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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泽东暂时离开权力中心时
1962——1965年国内局势分析(上篇)
——毛氏社会主义道路还能走多远
茆家升（安徽）
上 篇
我根本不相信专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无产阶级专制可视为得到良政治的一种手段。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
梁启超
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约翰洛克
党的权力太大会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极权国家、由阶级专政成为一人专政、党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主义会退化为国家资本主义。
摘自李慎之《关于我的右派罪行的再认识》
一，1949年后毛时代的中国人，生活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绞肉机里，数千万百姓被虐死。唯1962——1965年间，毛暂时离开权力中心时，国内政治气候略有缓和，百姓稍能休养生息。那时虽然还是充满了争议和矛盾，却是值得怀念和研究的年代。
先说说何谓毛时代，这是个不确定的概念。关键是时间难以界定，往远处说，1927年朱毛井冈山会师，算不算毛时代开始？应该不是，当时党中央和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等都在上海，共产国际也未承认中国支部的负责人是毛泽东。往后说的比较多的是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说从此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因而有人说毛在党内执政是1935——1976共41年。其实这也是讹传，遵义会议选出的总负责是张闻天（洛甫），毛还称张是“明君”，毛泽东只是中央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之后，经过毛的纵横捭阖，已确立了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时代算是正式开始了。其后1945年4月召开党的七大，只是组织形式的确认。但是，毛那时也只能在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权里说一不二。当时中国的合法政权是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延安政权、汪伪政权、满洲国都是非法的国中之国。要说什么毛时代，还是为时过早。
真正的毛时代开始，只能是1949年问鼎之后。但政治体制则是延安政权的延续，即从一个阶级的专政走向一党专政，再走向一个领袖的专政。朕即是党，朕即是国家，毛泽东成了没有名份，但实权超过任何一代帝王的皇上。其实说破了，这也不是中国特色，所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都是一个模式，对此从俄共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领袖普列汉诺夫，到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南尼，都早有论证。
而毛泽东又是把这种领袖专政，天衣无缝地对接到中国数千年封建王朝的佼佼者；也是把历代封建暴君的凶残暴虐阴险诡诈，缝上了马列主义外衣而大行其道的首创者。美其名曰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有人说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其实两者实质是一样的。一句话，罪恶的毛时代在中国，除台湾省以外，全面登场了。
现在已有充份资料可以证明，所谓毛时代，就是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的方针指引下，依仗强大的专政机器，包括全面的舆论控制，在中国强制推行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此不惜发动一次次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大搞政治思想一元化，和经济一体化。把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甚至人的思维意志，都收归名曰集体所有，实则是统治集团所有。舆论宣传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人民的思想意识，有了空前的提高，已经统一到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了。
事实正是从此亿万国民遭受一大二公社会主义体制的彻底剝夺，人人皆是一无所有的两脚劳动机器，连脑海里的思维意识，也被严密控制着，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可以这么说，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每深入一步，中国人就向地狱的深层，继续坠下一步。直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建立，数亿农民整体沦为农奴，听任统治者对其疯狂役使，如驱使九千万劳力上山，砍掉中国85％面积的森林，为的是什么钢产量要超英赶美，结果炼出的只是一堆废渣，而古老的神州家园，却受到了彻底破坏，遗害至今。又为了什么支援亚非拉革命，要国人勒紧裤带，保障巨量的优质的农付产品出口，和毛泽东天量的巨额消费，不惜以反瞞产私产名义，掘地三尺搜括“余粮”，从而在风调雨顺的年代，活活饿死三千多万农民！
这些都是毛时代的“丰功伟绩”，罪魁祸首当然非毛泽东莫属。毛泽东一个人站起来了，全国人包括党内的高官，都匍匐在脚下，成了他的奴才！而且还是如鲁迅所言，是求做奴才而不得的年代。
为何会这样？毛泽东有三头六臂吗？非也！体制使然。体制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可以不受监督不受约束，又要遵循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铁律。同时又决定党管一切，包括官员任命、舆论一律、经济体制一律。全国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乃至人的思想意识，最后都成了毛泽东的私产！如果不是毛的私产，能在数千万百姓被饿死的年代，为毛修建六十一处豪华行宫吗！那一处行宫不是耗资亿万！取行宫一角，或减少几个看门人，或少印几版红宝书，能给毛泽东做多少件睡衣，烧多少盘红烧肉？
毛泽东为何能在中国如此橫行霸道肆无忌惮，一言以蔽之，都是权力不受限制不被监督惹的祸！权力就是毛的通灵宝玉，谁要对毛的权力有星儿点点的觊觎冒犯，不问你是谁，必定会死的很难看！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相关资料的部分解密，尤其是有识之士的探索研究，已经得多数国人的共识。即西方传来的什么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实践，给我们中国带来的不是全民福祉，更不是什么人人平等幸福，而是一条祸国殃民的罪恶之路。
今天我想换个思路，探讨这个问题。就是撇开苏东巨变、越南改革，乃至朝鲜称帝都不谈。也不说毛死后实行改革开放的功过是非。回个头来，就说说毛时代的事，不说毛时代坚持走什么社会主义道路，造成的什么严重恶果。反过来探询一下，铁桶一般的毛时代，有没有什么时候，我们偏离了那怕只是暂时偏离了什么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句话要说得更准确一点，应该是有没有什么时候，毛泽东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让文革中被打倒的和要打倒的走资派或称之为修正主义分子，具体点说就是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们，治理这个国家，和一言九鼎的毛时代相比，有没有什么重大差别，尤其是那个时期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是稍稍好了一点，还是更差了；因人祸大批饿死人是还在疯狂的蔓延，还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更关键的是，如果情况有所好转，那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呢？还是撇开或是暂时背离的结果呢？
