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娃”的武斗

黄振海口述

林 雪采访、整理

　　受访人：黄振海，男，著名画家，雕塑家。1950年出生于成都市科甲巷一平民家庭。文革前系成都市锦江中学初66级学生，学校“八二六”派红卫兵《新锦江公社》负责人。文革后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现就职于某著名旅行社任策划。

　　采访时间：2010年至2011年

　　采访地点：黄振海先生办公室

　　林雪(以下简称林)：依你的看法，武斗的起因是什么?

　　黄振海(以下简称黄)：要说武斗的起因，可能要从文革之前的 “战争教育”说起。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对于战争就非常向往——因为战争可以产生我们崇拜的“英雄”。所有男孩子们喜欢的电影无一例外都是战争片，比如《上甘岭》、《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鸡毛信》……而其中的李向阳、小嘎子，都是我们崇拜的英雄。那时候不仅仅是电影，最为时尚的读物：《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红旗谱》、《红日》、《红岩》，都是写战争年代的。

　　林：《红岩》是写的监狱斗争。

　　黄：你忘了其中那个最受欢迎的“双枪老太婆”?那也是战争人物嘛。

　　林：(笑)倒也是。

　　黄：战争的“硝烟”一直都伴随着我们成长。包括它衍生的“阶级斗争论”和各种各样的“仇恨”论。比如雷锋那段著名的日记：“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其实到后来前面的几个都不重要了，就只剩下最后一句——因为到处都是敌人了。

　　林：记得那时候的漫画和宣传画，不是解放军在打阶级敌人，就是工人和农民在打阶级敌人，一个个胳膊腿都这么粗，眉毛都高高扬起，满腔的仇恨。

　　黄：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恨自己晚生了几十年，要不然就赶上打蒋匪了，或者是打日本人。没准自己就是又一个小兵张嘎或者是李向阳呢。

　　林：你的意思，武斗就是这些“战争情结”在作怪?

　　黄：战争情结是内因，还得靠外因去启动。

　　林：有人说，武斗是从1966年底到67年初的“夺权”开始的。因为对权力的争夺，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仇恨。

　　黄：依得我个人的感受，是来自“二月镇反”。这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参与“夺权”。我一个街娃，也从来都没有想到要去夺别人的什么权。

　　林：那你是怎么被卷进了“二月镇反”的?

　　黄：我本人没有被“镇反”的理由。因为开完斗争工作组的大会之后，我就去了外地大串联。我回到成都的那天，1967年的2月18日，正是“二月镇反”的开始。记得从火车上下来，正遇上成都军区的飞机在天上撒传单，传单上就是头一天叶剑英亲自签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一封信》，又称“二·一七信件”。高音喇叭里不断播送着信上的内容，说部队协助公安局抓“罪犯”(指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街道分团的宋立本等人)是正确的，并说：“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林：这些和你有关系吗?

　　黄：我父母都参加了兵团，而且我母亲就是街道分团的成员，被抓的那个“罪犯”宋立本，就是他们的头头。我父亲也刚刚从阿坝里面出来造反，参加的也是兵团，还是个小头目。

　　林：你自己呢?

　　黄：我没有参加学校的八二六，而是在川大去加入的，拿了个红袖套，爱去不去的，吊儿郎当。可是因为在运动初期带头造工作组的反，在所有的人眼中，我就是“信”里说的那种造反派。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林：在“二月镇反”两个月的时间里，在你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黄：我回到成都之后，就发生了兵团、八二六到人民南路去“向毛主席请罪”的事件。队伍从东大街经过，倒挂着旗帜，到了人民南路广场，就跪倒一大片，哭得呜呜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黑着脸往回走，刚刚走到走马街口子上，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在我面前“吱”地停下了，一个人从车里钻出来，站在我面前抖抖肩上的军大衣，眼睛斜睨着盯了我一眼，哼了一声，又钻进车里走了。我一看：原来就是运动初期斗了我们几个、后来又被我们斗了的那个工作组的张队长。

