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初秋至1951年的夏季，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我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和解放军的胜利进军，更耳闻目睹了其后国民党的地方残余势力反对共产党的抗争和解放军的清剿运动；剿匪胜利结朿后又开始反霜和土攺，斗恶霸、地主，杀恶霸、地主，给贫苦农民分胜利果实，分田分地。对于这一切，我当时作为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人，不谙世事，对许多问题自然是不清楚的；但，在这期间我听到、看到的对土匪、恶霸、地主的残酷斗争乃至枪杀，至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在我的脑海中却对这一切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至今仍令人心惊胆寒，难以忘怀。现在回想起这些，许多问题是发人深省的。
一、国民党军队的溃败
我家住在广西平乐县城附近农村一个小山区，距公路约有五华里路程。那时我与同村的几个少年人到公路边的一家私塾学堂读书，1949年的夏末秋初时，常可以看到国民党桂系的军队从这里的公路路过。只见军用汽车装着满满的物资，军人们背着行装和武器在公路上行走着，显得十分疲倦。不时也可看到指挥官给士兵们鼓劲，指挥大家唱歌：“中国省份二十八，广西子弟最刚强，雄壮，真雄壮…”。听大人们说，这是国民党桂系的军歌，抗日战争期间大人们也教我们唱过；如今听到这些军人们唱来不大协调，显得无精打彩的，因为此时他们吃了败仗，一路由湖北、江西和湖南退回广西，当年的雄壮气魄早已不复存在了。
入夜，军人们就在路边的村庄住宿。他们借用老百姓的东西，用后是归还的，买东西也给钱，显得还算有纪律。休息时一些军官和士兵就围在一起赌博，一些人则在老百姓房屋的外墙上用石灰水写大标语，宣称“国军必胜，共军必败”，“共匪想吃广西的粮就要拿命来装”。这些显然都是大话和空话，他们节节败退回广西就是最好的明证。
8月底和9月初，又见一些军队调转头，出尤虎关往湖南方向开去，听说是到衡阳一线阻击解放军前进。因为白崇禧想要阻止解放军进入广西，衡阳是进入广西的大门，他决心在衡阳、保庆一带摆开架势，与解放军决战。
听大人们说，9月中旬衡宝战役打响，白崇禧这个小诸葛还真的露了一手，他的部队曾使解於军的一个师受到重创，得到了短暂的胜利。但最终他有四个师被解放军歼灭，衡保战役以解放军的胜利而告终。自此，广西的大门被打开，解放军沿湘桂走廊长驱直入，沿途再没有什么大的战斗。11月22日解放军占领桂林，12月6日到达平乐，我的家乡被解放了。
记得还在10月初时，一天养父带我进县城，在大街上贴布告的墙上看到新的大字报，说解放军要打来了。中午我们到一親戚家去吃午飯，听大人们在议论说国军在衡阳吃了败仗，解放军正蜂拥进入广西，不久就会打到我们这里了。此时住在县城的人们显得惊慌，都在准备逃到乡下，养父就对亲戚家人说“到时就到我们那里避难吧！”
大约在11月初，我们村上一个在国民党桂军中当兵的人回来了，此人名蓝老八（人们习惯称他八老爷），年龄约四十多岁，是光棍汉。此番他带回一个军中伙伴，此人名叫何孔，广西富川县人，他们同在一起当兵。蓝老八说他们是在衡保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后放回来的。晚上他经常给村上的人讲战斗故事，我们一班小孩子常常围着听。他说衡保战役打得很激烈，枪炮声不绝于耳，互相冲击，几进几退。他们连守一个山头，几乎一半人都死掉了，算他俩命大没有死。解放军打得确实勇敢，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照样往前冲。他们的弹药不多了，解於军来势凶猛，连长就叫大家不要再打了，留下一条性命吧！连长把自己手上的金戒指拿下来送给士兵，叫大家各自逃命，就这样他们都做了俘虏。被俘后几天，除当官的外，士兵都被放了，让他们回家。回到桂林后，看到原来的军长李本一贴出告示叫士兵们归队，有的人去了，他们不去，想回家，因为眼見国民党的大势已去,谁还願意再去为国民党当兵当炮灰呢！
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抗
