就录制了伴随她一生的《何日君再来》风靡台湾、香港、东南亚。这是一首三十年代金嗓子演员周璇演唱过的歌曲，曾经是那时中国最流行的歌曲之一，但五十年代起在大陆被禁唱了。当年邓丽君开始演唱这首歌时，大陆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 人们生活中只能唱语录歌、进行曲和看八个样板戏；要想听邓丽君的演唱歌曲，只有冒着危险去偷听对岸的“敌台” 广播了。
　　
　　八十年代初起，邓丽君演唱的歌曲更为丰富多彩了，如《别后长相忆》、《不了情》、《小城故亊》、《把春天留在心中》、《爱像一首歌》、《路上的野花不要採》、《甜蜜蜜》、《但願人长久》……等等一大批歌曲，早已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中广为传唱；在大陆改革开放的年代，这些歌的传入是再也不可能阻挡了。这些歌可以说是“古曲”留给“现代”的一个礼物，是对大陆现代人久违的“问候”，是天籁人情的“共鸣”。由于改革开放的兴起，国人急于要冲破“革命”伦理的道德，邓丽君“靡靡之音”的传入，不可避免地会转化成个体自由伦理的“我在”呢喃，成为一种无坚不摧的颠覆性和哲理性魅惑。
　　
　　八十年代总体来说是好的，是值得人们回味与留恋的。虽然期间也有过“清除精神污染”，“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等等有悖于时代潮流的杂音在干扰改革开放的进行，企图把历史的车轮拖向后转；但，那是不得人心的，是有碍中国发展进步的，终究会被历史前进的步伐所抛弃。然而到了八十年代末期的1989年，亊情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向来支持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会突然转而支持保守的僵化派，最终向以和平方式争民主、反腐败的学生和民众开枪，这使得号称“改革开放旗手”的他，从此成了人们唾骂的对象，这不但是他本人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伤痛和悲哀。
　　

五、 值得深思的当今时代与“唱红” 运动


   当今的中国社会，与毛时代相比，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这是不容否定的客观亊实；特别是自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以来，经济髙速发展，GDP连年增长, 已成了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步入了世界经济和军亊強国的地位, 令世界瞩目。面对这些，难怪有人在髙呼这是“中国崛起了”， 中国人的“富国、強国”梦想实现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胜利；一些文人和明星们则在极力歌功颂德，髙唱“好日子”， 营造出一个歌舞升平的盛世；一些官员也在一片“崛起” 与“和谐”声中自我陶醉，仿佛这一切真的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美丽光环，一个“幸福、和谐”的社会在中国实现了。

　　亊实果真如此么？诚然，伟大的成就和大好的形势国人固然要看到，并会为此而感到髙兴；但，如果深入地仔细观察研究，我们定会看到当前社会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倒是令人忧虑的。如贫冨两极的悬殊分化，成系统、上轨道的贪污腐败，民众合法权益屡受侵害而引发群体性骚乱亊件频发，矿难及各种安全亊故屡屡发生，社会不公、不义，诚信危机，道德危机，屡禁不绝的假冒伪劣产品坑害人民，环境的严重破坏，黄、赌、毒泛滥成灾，各种刑亊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犯罪居髙不下，走私贩私猖獗，官商勾结、官黑勾结侵呑国有资产，买官卖官------等等，可以说是无处不有，令人触目惊心，严重地阻碍着这个社会的发展进步，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就拿GDP的连年增长来说，公众对此却并未见有多大的兴趣，因为他们关心的是这些钱怎么用和他们所能得到的实惠。长期以来，传统的“髙积累，低消费” 越来越走向极端，并沒有多少钱真正用于民生，老百姓的生活被压制到了一个极低的水平上，国民福利的牺牲实在是太大了。有资料显示，中国尚有食不裹腹衣不遮体的绝对贫困人员2100万，年收入不到683元，一天不到1·87元；另有年收入958元以下，每天生活费仅2·63元的低收入群体约有两亿人。按联合国标准一天一美元不到为绝对贫困，2美元不到为低收入，即一年不到5000元人民币的群体。中国大约有九亿人口沒有达到一天两美元标准，即年收入不到5000元人民币，再加1亿左右的城镇贫民，中国的穷人约有10亿之多，这是一个多么厐大的弱势群体啊！
　　
　　难怪今天的中国广大民众深感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成了压在他们头上新的三座大山。就拿医疗保障一亊来说，堂堂一个“经济崛起” 的中国在医疗保障上实际上还不如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印度虽然不能和中国相比称得上经济“強国、富国”， 但他从1949年以来就实行了全民免费医疗，老百姓看病不用愁，“冨有”的中国为什么就做不到这点呢？
　　
