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革中的山西》前言篇

周伦佐

                 关于一部书稿的两个信件

前些日子收到重庆学者何蜀来信：                                          

伦佐兄：

山西几个朋友花多年时间写成了这个山西文革书稿《文革中的山西》（其中有个别片断我在《昨天》上摘要发过）。不知你是否有心思或身体状况是否允许抽时间看看（或选看其中部分内容）？我觉得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原造反派头头和骨干讨论后写出的从民间角度反映一个省级地区文革历史的著作，值得重视。他们不仅对山西的文革史作了不同于官方记叙的更真实的记叙，而且充满了认真的反思，其中当然也有些想法可商榷，但在全国原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当中比较起来，应算是不错的，至少是摆脱了对毛的迷信，认识到了体制的问题。
    如果你能看看，提出一点意见或谈点感想更好。

    保重。

何蜀

因为身体患病，我很久没有写作了。何蜀兄盛情难却，只好遵嘱阅读此书稿，并将读后感写出来以书信形式发给他。我在书信中写道：                                                           

 何蜀兄：

石名岗执笔写的《文革中的山西》是一部挺有分量的书稿，作者将几十年的观察与思考融于书中，成此厚积薄发之作。书名、大小标题、文字表述都颇见文采，在文革研究类著述中并不多见。作者理论功底扎实，文字干练有力，其优异的理解力和表达力，绝非那些精神本质完全异化至今仍保持文革思维和大字报水平的造反派人士所能比。山西出了一个敢写文革题材的杰出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本书作者也同样出色。

这部书稿主要是描述和分析山西文革的，我不了解山西文革历史，所以无权加以评论。最多能对其《前言》部分的思想观点，谈一点粗浅看法。

因久病未愈，这个读后感写了近十天。迟到为歉。

读后感附在信后，第一部分谈书稿《前言》的思想特色，第二部分是对《前言》里面一些提法的不同意见。

    顺祝秋安！

周伦佐

                 这部书稿的思想底色

读这篇内容厚重的《前言》，首先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其思想底色似乎主要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文革中期以后，许多因政治磨难而产生应激心理和反思意识的造反青年都曾经用心阅读过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试图用它来对照专制黑暗的社会现实，寻找国家与个人的出路。其中《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两篇长文所采用以个人和阶级的现实利益为政治动力源的分析方法，尤为真正理解马克思者所吸取。看来本书作者当年也可能属于这一批反思者，所以让我有一种熟悉感。之所以又觉得陌生，主要因为这种分析方法后来被少数终于走出马克思和多数最终厌恶马克思的觉悟者所抛弃，很少有人再使用了。

在我看来，研究和评价文革有五种可能的思想观念和主题向度：

1、毛氏思想/修正主义-反修防修主题；

2、马氏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主题；

3、邓氏思想/极左破坏-改革开放主题；

4、启蒙思想/专制主义-民主主义主题；

5、现代性思想/现代性-反现代性主题。

不从这样一个大的学理范围来进行观照，要认清这篇《前言》所标示这部书稿的思想特征是不可能的。我甚至猜测：你把这部书稿发来并希望我谈点看法，可能是既感觉作者说得很有道理，又隐隐觉得还有什么地方对接不上。是的，不设定这样一个认知范围，我们便很难找到一个理论坐标来考察这部书稿。

很明显，这部书稿的理论框架主要建立在马氏思想基础上并以启蒙思想为辅助。

拿我做例子来说明：我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的理论框架主要建立在启蒙思想基础上，而多少涉及到现代性思想。

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大概能看见国内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文革研究著作的思想定位。

    假如你问我哪一种思想观念更具学理性从而更客观公正？我的回答一定是：第五种思想观念。很可惜，在国内的文革研究中，这种被我称为“现代性思想/现代性-反现代性主题”的理论范式，至今很少被人使用，即便我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一点涉及，也只说到现代性的进步意义，而没有指出现代性的反道德弊病。可以认为，前四种理论范式基本上都有意识形态化的嫌疑，唯有第五种理论范式最具学理化品质。我当初之所以没有运用这个理论范式，一是还没有深入理解其真义，二是感到暂时还不合时宜。这个话题比较艰深，在此不便多说。我只把患病前夕曾在一个座谈会上关于这个问题说过的两句话写在这里供你参考：现代性是反道德的；革命是反现代性的。这两句话包含了现代性进程的最大历史悖论及其错综复杂关系。相比之下，我的书和我们所谈论这部书稿的《前言》，都远未达到对文革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理解，我自己尤其惭愧。

