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罔史欺世证纲

（北京）刘自立

　　摘要：

　　今年初，前红卫兵宋彬彬等人抛出她的文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文，企图以澄清历史真相为旨，定位其人格，影响全世界。坊间业已有人做出一定反馈，但是综嫌空泛和单薄。

　　我们现撰一文，就宋氏历史作用和文革表现，结合毛之民粹主义文革观和极权主义镇压观，二者一合以求对史、对人做出撇清和辨正，且试图将观念和史事兼顾论述之。

　　主要史实是，宋是毛泽东文革几个主要阶段的活动者和领导者；她的作为，对于文革第一个教育工作者卞老师的遇难负责，不可推卸。

　　主要观念是，宋氏现象值得所有研讨极权主义观念者注意，文革之毛，区隔斯大林甚至有别希特勒的民众运动观和大民主－大极权观。

　　尤其重要的分析，是在于对于红卫兵——这个中共尚未否定的人事载体，做出批判。

　

　　宋彬彬不久前发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文，为文革中她的作为辩护，罔史欺世，传讹布谬。古语说，“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孟子）——今释即是，按照她们的道理，她们是无罪的，可以被历史、被世界原谅；但是，按照史实真相，按照道德规约，甚至按照法律裁判，她们却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几年来，我们对此真相还原，写过一些文字；王晶尭先生（卞仲耘丈夫）也对宋等登上她们的历史光荣榜（协同八一八毛之检阅红卫兵照），提出严正批评。

　　但是直到今年，宋不单毫无忏悔表示，且炮制一个所谓“澄清真相”的文章（注1），沆瀣刘，叶，冯等人打算窜改历史，涂炭真相，把耻辱柱改造成歌德碑。（套用文革术语）是可忍，孰不可忍。

　　尤其严重的，是她们的“抢救（卞仲耘）论”尤其荒诞。文革四十年来，这个论调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本之中，成为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黑灰色关键词。

　　这里，我们基本上以提纲的方式，简呈读者一个反驳宋氏历史之伪的文字，也叫做录以备考，呈释后人；更加详尽的内容，容后再呈。

　　这里要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一，宋是“三朝元老”


　　那么，什么是几朝、什么是元老？《清史稿》中有二臣辑录。这里的二臣，就是降清覆明的那些臣子。这个“二”字的用意，在清史稿里自然是负面的。但是在大统一统的道德谱系中，尚可以分辨是非，捋出德行。宋这样的“三朝老臣”有无任何原则和德性呢？

　　绝对没有。

　　这“三朝”分野是：毛文革发动时期；工作组时期（含工作组撤离与毛八.一八造势以前的过渡时期）；八.一八时期。

　　宋是当时北京中学里面响应毛－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且在师大女附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者。是权贵（老）红卫兵中一员。这里值得注意、且不为外间解释的现象是，所有中学里面第一张大字报，无外是所谓干部子弟和权贵子弟所贴出，所发起。宋是这波夺权中的一人。

　　故此，宋成为第一朝元老；第二朝元老的权力直接源于最高层——邓，胡启立，张世栋（该校工作组组长），自上而下控制宋的学校筹委会（一种革委会产生以前的领导机构）。

　　第三朝元老的称谓就是八一八毛给她还名“宋要武”后的来的；且为外界所知。

　　这里最为焦急和颇有争议的是，在毛1966年撤销工作组以后，到八一八毛宋要武这个过渡时期，宋等控制的该校筹委会是不是不再运作，权力是不是处于真空状态即无政府状态；这个状态是不是不由共产党控制，领导的操纵。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北京的吴德，中央的毛、周照样在控制情势；刘、邓势力也处于死而不僵的抵制时期。

　　宋作为毛、刘不同时期的代言人和行动者，是毛式文革和刘、邓式文革的最大符号；这个符号可以归纳为毛式图腾，也可以表现为刘邓戳记；总之，她的身上烙印着根深蒂固的文革污迹。

　　自邓企图有限否定文革三十多年来，这个戳记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之中国·，决无再现和复制的可能——邓时期，绝对不可能有人将八.一八毛见红卫兵、宋彬彬的乱照刊登于任何媒体；但是，这个“统治阶级的思想”，随着邓和中央（共产党）否定文革文件的被遗忘、被涂改，随着新一波毛派蠢人的复辟和妄为，文革翻案风气日渐盛行，遂出现宋、刘（进；前筹委会成员）的规模不大不小的反扑。

