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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姚奎甲为“楷模”的极少数坏干部,不仅任意抢夺农民的饭碗,还任意或打或骂,甚至给予残酷的折磨致伤致死。以下所载均为原始文字可查的事实材料。这些材料,实际上是当时所发生的无数事实中的点滴。
“59年12月,红庙公社反瞒产会议,是姚奎甲亲自布置的。这次会上发生的站雪地,抓烂泥、架板凳、架土基、洗冷水10余种刑逼办法,斗争了30多人,开除党籍2人,逮捕1人,党纪处分11人。会议开了13天,群众生活无人过问,造成大批人口死亡。”
“新河公社,公路大队二队妇女熊德兰,因饥饿难忍,偷了一点蚕豆,被指导员宋德明发觉,当场狠打一顿,晚上开辩论会,随后把她调到另一生产组‘小劳改’,因羞愤自杀而死。”
“汤沟公社姜桥生产队农民龚维经,因患浮肿病未愈,生产队长江广波叫他参加劳动,他因体软无力未去,因而一天未给饭吃。第二天被迫下田,死于田边。”
“雍成大队江桥村江光耀因小队长吴永松和他说,谁不干事就不给谁吃,他自己感到年老无力而上吊自杀。”
“姚沟公社一共产党员李德正,捆打14人。60年5月在7队把女社员用针线缝嘴；把社员汪世清、叶世谋捆打后放在外面晒。”
“红旗公社花疃生产队支部书记张朝正,因社员莫大喜有病,将田沟撤得粗糙一些,被他一顿毒打,回家上吊而死；春间栽早稻秧时,天气很冷,浮肿病人张本胜,张成年不能下田,他硬性叫他们下田栽秧,其中张本胜因浮肿病格外严重,上午栽秧,下午即死。全组47户,除其自家外,余者46户均被扣过粮食,并惯碎社员饭钵子10余个,小饭桶1个,凳子1个。”
“羊山公社阮井生产队任俊寿,捆打社员19人,其中被打后外逃无踪的15人,死1人。社员周可法有病,于60年4月,有一天牵牛跌水里去了,任硬说周是装相,故意把衣跌湿,不想做事。周不服回了嘴,任即打他两个耳光,并扣其早餐不给吃,周气得当日中午上吊而死。”
“陡沟公社官圩大队长蒋瑜,60年先后共捆打社员4人,因打致病死亡2人,伤1人。59年10月,有一次蒋召开会议,徐村因天雨有7名社员迟到,蒋即拿棍子拦在路上,给每一个人打一棍子。到了会场有5人被罚跪,社员许以民,为其老婆罚跪不服,说了一句‘你就是搞我们贫下中农’蒋即抓住许以民,施用‘人搭桥’(即把人脚放在一个桌上,手扒在另一桌上,人身悬空,后将桌子向两头拉开,使人跌下)的严刑,把许当时跌伤,未过几天即死去。”
“石涧公社陈闸大队第六生产队长汪命生,从58年3月到60年3月,共捆打吊过社员146人次,其中被打伤9人,致死4人。”
县委60年7月18日批转“陡沟公社关于开展三反整风运动总结报告”称：“该公社严重强迫命令的35人,他们对待群众不是耐心教育,唯一的办法就是扣伙食、打骂捆吊来推动工作和完成任务。被捆打吊社员达2049人,致伤14人,致死5人,被迫自杀1人。”
据《无为县三反整风运动开展情况》内载“全县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1154人。石涧公社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884人其中严重的59人,该社58年以来,社员被捆打吊跪的86人。”
“泥汊公社皂河大队青年团支书吴思好,对群众的做法是：‘’见偷吃的打嘴巴,下圩迟的开口骂,叫不来的绳子拿,若强调就梁上挂。”
县委60年11月27日在《贯彻中央12条紧急指示信的情况》中称：
“少数干部任意体罚群众,捆绑吊打,克扣伙食,罚跪罚冻,罚晒太阳,有的私设‘监牢’,‘小劳改队’,甚至有个别的采取恶劣手法,用石头砸手指,钢针扎手,剪刀剪耳朵,火棍烫鼻梁,针线缝嘴巴等令人发指的强暴行为。”
“赫店公社苏塘大队汪坛生产队长支部书记丁家法,打骂群众,克扣伙食无所不为。今年3月小饲养员丁玉全因偷吃蚕豆,被他捉住,丁竟用剪刀在小玉全耳朵上剪掉一块肉,当场流血不止,第二天头部肿大,半月后死去。”
“新河公社马城大队石碑生产队队长傅昌桂,今年上半年不到100天内,打了35人,达153人次。女社员倪华的小孩偷了约5斤稻,傅将倪华拖来吊打,用烧红的大底针在她的鼻梁上烙了个‘十’字火印,并责令妇女组长将该女社员头发剪光,以示偷窃。社员陈明文因病不能参加生产,遭他一顿毒打,因伤重而死。”
无为县委1960年11月26日批转的《大江公社贯彻中央72条指示的情况简报》上载有《官镇大队支书郭登甫,小组长张义文,群众称他俩是‘活阎王’。去冬,57岁的陈长和,因患浮肿病,不能生产,被扣伙食一天多,陈饿得没法,便向张义文磕头要吃,张反而讽刺他说：‘你脸上还有肉,不吃没关系’,说后扬长而去。陈连气带饿,当场昏倒,醒后爬到食堂里就死了。春上观音大队下一道命令,偷一次蚕豆罚款1元,偷二次罚2元,偷三次全家‘清剿’,结果一次就清剿十五户,清剿出社员家的13丈棉布,2条麻袋,9块银元,9吊铜钞,100斤食盐,15元现金,12丈布票,剿出后全部没收。》
坏干部无恶不作。“58年上半年,红旗公社一心大队书记张定根,对坐落在该大队的澄霞庵尼姑先进行威胁,后进行人身搜查,还逼其搬家。致使该庵尼姑丁昌荣等三人羞愤和畏惧而集体跳塘自杀而死。”
他绝不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
笔者说姚奎甲不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决不是信口胡说。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历来对于每一个党员,尤其是党员中的干部总是提出：“要发扬民主,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不搞一言堂”；“要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要艰苦朴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实事求是,不爱虚荣,不搞浮夸”；“要平易近人,不要称王称霸”；“要置身于群众之中,不得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要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关系”；“要关心人民的疾苦”；“要作人民的公仆,不做人民的老爷”等等,他连一条也难以做到,怎能在共产党内当县委书记。现从查实的档案材料中逐条进行陈述：
一,一手遮天,自称老子第一
“一次姚在公社第一书记会议上布置说‘你们是第一把手,等于是一把刀子掌握在你们手里,想怎样砍就怎样砍。其他书记、副书记提意见要顶回去,严重的要给他们处分。’”
“一次团县委经请示县委书记处吕奋志、谢永康、安贤佩三书记同意,开办一个基层团干部训练班。开学那天,姚奎甲将团县委副书记李志好痛斥一顿,说他不要党的领导。李说事先请示县委同意的。姚说是那个书记批准的你就找他。并要训练班立即解散,结果不得不解散了。”
“一次县委开会,吕奋志回报下面情况,李步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当时下放在无为帮助工作)插了几句,说明群众生活是有实际问题。姚当即说‘李步新同志老啦！颠倒了。’根本不把他的话当回事。”
“一次姚到红旗公社风河大队检查工作,向公社党委副书记汪维发了解中央下放干部的情况及其对县委的意见。汪将马仲扬(中央下放干部,当时兼任乡党委书记)对并棵搞卫星田的看法回报了一下,姚即发汪的火说：‘你们党委会是白旗,今后不要听他们的,有的是右派’,并说‘下放干部除非是坐办公室写写搞搞,到农村除非是吃干饭而已,他们懂得什么？’”
“一次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白鲁克反映石涧群众口粮标准低了,姚说‘你光和我说,也不和省委说,你鸡巴子也挑不起被条来’(姚说此话,充分表现他的流氓习气------笔者注)”
“一次芜湖地委工作组胡云龙等6人到蛟矶公社检查工作,发现该社生产队生活上一些问题,向地委写了一份报告,地委批转并责成无为县委检查处理。这份文件硬压着不给向下发,后地委再三催促才下发了。后姚在召开三干会期间,特意召开蛟矶公社的大队书记会议布置说：‘今后你们宁受县委处分,也不要向地委工作组反映问题’。”
“一次中央组织部干部李步新、段血夫、汪浩等同志对无为县的产量和姚的工作作风问题,向姚提出意见和批评,姚即对县委办公室主任谭荣植、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治华布置说：‘县委今后有关重大问题的文字报告,不要发给他们,他们要什么材料也不要给’。并到大江公社布置王代好等同志搜集李步新的材料,说李步新在下面搞消极东西。”
二,压制民主,阻塞信访渠道
