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领袖家风”（中）

他为妻子谋不幸，他是贺家大灾星

杨 光

四

　　贺子珍是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毛泽东能够在井冈山上站稳脚跟并反客为主，贺氏兄妹和匪首袁文才、王佐一样都是大功臣。初上井冈山时，毛的脚受了伤、化了脓，贺子珍也正患“打摆子”（疟疾），二人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养病，不久就变得难舍难分。毛10月上山，11月7日调贺子珍到“前委”给他当秘书。11年后毛与江青的关系由“同志”进到“战友”，也是调江青到“军委”给他当秘书；再往后，专列服务员张玉凤得“伟人”宠幸，用的仍然是这一招——调张到中南海“一组”给“他老人家”当秘书。井冈山是原创，以后都是故伎重演。正本清源，中共高干和年轻女秘书打成一片的优良“家风”，还真是从“伟大领袖”那里一脉相传下来的。

　　关于毛贺相恋的经历有很多不同的描述，有的说是女方主动投怀送抱，贺对毛“由敬仰而爱慕”；有的说是毛对贺穷追不舍，当年的老红军回忆说，“毛主席追求贺子珍很久，大家都笑他”（那时贺已有心上人——带她走上革命道路、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欧阳洛，正是此人带领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将贺子珍兄妹从监狱里救出来）；有的说是袁文才、王佐一意“保媒”并怂恿毛非娶一房“押寨夫人”不可（毛贺二人在永新县塘边村请客办婚礼系由袁、王二人张罗）。“两个不能否定”的炮制者李慎明认可后一种说法。此说虽可略微减轻毛抛弃杨氏母子的主观恶意，却在事实上把毛塑造成了上山入伙的真土匪——不是土匪头子又怎么会乐于奉行“押寨夫人”的潜规则呢。不管怎么说，在离弃杨开慧母子四人之后不久毛泽东就有了新欢，他娶了第三房妻子，有了第三个家。

　　这个家有什么“家风”可言呢？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是的一个什么样的家。这是一个战斗之家、游击之家、流动之家，没有地址，且战且走，“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个家始于“革命圣地”井冈山，终于“革命圣地”延安。任何一个稍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都应该明白，这是一个暂时不适合生养孩子的家庭。但毛泽东无所顾忌，他不愿意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只管自己尽情尽性，才不管战火纷飞中老婆怀孕生孩子要吃多少苦，小孩子被遗弃在“敌占区”要遭多少罪，甚至于老婆孩子是死是活，他也压根儿没放在心上。毛泽东一生率性胡为、无法无天的性格，不仅在晚年，也不仅在政治上，即使是在早年的私生活上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年婚姻，戎马倥偬，毛泽东让贺子珍不间断地怀孕，一个接一个生下了六个孩子，这成了毛贺二人几乎唯一的家庭生活内容。即便在千难万险的长征路上，他也没让贺子珍的肚子闲着，跑到贵州生下一个，到了陕北再生下娇娇（后改名李敏，这是两人既没有夭折也没有遗弃的唯一的孩子）。离开延安时贺子珍居然也是带着身孕走的，在莫斯科又生下了二人最后的男孩廖瓦，不久夭折。

　　外孙女孔东梅说，“外婆离开外公，是因为生孩子生怕了”，这话自然是贺子珍亲口对她说的。对生孩子的恐惧伴随贺子珍一生，确实也是当年贺子珍执意出走延安的原因之一。但毛泽东似乎从来也不理解、更不体谅贺子珍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苦楚。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在战争环境里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孩子生下来又得亲手送人，对贺子珍而言更无异于人身迫害和精神折磨。毛对此事却表现得异常轻松，他曾对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你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自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娇娇出生时，邓颖超、康克清、刘英等高干女眷前往探询“贺子珍生了没有”，毛“风趣”地回答：“生了生了，老母鸡生了个大鸡蛋！”在毛左们看来，这大概是“一代伟人”的伟大幽默，而在常人眼里，只有真正坏透了的坏男人才能如此轻松惬意地调侃一个“生孩子生怕了”的痛苦的妻子和绝望的母亲。

　　结识毛泽东的时候，贺子珍是情窦初开、活泼靓丽、爱说爱笑的17岁少女，是骑马挎枪、勇敢无畏、英姿飒爽的女战士，但十年之后，贺子珍的精神垮了，身体也垮了，上厕所都曾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在埃德加?斯诺眼里，保安的毛夫人是一个面容憔悴、弱不禁风的女子。战争中英勇负伤并不是摧垮贺子珍的主要原因，她那位专门利己、毫不疼人的“伟人”丈夫才是无情摧残她的凶手。

　　中共老干部们在回忆红军长征时经常嘲笑队伍里唯一的外国人、共产国际代表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说他性欲太强，几天不干那事儿都不行，奉命伺候这位洋大人睡觉的女红军战士身体吃不消，自私的李德又不肯将他名下的特供食品与性伴侣一起分享，为此党组织还得专门派人去安抚那位牢骚满腹的女战士。可是他们忘记了，李德再不济，至少还懂得小心行事不让女伴中标，比起“一代伟人”来，李德的“家风”倒是更靠谱、更负责任一些。
　

