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天堂梦》（连载四）

从衣食父母口边夺粮

丁人卜遗著

茆家升整理

　　纯朴的农民,成天辛勤的劳动,只是为了一个目的,生产出粮、油、棉等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产品,他们名符其实的是人们的衣食父母。然而天理就是不公,他们越是对人民的贡献大,越是忠厚老实,越是容易招来恶人的欺侮,越是容易遭到灾祸。在面临忍饥挨饿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刻,连逃命的权利都没有,只好在困境中挣扎,但是求生谈何容易。

　　这些衣食父母们,春种,夏耘,秋收,唯独冬无所藏,付出了多少血汗,所收的粮食却被那些“主人”们一巴掌打去,反而自己饿着肚皮,伸手向“主人”乞讨。但是偏偏遇着的是心狠手辣的“主人”,不但没有恻隐之心,反而草菅人命。这个百万人口大县内最大的恶主就是姚奎甲。

　　姚奎甲为着自己能够升官,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竟昧着良心,编造瞎话,置农民于死地。千千万万农民在死亡线上呼救了,有的已在一边张口要吃,一边咽气了,他反而说农民“不缺叫缺”、“假挂号”、“闹粮”,甚至还下令要基层干部反“瞒产私分”,使很多无辜者遭到打、骂、捆、吊等皮肉之苦,甚至被打死逼死,从58年3月12日中共无为县委、无为县人民委员会发出的“关于严桥区福民乡古楼社在反瞒产私分中逼死社员汪其培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其状之惨。现附全文于后：

　　“无为县福民乡古楼农业社在反'瞒产私分'中,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行为是严重的。据不完全统计,捆、绑、吊、打社员36人,其中打伤3人,自缢而死1人,现将汪其培自缢身死事件通报如下：

　　汪其培,男,32岁,贫农,抗日期间曾任民兵爆破班长,工作积极肯干。

　　59年10月11日上午,社主任张代科,副主任顾其平等人前往汪其平生产组(全组是汪氏父子6户)挨户搜粮,未有效果。当晚又和生产大队长杨昌业、任昌金及大队副汪为胜等人,召开社员和瞒产私分怀疑对象会议,会上捆打、审讯了社员朱德喜、汪发好、汪其堂3人,并责令朱德喜、汪发好次日回报瞒产私分情况,汪其堂当即由乡长朱霞带回乡人大委会关押,令其坦白交待。次日晚乡长朱霞和社主任张代科又召集吴正华、顾其平、杨昌业等人开会,趁汪其堂在乡之机,将汪发好、汪其培进行诱骗审讯,杨、顾二人肯定他们瞒产私分,要其坦白交待,将其捆住,杨昌业亲手将其毒打,汪其培两腮被打得乌肿,直至其被迫伪认瞒产私分粮食约180斤,才被放其回家,并将汪发好带至大队关押。16日社主任张代科派汪瑞成、汪发胜两人前去汪其培家催粮,说'不交粮就到大队去。'两人连催数次。汪因未瞒产私分,交不出粮食,找人交了假坦白书后,次日在家痛哭流涕,企图寻死,又加催逼交粮,使其感到无路可走,于当天晚饭后上吊自杀------从上述情况看,汪其培之死,主要是乡、社干部在反'瞒产私分'中盲目乱追及捆、绑、吊、打所造成的。”

　　下面的干部为何在粮食问题上搞强迫命令,甚至逼死人命,这主要是姚奎甲逼出来的。据后期芜湖地委上报的“姚奎甲在无为的问题查证材料”上载：

　　58年底粮荒日渐严重,大多数农民都在嗷嗷待哺。一次姚奎甲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县今年生产情况是好的,少数受旱是局部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问题。现在粮食外调任务2·3亿斤未完成,与我们这个鱼米之乡不相称。下面粮食漏洞大,不仅吃的浪费,稻草上、场基上,瘪壳稻堆里处处都是稻。有些地方任务未完成,现在也叫没得吃了,尤其是东乡更为严重,他们天天吃饭,也在装腔作势,叫没得吃。现在农村到底有没有粮食？我们回答是,粮食不仅有,而且很多。粮食问题,关键是领导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并不是没有粮食。”

　　1959年2月11日,姚奎甲在区、社书记会上还强调说：“要认真清理仓库、种子、加工厂和食堂,查草堆打未打,场基上有没有稻,查下扬稻里有没有粮食,查代食品找未找尽------”

　　1959年2月14日,姚奎甲亲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瞒产会议,各组在斗争中都发生违法乱纪行为,追逼十分激烈,一开会就当会将一个大队书记赵宪成撤职；官镇大队骆以寿被斗被打；东河大队牌坊生产队一姓魏的小队长,被指名交待时,当场就吓哭起来。姚还叫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治华组织人专门斗争了两天。姚对精华大队会计赵同庆说：“你不交待瞒产账,就法办你,审你罪,看你狠还是我狠。”东河大队生产队长汪为山,被斗时,受到打、拖、冻、把衣服扒掉用冷水浇。赵渡大队副书记刘长山被指为怀疑对象,说他瞒产3000斤稻子,公社书记张世功找其谈话,并在怀疑对象会上点名,要刘考虑交待,在刘思想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姚奎甲亲自和张世功找刘谈话,姚一见面就说：“你就叫刘长山吗？看你思想有多顽固,是铜打的还是铁包的”,并说：“混蛋,你还蒙蔽我吗？你的事你不讲,我比你知道得还清楚。”这次谈话到深夜,刘回组后,思想更加紧张,夜里唉声叹气,于19日晨跑回家,就自缢而死。刘长山死后,姚奎甲还布置大队写报告说刘长山贪污公款,瞒产私分(均非属实)与反革命的老婆结婚,结果宣布刘长山畏罪自杀。