“县委来信办公室,59、60年共收人民来信1173件,其中反映群众生活、外流、疾病和死人问题472件,绝大部分都未认真处理。从自办的272件来看,作为反动信件侦破的有16件,认定反映情况不实,建议有关单位给写信人批评的有39件,有的因写信而受到处分。”
“一次石涧公社党委书记潭布真匿名向中央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姚在省里开会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告知谢永康,要他配合省公安厅蒙处长进行专案侦破。谢数次以测验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为名,要全县大队以上干部每人亲笔写一份学习心得送到县委,核对笔迹。在查对不着情况下,姚就到处怀疑,逼迫县委办公室主任谭荣植、原副县长刘希文及汪卓、朱吉祥、胡志杰等同志承认,最后谭布真怕连累别人,主动承认是他和一名大队干部写的。结果谭被斗争,定为右倾分子,受到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两级处分,并送农场劳动。”
“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钱汉轩,因病退休住赫店公社老家。化名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反映无为农村情况。姚收到后,即交县委办公室转赫店公社书记丁学甫进行侦破(因看出是从赫店邮局发的),并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到处查对。后钱怕定错他人,即向丁学甫承认是他写的。当时钱正发热,天在下雨,姚得知消息后命令丁学甫立即派人将钱送到县里。姚一见钱就开口大骂：‘你这个混蛋,是张恺帆的爪牙、走狗,吃饭不干事,还向中央告状。’随后把钱关了一个多月,组织两次斗争,令其反省。当时钱正发病吐血期间。”
“张恺帆同志在无为检查工作时,严桥区委书记刘希文、田桥公社书记汪卓、农业局长胡志杰、农工部长朱吉祥、一心大队书记陈世金,因向张反映了无为县生产上、生活上和姚奎甲的一些错误问题；县委办公室主任谭荣植因替张恺帆向公社要材料和支持谭布真向省委和中央反映无为问题；红庙公社书记徐国香因与刘希文交谈一下红庙公社的生产情况,均被姚诬为‘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张恺帆同志遭到错误的斗争之后,姚对上述同志也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有的被罚跪,有的被扒衣服,并进行秘密搜查,严格监督,强迫劳动,并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送到大蜀山畜牧场劳动。”
“一次,田桥公社书记季永山、庙后大队书记杨克才、港河大队大队长汤圣传三人写信给毛主席并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无为问题。姚得知后,即派人去北京将季等领回。经过辩论斗争后,下放劳动。后将杨克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教；季永山、汤圣传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3级降为25级的处分。在他们劳动期间,杨克才因去芜湖一趟探望爱人,季永山请假去一趟马鞍山看病,姚又说他们不老实,还想告状,即将他们逮捕起来,关了一年另八个月。
严桥南岳小学副校长陈英,于59年7月至10月三次向姚奎甲写信,反映当时无为基层干部作风和群众生活的实际问题。姚不但不支持,反把陈英写信问题转给文教系统整风领导小组要其对陈斗争,并向县委宣传部长薛进良(县委常委)说：‘教育部门不得了,有些知识分子非整不可。有个小学教师给我写信,内容非常反动,骂到县委头上来了。我已叫县委办公室通知区里派专人将陈英送到县里来,你们整风办公室要转告文教局组织专门会议进行斗争,斗争后要专人看管。我就不信一个小学教师还整不倒。’文教局在斗争陈英期间,姚曾找陈英上县委小楼谈过话,并两次亲临会场作指示,斗争结束,将陈英划为右派分子,撤职降级,监督劳动。
姚奎甲先后对原县委书记处书记朱达民和县邮局负责同志说：‘要堵住群众向中央写信的关口’。后又对谭荣植说‘今后如有人向中央和国务院投寄的信,要邮局堵住,每天晚上要检查’,并说：‘人民来信反映的问题,都是消极的东西,反映到中央不好’。”
“一次,姚到襄安镇,见有个摆摊子代写书信的,姚怕他代写人民来信,亲自把他带到公社审讯,并把他的摊子毁掉了,还威胁他说：‘今后再要写我把你捉起来法办’。后来这个人被吓得外逃走了。”
“1960年元月7日姚在公社书记会上说：‘今后要保证几个不准,不准人口外流、不准有人民来信------’。”
三,横行霸道,随意辱骂和处分干部
“据了解凡和姚奎甲接触的干部,未挨骂挨熊的极少。根据现有材料很不完全的统计,被他骂的就有75人。其中有县委书记、常委、公社书记、以致小队干部。有些人还不只挨骂一次。他骂人的名目烦多：如、混蛋、坏蛋、糊涂蛋、狗娘养的、王八操的、娘卖x的、落后分子、坏分子、老右派、活右派、小张恺帆张恺帆的儿子、叛徒、走狗、爪牙,骂妇女是破鞋、女二流子等等。”
“有一次,县委第二书记吕奋志到合毛公社,发现郑河大队断粮,要求县委解决两万斤粮食,姚马上发火说：‘你不能干就请回来,后面跟的尽是鬼’。”
“一次姚奎甲认为大江钢铁厂规划不当,骂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施惠之是糊涂蛋。”
“一次姚奎甲因怀疑传说的‘小轿车是姚政委一个人坐的,别的书记没有哪一个敢坐’的话是张云副县长说的,就把张喊到小楼上骂道：‘你可知道自由主义有多少条,你这样混蛋,给我反省。’”
“一次,三官殿鱼苗场场长赖风旭(县委委员)回报场里死猪情况,姚即骂他：‘猪死掉了,你怎么不死。’”
“一次,县印刷厂因故未将报纸按时印好,姚将该厂支部书记侯竹青、厂长胡仲权找来一顿大骂,并说：‘你们无为没有一个好东西。’”
“县农业局长胡志杰被斗争后,因病要求住院,姚说：‘你是思想病’,并骂：‘张恺帆是你亲爸爸、陆学斌是你干爸爸,现在他们垮台了,娘卖x的,你去告状吧！’”
“一次,姚打电话找襄安公社副书记李道炳,当时由襄安粮站站长李道炳接了电话,姚听口音不对,即开口骂道：‘你娘卖x的哪里又来了个李道炳,跑来冒充,你是特务。’”
“一次姚到襄安得胜大队,叫大队书记钱之水回报油菜籽生长情况,钱忙着掏笔记本,姚便骂：‘离开笔记本子不吃饭啦,你这个王八蛋’。后指着李道炳和钱之水骂道：‘你俩个王八操的,尽不干好事。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不但有权开除你们党籍,就是逮捕你们也有权。’”
“一次,姚为追查向中央写的一封匿名信,在合肥江淮旅社找农工部干事叶显科,要他证明是朱吉祥、刘希文、张世玉写的。叶说：‘我不能陷害人。’姚即大骂：‘娘卖x的、混蛋、活右倾、送你到公安厅判你的刑。’”
“黄洛七圹大队副书记郭胜凯(原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一次被姚找上来问道：‘你那里产量怎样？’郭如实回报：‘早稻单产只有六、七十斤。’姚开口骂道：‘你混蛋,胡扯,你死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你是瞒产私分头子,你是地主思想,我马上开除你的党籍,开除你回家,还要同你算账。’”
“一次斗争农工部长朱吉祥,姚当会点名要施圣华提朱的意见,因施实事求是地对朱的工作作风提些意见,姚当即骂施说：‘你是朱吉祥养的,朱吉祥的种哪有好东西。’”
(姚奎甲如此侮辱别人的人格,实在令人切齿痛恨---笔者)
“原水利局局长谢道昂,是一名老干部,工作踏实苦干,58年下放在农业社任党支部副书记。一次姚发现该社有几分田的蚕豆,因天雨关系生病,姚当即指责谩骂,并勒令回县反省,还进行大会斗争,谢由此生病跌死。”
“一次,姚坐小车到石涧打鼓社检查旱情,社主任姜明法发动三、四百人到山外打潮水去了。姚看到山档里还有点水,说姜不组织劳力抗旱,要带他到公安局,结果带到卜头桥(半路上),宣布撤销姜的区委委员和社主任职务,开除回家,不发工资,不供应口粮。”
“汪卓被斗争之后,姚不仅开除了他的父亲(在新安闸工作),同时对其弟弟汪维发(大江公社宣传部长)进行斗争。开始还是和风细语,会议中途,姚亲临会场,把汪的反省书一看,说他未从深处检查,根子还未挖。对公社书记张世功说：‘对这个小流氓要狠狠的斗,不动手段是不行的。’使会议转入残酷斗争。骂他是‘小张恺帆’,‘小刘希文’,‘反党分子’,‘全家是反党集团’。在斗争中对汪施行推打、罚跪、脱去衣服和鞋袜,罚站在天井院子里的青石板上受冻,并对汪的宿舍进行搜查,后送其到官镇大队和陡沟公社劳动改造。”
