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遇罗克的五个问题
遇罗锦（德国）
一.遇罗克的信仰
文革中,以及文革过去了的很多年里,从未见谁提出过对遇罗克信仰的质疑,即他信奉终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当“黑五类”和包括了形形色色造过反的“二十一种人”在文革中几乎被斩尽杀绝之后；当文革结束﹑国家需要人才,死了的或活着的父母的成份不再十分重要之后；当黑后代的子女也可以报考大学和出国之后；近年来,一些人便提出了遇罗克的信仰问题,一是说他思想有局限性,竟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二是把他归结为“体制内”的。尤其是海外个别名人和大网站把马克思这个人描绘成恶魔时,那么,谁信仰过马克思主义,谁也就似乎是个不可理喻的人物了。
首先要说明:除了在学校必须学习政治课之外,我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马克思的其他著作,我也从无研究,所以我也没资格去谈论马克思和他的主义是否一无是处。我的第一问:是否辩证唯物主义只属于马克思的发明?哥哥读了那么多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的哲学著作,是否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孟德斯鳩﹑笛卡尔﹑亚当.斯密﹑罗素﹑马赫﹑皮亚杰﹑洛克﹑佛洛伊德﹑杜林﹑卢梭﹑梅特里﹑孔子﹑老子﹑庄子﹑墨子……都与辩证唯物主义无关?我也从未听说过哥哥说他自己是什么主义者。我只深深记得在1966年十月油印的《出身论》的最后一句话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我的第二问:中共几十年来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是否是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是否真的一无所取?我只看到,那些真地通读了(甚至有反复读过多遍的)《马克思全集》的有独立思想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客观和审慎的,是多次地论述过马克思的著作里国人以前所不知的许多内容的；而那些从未读过马克思著作或是一知半解的人,说的话反倒是非常武断和绝对,他们彻底否定马克思,除了谩骂,却从未见全面地令人信服地阐述过。
我只能从另一面去看马克思是否是恶魔,或只是个活生生的人:德国不准许有希特勒的雕像和命名的大街,却对马克思的旧居﹑博物馆﹑著作和雕像都保存完好。以“卡尔.马克思”命名的大街,各城市都有,西德比东德还多。因为西德各城市的大小街道,尽是以著名的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哲学家……的名字命名的。一旦经过了市政府的讨论和通过之后,也不会随着政局的变化随生随灭。德国始终是把马克思视为哲学家和思想家对待的。尽管中国人认为他与海伦的私生子和老是没钱一事都不可饶恕,德国人却早就知道也并不以此为怪,因为比起毛魔的淫乱霸道﹑虚伪专制﹑贪色捞钱以及其他的政治恶魔们,马克思实在与他们风马牛不相及,就更不用比如今的公开捞国库的权贵们包养的二三四五奶和频频地光顾雏妓﹑并卷款亿万逃西洋了。
与德国人的心胸相比,某些中国人应反思:为什么我们要么是圣人要么是恶魔,好象从未见过人似的?而我们几十年如一日地见惯了的“人”,我们亲口无数次喊过“万岁,万万岁”的“伟人”,直到今天,不仅天安门城楼上高挂着他的画像,更有无数拥护他的老百姓和思念他的网站,而西方人却反倒视毛为透顶的恶魔呢?
就连创建了「法轮功」的李洪志还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在近几年的退党大潮中,他才公开了这件事,说自己过去的工作单位都是党员,不入就不太好,能否因他过去是个党员,就否认「法轮功」吗?就偏说他是体制内的?或说他退党无诚意?偏要说他仍旧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不信仰「真善忍」?
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一个人有信仰好还是没信仰好?什么样的信仰才是值得尊敬的?是否谁信仰什么都必须经过别人的检验?信仰是否可以随着自己的认识而改变?