　　此外,姚奎甲还亲自和指令通讯员吊人、捆人。1959年12月中旬,姚带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汪贤爱等人,在六州公社新华大队搞反瞒产重点时,亲自和通讯员张修白吊打了生产队长李必松,并指使民兵和通讯员捆绑生产队长胡必喜、陈能富和会计李必华三人,并在李村搞假搬家,住了三天也未搞出粮食。他回县时,指定汪贤爱留着继续搞。并说这个队瞒产有十多万斤,我回县再抽一些干部来,搞不出粮食不收兵,你们骨头要硬,头脑要清。并举例说：“新华大队有的干部,搞出瞒产私分的粮食,看到如妇女投河就吓得自己下水,把她拉上来,其实死是假象,威胁是真的,如果她真要死,我就站在岸上,看着她死一百,还不由她自己负责。”结果汪贤爱等人就继续采用残酷手段,先后又捆吊打12人,其中生产队长李必文(预备党员)李成柱被吊打关押致死。

　　1959年12月间,陡沟公社开了18天反瞒产会议,是在姚奎甲直接领导下由周洪芳、周勃(公社书记)、周志坚(副县长)具体掌握召开的。会上严重违法乱纪,采取各种斗、打、罚跪、罚站、罚跪等办法,威胁假报了一些粮食。一天姚在县里打电话给周洪芳,问搞出多少粮食,周回报未搞出粮食,姚即骂他“混蛋”,“有张恺帆思想”,并要周志坚接电话,指示“要继续斗争,迅速搞出现粮。”因此,本来打算开七天的会议,延长为18天。特别是后期,违法乱纪更加严重。斗争中出现推、打、跪、捆、扒衣服,泼冷水等许多刑逼办法。有的被打致伤死亡。如原保圣大队小关生产队长吴少广,被扒掉棉衣罚冻、推打、结果嘴巴被打肿发炎流脓。田东大队许良友(党员)在会上前后被斗6天,扒去棉衣,推打、罚冻,结果致病,回家卧床不起,仅12天时间即死。官圩大队朱文元和田西大队孙良之,被当场宣布开除党籍逮捕法办。会上被重点斗争的党员就有54人,吓跑30多人,结果也未搞出粮食。姚于60年元月20日亲往陡沟召开公社、大队书记和脱产干部会议,在会上说：“陡沟开十余天会议,支部书记仍有外流,这种人要找回来,开除党籍,他们不是党员,是党内败类”,并说“陡沟存在问题的根子是三不纯,要整顿组织,整顿干部,才能把粮食搞出来。”

　　(原县委书记处书记安贤佩同志在姚奎甲调离无为后,一次在常委会上说：“1959年初,姚奎甲到省里开会,打电话回来,还要我们抓粮食。我们到下面一看,连种子也没有了,只靠打闹秸稻,打一点,吃一点,下面的同志回来,一碰头都说下面没有粮食了。第三天姚从合肥回来,把所有参加省里开会的公社书记都带回来了。也是县委书记处书记的吕奋志同志向姚回报下面的实际情况,说今年的实际产量只有9亿斤〈实际上还是虚的,根据后来核实只有6·2亿斤〉,结果姚来了一个反击,推翻了我们在家县委研究的意见, 批评我们没有灵魂,看不到问题的实质,说我们只要肚皮,不要国家。接着就要各公社书记回去搞反瞒产私分,造假象,上面放稻子, 下面放粗糠,挑着入库,前门进,后门出循环不已让人看,开反瞒产私分假现场会,以致以后发生大量死人状况。”)

　　姚奎甲一面逼迫下面反瞒产私分,把农民中的口粮搜尽,一面逼迫干部搞交征购,千方百计抓多入库。60年秋粮入库时,牛埠公社设临时仓库,虚报粮252万斤,受到了表扬；开城公社搞683万斤虚数入库,姚在电话会上数次称赞,还叫丁少奇把山垴大队在别的大队借的粮食算入了库,登了报纸说“一马当先”。8月13日开城公社实际入库只有3万斤,粮站站长只因如实上报,姚叫汪贤爱打电话“把这个狗娘养的绑上来”。一次姚叫粮食局副局长郑子镛打电话给牛埠公社书记包世安搞小型集中,实际上是叫包把早中稻种子入库。包未同意,姚就打电话要包连夜来县里反省。同时姚又打电话要土桥公社书记马玉根继续送粮,马说：“只剩30万斤种子粮,实在无法送”,姚说：“为什么不能送,马在你屁股下面”,并问马：“家底到底有多少？”马说：“口粮仅有60万斤。”姚说：“口粮也要送。”