平乐解放后，开始一段时间是平静的，国民党的大部队早就逃到海南岛去了，留下来的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有的逃到乡下躲藏，有的则公开站出来欢迎解放军。1950年的春节过得是安然的，我曾跟随养父和母親多次上县城，看到许多人在欢欢喜喜的过年，第一次看到了打腰鼓和跳秧歌舞，感到十分新鮮和好奇。但此后不久，这种平静被打破了。
听大人们说,早在1949年10月，听说白崇禧败退桂林时，就指令广西各地（特别是桂林各县）成立“广西民众反共救国军”。为此，平乐县成立了一个独立旅，隶属第10军28师，旅长尹治隆〔二塘纟乐塘村人〕，下辖3个团。平乐解放时这些人在乡下潜伏，暂无活动。
到了1950年的春节前后，这些躲藏在乡下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按捺不住开始活动了。那些原来站出来欢迎解放军的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此时也拉上原班人马脱离解放军的控制，到乡下去公开反对共产党了，如曾当过国民党军队团长、政府县长、平乐专区警备司令的李瑞熊（平乐县沙子保和人）公开站出来反对共产党了。1950年6月，原国民党桂东军政区平乐专区“总体战”督导团团长蒋如荃，在他的家乡（桥亭乡桃林村）组织“反共救国军”第七军，他在幕后指挥，直接指挥唐必宽、蒋作光等500余人在平乐与昭平两县交界的山区从事反共活动。据当今的县志记载，至6月底，县内共有22股国民党的地方残余势力约3600多人，他们占山为王，各自为政，从事反对共产党的破坏活动。
我们这个村叫金山村，由12个自然屯组成，村里有两名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头目。一为潘彪〔金山村小村屯人〕，他组织了130多人的队伍，自任“湘桂边区游击纵队”直属暗杀队大队长；另一个为洪桂生〔金山村十八冲屯人〕，他则投奔到荔浦县“反共救国军”第八纵队司令潘卫农处，当上了一名营长，不久又潜回平乐水源一带组织数十人的反共队伍。
听大人们议论，鄰县恭城县的钟祖培（北伐时当过团长、旅长，后升任中将副军长）、阳朔县的林俊美、石作衡、廖元生等都先后组织“反共救国军”与共产党对抗。这些反共活动在1950年的6月至10月达到最高潮。特别是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蒋介石也很快会反攻大陆，是反共的大好时机了。他们有的进攻县城和乡镇，有的则围攻农会，杀害农会的干部；有的则在公路上抢劫军车，与解放军对抗。一时间似乎有天下大乱之势。
1950年的全年，因为在动乱的岁月里，乡村的学校都没有开学上课，我们一班小孩就在家帮助放牛、割草。6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们几个小孩到高山岭头割草，突然看到有十多个背着长枪、短枪的人（反共救国团成员）向我们走来，并挥手让我们回去。我们不听，继续割草。不一会，山脚下的公路边突然传来哒哒哒的枪声，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大家都连滚带爬的往家里跑，草也不要了。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惊慌极了，回到家后心仍在剧烈地跳动。后来听大人们说这是潘彪的反共部队在公路上拦劫解放军的汽车，当场打死两名解放军，活捉一名，其余的突围回县城了。在山上向我们走来的那十几个人就是来控制制高点放哨的。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的反共救国军与解放军的武装对抗。
在这些反共活动中，如钟祖培领导的恭城暴动，蒋如荃领导的攻打桥亭、阳安两镇，尹治隆领导的攻打二塘镇，林俊美、李瑞熊领导的攻打阳朔县黄家解放军驻地，都是较大规模的战斗，双方各有死伤。但，这些国民党残余势力的袭击最终都因解放军的援军赶到而失败了。
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一方面攻打县城和乡镇，一方面则张贴布告、大标语，警告老百姓不要支持解放军，同时鼓动老百姓参加他们的队伍。一时间确有少数老百姓投奔他们。对于积极为解放军办事的农会干部他们则予以抓捕，有的被杀害。我们金山村的农会干部李本记就是被潘彪的暗杀队给杀害的。
