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铁骨铮铮硬汉的人生经历给国人留下的思考
——拜访著名作家铁流先生纪事
晓 明
一、
早在2007年“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我就从网上得知，当年中国61名知名的“右派”联手向中共中央上书，要求彻底否定“反右斗争”，向受害人致歉，赔偿经济损失。铁流先生就是此次上书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从那时开始，我就知道他的大名了。
自2008年以来，陆续的有朋友给我转发来铁流先生主编的《往事微痕》，这是一份主要由当年深受迫害的“右派”老人们写的回忆文章，它的宗旨是“正视历史，拒绝遗忘；支持改革，促进民主”。我虽然親历了“反右运动”的全过程，但，全国许多地方“反右”的真相及这些“右派”们的苦难人生还是知之甚少的。现在收到朋友们转发来的这份网刊，虽不是连续完整的，我却非常爱读它，使我从中知道了当年各地“反右”的许多历史真相，也从中初步得知了铁流先生深受其害的某些情况，都是令我十分震惊的事。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不知铁流先生怎么知道了我的电子邮箱，他直接通过邮箱给我发来《往事微痕》或其它有关批毛的文章，我当即回信对他表示感谢，并把我写的一些文章也发去给他参考，请他教正。就此，我们通过电子邮箱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今年初以来，在网上经常看到辛子陵、茅于轼、铁流等诸位先生批毛、讨毛的檄文，令我大开眼界，并坚决支持他们的正义之举；同时也看到了“乌有之乡”这些“毛左”们一遍肉麻的拥毛之声，他们甚至歇斯底里地狂呌要公诉茅于轼、辛子陵、铁流等人的“汉奸卖国贼罪行”，则是令我坚决反对和无比愤恨的。
从网上得知，铁流先生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曾深受其害长达23年之久，历尽人世间的种种磨难，是令我十分同情、并对迫害他的人无比愤恨的；现在他成了揭毛批毛的时代先锋，则令我为之特别敬佩。虽然我们之间偶有电子邮件联系，但彼此尚未晤面，总觉得是一件憾事；我非常希望能结识这样一位批毛的勇士，经电话联系得到他的应允后，我决定到他府上去拜访他。
二、
2011年8月6日早上8时，我带上外孙阿威（14岁的初中学生）同行（因本人也是75岁的老人，偶有眩晕症，要人伴陪以防意外），由市内乘公交车，约一个小时左右到达铁流先生的住地——北京市通州区运通花园，下车后步行约100多米即到铁流先生家。走到家门口时正欲打电话，两只大黄犬已在铁门内呌开了，似欢迎也似向主人报告有人来了。听到犬吠，屋主人当即出来开门。因为我们事先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到访的人数，见我带着一个小孩，铁流先生当即知道是我来了；我也早在网上看过了他的照片，立即上前与他握手，并高声说：“铁流先生您好！久仰您的大名，今日得见，实乃幸事。”我的小外孙也大声呼道：“铁流爷爷好！”对我们的到访，主人表示热烈地欢迎，并迅即引领我们进到屋内的客厅入坐，呌保姆沏茶。
这是一幢二层楼的别墅,地处古运河边上，院子里树木成荫,花草芳香,并栽有菓树,偶有几只小鸟在枝头上吱吱地欢唱，更显出了这是一处优雅美好的住地。我随即髙兴地说：“这住房太好了，大概价值不菲，需要数千万元吧！”铁流先生面带微笑地说：“两层楼约三百多平方米，房屋和院子占地一亩，当年购置时只花去了一百多万元，现在大约能值数百万元吧！”……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谈开了。
入坐后，我一边品茶一边说：“这幢别墅要在市内的某些地段，起码价值数千万元以上，非官宦及发了财的富商是不可能染指的。铁流先生真乃步入富裕人家的行列了。”
铁流先生笑了笑说：“富人不敢当，但我从1980年平反复职后，1985年停薪留职下海经商，经20年来拼搏是赚了些钱的，从而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然而在商海中也是几经风雨磨难的，曾几次遭人暗算频于破产；幸得朋友的帮助和自己的艰苦奋斗，才终于站住了。1987年我只身来到北京，开始用‘铁流’一名，在京城做起‘生产创意，出售智能’的生意。90年代被媒体称为‘策划大师’、‘公关第一人’而成为小富之家。此后周游世界，出入高档商务场所，并在美国购置了房产，子女及妻子移居国外，而我则放弃取得绿卡的机会，仍然留在国内。2005年后我突然放弃了所有的公司，‘金盆打水’回归书斋又玩起文字工作来了，成了活跃于网络的‘自由撰稿人’，才有了2007年发起‘右派上书’，和其后《往事幑痕》网刊的诞生，以及《我所经历的新中国》……等等书稿及其它文章的出现。”
我为铁流先生的这番谈论所深深吸引，原来在在商海中他也是一名勇敢的闯将，‘铁流’一名即表明了他好似滚滾的铁水奔腾向前，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他在商海中成了一位成功的商人，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实在是是令人叹服的。为了节省时间，我首先简要地向他作了自我介绍。接着，我就事先思考到的有关方面问题向铁流先生提出。以下是我们之间的对话记录。
