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眼看世界的刘文忠

杨银波（重庆）

（作者与刘文忠在香港相聚）

　　能在香港相逢65岁的刘文忠，乃是我的荣幸。那日傍晚，在香港的仕德福酒店，他穿着阿迪达斯的黄色T恤，一头银白的头发，面带微笑，谈吐客气，一口地道的上海式国语，就那么静静地坐在我的旁边。他起身时拄着手杖，一瘸一拐地向前迈进，这时我才得知他自小就患小儿麻痹症。相对于他，我更熟悉他的三哥刘文辉，1967年3月23日在上海被枪决，是目前有案可查的被杀害的第一位文革抗暴英雄。其抗暴层次，已经企及理论高度，曾相当系统地论述和批判了阶级斗争及五七反右以来各次政治运动的实质，并专门就文革本身，在运动一开始就写成了长达十页信纸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那时年仅19岁的刘文忠，血气方刚，一不做二不休，非常勇敢地帮三哥去杭州向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名校匿名投寄了这篇长文。很快大祸临头，三哥被捕、被杀，刘文忠也坐了13年牢。

　　网上有悄悄流传的《刘文辉遗书》，由刘文辉写于就义前三天。这篇“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讨毛檄文，即使今日读来，也有不少人为之捏把汗：“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毛泽东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居功自傲，自翊为救世主，以至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估计越来越冒险，将成为我国家的灾星”，“匹夫有责，我就愿意敢与毛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从来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躯来摧毁的，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这种反抗到底，决意殉道的精神，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堪称凤毛麟角。刘文辉之死，深深震撼了九弟刘文忠，其思想启蒙因此而成，自此大不同于芸芸众生。狱中十三年，刘文忠与不少政治犯同患难、共风雨，这当中就包括与他成为忘年交的著名文革义士陆洪恩。

　　翻开刘文忠在澳门出版的《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在《奥地利——缅怀音乐家难友陆洪恩》一文里可见，陆前辈在精神近乎崩溃时仿佛回头返照的15分钟审讯室演讲，与佐拉的《我控诉》不相上下。将死之人陆洪恩，在审讯人员面前如此铁骨铮铮：“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裁、一味希望个人迷信毛的顺民”。刘文忠小小年纪，能亲眼见证英雄就义之前何其慷慨激昂，虽然亲人死、难友亡，但终归在独立思考的精神世界埋下了种子，成就了如今的刘文忠。

　　刘文忠的一生，就像灵魂从死人堆里站起，出狱后曾在体制内挣扎，后下海经商，是个混得相当不错的商人，在深圳尤其站稳脚跟，算得上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多年来，他凭借诚信二字在商海沉浮，眼光敏锐，身残志坚，相当不易。但年纪越长，往日的幕幕血泪又再涌出，他告诉自己，必须去做更重要的事。于是，他倾注巨大心力，一连写出《风雨人生路》、《新海国图志》、《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等著作，将尘封岁月的真相，血迹斑斑地展现于世人面前。三哥刘文辉生前曾对他说：“希望有一天能走出国门，去看看世界上其它国家是怎样的。”这句话就像圣经，时刻鞭策着刘文忠。好在有经商之便，刘文忠得以开眼看世界，数年坚持下来，足迹已经遍布58个国家和地区——而全世界也不过只有224个国家和地区而已。

　　如今世界上仅存的被称作“社会主义”的国家，只有五个：中国、古巴、朝鲜、老挝、越南。这个阵营，严格算起来，早已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越南看似越来越不在其中了。人家的国会代表是差额直选，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必须首先是国会代表，他们还必须到自己的选区接触选民一周以上，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接受选民的质询。而在古巴、朝鲜的眼里，中国搞的就是修正主义，在反美、反西方上还不够给力，不够彻底，不够坚决。最坚决的要数朝鲜，直接来个闭关锁国，穷兵黩武，还年年闹饥荒，搞集中营，刑法严峻，领导人搞世袭制，人民皆奴隶，看过电影《北逃》的人要是不落泪那简直不叫人。跟如此专制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也有一些非洲国家和伊朗这样的反美国家，但就连伊朗也搞不懂为什么中国只跟他们偷偷摸摸地搞经济往来，而不大张旗鼓地像他们一样反对美帝国主义呢？