　　林：他是觉得该你倒霉了，他还是胜利者，笑到了最后。

　　黄：他这一抖，可把我气坏了。后来我们学校的“八二六”来找我，要我回去当“一号勤务员”，就是头头。我毅然答应了。

　　林：看来就是这个“张队长”启发了你的报复心，让你在最低潮的时候，怀着满腔的义愤参加了“革命”。

　　黄：是的。记得那天晚上我到春熙南段的“饮涛茶社”，茶社早就没开了，一个叫《巴黎公社》的中学造反组织在这里设了总部，现在人员已经四处逃散，只剩下些队旗袖套笔墨纸张和几床脏兮兮的被子。我用那旗子把所有的东西一卷，用自行车拉到了学校，然后把我们学校的“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的简称)统统撵出去，把他们的团部占领了，开始“战斗”。

　　林：黑暗中的战斗。

　　黄：我们很自然把当时的情况比喻成“白色恐怖”，而我们就是那些小“地下党”，每到晚上就出去刷标语。那个时候满街都是打倒我们的标语，充满了侮辱性的语言，把“造反兵团”写成“撬杆(小偷)兵团”，八二六写成“扒耳驴”。我们就专门在那些标语旁边贴标语，比如：青松不老，八二六不倒!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头!血债要用血来还!镇压革命群众决无好下场!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当然还有些很抒情的，我们把藏族歌曲“远飞的大雁”改了歌词，把“翻身的农奴想念恩人毛主席”，改成了“八二六战士想念恩人毛主席”。唱起来热泪滚滚。

　　林：同样的歌曲还有“东方红”里的《抬头望见北斗星》，也很深情。

　　黄：还有“东方红”的那些朗诵词，简直就是我们的心声。比如一开始的那段朗诵词：路漫漫，夜漫漫，长夜难明赤县天。还有一段革命先烈戴着手铐脚镣一步一步走向刑场，唱的“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自有后来人”，还有后面紧接着的朗诵词：但是，人民是杀不绝的，革命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林：那个时候，不后悔自己晚生几十年了，赶上和革命先烈一样的年代了。心里充满了悲壮，和为革命献身的崇高感。

　　黄：这是因为：我们心中有“正义”啊——因为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的啊。虽然都去人民南路跪成一大片向毛主席请罪了，可是回来怎么想怎么没有错。想来想去就只有一个理由：毛主席被那些“老帅”反扑了。革命到了关键时刻，我们和毛主席共患难。这个感觉是多么的崇高!同时还有仇恨。大面积的仇恨。就是这种仇恨，成为后来武斗的动力。

　　林：何以见得?

　　黄：你想想，那个时候，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号称30万人马，还不算各个区县的支队;八二六虽然是个大学的组织，可是很多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参加了，人数也不少。记得“二月镇反”一开始，全省一天晚上就抓了十二万“反革命”，几乎都是兵团、八二六支队长及以上的骨干，很多地方的监狱都关不下了，全都关在学校和庙子里。成都宁夏街的市大监里关了1600多人，大慈寺好像关了800多人(注：据记载：到3月4日，公安机关在成都地区拘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5000余人。见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31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这么多人，加上那些还没有被抓的，这些人在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了，其亲戚朋友加起来应该有多少?还有很多虽然没有参加，但是“同观点”的人呢?这么多的人的仇恨，往哪儿发啊?未必我们还敢去打那些老帅?还敢去打成都军区?不敢了嘛。再说人家军区的司令员韦杰，在北京的时候就向我们造反派道歉了，当面鞠躬，人家可是老红军啊，还要怎么样?

　　林：可是这口气又不能不出，只能去打产业军了。

　　黄：当然嘛。他们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亲自组织起来、专门对付咱们造反派的，百分百的老保，又是亲手把我们的人抓进监狱的“打手”。别看这些人都是党团员，平常听话守规矩，抓我们的时候，可是把我们当成了真正的阶级敌人，就如雷锋同志说的：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林：人家还说你们运动初期的时候也斗过他们呢。

　　黄：可是我们没有把他们抓进监狱啊!坐监狱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啊，他们为什么老是想让我们去坐监狱呢?看那个张队长在走马街上的张狂劲，要是那天给他个机会，他完全有可能真正把我抓进监狱里去的。

　　林：双方的仇恨都在心里疯长。

　　黄：最疯的时候是“二月镇反”被否定之后，我们成群结队到处去打“老产”。那些大型的国营厂、特别是国防厂的工人，因为经过严格的“政审”，个个根红苗正，大都参加了产业军，成了老产的窝子，也成了我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比如川棉一厂，420厂、69信箱、512军用被服厂……最重要的是132厂。