　　今年来宋，刘势头风头大健；而从宋文发表以后网络的反映来看，一、两千的跟贴（凯迪网，共识网等）都是彻底批宋、否毛的——这也就说明，邓的有限否定论，还是受到民众首肯——遂形成“人民的思想”。这一点也要有限肯定。

　　同样说明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由后来遇罗克以反证的形式提出且因此遭到毁灭的反血统论，在现今中国依然没有市场。中国政权中人乃及后代，依然世袭中国所有政治权利且是中国内政外交的权力代表和国际契约的有效签署者。

　　而毛之文革，毛之运动，毛之纳粹、民粹和极权发动的主导势力是特权红卫兵；这个红卫兵以宋彬彬为其主要代表（含前后出现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卫兵之骆小海和彭小蒙等）。

　　此间区隔是，1957年，毛利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继续）“革命”经验，在一定程度上遭遇挫折；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大学生和所谓民主人士中的章罗等势力，借机而起，试图分权。这样毛的利用论，颇有被反利用论的嫌疑和危机。

　　故此到了1966年，毛忽然对于刚刚成年甚至未成年的中学生发生兴趣。他深知中学生群体的无知和盲目，加之干部子弟的狂妄和傲慢，使他击破社会桎梏的旨意或许可以得逞。于是，在工作组时期和后来的八.五时期（卞老师被打致死日）和八.一八时期，北京中学出现一种外间难以理解的“暴力特权”和“特权暴力”肆意横行的局面。而干部子弟，更准确说是高干子弟人群，成为这股暴力行世之祸水、源头。

　　而企图自命阿Q参与革命的那些贫/平民子弟照样被排除在外，除非他们成为“红外围。”

　　于是，原来的党锢（刘）府禁（周），被毛利用联动和老兵这样的特权阶层得以击破。故之，出现了北京大、中学校一色干部子弟掌握文革之局面。

　　可是，这只是毛的战略的一个侧面，而且是并不主要，并不致命的侧面——且在某种程度上违反毛的主要企图——那就是，最终要把这股洪水引向打击刘邓，清除榻敌之想。

　　这样，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局面。俟后述之。

　　（又，外间不知道什么叫做“老红卫兵”，什么叫做“红外围”，乃及后来的天派，地派，四三，四四；更包含这其间是如何转换的；含对于“十七年”的评价和估计；因为这牵涉到宋、刘等人圈子里的红外围人员，故此由此一说之补充。等等。这只好待后补述。）


二，卞仲耘在工作组时期即被批斗殴打，险些致死


　　工作组时期，也就是66年6月21号，校方（宋方）组织的批斗会几乎打死卞老师，也是不争的史实。

　　这个史实说明，也许，卞仲耘因为身体更加虚弱而早被打死在六月份，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而何以会如此凶残地对付一个中学校长和老师的暴力，因为在此时间段，卞仲耘被定性为“四类干部”。

　　宋承认这一点。她引述邓的话说，“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注释2）这个“批”，就是6月21号的毒打和8月5号的毒打致死！

　　这是宋氏和工作组必须承当的罪责。既然此人（卞老师）是敌我矛盾，此人就已是“非人”，绝无人权（这里，当然不能就此推断文革时期老百姓就有人权……）。八月被打死和六月被（可能）打死之间，毫无区别；由工作组和后工作组时期，被打死，也毫无区别；被毛氏红卫兵打死和被他氏红卫兵打死，依然毫无区别；据人的生命而言如此无二。

　　只此一点，就已说明，所谓工作组“有秩序论”和后来无工作组、无秩序论之间，更是毫无区别。

　　而六月和八月这个凶残的舞台搭建者，是宋彬彬。（亦见《阳光灿烂的日子》）

　　（即便她可以被说成是“花季少女”——但是，这是怎样一种花，一种女呢——东德解体后有所谓“链条罪”惩治有关人员——上至昂纳克，下至每一个射杀柏林墙逃难者的士兵；难道因为这些青年士兵因其年为“花季”或可豁免？其实宋当时已经超过法定年龄，她十九岁了……）


