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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一、两次“长春之战”及其《大公报》述评
（一）第一次“长春之战”及其《大公报》述评
（二）第二次“长春之战”及其《大公报》述评
二、林彪实施“饿殍战术”的起点和终点
三、林彪采用“饿殍战术”的军事考量
四、长春被围困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被饿死？
（一）长春城何时断粮？
（二）关于长春城被饿死人数的九种说法
五、杨滨发出拯救生灵的一封信
六、李作鹏与“长春饿殍之战”
七、李敖应读刘统书
结束语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简述两次“长春之战”及其《大公报》评述。文章对第二次“长春之战”中林彪实施“饿殍战术”的起点和终点；林彪采用“饿殍战术”的军事考量；长春城饿死了多少老百姓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文章指出，杨滨发给东北野战军政治部的信是促成林彪放弃“饿殍战术”的重要原因。文章还对李作鹏、李敖著作中与第二次“长春之战”有关的内容进行了讨论。
文章指明：1948年“长春之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事件，是典型的军事恐怖主义事件。林彪一生的最大污点就是策动和指挥了1948年“长春饿殍之战”。
正文：
序言
事关林彪一生之评价，客观呈现和评述1948年“长春之战”及其后果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议题。
林彪军事生涯的顶峰是以中共首席指挥官的身份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期间部署和指挥了东北战场的全部重大战役。
国共东北战事以1948年4月展开的长春之战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946年4月的“四平保卫战”和1947年6月的“四平攻坚战”是前期东北战事的核心战役。林彪部队在这两次“四平战役”中，卫而不保，攻而不克，均战败。
1948年10月展开的辽沈战役是后期东北战事的核心战役，也是国共三大战略决战的首役之战。林彪部队获胜。
辽沈战役整体战略之构思者是毛泽东。辽沈战役中先取锦州，关闭东北通向华北的大门的战略性决策出自毛泽东。
而在1948年4月展开，并在1948年10月结束的“长春之战”，则是由林彪亲自策动和指挥的。1948年“长春之战”的全部战略构思和决策均来自林彪。因此，“长春之战”的军事后果（夺取城池）及其附加代价（饿死饥民）理所当然的承担者当首属林彪。
近二十年来，林彪拥趸在为林彪翻案的同时，总是不忘炫耀林彪的军事成就。然而，凡遇1948年“长春之战”之议题，面对林彪实施“饿殍战术”致使长春数十万百姓被活活饿死的严酷史实，林彪拥趸就刻意回避，佯装聋哑，不予评述。
例如，著名林彪拥趸丁凯文2007年主编并出版了《百年林彪》一书。该书字数超过百万，却没有一章、一节、一处提及林彪使用“饿殍战术”，将数十万长春市民活活饿死的史实。
还例如，林彪女拥趸舒云在其博客上发表《林彪指挥的十大经典战斗（役）》文。文中谈论辽沈战役时，虽提及了“长春围困战”，但对林彪的“饿殍战术”不予涉及。统计伤亡情况时，只写出了“毙伤国军官兵5.68万人”的数字，而对在“长春围困战”中被活活饿死的数十万长春市民的史实则无只字提及。
最近，为贺李作鹏、邱会作百年冥寿，林彪、高岗、黄、吴、李、邱等东野（东北野战军的简称）将帅之后人云集长富宫。宴席上，儿孙们为父辈66年前在辽沈战场上取得的的胜利举杯畅饮。杯盏交错之间，酒肉穿肠之时，竟无一人提及那场“长春围困战”以及被活活饿死的数十万长春市民。
林彪是“饿殍战术”的总策划者和制定者，既然要讨论林彪的军事生涯，怎么可以不讨论“长春之战”呢？
一、两次“长春之战”及其《大公报》述评
1945年8月5日，日本宣布战败。长春城和东北三省重归国人之手。但是，在之后的三年间，长春城却两次遭遇战争劫难。
谈及“长春之战”，人们总会将其与王芸生先生的著名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联系在一起。史学界也总有些粗心人分别将爆发于1946年春天和1948年春天的两次“长春之战”混为一谈。还有人总是不经意地将王芸生先生的《可耻的长春之战》一文与第二次“长春之战”相关联。因此，搞清楚两次“长春之战”的基本情况及其与《大公报》述评之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一）第一次“长春之战”及其《大公报》述评
第一次“长春之战”始于1946年4月14日，结束于5月23日，历时40天。
1946年3月17日，东北民主联军从国军手中夺取四平。
3月27日，毛泽东电令东北局和林彪“用迅速猛烈的手段夺取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及中东路全线”[]。