　　林：最要命的是：打老产成了一场地道的“人民战争”——因为“二月镇反”牵涉的人太多了。

　　黄：是啊。我们去打，老百姓就去看，去起哄，有机会的话也上去凑个热闹，打两拳头，或者是扔几块砖头，叫做“有仇报仇，无仇打魌头”。打着了对方，是个“战斗英雄”，被打了也是“光荣负伤”，也算“战斗英雄”。

　　林：问题在于老产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也觉得自己很冤枉，也觉得自己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的，胸中也充满了正义感。

　　黄：文革的荒唐就在这里。无论是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好，走资派也好，或者是以后造反派内部分裂成的两派也好，都认为自己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是正义的，而毛主席又不出来说个明白。于是就给了大家一个“挣表现”的机会，谁能够把对方压下去，谁就是最忠心的。

　　林：打132厂就是这样的一场战争。

　　黄：我们的人去打132厂，是要“攻克老产在成都最后一个顽固堡垒”，而132厂的老产，则是按照当时国家的“保密条例”，誓死保卫国家财产，保卫国家的机密。我们是赤手空拳的，而他们的厂保卫科是发了枪支的，据说200多枪支全部都发了。我们是普通老百姓，乌合之众，而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转业军人。所以这场武斗，一开始就决定了结局。

　　林：而鼓舞着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蜂拥而上的，又是那个该死的“正义感”。

　　黄：是啊。问题在于就在这个时候，中央还没有正式下达关于四川问题的文件。既没有正式说我们兵团、八二六是“革命派”，又没有正式说他们“老产”是保守派。这个结论一直到第二天，也就是“老产”开枪打死了四十二个人之后，才正式下来。

　　林：这个文件就是《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黄：这个文件要是早发一天，或许“老产”的正义感就没了，他们就会自己解散了，我们的攻打就没有了意义。

　　林：可是历史没有假设。事情还是发生了。记得开枪的消息传来之后，兵团公(共)汽(车)分团把汽车停在人民南路，所有要去132厂的人上车就走，现场大约有三万人。

　　黄：我没有到现场，我在川医急诊室，一群人把北京地质学院的大学生李全华抬进来的时候，我从人缝里亲眼看到他的半边头盖骨没有了，雪白的脑花夹着鲜红的血，发出很浓的血腥味。后来我进过那间停尸房，里面停了四十二具尸体，大多都是年轻人，其中有很多孩子。

　　林：其中有我妹妹的一个同班同学，十三岁还是十四岁，叫屈德安，盐市口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我妹妹和她的同学去认尸的时候，根本就无法辨认。天热嘛，尸体都肿得不成样子，后来是根据这孩子的一个特征认出来的：他的一只耳朵上长了个小肉瘤，大家给他起过一个外号，叫“子耳朵”。

　　上图：“五六”事件后成都街头造反派车队运载尸体和花圈的游行场面。

　　黄：我记得事后成都抬尸游行，宣传车领头，很多汽车在后面跟着，成都市民万

　　人空巷。整个城市都弥漫着愤怒和仇恨。我在署袜街看见一群女孩在大街上摆了个桌子，上面是个中学生的照片，扎两条小辫，手里拿个毛主席语录，

　　英姿飒爽的，笑得阳光灿烂。这女孩的名字叫赵宗纯，十七中初三的学生，年龄和我差不多，也是16岁，现在成了躺在汽车上的48具尸体之一。赵宗纯的那些同学，眼睛都哭红了，哭着在为她的家里募捐，说她家里本来就穷，现在她爸妈都倒在床上，今后的日子不知道怎么过。

　　林：不管是什么目的，拿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平民，就是罪恶。

　　黄：可是开枪的觉得你不是平民，而是暴徒——平民为什么要来冲击国防工厂?当时国家有命令，冲击国防工厂，就是可以开枪!再说了，这三万人要是真的冲进了厂区，确实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可是造飞机的国防厂，我想，到现在也是不能随便进出的。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尽管中央说要追查责任，可是最后这事还是不了了之。

