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桂林大武斗及反人类大屠杀的回顾与思考（上）
晓明（北京）
桂林是一个多山之宝地，它的东、西和北面属南嶺山脉之一部的高山区，中部和南面是以喀斯特岩溶地貌与丘陵为主的中、低山地区。夏商周时这里是“百越”人居住之地，秦时属桂林郡，这是“桂林”名称最早的起源。在其后漫长的封建时代都以“桂林府”称之，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这里才成了广西的省会，1940年正式设立桂林市，一直延续至今。
自古桂林就是一座以山水优美著称于世的诚市，七星山、独秀峰、象鼻山、川山、西山、老人山、叠彩山------等等,星罗棋布地镶嵌在市内和周边，伴之清彻透底的漓江蜿蜒而过，尽显出了这座山城之秀美。唐代文人韩愈的“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宋代官员王正功的“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罗青意可参”，以及历代许多文人墨客赞美桂林的诗句是数不胜数的。这里的人民勤劳扑实，向来和睦相处，是一个人杰地灵之地。从古代以来，这里出现过赵观文、曹邺、吕词阳、陈宏谋、陈继昌、唐景崧------以及近代以来的马君武、李任仁、李宗仁、白崇禧、梁漱溟、黄现璠、李天佑------等等著名的政治和文、武名人，在不同的时代为中华民族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建设都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就是这么一块山水聖地，在有史以来历代所发生的战乱中，甚至在日寇侵占桂林之时，除了作战双方的厮杀而造成人员的伤亡以外，沒有见过有哪一方的武装人员会对老百姓乱打乱杀草管人命的。但在文革中的1968年，这里却发生了一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乱打乱杀的惊天惨案。回顾那时种种打人、杀人的恐怖场景，至今仍会使人胆战心惊，愤恨无比，也无法理解。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血淋淋的铁的事实。
文革开始之时，筆者是桂林冶金地质学校（即现在的桂林理工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经历了这里文革的全过程。对文革中的大武斗，韦国清支持“联指派”在全广西、特别是在桂林制造的白色恐佈、大镇压、大屠杀；1974年又制造龚志明等人的“反革命”冤案，筆者都是親身经历目睹或是耳闻的，至今仍在头脑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与无穷的思绪。
2011年8月下旬，笔者从北京回到桂林，拜访了一些老朋友，又一次与朋友们回顾了那场血泪辛酸的往事；特别是首次有幸与“‘七四’反革命案主犯”张雄飞和李和平两位先生面谈，从他们的親身经历及所提供的许多宝贵史料，再次勾起了笔者对桂林（包括所属的12县）文革中那场大武斗及大屠杀的痛苦回忆与反思。回顾当年，许多问题确是发人深省、也是对世人永远的警示。
一、桂林武斗的产生及其发展经过
要了解桂林市及其桂林地区12县文革中大屠杀惨案的发生，必须先从桂林武斗产生的原因、发展变化谈起，这与那场大屠杀是密切相关的。
桂林大规模的武斗是如何发生的呢？
1966年5月文革在全国暴发后，广西和全国各地方的情况基本上是相同的，如官方组织对“三家村”和“四家店”的大批判，中央和各地都先后派出工作组进学校，毛泽东鼓动红卫兵造“走资派”和“修正主义”的反，矛头指向各级当权派；地方当权派为了保护自己则组织工人赤卫队和官办红卫兵组织来保护自己，形成了最初的所谓“造反”与“保守”两派之争。其后毛泽东又部署深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者平反，使造反派翻身夺权，保守派垮台，部队介入地方“支左”------等等，都是大致相同的，广西并沒有什么特殊之处，在此不必多言。但从1967年4月以后，文革在广西就出现它的特殊之处了。首先是在广西的首府南宁市，文革之初曾主张镇压过造反派的党政干部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付雨田、谢王岗等人在1967年2月19日和4月19日两次发表声明（习称“219声明”和“419声明”），表示支持造反派。他们的这些举动得到了造反派的支持和拥护，但却未能得到介于支左的广西军区的支持。广西军区要支持的是韦国清，并把在“一月革命”中已经垮台了的保守派重新组织起来，也在原来的造反派中分化出一部分，形成了支持韦国清的新组织，后来统称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广西联指”）。造反派反对军区把韦国清抬出来的作法十分反感，于4月22日占领《广西日报》，成立“四二二火线指挥部”（习称“广西四二二”），这就是南宁当时在夺权斗争中所出现的复杂情况，两派之争就此形成，并影响到整个广西。
在广西各地，由于受南宁的影响，都出现了“支持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区政府主席），打倒伍晋南（区党委文教书记）”的“联指”派，和“打倒韦国清，支持伍晋南”的“四二二”派。在各地的两派组织中，“四二二”派组织除南宁、柳州、桂林三座城市有野战部队的支持力量強大以外，在各地区、各县力量都是弱小的；而“联指”派在各县的力量都十分強大，并且他们不但有广西军区的支持，并有各地军分区和县武装部的支持，因而在那时的派性斗争中，“四二二”派都是处于受压的劣势之中。