你知道我曾在2006年出版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中，依据在造反派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把国内外的文革研究分为五种话语形态：

1、毛派的肯定话语；

2、官方的否定话语；

3、自由派的否定话语；

4、平等派的肯定话语；

5、客观派的中性话语。

我在书中说的“五种话语”与我在这里所说的“五种可能的思想观念和主题向度”，有什么关联呢？

当然有关联：

书中说的“毛派肯定话语”与这里所说“毛氏思想/修正主义-反修防修主题”完全是一回事；

书中说的“官方否定话语”与这里所说“邓氏思想/极左破坏-改革开放主题”同样是一回事；

而书中说的“自由派否定话语”、“平等派肯定话语”、“客观派中性话语”，则统属于这里所说的“启蒙思想/专制主义-民主主义主题”，只是各自的观察角度不同而已。

由此可以看出，当年的文革研究领域还没有出现属于“马氏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主题”和“现代性思想/现代性-反现代性主题”的著作。

如果说“现代性思想/现代性-反现代性主题”的作品至今依然缺席，那么属于“马氏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主题”的研究著作今日已经出现了。我读过北京学者杨继绳的两篇文革研究文章，堪称这种思想倾向的代表；而《文革中的山西》一书要算这种思想倾向的重要成果之一。这种思想主题的出现，自然与2006年以来国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兴有一定关联。这些作品渗透着启蒙思想，只是因为所有心智正常者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包含着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人权、法治这类人间普遍价值。

这种思想倾向似乎有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理论视野更开阔，分析问题更透彻；

第二、对毛泽东及共产党人凭借暴力手段和政权力量狂热追求并疯狂实验平等主义社会理想的非理性行为与严重后果，给予更多主观动机上的理解、同情、体谅、惋惜；

第三、对当权者1976年以后残酷镇压造反派的行径和1989年以来造成整个国家道德败坏、官场腐败、贫富分化、生态灾难的责任，进行更强烈的批判谴责。

    这些特点在《文革中的山西》一书《前言》篇中均有体现。

是的，就像你我以及许多文革研究者可以有自己的解读一样，这本书稿也是对文革的一种严肃思考和认真解读，自有其思想深度和学术价值。而且由于其中有着许多毛氏造反派人士所熟悉的概念、观点、语词，更容易穿过他们预设的心理防线而对其产生可能的启发作用。这要算此书可预期的现实作用之一，所有去马克思化的文革研究专著恐怕很难起到这种作用。

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属于十九世纪牛顿/达尔文自然科学时代产生的一门以经济分析为基础的社会哲学，带有那个时代理论思维难以避免的绝对论、决定论、机械论的全部特点和缺陷，加之其创始人缺乏清晰定义自己基础概念的学术自觉，致使其理论体系中存在许多概念陷阱；如果我们在使用这个落后于爱因斯坦/孟德尔-摩尔根自然科学时代一个世纪的旧学说时陷进去拔不出来，就可能越陷越深甚至走火入魔。这也需要我们警惕。

                   几点具体意见

    阅读此书《前言》，有一些随感式的不同看法。按阅读顺序记录于此。  

关于文革参加者的数量与智商

    作者认为：简单地把文革解释为毛泽东的一厢情愿的“发动”，或者简单地解释为几亿群众迷信领袖的“盲从”，都没有说明文革的客观性即必然性。对于这场涉及六亿五千万人命运的重大历史过程，岂能一言以废之，或一言以赞之，如果是这样，岂不轻视了当时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智商？

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些夸大其词。

先说参与者的数量：文革主要在城市进行，对广大农村触动不大，正如著名学者杨小凯所说，文革是一场市民运动。因为要出工种地挣工分，不像城里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一样停工停产闹革命还能拿工资，所以除了城市近郊以外，绝大多数地方的绝大多数农民在绝大多数时间并没有热烈参加运动。以当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计算，其人数大约有五亿左右。在剩下的一亿五千万城市人口中，还要减去近千万被专政对象、近千万老人儿童、几千万逍遥派，被运动的人实际只有一亿左右。哪里来的六亿五千万人民？

