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信弃义的政治报复性屠杀
——驳所谓“建国初期镇反必要”的谬论

严家伟

　　在毛泽东死亡、邓小平复出后，为了扳倒以华国锋、汪东兴等为代表的“凡是派”，邓小平、叶剑英等人不得不小心翼翼而有限度地暴露出一些毛年代大搞政治运动的罪恶。但主要集中在“文革”时期，以证明他们这些“走资派”的“清白”。而对文革以前，特别是中共夺鼎掌权初期，诸如血腥暴力的“土改”，滥杀无辜的“镇反”等杀人如麻的政治运动。则基本采取三缄其口，避而不淡的“策略”。邓小平死后，江、胡两代，由于他们与文革或“走资”均关系不大，故对毛年代的历史及毛本人都采取极力谈化，避免触及的态度。

　　在习近平先生执掌大权后，这位被人称为“太子党”的“红二代”不但提出了“两个三十年”不可“相互否定”的高论。更把早已被人们淡忘了的毛年代某些口号，诸如“整风运动”、“群众路线”、“学雷锋”、“学焦裕禄”等等又重新打扮一番高调予以推出。于是毛年代产生的那些血腥罪行，欺骗作假，政治笑话似乎一下子又从臭狗屎变成了香馍馍。而自从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六十多年来已经养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说得文雅点就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说得粗俗点，就叫“上面放个屁，下面跑断气”。特别是在中国有一批“工具知识份子”更是善于揣摩“上面”的意图，迎合“上面”的口味写出一些捧“上”颂“圣”的大块文章。于是不但有已成了美国公民、仍胸怀“祖国”，不忘党恩的王希哲，马悲鸣之流出来为文革、为六.四、为三年大饥荒翻案。现在又出了个原系中共副部长之子，因向国外投稿被中共以“煽动颠覆”罪判刑，经“劳动改造”已“弃恶从善”近日更宣称“要站在当时共产党的立场上”为党说话的王小宁，撰文声称《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是必要的》（以下简称“王文”）。我之所以将这些人称为“工具知识份子”是因为这类人并非没有知识，他们有知识，但缺良知，缺社会责任感。故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用自已的知识去讨好当局“货于帝王家”。知识，只是这号人投靠权贵的工具----敲门砖而已。这固然是人各有志不可相强。但这篇奇文对现在许多不了解那个年代真实情况的中、青年人来说，却有极大的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的蛊惑作用，必须予以澄清。

　　据“王文”称他之所以认为“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是必要的”，是因为他读了铁流先生的《成都镇压反革命亲历记》这篇文章而得出的结论。由此可见这个1950年才出生的王小宁根本既未参加、更未详考过那场所谓的“镇反运动”。而是全凭“耳食之言”道听途说，便认为“建国初期，在全国，特别是在新解放地区，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了疯狂的武装暴动、暗杀、破坏等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活动。对此共产党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又说“如果不坚决地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会出现更多的反革命武装暴动，共产党政权就要垮台。只有坚决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抓捕、关押、枪毙反革命分子，才能保住新生政权”。作为亲历了那场运动的笔者，完全明白事情根本不是王小宁所说的那样。

　　1949年底到1950年上半年，中共军队就已完全占领了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地区。国、共内战至此已告结束。中华民国的国军，除己撤退至台澎金马外，留在大陆的都已被消灭或投降。而在1950年的上半年，只在四川等少数偏远地区，还存在零星的武装抵抗，这就是王小宁所谓的“武装暴动”。六月份以后根本不存在任何稍具规模的武装对抗了。至于王小宁所谓的“暗杀，破坏”那只是极个别的个案或个人行为。属于社会治安问题，根本不关什么中共“新生政权”的存亡了。