　　所谓“社会主义”，真的是自说自话，到最后发现，这个名称就是一个幌子而已。归根到底的问题，是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有与无、多与少。在《新海国图志》里，刘文忠有一篇《从挪威看北欧社会主义》：你生孩子，政府发放一万多克朗补贴；你养孩子，政府每月发放牛奶费1000多克朗，直到孩子长到18岁成年为止；退休金、养老金、失业金、保险金、医疗费、住院伙食费，政府全部包下来。这才叫社会主义，高收入、高消费、高福利，全民共享。除非你把“社会主义”定义成共产党统治，党高于一切，永远不许挑战其执政权和合法性，那我就没话说了。但是，不管你这个国家是由任何党、意识形态、宗教背景来主宰，无论如何，你都必须首先解决人民吃饭的问题，消灭贫穷，要让人有事做，有钱拿，而不能大量失业。人被饿死、穷死，为生存而被逼得犯罪率高升，社会动荡，人心不稳，这就是谁也说不过去的大灾难，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种扯蛋的争论没有半点关系。

　　刘文忠走过的这58个国家和地区，彼此优劣都说了，有太多值得中国借鉴之处。在历史上，魏源曾受林则徐嘱托，在1842年编写了《海国图志》，目的是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对当时朝廷那帮妄自尊大、盲目排外的人极具冲击力。鸦片战争之败，败在根子上的贫弱与愚昧。而如今刘文忠的《新海国图志》，何尝不是向自鸣得意的政府猛击一掌呢？你以为你很稳定，兜里有钱了，但这是代价昂贵的高压稳定，是国富民穷，贫富差距如此之大，新老旧账还没厘清，民生问题依然严峻。看看新加坡，高薪养廉，官员一旦有腐败问题，几百万的退休金就泡汤，谁敢贪？看看台湾，蒋经国全力发展经济之后，顺应民意潮流，开放党禁、报禁，且一直都在维护中华传统文化落地生根。看看日本，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强国，有卧薪尝胆的魄力，孔孟之道深入骨髓。倒是我们，信仰崩溃，传统丢失，腐败横行，人心溃散。能集结众人之力的民族主义，也多是拿来转移国内矛盾。权贵核心之外的人，大都处于边缘境地，何来归属之感？

　　读《新海国图志》，我也奇怪了，印度有甘地，南非有曼德拉，缅甸有昂山素姬，韩国有金大中，捷克有哈维尔，台湾有蒋经国，新加坡有李光耀，你管它民主程度有多成熟，威权成分又有几分，人家终究有这样的伟人，可这种伟人在中国大陆人身上怎么就不见踪影？我们最多也就是学学他们，谈谈他们，但这样的人就是出不来一个成型的。我指的“出来”，是说这样的人如果存在，不管他是死的还是活的，不管他在狱中还是在社会上，能够给绝大多数人以希望，人们普遍了解这样的人，以这个国家因有此人而荣幸，而喝彩，而结成精神同盟体。但可惜的是，63年来，我没有看到这样的光芒人物，他们可能正要闪耀，但晃一下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被打击到边缘，或者流亡，直到被健忘的国人彻底遗忘。于是，只好更期待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公民人人崛起，自强不息，以“自变”的渐进性，来形成广泛的社会变革，直到影响政治格局，逼得政府不顺应潮流都不行了。可我们今天的基础却是如此薄弱，非但薄弱，还有开历史倒车的可能性，今天受难、受苦、受累的群体，明天如何报复这个国家，尚未可定。

　　我从《新海国图志》里读到了对比，读到了差距，读到了我身为中国人的自卑和反省，也读到了未来道路的漫长、坎坷，以及血流成河的可预见性。刘文忠亲历文革，体会尤深，他在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他国之间穿越，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带给他更大的紧迫感。尤其是在他已经年满65岁，而更多年轻人还迷迷糊糊于专制大染缸之中，整个时代都在物欲横流里走向失心社会，所有人都在这趟开往无底黑洞的火车上，为此，他焦虑万分，他痛心疾首。如果《新海国图志》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躺在新华书店，在卓越网、当当网销售，我敢说一定比现在的影响力大得多。可如今，拿到这本书的人少得可怜，网上读者也顶多是进入刘文忠的新浪博客随意看看。耗尽如此心血的力作，竟被边缘到如此地步，这令我悲哀。之所以在大陆影响力如此冷清，在于这本书对毛泽东及其统治的各种谎言与暴力，予以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而这尊神到目前为止都还不可能有被拉下神坛的迹象。像刘文辉这样的抗暴义士，外界也知之甚少，而做到今天这个份儿上，刘文忠说：“其实我已经奋斗了十多年。”