世上的信仰有千百种。我们不应重视一个人信仰了什么,而应看一个人做了和宣扬了什么。假如一个人做了许多好事,备受人尊敬,我们就不应强调他信仰的对或错。因为信仰什么只是他个人的事,而所做出和所宣扬的事才是关系到公众利益的事。即便有着同一种信仰,认识也有高低之分,不见得都能做出对大众有益的好或坏事。
没有任何信仰的人,不见得就一事无成或不是好人；公认那个人的信仰是很正确的,也不见得他就不虚伪或不做坏事。
对于哥哥的一生,我在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1月出版的《一个大童话》里,有详尽的描述:一个从小就不甘落后﹑以做表率为荣的性格；一个从儿时起到被捕前,每日读好书认真做读书笔记并独立思考的青年；一个在青少年时代起就树立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备受政治打击而不屈的天性；一个在文革中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愿为亿万受苦人大声疾呼并勇于牺牲自己的无畏精神。假如他没有信仰,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他是做不到独立思考﹑具有透彻的洞察力﹑严格律己﹑关爱他人﹑把为真理献身视为自己神圣的职责的。他认为自己所信奉的,是能解开他心结的钥匙。他不仅信奉辩证唯物主义,更信奉「吾日三省吾身」。他把剖析自身﹑成为完全的人当作最大的追求。假如他在烧掉无数的笔记﹑日记﹑文稿﹑信件之前,没让我亲自翻看他的许多日记的话,我就无法这样断言。遗憾的是:我这唯一去看了他日记的人,也成为唯一的见证人。如果我去世了,再也没有第二个见证人了。而家里人都众口一致地说他从一出生就反共,因我回忆起他劝过我入团的事仍旧刻骨铭心,罗文在《我家》里便毫无根据地说我怀恨父母,才故意给家人“抹黑”。但罗文﹑罗勉比哥哥小四岁和八岁,到了他俩上初中时,哥哥早就不劝任何人入团了。甚至由那时才出现的邻居任众先生出面写文章故意去符合俩弟弟,说我写的不是事实。而任众对我的意见,是因我转告了俩弟弟说他的自传《树与林同在》别提多没劲了,所以不用邮寄给我,并附了四句给他:“林中有死树,独树亦蓬勃；树本无疆界,何处不能活?”对于张贤亮《牧马人》式的自传：“划为右派改了就好”﹑“母亲(国家)打儿子(右派份子)打两下就打两下”﹑“不想出国是因太爱祖国和人民”﹑“树必须与林同在”(而不说因考虑年纪大了学外语太困难及怕找不到好工作等等)。俩弟弟对那种虚假的自传读不下去,却不反思:如果我们也这样写,岂非也是垃圾?他们只想把哥哥写成事事处处高大全的伟人,而不是走过曲折弯路的普通人。他们不把他的纯洁向上﹑不甘麻痺消沉的追求，看作他的赤子之心。我恰恰认为:这痛苦曲折的道路及赤子之心的不甘，才是他写《出身论》的动力。正因我们没有他的痛苦和不甘,早已变得悲观和麻木,所以写不出《出身论》,丰富的学识与严密的逻辑思维都是其次。
如果按照罗文的逻辑,认为哥哥从一出生起就反共,或不妨说:在娘胎肚子里,哥哥就连踢带踹地喊着“打倒共产党!”然而遗憾的是:1949年中共建立新政权之前,父母的朋友已给父母买好了逃往台湾的飞机票,父母因对中共抱有幻想却偏要留在国内。若连父母都如此,那个儿子又怎么会从一生下来就反共呢?如果人人都是从一出生起就怎样怎样,那么,说遇罗克“从一出生起就反共”与红五类说自己“从一出生起就是消灭黑五类的红色革命派”又有什么两样?若按罗文的逻辑,岂不是反驳了《出身论》最重要的论点:“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吗?更不用说,他并不了解哥哥一生的成长过程了。
我只能忠于文学而不是听从家人的摆布。我要写的是文学作品,不是去给每个人立块大石碑。什么是文学?首先是描写人的心灵,而心灵就是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包括好的坏的﹑明白的糊涂的﹑欢乐的痛苦的；假如能够理解什么是文学精髓的话。更奇怪的是:无论是《冬天的童话》还是《一个大童话》,我对父母和家人的许多爱的描写,家人竟看不出来,那些象电影画面一样的描写,那些感动读者的,不是爱又是什么呢?没有办法,我深感差一岁是一岁的悲哀:文革时无数青少年学习的停顿，一年比一年僵硬死板﹑毫无人情味儿及无爱的斗争洗脑教育,自己又不主动地看课外书反洗脑,已使得无数人不懂得爱的思维和欣赏爱的语言了；无论是在生活上﹑工作上﹑还是写作上。