这正是本文研究的主旨。因为在1962——1965年间，确实发生过毛泽东短暂离开权力中心一事，而且毛退居二线之后，中国也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又确实关系到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研究1962——1965年国内时局变化的前因后果，可以在如下几个问题上引发我们的思考：一是那场人祸大灾难，罪魁祸首或曰主要责任人，是毛泽东抑或是各级领导人人有责，它关系到历史审判的公正性，并与当今社会前进中，一个绕不过的话题密不可分，那就是中共与毛能不能切割，切割了会怎样，不切割又会怎样？还有，血的教训教会我们该如何认真地面对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全民福祉出发，而不是从小集团利益出发，是坚持它，修正它，还是彻底摒弃它？
在说国内局势之前，先简约的说一点当时的国际形势。
二，国际形势：毛泽东对外依然奉行意识形态高于国家利益的错误方针。以饿死千万百姓为代价，耗巨资搞“三斗一多”输出革命，搅得多国神鬼不灵，也错过了二战后国际局势相对缓和，很多国家乘机大发展的机会。
1962——1965年间的对外方针，还是在延续毛泽东的错误政策。
那些年总的来说，国际局势是相对平静的。虽说两大阵营冷战持续，但热战范围极小。朝战已停，台海炮战已近熄火。非洲、拉丁美洲的局部战争，本不干中国事，我们却以饿死国人为代价，用真金白银粮食去什么支持亚非拉，结果是浪费了大量资源，并未结交几个真朋友。天天髙唱什么打倒帝修反，坚持所谓的“三斗一多”，即要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做坚决斗争，支援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支出只能多！比如所谓东南亚革命烈火，本是我们自己革命输出烧起来的：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是我们出钱出军火闹起来的，闹得人家鸡犬不宁。到了邓小平胡耀邦年代，我们不干傻事，一刀两断了，游击队员纷纷走出丛林，该干啥还干啥，国内安宁了。2006年我去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广场纪念碑前，看到了纪念碑底层，是一叠一叠尸体塑雕。导游告诉我们，这是要告诉大马国人，从此之后同胞之间，再也不能互相残杀了；在印尼，我们支持共产党艾地和左倾的苏加诺，弄得断交几十年，大批华人商店被砸，华人被杀，到今天还是麻烦；我们誓做越共大后方，集中全国资源包括兵源，大批大批往南运，结果养了一群白眼狼。中越之战，他们垒防御工事，用的居然是我国援助的大米包；更不堪的是中越之战，我们竟然是为了支持最血腥、最残暴、滥杀了三分之一本国人，包括数十万华侨的红色高棉反动政权。而那个反人类的刽子手波尔布特，竟然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大屠杀后波氏到中国来，得到了毛的夸奨，说他一举消灭了阶级。这些杀人狂，正在受国际法庭以反人类罪审判，但至今未见我们主流舆论表态，是不是也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一贯正确？
回顾二战后1945年至1965年，国际局势相对缓和时期。很多国家乘这个机会，积极疗治战争创伤，加快建设发展脚步，尽快地从战争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最典型的要数二战战败国德国和日本了。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抓住世界经济大恢复大发展的良机，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从而迅速崛起，一举进入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典型的代表要数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所谓亚洲四小龙了。
可惜我们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好良机，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国际关系上，一直是意识形态高过国家利益。天天抱着什么“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敌人时刻会来”这本经，在自说自话，尚自我感觉良好。结果得罪人越来越多，国家资源损失越来越大。自己勒紧裤袋支援别人，还被别人当冤大头。干这种傻事的罪魁祸首，还是那个中国人的灾星毛泽东。传言有的外国飞机要飞中国，临时在机身上刷一行大红字：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就能得到大把大把银子。
好在这种傻事也有干到头的时候。1976年那个祸国殃民的魔头毛泽东死掉了，什么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渐渐黯淡无光了。新一代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对外实行韬光养晦不出头政策，断了那些早该断了的粮响和军火物资。网载金正日有一次来中国狮子大开口，长长的要求援助单子上，竟然包括有核潜艇等！邓小平批示：“一个子儿也不给！”金二气急败坏，也无可奈何。既保护了国家资源，又受到了百姓的拥护，为何不能坚持呢？现在干嘛每年要多少亿多少亿填这个无底洞呢？网载近些年我们又免去了非洲国家多少亿多少亿债务，又援助了那些国家多少亿多少亿。为何要这样，决策者还是对老百姓讲清楚好！
不过，国际上的事再复杂，也不如国内的事，更和亿万百姓休戚相关。我们还是认真关注一下1962——1965年间，国内的时局吧。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五十年前的国是，应该还是触手可及的。
三，七千人大会的历史意义重大，可以说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正是从那时起，毛泽东不得不暂时交出手中的权仗。七千人大会在削弱毛的极权统治方面，开了一个好头。但毛泽东不仅没有悔过认罪，且怙恶不悛，一直在窥测时机，准备全面反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27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中共历史上，是个分水领。往前三年，中共中央发动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即三面红旗运动。从而造成人类史上空前的人祸大劫难，三千七百多万老百姓，主要是农民被饿死！执政党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挑战，生死存亡，可能只是须臾之间。虽说这场人祸大灾难，毛泽东不仅是始作俑者，而且一意孤行。面对全国各地的哀鸿遍野，饿殍遍地的凄惨景象，毫无怜悯同情之心，为争什么世界共产主义领袖地位，不惜对中国数亿农民，做彻底的掠夺，从而造成严重的恶果。但是，贯彻三面红旗的决议，毕竟是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出了纰漏，都推到毛一人头上，说起来也是不公正的。那些党的高层领导，具体点说，那些位列政治委员，尤其是政治局常委们，在那一系列重大灾难面前，他们一个个究竟扮演了什么样角色？说的更实际些就是，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常委之间，是意见一致呢？还是一开始就有分歧？还有在灾难发生和蔓延的过程中，特别是当灾难后果已突现，数千万百姓被饿死，已经充份暴露之后，常委首脑们，又都是如何对待的？
要说清这个问题颇为不易，因为很多资料未解密。只凭演绎推理，两边都可能是陷阱。往这边偏一点，就可能为已经从一党专政过渡到领袖专政的独夫民贼，二十世纪残害人类恶魔之首毛泽东开脱罪责，弄得错误罪责人人有份，从而无人对屈死的三千多万亡灵负责；往另一边偏一点，也可能只看到大独裁者毛泽东，犯下的滔天罪孽，而忽略了放过了对这场大灾难，也犯过不可饶恕大罪毛的同僚们下属们，而这些人之中，包括他们的后代,即所谓“太子党”、“红二代”们，有的至今还在扮演一贯正确的角色，妄图逃过历史的审判，继续享受极权体制带来的红利，成为权贵阶层的中坚，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中国的很多问题，都存在着这样的二难推理。在历史真相没有充份披露之前，在人们还大部分没有走出毛时代的阴影和定式思维之前，这样的难题还会在相当长时间內，困绕着我们，阻碍我们去发现真相，寻找真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在寻找真理的路上，艰难前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七千人大会，是解开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乃至现实问题的一把钥匙。这次大会起码可以吿诉我们两个问题，一是共产党从执政以来，就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消灭私有制，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路。一路走来，虽然阻碍重重，反对者甚多，有时会表现得很激烈，甚至血雨腥风，但执政者大体上还是自我感觉良好，主流舆论上，也一直在吹噓鼓噪，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可是到了大跃进年代，由于全国全面的瞎折腾，执政者的疯狂掠夺，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几千万人饿死，纰漏闹大了。各级执政者，只要良知未泯，又未作恶太多者，已开始省悟到，这革的什么命，又在革谁的命？网传周恩来临终前，有所忏悔地邓颖超说：社会主义革命怎么会革成这个样子？1949年之后是天翻地覆了，最后谁受益谁受害呢？
