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连光绪皇帝都不如
——夜读偶记（之二）

晓明（北京）

　　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中，光绪皇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他一见西太后仿佛就心慌意乱，两腿发软，连自己心爱的妃子都被老佛爷命人投入井中丧命，实足成了一个“窝囊废”样的人。人们的这一印象当然是有道理的，从光绪短暂一生中就可看到了他的这些不足之处。但，光绪皇帝在清代的统治者中也是有他特有之优点的，如他主张抗击日本的侵略，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维新，尤其他那走在时代前面的新闻思想……等等，却是值得肯定，值得世人称赞的。

　　关于他主张抗击日本侵略，支持变法维新，历史学家们早有许多论述，在此无须赘言。筆者仅想就他走在时代前面的新闻思想，与当今时代的新闻自由问题作某些对比探讨，许多问题则是令人深思的。

　　从近代史料中人们得知，中国的新闻事业是在19世纪中叶才由西方传入的。1858年（咸丰八年），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中外新报》在香港创刊。三年后，传教士伍徳等在上海创办《上海新报》，开始是每星期出版一次的周刊，半年后才改为三日刊。直到1872年（同治十一年）4月30日，英国商人美查等人在上海创办《申报》，最初是隔日出一张报纸，4个月后改为日报，这是中国大陆上出现的第一份严格意义上的中文报纸。这份报纸既登商业新闻，也登政治时事类的新闻，并且也发表“社评”之类的文章。可以说这是中国新闻业的真正开始，此后，类似的中文报纸才逐暂多了起来。

　　对于《申报》等新闻报刊的出现，在中国这是有史以来破天荒的大事，当然会引起清王朝封楗统治者的恐慌和恼怒，他们极力地予以反对和抵制。如那时的上海道台就给英国驻上海领事发公文，对此事公开表示反对；淸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親王奕也曾给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递送抗议照会，指称：

　　“查上海英国租界有英商美查于上年创设申报馆，所刊之报，皆系汉文，并无洋字。……妄论是非，谬加毁誉，甚至捏造谣言，煽惑人心，又复纵谈官事，横加谤议，即经职道函致英领事饬禁，未允照办”……要求“凡无关贸易之事，不准列入《申报》”。

　　仅从这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清朝封建统治者专制、横蛮、愚昧的一个照会，清楚地表明了那时统治者们根本没有什么新闻思想，更遑论什么新闻自由了。在奕等人看来，报纸只能登载“商业贸易”之事，绝不允许登载什么新闻之类的，更下不允许“纵论官事”，“妄论是非”。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为了推行变法维新，在北京创立了《強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很快就被清朝统治者下令查封，《強学会》被改名为《官书局》，报纸也被改名为《官书局汇报》，并明令规定只能“译外国之事”，“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

　　那时的光绪皇帝对此也曾赞同过，封《強学会》，封《中外纪闻》，他都是同意的。但是很快他对此事就表示后悔，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7月，光绪帝就派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时务报》，光绪帝在他的“上谕”中云：

　　“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该大臣所拟章珵三条均尚周妥，着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所出之报，随时呈进”。

　　“各报体俐，自应以胪陈利弊，开拓見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

　　就从光绪帝的这些言论，人们不难看出他那走在时代前面的新闻思想，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

　　1、 报纸的任务就是报道国家的政策、法令，即所为“宣国是”；是反映社会动态，表达百姓的願望与意志，即所谓“达民情”，反映人民的心声；

　　2、 要求报纸“胪陈利弊”，即是报纸的言论要全面，不论正面、负面都应报道；朝廷的政策、法令、兴革、举措，要允许人们议论，要听取不同的意见，不能只听恭维的话、颂扬的话，而听不得批评甚至反对的话；

　　3、 报纸要“开拓见闻”，即报纸不仅是一种宣传工具，更应该传播知识，扩大并增进人们对世界和社会的了解；

　　4、“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就是报纸取舍稿件的标准是客观实际，只要“实”，就可以“据实昌言”，不应“意存忌讳”；