我问：“铁流先生，我从网上搜索到了你的一些简要情况，知道你本名黄泽荣，曾用笔名“晓枫”，四川成都人，1935年生于贫寒之家，幼年丧母，12岁离家当学徒，自学成材，是五十年代出现的一位才华突出的记者和靑年作家。对这些你可否再简要地作些补充说明，如是哪月出生的，家住城市还是农村，解放后怎样参加革命工作，‘反右运动’中又是如何深受其害的，平反后的经历……等等，能否满足我的这些好奇之心？”
铁流先生率直地说道：“我是1935年5月出生在成都县崇义桥乡髙家巷村，现今已成了成都市的郊区。我的家是贫苦之家，我父亲黄亦章，他有弟兄三人，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他排行老三。父亲育有我和一个姐姐两个子女，我的姐姐泽芳，我叫泽荣。”
“因为家贫，自幼只读了两年书，12岁即离家外出当学徒工。1949年12月成都和平解放时我高兴地去欢迎解放军入城；1950年国民党残余势力反对共产党的爆乱发生时，年仅15岁的我就给解放军带路去围剿土匪，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此后参加过土改运动，并成为土改工作队队长；其后又参加过粮食统购销和农业合作化等一系列的运动，都是运动中的积极份子。正是由于这样，我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又成了预备党员。”
“由于常参加工作队下到农村工作，并担任一定的基层领导职务，经常需要写总结报告，我发奋学习文化，很快自己能写汇报，能写总结，并从1953年7月起就在报纸上发表新闻报导。”
“在此期间我读了不少文艺作品，受到启发，我自己也想写作。此后我得到了上省文联创作辅导班学习的机会，使我的写作水平迅速提髙。1954年，在老作家方刚先生的指导下，我以‘晓枫’为笔名的处女作《蓝二爸》得以在《四川文艺》上发表，并获得了好评。此后又在《西南文艺》上发表了几篇小说，‘晓枫’的名字渐次为人所熟知了。”
“1955年毛泽东揪胡风，全国开展‘肃反运动’，我则因为‘晓枫’这个笔名，说我是‘小胡风’，无故被审査、被批被斗了一个月。”
“1956年《成都日报》成立，我从市政府办公厅秘书调到了报社从事编辑记者的工作。在报社我分工负责小说和诗歌，从此我的作品逐渐多了，省、市报纸上的副刊，《四川文艺》、《草地》、《星星》诗刊等杂志常发表我的作品。如《给团省委的一封信》、《风水树》、《向党反映》、《上北京》……等等，四川人民出版社并出版了我的两个短篇小说集，使我很快成了省里有点小名气的靑年作家，并出席了这年11月四川省文联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
听了这些，我接着铁流先生的话题说：“我想起来了，1955年我在阳朔中学读书，1956年到桂林读书时，都曾在学校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看过《四川文艺》、《草地》、《星星》诗刊等类的文艺刊物，在上面读过晓枫的短篇小说，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留有印象，想不到‘晓枫’就是你的笔名，而今50多年后，当年的作者和他的读者能在这里相聚，实在是一种缘份吧！当年流沙河是与你齐名的靑年作家，他的抒情诗和政治诗我当时很爱读。1957年‘反右’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和流沙河等人被打成‘右派’的报导。那时作为青年学生的我对你们、特别是当年北京的林希翎、谭天荣等一批大学生是非常崇敬的。但，那时我只是埋头于学习，是不懂得多少政治的，许多问题也是认识不到的；既使那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也是不敢表达自己意见的。那时我的班上也有三名同学被划为‘右派’，另有两名同学没有戴‘右派’帽子，只是受到批判而已。‘反右’确是一场荒唐的运动，是现代中国一场最大的文字狱。”
铁流先生说：“我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右派’，不论是当年的批斗会，还是其后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进监狱、关单身牢房、劳改，我都从未屈服过，从不认为自己‘有罪’。我是一个贫苦人家出身的孩子，解放后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和毛泽东，也是党和毛泽东把我培养成了一个革命干部、一个靑年作家；就因为一篇《给团省委的一封信》的短篇小说而把我打成‘右派’，受迫害23年之久，真是混账透顶，是令我终生不服的。”
……
我们的交谈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这时铁流先生站起来说：“不好意思，我与远在美国的妻子视频通话的时间到了，烦你先等一下。”接着他到书房拿来了两本书，一本是他写的《我所经历的新中国（第二部）——风波万里》，一本是学者萧铎洁编著的《翻云覆雨毛泽东》，走到我面前说：“这两本书你可先翻翻浏览一下，等会我们再谈。”