可以这么说，当时惊天的人道灾难，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统治者的合法性，政权的存废是须臾之间的事。就差有人揭竿而起了。深谙统治谋略的毛泽东，一再说那时的基层统治者，三分之一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其实毛泽东是过高地估计了那时的形势，他的僚属们，面对数千万善良百姓，在共产风肆虐下枉死，只要不是天良丧尽的各级官员，无人不知晓如此反人类的滔天罪孽，罪魁祸首非毛泽东莫属。中共如果要在中国继续执政，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和毛割裂！毒蛇噬指，壮士断腕。可以这么说，什么时候中国人能走出毛泽东的阴影，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邪路，回到人类共同文明，遵守普世价值的光明大道上来，才会有理想的明天。弃毛或继续受毛的奴役，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未来。对此毛本人也是心知肚明的。尽管他依然想，继续牢牢地握紧手中的权柄，但在七千人大会当时的氛围下，他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毛泽东是个嗜权如命的人，权就是他的命根子，要他交权和要他命差不多！他会老老实实拱手把紧握在手中几十年的权交出来？举个后来的例子：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国人都知道毛钦定的接班人，已经写进了党章，又写进了宪法的林彪，居然背叛了毛，林的儿子林立果等居然搞了个“五七一（武起义）工程记要”，把毛臭骂了一通。毛感到不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又生了一场病，日子过的悽悽惶惶的，整天病怏怏地躺在床上。这时摸透了毛心事的周恩来，凑到毛的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话：“主席，大权还在您手里！”毛听了马上精神了，又能威风八面了。到临终没多少日子了，起不了床走不动路了，半边口角直流哈喇子，语无论次辞不达意了，还狠抓权力不放手。
那毛泽东为何还是一度松开了手中的权仗呢？
近日在凯迪社区上见到一篇题为《大饥荒毛泽东处惊不乱》的文章，告诉了人们，嗜权如命的毛泽东，当时为何不得不暂时交出权力的柄杖。现摘编如下
一九六Ｏ年，从东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从白山黑水，到锦绣江南，神州大地上终于爆发了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中国有史以来面积最大、死人最多的一次大灾难。正是一九五八年的疯狂“大跃进”，才造成三年的大饥荒。且是毛泽东不顾大跃进失败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地位，继而反右倾、倒行逆施造成的恶果。
这些灾情报告，大都经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副总理邓小平转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再转呈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却不敢转呈毛泽东。他历来对毛泽东畏惧三分。
毛泽东亦深知刘少奇于经济建设、治政治国很有一套，周恩来、陈云、李富春、邓子恢也比自己有经济头脑。但他绝不允许同僚们对自己的经济决策权提出挑战。
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执意推行农业合作化、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营化之后，一直沉湎于他的那套乌托邦式的经济大跃进、快速进入共产主义的美妙图景里，他一直未能理解：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有甚么不好？一九六Ｏ年，在全国一片饥饿声中，北京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歌功颂德大会，一为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一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群英会。继续高举三面红旗，为毛泽东思想大唱赞歌。毛泽东仍不能自省：他已经被供奉在中共政治的神殿上，严重脱离了社会，脱离了民众，他已堕落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瞎指挥者，一位不懂装懂的自大狂，权欲狂。两次大会的闭幕式上，毛泽东都让娇小玲珑的张毓凤吊在自己的胳膊上。接见与会的全体代表。这是张毓风头两回在公开场合露面。毛泽东和张毓凤的身后，才是刘、周、朱、陈、林、邓等等。他们自然不能效法毛泽东，在各自的胳膊上吊上一位年轻妙可的小美人。被接见的大会代表们当然不能了解内情，他们在热情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党中央万岁”的同时，只能猜想：毛主席老了，出门动步，身边都要个小护士照顾了。
刘少奇明哲保身，按下了全国各省区的灾情不报，而只是伙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数人去做一些以不触怒毛泽东为原则的“政策调整”。
毛泽东本人是怎样了解到全国大饥荒的灾情的？此事，还需要提及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南海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一九六Ｏ年的某天，毛泽东坐在南海北岸的石凳上。听汪东兴汇报中央警卫团战士、干部的思想情况，又特别是警卫毛泽东本人的全连战士的生活和学习情况。毛泽东倒是要求汪东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对他讲真话，报告事情真相。这是性命悠关的大事呢！毛泽东从来不敢粗心大意的。汪东兴恭敬地望着毛泽东，据实报告说：
全连干部、战士的一百九十三人，从家中的来信中得知家中的灾情，亲人得水肿病、死亡、生活有困难的，有一百五十四人，占全连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九点八。
战士董方会说：毛主席住在北京，知不知道农民的生活？粮食打下那么多，都运到城里去了？战士许国如说：叫人们吃菜是不是毛主席下的命令？中南海建筑工人每月六十斤粮食还没劲呢，农民光吃菜和白薯，吃不到正粮，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说：电影《万水千山》我也看了，那时生活是苦，但现在农民的生活比那时还苦。战士张立臣说：现在农村老百姓吃的连狗都不如，过去狗还能吃到糠和粮食，现在人饿得没劲，小猪饿得站不起来。社员还说：毛主席是不是叫我们都饿死……
毛泽东愣住了。真是晴天霹雳。他是第一次听到农村的这些情况。但他沉得住气，见汪东兴不再汇报下去，便说：
“小汪，多谢你，我是被蒙在鼓里了。我相信，战士们讲的都是真话，真实情况……我想找他们本人再谈谈”。
报告主席，他们发言的当天，就都调离了中南海了。
毛泽东起身回到院子里去了。汪东兴望着他的背影，激动得眼里泛出了泪花……原来是，一天前，朱总司令、刘主席、周总理三位老首长一同来找他小汪谈话，恳求他把农村的大饥荒状况，以汇报警卫连干部、战士思想动态的方式，报告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汪东兴当时感动极了。给三位老首长下了跪！
一个小时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已经服了镇静剂，心情平稳了些，但仍是一脸的沮丧。他没有责备刘、周、朱、陈、林、邓诸位，只是很伤心地把汪东兴的汇报复述了一遍。他说：
“晚上有个常委会，把彭真也请来。我先向各位同志作检讨。乡下大饥荒死人。我担第一份责任。再研究国民经济怎样调整。这事一定要抓紧。不要忘记，明末李自成是怎么闹起来的……”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三位都舒了一口气。毛泽东见大家仍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便又说：