“一次姚奎甲通知牛埠区委书记包世安到蜀山公社参加会议。姚在这个会议上骂道：‘牛埠区包世安刮低产风,是白旗,是右倾,不和县委穿一条裤子,你这个老东西没资格参加这个会议’,立即斥令包退出会场,并将包放在一间小屋里关了三个小时之后,宣布撤职,要其反省。”
“大江公社虹桥大队书记刘崇山在59年春季,为回报午季面积,姚认为刘说的前后不符,即宣布撤职；原风河乡乡长刘少斌,分工在东河社工作,姚说他工作未做好,当即骂他是坏蛋、坏分子、宣布开除回家；王福大队主任夏长根,被姚说他反对三改,将其批判斗争后,宣布撤职；原无城区委书记贾修德,姚说他无干劲,将其撤职。”
“一次姚到田桥公社说：‘田桥的粮食、生产、生活未搞好,主要是公社干部不纯。骂公社书记汪昌盛：‘你这个小汪昌盛是坏东西,把你撤职拉下来！’当时就这样将汪卓、朱荣东、季永山、汪昌盛四名公社书记
”和公社党委委员方昌才5人，一次宣布撤职。”
“姚对一些干部处分后，名义上是下放劳动，实际上是劳改。如姚亲自在王福大队办了一个收纳90多人的小劳改农场，其中人员，除派出所送去的五类分子量21人外，其余大部分是干部和社员群众。在这里劳改的干部和社员，是作为犯罪看待的，强迫干重活，有的做不动就挨打，有时甚至不给饭吃。北湾生产队组长陈从鉴，因反瞒产会议批判后，就送到这里日夜劳动，几天即死去。社员让传家因大队书记张定根在他家搜出一碗青蚕豆（是他小孩子搞的）被送去劳动了三天就死了。”
四 俨然恶官，干部群众见之如虎
姚奎甲根本不象一个人民的干部，他在人面前总是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面孔。不是熊人，即是骂人；不是撤人的职，就是要送你坐牢。所以干部、群众都十分怕他。
“一次姚奎甲在襄安公社得胜大队骂大队书记‘王八操的’，‘我要逮捕你、法办你’。在场的人都吓得低着头，不敢望他。待姚走后，好一会时间，三益大队书记王之道才抬起头来问人家：‘姚政委哪时候走了?我耳朵都被吓闭了气，我如参加三次这样的会命也没有了’。后来该大队干部因怕与姚奎甲见面，专门开了一个边门，一看见小黑车来，干部们就从边门溜走。”
“响山公社干部,因怕姚奎甲来,从牛岭到公社,一路上村村都竖了旗子,姚的黑车子一到,各处旗子就放倒,干部们一见这个标记,公社只留个别人接待他,大多数干部都及时躲开了。”
“高沟公社一次正在开党委会议,听说姚政委来了,就把党委会散了。章大好、肖寿山、叶显能等几个党委委员骑着自行车就跑。”
“有一次姚在省里开会回来,路过石涧公社,该社干部听说姚奎甲要来,都吓得把门锁上就走了,只留公社副书记钱文厚在家接待他。”
“一次姚在湖垅公社开了一夜会,撤了两个大队书记的职。第二天姚由湖垅到牛埠,路过练溪大队。大队书记杜明海听说姚来了,跑出去躲了一天不敢回大队。”
“一次,姚要东河大队书记夏克全代找保姆,提出要年轻些,要干净利落些。夏连夜召开总支委员会排队,找了一个人。因她听说姚奎甲厉害,家活又重,不愿去,结果大队为她做了一套新衣,劝她去了。”
“一次姚在服装厂做的衣服穿旧了,他把厂长叫去,说他们是饭桶,‘把我的衣服做小了’,逼得该厂又重新给他做了新的。”
“他对身边的保姆、公务员也非常苛刻。他家用的保姆,做的是重活,吃的是两样饭菜,还动辄叫滚,有时挨打。一次还将保姆郭家秀无辜送公安局关了一夜。姚家中的洗澡水都是要公务员鲁求平帮烧。姚每晚都要鲁求平给他捶背,捶到睡着为止。有时鲁刚睡倒,又被他喊起来捶。一次姚到昆山公社检查工作,因天热蚊子多,他睡竹床上,叫鲁求平给他扇扇子、打蚊子,鲁的手扇累了,停一会,姚即熊他：‘你怎么搞的？’”
五,灵魂丑恶、饱食民脂民膏
姚奎甲在无为工作的三年期间(自1957年的下半年至1960年底),也就是无为人民处于受苦受难之际。特别是59和60两年,整个无为农村都处在历史上所罕见的粒米如珠、寸布如帛、野有饿殍、室有藏尸(因上报一个人死了,即核减一份糊水供应；有的人死了,当时也难以找人抬出掩埋)的难以言状的惨景。然而姚奎甲自己和全家人的生活又如何呢？
请看安徽省监委检查组1963年10月11日《关于姚奎甲在无为县所犯的错误检查报告》；
“姚奎甲在无为期间,大量的贪污受礼,到处狂吃狂喝,生活极为堕落。仅据县直机关、厂矿、企业、事业14个单位和19个公社统计,接受送物的大米225斤、富强粉120斤、挂面220斤、玉米粉80斤、葛藕粉16斤、上等糕点302斤、鱼虾527斤、猪8头、蛋830个、鸡鹅鸭15只、肉46斤、香烟45包、酒123斤、茶叶17斤、红糖5斤、木炭、烧柴2510斤、雨衣、皮鞋、皮帽8件、瓜果菱藕1000多斤。此外,他还有以低价付款的9头猪、120斤鱼、一只手表变卖后,从中得利308元。另有免票供应粮893斤、食油11斤。还有他拒不承认的猪1头、糕点210斤、香烟5条(原报告说进一步待查核实,实际上是没有可能哪一位栽他的脏---笔者注)”
“他要东西的方式是多样的：1,到处要东西；2,暗示要人送东西；3,下乡回来带东西。粮食局的糕点厂和综合厂的糕点厂的糕点,冷冻厂的冷饮,专卖公司的烟酒随要随送；姚说想吃玉米粉,两次要六州公社送60斤,实际上是喂给猪吃；带女儿到南门糕点店吃糕点,夸奖该厂生产的粉丝很好,,即给送去5斤粉丝；到大堤向副指挥长谷先木说你这里芦柴多,回去叫我老婆和保姆来拾回去烧锅,谷即送去芦柴1500斤；向赫店公社书记丁学甫说自己有胃病,想吃面条,丁即送去挂面50斤；到湖垅公社在吃酒桌上说他们的鸭蛋很好,便带回200个；到高沟公社说骆家套的藕好,公社当即派人踩了半天,搞了70斤花香藕带回来；叫商业局替买鱼,先送一条,因带发票要钱,即未要。第二天送去两条未带发票,说明不要钱就收下了；老婆添孩子要一心大队送糯米55斤。三年中他家共捉猪17头,有8头未付钱,另9头也是大大低于牌价付了钱。如向雍南书记要一头60多斤的猪,还说小了；大江公社送一头103斤重的猪,只付给24元；县政法农场以五角多一斤买进的猪,姚买了5头,只给二角六分一斤。而他卖出的猪则硬要高价。他两年卖给商业局5头猪,利用职权,硬要提高出肉率,提高价格。该局原要求按收购规定,姚即说‘商业局有坏分子、有阶级异己分子’,逼得商业局只好破例收购。如60年9月姚卖一头毛重209斤重的猪,按规定68出肉率,而他硬要73折,又提出‘里折外不折’,猪油加倍算肉,结果折成净肉212斤,多折肉64斤。他家养猪要一心大队无偿派一人帮助饲养；王福大队专派两人搞青饲料。”
姚十分贪图生活享受。他要吃、要带、要送的特点,在无为是出名的。干部们都知道“姚政委来要给他好的吃”。他平时所到之处,都要大吃大喝。仅开城、襄安的5个公社和综合厂统计,为招待他吃喝用去公款即达2007·30元。尤其恶劣的是,在人口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时刻,姚仍是狂吃狂喝。59年12月和60年元月,姚带几名干部先后去6个公社分片召开18个公社干部会议,每到一处都要好酒好菜招待。襄安公社特意请了厨师搞菜；牛埠公社专门杀了一头猪；他在陡沟公社大吃大喝时,一面说：“死几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面说：“在公社里吃一点没关系,来,我们干一杯”。60年2月姚带七名干部到赫店公社大吃大喝,又通知开城公社准备。开城公社得知消息后,沿途遍插红旗,全社停止工作,专门迎接招待,大吃了两整天。早餐8样糕点,十种油炸小菜,中晚餐都是12个荤菜。姚吃得肚子发胀,还请医师给他按摩。姚在县直机关,也是带头搞大吃大喝。59年11月,一次在县粮食局大吃大喝时,还专门拍照留念；60年2月县党代会闭幕时,专门办了几桌酒席,招待新任的县委和公社书记。姚不但自己喜欢吃喝,还经常带着儿女到处吃,还借小孩名义要东西。
“60年春,正是饿死人的时候,他家喂猪,除用细糠、碎米外,还拌有吃剩的标一米饭。原五金厂厂长、北上南下的老转业军人田宗辉,曾把他家的‘猪食’,偷着包了一包,保存至今。”
姚对住的也很讲究。他的住房原是一大地主家十分阔绰的宅院,他还嫌不够美观。60年又重新修饰门窗、房檐、廊柱,漆得金碧朱颜,画得花花绿绿,新砌花台、水池(供猪鸭洗澡和喝水用),猪屋是砖墙瓦顶,鸡鸭房也铺上了地板。
事实证明,姚奎甲刚到无为时批评“无为人好酒贪杯”,以及他在无为期间有时还穿着草鞋坐车下乡,实质上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伪君子,灵魂深处极其丑恶。
六,蛇蝎心肠、视人命如草芥
姚奎甲对于无为人民惨遭的三年灾难来说,确是一名罪魁祸首。他在面临所有农民骨瘦如柴、嗷嗷待哺、朝不保夕、时有倒毙甚至已发生所谓骇人听闻的“特殊案件”(即活人为了保命吃死人)情况下,或对于可怜的无为人民稍有一点恻隐之心的话,当时完全可以大大减少饿死人的数量。因为当时他不是无能为力的。不是束手无策,而是熟视无睹、甚至火上加油。请看如下事实：