这里说的还是1966年至1969年的情形。1969年至1976年，这一亿左右市民绝大多数实际上已从心理层面退出运动，所谓参与其实只是一种十分被动的机械服从。

再说参与者的智商：文革的参与者，无论保守派还是造反派，无论军人还是干部，智商都很低，不存在今日被轻视的问题。个人置身群众运动如同在做梦，仿佛自由自在飞来飞去，其实理智经常在睡觉。文革中人们参加运动的动机不外乎这样几种：青春期叛逆冲动，自身利益驱动，追逐合法性认同，身不由己受裹胁，无条件奉命行事。不论哪一种，都是屁股决定脑袋，与智商关系不大。例如：保守红卫兵是为了保卫红色江山和争当红色政权接班人，叠加着青春期叛逆冲动。造反红卫兵是为了反对政治迫害和政治歧视并争取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叠加着青春期叛逆冲动与追逐合法性认同。在他们的行为中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是理智。具有相反意味的是，1966年初秋北京大兴、1967年夏季湖南道县、1968年初秋广西各地，那些深受毛泽东信任和关爱的贫下中农竟然自愿充当坚决反对毛泽东文革大方向的保守派，法西斯一般疯狂集体屠杀黑五类和造反派。他们的智商完全是负数。1967年夏季至1969年秋季，全国很多地方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武斗和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武斗，也完全是反理性的。他们的智商都用到策划、指挥、执行屠杀对立派的行动中去了。

文革中真正有智商的行为，是文革中期之后一部分平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冒着政治风险在思想上进行的质疑、反思和探索。然而他们的这种体现较高智商的行为，并不是追随毛泽东文革的，而是反毛泽东文革的。

关于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

作者把1967年发生的”二月逆流“作为文革的第四个重大事件来记述，可是却遗漏了同时发生的“二月镇反”事件。

1967年春季，在中央高层发生所谓“二月逆流”的同时，除了北京、上海、贵州几个地方，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发生了支左军队全副武装大规模抓捕造反派的“二月镇反”事件，造反派成员被抓捕至少也有百万人。从全国范围看，毛中央因为这个事件而对多省问题的逐一解决，成了保守派正式失势和造反派正式得势的一个转机，也成为造反派终于取得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契机。造反运动最艰难困苦也最可歌可泣的一幕就发生在这个事件中。

官方学者编纂的文革史甚至独立学者严家其编写的文革史，可能因为他们生活的北京没有发生过“二月镇反”，手中掌握的资料又没有关于“二月镇反”的记载，所以将这个事件完全省略了。

无论对于造反派还是文革研究者，这个事件都应该被记住。《文革中的山西》一书作为造反派人士对文革历史的回忆和反思，本应在谈论中央“二月逆流”时对全国各地“二月镇反”进行重点记述。遗憾的是作者同样完全忘记了这个事件。

查阅《文革中的山西》书稿正文才知道，1967年春季山西没有发生过“二月镇反”，难怪作者对此没有记述。然而这篇《前言》谈论的既然是中国文革的第四个重大事件，就不应该以山西文革为参照而将“二月镇反”事件完全忽略。

 关于林彪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关系

作者对此写道：从《五七一工程纪要》可以看出，林彪的主张是与毛及“四人帮”的观点对立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一个用于政变的机密文件，不是用来宣传的，所以其中的政治观点应该是编制者思想的真实表现。《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观点可以归纳为：结束毛的封建家长式的专制统治和“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解放被整的大批干部；提高职工工资；取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制度；结束缺吃少穿现象，“用民富国强代替他的‘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等等。可以设想，如果林彪用军队进行强力改革，应该比后来邓小平的反反复复的扭扭捏捏的改革要有效得多。

虽然当年官方的舆论宣传和政治结论都硬把林彪定为《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主谋，然而官方出示的全部证据都只能让人们看到，《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以林立果为首的一伙少壮派军官所草拟，与林彪并无什么关系。在我所知范围，至今还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林彪参与了制定《五七一工程纪要》，或者林彪知道这个《纪要》的存在。以此作为评价林彪的依据之一，在学术上显得不够严谨。

