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是文革发动者吗？

——兼论毛、刘文革及文革后政治路线之走向

（北京）刘自立

　　红卫兵——这个文革现象应该如何估计？坊间对此话题讨论不够。我们说，红卫兵是文革乃至文革后这个体制的支柱和利器。之所以说是支柱，因为这个团体分杂混淆，界限难定；但是，骨干红卫兵分成两种。一是清华附中首创红卫兵——这个红卫兵究竟是毛的唆使和暗示，还是真正“首创”之，现在还不好说。二是权贵子弟红卫兵，也就是“联动”。虽然，后来北京等地又出现很多派系红卫兵，但是，究其实际作用，不比上面两种。简单来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是打开毛之潘多拉鬼盒的引擎；而联动是文革收场，毛转回体制，邓创造改革之收束载体——他们是“直接接班人”（——这当然也包含卞仲耘和广大知识分子在极权主义制度中的被动定位；她被指示要培养“直接者”……。他们是不是因为这样的角色就该被乱棍打死，显然，答案是完全否定的。）其间，文革史料显示，联动在文革初期被抓，被放——直至其70年代末叶掌权，这个过程体现了一种新的发展。就是由这些太子党人完成了毛－邓的、从反对资本主义到改革资本化，中国模式划的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这些人是新制度或者说改革化的载体。于是，我们说，文革不单打倒了刘邓，还完成了对于直接接班人的所谓历练和接班。至于他们的罪行和暴力，虽然史料多有记载，但是被邓的“不争论”政治掩盖起来，直到今天。红卫兵中人对此心领神会，不再较真，呈其缄默。

　　只有文革余孽和前红卫兵中人，如宋彬彬一类异数，她们弱智愚钝，不知道邓氏所谓“水落石不出”，“宜粗不宜细”的教诲，是对她们的最好保护。她们玩弄编造历史细节，枉道枉势，根本不是现在权贵集团所赖所想。其根本失误在于，她们居然妄想再次毛化，以临天下；却打着拥邓，拥刘，拥护（文革期间）“工作组”和“合法革命－秩序论”的口号——和她们一起跑的人们，也不知道毛最后勾结尼克松基辛格，早已拓开和美国、和资本勾结之路——从这一点出发，毛、刘预期的“中共资本论”业已登场或者准备登场。这样，即便是在文革中，“打倒美帝”的口号业已悄然转变。而与此呼应，毛、周业已彻底抛弃了群众运动和民粹主义，转向和无原则资本接轨的序奏——而完成这个中美合奏于整个后续时期。另外，我们还发现，这些人其实是两面说话，自讨无趣；因为，她们转换自己的立场，并不能改变文革的真相和他们一体毛、刘的特征。今天，从其辩护和诈称可以看出，她们主张的刘记红卫兵“合法”色彩非常突出，且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自己之毛记红卫兵特征，定位在刘式“秩序论”时期，而抹煞她们其实是文革“八.一八”行动的元凶。她们的罔史曲笔，完全违背了历史真实。（参见鄙文《宋彬彬罔史欺世证纲》等）

　　更加可笑的是，她们的刊物（《记忆》/82期）甚至抬出一种“卞仲耘发动文革论”，这样一种新红卫兵观点，意图搅浑历史，罔顾常识：试问，如果卞仲耘不是跟随北京市委传达文革指示（也就是，北京市委之抵制毛文革，“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就其地位她如何可以另搞一套？就像说，北京的文革是由彭真发动，中宣部的文革是由陆定一发动，而人民日报的文革是由邓拓发动的证言一样，师大女附中文革是由卞仲耘发动的。这个说法根本就是本末倒置，违史背实……何况，根据史实，正是这些人，以发动自己之文革，如《二月提纲》方式，出来抵制毛文革，而非其他。文革的发动和结束，可以概括成为毛，刘之争。而此斗争发展出来的毛的“继续革命”和刘的“新民主主义”（毛，刘一度之共识），再生两方之矛盾论。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观察。我们说，刘的新民主主义，包含一种所谓“弱”极权主义统治之政治、经济、文化模式，而相对于后来我们所谓毛的“强”极权模式，也就是民粹加极权文革模式。这两个模式奠基于毛60年代中期以来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毛自己再早说过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我们还要指出：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中西方一般而言的阶级斗争理论，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因为，区隔在于，西方一般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理论，其前提，是认可各阶级权力的存在；而毛的这个理论，早就消灭了阶级和社会，形成无社会之极权主义结构和无制度之权力绝对主义……）。刘派模式，就是遵从毛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后来，这个说法被移植到特权改革模式，成为这个特权阶级利益论和先富论。与此适应，改革开放带出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之模式，开始逐步成形。