　　林：那些孩子，十几岁的学生，都白死了。

　　黄：文革中死的人，都是白死的，太多了。

　　林：可是复仇的种子埋下了。情绪这东西，是最不讲道理、没有理智的。

　　黄：记得事件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们这派在人民南路广场召开庆祝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下发，实际上就是一个声讨产业军罪行的大会，号称40万人参加。有人拦住一辆过路的卡车，很多人跳上去，我也跳上去，就去了132厂。我们到了132厂的宿舍区，一群人气势汹汹的，见人就问谁是“老产”。迎面碰上一中年妇女从家里出来，见到我们吓坏了，慌慌张张朝着隔壁呶呶嘴。我们一涌而进，见一瘦老头，很老实的样子，穿了件针织背心，旁边的桌子上有个大搪瓷盅，上面写着“先进生产者”之类的红字。大家一看：肯定是个“老产”。

　　林：因为“老产”大都是党团员和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之类的。

　　黄：我们中间那些彪形大汉，扑上去就打，打着打着听见一声“有人来了”，这才想起这里是老产的窝子，人家可是有枪的。于是拖着那个“老产”就往我们的汽车上跑。132厂的黄田坝离市区还有几十里路，他们一路上都在打。到了人民南路，有人大喊：我们抓到了一个“老产”，是从132厂抓来的!我看见一个穿红色背心的小伙子跳上来，一揭屁股后面的工具皮夹，亮铮铮的一排全是大大小小的改锥!他抽出一支大的就戳，那狠劲!

　　林：你在做什么?

　　黄：我算哪根葱啊，一个十五六岁的初中学生，个子又小，胆子也小，吓坏了。等他们打完了，我一看：那老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眼珠子都暴出来，死了。直接就拉到川医停尸房去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死了?他家里的人会怎么想?还有他到底是不是“老产”啊?就凭那个慌慌张张的女人一撇嘴?就凭桌子上那个“先进生产者”的大瓷盅?

　　林：正常情况下，很难想象一群身强力壮的人，会对一个老人这样下毒手。

　　成都的武斗就此拉开了序幕。

　　黄：虽然相隔很近，但是成都的武斗和重庆不同。重庆武斗的主力(尤其是到后来)，大多是兵工厂的工人，他们都是转业军人，专业的“杀手”，在部队的时候都是“带着阶级仇恨”在练兵，他们一拿上枪，就下狠手。而且，重庆的兵工厂也让那个城市充满了杀气，人的性格都比成都人“猛杀”。包括重庆大学的学生，也都敢下手。可是成都的武斗，多少有点“游戏”的感觉。

　　林：记得江青在武斗中说过一句话：小青年，爱玩枪。

　　黄：这算她说对了：我们对枪，起初就是个“玩”字。

　　林：我也玩过。我向一个军队的造反派借到过一支五四手枪，限期一周。那是一支没有撞针也没有子弹的枪，相当于玩具。我才知道原来枪是如此的简单，就那么几个零件，太简单了。几乎和“凶器”联系不起来。一点畏惧感都没有。

　　黄：我们玩的可是真家伙。不但有撞针，而且有子弹，还有炸药。我们玩出来许多惊悚。现在的那些专门玩惊悚的电影电视剧，也不见得能够设想出这样的情节——因为他们没有“生活”嘛。

　　先说手榴弹吧。有一次，我坐在春熙路财贸干校大门外面的巷子口，研究一颗手榴弹。我拉开手榴弹的后盖，里面是一层防潮纸，捅破防潮纸，是一根白色的粗棉线，慢慢拉开那根棉线，就看见线头上系着一根很细的铁丝。这铁丝后面又是什么呢?我不经意地拉着，突然吱的一声，从它的尾巴处冒出了白烟。我浑身上下一麻，引线燃了!我下意识往四周一看：不过几米，就是人流熙攘的春熙南路，身后就是财贸干校，周围都是民房——这颗手榴弹现在随便往哪儿扔，都要伤人。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小巷的拐角处，有口水井。手榴弹从冒烟离爆炸的时间，只有三秒，我几个跨步冲到那口水井旁，别开脸闭上眼把手榴弹往井里边一塞，就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地动天摇，繁华的春熙路上，人群崩山一样四散逃跑，刹那间就一个人影都没了。

　　林：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这个令人魂飞魄散的故事。

　　黄：如果在成都市民中间去征集，当时在春熙路上的人中间肯定有人记得。只是他们不知道其中的底细。

　　林：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黄：也吓了一大跳。不过事后觉得庆幸，还有些自豪：我毕竟经历了一场惊险啊。

　　林：什么时候“游戏感”开始消失的?