4月14日晨时，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率红军总部撤离长春。国军国防司令陈家珍从苏军手中接管长春城防。
但是，苏军撤离之前已和中共达成秘密协议：苏军撤离后，由中共军队接管长春[]。苏军撤离当日，林彪便令周保中指挥杨国夫部、罗华生部、曹里怀部三万余众，兵分三路，直扑长春城。当日即夺得大房身机场，次日夺得火车站。4月18日，长春易手。国民党城防司令陈家珍和市长赵君迈被俘[]。
4月18日长春易手当日，国民党新六军、新一军、七十一军，在四平街一线发起反击。林彪部队试图固守四平，誓言要将四平变成“东方马德里”。但林彪部队顽强抵抗一个月后四平街失守。
林彪率部从四平北撤至长春。此时，因获前方谍报，称长春城内潜伏六千苏联红军，南京统帅部密令杜聿明所部不要渡过辽河和越过公主岭。然而，在东北督战的白崇禧遽然独断，强令杜聿明兵分三路以扇形攻势继续进军长春城[]。
5月23日，毛泽东电令林彪守住长春。但林彪已无意坚守长春，径直退向哈尔滨[]。
至此，第一次“长春之战”宣告结束。
收复长春后，白崇禧力主国军不顾一切，乘胜追击，一并收复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北满城市。此时，孙立人所率新一军，也已越过松花江，兵至双城，距哈尔滨已不足百公里。林彪则已做好放弃哈尔滨，继续北撤的准备。
在此关键时刻，马歇尔以调停国共内战之名，逼迫蒋介石停战。6月6日蒋介石迫于压力颁布停战令。6月21日，蒋介石应周恩来之请求，宣布将停止前进追击的命令再延长八日，至6月30日中午为止[]。
第一次“长春之战”开战的第二天，王芸生先生撰写著名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此社评刊登在4月16日《大公报》上。王芸生先生在社评中从战争意义和战争手段两个方面，对“可耻”二字给出明确指认：
“我们谨为国家祈福，谨为生民乞命，请快停手吧！敌人降了，盟军撤了，我们自己却打起来，实在太可耻了！快停止这可耻的长春之战吧！”——内战可耻！——这是王芸生先生对国共双方的指责。
“我们的所谓军事冲突，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这是王芸生先生对了林彪部队使用非常战争手段的指责。
关于“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的情况，曾任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的梁肃戎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但此等“可耻”之事不是发生在长春，而是发生在四平：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三月，共军三度进攻四平，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波的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军则踏着死尸，攻进四平”[]。
2013年10月，张刃先生在大陆史学杂志《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说，当年被王芸生先生称之为“可耻”的证据——“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是依据《大公报》记者吕德润先生3月27日发来的通讯稿中所披露的事实[]。
当年，吕德润先生借用巴金小说《春天里的秋天》[]之书名为题，撰写了介绍东北战事的通讯稿。在通讯稿中吕德润讲述了“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的血腥情况：
“……政府军和共产军在盘山一带打了一仗，共产军方面打第一线冲锋的是没有什么武器的人，当然后面还有正式的部队，那一仗胜负如何我迄今并未注意，我只知道双方有一万五千中国人死了！”
“一位参加那一役的政府军官说，对那些没武器的中国人他不知道怎样放枪？当然，他的枪是放过的，假如今后这些没武器的人仍被逼着从共军方面扑上来，他仍将开枪。法库一役‘双方死伤惨重’。双方主力的接触，战场上据说有二万多死尸。”[]
首先，让我们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下王芸生-吕德润所说“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的情况是否发生在长春？
从空间上看，吕德润先生在其通讯稿中提及的战事并不是发生在长春，而是发生在四平市南部的法库地区和沈阳西部的盘山地区。
查阅中共军史资料后笔者确认：吕德润通讯稿中所说的“法库战役”和“盘山战役”就是中共军史所记载的“秀水河战役”和“沙岭村战役”。
从时间上看，秀水河战役发生于1946年2月13日，而沙岭村战役则发生于1946年2月17日。
发生在法库地区的秀水河战役，是林彪亲自指挥的，也是是林彪率部出关之后取得的第一场军事上的胜利。其役歼灭国军1600余人。吕德润在《春天里的秋天》中说，“据说有二万多死尸”，是误听后之误传，还是死亡人数之公布另有玄机？待考。