　　1950年6月25日北韩金日成在斯大林嗾使下悍然发动了入侵韩国的战争。10月毛泽东为讨好苏联更一意孤行卷入韩战对抗联合国军。这是众所周知之事兹不赘。而所谓的镇反运动正是从这以后才大规模的大开杀戒。1950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从１９５０年１２月起，中共便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提出“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使公安、司法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并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的方法，让人民群众自觉地起来检举和揭发反革命分子。于是一场大杀、滥杀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由此正式登场。一直大抓、大杀到1951年10月才基本停止。所以这根本不是“王文”中所谓的什么要“保住新生政权”。这时中共政权早己巩固，留在大陆的原国民政府军政人员百分之九十几以上都早已是诚惶诚恐，规规矩矩的臣服了，更没有什么武装暴动。所以什么镇反“完全必要”纯粹是为乱杀人找的无耻借口。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中共1949年4月25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形式公布的所谓“约法八章”中第五条曾信誓旦旦承诺：“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的国民党各级政权组织的一切人员，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真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可是在1950年底开始的这场“镇反”中，原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哪怕你规规矩矩，不但大量的被侮辱，被逮捕，关押，更大批遭杀害。甚至把人当成存栏的牲畜一样由中共中央规定杀掉占人口总数千分之一的“屠杀指标”，真是千古未闻之奇事！而下面“宁左勿右”为邀功请赏，实际早已“超额完成”甚至超过千分之二了。如此荒唐，如此恐怖，如此无耻，实亘古未有。

　　笔者是成都市人。“王文”引用铁流文章中所提到的几个人，其中就有我认识的。例如徐子昌，他家与我家只隔两条街，此人还是我父亲“点头之交”的朋友。一次父亲在一个宴会上还叫我喊他徐叔。“解放”后，他根本没参加什么“暴动”但因他在国民政府当过官，又与孙震将军同台竞选过国大代表（相当于现在中共的全国人大代表），结果便杀了。你那“约法八章”中的承诺算话吗？再说我亲历的1951年大约4月的一天我当时是七中的学生，当天全校停课去人民公园参加一个公判会。在这个会上共判了三十多人，死刑占了将近一半。就没有一个是什么参加了“武装暴动”的。其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位。第一位被拉出来“公审”的名叫张君迈，与中国民社党负责人张君励只一字之差，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张先生被指控的“罪名”是文化“特务”。此君所谓的“罪”，就是说他在报上发表反动文章，骂了中共。这位张君迈先生，年龄约三十多岁，相貌英俊儒雅，书生气十足，但至死意气昂扬，面不改色。张先生就为几篇文章便被杀害了。真是：“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而王小宁先生也曾因写文章被中共判刑，不知王先生是否认为张君迈被杀是“完全必要”的？

　　另一位叫许绍谦，“罪名”是“不法地主造谣煽动”。此人已60多岁了，老态龙钟。一口一个“请求政府宽大”。他究竟说造了什么谣呢？从揭露出来的看，最“严重”的一条，恐怕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居民小组的一个积极份子指称的：有一天两人在一起看报时，许绍谦对这个积极分子说，“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出任北大西洋公约联盟的总司令了，此人厉害啊，可能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还只是个“可能会爆发”吗？“厉不厉害”，谁都可以自已作出评价。就为这点事，竟然又是死刑立即执行。这样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竟然会威胁你的“新生政权”了！这难道又是“完全必要的”？！当时成都拉着死囚去刑场的所谓“极刑专车”，一天几批的从成都市内开向北门外昭觉寺附近一个乱坟岗和老西门外的抚琴台。“极刑专车”一出动，凄厉的警笛声如鬼哭狼嚎，令人毛骨悚然。我当时就读的成都市七中位于青龙街，与宁夏街关押死囚的“市大监”只一街之隔。有时我们正在上课，刑车警笛聲呼啸而来，老师只好停下不讲。当时成都隔不了几天就在杀人，一次杀二、三十人算是“小莱一碟”。多则五、六十人，最多一次一天杀了将近一百五十人。大街小巷贴满了杀人的布告，有时没地方贴了，只好布告上重布告。上面尽是红叉叉，一个红叉就是一条人命！正如张献忠“七杀碑”上写的“杀，杀，杀，杀，杀，杀，杀”！这些被杀害的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没有参加什么“武装暴动”要想推翻“新生政权”。共军一来（即所谓解放后）人家就老老实当顺民了。但你过去当过国民政府的官，这叫“历史罪恶”，还专门为此造了个新词叫“历史反革命”，必须关（劳改）、管（管制）、杀。所以这是十足的政治报复，而且是与其“约法八章”相悖的、背信弃义的政治报复。根本不是什么“完全必要的”。