三，宋是工作组时期和后工作组时期的掌权者


　　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因为，毛之派出和撤掉工作组，实为他的一个统一战略部署，也可以叫做第二次引蛇出洞（如果把高岗事件摆进去，这是第三次）；而不是所谓（王年一观点）之“二次发动”；而是“一次发动”，整体发动之阶段论和第二个阶段论。

　　宋，在蛇出蛇进的两个阶段，何以会屹立不倒？因为，她原来是刘、邓工作组的人马；后来（1966年7月底）毛撤除工作组，宋，是不是也如那些支持工作组的很多人那样（学生、老师、校长、组长……），下台走人，弃权以待？不是。

　　她和刘进等人，依然把控着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文革领导权。

　　她不是打击工作组这场斗争之阳谋（阴谋）的牺牲者，她，反而成为继承工作组遗事者。

　　（这段时期的背景记述可参考鄙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兼论毛刘异同论》，《造神者言——“五十天”和<炮打司令部.>.》等文）——其中要点是——

　　首先，毛首创文革之民粹主义发动后，接续创造两种革命－镇压方式于一身，既而区隔于所有的斯大林和希特勒政治统治和“革命”模式。因为，运动群众和以此打击政敌，且将中、小学生也悉数发动起来，这个规模、这个性质，显然超过纳粹冲锋队和KGB对于百姓的煽动。

　　此间，这个毛文革的特权论，世袭论和权贵论开始逐步转向，转向彻底的平民化运动和大学生文革——这是非常诡秘的转变——因为，前此他的特权论起到了击破社会秩序的目的；但是，击破社会秩序，只是他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于是，超越工作组模式，成为毛试验大民主和大极权的两手策略。在此策略和战略的唆使下，毛并未及时批判工作组方式（如在八一八之城楼上，讲话（林彪之）中，他就矢口不谈此道……），而是相反之选，他邀请工作组走卒之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并支持红卫兵冲击社会。与此同时，他对于原工作组成员予以彻底抛弃。

　　这样，超越工作组官方镇压摸，由大学生主导的、兼有人民运动和官方意志的二兼文革模式逐步形成。这个形成过程，可以说，从八.五毛之《炮打司令部》开始，在所谓《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逐渐主导国势和文革，以至于最后在“九大”上，彻底颠覆刘少奇（——但是，这不是“历史的结束”——在21世纪，毛－刘势力合股并一，成为新一轮世袭势力之另外一种倾向也当然值得探讨）。

　　这里，我们强调的是传统“运动－镇压”方式，即工作组方式；而在此方式中，宋彬彬起到重要作用。（我曾在一文中说——“如上所说，‘初次发动’，既是毛的发动，也是刘的发动。

　　“从党内领导的排座次看，即便是刘的发动，也是在执行毛的发动。而毛，意在刘发动工作组掌控下的文革吗？当然不是。但是，起码，毛没有明确反对之。他至少是默认的。

　　“这里产生的奥秘是，毛有意让刘以‘这种方式’发动文革——同时，他已经提示给刘一个新模式，那就是聂元梓大字报方式（——也就是大规模民粹方式）。于是，此间确实存在两种文革方式。官方指导的运动群众和群众运动（其实，这个群众运动，同样是毛运动群众）。

　　“在这两种方式并存的情形下，毛忽然拂袖而去，在他的山洞里作诗，写信，游泳，散步。刘，邓在中央，其实是按照毛意，党意，派出工作组，来‘指导’文革——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毛发表聂元梓大字报的革命想象空间——这就是独裁者和小官吏之间的差距。

　　“刘，邓没有考虑毛的大字报方式，而是按照1957年的镇压方式，来解读今天之毛意。他们当然就被落井下石，自投罗网。

　　“这里的提问是，上至刘，邓，下至卞校长等中、下级干部，如何可以不听从毛派出工作组——这个党意呢？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刘少奇如果不同意中央派出工作组的立意，他会立即受到违抗党的指示的罪名。那样，毛，就会更快一点给他治罪。这个考虑，毛是懂得的：刘当然不会做此选择。