发生在辽西盘山地区的沙岭村战役，是林彪率部出关之后军事上获得的第一次惨败。东北民主联军以四纵所辖九个团的的优势兵力，围攻国民党精锐新六军二十二师六十六团。却遭遇六十六团的顽强抵抗。四纵久攻不下，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出战斗。沙岭村战役历时两昼三夜，歼敌仅674人，而自己的伤亡人数高达2157人，比例近乎1:4。吕德润在《春天里的秋天》中说“有一万五千中国人死了！”是同样的误听后之误传，还是死亡人数之公布同样另有玄机？也待考。
其次，吕德润先生的通讯稿《春天里的秋天》首发在4月13日的天津《大公报》上。但吕德润从沈阳向天津报社发稿的时间是3月27日。而吕德润采访并开始写作此通讯稿的时间要早于3月27日。笔者估计：吕德润写作通讯稿《春天里的秋天》的时间应在秀水河战役和沙岭村战役结束后不久，时间大约是在2月底和3月上旬。
笔者强调吕德润先生写作和发表《春天里的秋天》的时间是想说明，无论3月27日之前、或是3月27日、还是4月13日，第一次“长春之战”都还尚未爆发。因此，王芸生先生关于“长春之战”中林彪部队“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的指控，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均与吕德润提供的“证据”不能对位。因此，王芸生先生的《可耻的长春之战》拟可改名为《可耻的盘山之战和法库之战》。
当然，核实发生“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的时空位置，并不意味着要否定王芸生先生对“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的做法的指控。因为“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的做法无论发生在王芸生所说的长春，或梁肃戎所说的四平，或吕德润所说的盘山和法库都毫无疑问是可耻的。
4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由陆定一撰写的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陆定一在社论中没有与王芸生纠缠“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事实到底发生在长春，还是发生在法库，或发生在盘山。而是直接否认了“可耻”事实之存在，并认定《大公报》指控的事实是从“专门造谣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那里得到的。陆定一认为，《大公报》才是“在反人民这一点上，真正做到了家，真正‘残忍到极点，可耻到极点’！”[]
4月20日，上海《大公报》用转载发表在4月13日天津《大公报》上吕德润的通讯稿《春天里的秋天》的方式回应了陆定一和新华社。
至此，第一次“长春之战”是否“可耻”的争吵，在一场悬而未决的笔墨官司中似乎成了一桩悬案。
（二）第二次“长春之战”及其《大公报》述评
第一次“长春之战”是否“可耻”尚未定论，但“可耻”二字却被王云老言中！在第二次“长春之战”中，“可耻”以无以附加之严酷内容，变本加厉之极端形式一展无余。
第二次“长春之战”始于1948年4月18日，结束于10月20日，历时245天。
1948年4月18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否决了毛泽东关于“……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等池之敌。……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减为有利”的建议，林彪向毛提出要攻打长春。
不待毛泽东回复，林彪4月18日当天便下达命令，命独立五师向长春西北的小合隆镇运动，封锁长春大房身机场。拉开了第二次“长春之战”的序幕[]。
4月22日毛泽东方才复电同意东野攻打长春[]。
5月30日，林彪又将“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修改为“围困长春”，并向部队下达了严密封锁长春，严禁粮食进城和百姓出城，“要使长春成为死城”的命令。
长春围城的后果是极其严酷的。
围城期间，长春城内的所有木质结构，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做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围城后期，城中断粮，城内出现人吃人的现象。长春城有一老太大，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人后，老太也死去了。东野入城后，战士们发现锅里还剩半条大腿[]。