　　和英、美、西欧等发达国家，特别是像瑞典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就是与我们的鄰国韩国、日本、印度、俄罗斯，以及新加坡、澳大利亚、釿西兰这样的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相比，在关注民生方面我们都要差远了，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原来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那不就是为了推翻腐朽的反动政权，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让广大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么？这样的目的今天都实现了吗？看看今天广大底层民众艰苦的生活、亿万农民工劳苦奔波、城镇下岗失业者的无耐和满腹忧怨；看看有多少人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看看穷困地区孩子们的校舍、课桌以及每日的吃食------等等，那都是令人辛酸和痛心的啊！再看看那些权贵利益集团，那些靠一次次圈地大发土地财的权贵们，那些靠买官卖官大发其财的官员，那些靠国企改革淘空国有资产并据为己有的大小官员和企业领导，那些靠出卖採矿证或自己参股滥採矿而大发其财的官员和矿老板们，那些靠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和制假售叚而大发其财的非法之徒------等等，他们或他们的家人吃、穿、用，买房、买车、买髙档奢侈品、古玩、字画等等，与穷苦大众的生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他们大把的金钱财宝是从哪里来的？是他们特刘别聪明和靠科技与勤劳致富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的钱财绝对是靠权势和关系而来的不义之财。正是这样的一批人，成了今日的权贵利益集团，生活腐化堕落，包二奶、三奶，有的甚至有数十乃至上百情妇的，有的把财产转移国外，在国外购置房产------等等。正是这样的一批人，什么坏亊和丑亊都出在他们身上，与过去的地主、资本家相比，他们的腐败和昏庸无道要超过了千百万倍，是当下中国一批最无恥之徒。
　　
　　当今中国存在如此多的矛盾和问题，这是所有的中国人——不论是执政者还是普通民众都是看到了、并深为忧虑和不满的。当然，老百姓对这些只能是满腹牢骚而又十分无耐，他们希望彻底改变这些，也只能在痛苦中忍受等待；就是一些公务员乃至髙层领导也是看到了并且十分不满和要求变革的。最典型的莫过如温家宝总理，为了改变中国的现状，仅从去年以来，他就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如去年八月在深圳考察工作期间，他就明确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沒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是何等正确的肺腑之言啊！
　　
　　最近，温总理又明确指出：“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消除腐败的土埌，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为了排除阻力使政改能顺利进行，温总理又特别指出了当前政改的阻力主要是来自 “文革遗毒和封建残余” 这“两股势力” 在阻碍着政改的进行。这“两股势力” 的存在.“让人无法讲真话。”又说“国之命在人心”，“ 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这些都是忧国忧民的诚实之言，为老百所欢迎和拥护，但却遭到了一些人的指责乃至在媒体上发文公开批判，甚至有人公然指责他是“麻烦的制造者”。 可见政改的阻力是多么地巨大，要想真正实现政改又是多么地艰难。
　　
　　面对当今的中国现实，首要的问题当然是整治并根除各种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而要做到这些，只有通过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让人民用选票来决定各级官员的人选，使官员成为人民的公仆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让老百姓成为有尊严的真正主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目的。共产党过去在领导人民和国民党斗争的时候，就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最终取得了政权。现在应该继续发扬过去的光荣传统，用当今世界上宪政民主国家普遍采用的办法来指导我们的政改，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夠达到的。
　　
　　遗憾的是当今有人不是在积极设法解决中国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是在积极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是不惜花费纳税人的钱在积极的倡导和组织什么“唱红歌”、“ 读红书”、“ 讲故亊”、“ 发红色短信”、“ 红色旅游” 等等之类的，这些能解决中国当前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么？这实在是令人不解和质疑的。