　　“而第二个选择是，刘同意毛意，按照毛意，他派出了工作组。他的做法，毛耳熟能详，了若执掌，知道他会镇压。但是，毛在当时没有讲话，没有表态，更没有反对。他三十六计，走为上。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刘的选择，是一种无法选择之选择。派出作者，或者不派出工作组；都会被毛利用和治罪。按照党的传统思维，刘镇压了运动。而这正中毛之下怀。毛徘徊月旬，他果然假借造反派，或者‘反对派’的名义，炮制了那张大字报，并且极为可笑地由中央全会加以印发——要知道，也许，中国历史上，这是一张唯一由官僚机构印发的，假借人民之名义传播的大字报——这件事情本身，说明了文革之‘人民性’的虚伪和荒诞。（注意：毛并未在人民日报和正式文件中派发“炮打司令部”——这是耐人寻味的。自立加注）

　　“与此对应，1966年六月份，毛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印发‘造反有理’的语录，手法如出一辙。他搬出多年以前给斯大林祝寿文章之一段，来号召人民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自己难道不是皇帝吗？这个皇帝要把皇帝拉下马的解读，只好让人民和青年去加以解读了。这个解读就是，另一个皇帝刘，要被拉下马了——不是只是借助毛意，而是借助人民的意志。毛的逻辑，昭然若揭。”（注释3））

　　三是——工作组时期，也就是66年6月21号，校方（宋方）组织的批斗会几乎打死卞老师，也是不争的史实。

　　这个史实说明，也许，卞仲耘因为身体更加虚弱而早被打死在六月份，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而何以会如此凶残地对付一个中学校长和老师的暴力，因为在此时间段，卞仲耘被定性为“四类干部”。

　　宋承认这一点。她引述邓的话说，“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同注释2）这个“批”，就是6月21号的毒打和8月5号的毒打致死！

　　这是宋氏和工作组必须承当的罪责。既然此人（卞老师）是敌我矛盾，此人就已是“非人”，是无人权的“蟑螂”和“老鼠了”（这里，当然不能推断文革时期的老百姓就有人权……）。八月被打死和六月被（可能）打死之间，毫无区别；由工作组和后工作组时期，被打死，也毫无区别；被毛氏红卫兵打死和被他氏红卫兵打死，依然毫无区别。

　　只此一点，就已说明，所谓工作组“有秩序论”和后来无工作组、无秩序论之间，更是毫无区别。

　　而六月和八月这个凶残的舞台搭建者，是宋彬彬。（亦见《阳光灿烂的日子》）

　　（即便她可以被说成是“花季少女”——但是，这是怎样一种花，一种女呢——东德解体后有所谓“链条罪”惩治有关人员——上至昂纳克，下至每一个射杀柏林墙逃难者的士兵；难道因为这些青年士兵因其年为“花季”或可豁免？其实宋当时已经超过法定年龄，她十九岁了……）


四，宋氏成为后工作组时期暴力运动的具体呈载者


　　接前而述。工作组撤退以后，至少北京文革呈现两股势力交叉运作的局面。一个局面是前此所谓特权暴力延续他们并不知晓的非毛方式即刘邓方式，实行对于社会的广泛冲击。这个冲击主力以特权红卫兵和一般红卫兵主导。没有迹象表明这一波暴力的泛滥是刘邓为之。但是，他们控制和导向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后来发展出来的联动（红卫兵之“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成为这一波暴力的主要行为者。

　　支撑这一暴力的荒诞派口号就是对联——

　　“老子英雄（后改为‘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根据史料判断，毛派中央文革人员对“对联”的态度暧昧。因为，一是，他们要秉承毛意，继续做到“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所以上不会轻易否定对联；二是，他们（如陈伯达等）对于“对联”干扰毛之打击目的，扰乱战略意图，心知肚明，也予以谴责；加之遇罗克正在揭露这一波血统论的视图，所以，江青等人对此态度首鼠两端，不作定界。

　　而在八一八和“十六条”中，毛方文字除去“炮打司令部”以外，并无直接煽动“反对工作组”的口号；相反，更多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广泛意义上的杀戮和迫害）；“破四旧”（广泛意义上的清除文化和传统）；支持红卫兵小将；继续呈现和反对走资派不同的政治趋向。等等。

　　这个意图的叵测之函是什么，就是毛的企图：准备让联动最终走向反面；而毛的意图很快得逞；联动反对江青，冲击公安部，支持刘邓等行径，终于让毛发威逮捕之（再释放之）——这样，毛需用大学红卫兵的战略在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快速实施，效果明显。这同样是外间人士和研究者中很点明的情势。从毛的民粹极权理论上说，是一大试验；从世纪斗争策略上讲，毛脑筋转动的漩涡引发的态势，半个世纪尚显模糊。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8月5号，卞仲耘老师被打致死。

