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们推行政治思想－元化,和经济体制一元化,两手都硬合力的结果,目的都是巩固政权和聚集财富。方式并不重要,后果极其严重:舆论上一言堂,万马齐喑;经济上大崩溃,饿殍遍地。邓小平作为反右副帅，是历史罪人；但主政后改革开放，支持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改正右派，四类份子摘帽，功可抵过。
2007年是反右派运动发生五十周年,尽管境内仍视反右题材为禁区,还在竭力封锁各类资讯,妄想遗忘它淡化它。但是,这场旷古奇冤,数十万人受害百万家庭受株连的大惨案,焉能说盖就盖住了,那只能欲盖弥彰！
右派分子全称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49年得鼎后的执政者,自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两者似乎是一对天生的矛盾。无产阶级要统领天下,就要批判消灭资产阶级。执政者策划于密室也好,点火于基层也好,已经一元化的媒体的宣传鼓动也好,执政机关不停下发的红头文件也好。仗的就是这个理,好像也振振有辞。所以就不停地开展各项政治运动,把五十年代的五百多万勉强可称为知识分子的人,都看成新政权显在的或隐蔽的敌人！可惜,从最高领袖到全体执政者都犯了一个常识错误！五百万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吗？从物质上看,当然不是,他们是以知识为生的,基本是工薪阶层,完全不占有生产资料。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岂非天方夜谈！没有物质财富,那么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知识,是否称得上资产阶级的呢？这同样荒谬绝论,知识既无国界也无阶级性,执政者不可能没有这一点基本常识。那么执政者为何要对知识分子一整再整呢？说白了也很简单,一言以蔽之,是巩固政权的须要！49年后,执政者即忙于经济所有制的改变,即毛泽东所说五大运动(土改、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大改造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目标很明显,就是消灭私有制,实行一切生产资料国有化和集体化。所谓集体化依然是执政者掌控,比如农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
这场涉及几乎全国百姓最切身利益,剥夺所有私有者资产的大变革,执政者想到的是一定会遇到反抗和抵制！首先是知识分子的不合作和反对。而这种不合作和反对,如果听任他们自由表达,必定会得到所有有产者,包括有土地支配权数以亿计农民的认同和响应！那将是一股非常庞大的反对力量,足以使经济集体化夭折,这是执政者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所以49年之后,与经济国有化集体化同步进行的,乃至舆论先行的,就是政治思想一元化！打击改造的目标就是执政者认定是心怀异志的知识分子,具体措施就是不停地开展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打倒一批又一批的思想敌人,迫使所有的知识分子俯首贴耳,再也不敢乱说乱动,直到甘心做执政者的驯服工具,或成为执政集团的成员,反过身来打压知识分子。最具典型意义的莫过于反右派运动了！被打倒的又岂止是戴了帽子的右派,可以说整个知识界是万马齐喑了！
认清了这个大背景,对所有的政治运动的发生和结果,就有了一点整体的领略。比如反右,它就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终结,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至于采用的是什么阴谋阳谋和“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方式,并不重要。大权在握,五大运动三大改造已见成效！执政者想怎么整就怎么整！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拿我个人来说,反右时我已经在当医生了,如果是现在,可以自谋职业自谋生路,我还会老老实实挨批挨斗,低头认罪吗？早撂挑子走人了！但当一切可以逃遁之路都被堵死之后,在寻死和受辱之间只有一条路可走时,我们这个受三纲五常教化了几千年民族,绝大部分人,只有选择挨整受辱这条路了。
这种状况在经济领域也是一样的！在铺天盖地的舆论控制下,在各级权力部门的强力推行中,全国所有的私产皆收入执政者囊中！各行各业的人们,只在所属的团体中讨一杯羹。就农民而言,人民公社化特别是实行公社食堂化之后,在政社合一的强权统治下,农民们不但失去了土地和生产资料支配权,连生活资料支配权也失去了,连租佃制的权利也达不到。贫雇农向地主租地,有个合约,三七、四六、或五五分成。(据台湾和平土改时披露的,土改前农民交租比例约为3/8,即37.5%。)贫雇农总还有支配分到自己那一部分的权力。而公社化后,所有生产所得,皆由一级政府机构包括公社大队小队所有。农民们只凭工分,向政府机构讨要自己劳动所得。食堂化之后,又收去了农民微薄的自留地。农民们只能靠食堂度命。那一天食堂关门了,农民只有饿死一途了！这就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几千万百姓主要是农民饿死的真相。也是反右前后社会背景。