据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先生回忆：“市民因辗转在哨卡内外中间地区的，日有增加。饿殍载道，白骨累累。洪熙街、二道诃子等卡哨内外，尸横遍野，呻吟之声不断，俨似人间地狱”,“卡哨以内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这是亘古少有的对人民的浩劫。”[]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无辜的老百姓逼入了绝境。林彪“饿殍战术”之实施虽然也威胁到了国民党军队官兵的生存，但是，当年国共双方参战者的回忆文字都承认，没有一个国民党士兵因“饿殍战术”之实施被饿死。“饿殍战术”的全部受害者都是长春城无辜的老百姓。
10月20日，长春守军放下武器。第二次“长城之战”宣告结束。
面对林彪及东野在长春实施“饿殍战术”致使数十万市民被活活饿死的严酷现实，《大公报》再次发出声音。1948年9月3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记者张高峰的长篇通讯稿《我们要活命——长春50万人民的控诉》（后简称《活命》）。在《活命》中，张高峰写道：
“天黑了，人心也黑了，长春被围困半年，五十万人民饿得全成半死状态……三个卡哨以外的真空地带，有十几万难民睡在被共军铲光了农物的旷野上，风吹雨打，奄奄一息，人吃人的惨剧就在真空地带演出……死尸遍野，疫疬流行，人民死得太惨了，长春还是人的世界吗？”[]
饿殍之战，胜之不武。“可耻”也罢，“极端可耻”也罢，总之是可耻。
二、林彪实施“饿殍战术”的起点和终点
林彪“饿殍战术”之要点有二：其一是围城断粮；其二是不许百姓出城，可简称为“粮禁入、人禁出”。“粮禁入”属于战争的常用手段。而“人禁出”才是“饿殍战术”之关键！
林彪实施“饿殍战术”之目的是要造成一种民与兵争食的局面，迫使长春全城断粮的局面尽早出现，逼迫国民党部队在全军人马有可能被活活饿死的结局面前不得不放下武器。至于长春百姓是否会因“饿殍战术”的实施先于国民党官兵而被全部活活饿死，则全然不在林彪考虑的范围之内。
林彪制定的“饿殍战术”经历了一个“粮禁入”在先，“人禁出”在后的实施过程。
第二次“长春之战”始于1948年4月18日。
4月24日，林彪就向各独立师下达命令：“长春之敌到城外四出抢粮，并未见遭受我各独立师严重打击。此种现象，对今后作战颇为不利，我各独立师必须抽出1/3的兵力在长春城郊二三十里内外随时打击敌之抢粮部队，严格禁止粮柴入城”[]。
林彪的“4-24命令”是林彪在第二次“长春之战”中实施“饿殍战术”的起点。
林彪的“4-24命令”表明，围城初期，“饿殍战术”已在林彪的头脑中初具雏形。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只是做“粮禁入”的部署，而“人禁出”的禁令还没有下达。
1948年5月间，正是农作物的生长期。林彪下令在长春城郊外发动了大规模的“铲苗运动”。为了不让一粒新粮进入市区，林彪部队将长春城外方圆四十里的农作物全部被铲光[]。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并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也随之响彻全军。但是，“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的承诺对林彪和东野形同虚设。为了实现“围困长春”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至于今冬明春长春城周边的老百姓吃什么林彪就全然不顾了。“铲苗运动”是“粮禁入”方针的构成部分。“铲苗运动”的出现表明林彪实施“饿殍战术”的决心之不可动摇。
5月29日，林彪致电毛泽东和军委。在陈述强攻长春的各种困难后，林彪提出“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
5月30日，不待毛泽东和军委回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就向东野围城部队下达了围死长春的命令。林彪在“5-30命令”中强调：“要使长春成为死城”[]。东野一纵和六纵奉命进入划定的围城防区。
6月1日，毛泽东回电林彪，再问林部是否已经展开全力攻击长春[]。林彪则以“对长春地形不够了解”敷衍毛泽东。
6月5日，林彪电复毛泽东，提出三个所谓的作战方案：一、正式进攻长春；二、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南下北宁线；三、二到四个月时间，对长春实行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
其实，林彪罗列的前两个所谓方案是在虚晃毛泽东。林彪“围困长春”决心已定，且围城的战队部署也早已完成。
6月5日当天，林彪发布围困长春的具体规定（简称“六五规定”），其要点如下：
“严禁粮食柴草及其他生活资料流入长春后，（由总部出布后），凡以上资料偷运过境企图接济敌军者，一律扣留，由指定机关（地方归县，军队归团）予以没收处理”；
“为反对长市敌人之人口疏散政策，对长市内出来之人民必须予以阻拦，凡能堵回去者，务必堵其回去，使敌对城市人口不能大量与迅速疏散，而达成其减少粮食之困难。”[]