“这两本书可送给我吗？”我接过书一边翻看，一边自然地随口而说。
“当然是送给你的，还希望你提出宝贵意见。”铁流先生微笑着说。
我说：“这书太好了，谢谢你！《我所经历的新中国（第一部）》还有吗？”
铁流先生说：“很对不起，第一部没有了，但有电子版，等后我给你发去。我的经历书中都写到了，看后你就会清楚的！”
为了我们谈话的方便，此前铁流先生已拿来几本画报安排我的小外孙到另一处地方看书去了。现在铁流先生暂时离开，我则去看了看小外孙，叫他好好看书。我也认真地翻阅铁流先生所赠之书，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书之前面铁流先生的三幅照片，那是他获得平反重新复出后到以前曾经被迫劳教的沙坪劳教所、古镇、大渡河边的照片；书的最后附有25幅照片，那是他近20年来与妻子、子女、外孙女在国内和在美国的照片，也有与当年右派朋友们聚会时的合影，还有他在香港街头与曾荫权交谈的照片，更有一幅50多年前他的半身照，一幅英姿俊俏的青年作家形象，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仅从这些照片，就可大概知道铁流先生50多年的人生变迁史了。
当我正沉浸在反复细看书中的照片时，半个多时晨后铁流先生回来了，连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我马上接着说：“没关系，倒是我们打扰你，占用你宝贵的时间了。其实有你这本书，足夠我翻阅和应该得到的东西全在这里了。”
铁流先生说：“是的，我的全部经历书中都记述了。你读完全书，就会对我的人生经历有全面的了解。《我所经历的新中国》，这是我的自传体纪实性作品，计划分五部来写。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三部即将完成。全书约一百万字，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又不迴避自己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这对国家和民族都是有益的事。”
我说：“这些书我定会认真地拜读，等后面的三部书稿完成后，不要忘记了送我一份。”
“那是自然的，到时肯定会送给你的。”铁流先生说着，一边又到他的文印室搬来数十份已装订成册的《往亊微痕》，是尚未发完的以往各期，另有数十份就《往事微痕》停刊编者致读者的一封信，全部送给我，由我再分送其它喜欢阅读的读者。
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些东西，连说：“谢谢你了，这些都是珍贵的史料，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十分喜欢读。今后还望多给我们提供有关信息和资料。”
接着，我又关切地问道：“‘乌有之乡’那帮人早些时张牙舞爪地要起诉你和茅于轼他们，现在他们还有什么新的动作么?我看这帮人并非什么‘左派’，而应称之为顽固派、僵化派，是一群愚昧无知的人，我的一些朋友都说不要理这些人，毫无必要与这班人再纠缠什么。”
铁流先生说：“现在他们不惹我，我也不会惹他们；但谁要是惹我，我定会豁出去与他奉陪到底。我们揭毛、批毛的决心已定，是绝不会改变的。”
“你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接过铁流先生的话题说。
“目的就是要‘毛伟人’的‘头像下墙，腐尸出堂’，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中国的政治体制要改革，社会要前进，不彻底把毛批透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毛的影响还根深蒂固，不彻底清除毛的影响，任何社会的变革都将会是一句空话。……《往事微痕》停刋后，我们还将会不定期的发行批毛的专刊，那怕是上断头台，我们批毛的决心是绝不会变的。”铁流先生义愤填膺地侃侃而谈，使我听得入神，也深受鼓舞。
接过他的话题，我深表赞同地说：“我非常赞同你与辛子陵、茅于轼等人的观点，也坚决支持你们的正义之举。但在当前的现实社会中，揭毛与批毛阻力仍然是很大的。要彻底达到你们的目的，非有一批时代的先锋来唤醒广大的民众才能达到的，而你们正是这样的时代先知先觉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是令所有的中国人为之敬佩的。如果铁流先生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定会与你们站在一起，全力以赴做好一切。”
铁流先生说：“谢谢你的支持和理解，有这些就足夠了。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希望我们共同奋斗吧！”“我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揭毛批毛，耕耘文字工作；我每月的经济开支要三万多元，一个司机、一个保姆、一个文印管理工作人员，每月的工资支出就要八千多元。这些全靠过去经商所得和现在公司不办了出租房屋得来的钱来支持。把钱用在这些地方是值得的。”
