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二十四小时（上）

肖国珍（北京）

序言

　　今天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此次我被传唤，是公权力机关与律师的一次“交流”，有必要写出来。此念正合我意。其实我昨晚就写了几个要点，只是疲劳让我倒下了。现补记之如下。

　　事先声明：对这二十四小时的回忆，仅仅是“回忆”，我只能做到尽最大可能按真实记录；如有与事实不符，可以以警方真实、准确、完整的录音（如有）为准。
　

7月5日

　　16：30，我发布信息：“刚才北京市公安局（单位领导电话告诉我的，也可能是国保）已经到我工作的区域找我。现在初步约定，我明天上午到单位与公安局人员见面。已说好他们将把我带走到局里问话。估计是因为LI旺阳后援团我带头联署的事。如我失踪，请互相守望帮助。肖国珍律师”

　　17：04

　　警官联系我，要了我的身份证号。再次约定上述时间地点。随即我网上发布其姓名（我主动要的）与电话，以便必要时，若我“失踪”，朋友们知道向谁要人。

　　第一次信息发布后，手机响个不停，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其中多数素不相识——向我表示关心、支持。他们言语之间，无不充满爱意、善意、公义。

　　感动一阵阵向我袭来。我知道我不是孤独的——这是道义的力量。

　　随后单位又打电话过来，说警察要我今晚就去派出所。我说警察岂可不守诺言？我承诺去就一定会去的，但不是今晚。我会对自己的行为与诺言承担责任。

　　为了不让网友担心，这个消息，我没有再次发布，只是委婉地发布信息给朋友们：“请大家放心，我目前是安全的。谢谢大家。按今天下午公安与我的约定，明天上午我会与公安（或国保）谈话。明天上午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尚未可知。”

　　是的，这个神奇的国度，挑战人类想象力的一切奇迹都可能发生，很多事情未可预料，因为没有规则没有底线。

　　我决定拒绝晚上去局子里，除非他们来抓我。我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

　　有知道我住址的朋友，为不被监听，连电话也没打，直接赶到我家。为了不当着孩子的面被带走，我匆忙将孩子交托，做了简单的嘱咐，请朋友帮我带一晚孩子，次日晨将孩子送回（因朋友翌日上班）。

　　我吩咐孩子，当妈妈不在身边，要听阿姨的话。虽然我在女儿面前说话向来比较谨慎，且脸带微笑，女儿还是从我们的对话中感觉到是什么事了。她问：“妈妈，你是安全的吗？”

　　我笑笑说：“亲爱的孩子，妈妈是安全的，因为妈妈有神的祝福；妈妈是律师，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亲爱的孩子，天使不一定是带着翅膀的，妈妈就是上帝派来照顾你的天使，上帝不会把妈妈从你身边带走的。”

　　女儿期待的眼神：“妈妈，你今晚和我一起去吗？”

　　我说：“宝贝，上帝只有一位，天使却不只一个。当妈妈不在身边，神也会照顾你；当妈妈不在身边，阿姨也是照顾你的天使。您是安全的，孩子。妈妈爱你，你知道的。”

　　孩子听话地点头。她和我一起看过电影《昂山素季》，知道被强权带走的人不一定是坏人，何况她对她的母亲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心。

　　朋友们建议我晚上一定不要去局子里——恐我女性之躯，不堪黑夜里的“审讯”。我坦然说：只要孩子不受惊吓，我会在家里睡得很香，且随时可以心平气和地跟警察走。

　　朋友坚决地说：“你得现在就走，住酒店，明天再去局子里。”为了友人不担心，我“反对无效”，只好依言而行。

　　离开“风可进雨可进国王军队不能进”的家，去另找住处。在首都北京，有家不住，人去楼空，忽然觉得幽默而诡异。

　　出门没多久，天降暴雨。临时买了一把雨伞。找到酒店。关机，取下电池——知道朋友们在牵挂我，但没有办法，只能关机——我得为明天积蓄力量。

7月6日

　　睡到自然醒。

　　装扮齐整，如将赴盛宴。（其实我生活简朴、最喜素面朝天，此次前往警局之妆容表现稍有“进步”，是自以为有一种使命感：虽然没有任何人委托我，但在我心理上，此行代表的不只是我自己，而是后援团的诸多朋友；同时，衣着端庄，也算是对警局的尊重。）