为解决广西的文革问题，自1967年6月开始，周恩来总理曾八次接见广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1967年11月中旬，广西“四二二”和“联指”两派代表在北京达成了大联合的协议，中央也作出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同意韦国清、伍晋南以及广西军区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检讨，决定成立由原来的党政干部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军队干部欧治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孙凤章（驻柳州55军军长）、焦红光（空七军负责人）、郝忠云（驻桂林6955部队师副师长）、王斌（驻桂林104部队负责人）、以及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称“区革筹“），领导广西地区的革命和生产，把广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1967年底、1968年初以来，广西各地的两派都实现了大联合，并先后成立了县级和地区的革委会，这对各县的“四二二”派来说，他们是髙兴的，因为他们认为自此可以和“联指”派平等，不再受压了；就是对桂林市区的“老多”派（此一名称来源于广西师院——即现在的广西师大，文革之初这里的学生反工作组一开始就是多数派，故名“老多”）而言，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力量强大，此时也表现出了髙姿态，願意与“联指”派联合，共同成立革命委员会，开展文革运动。
然而，“四二二”派的人们做梦也未曾想到，在大联合成并立革委会之后，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及紧接而来的血腥大屠杀却正在向他们步步逼近，把他们“平等、和平、安宁”的梦想彻底地打破。
从1967年底、1968年初开始，在韦国清的支持或默许下，在各地军分区和县武装部的直接支持下，“联指”派就开始了对各地不同观点“四二二”派的打压乃至围剿、屠杀，如梧州、钦州、玉林、容县、宜山、上思、宁明、灵山、贵县、巴马、平桂矿务局------等等，许多地区的“四二二”派遭到围剿和屠杀，迫使“四二二”派的成员在各县的县城无立足之地，纷纷被逼外逃，有的上山下乡躲藏，有的则逃到南宁、柳州、桂林“四二二”派力量强大的城市，以躲避“联指”派的打压、追杀。韦国清及“联指”派的黑髙参们，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四二二’，建立革委会”，现在县级的“四二二”派已被压垮、打垮，余下的都已被迫外逃，各县都成了“联指”派的一统天下。这种形势的出现，无疑是在韦国清及各地当权者纵容、支持的结果，也是他们的希望所在。眼见各县的“四二二”派濒于被消灭，南宁、柳州的“四二二”派及桂林“老多”派就成了他们最后的打击目标。因此，他们一方面在这三座城市挑动事端，制造武斗的紧张形势，在舆论上则大肆宣称什么南宁、柳州、桂林是“伍修集团”“三点一线”的最后堡垒，因而组织农民武装围攻这三座城市，并派出部队配合“联指”派围攻南宁，柳州，桂林，使这三座城市都同时发生大规糢武斗。
笔者那时生活在桂林市，是“老多”派的一员，親眼目睹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联指”派从1968年初以来，竟在市区不断制造事端，抓人、打人，肆意破坏两派的大联合。虽然在4月中旬成立了桂林地、市革命委员会，但在桂林地区各县“四二二”派濒于被歼灭，南宁、柳州两市“四二二”派也处于被围攻的形势下，桂林“联指”派岂能放过桂林“老多”派呢？5月4日，“联指”派突然抢先占领位于市区中心环湖边上的榕城饭店作为武斗据点，这是当时市区的最髙楼，可以俯瞰市区，扼守南北交通；不几天他们又強佔中山南路及南站的一些楼房、市西边的房地产局、北面的百货站等许多要地作为据点，并抢夺部队的武噐，摆出一付动武的架式，制造武斗的紧张形势。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激发起“老多”派作出相应的自卫反应，也占领据点，抢夺部队的武器，“联指”派及其幕后指挥者就会找到口实来围剿“老多”派。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们这一阴险的罪恶目的。
在“联指”派步步紧逼的形势下，出于自卫，“老多”派果然被迫作出相应的决策，迅即占领榕树楼、桂师、榕湖饭店及十字广场的桂剧院、专署大楼等多处要地，独秀峰下的皇城（现在的广西师笵大学）则成了“老多”派的大本营，并且也到部队抢夺武噐以作自卫的必要准备。
这种一触即发的武斗紧张形势本来就是“联指”派幕后指挥者们所需要的，也是他们一手挑起来的。当时的地、市革委会，军分区，市武装部的领导者们如果能夠公正、耐心地做两派的工作，问题是完全可以妥善解决的；但事情本来就是他们在幕后支持、默许的，他们表面上也讲两句“要联合”，“不要武斗”，也对两派的所为提出“批评”，却把革委会、军分区、市武装部等领导机关由市内搬迁到“联指”派控制的南站地区，一些支持’联指”派的群众也撤离”老多”派的控制区,以便让“联指”派放手的来攻打“老多”派。面对这些政权机关的如此不作为、乱作为，“老多”派理所当然的要开动宣传机器批评革委会，指责他们不公正，仍在支一派，压一派，骂他们是镇压群众的“王斌（市革委会主任）政府”，这完全是那种形势下被廹所作的情理中之事。