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啊！在当前“一切向钱看到了最缺德的时候”，不良商人为了赚钱而制假贩假，官商勾结，官黑勾结坑害人民，掏空国有资产猖狂之时，铁流先生却能放弃赚钱的机会，毅然告别商海，重新拿起笔来揭毛批毛，用自己赚来的钱来出版批毛的专刊、专著，与那些为了钱什么坏事、丑事都做得出来的人相比，铁流先生的人格实在是太髙尚了，是值得世人学习的。
正当我们谈兴正浓的时候，保姆进来说午歺已做好，准备开饭了。我打开手机一看，十一点三十分过了，铁流先生说：“那就吃午饭吧！不到饭店去了，就在家里吃歺便饭吧！”
我们的交谈只好到此结束。我迅即把铁流先生送给我的书及《往事微痕》等收拾好。一会饭菜端上来了，四菜一汤，并有酒和饮料，大家入座，共进午歺。
就歺的有我及我的小外孙，铁流先生和他的岳母，他的管家黄女士及保姆共六人，他的司机未见出面，大概是去办事去了。铁流先生叫我饮酒，怎奈我是滴酒不沾的人。只有他和他的岳母两人饮了少量的酒。席间大家有说有笑，是十分愉快的。保姆烧的菜确是好吃，他们几位都是四川人，川菜是全国知名的大菜，过去工作的年代我曾多次到过四川的许多地方，对川菜我早就爱上了。而今又吃到地道的川菜，连我的小外孙也连说“好吃！”看来他也喜爱上川菜了。
饭毕后保姆又沏上茶，铁流先生叫我们在这里休息。我考虑铁流先生中午要休息，我也有午休的习惯，觉得还是回家休息好，因此饮茶稍事歇息后，我们即打算告辞了。
我把铁流先生所送的书和《往事微痕》、《致读者信》等满满装了一袋，由小外孙揹着，足有近十斤重，和铁流先生及三位女士告别，铁流先生送我们到门外，并叮嘱我们注意交通安全，欢迎我们再来。我与他再次热情握手，希望他多保重自己，就此话别了！
一路上外孙阿威显得十分髙兴，还沉浸在那美味的午歺之中，连说这个阿姨烧的菜很好吃，因为他是第一次吃上川菜。我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吃川菜的机会多得很呢！在铁流家时他也翻了铁流先生的那本书，看到了那些照片，说“铁流爷爷真不简单，到过这么多地方，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汽车在向市内的路上行进着，我在回味着与铁流先生交谈的种种，不时为汽车的靠站停车及乘客的上下车所打断。走到一半路程时，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亊，对阿威说：“忘记一件事了，带了相机来，但未能拿出来与铁流先生合照一张照片以作留念，实在是一件憾事。”阿威也说：“是啊！我也忘记了，那时只雇看书和听你们谈话，没有想起照相之事。”这真是错过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但，此行总是一次难忘的聚会，听了铁流先生的许多宝贵之言，还承蒙他赠书和许多宝贵资料，令我十分感激，也是终生难忘的。
三、
回到家的当晩，我打开电脑，在邮箱中果然发现铁流先生发来了他的《我所经历的新中国（第一部）——天翻地覆》，我髙兴极了，当即开始认真地阅读，同时用本子作简要的摘记，以便于写文章时查找和参考。
仅半个月的时间，我就把铁流先生这两部近四十万字的书稿读完了。这确是两部难得的佳作，不但文筆流畅，语言朴实親切，作者所親身经历人世间酸甜苦辣的种种，仿佛在如数家珍般的娓娓道来，看了使人如同身临其境，被深深地吸引；任何人看了这样的书，都会对书中主人公蒙受的苦难充满无限的同情，对那个吃人的专制社会充满极度的愤恨。
书稿的记述从成都的历史和它的变迁说起，再说到他苦难的家庭；1949年12月成都和平解放，他去欢迎解放军进城。15岁的他在1950年就给解放军带路剿匪，正式投入革命的行列；其后参加过土改、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一系列的运动，成了一名革命干部。由于他自己的发奋，努力学习文化，自学成才，1956年就成了当年四川有名的靑年作家。在这期间他有过自己幸福的生活，1956年元旦之夜结婚，建立了幸福的家庭。那时他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努力地写作，以报答党对他的培养，报答毛主席的大恩大徳，这是多么善良朴实、一个穷苦人家的感情啊！
然而好景不长，幸福的家庭生活才刚刚开始，一年多后他的命运就发生意想不到的巨大变化了。那是因为共产世界发生了巨变，1956年首先是波兰事变，然后是匈牙利事变，都给整个国际共运带来严重的影响。这两次重大的事件后，毛泽东领导下的宣传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久又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明毛一方面要争夺国际共运领袖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国内则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地位，他必须要找出一种办法来清除国内的不稳定因素。