“三年中,姚有意搞浮夸、高估产、高征购,58、59、60三年春,有的地方人均供应只有半斤：有的地方只吃二两、三两；有的地方断炊。以致外流、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普遍发生,但他还要搞反瞒产私分。59年12月18日姚到红庙公社召开党委会,批判该公社为什么只报单产360斤,说红庙公社有特务,有瞒产私分行为。立即将党委书记吴定诚撤掉。指出当前工作要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随于12月10日召开全公社小队长以上的13天会议,用严刑威逼报粮。在会议期间及会后,全公社即死7600多人(全公社59年至60年共死12268人〔？,疑为公社原有人数---录稿者〕)。闸北大队原有4944人,死去2260人,占该大队总人口的49%,该大队的西林、大季两个生产队,在13天会议期间就死去395人,占两个队人口的4·6%；新屋生产队原有112人,死去78人,占66%,全家死光的7户,共33人。正岗大队王村原有590人,即死去310多人,占52·5%；徐岗大队原有3625人,死去2023人,占55·8%”
“59年12月31日,姚奎甲到关河公社。该公社有6个大队断炊,其中双泉大队已有一个多月未有供应,每天死六、七人；石岗大队一天即死16个人,公社拿出4000斤粮食安排生活。姚知道这一情况,拍桌大发公社书记徐明理的脾气说：‘你如果不把4000斤粮食收回来,就是瞒产私分的头子。’并在第二天召开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上开玩笑似的说：‘我今天来给大家带来三个一：今天是元月一日；一双空手；要粮食一粒没有。’”
“一次姚在县委召开的整风会议上说：‘有少数地方死几个人算什么？’并当会点开城公社书记胡茂生的名字说：‘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开城的干部给我全部换班子。’”
“一次神塘公社书记徐楠,在邢渡生产队看到死12个人,向姚回报,姚骂他说：‘你家祖宗八代不死吗？’”
“一次原副县长周志坚把检查新河公社铜城大队当时发生的浮肿病1477人,死亡429人的情况向姚写了个报告,姚在电话上问周：‘你写这个报告是什么意思？’并说：‘就是死几个人,口粮标准也不是我规定的。’”
“大江公社畜牧场支书任静轩,一次在途中见到三个死人,即向公社和县委回报。第二天姚把任静轩叫到县委小楼上骂到：‘你这个混蛋,死几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姚亲眼看到死人,也是视而不见。一次他坐小车到襄安公社,在陡岗上亲眼看到两个死人,也置之不理,车子就开过去了；一次到该公社金鸡大队,见一个人死在路上,也问都不问坐车走了：一次到开城六峰大队见一个30多岁妇女倒在路上,姚说‘死就算了,哪里不死人？’”
“一次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吴思玉,检查关河公社花桥大队,当时查明这个队死几十个人,浮肿病100多,口粮已一个多月未供应的情况,向周志坚副县长回报,姚得知后,骂吴思玉‘没有政治灵魂。’”
“一次赫店公社向县委回报非正常死亡2500多人。姚打电话问该公社书记丁学甫说：‘你们没有政治头脑,我的看法,死人都是老弱,他们本来就是要死的。还有些地主富农看到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气死了。你们今后回报要慎重,不准乱回报。’”
“一次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吕保成向姚奎甲反映太平公社吕礼山全家8口人,死掉了7人,吕性才全家死光。姚说：‘这些情况,不能不信,也不可全信,看问题要看本质。’”
“一次县政法部长邱福田回报董圩大队两户姓洪的社员吃死孩子,姚批评他是糊涂部长。”
“一次县委常委蒋云在湖垅公社向姚回报该社群众生活确有问题,要求安排口粮。姚批评他‘不和县委穿一条裤子,你到哪里问题就到哪宝里,是片面群众观念。’”
无为人民对姚奎甲在无为三年共产风期间所带给的灾难,无不深恶痛绝。无为县委为了挽回党在群众中的极坏影响,为了平息民愤,曾根据县委第三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及全委会议讨论的一致意见,于1963年6月19日和同年10月11日两次报告省委,要求给姚奎甲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退回脏款脏物,并建议司法机关依法惩处。但当时由于党内的左倾思想泛滥成灾,以致这一血债累累的姚奎甲,未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不过,对于他的滔天罪行,无为人民已经深刻在心,他将永远为后世咒骂。不知今已迁居冥国的姚奎甲,有无悔恨之心,是否在遭难的无为30万名的冤魂脚下,磕头求之饶恕。
无为人民心目中的当代“海瑞”
据查历史资料：海瑞,生于1514年,卒于1585年。明
凉山人。官户部主事。其时,世宗迷信道教,专意斋醮,不理朝政。嘉靖四十五年,瑞上治安疏,极言帝失,逮下狱。穆宗立,始获释,迁右佥金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在官持身廉介,嫉恶如仇,锐意兴革,打击豪强,疏浚吴淞江,兴修水利。首辅张居正卒,起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卒于官,贫至无以敛。
以上是400多年前的海瑞生平简介。但是当代的海瑞是谁呢？他就是在那共产风暴弥漫一时之际,无为人民虔诚默念为“青天”、“包公”的张恺帆同志。对于张恺帆同志之生平,特别是他领导六州革命暴动的光辉历史,已永载我党史册,本文无须赘述。现主要述其当时被一些糊涂官员诬为“大闹无为20天”的情况。
1959年春以来,身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同志,不断得悉无为县共产风后的“田园荒芜”、“灾情严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之后,心情极为不安。他反复考虑后认为,当时全省境内确有部分地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共产风影响,无为情况如真如此,即比较突出。便毅然决定来无为作实地察看,以期拯救人民于水火。
他是1959年7月4日到无为,后因得悉一些难测风声,于7月23日返回省城。他在无为的整整20天里,不顾个人的疲劳,跋山涉水,披星戴月,走村串户,深入察访官情、民情、灾情。每到一处,找干部,访农民,和他们促膝谈心,并细心察看当时的干群关系,农民生活和庄稼生长的真实状况。通过耳闻目睹,证实无为情况果真十分严竣。人们脸如黄蜡,骨瘦如柴,有的拄着拐棍,有的卧床不起。特别是饿死人的现象已有所闻所见。而且有的干部,面对农民受难之际,不加怜悯,反而动辄打骂。再看到到处禾苗生长很差,犹如枯香直立。满目凄凉情景,使恺帆同志心急如火,他一面与当时县委主要负责人,也就是主宰无为人民生死存亡的姚奎甲交流情况、沟通思想,以期求得为民解救的目的；一面多次电告省委、地委反映情况,请求给于支援,为民呼救；一面沿途呼喊,要求干部维护群众,不能随意打骂、不能动辄停伙,要和群众一起同舟共济；一面启发群众多种蔬菜,振作精神,抚之安慰。他嫉恶如仇,爱民如子。当时红旗公社王福大队书记张定根,横行霸道,欺压群众,打人骂人无计其数,且一次即逼死三条人命。但此人为姚奎甲所宠。恺帆同志刚性秉直,通过政法部门将其逮捕,一时人心大快。新民大队一生产队长黄大本,陡沟港河大队一生产队长倪进长因多次打骂群众并掼碎群众的碗。恺帆对此十分愤慨,随即通过地方组织,给其宣布撤职。全县人民对其无为察访,嘁嘁相告,冰冷的心灵一时由绝望变为有望。
但是,由于姚奎甲只顾个人名利,不顾人民死活,对恺帆同志在无为的所言所行,耿耿于怀,恨之入骨。其时正值中央召开庐山会议,彭德怀同志的忧国忧民“万言书”,受到了批判。姚奎甲窥看形势对他有利,觉得张恺帆同志言行与彭德怀的观点相似,便搜集材料报省,省又报庐山为毛泽东主席所阅。毛即在庐山会议上指出“安徽有个张恺帆------”,使恺帆同志蒙受奇冤。以曾希圣为首的安徽省委于1959年9月19日做出了“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其中指责的罪过主要是恺帆同志在无为20天的时间“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其中最主要的最具体的,就是他在无为所提倡的“三还原”、“两开放”。“三还原”即房屋还原；自留地还原；伙食还原(解散食堂)。“两开放”指市场开放、鱼塘开放(可以让农民搞点鱼虾)。就这样把张恺帆同志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关押200多天,经批判斗争后送淮北某矿劳动。其妻史迈同志受到了株连,全家被赶出省委住宅大院。
恺帆同志在被错误处理之际,曾就他的冤情,作律诗一首。诗云：
神差鬼使到无城
为报真情获罪名
五十一天伤乱箭
万千张口说曾参