　　与警官联系；去派出所。

　　还是有海内外朋友不断打电话、发短信给我，以示鼓励。进警署之始，我还能接收电话。

　　警官引我进入询问室——窗户与走廊均筑以铁栏杆——示意我坐下。那个位置，我既感熟悉又感陌生——作为律师，我曾多次出入看守所与监狱，每次，我坐在警察此时坐的位置；而我的当事人，就坐在此时我将要坐的位置——是的，现在，这个位置，轮到我了。

　　警官告诉我，我的行为，业已“触犯法律”，将被拘留，此时起，剥夺我通信自由，现在必须关机。

　　我问我触犯了哪一条，警官让我填写《传唤证》。以专业的思维，我当然是从中找传唤我的法律依据。《传唤证》大意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因我“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对我“依法传唤”。

　　以下是“询问”主要经过。

　　“你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传唤吗？”

　　“我不知道，我还想问你们呢。”

　　“你参与LI旺阳真相调查后援团签名，在QQ群里发布LI旺阳的信息。LI旺阳你认识吗？是你什么人？”

　　“我不认识，LI旺阳与我个人并没有私人关系。”

　　“你不认识他，那么，你为什么发布他的信息？你什么动机？”

　　“是的，我不认识他。但不等于我不能关注他。我不认识LI旺阳，我关注他是我的公民权利。并且，作为一个人，应当有悲悯之心。”（此时，我有一种冲动，想背诵罗素的话：“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这些感情如阵阵巨风，吹拂在我动荡不定的生涯中，有时甚至吹过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绝望的彼岸。”想想这样未免太书生气，且于语境不宜，且，从法律角度而言，似与“本案”无关，就打住了。）

　　“LI旺阳是什么人？”

　　我开始讲述我所知道的LI旺阳：工运领袖，二十载牢狱，酷刑致残，“上吊”死亡，警方强行控制遗体并火化，关注李案的亲友被非法软禁、羁押，国人质疑，港人游行，七一质问。

　　我讲着讲着，再次悲从中来，愤怒生起。我克制住自己，以让自己的表述保持平和。

　　“这些情况你怎么知道的？”

　　“从网上得知。LI旺阳逝世当日，我就知道。事后，我天天关注。”

　　“我们在网上查不到，你怎么能查到？”

　　“我翻墙。墙内看不到的，我就到墙外去看。凡公共事件，我都关注。”

　　“你到过现场吗？邵阳、香港？”

　　“没有。”

　　“你没到现场，也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人，你怎么能相信？怎么可以传播？”

　　“我信，是出于常识判断。如果必须调查清楚才能说话，那么，不会有人敢说话，因为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所说的百分之百符合事实；如果必须亲临现场才能传播信息，那么，胡锦涛、奥巴马讲话，我也必须到现场，才能传播他们的话，否则构成‘信谣传谣’。请问您是这种逻辑吗？”

　　“谁找你签名的？”

　　“我翻墙看到签名声明，就签名了。”

　　“签名声明内容？网址？”

　　我根据记忆书面写出给他们。

　　“你为什么签名？你与LI旺阳素不相识，为他签名，是什么动机？凡行为必定有动机。”我还听到警官的自言自语：“香港人游行，是什么动机？”我从没想到，“动机”一词，有如此丰富的内涵。

　　“签名，是表达自由，这对于我，如同呼吸空气、吃饭喝水一样自然。我签名时，没有去想动机。如果现在非得要我挖掘出动机的话，那么，我的动机就是：在我看来，人类一家，没有人能自成一体，他是我的同胞，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只要有一个人是奴隶，则每个人都是奴隶；只要有一个人遭受不公平，每个人都可能遭受不公平；只要有一个人不正常死亡，每个人都可能不正常死亡——今天是他，明天就是你，是我。”

　　“你在QQ群里发了些什么？”

　　“具体发了什么，我忘了。因为，如刚才所说，这对于我，如同呼吸空气、吃饭喝水一样自然。我是随兴发的，谁会老去思考自己是在呼吸着空气呢？”

　　“你转发了《签名声明》信息吗？”

　　“有可能。我可能转发了其中一部分或者全部。具体要看QQ记录。”

　　“你的QQ号？”