　　其实像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应该说还比较稍微“好”一点。再看那些小县城，特别是农村。在国民政府中任过连长以上的、警长以上的，或科长以上的，当过宪兵的，“解放”后再规矩老实，不杀也得劳改或管制。当过营长、团长的便很难活命了。当过保长（最多相当于今天的居委会主任）半数以上被杀，其余的劳改；保队副（相当于今天的一个民兵连长）百分之九十以上均被杀害。甚至抗日的远征军、青年军的军官将士，也照杀不误。因为不这样滥杀无辜，怎么完得成“上面”下达的杀掉占人口总数千分之一的“反革命份子”的“任务指标”呢?何况人家还想“超额完成任务指标”挣个好表现，以求升官。世界上竟有如此丧尽天良无耻的事！现在又被无耻文人王小宁之流说成如此滥杀无辜是为了“保住新生政权”，是“完全必要的”。真不知他们是在比天良丧尽，还是在比谁更无耻？！

　　不过也有个怪现象，那就是在所谓镇反运动中官越大，反而越不会被杀了。各地师长以上被杀的就比较少了，军长以上则更少，而只判刑劳改。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也只判刑。成都市长冷寅东（又名冷薰南）不但没被杀、被关，还当了中共的政协委员。“王文”中描述冷寅冬，“发动暴乱，不归顺共产党，俘后不认罪……”最后慷慨就义，以证明“镇反”完全必要。纯系胡编乱造，根本没这回事。不但是笔者亲眼所见，而且你只消登录中共半官方网站“百度”一“搜索”便知。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只“杀小”呢？因为杀一个国民政府的省主席，军长，兵团司令，立即就会引起台湾及外国注意，这就不利于他们今后再去“统战”还留在国外或台湾的国民党人。比如李宗仁，翁文灏这些人就不会回大陆了。而大杀那些保长，连长，营长……一类无名小卒，则是“杀人如草不闻声”。既引不起国外震动，却可震慑国内草民。中共的“镇反”运动，其本来用意，一是对政敌的血腥报复，二是靠杀人立威以吓唬民众，以巩固其一党专权的独裁统治。但同时要尽量顾及到不因此对台湾国民党人的分化、瓦解工作造成太大的影响。以便继续用“约法八章”中那些漂亮的说辞去“争取”台湾还未归顺的国民党人。说得好听点，这就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说得难听点，这就叫作：既要作“性服务工作者”，又要当“三八红旗手”！

　　毛泽东是这号人，王小宁同样是这号人！

　　2014年4月4日完稿

　　（稿系首发）

　

附:王小宁原文如后:

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是必要的

----读铁流的《成都镇压反革命亲历记》有感

王小宁

　　铁流先生是著名的老右派，他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时期的中共全盘否定，却对现今的中共基本肯定，并且对中共中央领导人充满了期望。他的思想认识与另一个著名的老右派茅于轼相近，但又有区别。很多政治右派都否定中共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铁流也不例外，对镇反持坚决否定态度，为此他写了一篇回忆录《成都镇压反革命亲历记》。我读了铁流的回忆录，却有了另外的感想。

　　铁流在回忆录中说：“那时我还是个楞头青，不，是个还没有长醒的娃儿，加之又是所谓翻身的岁月，当然是运动”的‘打手’和‘积极分子’，也是个当之无愧的刽子手。”铁流后悔当了屠杀国民党的共产党刽子手，至于他当了右派以后，出于刻骨仇恨想不想当屠杀共产党的国民党刽子手，就不得而知了。

　　铁流说；“记得最清楚的是公审前国民党某地区专员冷寅冬，因他发动暴乱，不归顺共产党，俘后不认罪。公审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组织发动暴乱？’他面不改色心不跳，昂着头说：‘共产党是乱党，用暴力颠覆了合法的国民政府，所以我要反对他。’又问：‘你当伪专员贪污了人民多少财产？’他十分泰然说：‘我不是伪专员，我是中央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我贪不贪污你们管不着，今后你们共产党比国民党会更贪污。’他侃侃而谈,显得很从容。

　　还有西门同兴社总舵把徐子昌，东门青龙公会总舵子黄亚光，两人是上通官府下拥枪炮的黑势力老大，解放后拒不与共产党合作，支持兄弟攻打解放軍。公审他们时都不倒威，挺胸直项一副好汉样子。