当时农村中的老百姓是处在两难之地，解放军来了要应付，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来了也要应付，谁都不能得罪，在惊恐之中不得安宁。因为解放军刚来，新的政权刚建立，人们对共产党尚未真正的了解，一些人的心里还存在着一种想法，认为当年日本人来广西不到一年就败走了，共产党来了还会是这样吗？因为当时社会尚不稳定，人们对形势还看不清楚，所以谁来了都得应付，都不敢得罪。老百姓就是这样在动荡中过日子。人们的这些疑惑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1950年7月下旬，国民党的残余势力邹家坤（平乐二塘人）部队约150多人来到我们这个小山村，马上指令村上较有名望的蓝老五为他们筹集军粮和菜等。蓝老五不得不各家奔跑筹粮，并杀了一头猪给他们吃。这些残余势力没有钱付帐，留下欠条，说是等“反共胜利后再加倍付款”。这帮人在我们村住了两天，我们村离县城只有20华里，人们生怕解放军在此时到来发生交战，那老百姓就要遭殃了。他们在这里驻扎，曾对村上的百姓们大肆宣传，说什么“共产党在广西是不会长久的”，“当年的日本人来不到一年就跑了，共产党也会和日本人一样，在广西是不会长久的”。老百姓听了这些话当然不置可否，只是听听而已。我当时看到这些人对老百姓还是很友善，并不像抢劫和杀人放火的强盗。
据当时的报纸报导，溃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一面指示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的残兵败将负隅顽抗，一面出动大批飞机窜到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大城市及沿海一带狂轰滥炸，进行骚扰破坏。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以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一面整军备战，一面派遣特务潜入大陆内地活动，企图里应外合，“光复大陆”，气焰十分嚣张。
从以上这些报导，可以看出当时平乐、恭城、阳朔等地方出现的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的反共活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来的。这些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在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兴起之时，曾有人多次动员我的养父去参加他们的队伍，养父都推脱不去。他们的头目如尹治隆、曹志刚、潘彪、洪桂生等，养父都是认识的。特别是潘彪和洪桂生，不但是本村人，而且在抗日战争中还共同在自卫队里一起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彼此都十分熟悉。
养父之所以不去是得益于听了尹承纲的意见，否则云去了早就会没命了（文革中却在红色暴政中惨遭杀害）。尹承纲是平乐二塘乐塘村人，早年曾跟随白崇禧、李宗仁从军。北伐战争时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屡立战功；抗日战争中受中将参军之职。此人为人忠厚正直，国共内战时他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失败已成定局，因而弃军在柳州办实业和教育。养父原来的妻子（早逝）姓尹，也是乐塘村人，尹承纲是她的堂兄。1945年冬至1948年春，我和养父、母亲住在县城，就是租住尹承纲之弟尹承纪的房屋与他们同住。尹承纲从外面回到平乐多在尹承纪家里，常常谈到当前形势。我听养父说过，尹承纲曾对他们说“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都打不过共产党，再搞什么游击队还有什么用，不是自取灭亡吗？”“还是老实本分一点为好。”这些意见在养父的头脑中起了作用，所以他一直老老实实地行医，不参与别的活动。
尹承纪于1950年初和他的三女儿尹之莲到香港去了，他的二夫人本来也是同去的，但临上船时又不去了，据说是舍不得家产，结果在1951年反霸时被以恶霸地主论处而枪杀了。
如果她的丈夫尹承纪不出走香港的话恐怕也是难逃死亡的命运。
三、剿匪运动
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残余势力被共产党称之为“匪”，他们的各种反抗被视为“土匪暴乱”，当然不能为共产党所容忍，必然会遭到清剿。