事情果然不出人们的所料，“老多”派被迫占据点，抢夺武器，批评革委会不公正，不作为，乱作为，这正中“联指”派幕后指挥者们的下怀，他们就可堂而皇之的诬指“‘老多’派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如是他们就大造舆论，并调动12县“联指”头目及各县武装部人员到桂林会商，研究围剿“老多”派的具体部署，决定成立“桂林地区保卫红色政权总指挥部”（下称“桂保总”），成立“桂北民兵师”，要求各县成立民兵团，由各县武装部领导带队，进城围歼桂林“老多”。
经过十多天的策划部署，“联指”派的围剿部署已经完成，他们计划从南、北、西三面围攻桂林，而东面则留下缺口，让“老多”派在守不住的情况下逃往东面，这是一片塃地坟场，边远是山区，无法再退，便于他们在此一举歼灭。这一部署计划不能不说是周密而阴险的。但“老多”派的学生和青年工人们（也有少数刚从越南战场转业的军人）是精明的，他们看到了形势的严峻，也识破了“联指”派的围剿计划，同时作出了相应的防卫部署，要求城区各单位分片成立联防自保，并成立“红卫师”作为机动部队来誓死保卫山城，与来犯者们血战到底。
所有种种迹象表明，“联指”派及12县武装民兵近8000人对桂林的围攻即将开始，大兵压境，一场大战终不可避免。为了粉碎“联指”派的围剿，“老多”派的决策者周兆祥、刘振林等人决定先发制人，主动出击，于5月17日抢先拔掉了“联指”派在城西房地产局及城北百货站两处据点。在得悉各县武装民兵准于6月4日到达桂林的情报后，趁他们立足未稳之时，6月5日天未亮，“老多”派的“红卫师”主动发起进攻，一举攻破“联指”派的榕城饭店据点，解除了对“老多”派控制区的最大威胁。为此，“老多”派的《红卫兵》报及广播宣传说，这是“六五”大捷，是反击战胜利的开始。此举确实鼓舞了“老多”派的士气，“老多”派控制区内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六五”反击战后，从六月中旬开始，“联指”派从南、北、西三面开始了全面的进攻。在南线“老多”派的桂师、榕湖饭店、榕树楼、阳桥等据点和西线的白岩山、飞凤山、雷劈山、西山等据点都遭到“联指”派多次的猛烈进攻，除白岩山据点因远离市区处于突处地位，“老多”派经顽強抵抗后主动撤离外，其它据点都牢牢掌握在“老多”派手中，“联指’派未能越雷池半步。
如果说在南线、西线“老多”派是处于守势的话，那么在北线“老多”派则完全处于反攻之势，从观音阁、二级站、面粉厂、北站，一路反击，节节胜利，全部夺取了这些据点，把“联指”武装赶到远离市区的粑粑厂灵川县地界了。
经半个多月的连续战斗，可以说“联指”派吃了败仗，他们设想的打通南北交通，一举歼灭“老多”的计划是破产了。南线、西线双方仍然在原有的据点处于对峙状态，而北线“老多”派则扩大了自己的地盘，把“联指”武装赶到远离北站的灵川县境。当二级站被攻下后，笔者曾跟随几名学生到观音阁及二级站实地观看，战后的二级站是一片狼藉，三具进城武斗的农民尸体仍躺在地上无人收尸，大概是“联指”派失败了忙于逃跑而来不及收尸体之故。这三具武装民兵的尸体，一付农民模样，身揹斗笠，静静地横卧地上，我的内心不禁萌生一股恻隐之心，觉得他们也是可怜的。他们进城武斗枉送性命，那些欺骗、蒙蔽他们的人是罪责难逃的。
半个多月的武斗“联指”派是失败了，因为他们欺骗农民进城围攻人家，本来就毫无道理，这些农民组成的武装也没有什么战斗力；而“老多”派的青年学生、青年工人，他们是站在自卫的立场上，显然是站在理上，而且英勇善战，胜利当然是情理中之事。
面对失败，“联指”派头目及幕后指挥者们觉得从军分区和武装部得来的武器不夠先进，比不过“老多”派从野战部队得来的武器，可能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为此，“联指”派头目在幕后指挥者们的策划下，决定到兴安县国防仓库去抢夺武器。
1968年6月30日至7月4日，在“桂保总”的指令下，12县到桂林参加武斗的各路民兵团都派出人员和车辆前往兴安国防仓库抢夺武器。据统计，5天的时间去抢枪的人数多达近万人，抢得各种枪5636支，各种弹药3250000余发，各式手榴弹24428枚，爆破筒114根，各种军需物资783件。
有了数量如此之多而又先进的武器后，“联指”派的头目及幕后指挥者们真是高兴得手舞足蹈，认为一举攻破桂林指日可待。于是立即召开会议，重新作出进攻部署，决定从南、北、西三面同时进攻，以西面作为进攻的重点，南、北两面作佯攻，以便从西面一举攻入市中心区，切断“老多”派南北的联系，然后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围歼。
从7月13日至8月5日，双方在西面进行了激烈的武斗，一些据点几经得失，反复争夺，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笔者所在的桂林冶金地质学校，就有18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共产党员）战死，损失是惨重的。然而此番双方的武斗，“老多”派仍然固守据点，“联指”派始终攻不破“老多”的防线。从6月5日双方武斗打响，至8月5日武斗平息，历时两个月，双方参战人员合计近两万人，两派共战死406人，其中12县“联指”死198人，“老多”派死一百多人，桂林市“联指”死近百人，双方负伤人员几近千人，可称得上是一次较大的战役了。
二、惨绝人寰的反人类大屠杀