　　再就是何本初与夏斗枢。何是茂县专员，解放初宣布起义1950年4月为首成立‘反共救国軍指挥部’，率众举事叛乱被捕，公审杀时也是威风不倒，还說‘为党国就义死得光荣。’夏斗枢当过杨森部队的副軍长，是川西地区组织指挥暴乱的主要头头，和共产党周旋了几个月，先后打死上千个解放軍，公审枪毙他时表情从容,没叫喊一声，显得极为镇静，说：‘两軍交战各为其主，人生天地死而无怨’。”

　　从铁流的言论可以看出，他至少是同情国民党残余势力搞的反革命暴动的。发动暴乱的前国民党某地区专员冷寅冬，支持兄弟攻打解放軍的黑势力老大徐子昌、黄亚光，率众举事叛乱的国民党茂县专员何本初，组织指挥川西地区暴乱，先后打死上千个解放軍的前杨森部队副軍长夏斗枢，这五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铁流笔下都成了英雄好汉，搞武装暴乱，打死几千个解放军成了正义的行为。作为共产党人的铁流，在多年后背叛了共产党，站在了国民党残余势力一边，出来否定共产党的镇反就再正常不过了。现在所有全盘否定中共历史的人，很少不是站在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这是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政治立场问题。所以，当年跟着共产党的广大民众及他们的后代子孙也应该考虑要站在当时共产党的立场上，肯定镇压反革命运动。

　　铁流所举的例子，说明建国初期，在全国，特别是在新解放地区，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了疯狂的武装暴动、暗杀、破坏等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活动。对此共产党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建国初期，面对国民党残余势力激烈反抗，如果不坚决地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会出现更多的反革命武装暴动，共产党政权就要垮台。只有坚决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抓捕、关押、枪毙反革命分子，才能保住新生政权。镇压需要杀一些人，包括现行反革命分子中的头领、骨干和杀人者，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杀少量人，是为了震慑住国民党残余势力，避免更多人的流血死亡。这些都是最简单的道理，任何人都应明白。在当年，支持镇压反革命运动，或者反对镇压反革命运动，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

　　铁流说：“我参与过五十代初的大镇压，是两手沾有血的‘革命者’，好在我后来也成了反革命，不然手上还要沾更多的血。”

　　认定事情的正义或非正义，必要或非必要，正当或非正当，不能以手上是否沾有血来衡量。革命战争时期是不可能没有流血的，敌我双方手上都沾满了鲜血。就是在和平时期，如果出现武装叛乱、军事政变、打砸抢烧的动乱、骚乱，政府也是要镇压的。有人说，只有专制国家遇到这种情况会镇压，民主法治国家遇到这种情况不会镇压，这是错误的。在战后，美国、英国、法国等，都遇到局部地区出现有人疯狂进行杀人、放火、打砸抢的骚乱，政府都出去警察、甚至军队进行了镇压，包括对歹徒当场击毙。可以这样说，执政者手上不沾有血，是无法执政的。关键是面对什么人，如果对方没有搞武装叛乱，没有杀人放火、没有打砸抢，就没有理由镇压。在反右、文革、89?64中，面对手无寸铁的政治异议者，政治反对派，是绝对不应该镇压的。但是，建国初期，面对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武装叛乱、破坏，当然应该镇压。1959年西藏民族分裂分子进行武装叛乱，政府、军队平叛是正确的。我多次讲过，对新疆、西藏民族分裂分子公开提出疆独、藏独要求的，并且采取和平方式表达意愿的，应该允许，不应镇压。但1987年以后，在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几次进行针对汉族民众的杀人、放火、打砸抢，当然要镇压。一些政治右派总在鼓吹暴力推翻中共，要杀共产党员，连党员家属也要杀，要讨还血债，要为入侵中国的外国军队带路，要搞垮中国。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政府当然应该镇压。中国不应搞专政、专制，应该搞民主政治，但还应该有法治。有法治，就无法避免手上没有鲜血。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政府、警察、军队的手上也是有鲜血的。