据史枓记载，早在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协召开之时，毛泽东就宣布，中央政府一成立，一是要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革命的捣乱；二是要加紧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建设。1950年3月，在全国开展剿匪的同时，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对镇反工作再动员、再部署。6月14日，决定成立人民法院，运用司法程序来镇反。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共镇压土匪和反革命的决心之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广西各地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如此明目张胆的反共，就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广西镇压不力的极大不满。他们认为广西比西南解放在先，西南解决了“土匪”问题，而广西却落在后面，为此毛泽东批评广西的剿匪是全国最差的，并且存在严重的右倾，“镇压不足，宽大有余”，“该杀的不杀，该抓的不抓，重刑轻判，宽大无边”。10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同时加派领导人和部队到广西。由此，一场大规模的剿匪运动迅即展开。
平乐的剿匪运动从1950年11月初开始。遵照毛泽东的“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县里成立了“剿匪委员会”统一领导剿匪工作，同时成立县武装大队，区级成立区中队，村建立民兵，配合野战部队共同剿匪。并利用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士成立“招抚委员会”，招土匪下山投诚，以获得宽大处理。当时反复宣传的剿匪方针政策是“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结合”；对土匪实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以此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达到彻底消灭匪特之目的。
毛泽东的指示果然奏效。在解放军的野战部队、县大队和民兵的共同围剿下，大兵压境，老百姓自不敢再支持土匪，土匪被围困后，往往因为缺粮和子弹而分散逃窜，这就容易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同时，由于政策攻心起了作用，许多参加土匪的老百姓主动向解放军投诚。不到一个月，土匪的队伍迅速瓦解，一些头目在“招抚委员会”的号召下也放下武器投诚，余下的骨干分子和主要头目的日子就会越来越不好过，到处受到围捕，又没有吃的，最终不是被抓就是被击毙。
我们这个自然屯因为出了一个反共头目洪桂生，剿匪部队和民兵经常在晚上来搜捕。记得在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剿匪部队悄悄地进到我们村，先到洪桂生家搜查，然后由他的兄长洪福佑带上剿匪部队到我家，因为我家和洪家向来关系密切。剿匪人员没有声张，由洪福佑叫开门。当时我们一大家人正在烤火闲谈，门一打开，剿匪人员冲进来，同时哗啦啦的拉动枪栓的响声，伴着吼叫声，逼着人们往后退。母亲拉着我和弟弟迅速退到房里，我感到十分害怕，弟弟们则被吓哭了。剿匪人员当即在屋里到处搜查，没有发现什么，后来向大人们说了一通话而离开了。
剿匪部队在我们村守了一夜，下半夜时听说有数十名土匪经过村口的山坳，与剿匪部队发生交火，土匪被打散了四处逃跑。第二天早上，听说三马塘那边有一股土匪被包围了，正在激战，住在我们村的剿匪部队要赶去支援，如是迅速做好了饭菜，在村上要几个青壮年为他们送饭去。下午，送饭回来的人说，被围困的土匪全被解决了，有的被活捉，少数被打死，只有个别逃脱了。剿匪运动原来就是如此的过程。我们村的反共头目潘彪，就是在他的手下投诚或者被抓后，他一人东躲西藏，终于被解放军发现躲在一个山勾中，因拒捕而被当场击毙，民兵们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公路边的树上示众。