无心偏惹“三还”恨
有口难吹“七字”尘
北望都城泥首拜
不难化骨见忠贞
从其诗句的字里行间来看,可见其当时心情沉重,有苦难言,和是非定可澄清的信念。
真理岂可歪曲,是非不容颠倒,恺帆同志于1962年终于得到平反。是年秋,中共中央监委书记钱瑛同志来无为视察时,曾在县直召开的干部大会上针对共产风的情况说：“如果你们安徽多有几位张恺帆就好了。”可见恺帆同志的高尚品德,已为全党上下所传颂。
恺帆同志,对于无为人民处在危难时刻,可算呕心沥血。这是他对党的利益的忠诚,对人民的一颗赤子之心。他在无为县召开的五级干部大会上、公社书记会议上、六州公社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上,都作了出自肺腑的发言,充分表现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品格。为了传给后人阅读,从中得到教益,以便把共产党的事业办得更好,让人民避免历史上人为的灾难,特将他的讲话稿抄录于后：
一,张恺帆同志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9年7月7日)
这次我到无为来看看,恰好碰上县委召开五级干部会议。
姚政委要我在会上讲几句话,我也想讲几句话。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要正确认识过去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第二,当前工作任务；第三,几个具体政策。
一,要正确认识过去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
同志们：1958年到现在这个时期内,无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特别是去年那样大的旱情,我们还取得了很大丰收。全县粮食总产在十一、二亿斤左右(实际上58年的总产是6·2亿斤,他是按无为县虚报数说的---笔者注),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今年午季产量也不低,比去年有了很大的增产。这一成绩,是极其显著的,也是大家所知道的。虽然我们在当前有些困难,但对58年的成绩和今年午季丰收的成绩是不能动摇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但是我们也存在缺点。如果只看到成绩,而看不到缺点,那是没有好处的,因为这会麻痹自己,放松自己应有的努力。存在那些缺点呢？主要就是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同时,没有很好的考虑到群众生活,也就是没有把群众生活安排好。为什么会有这个缺点？一方面,我们省里、地委、县委有责任,没有很好地了解去年实收情况,根据下面报多少,就分配统购多少。去年大跃进中,浮夸是有的,也是难免的,但是浪漫主义太“浪漫”很了,本来是个很漂亮的大跃进,可是粉堆厚了一点。比如,明明亩产400斤,硬说是800斤,一千斤,你多我比你还多,横竖是越多越好。写文章、搞文艺(写小说、写诗歌、唱戏)可以夸张一些。例如唱戏,有的是白脸,有的是黑脸,奸臣就画白鼻子,事实上,他们也和我们一样,这是可以夸张的。收粮食、搞生产嘛,难道也能这样干吗？过去有人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哪有那么容易！破除迷信不是不要科学,而是要我们更科学一些。如果破除科学,那也就是迷信。订的计划就要达到,订计划的时候,高一点可以,但到收刈的时候,就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张了。可是你们去年秋收就不是这样,尽讲大的,你们讲大的没关系,我们在上面怎么办呢？就认为无为粮食多,可以多购一些,于是就购了过头粮,这和我们党的政策是不相符合的。我们党的政策,从来就强调无论如何不能卖过头粮。多购了一些,本来可以回销,但是我们有些同志,为了面子又不向上面反映情况,认为“我原来报800斤,现在要减少,面子过不去。”同志,请问：你们到底是要面子还是要肚子呀？肚子要紧！去年成绩很大,今年为什么这样紧张,干群关系很不正常,问题就是出在这里。毛主席一再讲过,应该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两者一致起来,而人民的利益又是根本的。目前出现这种紧张,就是某些同志作风浮夸,不踏实,又没有正确认识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两者关系,或者不完全认识这种关系,加上上面的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所以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问题,我讲现在非常严重,今天到会的都是生产队长、大队长、公社书记,大家在下面看得多,比我们了解的要清楚些。这次我从石涧那边来,昨天又到襄安、泉塘、蜀山一带看了一下,我觉得现在病人很多。特别是浮肿病人很多,粗腿很多,妇女子宫下垂很多,闭经的很多。我们到了许多村子都看到床上睡着病人,每个村子都有。病人为什么这样多？57年、58年有这样多吗？很显然,与我们不关心群众生活是分不开的,如果谁说这和生活没有关系,那要检查这个同志的群众观点。机关里没有,我也没有,省里没有,县里我看也没有,关起门来说亮话,就是生活没有搞好,没营养,再加上去年大跃进劳动过度造成的。现在有许多人骨瘦如柴,睁眼看不到这个事实是不对的。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走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过去许多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什么？就是达到这个目的。如果要说走共同贫穷的道路,哪个干革命？就是我张恺帆也不干。由于吃不饱,病人很多,生产干劲当然不踏实,我多少还懂得一些农业,今年早稻、中稻、晚稻,早稻生长比去年就不好些,中稻由于缺肥,长得更差。如果中稻现在采取措施,加强管理,追施肥料,还大有希望。我想,如果及早注意,把群众生活搞好,再加上风调雨顺,无为今年丰收是有把握的,18亿、20亿是有可能的。现在我们就缺少这一点,生活没有搞好,群众没有干劲,你们说能完成,只有你们心里晓得。个个都饿得黄皮瘦脸,走路都带拐棍,你说有干劲,我就不大相信。有的田到现在还未种下去,已种的普遍缺肥。据姚政委回报,现在全县还有三万多亩未种下去,我看,可能还不止。昨天一路上我看到公路两旁就有许多田荒了,有些菜园也荒了,问题很严重。为什么呢？就是我上面说的粉多擦了一些,作风不够踏实,没有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一致起来,所以造成这种后果。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是要我们正确认识58年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及一些存在缺点,这些缺点已经带来严重后果,造成工作被动。征购问题县里有责任,省里、地委也有责任。主要是不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任务。
二,我们的当前任务
当前病情严重,庄稼长的不太好,部分土地荒了,干群关系相当紧张,工作被动。怎么办？我们当前任务首要问题就是安排群众生活。中央提出既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但面对无为具体情况来讲,重点要抓生活。只有抓好生活,然后才能谈得上鼓足干劲搞生产,否则,就是空话。姚政委说,这次会议的中心就是安排生活,改进作风,进一步贯彻政策,目的是达到搞好生产,我看是很及时的。不然,一个跟头栽下去就翻不了身。无为这样的老根据地,搞糟掉怎么得了！我们一定要切切实实把生活安排好,要正确理解抓生活和抓生产的关系,生产和生活是分不开的。在当前的情况下,抓生活就是抓生产,否则生产是推不动的。我前天经过石涧,路上停了一下,很多群众就围上来向我诉苦,正在讲的时候,一个生产队长气凶凶地跑来,问他们为什么不下田？我问他哪个能下田？他指着其中一个稍胖一点的人说：“他能下田。”经过细问,这个人身上还有病。叫群众生产,就像赶鸭子一样赶下田去,其实他们个个骨瘦如柴,拄拐棍走路,哪一个能下得了田呀！幸亏是我在那里,不然非打即捆,或者不给饭吃。也许这个同志的心肠并不坏,但他没有理解,人是铁,饭是钢,任何英雄好汉,不吃饭也不能干事。肚子吃不饱,走路都困难,怎能谈得上生产！无为是老根据地,觉悟是高的,如果肚子吃饱了,身体健康,他们不劳动呀？那除非是个别懒汉。现在下面吃什么东西？口粮标准多少？县里讲一斤,安排12两,搞到下面,层层克扣,变成大人12两,小孩只几两,平均哪有12两？群众现在对我们意见很多。我讲今天到会的干部,当然大多数是好的,但也有一部分人,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动辄就是打骂,不给饭吃。有的作风坏到这样程度：“吃干饭上前(怕被人打完了),吃稀饭上后(前面稀些,后面稠些)。”群众意见很大。我们讲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干部,应该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可是他们这样还嫌不够,有的白天吃三餐,晚上还要吃夜餐。我亲自在黄汰城看见两个人在食堂里吃两碗很厚的面疙瘩,油倒的像浓茶,原来这两个人都是干部。群众揭发他们不仅好吃,而且经常打人。有一个生产队长,还逼死一个社员。后来我派人找来了一个大队长,他还在我面前解释,说他们吃的是南瓜,不是面疙瘩。我年纪并不大,眼睛也不坏,难道连南瓜、面疙瘩都分不清楚,当着我的面,他就敢这样骗我。