这种办法他终于找到了，这就是“开门整风”，让“牛鬼蛇神”都自动“跳出来”，然后聚而歼之。本来，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的召开，确定了立法、禁止个人崇拜、发展生产等的重大决策；但25天后，毛就暗中来了个大的变化。毛肯定斯大林，反对赫魯晓夫，对苏共20大和中共八大产生了反抗心理，下决心要在中国搞一次大的政治运动，这就是紧接其后的共产党“开门整风”，实际上是毛的“阳谋”和“引蛇出洞”，一场围剿知识份子的“反右”运动就这么开始了。
铁流先生说他怎么样都不会想到，他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人，是党和毛泽东把他培养成革命干部、靑年作家，怎么转瞬间就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呢？
因为铁流先生从1956年以来就开始认识到，文学应该是人学，而不是政治宣传品。特别在他读了巴尓扎克、莫伯桑、托尔斯泰、契可夫等世界大文豪的作品后，发现中国那时的所谓名作家西戎、马烽、赵树理等人的作品不是东西，而自己之前写的那些作品更是无盐无味的，这些作品之所以获得好评，那是因为它成了党的政策的宣传品，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根本不是真正的文艺作品。在那时政治一度宽松的形势下，通过《译文》杂志，苏联大作家爱伦堡的《解冻》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传播，科学界、文化界、艺术界都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此时的铁流先生与省文联一批靑年作家、诗人、杂志的编辑们混得很熟，这些编辑们向他约稿，他一气呵成了一篇近9000字的纪实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发表在《草地》文艺月刊1956年10月号上。这是一篇根据他在农村工作期间的真实事情写成的小说，一送到编辑部就决定采用。就是这篇小说几乎毁了他的一生，几乎赔进了性命。
1957年初共产党开始了“开门整风”，毛泽东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说什么“好话坏话都要听”，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言者无罪”，一个鸣放的高潮果然在全国出现了。然而风云突变，正当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方兴未艾，各路知识份子正在为帮助党整风而大鸣大放之时，1957年6月18日，毛泽东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臭名昭著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全国反右运动的序幕。首先是北京的民主党派人士、专家、学者、教授、文艺界知名人士，乃至大学生、中学教师……等等，几乎所有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无一例外的都在大批、大抓“右派”。然后各省皆然，知识份子在神州大地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了。
那个时代的文化人，真是遇上了几乎是前无古人，也可能是后无来者的绝代暴君。尽管他们忠诚于统治者，但却为毛泽东所不容，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像北京的青年作家、记者，刘宾雁因为一篇《本报内部消息》，王蒙因为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因言获罪，在全国可以说数不胜数的。铁流先生也因为一篇《给团省诿一封信》，和其后的两篇《向党反映》，《上北京》的小说被打成“右派”。并且他与青年作家朋友茜子、邱原、流沙河、遥攀等七人的一次聚会，被诬称为四川的“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组织”，这些人不但都成了“右派”，还被打成“七人反党集团”，且都是毛泽东親自钦定的。
就这样铁流先被打成了“极右份子”，被批斗，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1958年先被送到四川省沙坪劳教所劳动教养，其后又被送到云南省盐津修筑铁路；在劳教中又被牵连子虛乌有的“中国马列主义联盟”一案，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1964年10月送到四川省泸州长庚省第四监狱劳改；1966年文革爆发后，搬迁到宜宾靑龙咀，1972年6月又被转送到宜宾汉王山茶场；1975年刑满后，被戴上“终生反革命”铁帽送到四川省兴文县地方国营新华硫磺厂强制留厂就业改造。1976年4月在全国追查“政治谣言”中再次沦为囚徒，转押于四川省雷马屏农场马家湾中队劳动改造。直到毛泽东死、“四人帮”倒台后，1980年才获得平反复职，蒙冤长达23年之久。
