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在网上拜读过阎长贵先生关于文革回忆的一些文章，那都是研究文革的宝贵史料，令我爱不释手。从文章中得知他曾是江青的首任机要秘书，后又深受江青的迫害，遭受蒙冤近八年的牢狱之灾，颇令我同情和敬仰。但，我与他素不相识，从未曾有幸晤面。后来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与他有幸相识，那是在2008年的9月26日下午，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组织的一次民间学术研讨会上，我与阎长贵先生都应邀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对华国锋主政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学术研讨。会后与会者们共进晚餐，我正好与阎先生同席，经过闲谈，使我对他有了初步的了解。由于此次相聚时间短，未能详谈；再则本人在文革中也深受其害，被关、被斗，也许是同病相怜，散席后我就寻思一定要找机会去拜访他，结交这位饱经磨难的新朋友，以便更好地回忆和总结那些逝去的文革往事，给历史留下过往沧桑岁月的些许片段。
一、首次拜访
2008年的10月3日，一早我就乘车到北京市北郊平西王府一处别墅区阎先生的住地去
拜访他，到达后受到了他和他妻子姜女士的热情接待。经过交谈，得知他是山东聊城人，1937年2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分配到当时的《红旗》杂志社工作，在关锋、戚本禹领导下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开始，关锋、戚本禹二人成了文革运动领导小组的重要成员，在戚本禹的推荐下，1966年6月3日他被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工作，7月4日又转到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工作，1967年1月9日正式成为江青的首任机要柲书。
阎先生说，他之所以能成为江青的首任机要祕书，除了有戚本禹的极力推荐外，他的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清楚；政治可靠，工作踏实肯干，认真负责；有较好的写作能力，60年代初期写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一文，曾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当年毛看过此文后，在中共八屆十中全会上曾批示将此文任发与会人员研究，指出“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与李纳的关系较好，彼此间经常聊天，谈话投机，对文革的观点一致，李纳也可能会在她母亲江青面前为他说过好话。当然最主要还是江青本人的同意，沒有她的认可，任何人也是不可能办到的。
就这样他成了江青的首任机要秘书，这是一般人梦寐以求都难办到的事，使他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是他做梦都未曾想到的。用阎先生的话来说，这是历史的安排，是历史点的“鸳鸯谱”，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变化是他从未料到的，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正是这一历史的安排，最终使他蒙冤受难近八年之久，成了他生命中的大劫难。
阎先生说，事情的起因源于1967年文革的大动乱，在毛泽东和江青等人的挑动下，此时全国各地派性膨胀，到处出现武斗，从中央到地方，党、政机关都瘫痪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交通中断，就是在农村也是处在混乱之中。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毛泽东经过实地视察后，却称之为“形势大好，而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这真乃前所未有的是非颠倒，是毛泽东及他的文革派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批灾难制造者们的荒唐逻辑。