安排生活,首先就是我刚才讲的,要正确认识生产和生活关系。在今天这样情况下,抓生活比抓生产还重要。应把抓生活放在我们生活第一位,作为头等大事。只有这样才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没有力,怎么争上游呢？这样讲,有的同志会问：“巧媳妇难作无面饼,没有粮食怎么安排好生活。”粮食县里是有,不过不太宽裕,因为现在办了许多工厂,城市人口增加,粮食的需要是增加了。同时,我们去年的粮食浪费也很大,今年的午季也不是精打细收,搞得很粗糙,麦秸有的未打干净。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照顾群众生活；一方面也要考虑国家需要,指标不能放得过宽。今天省委桂书记也来了,我们研究决定,每人平均不得少于一斤。具体安排是一至五岁半斤；六至十二岁12两；十三岁至十七岁1斤；十八岁至六十四岁1斤4两；六十五岁以上1斤。总平均可能比1斤还要多一点。从今天起就安排下去,一直到接上早稻。早稻收上来以后,可能略有提高,不提到40斤以上是不行的。我知道,大半年以来,群众没有吃过干饭,就是吃干饭的也很少,屈指可以数得出来,大概是过年吃了几餐干饭。现在按这个标准,还免强可以。另外,对病号还要加以照顾,对重病号除其应有标准外,每天还加二两黄豆；对产妇、老弱、应根据现有力量尽可能加以照顾。指标就这样规定,紧接着就是调运粮食,一下安排到户。食堂一般不要搞了,这并不影响人民公社的性质,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它的优越性是,能在更大范围内,调动劳力,集中资金,办大事情,不是叫你们搞食堂,在一起吃饭。同时,现在的食堂办得并不好,很多人都是想回去吃。据我了解,群众现在只要把粮食、烧柴、菜园地给他,没有锅再帮助解决。他们就双手欢迎,愿意单吃的。可是我们有些干部,只讲参加食堂自愿,群众哪个敢说不干。群众不敢讲,你们就说他们不愿散。我们队长、书记、现在是一家之主,对群众操有生杀予夺之权,你不讲肯定,群众还以为你试探他们,怕辩论,怕戴资本主义帽子,所以不敢讲；加之你们又不解决实际问题,他们没钱买锅,怎么回去单吃？所以,现在群众不是不愿单吃,而是具体问题没有解决。还有少数干部在为自己打算,办食堂他可以多吃粮食,晚上还能吃夜餐。所以食堂还是暂时解散好,将来再讲,群众愿搞再搞。如果现在愿在一起也行。总之,要贯彻进出自由的原则。如果按这个标准,确确实实把粮食发下去,把道理和群众讲清楚,表明态度,把生活搞好,我想群众情绪会有很大改变。有些同志对上级政策交待得含含糊糊,使群众曲解党的政策,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烧草问题要解决,可以推广烧煤。群众买粮食要不要钱,我看可以由大队解决,作为预支。公社、大队没有钱,可以贷款。现在群众不像过日子的样子,带个瓢、带条毛巾、抓两把面就吃一天,而且没钱还不行。有些干部很恶劣,看到群众没钱买粮,毫不关心。并且公开说：“饿死日吊”。据说公社还有个比较负责的同志在那里,坐视不理,他们吃粮不当差,也不惭愧,好象群众饿饭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浮肿病人吃的红糖、黄豆,有些干部还从中卡油。据说有个地方发了几十斤红糖被几个医生全部分掉。这些人要加倍处分,他们在死人手中抓饭吃,不处分怎么得了！总之,当前生活安排,要切切实实指标到户,钱不要群众拿,由核算单位统付,今后在工分中扣除。今年他们预支了几个钱,没有什么了,油盐针线还要用几个吧,现在哪里有钱？上面公布的粮食标准,要全部搞到群众手里,少一点不行,这是一条纪律。既是县委决定,也是省委决定,不准层层扣压。会议一结束,马上组织检查,我打算蹲几个月不走,如果查到哪个克扣粮食,一定要按法纪严处。否则,这样搞下去,人家要革我们的命了。现在我们很多事搞得脱离群众,例如挖人家坟墓等等。中央指示,死人要深埋,上面竖碑,栽几棵树,一个公社可以搞几个公墓区,这也不占耕地面积。谁叫你没柴烧就挖坟墓呢？搞得不成样子。去年搞钢铁把人家锅搞掉,有的连小锅也拿掉,一口不留,这种做法,过去叫扳锅台,也是不得人心的。还有并村庄,有的把人家公孙三代并在一间房里睡觉,这成什么话？过去人家说,儿大避母,女大避父,那么多人挤在一起,就是健康人也要生病。这些问题,我们能够熟视无睹吗？当然,现在缺房子是个事实,但是有条件一定要解决。可以马上回去的,就马上搬回去；没有条件的,秋后一定要解决。我认为：今年病人多,一是生活问题；一是劳动过度。再一方面,就是卫生不好。粗腿是丝虫病,是蚊虫传染的。现在农村,几个人有帐子？这叫群众没意见吗？我说无为群众,就是觉悟高,搞到这个样子,还不作声,就是有意见,也是放在心里不敢提。
三,几个具体政策
发展家禽家畜。过去叫人家养猪,布置了任务,群众说,我人都没得吃的了,哪里还有得给猪吃。上面说给自留地,但有些小队长头脑就像是花纲石的,一听自留地,就说不行,那会妨碍集体生产,妨碍积肥,就是要搞资本主义等等。事实上,留自留地好处是很多的：1,据说一头猪一年的粪可以肥二、三亩田,他的自留地也要不到许多肥料,只要你把肥料工分给人家,积肥是没有妨碍的。2,可以大量繁殖家禽家畜。3,现在做田,天老爷还做一大半主,万一年成不好,粮食减产,瓜菜也能抵事。4,养了鸡鹅鸭,生蛋还可以卖几个钱,买点针头线脑。5,市场也可多一点菜供应,现在我们搞成这样情况,无为城里买不到菜,有点菜,也是只卖给机关团体,不卖给群众,我们硬把自己在群众中孤立起来。现在什么都肯长,种下去十几天就能长起来。农村菜园搞起来,城市瓜菜供应就好些了。另外,现在虾子、小鱼、黄鳝也没有了。为什么不能叫小孩子去搞点小鱼黄鳝呢？留自留地、发展家禽家畜,好处很多。总的来讲,可以增加物质财富,鼓励群众生产积极性,社员生活搞好了,集体生产才能搞好。同志们不要怕这个、怕那个,说什么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不劳而获,剥削别人。请问：社员搞点小块土地,养几个鸡生几个蛋卖卖,这是剥削了哪个？我们是领导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走共同贫穷的道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关心群众利益,但又不能超过群众的觉悟水平。现在有许多事情蛮干一通,不讲道理,非要把大家搞得死死的,搞得穷穷的,这不叫干劲,这叫蛮干。这样下去,只会错误更大,恶果更大。
包产问题,一定要落实,要实事求是的有达到的可能,你讲亩产500斤,群众还能认真讨论。你讲800斤、1000斤,他们就当作儿戏,这有什么用处？当然包产也不能太低,太低了,轻而易举就能达到,那也不好。无为有些地方包产没有落实,你们要检查一下,根据这个情况重新调整。
生产问题。田间管理要搞,特别是早稻后期管理。迟早稻刚刚抽穗,还可以加工,长得太好的要防止倒伏。中晚稻白水栽秧的很多,要设法施肥、追肥,光靠化学肥料不行,主要靠自然肥料。晚稻要防治病虫害,早稻要抓紧锄草。我昨天一路看,栽下的早稻,稗子很多,草也未薅,许多田搞荒掉了。在密植方面,今年无为还比较合理。我们有些同志生产不懂,偏要假装内行,也不找老农商量,带个尺在田埂上量,稍有不好就要人家拔掉重来,一点也不爱惜群众劳动。去年我到肥西,有个生产队长告诉我,一亩试验田下了200斤种,打算收200万斤,我就说这是做梦。破除迷信,也不要科学了！宣城双桥李有安告诉我,他们一块田下了470斤种,只收300斤。而他们大面积丰产田,每亩下种20斤,还收400斤。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教训,否则这样搞下去群众不骂我们“甩种”吗？现在已种的作物