没有全国以消灭私有制为目的的经济国有化集体化的前提,是很难开展以思想一体化为目的的各项政治运动的,即使开展起来了,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规模和杀伤力,因为人们还有逃遁的空间,用王若望的话来说,是有一个市民的空间；同样的道理,没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伴随的强大舆论攻势,以消灭私有制为目的的经济体制变革,也不会毕其功于一役一蹴而就,所谓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
所以说反右派运动的开展和取得的称得上是辉煌战果,是执政者经济手段和政治思想手段,两手都硬合力推行的结果。忽略了那一方面,都难看清问题的本质。
二,反右运动深入到基层,是毛泽东的重大战略部署,基层小右派并非是池鱼之殃。
反右运动是整知识分子的,这几乎是已成共识的结论。当年的整风组长邓小平总书记,在历次报告中都说,反右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阵线上的大搏斗,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决战,简单点说吧,右派分子都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斗出来的。五十年前反右时这么说,二十多年前大批右派改正时这么说,五十年后多数的研究文章,依然这么说,应该说都是言之有据的。不过主要是对一九五七年夏季以来的形势而言,到了一九五八年之后,情况就有了改变,随着反右运动向纵深发展,再抓的右派,特别是和右派同等对待的什么反社会主义分子,已主要不再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了。斗争对象已变得极为庞杂,除基层的中小学教师仍可视为知识分子之外,还有大量的小公务员、办事员、营业员、保管员等勤杂人员,还有更多的不够资格划右派,只能划成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更低层人员,其中就有大量的农民和工人市民。这里有一个数字：据《当代四川简史》记载：四川全省在反右运动中受到处理的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共64724人,其中有50279人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此外,还有40余万群众被错误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等政治帽子受到处理、(见李才义著《风萧萧路曼曼》一书封底,海珠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反右斗争究竟打了多少右派？可能永远是一笔糊涂账！再说到同时罹难的反社会主义分子等所谓杂牌军,就更加说不清了。但如果参照《当代四川简史》资料推算,戴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帽子的人,应该在300万到400万之间。而且这三、四百万应该都是小人物。所以说要认清反右的灾难,只看到知识分子所受到的伤害,忽略了直接被殃及数百万无辜人群,和由此辐射开的更广大受害的基层百姓,那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问题还在于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为何要伤及广大的非知识群体？究竟是执行政策过左,伤及了在当时说来也是无辜的群众；还是决策者具体说吧,就是毛泽东本人就是要把运动引向纵深,在基层也推行政治思想一元化,或曰实行兴无灭资？长期以来我和许多人一样,一直认为反右斗争毕竟是整知识分子的,只有知识分子才会和执政者发生什么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上的分歧,基层百姓只知道柴米油盐,怎会关心到国家的方针政策思想路线呢？但是,随着历史真相不断的被披露,我发现我们都错了,反右运动向基层尤其是向乡村发展,原来是毛泽东的重大战略部署！早在1958年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就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依然拿经济体制变革说事,他说全国人口大约有十分之一,即六千万人包括地主、富农、部分富裕中农、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工人和贫下中农是“不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毛还认为其中极右派、反革命分子、和破坏者占了百分之二,即一千二百万人。这六千万和一千二百万,就是革命的主要对象！目标已定,具体数字都定下了,抓你55万右派和三、四百万反社会主义分子,多吗？不多！远远不够呢！
