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浏览网络，无意中发现一篇悼念外公的文章：《范熙壬：近代追求中国复兴之梦的先驱之一》。通览全文，不由为之一震！看得出作者的史学功力不凡，按其自叙身份应是家族中的晚辈，那就是年轻人的大手笔了，更觉值得钦佩。欲寻其师承，却又不免感到困惑？直到得知是汝捷兄【1】的贤婿后，心中方才释然。
范熙壬的一生是一个变革时代的缩影。在民国初年那个“政以贿成，兵毒天下”【2】的时代，范熙壬作为追求共和宪政的先驱，亲历和见证了那个年代的苦难与政坛的堕落，洞见到中国变革之困境，在于其深层的制度内核。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中国宪法制度的实践，用生命展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传承。
令人感佩的是，朱文用简捷地铺陈，即释放了巨大的容量，几千字就打穿了一个历史通道，将一段如烟往事，展示的栩栩如生。通过回顾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刻画出嫉恶如仇、敢于直言、刚直不阿、勤政为民的外公形象，并真实、客观地还原了那个变革时代的历史风貌，介绍了一代先贤所承载的精神超越和感人事迹。
不具备丰厚学养，写历史人物，尤其是精神境界方面的内涵是出不来的。以轻灵的笔触，写沉重的话题，是朱文的独到之处——史料的娴熟，平和的叙述，不经意地就从他所点评的历史中，轻松自如地切割出普世的意义，给人启迪，给人教益。更为难得的是，朱刚行文“秉笔直书”，丝毫没有“为尊者讳”的遗风。
而历史叙述并不是单纯的“回头看”，在“回头看”的那一瞬间，你如果愿意倾听，愿意思考，历史就会告诉你许多的隐秘和玄机。面对如烟往事，后人又当如何借鉴？百年冷却，先人热血是否仍有余温?百年漂洗，今人记忆是否还会殷红?历史的诘问，往往过于沉重，过于敏感，内中玄机，在中国，亦难有几人勘得破。
朱刚的文字证明了一条铁律：只有能穿透历史的声音，才能给人以震撼。古人云：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笔者深知，历史题材，无论是研究还是写作，都是个力气活，来不得半点的懈怠。看来，尘封的历史宝藏，唯有志者方可得之。这就是朱刚的贡献，在他的笔下，历史，于民间叙事中现出了本相。后人，在传统脉络中找到了位置。
可喜的是，在网络时代，“民间”的声音已不再沦为“边缘话语”，此消彼长的观念较量在这个时代有了新的含义。正所谓：人事有代谢，历史则永存，朱文揭示了一个规律：其实在人类史中，前人是没有耐心等待后人的，生命奄忽，万物难久，芸芸众生，匆匆来去，在历史长河中，又有多少人能悟透生命轮回中的创造意义呢？范熙壬的一生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历史何以永恒，无非是因其薪火相传，方能给后人以启示，以激励，朱刚笔下的历史回顾，亦当作如是观。
这是一篇很不错的历史文献，特别推荐给读者，则是笔者对朱文的欣赏与肯定。至于在大陆政治生态语境中，作者的文字处理方式，相信海外的读者是能够理解的。因为，多年的人生阅历告诉我，只有“当人性恢复了良知，历史才随之恢复记忆”。不过即使如此，一段值得思念的历史，也永远有凡夫俗子难以企及的精彩！
潘晴
2014/7/27
于澳洲悉尼
注【1】俞汝捷：历史文学作家，中国湖北作家协会成员
注【2】引自范熙壬撰写的：《祭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文》
现将朱刚全文转发如下：
范熙壬：近代追求中国复兴之梦的先驱之一
作者：朱钢
图片说明：1924年12月4日，应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电请北上，孙中山在天津张园与欢迎人士的合影，右侧第一人为时任非常国会主席的范熙壬。
据说中山先生生前最后一帧立于人群之中的照片，是1924年12月4日，应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电请北上，在天津张园与欢迎人士的合影。时隔90年，岁月沧桑，淘尽多少风流人物，凝视这张也算流传甚广的照片，当年能跻身于影像中的达官贵人留下姓名者又有几人欤？即使照片中与中山先生并肩居中而立的中年人，问起常人多半也不知其为何许人也。