反共头目洪桂生则是自杀身亡的。我目睹了他自杀的全过程，至今尚记忆犹深。1951年1月中旬，一天早上，洪桂生的部下王阿三被抓获后，交代有一支长枪藏在我们村土地庙的墙上，他主动带解放军来庙里取这支枪。土地庙共有三间房，中间一间供着菩萨，左边一间放着一付棺材，右边一间存放杂物（王阿三的枪就藏在这间）。当解放军押着王阿三正在寻找枪支时，惊醒了在左边房棺材底睡觉的洪桂生（他大概是昨晚潜回到这里躲藏的）。他一听有人，慌忙惊起，嘴角碰到棺材边出血了，当即用驳壳枪向右边房的解放军射击，并投出一颗俄式手榴弹，幸未爆炸，否则解放军就会有重大伤亡。听到枪声，解放军和民兵迅即躲避，有的掀瓦背爬了出来。很快土地庙就被包围了，这次洪桂生是插翅难逃了。
当时我正在家里吃早饭，听到枪声和“洪桂生被包围了”的喊叫声，当即丢下饭碗，带上我的弟弟（4岁）和一个堂弟（7岁）上到楼上由窗户往外观望。这个窗户正好对着土地庙，对洪桂生的一切举动看得十分清楚。只见他蹲在门边的墙角，手握驳壳枪，不时向外射击。叭！叭！清脆的枪声震惊了山村的早晨。大人们都出门观看了。解放军和民兵并没开枪，看得出来是想抓活的。此时解放军把洪桂生的亲哥洪福佑找来了，要他喊话劝他的老弟出来投降。只见洪福佑在离土地庙约100多米的地方站着，面对土地庙大声喊道：“你把枪丢出来，投降了，没有退路的了，投降了解放军是会宽大的。”洪福佑反复喊话，解放军和民兵也多次喊“缴枪不杀”，但洪桂生在庙里不时向外射击，有时又答应两声“缴枪了，你们保证生命安全吗？”大概坚持了二十分钟，洪桂生突然冲出来，高喊着“缴枪了”，却朝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而倒地毙命了。
这时所有参战的军人和民兵，还有村里许多大人和小孩们都围上来看洪桂生的尸体。只见洪桂生双眼闭着，身上流血把衣服染红了。解放军和民兵们则谈着这段时间追捕的艰辛和胜利后的高兴心情，许多人举着枪向空中射击，以庆祝胜利，发泄心中的喜悦。
解放军的负责人叫洪福佑把洪桂生的尸体收去掩埋，但一些民兵积极分子则抢着把尸体拖到农会的公路边上，最后割下了洪桂生的头挂在公路边的树上示众多日。看到这一切，当时我的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人死了还要把头割下，未免太残忍了。洪桂生虽然反共，但他在本地并未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总觉得我们村的老百姓对他并无多大的仇恨。他的自杀也算是明智的，如果投降了结果也会是七斗八斗以后而枪决。许多投诚的反共头目后来都被杀掉了就是明证。
四、枪毙土匪、恶霸和地主
1951年1月，平乐县内的22股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即共产党所称的土匪，约3600多人被全部清剿完了，剿匪运动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主动投诚的一般成员，部分人确属老实的百姓，经教育后放回家了；而许多人、特别是一些头目和骨干成员，不论是投诚的还是被抓获的，都在关押着，等待下一步的处理。
新年开始，即将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为了使土改顺利开展，使老百姓忠心地跟共产党走，不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镇压农村中的土匪及恶霸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大开杀戒成了当时的主流，村村都在杀人，而且这种杀人完全没有司法程序。土匪中的小头目及骨干成员，区级政府批准就可以杀；大一些的头目县级政府批准就能杀。总之，枪毙一个土匪或恶霸轻而易举，就像笼子里关着的鸡，只要有人喊杀，此人就绝对死定了。
我当时耳闻了大人们谈论的许多杀人事件，我自己也目睹几起杀人事件，看到那种种打人和杀人的场面，心里极为害怕。
1、1951年2月的一天，听去二塘赶圩回来的大人们回来说，今天二塘枪毙了20多人，有匪首邹家坤及国民党的政府官员地主伍晋衡等，全是用机枪来扫射的，不死的由民兵再去补枪打死。
我和养父、母親住在县城时，曾与伍晋衡的小儿子伍永旭在一个班读小学，每逢节日我们还共同舞龙，记得有一次我们一班小孩舞龙到他家,他家的大人给了我们红包,并为我们舞龙燃放了许多鞭炮。如今他的父親被镇压，在我来说当时是感到心中茫然的。