“少奇、朱总司令，对付乡下的饥荒，有甚么紧急办法没有”？
朱德搔了搔头上稀疏的白头发：
“民以食为天，开仓赈灾吧”！
刘少奇望了一眼周恩来，跟着说：
“恩来，我们全国的战备储备粮大约是多少”？
周恩来面色肃穆，想了想才说：
“可供全国人口一年零七个月”。
刘少奇点着头，对毛泽东建议说：
“救灾如救火，我同意总司令的意见，开仓赈灾。自古以来，封建时代，遇上大灾荒都是这么做的”。
刘少奇的话分量很重，毛泽东听了心里不是滋味，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用眼睛望着邓小平、林彪二位，然后问：
“小平，你是总书记，也是大管家，脑子好用，有甚么高见”？
邓小平平日总是愣头愣脑的，少说话，多干事。他先尊敬地看看刘少奇和朱总司令，然后看看毛主席，毫不含糊地说：
“这次灾荒来势很猛，面积很大，不是一两年的问题……我看还是先放宽政策。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开不开仓”？毛泽东问。
邓小平捏着双下巴说：
“我们有五百万军队要吃粮，还有八百万干部职工，一亿多城市人口……乡下农民还有野菜、野果、树皮、草根，我们的军队和城市职工，却是连树皮草根都吃不上。所以我说，开仓赈灾要慎重。国库一直不富裕，也不可能从国外买进大笔粮食……话说到底，我们的党和政府，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建立在总理所说指的一年零七个月的战备粮上”。
邓小平这个矮子，看问题总是这么直截了当。毛泽东又看了看林彪、陈云二位，林彪说：
“开仓不开仓，我都同意，只要五百万人民解放军有充足的粮食供应……真的出了李自成，也要靠解放军去解决。总司令，你说是不是”？
陈云，你的高见呢？毛泽东问，陈云半闭着眼睛回答：
“事已至此，有哪门话好讲？赶快研究国民经济的收缩、调整吧！解散食堂，恢复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救命要紧”。
刘少奇和朱德一直在交换着眼色。朱德忍不住说：
“我们准备先饿死多少农民？我们的天下可是靠农民打下来的呀”！
毛泽东的脸色越来越苍白，额角上的又冒满了汗珠子。他又躺了下去，但嘴里仍在说：
少奇，总司令，小平，先开一部分仓，主要发放种子，加两三个月的度荒粮……具体的，你们去定……
周恩来见主席病的不轻，连忙站起来说：
“晚上的常委会，仍由少奇同志主持吧。你身体欠安，就不必参加了。我们会尽快作出决议，调整各方面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大搞自力更生、生产自救”。
“也好，少奇，你是能者多劳，拜托拜托。总司令，你是大老实人一个。小平，你是言必有中，干脆利落。还有陈林两位……我是快见马克思的了，今后，一切拜托各位了”。
政治局常委会由刘少奇主持，彭真列席参加，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位任记录，决议立即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起草一封《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先用电话迅速下达至全国各地，内容十二条，农业方针全面退缩，坚决制止“一平二调共产风”。
凌晨一点，常委会散会。林彪单独来到丰泽园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的情绪已经稳定了。张毓凤给林副主席上了茶，便退到屏风外。主席说：
“林老总，我们可能要打败了……你估计，这回，陆海空三军会不会迎接彭德怀”？
林彪堆起满是皱纹的笑脸，他当然懂得眼前这个军委主席指的是甚么。于是，他汇报起军队工作来：
“当前，全军战士、干部，正在深入揭批彭德怀、黄克诚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论，在这个基础上，又大力开展学习运动，读马恩，读列宁斯大林著作，又特别是读毛主席的著作。《毛选》四卷，是军队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础教材。毛主席的书，不但战士要读，干部更要读。军队工作，千头万绪，一定要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党指挥枪的原则”……
张毓凤一次又一次给他们上茶。她发现，听了林彪的汇报，主席的气色好多了，脸上有了笑容。
这份署名为bigdire提供的资料，十几年前，我在广州的一本地摊书上就见到过，当时由于公开的资料很少，很难相信它的真实性。所以我以后写的几篇这类文章，都未曾引用。近些年来披露历史真相的文章越来越多了，已经多个侧面印证了引文的真实性，而且此文在凯迪网2004年5月发布以来，近十年了，还未见到有人指为谣言，这才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引用的资料。
这真是一篇难得一见，研究价值较高的文章！起码对观察1962——1965年之间的时局发展的研究，有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参照系数，对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有了比较客观的诠释和分析。再联系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核心领导层的发言，我们对当时的时局，就会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其中我尤为关注的是彭真的言行，和刘少奇讲话时毛的态度。
彭真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的影响。——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
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总结了党中央的错误：“在1958年以后的农村工作中，我们曾犯下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生产上犯了瞎指挥的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也好，彭真也好，作为中共的最高层核心领导成员，在那场人祸大饥荒中，对枉死的三千多万亡灵，都犯有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都要接受历史的审判。但是，他们在面对数千万枉死的骨肉同胞灵前，还没有天良丧尽，还知道自己罪责难逃！所以他们还能在中国五千年来最大的暴君面前，不顾自身及全家安危，做一点折冲樽俎，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罪恶的权仗，使苦难的中国人，在下沉到灾难的深渊中，速度稍稍缓慢一点，在暗无天日的黑幕里，看到一点生存的曙光。这样到有做历史结论的那一天，人们会做出公正判决的。
当然不只是刘彭二位，在高层直至政治局委员，省部级领导之间，除了林彪紧跟毛并阿谀逢迎为毛开脱罪责之外，与会者大体上还是认识到执政者罪责的严重，嘴上不敢说，彭黃张周和三百多万右倾分子就是前车之鉴。但心目中和私下的议论中，多数人都知道了所谓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道路行不通，只是因为和自身利益关系太密切了，不能也不敢表达而已。
大会还有一个共识，就是基本认清了毛专制独裁的暴君本质，更了解到毛治国无能，只会大哄大嗡式的搞群众运动，结果是劳民伤财，国力式微，经济崩溃，环境破坏。毛和紧跟他的林彪康生柯庆施李井泉吴芝圃曾希圣张仲良舒同等，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而比较务实，或也曾疯狂过的跃进派，在血淋淋的社会现实面前，转向务实的高层领导，逐渐得到各级领导的认同。而这个认同非常重要，为毛退出权力中心，刘周邓陈等务实派，走上一线领导岗位，在1962——1965年的调整恢复期间，重要的干部和群众的基础。
唯有毛泽东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却怙恶不悛，一直怀恨在心。他在窥测时局，等待时机，全面反击。