伴随着桂林武斗的进行，各县“联指”派开始了毫无人性的乱打乱杀。1968年的6、7、8三个月及9月的上半月，可以说是杀人如麻、冤魂遍地的一段悲惨岁月，无辜惨死者估计达一万多人，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屠杀。其实这种屠杀早在1967年10月就已初现端倪，那时桂北地区的一些地方就出现了所谓“贫下中农最髙法庭”和“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一类的非法组织，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随意抓人、杀人。最典型的是桂林地区的全州县，该县东山公社三江大队民兵营长黄天辉在几个基层干部黄天爱（大队会计）、刘义周（信用社会计）、刘俊博（党支部委员）、杨隆义（治保主任），以及“联指”派头目刘性林等人的共谋下，10月3日至4日，仅两天之内就在黄天辉的直接指挥下集体屠杀了所谓的“地、冨、反、坏、右”份子和他们的子女共76人，其中有7户人家39人全被杀绝。在这些被杀者中，如被戴上地主帽子的蒋元秀（女，70多岁）及她的女儿蒋鸾英（髙中毕业，民办教师），一个3岁的孙子，一个1岁的孙女全部被惨杀；地主家庭出身的刘香元是到贫农家入赘的女婿，连同他的两个未成年孩子一起被坑杀。这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刑事凶杀大案，开创了桂林地区“文革”以来滥杀无辜的先河。
又如在荔浦县，1967年12月4日至7日，支持韦国清的荔浦县“联指”派在县武装部的默许下，由“联指”派头目董茂轩、尹瑞云（县商业局干部）、叶光林（两江区武装部副部长）的指挥下，用武力围剿该县修仁“农总”派（属反对韦国清的“四二二”派），当场打死“农总”派多人，抓走多人。为了庆祝围剿胜利，7日下午，“联指”派公然在修仁召开所谓“荔浦县修仁镇压反革命夺权胜利大会”，会上当众枪杀“农总”派成员谢恩寿、杨藻庆（学生）、蒋纯信（学生）、温绍勋（代课教师）、黄仁敏（地主家庭出身）、徐绪文（工人）、周德发（农民）等14人，是又一起光天化日下的凶杀大案。
发生如此的凶杀大案，这在过去不论是封建帝王时代，还是国民党当政的时代，都会要对事件进行查处，对杀人凶手绳之以法的。但在韦国清的独裁政体下，那时当地的公社、县两级“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及武装部、“公检法军管会”（都是那时各地的实际掌权机关）却不闻不问，让凶手逍遥法外；而那时广西的最髙执政者韦国清对此也装聋作哑，任其类似事件不断的发生，终于导致其后各地凶杀案的普遍出现。可以说桂林地区的这两起凶杀大案和广西其他一些地方在此期间连续出现的一系列凶杀案件，由于当政者们都不査处，有意隠瞒、包庇，这对后来广西各地的大屠杀无疑起到了一种诱导与鼓励的示范作用。
1968年5月，桂林市区开始出现武斗紧张形势，地区各县要组建民兵团赴桂林围剿“老多”，他们必须要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为此必须把各县的“四二二”派彻底铲除，对“四二二”派及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开始围剿、镇压、屠杀，几乎是各县“联指”派头头和幕后指挥者们的共同决策。当前线武斗他们有人战死时，便会回到后方报复杀人垫底。特别是在1068年6月17日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习称《六一七公告》）和中央《七三布告》下达后，各地为贯彻落实，加紧了清查“反共救国团”和“现行反革命”，向“阶级敌人”大刮“十二级台风”的疯狂举动，使乱打、乱杀达到了最髙潮，出现了种种令人无法想象、无法理解的形形色色凶杀惨案。如：
1、桂林市：8月5日双方的武斗平息后，“老多”派主动撤出武斗据点，并于8月13日主动上交武器。但此时围攻桂林的12县武装“联指”并未完全离开桂林返回各自的县城，桂林市的“联指”派也并未交枪。原来他们是在等待执行一项新的彻底歼灭桂林“老多”派的任务。
当南宁、柳州两地的“四二二”派在7月底和8月初被部队和“联指”派武力解决后，介于“老多”派在文革初期的名声（几次被周总理赞扬过），支持过“老多”派的6955部队尚在桂林（虽然此时已被广州军区王永胜解除了“支左”任务），韦国清们对桂林“老多”派的解决办法则采取了一种新的手段，即类似于北京派军宣队、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那样的办法。8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专题研究桂林问题，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吳华和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桂林市武装部政委陈秉德参加了会议。回到桂林后，会同桂林地、市革委会反复进行研究，草拟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准备于8月20日公布实施（下称《八二0公告》）。
8月17日，景伯承在桂林步兵学校主持召开桂林地区各县武装民兵团负责人及各县武装部一把手参加的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吳华参加会议并作了指示，強调“桂林的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干净”。8月18日，广西军区政委魏佑铸又专程赶到桂林进行督促检査，并在部队驻地召开核心会议，紧急部署8月20日的行动。魏佑铸在宣读并解析《八二0公告》时，特别指出“《八二0公告》表明依靠的是‘联指’，镇压的是桂林‘老多’”。行动前，他们把参加武斗的桂林市“联指”两千多人组成“工人纠察队”，把各县进城武斗的人员数千人组成“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带上红袖套，配备精良武器。
8月19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及桂林军分区又在104部队驻地召开行动前的最后会议，由景伯承主持会议，桂林“联指”头目曹铁军（市委党校干部）及桂林地区12县民兵团负责人、各县武装部负责人参加会议，最后确定次日（8月20日）行动方案的具体部署。