东野《阵中日记》记录了“饿殍战术”的实施情况：
（一）使用独立师以营为单位，接近长春周围及近郊，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
（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
（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
（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便即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
（六）城南、城东归六纵，城北、城西归一纵，炮火由炮师派归五、六纵指挥。
（七）两个月来几个独立师围困长春成绩不大，未看成（是）严重战斗任务，无周密计划和部署，应该改正。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6月5日当天，东野总部命令六纵派一个营去孟家屯封锁敌人，派得力干部检查，不许长春居民出来，增加粮食负担[]。
至此，林彪的“饿殍战术”——“粮禁入、人禁出”进入全面实施状态。
将在外，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君命有所不受。
6月7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基本上同意”（实际上是勉强同意）林彪改“强攻长春”为“围困长春，伺机打援”的作战方案。但是毛泽东还是认为“围城打援”的做法“有平分兵力之嫌”[]。
6月7日当天，以黄永胜李作鹏为正副司令员的六纵依照林彪“饿殍战术”的精神下达命令要“教育部队不要有片面群众观点和同情心，以免妨碍封锁和歼灭敌人。”[]
6月初，东野成立围城指挥部。
6月22日，一纵和六纵的两个师从围城一线被撤下来修整。以十二纵的第三十四师、第三十五师、六纵的第十八师级五个独立师和一个炮兵团组成新的围城部队并进入指定位置。开始对长春城实施全面严密的封锁[]。
6月28日,围城指挥所再次强调封锁粮食、蔬菜、燃料、牛马及一切可供敌人使用的生活资料，断绝城内外人员往来和商业关系。并提出“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的口号。围城指挥所还发动群众，成立军队地方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在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严格检查过往行人、车辆、封堵粮食进城[]。
东野围城期间，城内粮价暴涨。一斤高粱米的价格从6月2日的4万元/斤上涨到9月10日的2800万/斤。到了10月15日，已经涨到3500万/斤,甚至3亿元/斤[]，但已是有价无市。
8月，蒋介石从庐山致电郑洞国，命他将城内老百姓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城内守军的压力。郑洞国转令长春警备司令部执行，凡是家中余粮不够吃到9月份的，统统赶出长春[]。
郑洞国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但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乘机抢劫钱财食物，弄得百姓们惨状百出，终日哭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据说长春解放时，在城东、南郊一带掩埋的尸体就有几万具[]。
国民党军队强迫人民向城外疏散，凡是出了城门的就不许再回来。东野则利用这个机会，奖励“执枪归来”，凡是有一支枪，除自己眷属外，可另发给四张通行共区的路条。有钱的人家，就百般设法买到一支枪，据说并不难，自己携眷先走出国军的封锁线，在两军的真空地带去等，有人接受了难民的钱，他可负责把那支枪给送去，得到枪的难民再把枪献给卡哨上的冬野围城部队，然后拿着路条逃往沈阳[]。
8月17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强调“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唐天际承认“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
为此，唐天际提出了“有条件放行饥民”的原则：
“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人之饥饿之程度或许可以区分“严重”和“不严重”。但是“死亡”与“生存”仅仅是一个“0”-“1”状态，说白了就是“非生即死”！唐天际却创造了一个荒诞的专用名词——“饥饿死亡很严重者”。但是，如何区分“饥饿死亡很严重者”与“饥饿死亡很不严重者”及“饥饿死亡不很严重者”之间的相同之处或不同之处呢？唐天际没有，也不可能给出可操作的具体标准。