官方给林彪定的罪名，就像他们给所有政争失败者和政治异议人士定的罪名一样扯蛋。我们完全可以不认可林彪的罪名，但不需要把林彪与《五七一工程纪要》联系起来进行评判。

关于文革的结束时间

作者对此写道：按正版教科书的说法，文革结束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事件。近几年有文革研究者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认为，粉碎“四人帮”只是文革中的一个事件，之后由于“两个凡是”的推出，极“左”路线并没有结束，因之，文革的界限应该划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或者划在“真理标准讨论”结束，或者划在八十年代的理论务虚会，或者划在胡耀邦主持的各类人员平反工作结束，甚至建议划在1989年的“六四”学潮。这种说法应该比正版说法更有说服力，至于划分到哪个时期更合适，将来的不带偏见的历史学者一定会给出科学的划分，从现在来看，似乎至少应该划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路线为宜。

可能我孤陋寡闻，作者提到的多种文革结束时间之说我闻所未闻。

相比这些标新立异的说法，我仍然认为官方关于文革结束于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说法更为可信，因为它更符合历史实情。

文革结束，究竟主要是组织上结束还是思想上结束？恐怕首先应该是组织上结束吧。每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性人物。文革的标志性人物，在上是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及其重要亲信的存在，在下是造反派实质性或象征性的存在。1976年毛泽东病逝后，发生华国锋和汪东兴动用武力抓捕毛遗孀侄子和全部亲信的政变，随即在全国范围开展残酷清算造反派的全民运动，彻底消灭了文革后期造反派名存实亡的象征性存在。于是，人亡政息，人去楼空，树倒猢狲散，不仅官方宣布文革结束，而且事实上文革也从此结束了。

文革结束时间不是小事，牵涉到许多问题。

如果同意作者所列举的说法，自然要提出三个疑问：

1、1976年10月政变究竟发生在文革进行之中还是文革结束之际？

2、结束文革的人究竟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李先念，还是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

3、毛夫人侄子亲信和造反派究竟是文革的殉葬品还是受害者？

结论如果是前者：那就如作者所说“粉碎‘四人帮’只是文革中的一个事件”，十月政变就是文革中的又一次路线斗争，华派与江派就属于内部争权夺利，毛夫人侄子亲信与造反派就仍然是文革的受害者。按照这种说法以及中共内部斗争的惯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邓派打败华派而“结束文革”之后，就应该彻底否定十月政变和“揭、批、查”运动，同时多少给遭华派镇压的毛夫人侄子亲信与成百上千万造反派落实政策。然而事实上，邓小平们对华国锋们的政变行动和“揭、批、查”运动一直是高度肯定的，官方至今也未改口；反之对于遭到十月政变和“揭、批、查”运动镇压的所有干部群众，邓小平们从来没有觉得是受文革最后一波迫害而给予一丝一毫关照。

看来结论依然应该是后者：1976年十月政变发生在文革结束之际，结束文革的人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李先念，毛夫人侄子亲信和造反派是文革的殉葬品。华派在组织上结束了文革，思想上却未能结束文革。因为他们本来就属于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毛思想和文革路线是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他们不敢全然否定。同时毛思想和文革路线作为意识形态的惯性很强，短时间内势必继续支配华国锋们以及全国大多数干部、军人、工人、农民的头脑，全国“揭、批、查”运动清算造反派时爆发出的那种全民性的疯狂、非理性、极左、暴戾，就是一个有力证明。谁也不可能在组织上结束文革之时，立即在思想上结束文革。

邓小平一派主要是在思想上结束文革，进一步清除文革的影响。华一伙被全部搞下台和政权机构中造反派代表被彻底清查，是进一步清除文革影响的必然结果。尽管如此，正式结束文革的仍然是华国锋而非邓小平。邓小平都没有贪天之功为己有说自己结束文革，我们毫无必要为他争这份功劳。

1990年代初，中亚各国发生了政权易帜事件，结束了极权统治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随后几年又纷纷发生颜色革命，清除红色政权的组织人事残余和意识形态影响。对比之下就明白：正式结束极权统治的是易帜革命，颜色革命只是清扫红色垃圾。