这种大动乱的发展演变，必然会迅即波及到军队，在武汉“7·20”事件后，军队因此而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揪军內一小撮走资派”和“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已成了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和评论文章也以此为宣传内容，使文革运动的斗争矛头从党、政领导发展到了军队领导，如果军队和地方一样乱起来，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早在文革之初的“5·16”通知中，毛泽东就曾亲自写上“混进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样的话，后来出现“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正是来源于此。“5·16”通知掀起了全国性的大乱，这种大乱在1967年2月曾遭到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一批老干部和老帅们的反对和指责，但这种反对和指责之声很快就被毛泽东和江青等文革派的首领们以“二月逆流”之罪名打压下去了。现在“揪军内一小撮”和“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的再度响起，武汉“7·20”事件打倒了陈再道等一批武汉军区的领导人，各地效仿都在揪“陈再道式”的“一小撮”军队领导人，且事态的发展愈益严重，必然会遭到许多将军们的不满和抵制。到1967年的8月中旬，毛泽东似乎开始意识到乱军的严重性和它将会带来的可怕后果，如是就发出了指责“揪军内一小撮”和“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声音，指出这是“自毁长城”，要求“还我长城”，意欲扭转全国乱军的局面。
从乱党、乱政再到乱军，这本是毛泽东亲自导演，由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伙文革派干将们亲自指挥搞起来的，现在局面失控了，必须设法来收拾这种局面。毛泽东历来把军队视为他的“命根子”，他夺得政权靠的就是军队的“枪杆子”和文人的“笔杆子”，他意识到军队绝不能乱。现在如何才能既将文革运动深入发展下去，打倒刘、邓、陶及各部门、各地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不使军队出现混乱，他必须要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武汉“7·20”事件后，王力成了乱军的英雄，此后报刊上“揪军内一小撮”和“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的暄闹声就是王力、关锋等人按照毛泽东的文革指导思想来办的，是他们忠实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必然结果。而此时的毛泽东认为只有从内部入手，牺牲车马以保将帅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权衡利弊，他决定抛出王力、关锋，以挽回乱军的败局，使文革得以继续深入下去，王力、关锋终于成了牺牲品，被隔离审查，成了文革中一宗神秘的“奇案”。到了1968年的1月，另一个文革干将戚本禹也被抛出，至此王、关、戚三人就成了乱军、反军的代名词，成了毛泽东、江青的替死鬼。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由于阎先生曾是关锋、戚本禹领导下信任的人，又是关锋的学生，是戚本禹把他推荐给江青当秘书的；现在王、关、戚既倒，毛泽东、江青为了证明此举做法的正确，以抬高江青的地位，她必须在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抛出一些人，把他们诬陷成王、关、戚安插在她身边的“坐探”，她则是与王、关、戚斗争的“英雄”，她的身价就会倍增了。正是因为这样，包括阎先生在内的江青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了。
阎先生说他在江青身边工作一年，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为江青服务，对此江青是挑不出任何毛病的。然而她为了秉毛之意搞掉王力、关锋、戚本禹，她要故作姿态，故弄玄虛，在她身边寻找出王、关、戚的“代理人”，以此来说明王、关、戚是如何“加害”于她，在她身边安插“坐探”，而她又是如何与王、关、戚斗争的，以更显示出她的“英雄”本色。正是在这种情势下，阎先生成了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中第一个牺牲品。江青寻找借口，借故一件毫不相干的小事而横蛮无理加害于阎先生，把他抓捕投入监狱。