五

　　到陕北安顿下来之后，经洋记者史沫特莱诱导，毛泽东有了新的爱好：和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跳交谊舞（这个爱好毛保持终生，“建国”后便成了这位高高在上、深居简出的“伟大领袖”结交漂亮女性的途径之一），也有了新的追求对象：当时延安最漂亮的女人、史沫特莱的女翻译吴光伟（吴莉莉）。与光彩照人的吴莉莉相比，十年前的“永新一枝花”已是残花败叶。毛对贺子珍不冷不热、不闻不问，却与吴莉莉打得火热，聊起天来夜以继日、没完没了，终于打翻了贺子珍的醋坛子。中共一直对导致贺子珍负气出走的“吴光伟事件”讳莫如深，关于这件事的说法很多，有说贺子珍揪打吴莉莉的，有说贺用手电筒（或板凳）砸了毛泽东的，有说史沫特莱加入混战揍了贺子珍的，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夜不归家，呆在单身女子的窑洞里，是他有错在先。此事不光彩，“很黄很暴力”，贺子珍受了气，“主席”丢了脸。事后，吴光伟向组织投诉贺子珍，贺子珍辗转去了西安、新疆、苏联，吴光伟、史沫特莱也相继被中共“礼送出境”。

　　因为毛的缘故，贺子珍的一生被完全毁掉了。到苏联之后，贺被长期关在精神病院里，她曾给毛写信说，苏联的生活过得“比长征还苦”。直到中共建国前夕，经毛泽东批准，才允许贺子珍携女儿贺娇娇及毛的二儿子毛岸青回国，而此时江青早已鸠占鹊巢，与毛另组家庭——虽然毛从未与贺履行过任何形式上的离婚手续。回国后女儿娇娇由小姨贺怡送进了毛家，随江青的姓、李讷的名而改名李敏，并叫后妈作妈妈，而妈妈贺子珍则已无家可归，被夺走了独女不说，还严令不许进京，否则就要开除党籍——毛派出几拨人马用“党籍”吓唬精神不太正常的贺子珍。贺只得随军南下，避居上海。更有甚者，这位当年井冈山上的首位女红军，全程走完了长征的32名老资格女共产党员之一，为中共革命负伤17处、身体里残留11块弹片的前第一夫人，竟然被她“伟大”的前夫当作一名政治敏感人物而予以无限期软禁，不仅不能公开发声，也不能随便见人。为了防范她说出真话令“伟大领袖”形像受损，甚至连她的身份资料、人事档案也被全部销毁了。贺子珍的侄女回忆说，文革时红卫兵串联，侄女要去北京，贺子珍难过地说：“你们都能去北京，为什么我就不能去呢？我也想看看北京十大建筑。”直到毛泽东死后三年，这个可怜而无害的老妇人才被允许游览首都，参拜了纪念堂里的前夫尸身和中南海里的前夫故居。

　　贺子珍的娘家人也因“伟人”的缘故而命运多舛。哥哥贺敏学在永新暴动后就是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当井冈山上的“毛委员”相中他单纯幼稚的亲妹子时，他作哥哥的也曾多有美言。毛曾夸贺敏学在中共历史上是“三个第一”：第一个搞秋收暴动，第一个上井冈山，第一个打过长江去，称得上是真正的老革命。但贺敏学一生既不能做大事，更不能做大官，因为毛泽东怕他抛头露面多了，一不小心暴露了前大舅哥的敏感身份，那会让做了亏心事的“他老人家”难堪。文革时贺敏学挨整，造反派从他家里抄出“伟大领袖”的亲笔信和合照，这才知道此人大有来头。所以，贺敏学到死也只做到副省级，是悼词里被追尊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唯一一位副省级干部。

　　贺敏学不走官运也就罢了，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就更惨了。贺怡本是毛泽东的双料姻亲，既是小姨子，又是弟媳妇（贺怡是毛的三弟毛泽覃的第三任妻子，与毛泽覃育有一子），然而，贺怡因护送李敏进京时曾替姐姐当面向毛泽东讨说法、要名份，以此遭毛憎恶，再次求见时即被毛拒绝。于是，贺怡匆匆忙忙回到当年的江西苏区，象无头苍蝇一般去寻找长征前被遗弃的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儿子小毛毛（大名毛岸红）。这个孩子是贺子珍在长征出发前交给她和毛泽覃夫妇代养，毛泽覃又交给警卫员送往当地农家代养，后因毛泽覃和警卫员双双牺牲，孩子就此下落不明。贺怡以为只要找到了小毛毛，必然母以子贵，她的姐姐就能有靠山，将来就有出头天，毕竟江青没给毛泽东生儿子。而小毛毛据说长相酷肖其父，当年就颇受毛泽东喜爱。与其他那些生下来就送人的孩子不同，小毛毛是由父母抚养到了两岁多，已经会叫爸爸妈妈了才依依不舍送人的。但是，心绪不宁的贺怡此行偏偏出了车祸，“新中国”刚成立几个月，她就受了“领袖家风”的拖累而白白丢掉了性命。毛泽东可真是贺家的大灾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