偶然听姻外婆范亚维骄傲地聊起，才恍然知晓那就是她的父亲、时任国会非常会议主席的范熙壬。姻外婆是我见过的最有名媛气质的女人，虽然认识她时已年过八十，仍然妙语珠玑、风采照人。她心中那个完美而优雅的父亲形象，也颇让人心生好奇，于是抽空阅读了一些他的遗稿和相关历史文献，倾听一些亲戚、学者的叙述，大致了解了一点他的生平事迹。
从就读两湖书院到参与公车上书
范熙壬字任卿，生于1878年，原籍湖北黄陂，15岁中秀才，翌年考入两湖书院，主修史学，兼治辞章训诂。
两湖书院系1890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所创办，带有从旧式书院到新式学堂的过渡性特征，是一种新式书院。专业分经、史、舆地、算学四门，后又增设格致、兵法、体操等课。每月朔日（初一）为官课，又称“朔课”；望日（十五）为分教师课，又称“望课”。在范氏后人保存至今的课卷中，有一份范熙壬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所作朔课课卷，题为《东晋南宋之兵何以能强说》。此题乍看之下纯粹是谈陈年往史，却因东晋、南宋都是“夷狄”为祸最烈之时，联系到晚清遭列强环伺的形势，便具有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不知当时其他学生是否联想及此，而范熙壬显然意识到了论题的当下意义，所以首段即从国家衰败之患着笔——
天下国家之患，非必人民寡少之为患也，财用匮乏之为患也，土宇日削之为患也。所可患者，在君无发愤为雄之志，人民无尽忠致死之心，瓦散土崩，上下解体，斯真可弱而不可强耳。
这段采用否定句式的开场白，包含的意思正面而清晰，强调的是上下齐心，众志成城，认为只要举国团结一致，发愤图强，那么，尽管人力财力匮乏，外在环境险恶，国家还是有希望的。否则，前途就不堪设想。接下来的段落里，他具体分析了晋室东迁、宋室南渡后的不同形势及在逆境中“易危为安”的因由，最后落脚于现实：“呜呼！千古以来，中国夷狄之祸，莫甚于东晋、南宋，而中国人民之弱、土地之蹙，亦莫过于东晋、南宋。而东晋、南宋犹能易危为安，……则知有天下国家者不惧其弱，而惧积弱之后，终不能自振于强也。则夫后世乘可强之势，而反出东晋、南宋下者，不重可慨耶？”
他说的“后世”，明眼人一看即知为“今世”。可能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思、热切盼望国家强盛的心愿深深打动了出题者，该课卷被评为超等第一名，获奖白银三两。
“望课”可能更多地带有教师个人的专业色彩。两湖书院的首任监督为梁鼎芬，被聘为分教习者多为国内一流的文人学者，如杨守敬、沈曾植、陈三立、华蘅芳、汪康年、姚晋圻、李维格、邹代均、易顺鼎等均曾在此执教。我在范熙壬遗稿中，曾读到一篇题为《问汉侯国多不见地理志，能考其所在否？》的望课课卷，联想到杨守敬系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沈曾植既是硕学鸿儒、元史专家,又通晓历史地理尤其是西北地理，便猜测该课卷可能出自杨或沈的命题。范熙壬的该卷成绩为超等第二名，获奖白银三两。
光绪二十三年（1897），范熙壬乡试中举。有趣的是，其父范轼在多年应试不第后亦以46岁高龄秋闱获捷，这一父子同榜的新闻在当时颇为轰动，甚至光绪帝也为他们“颁赐”了御笔亲题的“父子同科”金匾。翌年春闱赴京，范轼通过会试、殿试，得中进士，而范熙壬落榜。为此，范轼曾作七律一首，内有“文章始信非憎命，造物何曾弃不材”句，既是自贺，也是对儿子的慰勉。以前听姻外婆回述这段往事，我曾不由想起《儒林外史》中周进与范进的故事。不过毕竟时代不同了，1898年在近代史上是著名的戊戌变法之年。那年春天，清廷在德国胁迫下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21年后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而在当时即曾让赴京赶考的举子们激愤不已。范氏父子也没有置身事外。在父亲授意下，范熙壬主动联络福建举人林旭，交谈之下，一拍即合。随即由闽、鄂举人率先行动，湘、苏、皖、桂举人纷纷跟进，向都察院递交奏章，希望朝廷能拒绝签约，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对于正在试图变法维新的光绪帝来说，举人们的这番爱国言行无疑是对他的一种支持和促进。
但这次人数众多的“公车上书”最终未被慈禧掌控的朝廷采纳，以至于几个月后又与德国签订若干条约，进一步将整个胶州湾拱手让出。戊戌变法也仅仅持续了103天即以失败告终，光绪帝被软禁，康、梁出逃，谭嗣同、林旭等“六君子”遇害。范轼父子为避祸也匆匆离京南下。