阎先生说，他蒙冤的经过是这样的：1967年12月底的一天，他收到一封江青办信组转来的一封信，是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某女寅员写的。信很长，有上万字，信中女演员讲了她从艺的经厉，说她也曾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名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就是说她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并说了好些赞扬江青的话等等之类的。从这封信的目的看，无非是希望江青能为她说句话，以減轻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冲击。就是这么一封群众来信，阎先生感到难于处理，就把它转给江青，同时付上他自己写的一张字条：“江青同志，这封信有您的名字”。第二天，江青派人把他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面孔，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厉声责问到：“为什么把这封信转给我？目的是什么？”并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把阎先生狠毒地训斥了一顿。就因为这些，自此江青对阎先生的态度变了，既不按铃叫他，也不叫他送文件、发文件。阎先生万万想不到，此事却引起了江青的勃然大怒，给他带来牢狱之灾。
1968年1月9日上午，他终于被迫离开了机要秘书的岗位，汪东兴告诉他去办理离开首长身边的相关手续，之后把他带到警卫连连部的一间屋里，汪东兴就走了，从此再沒有见到汪东兴。文革结束后，汪东兴曾告诉阎先生，从那时起江青叫他不要再管阎的事了。
在警卫连阎先生发现有两个警卫战士看着他，此时他意识到自己变成一个被警卫战士严密看管的“犯人”了，这突然间的巨大变化实在使他无法接受。从1967年1月9日他正式成为江青的机要秘书起，到1968年1月9日被江青冤害囚禁，正好一年时间，使他从一个“书呆子”、一个任劳任怨为江青服务的机要秘书变成“阶下囚”，这种变化实在呌他想不通。
大约过了几天，一个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两人来了。陈伯达问阎：“你在干什么？”阎回答说：“看书”陈伯达严厉地说：“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讨自己的问题”，接着慢慢而又强调地说：“王、关、戚都是坏人------”。站在一傍的姚文元立即指着阎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揷在首长身边的钉子”。
阎先生说他一听陈伯达、姚文元两人的话，顿时脑袋都要炸了。这不是把他看成是江青身边的“特务”了吗？此时他的思绪很乱，这天大的冤屈他如何来申诉呢？谁又能来听他的申诉呢？此时他的头脑中想的很多、很多------
大约到了1月23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个人一起来找他谈话。一开场姚文元就对阎说：“你看今天谁来了？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代总参谋长都来了------你的问题是严重的”。面对这种“阵势”，阎先生说他感到有如泰山压顶般的沉重，简直有如五雷轰顶。对自已当时一个22级的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呢、居然惊动党政军三方面的重要领导人出动呢？
此时谢富治则装成红脸，面对着阎说：“江青同志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接着陈伯达又让阎按着他的口授给自己的爱人写一封信，说自己要“出差了”，“家中存放的文件资料给来人带走交给组织上保管”。看得出来，他们是按着江青的指示有备而来的。第二天阎先生就被告知，要给他换换地方，这一换就被押送到了秦城监狱，正式成为被关押的“囚犯”了。
到了秦城监狱后，阎先生的一切东西都被搜查去了，报纸和书不给看，连带去的《毛选》（林彪赠送给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也被搜去。一个人被囚禁在单人牢房，没有人来过问，也不提审，真是度日如年，是毫无人性的对人的折磨。当时他反复在想：人是社会化的动物，人的脑子是思维器官，一个人生活在社会就要与其他人交往，要说话，要做事；如果把一个人与世隔绝起来，只给他吃饭，不让他做事，不让他与其它人接触交往，沒有人说话，这还是人吗？
自从被因禁到秦城监狱后，一年多的时问阎先生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度过的，真乃非人旳生活。他为了能活下去，就想到了许多打发时光的方法。如反反复复数床头前暖气罩上的“孔”，1、2、3、4------不停的数，以此来打发那漫无边际的时光；有时又在背唐诗、宋词，背诵毛泽东的文章和诗词，或者自己也做诗填词；有时又故意找话题以和看守说几句话。这种非人的生活是多么地令人难耐啊！他多么希望有人来提审他，可以因此而有人与自己对话，这也是一种“享受”。