　　我告之。警官记在草稿纸上,问：“密码是什么？”

　　我立即警觉，礼貌而坚决：“对不起，我不能提供。

　　第一，我在家里上QQ是自动登录的，我自己也忘了密码（写作此文时注：这话是真的，我的银行卡密码、各购物网的登录密码，向来让我头大；我的新浪微博没有更新，据说长达一两年没有登录——网友们抱怨我时告诉我的，原因是我至今都想不起我的新浪微博密码，以至后来我只好另行开通网易微博、腾讯微博——写到此处时，我仍然记不起所有微博密码）；

　　第二，即使我记得密码，我也不能提供给你，因为这是我的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

　　“在涉及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时，一切通信秘密与通信自由都得让位。”

　　“我的想法，恐怕与您的看法有出入。我认为，个人自由与权利是具体的、真实的；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是抽象的、甚至可能是虚假的。国家的存在的最大宗旨、政权设立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如果不是，就不如没有国家、没有政权。不能以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为名，剥夺个人的天赋自由与合法权利。否则，所有权利与自由都不复存在。”

　　“你发布了你被传唤的信息吗?”

　　“是的。”

　　“为什么要发布？你什么动机？”

　　“我认为披露真相是正常的思维。至少让朋友们知道到哪里找我。”

　　“那么，这次询问结束后，你也会发布情况？”

　　“是的，有可能。”

　　每次当警官提到“动机”二字，我就想起许志永写的一篇博文《你什么动机？》。许志永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但从来没有今天理解的这么深刻。是的，许志永说得对：“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逻辑背后一个很变态的问题”（此处，我并无诋骂之意）。我总结，这个逻辑是：人的一切行为，要么为名，要么为利，否则就是别有用心。

　　我心里的回答，可以借用一下许志永的话：“我能想到的唯一自私的动机是，我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就本事件而言，当我说出心里话——哪怕冒着行为合法却被追究的风险——的那一刻，也就是我独立意志、自由精神得以表达出来的那一刻，我是幸福的；当LI旺阳案真相大白的那一刻，我是幸福的；当朱承志、黄丽红等恢复自由的那一刻，我是幸福的；当公平得以实现、正义得以伸张的那一刻，我是幸福的。

　　“你转发的信息中，提到‘和我们一道战斗’，我问你，你对什么战斗？对党？对国家？”

　　“都不是。是对不法行为战斗。”

　　询问过程中，警官是比较文明、平和的；除原则性问题外，我也温缓、理性地，以理解的心态配合他们的进程——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其中偶尔一两次，问我话时他们说“你在绕弯，不说实话”——大意如此，以我职业判断，这是他们对待犯罪嫌疑人“讯问”的习惯方式，故我虽感惊讶（惊讶的原因是，问话一开始，我就坦然地说过：我对我所作所为完全担当，不会推卸责任，我也已做好了完全的心理准备；答询过程中，我也坦然地将我之所为按真实记忆陈述），亦不以为意。

　　其间，孙警官托人去买感冒药，我看他一边服药一边与我谈话；殷警官闲聊时说到他因为工作，昨晚一宿没睡。我为此暗暗发自内心地深感不安和同情。他们为了我的事情，或带病、或疲劳中，忙活了一整天。其间，我瞄了一眼他们从局里传来的电话记录（他们对照电话记录询问我的），得知7月5日晚23点后，他们做的该记录——也就是说，有警官为此直到23点还没睡。我再次深感不安和同情——仅仅因为他们也是人，是我的同胞。

　　我在想：是什么原因、什么样的“执法”制度，让纳税人花钱，让警官们费力，为我并不违法的行为，在此耗时间？这是一种怎样的社会资源浪费？我们需要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真正用之于民？作为一个良民的我，处在此种环境，与我的同胞警官面对面，是多么严肃又多么可笑的场景？

　　询问过程中，我心如止水，波澜不惊。倒是触景生情，产生了诸多美好的梦想——

　　如果有一天，社会清明，警察闲得无事可做，至少生病时可以休息，工作不必加班，那将是多么美好的场景！

　　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自由地表达，不必在说话前担心隔墙有耳，网上发言前不必担心被监控被屏蔽被删除，做任何表达前不必考虑是否符合什么路线与方针，做任何表达前不必担心被失踪，那将是多么美好的场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