人的一生有多少个23年呢？在这23年的劳教、劳改中，铁流先生所历经的磨难实在是太多太惨了。高強度牛马般地劳动，饥饿，被毒打，被逼逃跑到西北，不久又被抓回四川，坐単人牢房……。他親眼目睹了许多难友因劳累过度而致死，因饥饿而致病死、饿死……等等惨剧的发生，也耳闻了多起被含冤而处死的“囚犯”。人世间的种种苦难他看到了、都尝尽了。
纵观铁流先生的这两部书，可以说就是从195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历史的缩影，是完整揭露毛泽东时代丑恶、罪恶历史的好书。读完了这两部书，就像读了一遍中国现代史书一样，书的情节感人之深，催人泪下，任何人读了这两部书都会被作者那苦难的人生寄予深深地同情和婉惜，对独裁专制者们会无比的愤恨；也会对作者在获得平反复职后下海经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由衷地敬佩与高兴。这确是两部难得一见的好书，是值得所有海内外中国人一读的。
四、
铁流先生在书中所记述的都是血泪斑斑铁的历史事实，更是对独裁专横者的声讨与控诉，无不令人震惊，读后使人振聋发聩，思绪万千。筆者以为，读完这两部书后，至少有下列几点是值得国人深入思考的。
1、中国人民被毛泽东“解放”了么？
铁流先生本是一个穷苦家庭出身、年仅15岁就参加革命的人，那时他勤勤恳恳地为党、
为人民工作，虽不能说是功勋卓著，但作为一个革命青年他对待那时的革命工作总是尽心尽力的，对党和毛泽东是感激不尽的。仅因为发表了三篇不符合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小说，仅仅因为他们七个靑年作家一次聚在一起曾议论那时的文艺界“风气不正，不论写什么先得讲党性、主题，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把艺术变成说教的东西……。文学艺术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始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果不打破这个‘框框’，中国永远不会有创作自由和真正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文学根本没有党性不党性的问题，它只有人性。党性強化教条，人性孕育艺术。《三国》、《水浒》、《红楼梦》是靠党性写出来的吗？是‘讲话’能解释得清楚的吗？”这些靑年作家们的作品和他们的议论，在任何时候、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极为正常的言论自由，他们也根本无恶意，而是完全诚实善意的正确之言，是绝对构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和“七人反党集团”的。但，他们不但被戴上了这两顶帽子，而且深受迫害长达二十多年之久，一些人并被迫害致死。仅就这些而言，能说他们被“解放”了么？
毛泽东解放的仅是他自己或者是他那个集团的一小部分人，广大的工人、农民、商人、知识份子等等，在毛统治下实际上沦为了新的奴隶，是不可能得到什么“解放”的。他们不但沒有言论的自由，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沒有保障，随时都有可能被批斗、被抓、被监禁、劳改，乃至被迫害致死，被饿死，被枪杀的可能-----从铁流先生和他的难友们的苦难经历都充分说明了这些，都是人们早已看到了的铁的历史事实，是国人必须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2、毛泽东及其各地大大小小的代理人都是吃人的魔鬼
“反右”运动是毛泽东一手挑起来的。早在青年时代他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就埋下了对知识份子仇恨的种子；夺得政权后，他对知识份子、特别是具有独立见解的知识份子更是仇视得要命，必欲除之而后快，整胡风、“反右”就是他迫害知识份子最典型的事例。
“毛伟人”曾公开声言：“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份子是最无知识的”。他十分害怕有独立人格和见解的知识份子，但对那些沒有独立人格、只会溜须拍马、谄媚奉承一类的御用文人则是十分喜欢和委以重任的。为了巩固他独裁专制的封建法西斯统治，那些有独立见解、不会吹奉他的知识份子其厄运就会在劫难逃了。
1957年的所谓“反右”，那是个政治充塞一切，取代一切的魔鬼时代，毛泽东及其在各地的那些代理人，那些大大小小的“毛泽东”们，他们要打倒对手、报复对手、整肃他们不喜欢的人的最好办法，就是说人家“诬蔑、攻击社会主义”，对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沒有人能逃得过这一套整人术的。全国有多少这样被陷害的冤案，那是数不胜数的。50多万名被打成“右派”的各路精英，连同被株连的家属、子女、親友那可是上千万的人家啊！他们的被迫害长达二十多年之久，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么？