这种状况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以后才稍有改变，这时可以看报纸，看《红旗》杂志和毛选了。一年多的非人生活，在阎先生的心灵中是永远难以磨去的人生灾难。
在后来近六年的时间里虽然偶尔有过几次提审，但从没有什么司法程序的起诉和审判，就是这么非法的把人关着，连封建时代和国民党时代的牢狱都不如，更别说现代民主国家的监狱了。在监牢中一切活动都是搞的突然袭击，从不给人有一点思想准备，就连后来的被释放也是如此。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突然来到监狱对我宣布：“党中央毛主席决定释放你，到湖南的农场去劳动，等待结论”。至此，未经司法程序的审判，未经判刑无原无故的被关了七年多，现在突然宣布“释放”，如此的“法侓”，实在令人啼笑皆非，难以言状。
“释放”后的他被流放到湖南省常德地区国营西洞庭农场，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母和妻儿写信。七年多了未能与亲人通信息，彼此不知生死，相互惦念之情是难以言说的，每想到这些他都会痛苦难过。信发出不久，就接到儿子的回信，不久父母及妻儿都到农场来了，一家人见面真是悲喜交集，热泪潸潸。近八年的时间，生死两茫然，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八年呢？今日重见，能不激动与无比忧伤么？
一家人相聚后不乆，父母就回山东老家了，妻儿则留下在农场随阎安家。农场的领导和群众对阎先生很好，使他一家人能在此安家度日，从此开始了在农场的劳动生活。
1975年11月，专案组的人员从北京来到农场，把结论给阎先生看，共有两条：1、妄图用假材料（指转给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负责同志；2、包庇“五·一六”分子吳传启、林聿时（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两名中层干部，都是关锋的朋友），处理的结论是“留党察看一年”。这完全是妄加的罪名，专案组人员叫阎在结论书上签字，阎当即拒绝签字。这时专案组人员把江青抬出来，对阎进行威胁：“这是首长定的性，说你是'坐探'，你的问题就是这个性质”，并说“这个处分也不重”，反复动员阎先生接受并签名。阎先生当时曾想，用“莫须有”的罪名关了自己七年多，不但不给平反，现在还要“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还说“不重”这是那家的法律和纪律呢？天下还有王法和正义吗？因而一直拒绝在“结论”上签字。
就这样僵持了一些时日，专案组的人员仍在等着。后来阎先生反复在想，江青还在台上，辩解也是无用的。面对当时自己和家庭的现实情况，为了能给自己重新获得工作的机会，以解决家庭生活的困境，最后还是违心地签字了。
时间到了1976年10月，江青等“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劳动了一年多的阎先生被调到农场的中学当教师，后来又当了校长，其后又被调到农场宣传部当理论干事，到湖南省委党校学习。到1979年9月获得彻底平反，并决定把他调回《红旗》杂志社工作，此时农场领导亲自帮他解决了妻子和儿子的户口问题（办理农转非），1980年3月他终于回到了《红旗》杂志社工作，从此时起才真正开始了他的新生。
在谈述了这些痛苦的回忆后，阎先生又播放了香港凤凰卫视记者采访他的录像光碟给我看，是他的口述历史记录，图文兼有，是十分难得的重要史料。通过以上这些，使我对阎先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我非常同情他的蒙冤受难，也非常敬仰他的为人。
最后阎先生对江青的为人作了总结，他说，通过江青在文革中的一系列表演，可以毫不誇张的说，她是一个权欲熏心的疯狂妖女，一个野心家、廹害狂。她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如此残忍而又疯狂的女人呢？这是一个颇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古书里说：“人之初，性本善”，这本应如此的。阎先生说，平心而论，江青的青少年时代本质是好的；就是在30年代的上海她乃是一个进步青年。虽然当时她在个人生活上有不少风流韵事，但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下，也是不值淂大惊小怪和多加指责的。她在文革中之所以变成如此残忍和疯狂，变成权欲熏心，其根本原因是在于毛泽东的指使和共产文化对她的影响和毒害造成的。