　　铁流要想证明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没有必要的，他必须证明解放以后，没有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武装叛乱，他们没有再杀解放军、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没有国民党留下的大量潜伏特务和他们的破坏活动，没有隐藏的罪大恶极，手上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没有上百万仍然在兴风作浪的土匪。铁流们根本无法证明。他们提出的是另一个理由，就是：国民党残余势力、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土匪可以搞武装叛乱，可以杀解放军、共产党，可以搞破坏，可以不被惩罚，他们的行为是正义的、合法的。而共产党、政府镇压他们却是邪恶的，是非法的。这个道理永远不能成立。

　　镇压反革命运动也是有缺点错误的。比如：没有经过法院审判，抓人、杀人有一定的随意性，存在镇反扩大化、错抓、错杀、酷刑等问题。对于镇压反革命运动，还要看成绩，或者缺点错误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现在看镇反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建国初期的镇反运动与1955年搞的肃反运动效果完全不同。前者是为了保卫新建立的革命政权，是必要的，成绩是主要的。1955年搞的肃反运动整了上百万人，没有抓出几个反革命分子，但是伤害了很多无辜的人。肃反运动是1957年整风时，群众对共产党意见最多的事件。应该这么说，1955年搞的肃反运动是没有必要的，是应该否定。

　　解放战争后期，大批国民党军队起义、投降，大约有二百多万人，解放后几百万国民党军政警特人员进行了登记自首。共产党基本做到了对他们的承诺，宽大处理。后来有些人又受到了追究，多是在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文革以后又被平反、纠正、落实了政策。这些都是事实。据说，镇反运动杀了71万人，确实杀多了。但大部分还是应该杀的。国民党在大陆统治了22年，有非常雄厚的政治基础，留有大陆的国民党军政警特人员应有一千几百万人，其中有些人对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打回来抱有幻想。镇压反革命运动抓的多数人，教育后予以释放，少数人判刑，枪毙的更少。相对一千几百万历史反革命分子，枪毙其中罪大恶极的71万人不能算多。

　　当时毛泽东曾做指示，按人口千分之一杀人：“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显然，毛泽东是怕杀多了，所以说先杀千分之一的一半，即万分之五，“看情形再作决定”。看什么情形？就是如果起到了震慑反革命分子的作用，就不用再杀了。在一个大的范围内，比如在省级行政区范围内提出比例是合理的，因为它排除了偶然性、个别性的影响。铁流说，不论什么范围“都得按照‘千分之一’的比例，且是‘只能超额’”，是歪曲。毛泽东从来没有要求在小范围内也要按照千分之一的比例杀人，更没有说，不能少于千分之一，“只能超额”的话，而是说，先杀万分之五，如果达到效果，就不要再杀了。

　　铁流说：“有人作过统计，仅1951年那一年，成都市一共杀了反革命分子一千五百多人，那时成都市总人口为六十万，被杀比例为千分之二点五，完成和超额完成千分之一点七的任务，所以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中共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和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某某都连跳三级。”

　　铁流所说有误。成都市作为四川省省会，西南第二大城市，杀的很多人不是成都市的，是四川省的，川西区的，所以不能按成都市人口算比例。四川这个地方很特别，就是刚解放时，起义部队人数比解放军人数多得多，还有大量的曾经依附国民党的反动帮会势力、土匪。共产党、解放军每天都提心吊胆，担心出现武装叛乱。当时确实发生了多起武装叛乱，甚至险些杀害西南军区司令贺龙。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镇压反革命运动杀人多些也是应该的。至于李井泉的提升也是正常的。李井泉抗战时在晋绥根据地就是贺龙的副手，在四川各地区党委书记中，资格是最老的。在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上调中央后，李井泉出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再正常不过了。他的提升与在成都市杀反革命分子一千五百多人没有关系。李井泉虽然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犯了严重错误，但他在四川和西南工作期间的成绩还是主要的。

　　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虽然有严重的缺点错误，但是成绩是主要的，是十分必要的。杀死71万人，多数是应该杀的。它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政治迫害至死的人，性质完全不同，不能放在一起讲。镇反杀人是正义的、正当的、必要的，而文化大革命造成大量人员受到政治迫害而死，则是中共、毛泽东严重的错误。中共对此是认账的，通过党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否定，纠正了几百万起冤假错案。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虽有缺点错误，但是，是无法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