9月9日，林彪发出《关于围困长春情况向毛主席报告》。该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从上述“9-9电报”中可以看出，林彪已有放弃“饿殍战术”之意。理由是“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林彪发此电文之背景情况现在还无从考证。但却是一件很值得研究的事情。
9月11日，东野完全放弃“饿殍战术”。这一天，林彪携罗荣桓、高岗、刘亚楼、谭政、周桓电令肖劲光、肖华，允许长春难民出城，不再附加任何条件。林彪“9-11命令”的主要内容就是一句话：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意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
也就是说，从9月11日起，林彪虽然继续坚持“粮禁入”，但已经不再坚持“人禁出”了。至此，林彪和东野完全放弃“饿殍战术”。
自5月30日始，至9月11日止，林彪部队对长春城实施“饿殍战术”105天。
10月20日，郑洞国起义，长春守军全部放下武器。林彪实现了“兵不血刃”夺取长春的目的。
尽管恐怖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且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也一直存在争议，但是恐怖主义所具有的主要特征是一致的，即恐怖暴力行为通常的攻击对象都是无辜者、平民、非战斗人员，他们的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可以起到恫赫敌方的作用，以期实现暴力团体的既定目标。
军事战争与恐怖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军事战争的暴力实施对象是具有相同武器装备等级的敌对武装集团；而恐怖主义暴力实施对象却不是敌对武装集团，而是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在自卫能力绝对不对称的大前提下，平民只能被绑架，且无法逃离事件现场，沦为人质。人质之生死一则可以成为筹码被用于与敌对武装集团讨价还价，二则可以造成恐怖氛围，用于震慑敌方的心理和情绪。
林彪策动和指挥的 1948年“长春之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事件。“长春饿殍之战”具有恐怖主义的全部特征，是典型的军事恐怖主义事件。长春被饿死的数十万老百姓与其说是死于战争，不如说是死于林彪恐怖主义之实施。
三、林彪采用“饿殍战术”的军事考量
辽沈、平津战役期间，有过两次“兵不血刃”夺取大城市的记录，一次是北平，一次是长春。“饿殍惨剧”没有在北平上演，那是古都二百万百姓的造化。而长春的结局就完全不一样了。
五个月的围困，长春全城700余万平方米建筑，有230万平方米被完全破坏。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和拆掉了房顶的房壳子，全市也找不到几座完整的屋顶。全城的沥青路面几乎都被掀翻，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做燃料。城里所有的树皮都被扒光吃掉了。长春城内外到处是饿殍的尸骨。
长春城虽幸免于炮火，但并未幸免于灾难。遭遇“饿殍战术”的长春城比遭遇战火之摧残有过之而无不及。林彪的“饿殍战术”几乎将长春城变成一座废墟。
林彪为什么要违背以“解放劳苦大众”为己任的建军宗旨，拿几十万长春市民的性命作为战争筹码，在长春使用“饿殍战术”呢？本节就从战争的角度对林彪策划并实施“饿殍战术”的军事考量做一些分析。
史料显示，经过不间断地征兵和扩军，至1948年春天，东北野战军已增至98.8万[]。而当时在东北全境的国民党军队却只有50万。尽管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已经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在1948年的春季、夏季和秋季，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林彪却迟迟不敢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战。
“饿殍战术”的实施是林彪逃避战略决战的必然选择。林彪在长春采用“饿殍战术”兼有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的考虑。可以具体归结如下：
1）林彪实施“饿殍战术”是惧怕南线决战，又惧怕强攻长春城的必然选择
在首先攻打长春，还是首先攻打锦州的问题上，林彪和毛泽东之间一直存有分歧。早在1947年10月17日，毛泽东就电示东北局“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1948年2月18日，毛泽东致电林彪：“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而林彪则希望背靠苏联由北往南展开军事攻势。因为这样的军事布局是单向受敌，进退两宜，保险系数最大。而深入北宁线南线作战就要腹背受敌，甚至三面受敌。林彪以为无绝对之胜算。