1937年抗战爆发后，江青与一帮热血青年奔向延安，这应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她与毛泽东结合后，毛泽东和共产文化对她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延安她亲历过毛泽东与张国焘及与王明的党内斗争之事，张被毛逼跑，王则被毛整垮。其后是延安的整风运动，那种毫无人性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江青是身临其境耳闻目睹的。毛泽东在夺权建立新政后，他亲自导演的一次次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如髙、饶事件，胡风事件，反右，反右倾------等等，毛泽东的种种争权夺利和整人之朮，江青是亲眼看到了，也学到了，故而在毛发动的文革运动中，她在毛的指挥下再从事这一套自然就会轻车熟路了。
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在后面的指使和支持，江青才能肆无忌惮地胆大妄为，她的权欲和疯狂地整人、迫害人就是这么一步步形成的，终于使她成了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个疯狂的妖女。仅以文革小组来说，除被毛泽东（江青也是主要的推手）整掉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王力、关锋、戚本禹等而外，在小组中被她整进监狱的人来说，除阎先生而外，另有穆欣、宋琼、王广宇、张根成、周占凯、矫玉山等几乎所有文革组的工作人员都被她整进了监狱，只留下了她自己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及她的女儿李纳，实在是一件罕见的事。
我的此行实在是一次难忘的拜访。从阎先生以上所述的一切，似乎使我们彼此又重温了一遍文革的苦难历程，那是一段永远难忘的辛酸血泪史。所有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使我无比地感动，对阎先生充满了同情和敬意。我在文革中虽然也深受其害，并且险些丧命，但比起阎先生所受的磨难来说，在时间和程度上要少多了、轻多了，是不幸中之万幸。我们都应该深入总结和反思文革的历史，从中总结出应有的经验教训。
二、第二次拜访
继2007、2008两年我与妻子两次到北京之后，2010年9月初我们又再一次到北京儿子家打算住上数
月。此次到京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去拜访吳迪先生，9月下旬的一天，经与他电话联系，他告诉我他家住北郊的平西王府。听到吳先生的回答后，我说“阎长贵先生不是也住在那里吗”？吳说“是呀！我们两家距离不到一百米”。第二天我与妻子就前往他的住地拜访他，同时也可以再次去看望阎先生。
我和吳先生本来素不相识，2008年我在北京时，一天曾接到他发来的电子邮件，说他是徐友漁先生的朋友，是徐先生介绍才得知我的邮箱，故而给我发来邮件，望今后多联系。此后他与何蜀先生合作创办民间网刊《记忆》，曾刊发过我的一些有关文革的文章，从此我们之间就建立了联系。2009年2月他给我邮来了卜伟华先生《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一书，5月又邮来了《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和《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两书（都是他制作的影印本）。两年来我们虽然有过多次邮件往来，但从未曾有机会吾面相识，此次到京后就非要去拜访他了。
在公交车上我就用手机与吳先生电话联系了，告知他我们到达的大概时间。当我与妻子乘公交车到达平西王府时，吳先生早已开着他的车在大门外等候了，见到我们下车后就热情地上前握手欢迎。到他的住地要先经过阎长贵先生的家门口，我们就一道先进到了阎先生的家。
进到阎先生的家后，只见他躺在床上，见到我们后他支撑着坐起来，和他的老伴姜女土对我与妻子的到来很髙兴，并说他早些时与妻子在院子内空地上撘建瓜棚时不小心摔了下来，扭伤了腰部，现在尚未恢复健康，仍需经常卧床休养。我说我们是特意来看望阎先生的，并带来了少量广西特产，以示慰问。姜女士则热情地招呼我们就坐、饮茶，不一会就带着我的妻子到另一房间去聊天了，只留下阎、吳与我三人在一起，开始了我们之间的谈话。
阎、吴两人本来就是相识的朋友，又是同住一区的鄰居，彼此十分相熟，我与阎先生也相识两年多了，所以彼此间的谈话就没有什么拘谨的了。我叫阎先生躺下，再开始我们的谈话。大家互致问候并简要地说了一些各自的情况后，由吳迪先生首先拉开了话题。他说现在的言论仍很难有自由言说的空间，就是对文革的研究很难深入下去；他与何蜀办的《记忆》现在遇到了难题，很难办下去了，因为何蜀先生受到了国保的监控，与他联系多有不便。我说在三月下旬时我也受到了本地国保的传讯，并被搜去了电脑及若干书籍和资料，监视居住半年，实在是意想不到和不可理解的事。吳先生紧接着说，这就更说明问题了，连你这样的老人也受到监控，近来有好些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士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监控，这个言论的开放看来还是个遥远的事。
