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代变形记

长 平

　　在柏林的一个座谈会上，身为政治学者的主持人事先就一个问题和我沟通，我告诉他自己对此问题没有经验，恐怕答非所问。结果到会上他还是坚持发问：你们怎样跟孩子谈论“六四”？

　　我谈了自己观察，认为中国政府的宣传和教育让两代人很难对话。一位前辈学者补充说，她一直试图告诉孩子真相，又一直担心孩子在学校惹麻烦。

　　不久前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比我想像的还要重要。在美国加州，我遇到了十四岁的陈桥，她是一个长笛演奏者，也是参与“六四”并成为人权活动者、至今仍在监狱里的刘贤斌的女儿。到了美国她才明白，她之所以姓“陈”而不是姓“刘”，是妈妈想要尽量掩饰她和刘贤斌的关系，以减少社会对她的伤害。陈桥提出一个让她困惑但没有机会和父亲讨论的问题：在进行人权活动的时候，他怎样想自己的家人？

　　父母经历“六四”而不弃不舍，儿女则需要改名换姓以求顺利成长（事实上即便如此也不能，少年陈桥被迫离开母亲只身赴美）；从事人权活动就意味着家人面临危险，你必须二选其一。在这样的社会，两代人的对话如何可能？

　　2009年我在维园参加“六四”纪念晚会，看着20位20岁的年轻人，代表香港的“六四”二代进行“薪火相传”的接棒仪式，感到说不出的难过。这场运动的主体，中国大陆整整一代人，当他们从天安门广场上的孩子长成了父母，他们的孩子又到了热血青春的年纪，年轻的声音在哪呢？

　　正如生于1989年、家住长安街附近的木木在访谈中说所说，“我父母对政治的话题都很避忌，六四让他们感到很心寒。他们不想再触及和政治有关的任何东西，也告诫我说不要接触和政治有关的东西。”他们甚至担心已在香港工作的女儿去参加维园“六四”纪念晚会。

　　当年绝天安门广场上的播音员石冬青现居美国，女儿刘天舒是高二学生。我读到母子俩关于“六四”的对话时，忍不住痛哭流涕。不是因为对话的内容有多么惊心动魄，而是这种形式在中国几乎不大可能。我知道中国家庭的餐桌上，也有很多勇敢的“六四”一代打破沉默，告诉儿女历史的真相。但是那和这对美国母女的对话并不相同。这是自由社会的正常讨论，真相和真理既不掌握在政府手里，也不秘藏于母亲的内心。

　　当我们还要鼓足勇气告诉儿女真相的时候，真相离他们一定还很遥远。当人们“远离”政治，以为这样可以给下一代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空间的时候，这表明他们不仅未能远离，而且正处于政治高压之下。在没有真相、没有自由的环境中，他们真的能够安全、健康地成长吗？

　　中国人已经知道自己正被各种有毒食品毒害，却未必知道精神上的残害远甚于此。 “远离”以后的学校教育和媒体舆论，成功地执行了正义灭绝、价值虚无的集体屠杀。政府不仅让大多“六四”一代噤若寒蝉，还让无数“六四”二代精神残缺，让他们来嘲笑父母当年的“天真幼稚”。人类还有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记得我上大学以后，看见西方世界的人民不仅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丰衣足食，更创造了绚丽无比的当代文化，我为自己此前被蒙蔽感到异常愤怒，仅此一项就足以上街抗议。当下的年轻学生，他们到了境外求学才可以看到“六四”资料，但是我很少见人因此而生气，很多人还认为政府蒙蔽自己理所当然，为了社会的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政府会用恐吓来掩盖历史吗？会用数额惊人的维稳费用来防范百姓吗？

　　关于“六四”，在香港维园，代代相传的是呼吁民主自由的薪火；在中国大陆，代代相传的是政治高压、媒体谎言、精神迫害和自我羞辱。

    出处: 阳光时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