8月20日凌晨，在景伯承、陈秉德等人的直接领导指挥下，由桂林“联指”组成的“工人纠察队”和各县进城武斗人员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分区及各县武装部的军人近万人开进“老多”派所在的城区，封锁各交通道口，对各单位、街道逐户进行搜査，用枪杆子、棍棒、绳索向人们“宣传毛泽东思想”，顿时四处抓人、打人，出现了一片鬼哭狼嚎的悲惨景像。“老多”派成员、各县逃到桂林避难的“四二二”派成员，“地、富、反、坏、右”分子，支持过“老多”派的党政干部等近万人被抓捕，捆绑，毒打，整个城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漓江西岸主要城区的“老多”派被踏平后，8月21日对漓江东岸的东江区进行搜捕。笔者当年任教的桂林冶金地质学校就位于东江区七星岩北面的屏风山下，親历了这场大搜捕。天刚发亮，全付武装、带着“工人纠察队”、“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袖套的“联指”人员从校门和围墙四周翻墙进入学校，立即在教学大楼、实验大楼的楼顶架上机枪，封锁校门及各道路口，挨家挨户进行捜查，然后把全校师生、家属集中到操场上，在四周武装人员枪杆子的监控下由他们的头目开始训话，名曰：“宣传《七三布告》”，“宣传毛泽东思想”。笔者过去在电影中曾看到过的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或者是国民党还乡团进村搜捕共产党人，那种架势、那种恐怖的情景，今天可是实际親身经历了。8月21日、22日，包括笔者在内的一百多名师生（都是“老多”派的负责人和骨干成员）都被抓捕、毒打、关押。
8月20日至25日连续六天的大搜捕，市区近万人被抓埔，各县到桂林避难的所有人员全被作为外来人员被清理。我親眼所见我校65级一名学生的表弟覃某某，是一名初中学生，参加了“四二二”派，武斗期间到桂林我校来躲藏，我曾与之交往过，此番作为外来人员被清理了，交给永福县“联指”，押回永福后即被枪杀。
8月29日，市革委副主任、武装部政委陈秉德在工人电影院召开市直机关干部大会，号召全市统一行动，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大刮“十二级”台风。在陈秉德的号令下，“联指”派乘机开始了疯狂的报复，从8月30日起开始了全市范围内的游斗、打人、杀人。在8月30日的游斗中，即有染织厂副厂长陈华、体委教练汪成竹被活活打死，所有的被游斗者均被打伤。
9月1日，地、市革委会在广西师院（现在的广西师大）把地、市“老多”派的中、下级头目及骨干成员许瑞林、邓铁桥、鲁鹤松、于文杰、张树枝、邓井发（专署农委干部）、诸国军（专署外贸局干部）等12人以“混进群众组织里的阶级敌人”之罪名五花大绑后进行活人展览。组织群众轮番参观。
9月2日，许正义（市监委副书记）、邵永清（市监委委员）、王仁武（市经委副主任）、蓝宗贞（市财政局长）、崔耀华（市财办副主任）、郭文刚（市文化局副局长）等支持“老多”派的领导干部在游斗中均被打致重伤。
9月3日，著名演员黄婉秋因参加了“老多”派被游斗；笔者本人及学校20多名师生（均为“老多”派负责人和骨干成员）也在同一天被游斗，多人被打伤，幸好这一天没有人被打死，是不幸中之万幸了。
9月4日，专区食品公司的“联指”派把本单位的“老多”派负责人及骨干成员押上汽车在市区游斗，当汽车开到北门食杂仓库门口时，遇上兴安县“联指”派到桂林收尸（武斗中的战死者）的一批人，这些人不问情由，手持木棍、石头，爬上汽车向被游斗的人一阵乱打、乱砸，边打边狂喊：“打死这些国民党残渣余孽，为死难的親人报仇”，把这些人打得鲜血淋淋。此时，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朝着被游斗的对象连续开枪射击，直至打完弹夹内的7发子弹为止，当场把林伟（公司业务员）、张少钧（统计员）、苏秋枫、王修澡（业务员）、马洪光（物价员）、黎光录（统计员）等六人当场打死。
9月13日下午，市建二0一工区在乐群路小学操场召开批斗会，在“联指”派头目李良佑、阳春辉等人指挥下，把该单位“老多”派成员肖菊生、锁成林、段辉余、李文禄、胡际生、粟定芬等六人，在批斗中被活活打死。
9月15日，市郊区雁山“联指”派头目秦宗德、文华均等人，在雁山公社武装部长万春桥的支持下，召开批斗大会，会后枪杀了“老多”派成员吳全仲（植物研究所员工）、腾秀山（植物所技术员）、马崇义（实习员）、秦继成（工人）、孙庆柳（广西师院学生）、白胜山（地区劳动大学学生）等六人。
市内所有各系统、各单位的“老多”派负责人及骨干成员，支持过“老多”派的党政干部，那些“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几乎都遭到了关押、游斗和毒打。
在市内更有全国政协委员刘介一家4口惨遭杀害，是一起令人震惊的凶杀大案。与此同时，在郊区农村的各个大队都开始了屠杀“地、富、反、坏、右”一类的“阶级敌人”。一个多月的时间，市区及其郊区被惨杀的达345人，与南宁市及广西其它地区和桂林地区各县相比，桂林市区是乱杀人最少的地方了。
2、临桂县：这是紧邻桂林市区的一个县，是桂林地区乱打、乱杀最为严重而又典型的一个县。该县从1968年5月开始即出现乱杀人事件。5月初，临桂县武装部副部长、县革委会主任龙风山就在干部会上号召：“要抓阶级斗争，开展‘七清查’和‘三保卫’运动，县和各公社都要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狠狠地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一个县级领导机关的一把手如此出面煽动，全县各公社、大队迅即行动，乱打乱杀之风就此而兴起。如南边山公社即有莫光华等18人惨遭杀害；六唐公社“四二二”派“农总”负责人白先玉、李明久等13人被杀；庙岭公社水口大队文接风、茶洞公社花岭大队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复退军人李平和社员禇火连、褚逃福，保宁公社廖振军、莫喜三等人都被杀害；县农业局干部谢崇晋，四塘中学学生彭昌林等人也在此期间被杀害。