接着我们又谈到了如何抢救文革史料和文革的研究问题，以及当今社会道德滑坡和反腐败的若干社会话题，对这些问题大家都有同感，看法都比较一致。在谈到写文章时，阎先生则叫我们要注意不要有敏感的语言，以免刺激到某些人的神经，要懂得当今的社会现实，多注意保护自己，避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才能有更好的活动空间，以利于自己的研究和写作。
阎先生是一个稳重而谨慎的人，他的意见是诚恳的。记得去年我曾把自己写好的一些文章先发给他看，希望他能提出修改的意见。每次他都能认真的阅读，并且提出修改的意见，连文中的错别字都给指出，令我十分感动。有时对文中的一些敏感语言他也指出最好去掉；对一些文章中有“批邓”的内容，他则指出“邓不能批”，“这样的文章不要写”。我很尊重阎先生的意见，也很注意自己文章中的敏感语言，但对“批邓”这一点我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在一些文章中仍然坚持“批邓”。
为了不影响阎先生的休息，我们三人之间的谈话大约持续一个小时，就打算告辞了。离开阎先生家时，姜女士送了不少她自己种的瓜菜给我们，对此我们深为致谢，并希望阎先生多保重身体，早日恢复健康。
不一会就到了吳先生的家，也是一座花园式两层小楼房别墅建筑。吳先生的妻子早在家准备午饭，对我与妻子的到来表示热情地欢迎，安排我们就坐，并敬上茶水。我把带来的广西特产送给他们，说是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吳妻则深表感谢。落坐后，我们主要是拉些家常，吳说70年代他们都是从北京到內蒙挿队的知青，“四人帮”倒台后才上的大学。毕业后吳分配在电影学院工作，吳妻则到了图书舘从事管理工作，现已提前退休在家了，吳则仍在学校工作。
闲聊了一阵之后，吴妻则端上饭菜招呼我们就歺了。这是他自己做的家常饭菜，倒也十分可口。我们一边吃着，一边海阔天空地闲聊，彼此间都显得融洽和有共同的兴致。
饭后稍事休息、饮茶，吳妻与我的老伴继续闲聊，不一会吳先生则带我到他楼下、楼上的两间藏书室参观，只见两个藏书室的书架上都摆满了各种图书，真不亏是一个做学问的研究学者。他说他对文革史和50年代以来的历史研究很有兴趣，决心要做出一番成绩来。并说如果他与何蜀先生合作办的《记忆》不能再继续下去的话，他自己也会坚持办下去的。对吳先生的此番表白我很赞赏，我想何蜀先生也是我熟知的朋友，我当然希望他们能继续合作办下去；如果因为客观原因不方便继续合作，不得已而分开也是情理中之事。但，我希望他们各自都能继续努力，为文革史和现代其它的历史研究取得好的成就。参观完两间藏书室后，下得楼来我与老伴就打算告辞了。吳先生用车把我们送到小区大门外的公交车站，不一会公交车来了，我与老伴与吳道别，上公交车离开平西王府回我们的住地了。
三、第三次拜访
自2012年3月2日我老伴经检査发现身患肺癌以来，至2014年9月8日她病逝之日止，为了给她治病和照顾她的生活（最后一年虽然为她请了保姆，也常要我为其寻医问药），两年多的时间我都守护在她的身边，也不能离开住地外出探亲访友。她在最后的半年时光中，晩期癌症病人那种疼痛难熬的惨状是难以言状的，真乃生不如死。现在她走掉了，尽管是一种人生的不幸，但也仍可以说是她的一种解脱，因为对具体的一个人来说，总是会死的；与其说痛苦地留在世上，倒不如死后步入天国，此乃实在也是一种人生的自我安慰吧！
9月13日办完老伴的后事，儿女们为了工作与生活都相继离开我前往各自的工作岗位了。我一个人生活孤单，儿女们都呌我去跟他们生活，10月8日我就到了北京与儿子共同生活了。两年多来未曾再到北京，此番进京有机会再去拜访老朋友了。
到京后我分别给长贵、宇锋、仲兵、京耀、友漁、铁流等朋友们去电话。前四位朋友的电话都打通了，我向他们表示问候，告知他们我到京了，过些时再去拜访他们；但友漁、铁流两位先生的电话虽是拨通了却没人接电话，不知何故。
由于北京的气候变化大，10月初就颇感凉意要穿毛衣了；特别是连续多日的雾霾，使人很不好受，故而很少出门上街。由于我从南方一下到了北方，加之雾霾多日不散，一到京后就感冒了，这种小病居然拖了十多天才好转。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之我儿子不日要从北京转到上海工作，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故而时间紧张，不能一一再去拜访这些朋友了。但，在这些朋友中只有阎长贵先生身体较差，在电话中他说话细声，说他刚做完眼部的手朮，现在视力不好，不能看书看报，不能上网，更不能写东西，行动也不便。听到这些后，我就决定只去看望他一个人好了。