从考入京师大学堂到创办《新译界》
戊戌变法中推行的新政大都夭折，却有一项未曾废止，那就是兴办不久的京师大学堂仍在艰难运行；直到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校舍图书设备均遭毁坏，才被迫停办。1902年冬，学堂恢复，先设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分仕学馆和师范馆，预备科分政科及艺科。吏部尚书张百熙出任管学大臣。其时范轼因曾在“两宫西狩”时有所建言，得重返北京，先供职兵部武选司，后出任江西抚州知府。范熙壬随父赴京后也获任内阁中书，这时便以京官身份报考京师大学堂仕学馆，随即以初试、复试均获第一的成绩成为学堂恢复后的首届入学生。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据知在北大档案馆中还保存着百余年前的《钦定大学堂章程》，但当年考生的试卷恐怕已是片纸无存。难得的是，名列首届第一的范熙壬的复试试卷经过精心装裱，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其后人手中。这是因为，民国时期曾任教育部次长的傅岳棻系范轼门生，曾为恩师撰《范眉生先生传》。经范熙壬商请，他让人从前清旧档中找出试卷交给了原作者。
我有幸获睹这份试卷。令我大感惊奇的是标题：《张居正毕士马克优劣论》。毕士马克现在通译为俾斯麦。显然，这是一个属于比较政治学范畴的考题。且不说在晚清文人中知晓西方政治者不多，即使现在，比较政治学在我国仍是一门处于起步阶段的学科，那么，上世纪初的学堂怎会开出这样的试题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经过八国联军入侵和辛丑条约签订，人们痛定思痛，正迫切地想从前朝、从西方寻觅救国之途，而朝廷也正在推行所谓“新政”。再看范熙壬的试卷，通篇谈的是16世纪明朝首辅张居正与19世纪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在全然不同的时代地域推行的改革实践和成功经验，最后落脚到晚清现实——
吁嗟乎！沧海横流，亭亭岛屿；风雨如晦，嘐嘐鸡鸣。吾中国今日安得而有张居正、毕士马克者？
将强国之梦的实现寄托在个别改革人物的出现，不免显得幼稚、虚幻，而从中透出的焦虑、热切，还是令人感动的。
1903年，张百熙上书奏请选派学生留洋，范熙壬以成绩优异且受张之洞举荐而被选中，由此成为首批由中国高校派遣出国的留学生。留学的目的地为日本，而真正负笈东瀛已是1904年。他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见过一张他留学时摄于东京的照片，与以前见过的鲁迅等人的留日照片不同，他穿的也是学生装，却没有将辫子剪去，而是盘在头顶上，我想这可能与他同国内政坛仍有联系相关。事实上1907年他毕业回国省亲时，即曾随张之洞赴京，继而参与资政院的筹建，并在法律修订馆参与修订民法、刑法、商法及民事、刑事诉讼法；1908年又重赴日本，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法律，1909年毕业。
关于他的留学生活，最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在东京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翻译杂志《新译界》，自任总理（即社长兼总编），另有编辑、校对各5人、职员若干人。创刊号上登有林则徐、德国诗人歌德的画像和范熙壬撰写的发刊词。发刊词先追溯汉唐时期印度及中国僧人对佛经的翻译、明正德至清康熙年间西方教士对西学的译述，而后谈到《新译界》的办刊方法与目的。方法有二：“一曰维持吾国固有之文明，以求合于世界，为世界所同认者则存之，否则去之；一曰拣择世界最新之学理，以输入于吾国，为吾国所适宜者则取之，否则弃之。”目的有八——
一、变吾国政法界为极良政法界；
二、变吾国文学界为绝妙文学界；
三、变吾国理学界为最精理学界；
四、变吾国实业界为至足实业界；
五、变吾国教育界为完美教育界；
六、变吾国军事界为强大军事界；
七、变吾国外交界为灵敏外交界；
八、变吾国时事界为光荣时事界。