如果我和家人在这个问题上无法和解,只好随它去；我看到的只是那种顽固不化﹑自以为是的死脑筋。自己深知实话实说是对家人和所有人最大的爱。至于幻想着谁来向我道声歉,随着年月的无情逝去,我是一点也不幻想了,也深感这个国家的子民从上到下是不懂道歉为何物的；反而觉得自己能对文学始终地忠诚不渝而自豪,觉得能比他们更多地去理解别人。
正如任不寐先生在信里给我写的:“您的人生经历真是一本大书，这本书不追求每个人都理解，真正的作品不在说服，而在见证。说服是对读者的仰望，见证是对遇罗克和他所仰望的理想的仰望。”他说的多好啊。
为了做到我不是哥哥心路历程的唯一见证人,我曾多次写信给哥哥的挚友郝治,希望他能写出对哥哥的回忆；但他的笔端让沉积太久的悲痛凝住了,正象那些受哥哥案件牵连的上千人都沉默一样。其实,见证应是多角度的,对于同一个人,每个人对他的了解和看法都不一样。
提起郝治大哥,我不得不再多写两笔。他的父亲与我的父亲是挚友,都是死不认错的硬骨头右派份子。他们的儿子,继承了他们的硬骨。与哥哥同岁又是初中三年同班生的郝治,和哥哥宛如一对双胞胎：一个是强有力的笔杆子,一个是用生命保护他,誓死捍卫《中学文革报》；一个是在监狱里宁死不屈,一个是被关在「轻工业学院」的地下室,被非人的长期严刑毒打不吭一声。对于他的钢筋铁骨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轻工业学院」大学毕业不予分配工作,继续监视考察整整十年。1970年他被分配到外地,1980年才被允许回到北京,被上级任命为一个厂的厂长,一直优秀地领导该厂工作直到退休。我和俩弟弟对郝治大哥的由衷敬佩,绝非语言所能形容。
很多人只信“真善美”,觉得有了真才有善和美,没有真就没有善和美；但就连这样的信仰,也不是人人都有﹑人人能力求去做的。哥哥做得到的那些,绝大多数人却做不到。我仍归结为信仰的坚定与通达与否,与知识水平的高低有关,也与性格有关；否则我就无法解释那些象哥哥和郝治一样坚强的人,以及无数有气节的优秀的知识分子。
如果人们喜欢遇罗克所做出的事业,那就不应责备和检验驱使他作出了事业的信仰。若他真按照人们所希望的应是这个或不应是那个信仰的话,他很可能只是个碌碌无为的庸人,或一知半解又自以为是的人,也许是个软弱的两面派,而绝对不会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个遇罗克。相反,那些钦佩和想学习遇罗克却又找不到自己信仰的人,倒不如去信奉他所信仰的。
但别忘记,在法制如同虚设的中共国,自中共建党以来,是不允许完人存在的,他们一直是把最优秀的知识份子赶尽杀绝的。
二.《中学文革报》的文革词汇与文革术语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实:在公众场合,领导做报告﹑群众发言﹑报纸社论﹑学习讨论﹑小报文章,没有文革词汇和文革术语,不仅通不过当权者的要求,一天也无法生存的。引用那些毛语录和文革术语,更大的意义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为了“以毒攻毒”地辩论。
比起别的小报,《中学文革报》上发表的文革词汇少得太多,因为那些小报,除了千篇一律的文革词汇和大吼大叫的谩骂之外,简直就没有内容。报纸创办人牟志京为了报纸的生存,对我说,他在哥哥的文章里,加进了许多革命词汇和文革术语,他还要求哥哥去掉不少辛辣语句,是经过了哥哥同意的；他说自己又加了些「联动」制造的新的血腥罪行,及对谭力夫之流的谎言的驳斥等等,但哥哥所写的原文内容并没有失去。
最早的油印的《出身论》不仅没有后来铅印的长,也无一句文革词汇和文革术语,辛辣和讽刺的语句有多处。因哥哥写作从来都不写那种虚浮夸大﹑华而不实﹑故作惊人﹑狐假虎威的词汇的,哪怕当时的风气便是这种词汇满天飞,甚至变成了保护色。在《中学文革报》发表的《出身论》中,辛辣的语句只剩下了一句:“‘自来红’是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牟志京说:当时哥哥对他说:“不能再改了,再改,锐气就没了。”
可惜,无数次抄家颠簸流离,家人和朋友竟未能保存一份油印的原作。
且不说没经过文革的人,就连我们多年以后,对当年那些报纸上的文革词汇和文革术语,也看不习惯了。这是否亦是不信仰辩证唯物主义者们所说的“局限性”呢?