正如铁流先生所指出的：“早在1954年的宪法中就有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但这些却从来没有实行过。‘反右’中各级党委直接给非党公民以戴‘右派’帽子、开除公职、劳教等的处分，这是违背宪法、是非法的。不仅非法，而且是违背组织原则的，开创了国际玩笑的先河”。
各路知识精英吃透了毛泽东及他在各地大大小小代理人的苦头，这批现代的魔鬼，他们是一批整人狂、迫害狂，中华民族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而身陷绝境，成了任这些魔鬼们任意宰割的糕羊。现代的人们必须要彻底淸算这些魔鬼们的滔天大罪，才能告尉那些九泉之下被迫害惨死的无数冤魂。
旅美学者胡平先生在《一九五七——苦难的祭坛》一文中曾指出：“……从现代法理上讲，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次由国家实施的犯罪，由国家有组织诬陷公民、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直至非法拘禁、滥用刑罚等等，‘改正’反右运动，首先就必须涉及国家罪错问题。但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所谓国家罪错，从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理所当然的空白，更不会有任何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历次罪错承担半点责任……”这是多么正确的至理名言，也是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
3、一个令人敬佩、值得学习的铁骨硬汉
铁流先生在他的书中说：“一位哲人曾说：一个人的命运，不仅和时代、社会相关，更重要的是‘决定于他的性格’。性格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比如‘毛老人家’一生喜欢搞运动整人，整人越多就越高兴；周恩来喜欢为毛服务，服务得越好就越舒服。我们和胡风先生一样，生性硬骨，直言立地，所以就得当‘反革命’”。他的向来敢于奋笔疾书，慷慨直言，真可以说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在他被非法打成“右派”，遭到大会批斗时，他绝不低头认“罪”；当一些打手们企图按下他的头颅要他低头认“罪”时,他绝不低头弯腰；最后叫他表态时，他激昂地说：“我一个穷苦家庭出身的学徒工，对共产党既无杀父之仇，更无倒楣之怨……我不是右派，历史会给我作出公正的结论。”被非法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后，不久又因“马列主义联盟”冤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曾被捆绑、毒打、坐单人牢房、被強制劳改等等非人的折磨，他都从不低头屈服过。因为指控他的所谓“犯罪”都是子虛乌有的诬陷，是“毛伟人“决心把有独立见解知识分子赶尽杀绝的需要。
他是一个天生的不怕权、不怕势的人，一辈子认定事实与死理，不是就不是，他敢于据理顶撞质问与审问他的人，一次次使这些人不占上风，自己也从不交什么“检讨书”、“认罪书”之类的。与那些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一点批判就主动检讨认错，甚至主动“揭发”自己同伴一类的人相比，铁流先生的人格是高大的，是值得称赞、值得学习的，他的一切所为的确表现了中华民族大无畏的英勇气概与髙尚人格，这是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又一个问题。
4、宪政民主的社会制度才是中国人民所需要的
太久远的事情我们姑且不论，仅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华民族无数的先知先觉者们为了民富国強，为了人权、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能在神州大地实现，曾经进行了无数次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而在所不辞。但所有这些一次次付出所获得的结果，不论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満清王朝、1924至1927年北伐统一中国、还是1946至1949年推翻国民政府的共产暴力革命所建立的政权，仍是假共和，并非真正宪政民主的真共和，亲历过这些时代的中国人应该是饱经历难，感受深刻的。