　　但是，在70年代末期以来，这个模式产生交叉效应。邓上台复出前后，出现一段政治朦胧之民主墙时期，他为了取得政权合法性，一度支持打倒四人帮，主张政治改革，乃至支持民主墙；但是，在他取得实际最高权力以后，又彻底抛弃了民主墙，逮捕了异议人士。这样，邓的改革民意论，和毛之“民主先声”一样，成为夺取政权后放弃民主模式的典型。仔细观察，人们发现，在邓的改革模式中并无政治制衡和民意监督的制度建构——就像毛的“民主先声”里面，并无任何允许建立反对党的主张。这是坊间人士很少提及的要点。但是，邓模式中，早期的胡、赵方式，就此印记历史，也同样成为人们主张“好共产党人模式”的异类声音；这个声音一直延续于今——虽然，这种声音和毛土改时期的，所谓公有制和私有制交叉、阴阳、互动时期，或为雷同。（更成为今天世界范围争论左、右之观点的一个中国场域；虽然，这个话题，包含更为广泛的内容；但是，其中中国左派和第二国际以来形成的国际左派，则多有不同。）这个特点，也是文革研究者和（中国）政治、经济研究者，势必分梳定位的焦点。胡、赵改革方式和邓前，邓后方式，究竟聚集，分歧何在，且走向如何？中国人是要回到胡、赵好共产党模式，还是再辟路径？也就适成一问。

　　于是，刘派66年以前的反毛模式，很快就滑向今天特权经济和权－钱交易锁定的中国模式；换言之，刘的新民主主义，在经过邓的发展和实施后，势必成为中国改革的怪异模式，即特权模式和腐败模式；而这一点，和毛的反资本主义模式势成水火，并为后来毛派之一部分群众反对之，找到支撑点。我们看到，反对毛派之观点分成两种。一种是，拥护毛的民粹主义，反对任何形式和内涵的资本主义——这是违背历史发展的空洞诉求——但是，就和全世界左派一样，他们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似乎就在于他们反对上述之特权资本方式；虽然这个左派和世界上一般的左派完全迥异：因为，（一），世界上的左派并不反对资本；只是反对资本的运行模式和分配模式；（二），毛派中人，真正反对资本者微乎其微；那些毛之韶山商人之所谓拥护毛，不如说是拥护毛带来的商机，而如果他们生逢毛时期，则根本没有此种商机。等等。（三），毛派中人彻底反对资本者，只是拥护现在并不存在的无资本共产党，而无资本共产党，对于今人只是一个荒唐梦。

　　再是，他们以拥护毛派为借口，施行并非毛之反对资本，而是走向一种冒充毛派之表面拥毛，而实际上同时占有资本的权利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所谓“重庆模式”——而重庆模式，基本上，就是北京模式和中国模式之一种（含广东模式）。这些模式并无任何反对资本和制衡之之法治，之政策。这些模式的基本类型和本质提取，就是后极权主义模式——而这些模式的最初提出者（就新民主主义而论），既是毛，也是刘、邓。这个逻辑的区隔和分梳似乎很是掺杂和繁复，其实，本质是一致的；其本质就是，毛刘一合的党制/党治资本主义，红卫兵资本主义，太子党资本主义，而非普世资本主义。很可惜，现在的人们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他们的提法是，应该容忍毛主义派系（也就是支持托洛茨基的“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继而包容薄派的“社会主义”方式——即“唱红、打黑”方式（其实这不是文革方式；不是民粹主义方式，而是资本－极权方式之一种；如前述）；同时，支持一种肯定胡、温的(后极权主义)“民主方式”——这难道不是十分可笑的幻觉论吗!是的，他们说，应该对双方皆有肯定：给整个后极权主义一个肯定的“民主”定位；抑或，甚至拥护此种权力结构中之一部分人，而并不排除另外一部分人……。他们说，这就是“党内民主”之预期。这样的怪论是不是可以成立？而我们说，共产党立党本质，就是反对权力制衡系统；幻觉这个崩解系统，等同于民主程序的出台和政党轮替政治，这个推断，可以成立吗？赘言之，没有哪一个纳粹系统和苏联系统不会出现权力斗争；如果认为这个斗争不是极权主义崩解的预兆而行任何民间的制衡系统之艰难启动，反而幻觉这个崩盘本身之载体，可以幻化一种“共产党民主”制度，这个推断也过于鲁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