三.网上对遇罗克事实的歪曲
如果说中共体制内某些软弱的两面派,以及被中共暗中收买的人,一提起遇罗克就故意褒贬掺半的话；如果说国内的「百度百科」之类的网站,因政治原因，一直对遇罗克的个人简介予以诬蔑的话；那么,就连外国人办的「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网站上,在对遇罗克的介绍里,也有同样的错误。该网站对遇罗克的生平介绍正确的部分除外,现只照抄不正确的部分:
“……1967年,《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热闹,遇罗克在长春车站发武器时获得了手榴弹,不忍心丢掉带回北京,后被发现……”
“被判死刑的主要原因——表面原因:根据《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记载,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泽东(来源于判决书)。主流印象是:遇罗克因《出身论》一文,为当权者所不容。另一种观点是: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发表在《文汇报》的《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以上内容,一是错在手榴弹的问题,那明明是遇罗文所为,却安在了遇罗克的头上。遇罗克不仅没去过东北长春市,就算有人给他一颗手榴弹,他也绝对不会接受,去做那种愚蠢的没头脑的事。爱做楞头青的事的,只有从小就对枪炮极感兴趣的罗文。2001年,罗文出走中国去了美国时,我与他同住在一友人家,郑重地问过他:“你在监狱里,关于手榴弹的事,是否全推在哥哥头上了?”
因为哥哥在被捕前,曾向所有《中学文革报》的成员严肃诚恳地交代过:“万一出了事,你们把一切过失和责任都推在我身上好了。”
当时罗文很认真地回答我:“没有。那是我做的事,我怎么能推在哥哥头上?”而我也相信了。
所以,对于这件事,我和罗文在所有关于遇罗克的文章或书里,都没混淆过是非。在2010年8月底,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遇罗克中国人权先驱》一书之前,主编金钟先生也问过我关于手榴弹的事,我也是如实回答的。但「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网站上,不仅这件事是错的,就连遇罗克因何而死也是错的。在遇罗克的死刑判决书上,前面除了列举了他的文字罪之外,中间只没头没脑的一句“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要暗杀谁?没有宾语；什么活动?没有说明。遇罗克绝对不会招认自己从没做过的事或想法。即便监狱里的审讯员一再希望他承认搞反革命集团,无论他是否为此受过酷刑,他自始至终是不招认﹑也不交代别人的,故他的判决书上有一条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嚣张”,指的就是他这“不认罪﹑不交代自己﹑不交代他人”的态度。
从以上的错误明显看出:负责编辑遇罗克简介的人,要么是不清楚事实就任意发表文字,要么是误信了他以为可以信任的人的介绍。而介绍人故意把遇罗克的死因贬低成因“手榴弹”和“暗杀”,这论调是中共一向的做法。即使我想去信向该网站更正,却发现很难与之联系,竟找不到可以写信的信箱。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共繁殖的特务与线人已在全世界遍地开花结果,无孔不入了,该网站的负责人尤其应提高警惕,更应向出版过《遇罗克中国人权先驱》的出版人金钟先生多问一问,尤其是能与遇罗克的家属取得联系﹑征询意见。过不了几年﹑十年,我们能够作为见证人的都死了,编辑人就是想与我们联系也不能了.(注,见下)
而罗文的枪弹梦,在美国倒是很容易地实现了。他已买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二十条枪,每周日他都会去魏京生那空旷的农场里,忘乎所以地打靶射击,从大白天射击到天擦黑。我只希望他别为枪出事就好。
(作者注:2012年3月6-9日,在推友的热心帮助下,我这脑盲终于与「维基百科」的编辑小组取得了联系,他们很快地对遇罗克和我的词条给予了修正和补充。我给编辑小组写了感谢信。但我在「维基百科」遇罗克页面上所做的许多编辑文字,只保存了两天便全部消失，最后只保存了极为有限的介绍。为了能更真实地说明事情的经过,在2012年3月5日之前所写的此文中的有关内容,我不想做任何改动。)
四.谈“常识”