　　据此推论，卞老师当然是在多种势力争相表现暴力的政治含混期，被害于乱的。这个乱中不乱的迹象和脉络仍旧可以爬梳治理，而非不可澄清。

　　换言之，卞案说明，宋等红卫兵在这场红八月里面的表演，不是戒除桎梏（工作组）以后的暴力降级，正好相反，是响应多种势力，施行屠杀比赛的残暴结果。

　　八.五事件实际上拉开了红卫兵暴力屠戮的序幕。

　　而打死卞老师的惨剧，仅是其中之第一幕。这场凶案，是前工作组余孽和新、老势力多种暴力交集之果，也是特权红卫兵在八一八登台、叩关以前的投名状。

　　这场唯恐落后的血腥比赛，使得一些人的双手沾满了鲜血。而这个血腥屠戮的奠基仪式，就是血统论叫嚣——文革初期，唯有这些血统高贵者，可以有恃无恐地加入暴行——这是一般外界很难理解的、中国文革初期的暴力特权史实。

　　重复而言，毛并不行止与此，而是通过这个暴力的阶段达到更为广泛的文革暴力，武斗，镇压乃至最终达到其战略目的——含毛之暴力平民化，造反派化甚至军队化——这是队文革史料的全面解释。

　　所以，单一解释毛的红八月暴力，而并不诠释这个暴力交叉运动和权力交叉运动，都是片面取史，不足为训。


五，宋是工作组撤退以后该校不变前任的继续领导者。


　　她们的任命，既发端于第一张大字报，也取决于她们的出身论。她们有资格成为工作组协助者，而后，又成为后工作组时期的筹委会人员，都起源于她们直接受到邓，胡（启立）的领导；且有资格在邓家里开会，讨论文革形势，采纳上峰指示，导向该校运动。这个自我定位极其明确。她们的各种言论夫子自道，自白于世，不在话下。（同注释2）


六，宋，刘等人对卞案负有责任。


　　她们在事发后出现在承载卞老师尸体的北京邮电医院，即是明证。那是8月5号夜晚。

　　七人签字字条的出现即是一证。

　　这个字条是赶到医院的王晶尭先生先生要求她们自署的。

　　关于这一点作者朗钧有如下考证——

　　这里“存在两个版本：

　　“王晶垚版本。王晶垚说，这个七人字条是他在8月5日那天要求站在他面前的七人签写的，因为王晶垚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这些人是谁，包括他（她）们的姓名。…… “李松文版本。李松文说，这个七人字条是他在8月5日那天应医院的要求签署的。因为不签署这个字条，医院拒绝抢救。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医院将此字条交给了王晶垚。

　　“两种说法。王晶垚的说法可信度较大。

　　“王晶垚为人耿直，文革中虽遇红色恐怖，他不为所迫，在得知卞仲耘被殴打致死后，立即购买照相机，将卞仲耘遍体鳞伤的遗体照相存证。当红卫兵要求对卞仲耘进行尸体解剖的时候，也被王晶垚严辞拒绝。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完全有可能提出要七人签字存证的要求。

　　“松文说此字条是医院要求学校方面做的。李松文的话可信度不大。原因有二。

　　其一、医院的宗旨是救死扶伤。如果红卫兵也想抢救卞仲耘，双方一拍即合，签字何用？

　　其二，从死亡证明没有如实写明卞仲耘是被殴打致死，而只写‘死因不明’，可以判断，受到威胁的是医院方面。而不是相反。

　　“李松文无法解释这张签字条为什么会在王晶垚先生手中。既然是医院要求签名，就说明，医院的就医程序需要这个签名条。医院得到此条后应将其存档，而不是将其转交死者家属。医院将此条转交王晶垚的说法不能成立。

　　“七人字条在王晶垚手中，这个字条具有证据的属性。李松文空口无凭，不足为训。”（注释4）


七，刘进第二天（卞死后）代表官方发表校园广播传达上峰表态


　　当时的北京市长吴德对卞仲耘的死亡事件表态，他说：……（她）死了，就死了。云云。

　　刘进则说，（死了也好，）要煞煞（卞）她们的威风……。


八，八.五是八.一八的预演


　　毛、周、吴德知悉该女中打死人事件后，毛办（？）周办抑或什么办公室非但没有追究杀戮者的罪责，反而在十三天后之八.一八，让该校红卫兵在宋、刘率领下登上天安门，遂出现毛之“要武”的暴力叫嚣