而毛则认为首先攻打长春，有可能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赶入关内，使其和华北的傅作义部队合股，使得华北地区的军事局面复杂化。
其实，林彪提出首先攻打长春只是作为拒绝南下北宁线的一个借口。历史证明，当毛泽东同意林彪攻打长春后，林彪再次变卦，又提出将“攻打长春”改变为“围困长春”。其“围困长春”的理由是：围点打援，以等待围歼卫立煌北上救援部队。
林彪佣兵百万，既不想南下北宁线，又不想强攻长春城。只是用重兵将长春城团团围住。
就在林彪部队对长春实行围困之时，关内解放军取得了豫东战役、晋中战役、襄樊战役的胜利，歼敌20余万。关内战场上的胜利给佣兵百万的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于是，7月20日林彪电告毛泽东：“再等一个月到八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首先以奔袭手段分别包围歼灭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诸地之敌，然后迅速进行夺取承德和打援的战斗”。林彪之本意还是要回避攻打锦州。
7月22日，林彪在给军委的电报中提出了一个极为荒诞的方案，即乘华北敌人空虚之际，东野南下直接夺取天津或北平[]。林彪的“方案”显然是在忽悠毛泽东。连长春和锦州都不敢攻打，突然妄谈攻打北平和天津，岂不是儿戏？林彪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维持既不强攻长春，也不南下北宁线之现状。
林彪儿戏般的建议被毛泽东断然否决。毛泽东坚持首先攻打锦州的方案，说：“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先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
毛林这次关于南下进攻方向的讨论之后，林彪又延误了两个月后才开始移师南线。
从4月到9月，整整五个月的时间里，林彪部队除了对长春实施“饿殍战术”之外，基本无所作为。直至9月才开始向南线运兵，攻打锦州的战役10月18日方才打响。至此，距3月13日第二次攻克四平，已经过去了整整7个月的时间。在这7个月的时间里，林彪犹豫无断，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饿死长春城的数十万百姓。
2）两次四平战役的惨败使林彪对东野的攻坚实力没有信心
林彪佣兵百万而不敢进行战略决战。而较辽沈战役晚些时间展开的淮海战役中，国共军事力量对比是60万:50万。如果淮海战役的指挥员由粟裕换成林彪，淮海战役几乎没有展开之可能。
林彪既不愿南下锦州，又不愿强攻长春，这其中不只是有战略上的忧虑，更重要的是对城市攻坚战没有信心。林彪怯战，采用“饿殍战术”围困长春，这其中的缘由和两次“四平战役”均战败有直接关系。
在1946年的沙岭村战役中，林彪部队首次领教国民党精锐部队的战斗力。虽调动了九倍于敌的部队，但仍战败。其后，让林彪真正领教国民党精锐部队的战斗力是两次“四平战役”。
从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林彪部队为了守卫四平，与国民党的新一军、新六军、第七十一军激战一个月，最终战败。据东野统计，“四平保卫战”中的伤亡人数是8000人[]。而黄克诚5月24日在给中共中央发出的电报中说：从3月下旬国民党进攻起，到我们从长春撤退，我军除南满外，总伤亡一万五千人[]。国民党方面估计，如果把四平及本溪两地共军伤亡人数加起来，四万人不算离谱[]。
1947年6月11日至6月30日，林彪部队发起“四平攻坚战”。这是东野第一次对大城市实施攻坚战。四平守军仅一万八千人，但守军将领陈明仁战前抬棺誓师，放言“生死关头，以战图存”，遂率部拼死抵抗。东野调动22个师二十万余众却久攻不下，最终退出战斗。关于东野的伤亡人数，林彪致毛电中称“四平攻坚战”伤亡人数是三万多人[]；而国民党方面估计林彪部队的实际伤亡是五万余众[]。
1947年夏季，发起“四平攻坚战”之前，林彪自恃东野军力渐强，提出要打“硬拼仗”的主张。所谓“硬拼仗”就是“死打硬拼”，即使条件不充分，也要“断然猛打”[]。“四平攻坚战”就是林彪打“硬拼仗”的一个实验品。其结果是数万名东野士兵横尸四平城下。
韩先楚将军曾撰文指明，两次四平战役攻守皆败在林彪的内心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到了辽沈战役前夕，在林彪头脑中，以及在一部分指挥员心理上，就产生了对大城市攻坚仍有顾虑的想法。”[]
两次四平战役的失利迫使林彪在常规军事手段之外寻找出路。“饿殍战术”的选择是林彪的无路之择。林彪启用“饿殍战术”的基本动机就是寻找“另外一种死亡”去置换因攻坚战造成的死亡。而这“另一种死亡”对林彪而言是廉价的，不屑一顾的。
3）大房身机场战役对林彪的影响
林彪的“饿殍战术”从构想到定型与5月23-25日的大房身机场争夺战密切相关。
史料记载：争夺战中，长春大房身机场两次易手。国民党新三十八师师长史说如同亡命之徒率兵拼死顽抗。东野虽占领了大房身机场，但也死伤两千余人。