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雷颐,首次发表了《捍卫常识的代价》之后(编者注:此文发表于1999年1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该书立即被中共禁销),他在文中阐述了在中国,捍卫常识竟需要极大的代价。我也在博克首页《献给遇罗克的花》里,将他文章结尾的这段话收录其中:
“常识往往因其‘平常’而不被注意,但其实却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一旦常识受到普遍的破坏,生活就会极其可怕,此时人们才会感到常识的重要。而捍卫常识竟要以生命为代价,则是最可怕的时代。”
自他的“常识”之论问世以来,近年来,忽然许多人提起遇罗克的《出身论》及他那一系列力透纸背的文章时,皆以“常识”二字概括﹑简化和淡化了。似乎一个人甘愿以生命代价去阐述他的理论﹑宣扬他的观点﹑去改变社会的不合理,不过是为了一个小小的常识而已。而《出身论》以及六期的《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并非只阐述了常识,更多内容是驳斥了歪理和谬论。这种故意避重就轻﹑故意淡化的舆论风气,只起到了让人们轻视先烈的理论﹑忽视先烈牺牲的作用。
“父母的成份是子女的出身,父母的成份不是子女的成份”,这是常识。
“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这不是常识,这是貌似公正的歪理。
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几十年的环境里,这歪理就变成了“父母的成份是子女的成份”,常识变成了反常识。
1966年「红八月」中,又变本加厉地变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是歪理的歪理,是谬论。也并非象雷颐所说的:“常识往往因其‘平常’而不被注意”,而恰恰是以毛周为首的党中央,几十年来,故意地把父母的成份强加在子女的头上,让他们永远有阶级敌人可斗。
遇罗克不仅反驳了那反常识,更重在反驳的是谬论。他明明清楚毛周的阴险用心,然而在一系列的文章里,他又不能不引用毛的大量语言,以毒攻毒,去反驳谭力夫之流的“联动”们,让他们哑口无言。
他的《出身论》及一系列文章之所以谁也驳不倒﹑谁也写不出来,因他所有的论点和论据,都是以他一生的真实的生活体会﹑以及大无畏的责任感换来的。
《出身论》所以能澈论惊天,就因为作者是用他的一生去写这论文的,是把他一生的快乐﹑追求﹑痛苦﹑醒悟﹑不屈﹑艰忍﹑才华﹑思考﹑升华全部地溶入进去的。
没有他那些在底层生活体会的人,即使有深厚的文学﹑历史与哲学的功底,也绝对写不出那么充实﹑那样深刻精辟﹑无比鲜明﹑一鸣惊人的文章的。
正如他评价郑兆南烈士的几句话:“假如不具备炽热的无产阶级感情，假如不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假如没有高度的政治远见，假如没有巨大的斗争魄力，就一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其实,这正是哥哥自身的写照。
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亦是他对《出身论》结合现实的更详细具体的阐述。
仅用“常识”二字去概括他的理论,要么是人云亦云﹑未经过大脑思考﹑不思及“常识”与“理论”的区别及各自份量的轻重,要么是别有用心地故意淡化﹑故意贬低﹑生怕得罪中共；甚至许多读者未必读过雷颐的原文,只是摘取一词一汇,扭曲了作者的原意。
正是遇罗克的热血﹑是先烈的铺路﹑全国对《出身论》反响的巨大﹑以及社会对人才的迫切需要,致使当局后来不得不对出身政策有所改变:父母的“成份”不再过于重要,表格上不再填写“出身”一栏,过去的“黑五类”子女也可以报考大学了。然而,从另一角度来说,恰是文革中把所有的“黑五类”都斩尽杀绝了。
但在理论上,几十年来,却始终是不明不白的,遇罗克的名字和他的理论,是被中共讳莫如深的。在国内的官方报刊和网站上,也始终没有人著文公开肃清「血统论」的毒害。因为直到今天,当政者仍以“出身”为考虑权利圈内接班人的准绳,认为交给“革命红后代”才最可靠。过去“黑五类”的子女的子女,绝大多数仍是社会边缘人。由于没有言论自由和选举权，当局并不以才华和贡献去平等地对待人民,致使边缘人想方设法地只好出国定居。在国内,纸醉金迷的愚民教育和物质欲望的熏陶中,当局只希望故意以轻视的态度去论及和丑化遇罗克,就是必然的。
比我们年轻的人津津乐道地把《出身论》贬为“常识”,认为“极其稀松平常”,然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常识呢?