,都要加强田间管理,追肥、薅草、耘草。行子密了可以把耘头改小,事情已经搞僵了,不这样做不行。未种的要抢种下去。有的田埂还未种,要赶快分给社员,种绿豆、种玉米、谁种谁收。要种得到拐到边,一点不空。中国这么大,六亿五千万人口,每年还要增加两千万人,现在又不打仗,死人能有多少；同时搞工业还要占去一些土地,空隙地不利用怎么行,我们应该地尽其利。我要批评县里有些同志,我从巢县那边来,桂书记从庐江来,人家庄稼都是种得到边到拐。当然无为也种了一点,但没有人家那边多。要赶快抢种。没有种子,县里、公社要设法解决。你们缺山芋苗,我已叫巢县、庐江支援你们。此外,还可以多种葫萝卜,这东西维生素很多,富有营养,吃一年也不会得浮肿病,今年要大搞,白萝卜也要搞。
最后是我们要改变作风,要想挽回已经造成的不太好的局面,改变不太好的生活,关键在于我们干部。你们一定要踏实工作,不能浮夸。应该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这次粮食有了,标准有了,你们要切切实实地安排给群众,不准有丝毫的更动。我们有些同志,胆大妄为,不讲党纪国法,乱改标准。上面给一斤,你要安排12两。还说“饿死日吊”,你有什么权利？有的作风坏到这样的程度：打人骂人,骑在人民头上,什么都干,这是国民党的作风。如果屡次警告,再不改正,提高到原则上来认识,就是反革命分子。因为他们这样搞,就是叫群众反对共产党,革我们的命,杀我们的头！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我知道,在坐的有的打过人,我接到这方面的人民来信很多,有的还是共产党员打人,动辄不给人家吃饭,这是什么共产党员！如果现在再有打人、骂人、不给人家饭吃的,不管你是什么动机,都要办罪,造成不良后果的要杀头。有人说“不劳动者不得食”,他们不知道,这是对地主讲的,现在我们都是劳动人民,哪个不劳动呀？劳动只不过有强弱、好坏、多少之分,总归他们是劳动的,你能不给他们吃吗？我们要警惕,现在的确有些人在混水摸鱼,想把我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从现在起,我们规定不准捆人、打人、骂人；不准克扣粮食标准,上面给多少吃多少；不准营私舞弊,贪污多沾。现在有的人,只要当上干部,一家全都沾光。到一个村上去看,穿得好的,长得胖的总是干部,或者干部家属。这样搞不是脱离群众是什么！当然,我并不是反对你们穿好、吃好,但要顾及群众影响。陡沟公社港河大队陈新水来见我,这个人过去我们叫他干伪保长的,有吕惠生同志的委任令,还当过地步哨,据说县里讲给选民证,下面就是不给,仍然把他作保长看待,动辄打骂。这个人现在搞得要死了,你们哪有这大胆子。港河大队谁在负责,如果再胡干,是要办罪的。我吃人民饭,我要管事,我不能吃粮不当差,人民给我权力,我就要行使,任何人胡作非为,碰到我是不行的。我们的革命成果不能让少数人断送！现在好象死了个把人无所谓,这种作风再不改变怎么得了！我希望今后你们一定要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一致起来。只求个人荣誉,不顾群众生活,这是不对的。中央文件,我看过很多,总是强调要关心人民生活,把任务和政策统一起来。毛主席在党内通信中说：“说老实话,对人民、对自己都有好处。”如果只是浮夸,哗众取宠,是要自食其果的。党号召我们要和群众同甘共苦,现在检查一下,你们究竟有几多艰苦奋斗作风。整社虽是分批进行的,但有些人丝毫没有震动。曾政委每次电话会上都提到干部作风,可是你们就是不听,仍然打人骂人,甚至逼死人命。现在再次宣布三项纪律,同你们约法三章：1,不准打人、骂人、捆人；2,不准克扣口粮标准；3不准营私舞弊(包括贪污腐化在内)。犯了这三条,就要受纪律处分。要是好同志,毛泽东的好儿女就一定要这样做！(这是张恺帆同志为解救无为人民的折磨之苦,在向广大干部求情-----笔者注。)无为虽然困难一些,但只要大家努力,改进作风,做好工作,局面是完全可以扭转过来的。今年更大的跃进,更大的丰收,是完全有保障的。
我今天讲得可能激动一些,仅供大家参考,不对的地方,大家可以提出来。
二,张恺帆同志在无为县公社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959年7月22日,记录稿)
这一段群众生活大体上安排下去了。现在应该把生产工作提到主要位置上来。当前生产的主要内容,就是抓“双抢”、抓抗旱、抓积肥追肥、抓田间管理,目的在于多打粮食,争取大丰收,从根本上来摆脱当前的被动局面。
在抢收方面,首先要做到精打细收,颗粒归仓。我到石涧去了一下,看到有些田泼撒的稻子不少。姚政委说,一亩要损失30多斤,这个数字很大了。当然,早稻还有青秸,打的一粒不剩是不可能的。你们应当明确,粮食是宝中之宝,无为工作被动,还不是因为粮食问题吗？粮食很紧,与去年浪费有关系。当然,我们也确实多购了一点。其次,要核定产量。面积差不多了,我希望今后不要再有变化,如果原来报的太多,现在可以更正,不要不好意思转弯。产量核实,主要就是进行监打监收。我想这个事情,做起来并不困难。现在你们不是在搞三等九级吗(预测产量的方法)？过去我们这样做,结果,上面说许多,下面不承认,不承认你就没有办法。去年我到板桥公社,问问他们产量多少,公社书记说“下面报280斤,我们没承认。”“你们报多少呢？”“我们报300斤。”我又问他“你自己监打监收多少呢？”他说“只有200斤。”“监打监收只有200斤,人家报280斤,为什么还不承认呢？”他说“上面叫我干的”。没有那么多,硬说那么多,这就不对了。我们报产量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以多报少,也不能以少报多。我们工作上有个缺点,往往看到一个地方瞒了产,就肯定所有地方都是这样。
结果在安排群众口粮时,把瞒产的计算在内扣掉了,这个危险就大了。第三,要留足种子、口粮、饲料,剩下的晒干扬净,送粮入库。省委指示,要做到边打边送,是说把群众生活安排以后再去送粮,不是说生活不安排就从田里收上来送给国家。中央指示,不能卖过头粮。当然,完全不过不行,万一情况不实,卖过了一点,应当及时反映情况,加以补救,也不会发生什么危险。这一点很重要,必须接受教训,切实掌握。第四,要做好选种工作。选好的种子,无论如何不能吃掉。现在我们的品种太杂,稗子象旗子一样,就是品种不好的结果。早稻好的优良品种,今年一定要认真选留,如果不是几十万亩早稻,你们的生活还能设想吗？收割中的工具要进行检查。据我了解,农具损坏很多。夏云同志在宗发摸了一个小队,公社化以前,十头耕牛现在没有变动；43辆水车,现在只有16辆；20张水、旱梨,现在只有17张；5张耙,现在只有3张；6张耖,现在只有4张；4只船,现在只剩两只；5张大盆,现在破漏不堪。有的地方还不只损坏这么多。东西搞坏完了,有的放在外面没有人要,哪里象过日子的样子。收割中无论如何,稻箩、粪箕等等都要办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不搞,事情是办不好的。我们不但要抢割早稻,还要抢栽晚稻,所以不足的要立即修补。
在抢种方面,茬口要很好安排：劳力、肥料、工具都要一一搞好,争取多栽晚稻。8月8日立秋,时间只有半个月,在这半个月中,要把早稻收上来,要把晚稻种下去,还要抓紧抗旱,这就很累了。但是我们有条杠子,只能在立秋前完成,立秋后一天都不能干。今年我们劳力出去不少,病人又多,这就不能只凭主观愿望,任意多栽。原来计划35万亩,县委这次修订为30万亩。如果不行,少一点也行,但是不能空田。要种上旱粮。巢县的粮食今年并没有你们掌握的多,可是,他们群众生病的却很少,脸色也不错,这是什么原因？主要的就是瓜菜种的好。尤其是胡萝卜,这东西营养丰富,一年吃到头也不会影响身体。总之,你们要尽一切努力,种的到边到拐。主席指示,我们是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在粮食问题上,十年之内不能唱高调。解决粮食问题,现在主要是贯彻在农业生产上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你们应当拿出54年抢种的劲头来抢种晚秋,争取多打粮食。
在抗旱保苗方面,劳力不足怎么办？想从其他地方支援多少是不可能的。因为县里的工厂大部分已关门,机关里也抽的差不多了。马鞍山的钢铁工人想搞回来是不行的。办法就是依靠大家,自力更生,互相支援。支援当然不是无代价的,应当等价交换。有些地方还可以节省劳力,提高工效。例如涵闸陡门,能开的很快开放。涵闸陡门,就是为了调剂用水才建造的。如果当用不用,那还要它干什么？你们说怕,我看不必要。古人说：“秋水难留”,汛期已过了还怕什么,只要准备的好,把材料备齐,放水并没有危险。水位抬高,减少车水盘数,甚至自流灌溉,这要节省多少人力！力量不够,我们要抓住重点,把大头放在中稻上面。单季晚稻,干一点问题不大。我们要接受过去教训,把许多人集中在一起,看起来轰轰烈烈,实际上搞了一处,其它地方,本来水在田边,能救的没有人搞。结果只救了一条线,损失却是一大片。所以应当既抓重点,又照顾全局。