四，陈云、刘少奇与西楼会议。在刘少奇支持下，陈云在会上长篇大论，全面否定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收起了毛式的什么超英赶美的神话，实施艰难的国民经济恢复调整政策，努力解决国人的吃、穿、用问题。毛泽东治国无能，却对中国人吃了几天饱饭，恨的咬牙切齿！认定陈云等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14天，由刘少奇主持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第1047页记述：“它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七千人大会是出了题目，西楼会议和其后召开的国务院扩大会议则交了一份比较完整的答案”。薄的记述和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的记述，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会议主角是陈云，主持人是刘少奇。刘少奇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中，讲了一些极为深刻的话。他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50——1052页）而刘的这些话，则是听了陈云的这一段谈话而说的，陈云说：“有些收入不落实，有些支出有缺口，表面上平衡，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累计有50亿元。”此言令刘周邓等中央领导异常吃惊。
陈云在2月23日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长篇讲话，提出当前经济形式主要困难的五个方面：
农业大减产。1961年比1957年粮食减少了800多亿斤，棉花、油料、畜牧产品减产也很多。粮食不够吃。
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出了国家财力的承受范围；
钞票发的太多，通货膨胀；
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这一条有些不靠谱，是他鸟笼经济思想的局限，也是中共建国以来，实行城乡二元化错误政策的继续。从统购统销到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直到人民公社化，中国农民受剝削最深最重，作为直接管经济的，陈云有错也有罪，这里不展开讨论。——笔者）
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说到陈云提出的旨在挽救颓局的五项具体措施之前，先简约说一点当时经济的实际情况：
1962年本是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最后一年。人们很关心二五计划执行得怎么样了？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还是受到严重挫折？据2009年凤凰资讯—历史—国家记忆栏目披露，二五计划正赶上大跃进大饥荒，各年度计划都有过大幅度的调整，忽髙忽低，高低之差就像是过山车，比如工业增长速度，最高达51。8％，最低至—38。2％。前者当然是假大空的跃进计划，后者是牛皮吹破之后的报应。终于成为唯一没有公布的五年计划。
但一些重要结果有记录：1962年与1957年比，工业总产值仅增长20。7％，年平均增长3。8％。农业总产值则下降了19。9％，年平圴下降4。3％。国民收入下降了14。5％，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平圴下降了5。4％。不过这些数字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里面水分依然很大，不过也足以证明，经济确实大崩溃了，大批善良的百姓，正在以千万计的死去，活着的也是在炼狱里苦苦挣扎。远不是当今拥毛派们，还在鼓吹大跃进有什么十二大成就。
针对当时的主要困难，陈云提出了六点解决措施：
将1963——1972的十年经济规划分为前后两段，前为恢复阶段、发展阶段，约3—5年。后一段工业也应适当放慢速度；
减缩城市人口，进行“精兵简政”；
采取各种办法，回收过量发行的纸币，稳定物价；
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集中力量用于农业增产，用奖励的办法，鼓励增加粮食、棉花、经济作物的增产；
计划机关要充分重视农业和通货膨胀的问题。
在会上周总理也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
五十年后，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西楼会议，及陈云的讲话和采取的诸项措施呢？首先应确定这是一次救亡会议，一次赎罪与纠错的会议，然后才是治国方略进行重大调整的会议。远不是一些书本和文章中提出的，是什么发扬民主和关心国计民生，自我表彰的大会。大会缺少一项重要仪式，就是在会议开始时，应该全体肃立，为大跃进大饥荒中枉死的三千多万亡灵默哀谢罪！因为在这之前的三面红旗运动中，主要因为执政党的罪过，才酿成如此重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而所有与会者，作为执政党的髙层领导，都罪责难逃，还不应该集体忏悔吗？
评价这次会议的得失是非，有一个评价的标准和角度问题。说白了就是从共产党的利益出发，还是从全国老百姓的利益出发？你别对我说，共产党的利益就是老百姓的利益，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谋私利！这句话你自己信吗？别说今天全国的财富70％都集中在只占全国0。4％人手里，前几年就有人统计过，在人均拥有七亿以上资产的三千多个亿万富翁之中，所谓的太子党红二代，就占了两千九百多人！就是退回去五十年，党的利益和老百姓利益也从来不是一回事。比如对待四川李井泉的问题。李井泉饿死了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一千万人，按一千条命换一命的比例，李井泉也应该被枪毙一万次！但是，案发后李反而荣升国家领导人，当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了。此乃为何？因为从百姓利益看，李罪恶滔天死有余辜，但是从党的利益看，李不仅无罪反而有功，正因为他从四川老百姓那里疯狂逼粮，支援中央，才保住了中央危机四伏的政权，还不应该论功行赏吗？当个付委员长太应该了！对待另一个罪魁吴芝圃也是一样，吴在河南饿死了数百万人，信阳事件臭名远扬。吴芝圃本人检讨都说,他对河南省数千万人犯下了大罪,处以极刑也引颈就戮！而毛泽东则说你不要检讨了。后来吴芝圃死了，邓小平致悼词，说加在吴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都要推掉！你们说党的利益能和百姓利益一样吗？所以我们评价一项政策，一个人物，乃至一个政党的功过是非，要做到公平正义，永远只能以全国老百姓的福祉为唯一标准，而不是其它！
当然，执政党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出于种种原因，也并非永远都是针锋相对的，也有比较接近的时候。而这个时期，常常是老百姓的日子比较好过的时期。就罪恶的毛时代来说，似乎只有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后的短暂时期，中国出现过这两种利益比较接近的时候。所以说认真客观研究这段历史，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七千人大会也好，西楼会议也好，都无关体制的变革，既不关一党专政，也不涉及什么言论自由，甚至没有否定罪恶昭彰的三面红旗运动。人民公社组织形式还在，只是强调了一下，核算应以生产队为基础。
尽管如此，这两次会议在中共党史和建国史上，都仍有划时代的意义！划的什么时代？划的是毛时代毛泽东坚守的，政治上奉行的是列宁斯大林式的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经济上以社会主义改造名义，实质上是消灭私有制，实行一切生产资料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圴归公有的一大二公社会制度。而建国后的一切灾难，包括数千万百姓被饿死，数以百万计的各种分子，被打倒被奴役被虐死，归根结底都是毛氏社会主义造的孽！都是毛泽东强制推行政治思想一元化，经济一体化，全体国民从物质到精神彻底贫困一无所有的恶果！
两次会议的与会者，都是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当然不会表达和议论到如此沉重的话题，那岂不是要宣布都得引咎辞职，整体下台，等待审判！但是，两次会议上，再也未听到有人说，跃进形势怎样怎样大好特好；也没人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如何如何的伟大胜利。直到刘少奇说出了，应该从中央，到各省、市、地、县、社都要建灾难记念碑，永志不忘。与会者除了少数如康生柯庆施等紧跟毛的死硬派，大部分人开始认识到毛氏社会主义，终于走到头了。不改弦更张，只有死路一条！改什么弦？当然只能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消灭私有制的治国方针，放百姓一条生路。实际上那也是凤凰浧槃，为执政党自己求一条生路。