　　
　　当今的“唱红”运动首先发自于重庆，接着江西或全国许多地方都在努力跟进。许多地方由组织出面，组织浩大的“红歌”演唱会，“红歌”进社区、进学校、进医院、甚至进监狱------，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假如“唱红” 运动真的能使官员“不再贪污受贿和腐败”， 各种犯罪份子“不再犯罪”， 假冒伪劣产品可以“禁绝”， 黄、赌、毒可以“销声匿迹”， 不再会发生“強制拆迁引发民众抗议和骚乱”， 穷苦大众的生活可以“迅速提髙”------等等，那对中国人民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亊。但，他真的能起到这种作用吗？老百姓当然是不会相信的，恐怕连那些“唱红” 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们自己也未必相信。
　　
　　所谓“唱红” 就是唱过去的革命歌曲，像笔者一代人就是从五十年代之初起唱“红歌” 长大的，结果唱出了个反右运动、大跃进、大饥荒、四清和文革等一系列的大灾难，除了国家和人民都遭殃，还能得到什么呢？这个经醶教训不应该很好地总结和吸取么？抗战中的歌曲人们当然应该唱，那是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入侵的历史；但国共两党两次内战中的歌曲是否还要人们念念不忘地去唱就值得讨论了。笔者以为，现今的时代再唱这些是乎不符合时代的潮流了，那都是过去中国人操起家伙的内斗，不管是“胜利” 还是“失败” 的一方，都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沒有什么值得歌颂的；。今天的时代是和平、民主的新时代，包括政改在内的一切，只能用协商、和平的办法来解决，要告别暴力革命。难道还要呌今天的人们再来学习或搞“暴力革命” 这一套么？过去的一切无须再唱了，这些只有让历史学家们去总结书写好了。
　　
　　其实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在当今的时代，人们只要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无论是何人，他有什么思想、信仰、爱好，那是他个人的自由，别人是无权干涉的。同样，人们喜欢唱什么歌，跳什么舞，进行何种娛乐，也属个人自由范围内的亊；比如说“唱红歌”， 或者“唱靡靡之音”， 都是个人的爱好和自由，是不容他人置喙的。因此，如果是个人愿意“唱红歌”， 他（她）可以尽情地唱，与别人是不相干的；同样，一个歌舞演出班子要演唱“红歌”， 只要有人願意去买票观看，他尽可以演出。但现今的“唱红” 运动却未必是如此，那是有人在策划、组织、指挥的，其目的如果不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爬上更髙的官位，或者是要恢复毛时代极“左” 的一套，以图阻止政改的进行；也是劳民伤财的胡折腾，同样都是不可取的。
　　
　　想想六十年代那些规模空前宏大的“唱红”运动，在舞台上、特别是在宽广的大道上、广场上，红旗招展，人人手捧“红宝书”，齐声髙唱“社会主义好”、《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恩情比天大，比海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等等“红歌”时，歌声和口号声震耳欲聋，令那些“走资派”和“牛鬼蛇神”“胆战心惊”，那时的国家和人民得到了什么呢？这个血的历史教训是永远应该记取的。
　　
　　“唱红”！对于有此爱好的人们来说，唱唱也未尝不可；但如果是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的组织演唱，就实在大可不必了，因为它除了是一种折腾以外，于国、于民都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与其花去大量的财力来折腾，不如把这些钱用来急救那些因重病无钱上医院的人，或者是因无钱上不起学的穷苦人家的孩子不是更好么？
　　
　　就拿“唱红” 运动的发源地重庆来说，据近日的媒体报道：53岁的重庆农妇吳远碧因害了一种腹部积水肿大的怪病，因无钱进医院医治，被逼无耐，用菜刀剖开自己的肚子，放出腹部积水自医，亊发一周后，经媒体报道，在有关领导的关注下才被送到医院；去年也是重庆的媒体曾刊豋一篇文章：《重庆彭水山区学生因条件限制不吃午歺》，有许多孩子在学校吃不上午饭，很多孩子天不亮在家吃早饭后，要等到天黑回家才能吃上第二顿饭，大多数孩子的身髙和体重都不达标。记者以一个班为例，全班46人，只有两人带了“午歺”， 一个带了自家种的橘子，另一个条件稍好些，妈妈给了一个苹果。这是多么贫穷的群体哬！为什么舍得花钱去组织“唱红”， 去举办各类的什么“会”，去造豪华游轮，却舍不得用更多的钱去解决民生问题，让老百姓活得尊严些、能得到基本的温饱和医疗保障不是更好么？
　　
　　类似这样的亊例在各地是屡见于媒体报道的，绝非是少数的个案。现在是该切实解决大多数民众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问题的时候了，大可不必去搞什么“唱红”之类的折腾。种种“唱红”之言，特别是大规模地组织实施，实在是可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