在积肥和田间管理方面。庄稼无肥空起早,无论是单晚双晚,或者是旱粮,没有肥料总是不行。六洲公社回报,中稻3%,单晚20%是白水栽秧。如果我们多追一点肥,多耘一交草,稻还是能够长的起来。过去有些富裕中农,就凭人力充足,多打一交耘头,稻子就比人家好些。现在我们有些地方,田间管理不好,搞的秧草并茂,这样下去,怎么能够多收粮食！肥料来源,依靠化肥不行,主要还是依靠人畜粪、绿肥和圩区沟塘里的圩草。村庄上的杂草也很多,我想只要把村子彻底打扫一下,不仅能够搞到不少肥料,还能减少疾病流行。我讲这些事情,只要一些辅助劳力搞搞即可,只要安排的好,并不影响我们应有的出勤。
当前的主要工作,我认为就是这么几项。当然,中心还是“双抢”。这些任务,我们一定要抓起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多一天都是好的。同时,这些工作,又是互相之间紧密相连,抢收早一天,抢栽就能早一天。
第二个问题是群众生活问题。目前的群众生活,虽然大体上安排好了,也不等于就没有问题。例如,有些地方,生活安排还不够落实,个别地方,还有克扣循私舞弊现象。品种搭配也有问题,吃小麦的全是小麦,吃大麦的全是大麦,吃小红稻的全是小红稻。这说明我们工作还有些忙乱,考虑不够周到。吃粮教育也是不够的。有些地方群众吃过了头。仓头有一个小队,18户人家,安排到25号的粮食,20号就吃完了。昨天有人送一包米给我看,买的米,里面的稗子约有三分之一,同时,粮食发下去也不是直接到群众手里,而是经过战斗小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我们三年都过去了,六个月难道不行？20天过去了,只差5天,还能给他们饿饭吗？群众身体还是不好,搞的不好,又要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这些户,当然要给批评,但实际问题要解决,怎么解决？在早稻中先按一斤标准预支给他们,不能见死不救,不能功亏一篑。我们花了很大精力,把局势稳定下来,如果在收割时候饿死人那就交待不了！这个问题,不仅仓头有,其它地方可能也有。你们要检查一下,有问题的一定要帮助解决。
病人问题,虽然好一些,但是瘦弱的还不少,我们应当在紧张的“双抢”中予以适当照顾。中午的时候,应当让他们休息,不能通宵苦战。不然,干下去,病情还要发展。我们应当明确,真正让他们休息好了,工效提高了,还是一样。对于病人,仍要注意治疗。集中治疗点,有的办的好,有的还有些问题。我检查的一个地方,吃的就是一吹三条浪,吃菜没有油,这样子怎能治好病。现在有些20多岁的妇女,见到人也不怕丑,把衣服掳起来让人看她瘦弱身体。夏主任在宗发检查,有的30多岁妇女,上身就不穿衣服,群众衣服都没有的穿,生活还是那么好吗？沟塘里的鱼虾,也不能不让群众搞一点。我讲集中治疗点,可以慰劳他们一点鱼,过去打仗的时候,我们不也是发动大家慰劳吗？农业也是打仗。社员现在生病,也好比负了伤,慰劳一点东西,有什么不好。农民苦战一年,现在生了病,我们不能不管一管,更不能说他们就没有干事,我们应当千方百计,把他们的营养搞好一点。关心群众生活,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忽视。生产和生活是分不开的,不搞好生产,要搞好生活当然不行；不搞好生活,要搞好生产也是不行的,绝对不能把生产和生活对立起来。
第三个问题,工作作风问题。我们有些同志,作风是不够踏实的,有的工作不去检查,有的发现问题不予解决。无为今年出了一些漏子,漏子出的很早。春间二月的时候,马省长说石涧有个地方,群众饿的变形,问题非常严重。谭布真同志说“我们问题解决了”,又说瞒产私分严重,我问他看见没有？他说些点滴材料,又说在什么会上叫群众自认私分的粮食能吃多少天,然后就凭这个东西来扣除人家的口粮。同时,种子吃掉了,他说没有。以后县里拨下去的群众口粮,他又扣下来作种子,这完全在糊,哪里是在做什么工作。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个不踏实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行为。所以我说无为的漏子,不是现在出的,而是在元、二月就有。不要说石涧,就是在无为城里也看得出来,半年来,城里弃婴很多,我们的确注意很少,如果及时发现,及时解决,无为的漏子完全可以避免。就是不可避免,也不会这么大,这是一个教训。我们今后工作,一定要踏实,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及时反映真实情况,不能患得患失,不讲真话。在座的同志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公社书记,一个公社起码都是几万人口,在皖南相当于一个县委,这么多人的生命交给你们,如果我们不从群众利益方面打算,只从个人利益考虑,那就有问题了。也就是说,和一个党员干部的光荣称号是不相称的。基层干部动辄打人,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比较普遍,从上到下,几乎都有。我们有个县委委员赖xx,在三官殿打人,同时我昨天还接到一封来信,说他老婆在那里吃喝嫖赌,样样都来,据说他在养殖场问题很多。宗发有个基层干部,打了44人,其中因打致死的贫农5人,打了之后还扣人家伙食。同时打人的时候,还不准人拉,谁要拉,就打谁。有个人被打致死,他的家属到大队想要两块钱买个棺材都没有要到。他打的人,从7岁到63岁,老少都有。曾经一个早上打碎人家六口锅。这个人现在逮捕了。可是有些人现在还在顾虑,他是曾(希圣)政委的警卫员,整他他要告状。曾政委难道会庇护在他面前工作过的人吗？你们把省委首长看得这样简单。我们在处理干部的时候,是要保护干部的积极性,但是对违法乱纪、致死人命、严重的破坏党的政治影响的人,也要保护他的积极性吗？如果这样搞,那就要损害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六峰大队有三个干部,也好象疯了一样,公开说：“打死日吊,打死完了,我调劳改队来生产。”打人的问题,现在的确比较突出,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我不打算多讲,回去再好好整理一下。上次我在五级干部会议上宣布的三条纪律,姚政委最后补充一条“不准讲假话”。这几条纪律,应该划条杠子：在五级干部会议之前,发生的这些问题,一般应当从宽处理,但是个别严重的还要法办。以后再发现,就要从严惩办。可是强调不久,打人又发生了。宗发有个浮肿病人,刚从医院回来,队长叫他生产,讲了许多好话,才允许不去。站在旁边的一个老百姓,讲了一下“这家伙象牛一样”,他听到这话,马上跑回来,打他几个耳光。这些人应当严格处理。你们再不处理,以后我们查到,是不好交待的。如果赏罚不明,让这些人胡作非为,是会影响群众积极性的。当然,对于干部,主要还是靠我们平时教育,不是单纯依靠惩办。这一点,大家也要明确。同时,我们还要明确,基层干部绝大部分还是好的,我们应该选择一些模范人物,加以表扬。县报应该选择一些材料,从正面来教育大家。地委和省委报纸也要这样做。
我们的同志,在农业上还不是那么内行,政治上也不一定那么成熟,应该虚心一些,多多学习,在工作上要找一个老农当顾问。只要大家抓住中心,认真地做好工作,教育干部,彻底转变作风,无为的暂时困难是可以转变的。你们应当看到,全国情况是好的,全省的情况也是好的。就是你们无为,除了早稻,还有大面积的中稻和单季晚稻,搞的好,中稻还能增产,单季晚稻更不用说,可以说情况并不太坏。因此,你们对于暂时的困难,不要悲观失望,应当坚定信心,搞好工作。
张恺帆同志,还在六洲公社大队书记会议上作了讲话。他的三次会议讲话以及他在无为期间为党为人民所做的大量工作,让无为的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了温暖,得到了鼓舞,提高了克服困难、脱离险境的信心。大家都喊着：“这次张省长来了,我们得救了,我们有希望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恺帆同志为党、为人民的利益,掏出的一颗赤胆忠心,却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蒙受了奇冤大辱,使无为人民终于未能逃脱灾难的深渊。但是,无为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大恩大德。他的英名,将永传后世。
无为人民还对于关怀过他们的、并因此受到陷害和打击的陆学斌、马长炎、夏云、桂俊亭等同志的功德,也铭刻在心,永世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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