它是中共当局七十年来统治的根,是当局最疼最深处的谁也不敢碰的东西；
它是压制和折磨了几代人的精神法宝；
它用歪理使亿万无辜者的心灵屈死在看不见的屠刀下；
文革中,它还用肉体去消灭数以亿计的“黑五类”；
它是几代人都无人敢论及﹑几代学者和知识份子都无人将它阐述成理论的“常识”……
哪个国家见过这样的“常识”呢?
正是如此重要的“常识”,由遇罗克把它阐述成谁也驳不倒的理论,是了不起的理论贡献!
他为了这理论的阐述和宣扬而宁死不屈.遇罗克的精神,是人们永远纪念他的原因。
年轻的一代又一代,当考大学和出国再没有了限制时,就应该忘记过去为了“出身”﹑流过多少血的上辈的事实吗?甚至觉得它稀松平常而嗤之以鼻吗?还是甘愿自我麻木,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与欲望得失呢?
是的,这个国家是不能有常识的:
“人应当是平等的”,这是常识,而中国直到今天仍不能实现；
“人应该有言论自由”,这是常识,胡平透彻地阐述了它。但有志于阐述常识的人们,不得不离开中国,选择流亡国外；
“作家应该说真话”,这是常识,而为了它,无数的作家和学者付出的是监禁﹑流亡和血的几十年的代价;以及不被家人或朋友理解的代价;
“人民应该有地方讲理”是个常识,凡被屈死的人,都因没地方讲理；国内上访者的艰难遭遇,人人都见到了；无数上访者为了这常识,致使家破人亡﹑生活无着﹑贫病交加﹑艰难度日；
“人应当助人为乐”是个常识,而中共可以用“雷锋”把它变成假包装；中国的道德沦丧及无处讲理发展到今日,是谁助人为乐谁倒霉,宁肯围观那摔倒在街上的老人千万不要去搀扶,汽车碾压儿童无人呼救；
“一个国家应有健全的法制”是个常识,然而权钱交易的背后,罪魁祸首逍遥法外,受害者上告无门被关入大牢；宪法是废纸,法制是空谈；
“中国的历史是暴民蜂起的历史”是个常识,然而……
“应该保护自然生态平衡”是个常识,然而……
“没有中产阶级的国家是贫富两级分化的国家”是个常识,然而……
“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应能保障底层人民的正常生活”是个常识,然而……
“人民应当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个常识,然而……
“一个邪恶了几十年的政府应被人民彻底推翻”是个常识,然而……
这个国家是不能有常识的。
在自由国家的常识在中国是禁止提及的。
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害怕阐述常识的。
中国最缺少的就是遇罗克那样敢为真理献身的人。
当一个国家,所有的常识都变成了反常识,再也没有人愿意为了捍卫常识去阐述理论﹑去牺牲自己时,那个国家才是最可怕的。
五.无法写出哥哥深邃丰富的思想
自哥哥就义后,自己就有了一个责无旁贷的任务:写出哥哥的音容笑貌,写出我所记得的他的一切。我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好的,尤其在国内那种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下,作品被任意删改;就算不被删改,主编却是冒着被革职的危险的。我出国就是为了写一本真实描述的书,这里包括了哥哥,包括我们一家人。很多人也许接受不了我对家人的描写,但我相信更多的人是完全能接受并十分赞同的。因为自塑英姿的自传太多了,人们只能拿它们当作劣等小说看,且一边看一边鄙视作者。如果我不想让自己的作品变成垃圾,就只能如实地写；哪怕家人不高兴不理我,那是他们的事,我必须对得起事实。再说:假如受了那么多罪还个个毫无缺点地高大全﹑个个无比相亲相爱﹑是“黑五类”家庭却又丝毫不受社会影响,那么,岂不是应该让中共继续统治﹑更多的搞政治运动﹑以便更加高大全﹑更加个个优秀杰出无比﹑彼此更加相亲相爱吗?假如从上到下的高官与老百姓都高大全和相亲相爱,怎么到今天中共国的制度还不能变好﹑乱象丛生﹑人情冷漠﹑冤案遍地﹑暴民蜂起呢?假如我不如实地去写,却瞻前顾后,又如何给别人做出榜样呢?难道都是躲避现实﹑避重就轻,只写女人的臀奶﹑男人的阳物和自我夸耀吗?