1968年6月17日“区革筹”和广西军区的《617公告》发布后，要求全广西开展清查“反共救国团”，在该县掀起了一股新的政治迫害和杀人狂潮。为贯彻落实这个公告，6月23日，龙凤山等县级领导人到五通公社部署清查，进一步煽动杀人。他在会上动员说：“对阶级敌人不能手软，要稳准狠地打击他们，要刮‘十二级台风’。”“搞阶级斗争哪有不死人的？上面讲现在死人还不祘多，现在死这么一点人，沒有过去一个战役死的人多，还比不上一场瘟疫。为了革命，死几个人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在龙凤山的鼓动下，全县出现了乱抓“反共救国团”的迫害狂潮，许多人被抓、被杀。仅五通公社在6月29日的群众大会上，就公开枪杀了上海下放来的药剂师丁志瑜（57年曾被划为“右派”）、以及李秀亮、于仁龙、肖德旺、黄励等13人。
在7、8月间，该县的屠杀达到了最髙潮。在此期间，县工交办主任蒋善忠、林业局副局长卢定宣、供销社教导员刘一峰、县农业局干部李源森等人，在“联指”头目胥明德指挥下把他们五花大绑后推下河溺死。更有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副县长周克仁、县委常委、县法院院长刘锡臣夫妇、检察院副检察长龙炎云、工会干部李志辉、县医院副院长骆云傅（女）和她的丈夫（一个科级干部）、以及临桂县中学学生谢务咎等多人均在胥明德的直接指挥下惨遭杀害。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法院院长刘锡臣夫妇被杀后，他们年仅17岁的儿子在桂林武斗之前就回老家河北避难，胥明德还派人去河北把他抓回来杀害。
从1968年6月5日至9月26日，仅胥明德親手策划布置、親自决定和组织指挥，就杀害干部、群众77人，其中科级以上领导干部13人，一般干部16人，教师4人，医生3人，学生6人，工人5人，其他群众（包括“地、冨、反、坏、右”份子和他们的子女）30人。这些被害者中夫妻双双被杀的有八对。
另一名“联指”派头目、时任县革委会常委的韦英豪，从1968年6月至9月，他親自指挥杀害干部、群众290人（包括县级干部7人，区级干部8人），其中一次就集体枪杀18人，是又一名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此种大屠杀在农村就更为普遍，许多参加过“四二二”派的群众，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份子都被杀害。从1968年1月至10月，仅据1983年文革处遗中官方的统计数据，该县共杀害了2051人，是桂林地区乃至广西文革的重灾区之一。
3、平乐县：该县“联指”派在县武装部负责人李眉山和平乐镇武装部负责人杨永喜的支持下，组成数百人的民兵团前往桂林参加武斗，在7月13日进攻“老多”派桂师及榕湖饭店据点的战斗中失利，有数名武斗人员战死，他们就疯狂拿无辜的“老多”派普通群众来报复。那时在南站对面东方红饭店门前有一处语录牌楼，里面关押有不少被桂林市“联指”非法抓捕来的“老多”派普通群众，7月14日中午，平乐“联指”武斗人员伍学強、林海、唐桥生等二十多人，冲入这座语录牌楼里，抓走桂林针织厂职工唐跃武、李江、白先德、马震鹏、秦恩深等十二人，押解到桂林十一中对面的树林里，先是用枪托乱打，用刺刀乱捅，打得半死后再全部枪杀，是又一起光天化日下的凶杀大案。
这些杀红了眼的凶恶暴徒不但在武斗前线拿无辜的群众来报复，也在平乐县城凶狠地报复杀人。如7月15日，“联指”派到桂林武斗的几名战死者尸体运回平乐开追悼会，身为平乐镇武装部长的杨永喜公然出面策划，由梁培德、蒋明福、马家兴等人在平乐镇街道抓了所谓的“阶级敌人”林唤瑜、廖耀武、李治平、曾福祥等四人来公开枪杀，为他们的武斗战死者祭葬。
7月23日，又有一名“联指”武斗战死者杨志強的尸体运回平乐开追悼会，“联指”派的武斗人员再次在平乐街道抓了所谓“阶级敌人”唐植真、李永汉、何伦书等三人公开枪杀，为他们的死者祭葬。
8月14日，又一次在跑马坪（当时的县体育场）为武斗战死者梁培明、唐绍技两人开追悼会，“联指”武斗人员又再次在县城街道抓了所谓“阶级敌人”蒋正宣、呉志強、刘显年（黄埔军校毕业生，曾为国军团级军官）、刘志泉、林小梅（女）、许菊英（女）、李瑞迎（女）、陈邓氏（女）、黃治国、李承和、张太康、梁细亚、吳瞎子（小名，并非眼瞎）、李济年等16人公开枪杀，为他们的武斗战死者祭葬。其中的被害者吳瞎子是被凶手梁培智用马刀活活砍死的。
平乐县的大屠杀早在1967年即有发生，1967年7月18日，那时两派曾一度出现过武斗的紧张形势，“四二二”派成员桂炳生(搬运社工人)在平乐县城边的木官定村躲避武斗,被“联指”抓住而枪杀。
1967年的冬季，在平乐县的源头、同安、青龙、张家、乔亭等公社的一些农村中，就出现了所谓“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一类的非法组织，杀害了一些“地、富、反、坏”分子和他们的子女数十人，“联指”派公然刷出“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就是好，阶级敌人跑不了”这样的大标语，为其公开呌好。