10月28日晚上我给阎先生去电话，告知他我明日到他家，他说现在不住平西王府，而是住在市内五四大街老北大红楼附近，就是《求是》杂志社的宿舍区2号院1号楼13号。29日早歺后我就乘车去他那里，到美术舘下车后，沿五四大街往西行不远就到了旧北大红楼，记得1966年文革大串连时我曾到过这里，那时的中宣部就在这里。再往西走不远，往右拐湾就是《求是》杂志社，再走不远就是阎先生的住地。
当我走进2号院的大门时，阎先生已在四楼的窗台上叫我了，我迅即上到四楼，右边即是他的居室，他已经打开房门在等候我。一见面我就紧紧握住他的手，向他致意问候。三年多的时间不见面了，虽然期间有过邮件往来和互通电话，但总不如亲自见面这么如意亲切。现在得以相见，既令我十分高兴，又为他目前的身体状况而有所忧虑，他的身体确是比过去差多了。
落坐后，阎先生想去倒茶，我叫他不要动，我自己来。我问他嫂夫人姜女士呢？他说是有事上朋友家去了，顺便再购些食品回来。接着我向他简要地介绍了自己的一些情况，并说我的老伴已于9月8日病逝了，在生病期间她还谈到过2010年9月与我拜访阎先生和嫂夫人时的情况，令她难以忘怀。阎先生对我老伴的去世表示哀悼，并希望我节哀，从悲痛的阴影中走出来。
接着我们的话题转到了文革的研究问题，我说这几年因老伴重病，照顾她用去了许多时间，我只偶尓写了一些关于广西文革和其它的文章；但，我在《往事》、《记忆》上却常看到阎先生写的文革回忆文章，都是难得的文革重要史料。自2009年4月阎先生《问信文革史研究》一书出版后，在文革史的研究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5月时阎先生曾将此书寄给我，使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从中获得了许多原来不懂得的重要文革史料，提高了我对文革研究的认识。阎先生说今年7月香港大山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南海文革内幕》一书，他只获得了一本，其它的寄不进来，无法将此书送给我了。我在卓面上拿起此书翻看，因时间关系，只能浏览一下标题而已。这实在又是一本研究文革的重要史书，只可惜我没有机会细读，实在是一件令我遗憾的事。
我们同时也谈到了当今存在的若干社会问题，如贪腐猖獗，道徳滑波，社会不和谐，群体性骚乱事件时有发生，反普世价值的声音仍然甚嚣尘上，言论仍无自由可言，环境的污染恶化严重------等等许多问题，都是令人忧虑的大问题。虽然如今新的执政者都看到了这些社会存在问题，并正在全力以赴地“打虎拍蝇”，深化改革和法治建设，努力实现中国人的宪法梦，这些都是深得国人称赞的正确之举；但，当今的阻力很大，许多存在的社会问题一时是难以解决的，既使一时解决了，也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只要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不改变，这些存在问题也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
我们对上述谈到的这些问题，对现实社会和国家前途的忧虑，基本的看法是一致的。我说“我等都是年迈的耄耋老人了，未来的时日不会很多；但年迈不应忘忧国，要趁身体还行的时候，要多留点文字在人间，以便给后来的人们对过往的历史留下点滴的史料，也不愧虛度此生。特别是阎先生有丰厚的人生阅历和学识，又是写作上的高手，更应该发挥出自己的热能，为历史作出自己更多的贡献”。阎先生对我的这些说词虽表示理解和赞同，但认为自己的身体恐怕难以胜任了，倒是希望我在这方面多努力，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说我当然会尽力而为，但主要还是希望看到阎先生早日恢复健康，以留下自己更多的文字给后人参阅。
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看到阎先生的神态显得疲倦的样子，为了不影响他的休息，我就打算告辞了。我告诉他，因为我儿子要转到上海去工作了，过几天就打算离京赴沪，我也要跟着同去，以后有机会再到京时定会再来看你。望你多加保重，早日恢复往日的健康状态，以便能早日上网、写文章，这是我和所有朋友们的衷心祝愿。
离开阎先生家时，他送我出门外，并打算送下楼，我告诉他留步，说“你的视力不好，行动不便，千万不要下去了，以免发生意外”。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一再向他吿别，叮嘱他千万保重。再见吧!我们定能后会有期的。.
以上就是我三次拜访阎先生的简要记述，权当作为对此有兴趣的朋友们的一种参考吧！
作于2014年11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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