　　5、 办报的目的是为了使朝廷“明目达聪”找到治理国家的正确办法。只有报纸说真话，说实话，才能帮助朝廷了解实际，了解民情，作出正确的决策。

　　光绪皇帝的这些新闻思想表达于一百多年前，这是何等正确而又远見卓识的新闻思想啊！是多么地领先于时代潮流啊！这样的思想在今天仍未过时，对现实仍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假如今天中国主管宣传的官员能有光绪皇帝那种新闻思想，那中国的新闻自由早就会与世界接轨，绝不会存在问题了。然而，遗憾的是当今的中国仍无新闻自由可言，有的只是连续不断地禁书、禁报、封网，禁止民间办报，钳制人们的言论，大搞什么舆论导向，对人们进行洗脑的奴化教育。事实证明，这是最不得人心、最愚蠢的作法。

　　仅近年来发生的禁书、禁报、封网等事件就数不胜数。如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咽》、《伶人往事》，笑蜀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等等一批优秀的书籍被禁止发行，大量揭露历史真相的书籍被禁止出版（只得到香港或国外出版）；那些敢于说真话的报纸、刊物如《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炎黄春秋》……等等，却屡屡被整肃；多年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因发表袁伟时教授《現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而被整肃；更有许多敢于说真话的编辑、记者、侓师、专家学者，每每因为发表了令当局不满的意見，轻则会受到下岗、整肃打压、警吿、监视，重则会受到抓捕，乃至判刑入监，这是屡见不鮮的事。如近年来发生的文化人、律师、作家刘晓波、胡佳、髙智晟、陈光诚、余杰、焦国标……等人受到打压或者判刑，就是最典型的新时代的文字狱事件。这些人是否有其它的刑事犯罪当局没有公布，人们当然不得而知；但，仅从他们发表的文章和言论来看，即使有错误，那也是宪法允许言论自由范围内之事，是绝对构不成犯罪的。至于去年重庆市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在网上发表不同言论而被地方当局判处劳教，更是十足的荒唐之事。

　　只有独裁专制的国家才有此类事情的发生，在宪政民主的国家是绝不会有此类事情发生的。中国虽号称是“民主共和国”，但实际上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毛泽东，都是一个个的假共和、真独裁。长期以来中国虽是有“宪法”而无“宪政”，都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三一”式独裁统治。长期以来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应有的那些“权利”和“民主、自由”，都成了形式上的东西，成了一张空头支票，总也得不到兑现，这真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回顾在过去民国的初期，在北洋军阀时代乃至蒋介石时代，那时虽是独裁统治，实行新闻管制，但在新闻和言论自由上仍比毛泽东时代好多了。从延安一路走来的革命老人，如已故的李慎之、谢韬、胡绩伟、李普等诸位先生，仍在世的李锐先生，他们从自己的所见所闻中都深深地体会到，在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下，虽然有新闻管制，控制言论；但仍可以有民间办报；就是被查封了一家报纸，还可以马上申请另办一份报纸，人们的不同意见可以说，也可以见诸报端，是不必担心被抓捕、迫害的。

　　就以当年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在与蒋介石争斗时的情况来说，那时国民党是执政党，蒋介石是最髙的独裁统治者；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是在野党，但他领导下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却可以在全国公开发行，可以连篇累牍地发表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呼唤“人权、民主和自由”，发表社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批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要求取消“一党专制”，要求“开放报禁”，要求“军队国家化”……等等，这是多么正确而又义正词严的历史先声阿！怎么今日执政以后就会有“禁书、禁报、封网”和打压不同意见者之蠢动了呢？当年是怎么说的，是怎么承诺的，怎么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呢？

　　“好话坏话都要听”，“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如果不让人说话，难免有一天自己会垮台”，这是毛泽东自己说过的话。这些话当然是不错的，但毛泽东说过的话是从不打算实行的。他所实施的是一人说了算，是一花独放的个人独裁。1955年的反胡风，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反彭德怀……等等，都是毛泽东搞的文字狱大冤案。

　　新闻和言论自由这是和人权、民主一样，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是当今世界人类的共同追求。温家宝总理近年来曾多次谈及“政改”一事，也曾強调“言论自由不可或缺”这是十分正确而及时的。须知没有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就不会有普罗大众所期望的政改，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反腐败。新时代的执政者应该有现代新闻思想才是，如果连光绪皇帝的新闻思想都不如，怎么能为国家和人民执政好呢？

　　过去毛泽东时代根本无新闻和言论自由可言，到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虽然有了某些改正和进步，但仍未能说是真正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时代，禁锢新闻和言论的事件屡有发生。而今换届后新的执政者当政，人们对此是满怀希望，相信一个真正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时代定能降临神州大地。这是国家和民族之大幸！

　　作于2012年12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