西楼会议和陈云对当时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具体措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的。没有说什么形势大好，没有说什么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没有做既往惯例式的阶级形势分析，未作什么敌情估计，更忘了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没有说阶级斗争贯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中，也没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阶级和阶级斗争则是马列斯毛从主义到思想到学说的灵魂。什么狗屁的灵魂，它真的比数千万百姓的生命，和国家的安定富强更重要吗？！
所以说，西楼会议的决策，本来就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宏图大业，只是一些救命的应急措施而已。一个原则为了救人，其他的事都可缓一缓，先让老百姓吃的饱一点，不饿死少饿死几个人；穿的多一点点，起码比一人一年一尺二寸布票多一点，不要让十几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站不起来；用的也要多一点点，不要一户一个月就二两煤油，一入夜全村一片黑，和现在的朝鲜一样。别火柴草纸也凭票供应。这些都是陈云提出的尽量提高农业产品、轻工业产品产量，解决百姓吃穿用问题的要点。没有大话，都是实实在在的事。
这里不能不说一说毛泽东对西楼会议的言论、陈云的发言和大会决议的态度。因为谁都清楚，这些言行，和毛一贯的极左路线是格格不入的。毛当时虽说是退居二线了，他这种强人，真得就会认罪悔过认赌服输？
当然不会！1962年2月七千人大会一结束，第二天毛即乘专列拂袖而去，离开北京视察各地，强调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要提高“阶级斗争”意识，坚持他所认定的“社会主义”。但他发现各地还是谈生产、经济居多，对于“阶级斗争”谈得较少。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毛是不服气的，毛同意“经济调整”是不得已而为之。
“经济调整”立竿见影。当年夏秋，许多地区传来粮食丰收的喜讯，国民经济的恢复看到了希望，市场物资也逐渐丰富起来。但毛泽东在感到欣慰的同时，对如“包产到户”等有关宽松的经济政策则明显反感，对所有反映这方面情况的同僚要么表情严峻，一言不发，要么提出严肃质疑；而对于自己的秘书田家英直截了当汇报，深入基层农村调查的情况和感受，认为“包产到户”确实激发了农民的极大干劲，效果显著，可以尝试，毛则明确给与严肃批评，认为是刘少奇派来的“说客”，田家英在文革初遭到冲击，这便是一大罪状，田家英后来成为中南海干部自杀第一人……
数月后，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斥责刘少奇说：“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所谓“地也分了”其实是“土地承包联产责任制”）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分歧已明确显现。在毛泽东看来：1962年，刘、邓等过于夸大了困难和错误，动摇了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那些“调整”明显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说到毛对陈云的态度，引一段小文，可以管窥一斑：1962年六七月间陈云提出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的办法，更为毛泽东所不容，他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提得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此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他听到后久久沉默不语。（《开国财头陈云》曹应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来源：文摘报
总的来说，陈云的讲话，并没有超脱出他本人提出也一直坚持的计划经济，有人称之为鸟笼经济的窠舀，往高一点说，也只能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大一统框架内的一点改良措施，有的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人们还会问，如果毛参加了西楼会议，依然大权在握，会是什么结果？他能良心发现，放下一生的坚守，从阶级斗争为纲和社会主义大道上往后退却？同意刘少奇陈云们的观点和措施？这种可能应该没有！尽管历史不能猜测，但我们可以从此次会议之前和以后发生的事件上，来考量毛的言行。典型的事例就是“信阳事件”了：河南省豫东信阳地区，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共产风的肆虐，在大跃进的大灾难中，仅有八百多万人口的信阳地区，从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就饿死了一百多万人！案惊中央后，据维基百科记载，毛泽东竟定性为：“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纂夺了领导权。”进而推论全国到处都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于是决定民主革命补课，抓了以地委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一批地县级主要领导，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因惧罪，和老婆孩子一家人一起跳井自杀，（毕妻在井中奋力托起12岁的儿子毕广增，得以逃出生天。）路宪文毕可旦等一班恶吏，紧跟毛泽东，罔顾治下百姓生死，犯的是反人类的滔天大罪，死有余辜！但他们犯有一万条罪，就是没有反毛罪，他们可都是忠实执行毛极左政策的好党员好干部，毛大肆表彰的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出现在信阳地区，那里也饿死人最多。
试想以毛处理信阳事件为例，他如果主持西楼会议，毛会允许刘少奇陈云等务实派的所作所为吗？毛虽未参加会议，但一直在密切关注会议的全过程，特别是中央主要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的发言与态度。刘少奇那些话对毛的伤害是太大了。但当时毛知道他作的孽太大了，他的话已经没几个人听了，只能暂时都忍了。他装得像快死了一样，蛰伏在权力中心一旁，如以后江青所言，毛一直憋了一口气。但毛决不会善罢甘休，他不会就这么灰溜溜地退出历史舞台，他在等待时机，他要营造氛围，他要设一个大局，布下一个大套，把所有伤害过他，乃至只有一点不敬的人，都套进去了，要你们永生永世都忘不了，犯龙颜的結果，会是怎样？这是后话了。
西楼会议后，恢复了陈云为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2月26日，国务院召开了扩大会议，李富春李先念陈云做了报告，都是西楼会议精神的延续。3月31日刘少奇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李富春李先念陈云的报告，并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讨论、学习。14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程去武汉向毛汇报，毛阅后同意批发省、军级参阅。
从此全国各地都开始按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精神，统一思想认识和行动。（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055页）。
五，邓小平与平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小平对平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积极的。反右斗争时邓虽是付帅，也罪责难逃。但1962年也曾敦促李维汉抓紧试行右派平反工作，后遭毛泽东一声断喝，戞然而止。改革开放后，邓支持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有功，但仍肯定了反右运动，大错！
1962年4月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和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对“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进行甄别和平反工作，建议对全国县以下干部，来个一揽子解决，都不要“留尾巴”。到1962年8月，全国有六百多万干部、党员、群众得到平反。右倾分子除彭黄张周少数人外，一风吹了，约三百余万人。