毛泽东说这些话时,反右斗争还在进行,主要战场是在基层了。毛说1957年只是一个洪峰。整风,以后“大体上一年要搞一次”,“也许那个时候,又要来一次洪峰”,至少“后年要搞一次的”。果然,1959年就发生了反右倾运动,这次运动虽说是党内斗争,但矛盾的焦点依然主要是农业政策,是围绕着农村如何实行社会主义运动展开的。表面上看是彭黄张周为代表的数百万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打倒了,而事件的实质则是毛的左倾路线全面胜利,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插遍城乡每一个角落,共产风括起.直接的后果是数千万百姓主要是农民被饿死！数年后,除彭德怀等少数人未平反外,大多数右倾干部官复原职了,起码一个也未饿死,而饿死的百姓再也不能复生了！
我常常在想,既然矛盾的焦点是广大农村走哪条路？说得更实际些是该不该收缴农民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乃至生活资料支配权的问题,为何不听听农民们自己的意见？有人说了,当时的所有的报纸,不是天天都在报道千千万万的农民争先恐后要求入社吗？广播里不是天天在唱什么“金铺路,银铺路,比不上公社的幸福路”,“社会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吗？所有的文艺作品,不都在歌颂农业合作化吗？怎能说农民没有表态呢？是的,我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看到过那些铺天盖地的宣传,也读过看过那时的小说、电影,真的相信过农业合作化和体制公社化,是摆脱农村贫困的最好选择。可是,当我亲眼见到农村的父老乡亲每天只在公社食堂里打回几碗稀水米汤苟延度日,一个个形容枯槁步履维艰,直到一批批农民被饿死时,我才想到农民失去了土地乃至所有的生产资料,甚至生活资料的所有权,是福是祸？也开始怀疑那铺天盖地的宣传包括文艺作品的描述,真的是农民自己的声音吗？我只问自己一件事,如果我是个农民,本来自种自收,交去农业税后,还能维持一家老小生活。我愿意交出土地耕牛农具,乃至辛辛苦苦劳累一年收获的粮食吗？都交出去了,我一家人怎么活命？结论非常简单,如果没有外来的强大压力,我是绝不会交的！蝼蚁尚且贪生,我怎会自找绝路！我不愿被饿死,天下还有愿意被饿死的人吗？想到这里,对那时无孔不入的宣传攻势和文艺作品的跟风附势,真是十分厌恶又不寒而栗！政策可以杀人,舆论也可杀人,始信焉！对报纸的宣传,不想多说什么,喉舌嘛,只是发声的工具,要发什么声音是大脑决定的,而且本是一体,不值得单说。说到文艺作品,我们固然不能脱离当时现实,有不切实际的要求,但要求作家们保留一点知识分子的良知,还是应该的。你们真的没有想过,你们那些歌颂农业合作化的作品,对饿死几千万农民的巨大国殇,也负有一些责任吗？
广大农村49年之后,伴随着农业集体化步伐的,也从未间断过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和对知识分子的整肃是同步进行的,目的和手段也大体相同,还因为和劳动所得挂钩,灾难更为严重！这也符合毛的历来论断,与对知识分子相比,毛更重视基层政权的巩固,他不止一次引用过晚唐诗人章褐的《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说的是秦汉之间的事,也是现在的事。多年来毛一直在蔑视摧残挖苦知识分子,认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对基层却从未掉以轻心！
有几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明几千年帝制时期皇权的至高无上！但是还有一句人们不太熟悉的话：“三千年皇权不下县”。所谓朝庭命官,只到七品知县为止,县以下是乡绅自治。中国古代有－首出自庄子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位饮，耕田为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当然,它并不能说明皇权不会和土豪劣绅们勾结来祸害百姓,但乡绅们毕竟不是一级行政组织,总的来说还不能为所欲为。基层百姓总还能脱离体制,有点自由空间,有点自寻生路的权利,起码遇到荒年,还能外出逃荒吧！