文章对上述八界有具体的分类和祝祷。譬如将“政法”分为政治、经济、法律，将“文学”分为哲学、宗教、历史、地理、音乐、美术，将“理学”分为天文、地质、人种、博物、理化、数学，等等。祝祷均为四言八句，譬如对“政法界”即“预作祷词”曰：“维天生民，君为民立。失众失国，大同乃吉。民不可侮，天不可欺。荦荦东邻，是我之师。”末句很明白地表达了希望中国能走类似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
《新译界》在日本留学界广受支持，先后担任译述者近50人。又因译文内容新颖而切实际，颇受读者欢迎，除东京外，在国内诸多城市如京、津、沪、汉、渝以及保定、南昌、宜昌等地均有代售点。目前，在一些大城市图书馆中还能查到当年的刊物。
从拥护共和到拥戴孙中山
1906年，清廷在内外压力下，宣布“预备立宪”；接着开始筹建资政院，“预立上下议院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范熙壬于1909年留学期间，曾奉命考察日本帝国议会制度及上下两院运作情形，毕业回国后即在资政院任一等秘书官兼机要科科长，又兼速记学堂教务长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教习，为未来的议院培养速记员和法政人才。他一心想为“立宪”奉献自己的所学所得，但朝廷并不真想实行类似西方的议会制，钦定的“宪法大纲”仍是竭力维护君主独裁，资政院也只是一个御用机构，与西方的议院无法相提并论。这就使他一面为推行宪政而不遗余力，一面又为目的难达而失望彷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很快站到支持共和这一边。这里，除了对清廷的失望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与革命党人的关系。在“中共党史网”关于范熙壬的介绍中，说他留日期间曾加入同盟会。我不清楚这一说法的依据，但我知道，他与黄兴是两湖书院的校友；留日之后，又与宋教仁建立友谊，在后者日记中即有“访范熙壬，邀其任杂志事也”的记载，说明他与旅日革命党人、与同盟会都有交往，所以一旦获闻武昌首义的捷报和孙中山回国的消息，响应共和就成为他必然的选择。
他被同样拥护共和的在京人士推为代表，立即南下。由于战事造成道路阻隔，他没有赶上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典礼，但受到了孙的亲切接见。他抵达南京后，即住在黄兴官邸，期间曾与宋教仁探讨后者正在起草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该大纲于《临时约法》施行之日废止）。之后他返回湖北，旋即被黎元洪任为武昌军政府总务一等秘书。1913年，他在湖北选区以高票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从这时起直到1927年李大钊遇害，他基本上在北京参与议会运作。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议会，有过“解散——复会——再解散——再复会——再解散”的几度折腾，上演过“贿选”的丑剧，而具体到议员，各人的表现是很不一样的。就范熙壬而言，坚持民主法治、建设富强之国始终是他的梦想与追求。所以，当国会还能开会议政时，他总是希望能恪尽一个民意代表的职守。譬如对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善后大借款”、“金佛朗案”等，他就曾分别提出质询和弹劾。据说当他为“金佛朗案”直斥政府的卖国行径时，被指斥和弹劾的财政总长王克敏恼羞成怒，曾拿起一方砚台向他掷去，幸而躲避及时，未受伤害。而当1925年6月，汉口发生英军枪击示威群众的惨案后，他又曾以国会议员身份返乡请愿，力促湖北省长萧耀南对英强硬交涉。此事在当时汉口《新闻报》等媒体均有报道，并为两年后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打下了基础。
1923年曹锟以5000元一票的高价贿选总统，这是现代史上的大丑闻，对议员个人来说，则是人格与操守的大检验。当时由于行贿者担心对方领钱后并不投自己的票，而受贿者担心投票后拿不到钱，因而在先拿钱还是先投票，以及用现金还是用支票、支票由哪家银行兑付等细节问题上反复磋商。也有议员既贪钱又要面子，希望不公开贿选者的姓名。种种丑态，不一而足，人性中恬不知耻的一面一时展露得活灵活现。