　　那一晚我与刘文忠等人，在酒店房间里喝着啤酒，谈论着国内外的各种形势，气氛相当热烈。到凌晨一两点了，我还跑到他房间里，告诉他，特别希望这本书能被张大中看到。不料，刘文忠说：“大中先生早就看过了，我的所有书他都看过。大中的母亲王佩英也是一位令人钦佩的文革义士，在今天能被那么多人所知，这与大中的后期努力有很大关系，他投入了巨大心血。林昭被众人所知，是因为她有母校北京大学这个平台。张志新则是共产党要宣传她，树立典型。我三哥在抗暴上的思想境界和决绝程度，是可以与林昭相提并论的，但我个人所拥有的平台、能力非常微弱，只能说我尽了心、尽了力。”他告诉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那个时代因抗争而死去，但此后被遗忘，无人去写、去拍、去纪念，甚至连过问一声都没有。这样血淋淋的历史就这样被掩盖，被埋葬，而新时期的各种问题又层出不穷。文革的悲剧性在于，它完全有可能一次次卷土重来，如果今天的国家真的不打算彻底公开其真相，不来个全民反思，那么这种隐形的危险就会随时跳出来变成现实。

　　在“纪念五七反右运动55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刘文忠拄着手杖站到了讲台旁，眉头紧皱，声音铿镪。他的演讲，条理清晰，从成因，到过程，到结局，到反思，到预测，就像一个过来人在叙述曾经的历历在目和当今的林林种种。他与我都看到那么多在场的老人深深陷入回忆里，无法自拔，已经难以用清晰简练的语言来叙述过往，游思已乱。这种差距，我认为主要在于刘文忠站的起点已经很高，他早已将这种个人命运与国家历史、他国对比统统联系起来，看到的是一个更宏观也更清晰的局面。他已经跳出了个人的痛苦，出离了愤怒，再回过头去看几代人的命运，并放之于当今社会和未来走向，更深切地呼唤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绝不是口号式的呼喊。我看过不少老人对历次运动所写的著作，写得特别细，叙事风格浓烈，到最后反而记住了事，而忘记了大格局。刘文忠的著作与之完全不同，他的政治犯经历，体制内经历，商人打拼经历，各国考察经历，还有他的语言能力和写作水准，这些都保证了他笔下的文字具有更延伸、更宽广的时空感，绝非知其事而已，足以称得上“放眼世界，关怀中国”。

　　对比刘文忠，同时代的大批老人们又在做什么呢？太多人选择了回避、遗忘，不再有热血与担当。而向前看或向钱看的眼界，也不过是寻找一个说服自己内心平静的理由。真正的向钱看，刘文忠曾经做到了，他以饱受歧视的政治犯身份，以百折不挠的商海拼搏，以不断学习的知识积累和识人做事能力，把生意做得不算小。真正的向前看，刘文忠其实也做到了，他已经在从一个独立思想者的角度，站在更客观的立场，来告诉中国自己到底弱在哪儿，人家到底强在哪儿，我们的前方要走得更好，务必多从历史的纵深、横向的比较中，找到教训和经验。无疑的，这是一个真正忧国忧民，而且有实力去忧国忧民的独立行者。他的努力，相信在今后将被更多人所知。也许不仅仅是在飞机上读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岛》想去偿还自己的“良心债”而已，而更是站在更前端的视野，以更有利于未来前途的判断，用自己仅剩的力气，为国家和人民寻一些出路，找一些可能。在独立中文笔会能有这样的会友，如此低调而务实地为后世愿景做事，我对此深感骄傲。

　　（作者为作家兼签约公益歌手，1983年生于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