而49年之后,新的执政者的主义思想理念和体制,逐渐落实到每一个角落,真正是“无远弗届”了！全国各行各业都得按执政者,特别是要遵照执政者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指示办事,这种指示文革期间称之为“最高指示”！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这就有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执政者特别是领袖个人,那一天心血来潮异想天开信口开河,是什么样的怪事恶事都会发生的！一句除四害,无辜的麻雀遭殃,一道指示,坚持三面红旗,几千万农民就被饿死！当然,实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所谓的三面红旗政策,决非毛泽东的信口开河,而是毛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和手工业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控制了农村就控制了全中国,从精神到物质都是这样的。别看那时农村穷,但基数庞大,一个微小的数字用亿来乘一下,就十分庞大。如若不信,可以查阅一下,即使是最困难时期,出口换外汇,靠的主要还是农副产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度命的口粮。后来现代化的几万亿启动基金,也主要来自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获得的。知识分子们也包括我们这些右派,看到的谈到的,基本是知识界受伤害的话题,这些问题当然要谈,而且谈的很不够。但是,更应该看到49年之后,在执政者两手都硬的强力推行下,受伤害最重的,还是基层,主要是农民！
从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有说两千多万的,有说三千多万的,有说达四千万的！别说四千万、三千万,即使是两千万,那也是庞大的人群,他们该死吗？能白死吗？不该被追究责任吗？！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都是同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每一个生灵,我们都要抱敬畏的态度！有一个人非正常死亡比如说被饿死了,我们都该为他悲伤,并有权利追查相关人的责任！一场人患,使数以千万计百姓被饿死,超过了抗日时的死亡人数！饿殍遍地,尸横遍野,是怎样一幅凄惨的画面！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事实能被掩盖吗？原因能不追查吗？祸首能不受惩罚吗？那天理何在？道义何在？人命真的不值钱,万物都是刍狗吗？
有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那么,面对数千万生灵被饿死的巨大国殇,则考验着中国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在这件事情上表态,但是在谈到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涉及到当时的历史事实时,学者也好,作家也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观念！要对冤死的数千万生灵有一点敬畏的态度！不能视而不见,不能文过饰非,更不能颠倒黑白,更不要为虎作伥,除非他本人当时就是作恶者之一,手上还沾着无辜者的鲜血！
可以这么说吧,在对待数千万生灵被饿死的问题上,持什么态度,是判定有关的学术研究和文艺作品的试金石！罗素先生说,人生三件事：事业、爱情、和对苍生的关注！苍生！苍生！它比什么主义旗帜都要贵重一百万倍！没有什么主义和思想,值得我们拿几千万生命去殉！
三,说几句也并非题外的话,就是中国向何处去？或曰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问题：这是我在出席这次研讨会时,曾和香港一学者当面讨论过。未来的路大约有这样三条：一是苏联模式：实行快速私有化或曰全休克之路,对中国未必合适,那会引起很大的震荡。一是香港模式：香港的治理是按英国的母本,原样施行的,没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衔接,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大陆。一是台湾模式：实行渐进性改革,直至开放党禁、报禁,实行各级领导人民主选举,这种方式大陆应该也是可以实行的。
就苏联模式而言,什么叫全休克,我不懂不能置喙。但在国内看到的,开始几乎全是负面报道,什么卢布贬值啦,物价飞涨啦,经济衰退啦,等等。连戈尔巴乔夫本人.存在一家银行的存款,也因银行倒闭而化为乌有,只得靠演讲和著书为生。这景象很可怕,我们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经不起这样的折腾,还是老子说的好：“治大国如烹小鲜”。慢慢来吧！说到香港模式,不能不说到从十二世纪英国大宪章公布之日起,经过几百年逐渐完善的欧美式的民主,和也在逐渐完善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保障人权和市场经济等等,人们称之为普适价值的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她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中国总理温家宝也是多次公开承认的。至于承认了并不打算实行,究竟为什么,就说不清楚了。国情不同？时机未到？似乎都说不通。不过承认了总比反对好,比受批判好！再说香港,在港督治理时期,港督是委派的,香港还只能是有自由没有民主的地方,对大陆除自由人权之外,没有更多的借鉴意义。