随着1968年6月桂林武斗的升级，平乐“联指”数百人奉“桂保总”之命在县武装部负责人的带领下前往桂林武斗，后方则加紧了对所谓“阶级敌人”的清査和对“四二二”派的围剿，屡屡发生乱打、乱杀的凶杀案件。特别是在“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六一七公告”》发布后，在平乐也掀起了一股大抓“反共救国团”的狂潮，乱抓人，刑讯逼供，乱杀人随处可见。在《七三布告》下达后，又打着落实《七三布告》的借口，使乱杀人凶案遍及城镇和农村。从1968年6月至9月，全县被非法杀害的有党员干部肖汉飞、夏景昇、毛作仁------；“四二二”派头头及骨干成员张弓（髙中学生）、冯耀坤、卢汉才、李修平、申广秀（女）------；教师陈文开、白先春、李国宗、郭光宪、温素杰（女）、陈贵珍（女）、梁良忠------；工人廖祖厚、余海、陈鹰、桥弟夫妇------；农民谢彰荣、谢发荣两兄弟、潘先林、张发瑞、蓝海青、严石水、严福桥------；“地、富、反、坏”份子郭嗣茂、钟文胜、罗贵英母子、李林结一家六口、唐文松------；以及演员黎素平（女）、医生蓝宗炉------等等，全县被惨杀者仅据官方统计有1926人，是文革中又一重灾区。
4、阳朔县：当桂林出现武斗紧张形势时，县人武部接到上级通知后，当即与县革委会共同研究，决定成立武装民兵团开赴桂林围剿“老多”派。阳朔“联指”派在桂林武斗中先后有12人战死，多人受伤，他们就急于寻找报复的对象来为他们的战死者复仇。在桂林他们找不到复仇的对象，就回到县城疯狂乱杀人，名曰“杀人垫底”，为他们“牺牲”的战友报仇。
1968年6月14日下午，赴桂林武斗的民兵干部林定权和十多个“联指”武斗人员乘汽车从桂林回到阳朔葡萄，当晩就将“四二二”派观点的阳致政、张雄、蒋任、廖祖偿、张步勋等五人用布蒙住眼睛推上汽车，拉到公路边西侧的柚子弯附近枪杀，首开了阳朔县乱杀无辜的先例。
6月30日，赴桂林武斗的民兵干部容木胜、苏成惠专程从桂林带回一个武装民兵班到白沙，从白沙区“联指”指挥部私设的“牢房”中把孙锡华、宾正荣、李光祥、韦有恒、容作飞等5名“四二二”派成员先后枪杀。
7月8日晩，赴桂林武斗的负责人与留守的“联指”派负责人在县手工业社楼上开会，研究并部署杀人的计划。7月15日，在桂林武斗中战死的县百货公司“联指”成员黄金成的尸体运回阳朔，16日在阳朔公园开追悼会，“联指”派头目即利用此机会煽动杀人垫底，把非法关押的县百货公司干部程忠纯，县委委员、县粮食局长苏良钰（当年筆者在阳朔中学一个同学的親哥哥），县合作社干部李超等三人（都是支持“四二二”派的干部）押到公园“联指”派的追悼会场，強逼他们跪在死者黄金成的尸体前，任由“联指”暴徒们乱棍毒打，凶手们先用刀把苏良钰的耳朵割下，打得半死后再把三人枪杀，以此来祭奠他们的死者。真乃人世间罕见的凶杀案。
8月3日晚，“联指”派指挥部在县人民礼堂召开拘留莫崇跃（县邮电局干部，“四二二”派成员）批斗大会，同时把非法关押的“四二二”派成员20多人押到礼堂台上陪斗。大会由牟科永（县教育局干部，“联指”指挥部领导成员）主持。批斗大会开始后，赴桂林参加武斗的县直属民兵连指导员蒋彬（县委组织部干事）带领部分民兵进入礼堂冲到台上，蒋彬抢过话筒高喊“血债要用血来还”，煽动打人、杀人，先后有40多“联指”派人员手持木棍冲上台，轮番毒打被批斗的人员，可怜这些无辜们，莫崇跃、莫文初、吳尚贤、吳章龙、农汉和等五人被活活打死，其余20多人被打致重伤。
区革筹和广西军区《617公吿》下达后，县革委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清査“反共救国团”运动，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7月3日，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下达，为贯彻落实《六一七公告》和《七三布告》，县直机关和各区、乡、大队掀起了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的高潮，使许多“四二二”派成员和“地、富、反、坏、右”份子被抓、被打、被杀。如县直机关的干部张伯勋、覃荣华在7月30日的游斗中被打死；县水电局副局长苏志生、农业局干部朱方瑾被逼自杀；副县长阎秀清被打致残；职工莫振云、李志华、莫继荣、林杰、周祯、林九准、廖大文；群众陶天喜、刘德展、秦社林、秦金发、秦年生------等等一大批人惨遭杀害。据官方统计资料，全县被非法杀害者为639人，对阳朔这么一个小县来说已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了。
5、全州县：前已说过，1967年10月该县的东山公社两天之内就屠杀了“地、冨、反、坏”及他们的子女76人，是桂林乃至全广西最早开始乱杀人的县份之一。进入1968年以后，随着桂林武斗紧张形势的出现，该县的乱打乱杀之风也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六一七公告》下达后，全县清查“反共救国团”，乱抓、乱杀几乎随处可见。6月26日县革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部署贯彻落实《六一七公告》，全县掀起大抓“反共救国团”运动，至7月31日止，仅36天全县城乡就以所谓“反共救国团”、“现行反革命”等罪名杀害了1246人。7月3日，中央《七三布告》下达后，县革委于7月8日召开贯彻落实《七三布告》誓师大会，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又把乱杀之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从7月到12月，该县各公社农村都普遍成立了所谓“贫下中农法庭”，有850多名所谓“四类分子”及他们的子女惨遭杀害。面对大量的凶杀案件，当政者们不但不出面制止，县革委主任竟在领导干部会议上说：“现在农村杀人较多，要看得惯，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头”。不打自招地说明就是这些当权者在公开的鼓动杀人。