给少数右派分子摘帽，成为摘帽右派，笔者荣附骥尾。邓也曾指示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抓紧右派平反试验工作，说毛这个人反复无常，说变就变。据《张恺帆回忆录》书中记载，刘少奇曾对即将来安徽主政的李葆华说，你到安徽把全省的右派全平反了。笔者等一群人，闻之雀跃，各所在单位，也确实在忙乎这件事。后来……后来杳无音信了。原来是毛泽东闻讯后，一声断喝：“给右派平反，猖狂至极！”我们又多戴了十七年摘帽右派的帽子。我们草芥一样的小人物，竟然会被那么伟大的领袖关心到了，太荣幸了。
毛死后，邓主政，他支持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是有功的。但依然肯定反右运动，匪夷所思，是否说到根柢上，邓和毛的利益，还是一致的。
右派虽然未平反，但当时的政治气氛，比起毛在一线时，还是宽松了许多。令人百思不解的是，老百姓吃饱了几天肚子，毛泽东十分反对；老百姓多了一点点舒畅，少了一点恐惧，情绪安定了一点，你毛泽东为什么会那么难受呢？几个月之后，那么咬牙切齿地全面反攻倒算！你老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心是铁做的么？为何那么样冷酷、冷血？
周恩来、陈毅与1962年广州知识分子会议。49年以来，全国知识分子，因毛定性为资产阶级，一直被打压整肃，灾难深重。56年双百方针召来的是引蛇出洞。唯广州知识分子会议，有几分真诚。在继后几年的恢复调整期间，脱帽后的知识分子贡献可圈可点。后来，又是毛泽东紧握阶级斗争的绞索，等待善良的中国知识界，集体陷落到文革的苦难深渊。
广州知识分子会议和继后的政府工作会议。是毛时代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会议，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均无记录，实是重大遗憾！
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会议。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毅副总理在3月5日的讲话中为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礼，即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桂冠。陈毅的讲话充滿激情，当时与会者，深受鼓舞。会议精神传达至全国后，全国知识界都很振奋。
陈毅说建国以来，运动不断，不少知识分子挨整。但是，经过了十年、十二年的改造、考验，知识分子们依然和我们同心同德，还不足以证明，我们是一家人嘛！在这里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宣布，为诸位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说着说着陈老总做了一个从头上取下帽子的手势。陈毅又说，从今天起你们都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都是一家人！这些话对一路挨整的知识分子来说，无啻干空谷足音，闻所未闻，反应之热烈，是可想而知的。有一个传说，说的是在全场拥护的热烈气氛中，陈毅发现到会的新华社记者，有些惊讶地停下了手中记录的笔，陈老总马上厉声的说，为什么不记了？你们得一字不落地把我的话记下来，明天就要一字不落地见报！
广州会议消息公布后，全国反响巨大，知识界虽说依然疑虑重重，有人猜测会不会是又一次的引蛇出洞，而继后传来的利好消息，使人们相信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确有几分真诚。历史对五十年前的这次会议的评价，依然是正面的积极的。这也是毛泽东暂时离开权力中心时，才会有的效果。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广州会议周恩来是顶着很大压力去召开的，回京后又受到一些左倾的高层责难，特别是周向毛泽东汇报时，毛竟然一言不发。尽管如此，周恩来依然坚持把广州会议精神，写进了当年底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决议中。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也支持了这样做。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次会议之前的9月24日，毛泽东刚刚在会上提出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阶级斗争的对象，知识界从来都是重中之重！我们能说这两次会议的精神是一致的吗？
当毛泽东处在权力中心，或曰大权独揽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可以说是罄竹难书。从土改发端，为何要说从土改发端？因为毛的暴力土改从理论到实践，彻底摧毁了中国知识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中国历来是农耕立国，中国知识界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村，而农村中能培养出一个能脫离土地，立足于社会，乃至成为专门人才者，基本上是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这些人在当地历来被视为成功者，本人和家庭都会受到社会的尊敬。而暴力土改一来，这些家庭整体成为新政权的敌人，大批人被杀、关、管，永世不得翻身。而从这样家庭走出来的，不问你知识水平如何，从事何种职业，乃至有一官半职者，立即原罪在身，成为社会的异类，和历次政治运动挨整挨斗的重点人物，万劫不复。其中一些头面人物，如专家、教授类的，还被以土改工作组名义，派往土改现场，亲身感受暴力血腥的震慑。再要他们发言发文，称赞暴力土改的正确与必要，也就是要他们交出投名状，从此他们还会有独立人格和发言权吗？
暴力土改只是个发端，紧随其后的思想改造、向党交心、抓胡风、批胡适、肃反、尤其是反右，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知识分子脱了一层皮又脱了一层皮，全身骨骼脱去了一层钙，又脱去了一层钙，尤其是颈椎、腰椎和膝盖，从此头抬不起了、腰挺不直了、两腿只能发软发抖，还能算个健全的人吗？更因为所有的知识分子，49年之后，都被严密地控制在各种组织和单位里，先失去了经济上的独立，再失去人格思想上的独立，只是一群随极权者任意驱使奴役的羔羊，已久矣听不到他们独立的声音了。2007年我在香港举行的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曾说过，毛时代的知识分子只有三条路可走：投靠、受辱、自杀！想投靠的人很多，成功的少；想自杀的人不少，真敢做的不多；剩下来的就是受辱了，那是无可奈何，主观上谁也不愿，又不得不接受的处境。
周恩来作为政府首脑，也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在知识分子一路被摧残的过程中，他岂能了无干系。事实上他也正是多次极左政治运动的具体执行者。但是，也正如刘少奇本来就是大跃进的积极鼓吹者，庐山会议上也是打倒彭黄张周的急先锋，以后的大饥荒大灾难，刘也罪责难逃一样。后来刘少奇面对大饥荒数千万百姓被饿死，尚能坦言要担当历史和现实的责任，当面对毛泽东说：“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并主张各级政府立碑记难，所以后人在讨论大饥荒大灾难时，认为刘还不算是良心丧尽如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共产法西斯匪徒，功过是非要如实评价。
说起周恩来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情况要比评价刘少奇复杂得多。刘少奇本人在一定程度上，如他在自己的著作《论共产党员修养》里所言，他和所有党员都是党组织这部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而螺丝钉是没有思維意识的。周在这方面和刘有些不同，周在对待一些问题处理上，有时会夾杂一些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斯大林主义、非毛泽东思想的感情和人性因素，有人说是天良未泯。为何要这样说？固然周更多的时候，不得不对毛唯命是从、亦步亦趋，跟着毛干了许多坏事。对此后人一度为周解脱，说周的那些言行都是违心的。随着解密的资料愈来愈多，周受到的指责也愈来愈多，已经从“八级泥瓦匠”、上升到“帮凶”，再上升到“阴谋家”的趋势了。但是，知识界至今，依然对周还是保留一些理解和尊重，不是没有原因的。究竟应该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周的人和事，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先放一边。