丑闻腾播中外。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立即发出通电声讨。一批议员坚决抵制，范熙壬便是反对贿选最力最坚定的议员之一。为避武力挟持，他与拒贿议员们先至天津，然后纷纷南下，准备在上海召开议会，与北京对抗。而盘踞北京的直系军阀，为了凑足法定人数，在支持曹锟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运作下，以重金劝诱在沪议员返京，这些人中也有经不起利诱而陆续北返者。而范熙壬不仅不为所动，还致信吴景濂，对这位昔日好友动之以情，晓以大义，劝其改邪归正。信较长，现摘录几段如下——
……现在保曹一方，明设机关，贿买选票，种种丑声，喧腾报纸。两院同人相率引去，避焉若浼。乃我兄独力拥护，不惜牺牲国会之名誉及同人之政治生命，以为之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熙壬与兄旧同砚席，私交素笃，不愿吾兄为武人所利用，自损令望，且损民国建立以来为国效力之成绩；尤恐国会二字，因此次政潮从而销蚀，而国家根本大法亦随武人之颐指气使，蹂躏无余……
……熙壬之心，本以全国人民多数之心为心……兄若听熙壬所陈，翻然改计……亦未始非全国转祸为福之一种机会，吾兄其有意乎？
可惜吴景濂听不进他的规劝，终于沦为“猪仔议员”之首而遗臭青史。曹锟垮台后，受贿议员受到通缉。未受贿的议员在参、众两院均未达到开会的法定人数，于是合组成国会非常会议，由从各省议员中选出的行政委员轮流充任主席，主持会务。1924年冬，当孙中山应邀北上时，范熙壬正担任主席，于是代表国会非常会议提前赶赴天津迎接。据知孙中山抵津当日，天气严寒，而码头欢迎者达二万余人。中山先生感国民之热诚，冒着风寒，站立船头，频频脱帽向群众答礼，随后来到张园出席欢迎大会。会上，范熙壬等代表各界致欢迎词，中山先生致答谢词，随后来到台阶上留影，这便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照片。
孙中山当时提出的“对内扫除军阀，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与范熙壬的追求深相契合，故在致欢迎词时即推崇孙为“国之导师”。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他又代表国会非常会议撰写祭文，内有“某等不幸，丧此导师。茫茫长夜，巨星西驰”等句，于悲悼之际再次表达了对中山先生的尊崇。
从秘密入党到营救李大钊
“中共党史网”上，将范熙壬列为李大钊亲自介绍入党的中共党员。范李两人的相识，可以追溯到1910年。那时范兼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教习，而李是该校学生。1913年，当范在国会就袁世凯政府的“善后大借款”提出质询时，李在《言治》上发表《隐忧篇》，尖锐地指出“近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借款事起，南北几兴兵戎，生民险遭涂炭”，可以算是师生在国家大事上的首次呼应。
由于范的议员身份，他的入党是秘密的，所以具体是在哪年加入、入党前后与李大钊有怎样的关系、参加过党的哪些活动，现在已经很难详知。听姻外婆说，1909年，当范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时，与小他一岁的青年教师河上肇颇有交往。河上肇后来成为日共党员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范在其影响下，可能留学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已有接触。姻外婆又说，范逝世后，她检点父亲留下的一箱遗稿，曾发现一些用文言翻译的《资本论》底稿，可惜经过“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这只箱子已被抄没。不过由此可以知道，范熙壬的加入中共，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近读裴高才著《为民喉舌》一书，提到范熙壬在1919年“经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中共”。这个表述似乎不太准确，因为1919年尚未建党，李大钊等发起组织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也是1920年10月才建立的。不过范熙壬的入党时间应该不会太晚，作为一个满怀复兴之梦的爱国人士，在军阀的黑暗统治中不断碰壁，转而将希望寄托于一种新的主义、新的政党，是很自然的选择。