2、尹承纪的二老婆也是在2月被枪杀的，罪名是女恶霸地主。听说开斗争会时把她的衣裤都剥去了，只留内衣和内裤，大冷的天里被冻得全身发紫，推出去枪杀时已不能动弹了。我和养父、母亲曾在平乐解放之前租住过她在县城的房子，与她们家同住，我与她家的小孩和丫头都玩得很好，她的三女儿当时读髙中，四女儿读初中，小儿子尹之良读髙小，我则是初小一、二年级的学生，他们对我都很好。平时我称她为八舅娘。我对她的印象不错，白白的面孔，说话大声，平时爱打牌赌钱，但对周围的人和她家的两个丫头还是和善的，并未见什么霸道行为。一个妇人，并未反共也未杀人放火，却被说成恶霸，成了枪下之鬼，实在有些令人想不通。
3、我们村的潘大力，一个年过60多岁的老人，成了我们村反霸的第一个枪杀对象。他是我一个堂侄的外公，也未干过什么坏事，在地方上是较有名望的人，县里成立“招抚委员会”时他还是委员。土匪招抚下山了，他也被枪杀了。
4、八舅父的含冤被枪杀。我母亲的亲哥哥、我的八舅父莫锦林，阳朔县福利竹仔简村人。抗战之前他曾在国民党桂系军队中当过连长，退役后在地方当过村长。他为人一向忠厚、老实、本分。反共势力兴起时，一些头目强拉他去参加，要他做参谋，他被迫去了，但从未做过什么坏亊，也未杀人放火。剿匪运动开始后，他们一家四口人曾来我们家躲避了一个多月。剿匪运动快结束时，八舅娘和两个小孩先回去了，不久来信说没事了叫他回去。1951年2月中，我与八舅父同去（舅父的想法是带着一个小孩，如果在路上遇到盘查方便说话些）。走到沙子街时我们不敢从街上过，就从下游过河，当晚在龙家村舅父的一个親戚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舅父就与我离别一人独自回家去了。后来听说舅父回去不几天就被抓，半个月后就在阳朔被枪杀了。想不到与舅父这一别却成了永别，内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愁绪与悲痛。
随八舅父回家途中，当晚在龙家村曾听老百姓说沙子镇当天枪杀了几个土匪头目，有黄金福、何老桥等，大人们说他们都是主动投诚的，也被杀掉了。
5、李瑞熊父子同时被枪杀。前已述及，当解放军进平乐时李瑞熊是出来欢迎的，但不久就拉上他的原班人马下乡反共去了。剿匪后，他的部队被打垮，他潜回家乡沙子保和牛头村，不久即被抓获，1951年2月的一天与他的儿子一起在平乐县城被枪杀。听说枪杀他之前，他父子二人的手是用铁丝穿过手心来捆绑的。
6，1951年元旦过后，我们村的土改运动开始了，第一个被镇压的对象就是地主钟文学。钟文学是金山村水冲屯人,当时号称本村最大的地主，其实在当时来说也只是多些田地和財产，比一般人生活得好些而已，那也是靠勤奋和棈打细祘得来的。我养父和他是较熟悉的，因为钟文学的家在公路边，而我们家离公路尚有5华里的山路，故养父的自行车长期存放在钟文学家里，以方便上县城或是去赶集之用。我也曾在一次酒宴上近距离的接触过此人，个头较髙，身体偏瘦，说话细声，对人态度和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在枪杀他之前把他五花大绑吊在树上，逼他交代私藏的金银财宝，他被迫又交代了埋在地下的金银〔此前已把他家的财产全部沒收了〕，等把这些埋在地下的金锒挖出来后照样把他枪杀了。一个从未做过什么坏亊的人，也沒有参加过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共活动，只是在农村中畗裕一些，也成了一种罪过，被谋财又害命，其后全家被扫地出门，过着非人的生活，长期受到凌褥打压，是使人无法理解旳。
7、目睹王阿三被枪杀。王阿三是隔壁长冲屯人，洪桂生的部下。当他被抓获后又逃跑去跟洪桂生，第二次被抓是回家找食物吃，被家人抓住交给剿匪部队的。虽然他坦白交代了有一支长枪藏在我们村的土地庙，并带解放军来收缴这支枪，最终也难逃死亡的命运，而且死得十分惨。斗争王阿三那天我去看了。王阿三与潘石生、陶桂有和另一姓潘的人，都是潘彪的部下，四人一起被押到斗争会场，上台去斗的人都用力拿竹棍打王阿三，打得遍体鳞伤，全身青紫，叫人惨不忍睹，其他三人则未被打。看到这种打人的场面，我感到很害怕。最后把这四人推去岭边枪杀，王阿三几乎不能走了，是被人抬去的。
8、到水源村参加斗争会看杀人。水源村离我们家约5公里，一天，农会通知去参加斗争会，大人们去，我们几个小孩也跟着去。到达会场时，只见台上跪着四个人，五花大绑，民兵荷枪实弹地看押着，周围站了不少拿枪的军人和民兵，气氛十分紧张。只见一些人轮流上台去斗。被斗的四个人听说全是反共头子曹志刚的部下，一个姓唐，小名叫麻子连，其他三人记不起名字了。麻子连开始是农会干部，反共势力猖狂时，他反水投入其中，因而这次斗争会所有的人都向他开火，用棍子把他打得半死。会后把这四人推到田边空地上枪杀。之后，我看到粉岩村的老徐（一个当时较有名的剿匪积极分子、县大队队员）用刺刀逐个去捅这些已死去的人，边捅嘴上还边骂个不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解恨。人被打死了还要这样用刀去捅，我觉得太残忍了。