我虽然要尽可能地写出哥哥,但我写不出哥哥深邃丰富的思想。因他对家人并不说出他的思想,他把一切思想都只在日记和读书笔记里倾诉。文革中最残酷的“红八月”时,他在烧掉所有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之前,让我去看它们。但那么多日记﹑文稿﹑笔记﹑信件……只有半天的时间,我怎么看得过来呢?详情我在《一个大童话》里都写了,我只是尽快地翻阅他的日记了。他最感动我的就是「吾日三省吾身」以及自小就有「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志向。因此,张朗朗一再地在文章里说他在监狱里没想到自己会死是不确切的。哥哥城府很深,看人看事非常敏锐,他在监狱里故意避重就轻地说,只对自己有好处,因为他心底的真心话:“在写《出身论》的那一刻起,就把自己的命交出去了”是不会对任何人说的。但他在1967年的总结里,是吐露了自己大无畏的心曲的；他曾回顾了《出身论》以及前后写成的十几万字文章，自豪地写道：
“这些文章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翻印的估计有一百万份以上，不知影响了多少人。”又说:
“血统论横行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奇特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的抗议、强烈的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尽了历史必然规律性所赋予我的任务，或者说由于主观的努力，比别的人先走了一步。即使我不做这件事，也会有别的人做的。”
“假使我不是把生命置之不顾，我就绝不能写出这样的任何一篇来。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我的这一段话当作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历史会看到，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牺牲。”
“这就是战斗。任何惩罚是压不倒那些为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的。他相信真理，他就不怕牺牲。战斗的甘与苦全部在这里。”——多么豪迈的语言，多么有气魄的心胸，多么坚定的斗志，多么高远的视野!
难道,他会把以上的真心话对靠不住的难友说吗?把遇罗克说成胸无城府的老天真,以及其他的抹黑内容,是中共一向的做法。
如今我编辑这本书,再重读哥哥的遗作,仿佛听见了他说话的健朗的声音；他的文风就象他的语言一样,是那么中肯和亲切,是那么乐观﹑自信和一语中的。他四十七年前所阐述的,不仅没过时,而且全部地应验了：“革军”﹑“革干”红后代的腐化与堕落,他们对人民的剥削与残暴。至使今天的国内,每年的暴乱达上万起，民不聊生﹑贫富两极严重分化……而哥哥在四十七年前,就已经敲起警钟﹑并透彻地分析过和预言过了。
哥哥舍不得烧掉的那本唯一的日记﹑我的二十本太一般的日记﹑以及母亲毕生积攒的上千张家庭照片,在我和两个弟弟的有生之年,是不会还给我们了。就连我们的下一代能否得到它们,我都不存希望。它们是否还存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呢?也不知道。虽然我写不出哥哥深邃丰富的思想,但只希望那一本他很重视的日记还存在。我和哥哥每逢过生日就换一本日记。哥哥那一本是32开大小﹑天兰色塑料皮封面﹑烫有“北京日记”四个金字,里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哥哥对我说,他舍不得烧掉它,是因为这本日记,是一年以来﹑一生中思想最成熟的日记,直记到1966年的8月。我多希望掌握这本日记的有权人,有一天,能把它的内容全部地在网上公之于众,每一页﹑每一字都不要拉下,也能公开哥哥在监狱里所有的口供﹑事实及所遭受的磨难。那时,人们才能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全面的遇罗克：他学富五车的知识与智慧,他人品的杰出与气节,才能完全地呈现给世人。
哥哥的案件被平反之后,专案组对他的尸体处理无任何交代,只发给父母二千元人民币的抚恤金,父母分文也不想动它。几年后,母亲去世,我们才发现,在衣柜中她的一件上衣口袋里,放了三个银行存折,是给我和两个弟弟每人同样多的几百元人民币,以此道出她对我们深深的爱;这钱里,就有哥哥那笔滴血的抚恤金。
2011.12.17一稿
2012.2.11二稿
2012.3.6-9在第三“网上对遇罗克事实的歪曲”之结尾处做了作者注。
2013.8.8定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