就以1949年毛泽东所建立的政权来说，在开始的短时间内，人民似曾有过短暂地欢愉，并真心实意拥护毛泽东的。然而好景不长，短暂的欢愉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从1952年的三反、五反开始，1953年的统购统销，紧接着是社会主义改造、肃反、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反右倾、大饥荒、四清、文革……等等，都是一次次对中国人的胡闹折腾，使无数的中国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丢掉了性命。这些中国人所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血泪史是世人永远不会忘记的。
为了建立真正的共和，实现宪政民主，中国人民必须要批透毛泽东，深入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有可能的。自毛泽东死后的三十多年来，经济上进行了改革开放，使经济快速增长，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大为提高，这个成绩是巨大的。然而，这仅仅是限于经济方面，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上仍然滞后，沒有进行根本的改革，使之成为了社会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所带来的诸于环境的污染破坏，资源和能源的巨大消耗与浪费，贫富两极的悬殊分化，腐败严重，黑社会性质犯罪和各种刑事犯罪猖獗，假冒伪劣产品无处不有，黄、赌、毒泛滥成灾，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有增无減，诚信缺失，道德危机……等等的存在，都在严重地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和谐，也可以说是使整个社会处在危机四伏的状态之中。
早在2007年初，一位上海学者沙叶新先生曾有一篇《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文章，笔者认为这并非耸人听闻之言，而是对中国之现实深入观察后所得出的正确论断。与同时期出现的已故学者谢韬先生的文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可以说都是救党爱国的好文章，他们指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民主的实施步骤，确是看到了中国的问题所在，是为中国的前途着想的大胆直言。这些正确之言从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是颇值得国人认真学习和思考啊！
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宪政民主的社会制度，这是关系到全体中国人的头等大事，任何人都必须要关心这样的大事，切不要以为与自己无关。毛时代因为那是独裁专制的制度，许多人惨遭廹害，这是世人皆知的；也许有人认为那时自己并沒有遭到迫害，因而认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民主”这一套与自己无关，这就大错特错了。只要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沒有改变，也许你过去能侥幸地躲过沒有受到伤害，那么今天呢？明天呢？也有可能下一个新的受害者就会是你，这不是沒有可能的。其实过去即使你没有被抓、被批斗、被冤枉判刑坐监；那么在毛时代受饥挨饿、没有民主和自由，实际上成了新型的奴隶，这不同样是独裁专制下的牺牲品么？
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像铁流先生那样，勇敢地站出来掲毛批毛，这绝对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必须的。好在今天的一些中国人已经觉醒了，他们看到了当今社会的弊端，都在积极要求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君不见那些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年青人，不但有的会在私下议论社会种种存在的问题，甚惑也有敢于在网上发出不同声音的，在凯迪网络、许多个人的博客里，那些针贬时弊的评论或杂文经常湧现，任凭怎么封锁屏蔽都是阻挡不住的。我常会硑到这样的青年人（包括一些大学生），他们常常因为不滿的情绪而发出愤怒之言，指责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更有像早些时网上流传的一篇惊动世人的小学生作文那样，那些不暗世事的少年人也会怨恨非法強制拆迁和贪污腐败之事，表示长大了要去打贪官；我的小外孙看了这样的文章会拍手叫好，看了铁流先生的书也会被深深吸引，这不都表明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吗？！未来的中国定会是一个宪政民主的真正共和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作于2011年8月下旬至9月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