　　这是毛明明知道卞仲耘被打死事件后，对于宋等人行为的无耻肯定，且进一步鼓励，唆使和策划八.一八以后的暴行。

　　王晶尭先生在那次反击“光荣校友”的声明中写道，“1966年8月5日，原师大女附中（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惨无人道，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用军靴践踏，折磨达数小时，其过程令人发指！文革中，卞仲耘同志是北京市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十三天之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其中包括原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首要负责人派出的，由宋彬彬带队的50名红卫兵代表。宋彬彬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实质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彬。对此，我不得不提出强烈抗议。”（注释5）

　　重复而言，没有史料可以证实，当周恩来办公室和北京市委得悉此案以后，会不向毛如实禀报。

　　随后，毛看到这个事件，犹如闻血而动，见腥起意，他的本能和心智开始发生冲动——故此，他稍后时间便叫嚣“要武”，把宋变成一个暴力符号；目标指向，不单是对卞仲耘，也是对此后一个月，北京无辜被打死的一千七百多人。

　　注意：1966年8月8日中央出台《十六条》，虽在说“要文斗，不要武斗”；8月5号，卞老师就被武斗致死；孰因孰果？孰是孰非？

　　同样，在对待北大（1966年）“六.一八事件”时期，毛，刘处理不同，立场不同，立意不同。但是，刘之文革在其“新的反右”之政策指导下，全国照样出现官方镇压和迫害事件——这和毛民粹直接发动红卫兵运动势成互补。

　　当然，如果硬性判定这两种暴力的轻重缓激，可以说，毛发动文革和刘多少抵制之之间，尚有一个毛“强极权”和刘“弱”之之区隔。不然，人们就会站在文革“就是好”的唯毛立场上去。

　　倒退几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刘据大饥荒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警告毛，“人相食，要上书的”……把自己和毛做出切割。

　　的确，在此课题上，毛、刘之间的观点异别。

　　坊间说，毛、刘一致形成发动文革之“集体智慧”，这样一种叙述，肯定有所误差。


九，红卫兵成立日期辨正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长篇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记载了这个事实：

　　7月下旬，“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见该书第二章《祸起萧墙》）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消工作组。

　　“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同上）

　　“8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支持对联的立场……。”（见该书第三章《炮打司令部》）（注释6）

　　（此外，红卫兵，子弟兵，血脉和骨肉——这个本来就为共产党留了一手而从未在其任何文件、决议中对其否定的文革暗器，成为研究文革者的最大难点。）

　　一向以来，存身于文革中的红外围中人，更是仆见主形，紧紧跟随。

　　于是，经过几年酝酿和谋划，截至去年冬天，宋，终于历经四十年蛰伏开始发威；而红外围就像文革中紧跟联动和老红卫兵的保皇党人，开始杜撰与其出身和利益（立场）完全悖理的宋氏文字或者宋风格文字（如，前此红卫兵“五人谈”中的冯静兰，就是这类红外围之一员；而叶维丽，则是夹杂在外围和中心的主脑人物。）于是，红卫兵以颠覆历史，歪曲真相和反扑反文革的极大势力，卷土重来，登台亮相。


十，毛记红卫兵和刘记红卫兵之异同


　　一如前述，宋氏红卫兵身份的特殊性是，她兼顾毛，刘双红卫兵性质。

　　何以在工作组撤离以后她可以继续登台表演，唯一原因是其父站队于毛。

　　而师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组派之梁二同（音）等人就无此幸运。

　　虽然，所谓革军子弟（军队干部子弟）之所以比较普遍反对工作组，这和林彪体系支持毛，打击刘邓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有待再探考的课题。

　　深而言之，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卫兵之所以受到毛、江的支持，是可归纳在毛之清晰的战略布局之中；而后来，这个体系加入了宋、这样的原工作组人马——再后来，在联动垮台以后，全国所谓造反派登堂入室，泛滥如斯，完成了毛曲径达鹄之铺垫。

　　于是，宋氏肩负几种使命的角色，开始形成，开始发效，并最后在八.一八一天，她给毛戴上沾满卞仲耘血迹之红袖章的时候，终告完成。继而，宋成为文革历史上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暴力符号。