该县从1967年10月至1968年12月（特別是1968年的6月至9月），有“四二二”派成员，支持过“四二二”派的党政干部，所谓“地、富、反、坏”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共2156人（其中党政干部105人，工人41人，其它2010人）惨遭杀害，是又一个文革的重灾区。
6、灵川县：文革中该县无辜惨死者为1379人（包括被逼自杀的276人），其中包括县委常委、县法院院长龚春富，县委宣传部长徐世全，县公安局教导员褚锦勋，县供销社副主任程涵秋，粮食局股长、地区民政局下放干部唐谦，文化馆工作人员、自治区下放干部曾海君，灵川化肥厂副厂长陈杰民等197名干部，58名工人，42名学生，24名城镇居民，“地、富、反、坏”分子及他们的子女555人，农民503人。
7、荔浦县：全县惨遭杀害的为755人，其中干部77人，职工12人，工人22人，学生4人，农民（包括“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子女）640人。另有近2000人遭受迫害，数百人被打致伤或致残。
该县大屠杀的策划者是“联指”派头目董茂轩、尹瑞云（县商业局股长）及县革委、武装部领导刘铭华（县委副书记、革委副主任），黄天甲（县武装部科长、“抓促指挥部”主任），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实际掌权者。
8、兴安县：大屠杀中有869人（其中被逼自杀者170人）被非法杀害，包括国家干部105人，工人34人，学生8人，“地、富、反、坏”及他们的子女525人。
9、永福县：在贯彻落实广西《六一七公告》和中央《七三布告》中，抓捕了1128人，被非法杀害的有905人，其中有国家干部147人，工人56人，农民334人，城镇居民30人，学生11人，“地、富、反、坏”及他们的子女321人，其它3人，有66户全家被杀绝的。另有130多人被打致伤、致残。
10、龙胜县：大屠杀中抓捕关押了2208人，有281人被杀害，其中干部42人，工人12人，居民1人，农民（包括“地、富、反、坏”及他们的子女）217人（有7人为儿童），和尚2人。被打致伤、致残者223人。
最典型的是该县的宝赠凶杀惨案。宝赠位于该县西北边境，是一个侗族聚居的村寨，全村569户，共2692人。6月20、21日两天，县革委主任和“保红指挥部”召开各区武装部长、革委主任和指挥部负责人会议，介绍外地“刮台风”大抓、大关、大杀“阶级敌人”的经验，研究本县如何学习外地经验，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具体部署。
宝赠村支书吳建兴、文书杨盛芳（兼文革组长）6月24日从瓢里区开“刮台风”会议回来，25日立即召开公社干部会议，确定吳耿基、吳振凡、吳桂、黄紫明、石光祖等11人作为批斗对象，成立“宝赠公社保红指挥部”，由杨盛芳为指挥长，共由九人组成领导班子。
6月28日早上，瓢里区来电话催问批斗及杀人情况，当晩召开批斗地主石光祖大会，就在批斗会上活活把他打死。
6月29日上午又召开批斗大会，杨盛芳宣布：“现在贫下中农法庭开始对坏人进行斗争”，吳耿基被推到台上跪下，被黄仁厚一脚踢到台下，吳大训等一伙人蜂拥而上，用石头和棍棒把吳耿基打死；接着又把吳振凡推出来，凶手杨能学抢先砍了一刀，一伙人又将其活活打死。其后又把吳川推入会场，被凶手们用绳索当场勒死。散会后，这伙杀红了眼的凶手又把吳耿基的上门女婿石万仁打死。
29日晚，普团队又开会斗吳耿基之女吳树娥，凶手们又用石头将其砸死，丢下一个八个月的小孩，不久也死了，一家四口全死了。
上寨队开大会斗争吳均及妻子杨开梅（已怀孕临产），将吳均活活打死；其妻杨开梅见状跪上前向会议主持者黄建求饶，被黄建猛踢一脚，狠力一推，把杨开梅打翻在地，几个凶手又是一场乱打，可怜这个妇人连她腹中的孩子一起惨死了。
吳均夫妇被打死后，家中还有两个孩子吳之平（5岁），吳之全（3岁），凶手们要斩草除根，又跑到死者的家，用绳索将两个小孩的颈勒住，拖到鼓楼前的岩坪上活活摔死，将尸体丢入河中，一家五口（其中一名尚在腹中未降临人世）全被杀绝。人世间还有比这更惨的凶杀案么？
11、灌阳县：早在1967年的9、10月间，该县的农村中就成立了所谓“贫下中农法庭”和“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一类的非法组织，打着“群众专政”的旗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杀害了所谓的“地、富、反、坏、阶级敌人”158人。
1968年在向“阶级敌人”大刮“十二级台风”的大抓捕、大屠杀中，全县有数千人遭到迫害，其中有304人惨遭杀害，数百人被打致伤、致残。
12、资源县：文革中遭到迫害者有2644人，在1968年的大抓捕、大屠杀中有757人被杀害，被打致伤、致残者有1887人。
13、恭城县：1968年6月到9月，在贯彻落实广西《六一七公告》和中央《七三布告》中，大抓“反共救国团”，大抓“现行反革命”，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全县有404人惨遭杀害，其中干部37人，工人20人，居民8人，农民113人，学生2人，“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子女224人。这些死难者中除了是被枪杀的以外，许多是被用刀捅死，用木棍打死，用石头砸死。当时的凶手们还对此名之曰“开石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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