　　黄：从那次“被偷袭”开始。

　　林：说来听听。

　　黄：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两派，只不过“红成”被我们赶跑了，一直都寄居在河对面的“川医”。他们心里不服气，就跑来“偷袭”。来的时候正是半夜，我一个人住在三楼。我在熟睡中突然惊醒，莫名其妙地觉得事情不对，翻身跳起来，抄起捷克式机枪就上了房顶。偷袭啊，是在你根本就不知道、根本就没有任何准备、基本上不具备抵抗力的情况下到来的。这个时候，你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外壳的软体动物，怯弱就是你的本性。这样的本性令我汗毛突然倒立起来，浑身不听使唤地得得发抖。我用发抖的手抓起捷克式，对着那感觉到有问题的暗处就是一阵扫射，子弹带着火光直射而去，果然照亮了一群慌乱的人影，然后是嘈杂声起，大路上响起了汽车的马达声。几分钟之后，马达的声音逐渐远去，黑夜归为寂静。我紧抠着枪机的手久久没有松开，背上被冷汗浸得一片冰凉。

　　林：从这次开始，你有了什么变化?

　　黄：畏惧死亡。知道了枪是会真的打死人的，是有后果的，而且是很严重的后果。我有一个街坊，同院子住的，就是被枪打死的。那是人民南路“十中保卫战”，他去看热闹，他躲在一堵墙后面，刚一伸头，就被打死了。抬着他的担架从我面前经过，那黑红的血丝黏黏的，被风吹得飘起来，牵成了长线，他手搭在担架下面，还是软沓沓的。他父亲在一边靠着根柱子，脸色蜡黄，瘫成一团，不久也死了。

　　林：记得那时候经常抬尸游行，很吓人的。

　　黄：十里店一个什么厂的工人，兵团的，叫张邦银，被抓住后往肚子里塞了一支雷管，炸死的，尸首抬出来游行，肠肠肚肚翻出来，红的红绿的绿，当场就有人在大街上吐了一大摊。兵团街道分团的头头宋立本，文革前就坐过牢，“十中保卫战”的时候曾经抱着炸药包要去炸楼，很亡命的。可是后来，他被一中的“红成”抓住，在肚子上挖了个洞，“点天灯”，死得很惨。

　　林：面对这样残酷的死亡，你的“英雄梦”呢?

　　黄：嗨，还有什么英雄梦啊。人在死亡面前、在血腥面前都有一种天然的恐惧，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就是一个凡人，我不可能“面对死亡放声大笑”。我见到的所有的人都是凡人，包括那个偷袭了兵团在生物制药厂的驻地、后来被枪毙的革命烈士的后代路殿云。他在牢房里哭啊，哭得呜呜的，他终于明白了：他不是什么战斗英雄，不是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他就是一杀人犯。说句不好听的：我甚至怀疑革命先烈，是不是都像《红岩》上写的那样英勇。如果是真的，或者可以这样解释：他们有理想，胸怀正义，所以他们宁死不屈;而我们那时候已经没有理想了，弄不明白谁是革命派谁是反革命了，所以我们成不了英雄了。

　　林：所以说，人得把自己放在“正义”的位置上，才会有胆气。一旦觉得“没意思”了，就泄气了。记得当时成都的大学生，都对武斗没什么兴趣。有个大学生还对我说过：什么派不派的，都是他们头头们的事情，和我们下面的“战士”没什么关系。

　　黄：他们的年龄毕竟比我们大一些，想的也会多一些，而且一些人都有了女朋友。冷静下来之后，会觉得家里出自己这样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就这样不明不白被打死了，真的不划算。当然了，除非已经成了杀人狂。那些“武斗之花”就是杀人狂。他们就是文革武斗培养出来的“勇士”，他们对杀人有着特殊的“兴趣”。而我们则是“意志消沉者”。记得好像是“九五交枪令”之后吧，我们把所有的枪支统统上交，然后到处去玩了一圈，回来就下乡当知青去了。

　　林：之前接受的那些“战争教育”，一旦接触到真正的战争，也都土崩瓦解了。

　　黄：不但是我们了，我相信所有真正参加过战争的人，没有谁会“热爱”它。这东西，是个恶魔。而这个恶魔，往往又穿着各种漂亮的外衣。而我们老百姓，实在搞不清楚其中的真假。



    转自网刊《昨天》2012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