　　这是中国文革历史中任何一派红卫兵领袖，任何一派造反领袖无法做到，也不能实现的符号光荣符号梦想，而宋彬彬，可以做到。

　　有人说，何以北大附中红卫兵彭小蒙等人不如宋的风头更健？

　　（她一度站在天安们上，站在毛前发表演说和叫嚣……）又说，这个宋彬彬现象，实际上阴错阳差该为彭小蒙现象所代替。合理的解释是，宋，彭之选、之争，反映的，恰好是中共的等级制度和遴选制度，且可以中找到答案。这个答案就在于，宋氏父亲宋任穷的文革提升和等级鉴列；彭氏父亲，不够这个级别——所以，认为宋风头压过彭，使得宋为毛宠是一个偶然，这是怪写历史，不足为据。


十一，宋氏组织八.五批斗会的证据。


　　（一），作为领导者，宋等一直要追查，要截获卞仲耘、王晶尭于1966年8月时期写给上层的冤情报告。宋、刘们要卞在八月四号就交出这份材料。

　　于是，（二），八月五号清晨，卞，王握手永诀，准备赴死（见胡杰电影《我虽死去》）——既然卞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提出八.五凶杀是一场偶然的、无组织、无计划的、由乌合之众乱打乱批之类的“失序”论，根本就是毁灭真相。

　　（三），所谓“煞煞她们的威风”——这个当时宋在批斗会现场的用语，在陶洛诵，胡志涛，（含刘进广播讲话）等五、六位现场目击者和该校成员的记忆中，不约而同做出判定。无可辩驳，不能否认。

　　（四），宋，刘，叶（维丽），冯（静兰）等人炮制的“抢救论”，更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试问，卞仲耘被打死以后三、四个小时，尸体（死和濒死之间）被抛掷于校园一隅，躺在一辆板车之上，屎尿失禁，浑身抽搐，无人搭采，加之阳光爆晒，身上还遮盖一条雨衣，压着一把扫把……试问，这几个小时，你们是在抢救，还是在促死？！

　　还有报告说，当有人提议及时送往医院抢救时，校、宋一方认为，阳光灿烂之下送往医院，影响不好，要等待落日以后，云云——这难道也是抢救？

　　（五），史料记载，宋彬彬确实和受难者家属王晶尭有过一次谈话记录。这次谈话的主旨有几点：一是，宋认为她未打人。二是，她认可“要煞煞她们的威风；三，她们见卞已死亡，担忧于前，欢呼于后；等等。


十二，打死人的序幕就此揭开


　　打死卞仲耘一人，和八.一八以后打死一千多人，更以后，成千上万人被打死，这之间的区别只是程度而非性质。

　　而这个打死人的序幕是在该校揭开的。这是宋不可回避的史实。

　　固然，这时她业已成为毛营一员而非刘、邓阵营者人。


十三，没有证据显示宋直接打人


　　这一点，也务必说清楚。

　　迄今为止，卞仲耘案件不是十分清楚，而是十分不清楚。

　　宋彬彬文字出台的背景令人堪忧。文革否定式，历经邓时期比较稳定的态势，却在他逝世以后逐渐倒退。

　　这种遗忘和淡漠使得宋氏一类人趁虚而入，大做文章。现在，逆流已成，暗潮拍岸。

　　我们说，在第三帝国没有完蛋的时候，要写出“第三帝国兴亡”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点同样不能说明我们只能让贤于后而不做任何努力。

　　虽然，我们现在不单要对宋的文字施行厘清，更有广泛接受挑战的可能。但是，我们还是愿意继续这个争论，以袒护真相，说服众人。

　　王晶尭老先生说过一句话，“不能诉诸法律，那就诉诸历史”。

　　当如是乎，诚哉斯言！



　　注释——

　　注释1：《记忆》网刊

　　注释2：冯敬兰刘进叶维丽宋彬彬于羚《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记忆》网刊

　　注释3：刘自立《阳光灿烂的日子——兼论毛刘异同论》，《民主中国》网刊

　　注释4：朗钧《红卫兵打死卞仲耘惨案追踪》，《北京之春》杂志

　　注释5：《王晶垚致师大附中校长公开信》，《观察》网刊

　　注释6：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传记图书

    (北京之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