1927年奉系军阀执掌北洋政府大权后，反共气焰嚣张。当年3月6日，张宗昌在南京绑架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的夫人；4月6日，张作霖派兵悍然进入附属于苏联驻华使馆的旧俄兵营院落，逮捕藏身院内的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抄走了许多文件。这两件事立即遭到苏联政府的强烈抗议。同时包括杨度、章士钊及北大校长等知名人士在内的社会各界开始积极营救李大钊，范熙壬是其中之一。他在获闻消息后于4月7日至9日的三天内两度前往曾任奉军参谋长、最受张作霖倚重的杨宇霆（字邻葛）官邸，但没见到杨本人，只见到了张作霖的另一幕僚张宣（字楞生）。于是在9日深夜，他给杨宇霆写了封信。这封《致杨邻葛督军书》开头先提“踵访两次，仅晤楞生兄一面”，接着回忆了以前自己赴沈阳见张、杨，建议“联合南方以法律解决时局”的往事。
信中主要一段原文如下——
往事已矣，现在仍有退一步之妥协时机。党军左右交哄，枝节横生，锐气大不如前。若乘此时从世界眼光着想，消弭内争，协力对外，收回国际已失利权，勿予外人以鹬蚌相争之隙，而双方所持之政治主张，一听国民大会公决。各各约束自己所属军队，徐图刷新，编作国有。现役军人一律放下屠刀。南方主义虽新，当无不可降以相从。况南京羁鲍夫人，北京又获李大钊，左党以此二人为线索，右党即由梁燕孙、叶誉虎二人直接沟通，既可免除战祸，又可杜佛家“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互相吞噬之因果报复。此念一动，吾国内四万万人中，即可保全百分之一之生命财产。希即以此言转陈雨帅，断然行之，勿贻不可追之后悔，大局幸甚！
范熙壬写此信时，为了能让张作霖（字雨亭，故信中称“雨帅”）接受，以达到解救李大钊的目的，必定有过一番思考。他不能站在北伐军的立场说话，更不能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说话，只能以这种似乎为张作霖着想的口吻，建议他通过鲍罗廷夫人和李大钊与左派联络，通过梁士诒（号燕孙）和叶恭绰（字誉虎）与右派沟通，以“消弭内争，协力对外”。而通过国民大会解决分歧，将国家推上法治轨道，则是他一贯的主张。
当他为营救事积极奔走之际，北洋政府也在抓紧整理、翻译从李大钊藏身处抄走的文件，并陆续在报刊公布。其时范的老友、驻日公使汪荣宝回国述职，偶尔获知在查抄文件中发现了介绍范熙壬入党的材料，于是要范赶紧走避。鉴于奉系军阀疯狂“反赤”的行径，为避免迫害，范不得不携眷匆匆离京。果然，就在4月下旬，《益世报》等报纸在《官方续布党案文件目录》标题下，披露了“介绍范熙壬入C.P.（即共产党）函一件”、“另一封有叙范熙壬加入共产党事”等文件内容。
范熙壬离京后，旋赴山西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议，北伐结束后逐渐淡出政坛，在中国大学、民国大学等校任教授。1938年秋受重庆大学之聘，拟于武汉登舟赴渝，行前突然病逝，享年60足岁。
范熙壬是近现代史上值得纪念更值得研究的人物。
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世书局影印出版《清末民初期刊汇编》，所收7种期刊中《新译界》被列为第1种。台“中央研究院”院士、史学家张玉法在为该期刊汇编所写序中，称范熙壬为“改革运动健将”，指出这些期刊的共同特征是“以宪政思想的鼓吹和宪政知识的介绍为主”。著名文化史家、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获睹《新译界》后则称道该刊“着重政法、文学、时事类译述，以达中国与世界文明互相沟通的目标，……显示了一种颇高的文化追求和炽热的爱国情怀”。（《日本明治时期“新汉语”的创制与入华》）
范熙壬存世的诗文遗稿《敬胜阁集》已在台湾印行。闲暇研读，对于深入了解近代寻求中国复兴之梦的人的足迹，应该不无裨益。
注：作者朱刚为上海普陀产业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民革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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