关于华国锋主政的三年，武汉作家胡发云称之为“不明不白的三年”、江西学者张一哲称之为“后文革时期”，我更认同。华国锋时期，是文革十年与改革十年之间的过度时期，华国锋确实是一个过渡人物。他最大的功劳，是怀着被汪东兴鼓动起来而叶剑英、周恩来、邓小平从来不敢有的夺取中央主席权位的政治野心，用忘恩叛主和背信弃义的反道德行为干了结束文革这件救国救民的大好事。1989年以来这个国家的世道人心日益陷入不能自拔的污泥状态，并非华国锋背叛毛泽东的必然结果；而是在现代性疾病发作之时当权者将民主、法治、道德、科学四大良方弃之不用所致。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作者所列举几种关于文革结束时间的说法，会不会是基于山西情况而言？我立刻查看书稿正文，发现确实如此。原来1976年十月政变后“大寨红旗”陈永贵因为站在华国锋一边而继续当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致使山西省“揭、批、查”运动竟然把反陈永贵甚至反文革的干部群众当成打击对象，这种酷似文革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华国锋一伙包括陈永贵下台才告结束。那几种文革结束时间的新异说法便由此而来。

1976年十月政变发生后，除了权力中枢抓捕了江青一伙人和全国轰轰烈烈开展“揭、批、查”运动清算造反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依旧是文革中的当权者在主持，这些人自然习惯于用文革极左思维和文革极左方式来领导运动。全国各地许多反文革的思想先行者如王申酉、史云峰、李九莲、钟海源……就是华国锋时期被杀害的。据戴煌先生介绍，全国因为反对华国锋被枪毙的就有五十多人，受牵连遭到迫害的达数万人。广州的“李一哲事件”，1974年江青只定性为“右倾翻案事件”要求批判，华国锋上台后立即升级为“反革命集团案”将作者全部抓捕，后来多亏习仲勋主政广东才平反释放。山西的“倒清查”并非特例，从张一哲文章中得知江西的情况也是如此。

只不过，作者既然是在谈论中国文革的结束时间，就不应该把山西的情况放大为全国。

不应把间接结果视为直接结果

作者谈到文化大革命在现代世界史上的重要影响时认为：中国文革的直接结果是使近四分之一的人类结束了农民社会主义的“实验”，迈开了社会主义阵营改革开放的步伐，间接影响是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大格局。

我认为，文革的直接结果应该是：把六亿五千万人口驱赶进了一座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绝对专制、绝对迷信、绝对贫穷、无墙而透明的巨型监狱。文革的失败——这个间接结果，才使近四分之一的人类“结束了农民社会主义的‘实验’，迈开了社会主义阵营改革开放的步伐，……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大格局。”

我们不能把文革有目共睹一目了然的直接结果与间接结果进行颠倒，并把间接结果说成直接结果。这样做，难免有粉饰毛泽东文革之嫌。

关于一段引文的遗憾

本来不准备对书稿正文发表意见，可是看见正文《引子：风暴来临》当中有一段文字与自己有关，所以略说几句。

作者在谈到1966年中央《五一六通知》后，全国出现了一些针对学校党委的大字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认为新的反“右”运动业已开始，于是为新的反“右”运动进行部署时，写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1966年6月11日的文化革命汇报会上，刘少奇明确提出：“这是新的反右斗争”，“学生、教师中的右派分子有多少就定多少”。刘在6月13日批转中南局和西北局的两个报告中同样批示：“对大学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参见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149页）相信1957年当过“右派”的人，定会觉得这种声调特别耳熟。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刘少奇就是这样来看待和领导“文革”的。他的确认为“文革”就是“反右”的延续，他确实是要再一次从教师和学生中大抓“右派”。“文革”如果按刘少奇沿用的传统模式继续搞下去，或者按照各级当权派和保守红卫兵的作法——继续将上层知识分子和下层黑色人群当作主要斗争对象，确实会变成一场货真价实的“反右”运动！

这段文字完全照抄自周伦佐著2006年香港出版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文革中造反派与右派的真实关系”一章。这一章文字2007年曾作为同名文章刊发在海外《华夏文摘》上，2013年经读者推荐转发于《博客中国》和《共识网》等多个网络媒体。《文革中的山西》一书作者喜欢这段文字，完全可以采用。然而对于刘少奇批示之类公共资料以外的文字，应该改写一二再用。现在这样连原著中的用词和语气均无一点改动的用法，明显属于写作上不够严肃造成的疏忽。

以上看法，属于阅读书稿《前言》篇之后的一己之见，供《文革中的山西》一书作者参考。

年轻时候写过一首诗表达思想发现的欣喜，摘录其中一段与作者共勉：

    阳光照在雪地上，

    把我的痛苦照得更亮。

    我阴郁的目光因此而晴朗，

    鸟群飞翔于我的追求之上。

                                                   2014年10月26日

                                                 写于古蜀都河边树下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