最后说说台湾模式。有人说台湾是保存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最好,同时又是接受西方文明最成功的华人地区,是言之不谬的！战后台湾儒学大师云集,可以举出以胡适和牟宗三为代表人物。牟宗三堪称新儒学大师,唐君毅、徐复观和后来的王财贵都是学有所成的新儒学大家。他们虽然不认同以胡适陈独秀蔡元培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坚守儒学的传统阵地,但他们不迂腐不保守,虽和胡适一派有矛盾,但主要只是学术观点方面的,他们并不反对台湾的民主改革。当然,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主要还是得益于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的人文主义诉求一直未断。经过从胡适到傅斯年、雷震、殷海光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实现了和平的民主变革,在蒋经国的晚年,宣布开放党禁、报禁,和实行民主选举。台湾社会没有动荡,经济不但没有衰退,反而快速增长,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首。台湾能做到的,我想大陆也可以做到。
所以我是渐进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信奉胡适先生“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观念！珍惜社会各方面的点点滴滴的进步,也包括执政者的所作所为。进步一点总比退步好,就拿一党专政来说,比起领袖专政来,还是要好一点。说点实际问题吧,今天是纪念反右斗争五十周年座谈会,还是说说反右的事。反右一役打倒了数以百万计的各类分子,受到伤害的家庭以千万计。主要责任人当然是毛泽东。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就是邓小平！人称反右副帅,是名至实归的。邓当时既是握有实权的总书记,又是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当然难辞其咎！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把邓和毛相提并论,以毛当时自称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看,不问是邓当组长还是别人当组长,反右的基本态势,不会有大变化！还有一事值得一说的是,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毛的左倾路线有所收敛,中央一度曾准备对右派甄别平反,邓曾指示分管此事的统战部长李维汉加快进行,并说毛这个人说话、政策说变就变。我们门口塘农场的右派们,当时几乎都做了平反结论。后来是毛泽东一句话：“给右派平反猖狂之极”才嘎然而止的。我们又多戴了十七年摘帽右派的帽子！
但是,邓在作为第二代主要负责人时,把反右运动处理成一锅夹生饭,是愧对历史的！历史已证明,反右运动明明百分百都错了,还要坚持说反右运动是必要的,真不知这些大人物是怎么想的？我们这些改正右派还是刍狗吗？尽管如此,邓对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举措,还是取支持态度的。就说给右派平反吧,阻力很大,汪东兴就抬出了毛泽东,说毛是坚决反对给右派平反的,邓说我们没有平反,只是结论错了改正一下！这一改正,几十万沦为贱民的右派们,命运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起码是恢复了自由之身。就拿我个人来说,我42岁时改正了,我还有几十年的事可做,也做了一点事,特别是为基层小右派们发出了几声呐喊,也部分地反映了那场运动的真实面目,我个人的处境也有了改观。如果不是42岁而是52岁甚至62岁,那我一生就完了,能不能活到今天都不敢说。我是个目光短浅的人,也很自私,也看不清大局,只顾及弱小的自我。国家早一天实现开放党禁报禁,各级领导人实行民主选举固然好,能一天一年都在进步一点点也行。只要不后退就好,别嘴上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实际行动是今天封你一分报,明天禁你八本书就好！
拉拉杂杂就说到这里,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再次感谢会议组织者,给了我发言的机会！我一个20岁的小右派,未整死未饿死未累死,居然也活到了古稀之年,还能出境发言，还能出书，这件事本身是否也说明时代毕竟进步了？
2007年12月8日在香港参加由亚太学者学人联合会和民主中国(香港)联合召开的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
2007年12月---2008年元月整理补充
2014年11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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