9、看李巧初被枪杀。1951年初春时节，为了推动土改斗地主运动的开展，区里组织斗争大会，以给各村树立榜样。一天，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参加斗争大会，各村的地主也被拉去陪斗，许多老百姓都去受教育。会场设在县城对河的南福村，这天斗的就是该村的地主李巧初，一个年约40多岁的女人，细小的身材，跪在台上给贫下中农轮番上台批斗。全区的斗争大会，人山人海，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大的场面。会后，即把李巧初推到路边的土坡上枪杀，是用沙枪来打的，多枪才能打死。最后区政府的领导人叶柏松讲话，号召各村农民积极投入土改和斗地主运动，求得翻身和解放，同时警告各村的地主，只能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和自己的财产，配合土改，否则李巧初就是榜样。
10、看枪杀蒋如荃。据史料记载，蒋如荃生于1888年，平乐县桥亭桃林村人，生于书香富裕之家。幼年好学，且爱体育，1906年入桂林陆军小学，毕业后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武昌起义爆发，曾参加革命军与清军作战。1914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1916年毕业分配在桂军任营长，1927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团团长，后历任南宁、玉林、梧州、平乐等地区民团指挥官。1947年11月升中将，1949年10月接受白崇禧的命令成立“反共救国军”从事反共活动。
1951年9月17日，平乐县政府在二塘九龙村召开公审蒋如荃大会，我们学校也组织教师、学生参加。在斗争会场上,我们离得远，只隐隐约约看到蒋如荃跪在台上，当时尚没有扩音器，上台去斗的人讲话，都是工作人员用喇叭筒重复。斗争会后，会议负责人宣读了他的反共罪状，之后推出去枪杀了。那天还斗争了另一名二塘石板桥村姓张的地主，斗爭会后也将他枪杀了。
五、结束语
据县史记载，在剿匪运动中,平乐县共歼灭土匪3600多人，其中投诚的830多人，围歼和俘虏2810人。在这些人中，排长以上的匪首306人。被击毙的匪首如唐必宽、潘彪、蒋作光等；活捉的匪首如李瑞熊、周国治、周玉麟、廖唯民、张少甫等，以及恶霸、国民党军政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共591人被抓捕，部分人被镇压。
就我们金山村来说，有12个自然屯，约2000人口，被杀掉的恶霸和土匪就有近20多人，杀掉的地主也有近10人，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了。
在一个社会的变革时期，胜利者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对那些为维护旧政权而动刀动枪、杀人放火而又拒不投降的顽固分子实行镇压，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历代社会变革大多也是如此进行的。但共产党剿匪、反霸、土改运动，所杀的人就远远超过了历朝历代，许多不应杀的人也杀掉，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
就以笔者的家乡平乐县为例，在剿匪反霸中，所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即共产党所称之土匪）的大小头目，不论是俘虏的还是投诚的，大多被杀了。他们中有个别人如蒋如荃参加过反清的武昌起义，其后又参加过北伐战争；一些人在抗日战中参加过地方的抗日自卫队抗击日寇，可以说这些人在历史上是有过一定贡献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不信仰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但他们已经放下武器投降了，就一定罪该当诛吗？笔者认为起码多数人是不该杀的。敌对势力的一方，只要他放下了武器，不管是被俘还是投降，他的人权（特别是生命权）就应当得到保护，这是最码的人性和人道。