还是先就事论事，说一说广州知识分子会议前后的事。1960年在周总理主持下，党中央曾制订了有关知识分子的三个文件；《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和《文艺八条》，那是在什么时代背景下制定的？那时大跃进的灾难已开始暴露，各地大批饿死人的信息，正不断传出。极左的言行已越来越不得人心。“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虽然纠正不了毛泽东的一意孤行怙恶不悛，但总的趋势是极左之风有所收敛，三个条例的颁布实施，也是一个证明。从文革中三个条例被大批特批，和毛1964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来看，周恩来和毛泽东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着一定分歧，是客观事实。如果一定要作什么路线之分，那毛代表的是极左思潮，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是反动的；周在一定程度上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因而是先进的。它应是毛、周分歧的焦点所在，也是文革中毛往死里整周的根本原因之一。
现在很多人指责周滑头，看风使舵，像是人品低下。其实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有时也是不得不审时度势的必要手段，如果贸然行事，不仅会事与愿违，还会招来严重后果。就拿广州知识分子会议来说，试想在左风正炽，毛泽东像疯狗一样任意整人，气势汹汹之时，周恩来敢开这样的会吗，开了会敢令陈毅“大放厥词”吗？只有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的真面目已基本暴露，其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官心民心都期盼着早日从疯狂政治运动的噩梦中醒来，踏踏实实干点利国的实事时。其中如果没有大批知识分子真情实意的参与，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头一条你得松一松他们头上的紧箍咒，身上的紧身衣，使他们的日子过得自在一点，起码少一点恐惧感，才能干点正事。你说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也好，是在利用知识分子的宽容善良也好，只要能为老百姓为国家多办点实事，就是好事。
周恩来应该很清楚毛泽东是反对周的这些举措的，但周也知道主要由于毛的罪责，国家即将崩溃，饿殍遍野，百姓怨声载道，各级官员大部分不愿再跟着毛去残害百姓的现实情况下，毛也会希望国家能富有一点，百姓和官员拥护的声音能稍稍多一点，所以毛就不会公开反对。所以周抓紧了七千人大会后的有利时机，召开了这次大会，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即使当年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毛又重弹什么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调，周知道当时党内党外官员老百姓，没有多少人会听毛的。所以周又顶着压力，坚持把会议精神，写进了政府工作决议里。
广州会议之后，知识界出现过什么样新面貌，我一个基层人员，当然说不清。但舆论控制有所松动，还是能感受到的。比如我和一些文学爱好者，纷纷传递着又在报刊上，看到了北京文学天才少年王蒙刘绍棠邵燕祥从维熙等人文章的消息。惹得我们几个摘帽右派也蠢蠢欲动，不仅相约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学读书，还给当地报纸投稿，也感谢主持报纸付刊的解正中老师，这位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国新闻社下来的资深编辑，居然也连发了我和执友摘帽右派陈炳南的数篇文章。这些文章虽说毫无价值，但对身处逆境的我们，确是受到了很大鼓舞，至今依然怀念它。
1962——1965这几年，虽说还是毛时代，毛还是党主席，党国体制没有变，一党专政没有变，党管意识形态没有变，甚至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还在各个角落的天空招摇，名义上中国还行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但是，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包括今天不带偏见研究毛时代的后来人，不能不承认，那些年中国发生的事，确是有着很多值得认真研究的变化。那不单是要恢复历史的原貌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正面临政治改革的深水区，它能给我们提供怎样的经验和教训？说的更直白一点，毛泽东执政以来，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消灭私有制成为执政者所有制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究竟是幸福安康，自由快乐，还是深重的苦难：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国力衰退、科学文化被贱踏，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一句话毛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前程似锦呢，还是危机四伏，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其实这些看似严重复杂的问题，每一个出于公心，又敢于面对严峻现实的经历者和研究者，心中应该早有结论，因为1962年初的中央七千人大会，已经告诉了我们历史的真相。就是毛氏共产主义乌托邦，把六亿中国人中的三千多万人都弄死了，余下的穷到大姑娘没裤子穿站不起来，全国85％的森林都被砍光了，“全国的全面恐怖”（胡绩伟语），这条道还能往前走吗？
而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之后，出现的一系列新气象，诸如农民们有了一点点土地使用权，马上就能见到农付产品日渐丰富，人们开始吃饱肚子了，小市场也流通起来了。随着一部分冤假错案的平反，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放松，枓技文化阵线都有了复甦与发展。中国开始从大疯狂大破坏大饥荒的废墟中，满身疮痍歪歪倒倒地爬起来了，而且情况正在逐渐好转。建国以来，经过十儿几年的反复折腾，国力耗尽，民力也耗尽，国与民皆已疲惫不堪。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有了一点休养生息的机会，喘了一口气，像是活下来了。这能是所谓的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吗？当然不是！这是坚持走毛氏社会主义大道，取得的成果吗？当然更不是！恰恰相反，这一反一复，正好证明，中国什么时候，毛离开了权力中心，包括毛死后能走出毛的阴影，中国的事就会好办一些，中国人也能活出一点人样来；同样的道理，中国什么时候彻底抛弃毛氏社会主义的歪门邪道，也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十三亿人的利益，其中也包括八千万共产党员的利益，废弃阶级斗争为纲，废弃消灭私有制，还利于民。也才能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研究这几年的国内时局，还可以给我们另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严峻的现实和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毛泽东和共产党不是不可切割的，毛不能代表整个共产党，毛的罪责不能由整个共产党承担，各有各的账。所谓反毛必天下大乱，是个伪命题，不符合史实。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实为五人帮时，抓了毛的恶妇江青恶侄毛远新时，天下不仅未乱，反倒是中国最好的时期，那时全国也根本没有什么挺毛派。难道就因为现在全国贪腐日益严重，权贵资产阶级全面垄断财富，民心浮荡，就要请回当时的国内第一贪，且妻妾成群的毛泽东吗？大批饿死国民时期，毛耗费巨量民脂民膏，兴建的豪华行宫别墅，每一处都是捆绑毛的历史耻辱柱，毛犯下的反人类滔天罪行，一定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请回毛泽东，只能是饮鸩止渴！
七千人大会之后的那几年，固然因为毛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由几位务实派在一线治理这个国家，有了难得的休养生息与适度的拨乱反正时机，国家和百姓的创伤得到有限的康复。但是，因为毛开创的党国体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毛本人又是权利熏心的恶人，冷血无情，且手段毒辣，阳谋阴谋玩的炉火纯青，毛很快又回到权力中心一言九鼎了，中国再次沦入共产法西斯的苦难深渊。
2013年5—9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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