　　59年10月,尚礼公社已发生饿死人情况。姚在公社书记会上对该社书记刘谊宽说：“你回去,如果三天完不成24万斤征购任务,下次来开会就提头来见。”第二天晚上姚召开电话会,刘因吐血病倒,由副书记任士好接电话,姚命令刘马上到县里来,刘还不敢说自己吐血,连晚跑到县里,结果被逼得将30万斤种子送掉。

　　59年10月,姚沟公社完成400万斤征购任务后,姚还要该社再完成80万斤。公社书记王代好说难完成,姚说：“你是老右倾,老保守,不能干书记,拉下来。”逼得王将全部口粮、种子抵交了80万斤任务。后来,王反映有的地方出现饿死人,姚说：“不是你打死的,不是你逼死的,他死怪哪个？哪里不死人？”王因坚持要粮食安排生活,姚责令王在县里反省。

　　姚奎甲就是如此抢夺农民的口粮。

　　姚奎甲对下抢夺农民的口粮,对上回报还说对农民的口粮已作了“很好的安排”。他究竟是如何安排的,从两份资料中即可看出其昧尽良心,任意践踏人民。

　　1,“1960年2月9日县委对农村的口粮安排”注明：

　　全县农业人口824393人,1-5月份需要为12325万斤。其中自行解决6854万斤(现有存粮472万斤,预计社会存粮1636万斤,复打复收110万斤,现有代食品356万斤,预计代食品4280万斤),安排口粮5471万斤。其中：

　　元月份2140万斤,自有733万斤,代食品折粮788万斤,国家供应619万斤；

　　2月份2323万斤,自有437万斤,代食品折粮844万斤,国家供应1042万斤；

　　3月份2560万斤,自有444万斤,代食折粮841万斤,国家供应1275万斤；

　　4月份2737万斤,自有330万斤,代食品折粮1004万斤,国家供应1403万斤；

　　5月份2565万斤,自有309万斤,代食品折粮1125万斤,国家供应1131万斤。

　　(笔者注：自有粮存在何处,代食品生在何方？)

　　2,1960年10月26日县委常委会议研究,议定全县可1亿斤“小秋收”抵口粮,其中：

　　藕：三万亩,亩产1500斤,总产4500万斤；

　　荸荠：1000亩,亩产3000斤,总产300万斤；

　　茨菇：210亩,亩产300斤,总产6·2万斤；

　　菱角：15000亩,亩产100斤,总产150万斤；

　　芡实：270亩,亩产100斤,总产2·7万斤；

　　蒿瓜：1000亩,亩产500斤,总产5万斤；

　　玉米叶皮芯,7万亩,亩产270斤,总产1890万斤,(以50%淀粉折算)；

　　高粱秆子：一万亩,亩产400斤,总产400斤；

　　黄豆杆子7万,亩产200斤,总产1400万斤；

　　芝麻杆子：5000亩,亩产260斤,总产1400斤(笔者注：原算有有错,应为130万斤)；

　　花生藤壳：56000亩,亩产200斤,总产1120万斤；

　　橡子  7万斤(笔者不知此系何种代食品)；

　　葛根  40万斤；

　　蕨根  60万斤；

　　野绿豆 野泥豆 10万斤；

　　山萝卜 5万斤

　　水草、野凉茶  100万斤(10斤折1斤)；

　　萎蒿   12·7万斤；

　　野红花草(洲地多)  40万斤；

　　马兰草  300万斤；

　　鹅耳肠  27·5万斤；

　　野菜(正月---4月)   干30万斤；

　　荷叶杆子(待试验)   干300万斤；

　　芡实杆子(待试验)   2·7万斤；

　　螺丝、蚌肉       12·5万斤。

　　无为大量的饿死人的问题暴露后,姚奎甲即调往徽州地区,去后不久,省委即通知其到无为作检查,他在1961年1月14日无为县委召开的常委会议上检查说：“过去我们脱离实际的估产,把原已低标准的口粮,又挖作种子。如58年我们先报14亿斤(笔者注：实际上原先报19亿斤,后13亿,最后10亿。但实际产量是6·2亿斤。)由于我浮夸,58、59两年都报粮食超纲要。58年得中央的超纲要奖状,59年得地委的超纲要红旗。在征购上只抓购,不抓留,边收边送,任务一加再加,既卖了口粮,又卖了种子,前面卖粮,后面无吃。特别是59年冬部分食堂停伙断炊几十天,没有粮食吃,而我不顾实际情况,仍布置打闹秸稻和搞社会余粮。在粮食入库时,严重弄虚作假,每天要入库数量,少报不行,多报欢迎。不能兑现,就批评指责。如刘渡公社先报一天完成20万斤,批评后,逐渐增加到每天70万斤。我们在下面设粮食临时库,实际上也是弄虚作假------”

　　(笔者注：姚奎甲克扣农民口粮,饿死大量农民,就这样皮毛地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认识,便溜之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