至如枪杀恶霸，像尹承纪的二夫人，一个女流之辈，她算哪门子恶霸？我们村上的潘大力，一个已经60多岁的老人，地方上有一定的声望，并无为非作歹之事，也成了恶霸，岂不令人好笑吗？我们村上被枪毙的潘孝发，也只是当过村长而已，并无劣迹；其他的如潘石生、余阿七、陶桂有、王阿三……等多人，也只是一般的土匪成员，都被枪杀了，这些人真的该杀吗？
就我们村而言，剿匪反霸中枪杀了二十多人，我看除了一两个杀害农会干部有血债该杀的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是不该杀的。
在土改中，我们村被枪杀的地主有钟文学、郭文波、钟木保、郭老炮、富农钟金水等多人，还有地主郭老九，钟务生以及林昌明的妻子等人則是在士改斗争地主的时候被活活斗死的，全都是一些冤死的人。
剿匪、反霸和士改错杀了许多人，这是客观事实。此事已经过去60多年了，死者长已矣。但，回顾那一段动荡的岁月，认识历史是非，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后人不至重犯类似错误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大事。
土攺中把地主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如果是用和平的方法土改，政府给地主一定的经济补偿，这本来也无可非议，台湾地区和某些国家的土妀就是这么做的；但用暴力土改，不但谋财，把他们私人的财产也拿来共产分掉，而且还要人家的命，这就于法于理不容了。
“解放”一词指的是正义之师代表历史规律，打败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邪恶势力，建立人民政权，救民于水火，使人民获得解放自由，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而，解放、土改分得了某些财产和土地的农民真的自由解放过上幸福生活了么？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的对粮食统购统销起，生产粮食的农民就吃不饱肚子，更别说吃什么肉类了；1955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耕牛和土地收归集体了；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化，农民全沒有了土地和农具，连煮飯用的锅也砸烂拿去炼铁了，建立军亊化的组织，使农民成了新型的农奴；1959年和1960年反瞒产运动的开展，更是公开的到农民家里抢粮食、抓人、打人，农民开始成千上万的餓死，哀鸿遍野，神州一遍箫疏鬼唱歌，这是什么“解放”和“幸福”生活呢？假如毛泽东不死还在继续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假如没有华国锋、叶剑英领导下一举推翻“四人帮”，假如没有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一批中共改革派领导人领导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领导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苦难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是尽头呢？
而今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农民的生活比毛时代是大为提髙了。但如今的贪腐横行蔓延，社会不公、不义，贫富两极分化不断扩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特别是房屋受到強制拆迁，土地被强占，而又上访无门，并屡屡受到打压和迫害，并因此而经常引发群体性骚乱亊件，加上其它许多方面社会矛盾的普遍存在，严重地影响到这个社会的和谐，底层民众怨声载道而又无可奈何，可見这个社会对广大的底层民众来说，他们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还是任重而道远啊！
2014年4月8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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