李作鹏是长春大房身机场战役的指挥官，此役虽然取得胜利，但是郑洞国部队的战斗力使东野方面深感忧虑。李作鹏在回忆录中写道：“长春外围战后做总结时，我参战部队反映，对设防坚固的大城市开展攻坚战，在进攻的战术上仍有一些问题……。”
此种忧虑在刘统的《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中有所描述：
“林彪听取了一纵、六纵关于长春外围的汇报，眉头紧锁。看来长春的国民党军队并非想象的不堪一击，还有相当的战斗力。如果硬攻长春，目前没有绝对把握。”[]
大房身机场战役的影响在林彪5月2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明确地表露出来。林彪详细地陈述了大房身战役。并对今后如若强攻长春做了最坏的预设：“此种战斗绝非一个猛攻所能拿下，而须逐屋逐堡地夺取。……甚至有可能打到我最大部分部队每连只剩下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无力继续维持进攻，……必致形成自然的停止攻击与退出。”
因此，林彪提出建议：“改变硬功长春的决心，改变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
大房身机场战役的军事意义在于最终促成林彪放弃强攻长春的计划，并改用以“饿殍战术”围困困长春[]。
4）林彪对实施“饿殍战术”结局的预盼
第二次“长春之战”前夕，林彪一次军事研讨会上大讲他的所谓战术思想。“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讲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但是，在第二次“长春之战”的实际操作中，林彪既不要求部队快速前进，也不要求部队快速扩张和快速追击。所剩之事只有“一慢”，慢到在围城之后，“总攻击开始的时机”可以无限期之拖延，一拖就是5个月——这就是林彪的“饿殍战术”。
林彪实施“饿殍战术”的主要手段是“粮禁入”和“人禁出”，以期民兵争食，使城中断粮的局面尽早出现。林彪对长春城断粮后的局面还有另外的预盼。
林彪企图通过实施“饿殍战术”造成民与兵争食的局面，加剧并“造成整个长春的混乱、恐惧，使敌人增加困难”之局面尽早出现。一旦全城断粮“长市的老百姓俄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大家闹起来，进行暴动”[]。
长春被围之初，市民大约50万，而国民党驻军数超过10万。军民数比例为5:1。林彪手握雄兵百万，都不敢和长春守军决一死战，却企盼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和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相抗争，真是异想天开。正是林彪的异想天开把数十万长春百姓送上了饿殍之途。
5）重演阿莱西亚战役
二战期间，林彪曾长期滞留在苏俄，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军事学。对欧洲历史上的著名战例了如指掌。其中包括古罗马时期的阿莱西亚战役。
阿莱西亚之战发生于公元前52年的九月。作战的一方是凯撒指挥的罗马军团，作战的另一方是阿维尔尼人韦森盖托里克斯领导的高卢联军。
阿莱西亚是高卢地区曼杜比伊人居住区域里的一座要塞，周围被河谷围绕，防御性能非常好。由于强攻没有胜利的把握，恺撒决定围困阿莱西亚。为了彻底切断要塞与外部的联系，恺撒下令环绕要塞修筑了内外两道围墙。内围墙长18公里；外围墙长21公里。两道围墙之间相距120米。
阿莱西亚城内的粮食储备不多。韦森盖托里克斯决定把妇女儿童驱逐出城外，希望恺撒会网开一面，让这些平民百姓出去。但恺撒下令不许放平民、妇女儿童出墙。因此这些人滞留在内围墙和阿莱西亚城墙之间，最终全部被饿死。
韦森盖托里克斯曾几次试图在援军的支持下里应外合打破恺撒的包围圈，但均遭失败。最后韦森盖托里克斯向恺撒交出了自己的武器，结束了阿莱西亚之战。
阿莱西亚之战中的“饿殍战术”在长春之战中被复制。阿莱西亚市民的死亡方式也同样被复制：阿莱西亚的平民、妇女儿童多死于内围墙和城墙之间的无人环形地带。而长春城的诸多死难者多死于长春城外两军卡哨之间的开阔地。
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复制罗马阿莱西亚之战的人并不是林彪，而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国藩曾国荃兄弟。
1860年5月，曾国藩命曾国荃、彭玉麟率水陆两军围困安庆城。
在安庆城外，湘军没有像罗马军队围困阿莱西亚时那样高筑墙，而是挖掘了两道深沟大壕。内沟壕御安庆城城内之敌，外沟壕御安庆城外之援兵。
太平军断粮后以人为食，拒不投降。被围困17个月后，湘军攻破安庆城。湘军入城后发现，城中民宅釜中尚余人脯。见此惨状，水军统帅彭玉麟作《攻克安庆省城诗》，其中有“釜中余炙存人脯，梁上饥鸟作鬼声”[[53]]之句。
曾国藩兄弟将太平军及其占领区的百姓统称为“狗逆”，决意“宜多杀不可假仁慈”[]。如做类比，国军与湘军，东野与太平军，均属同类。但是，安庆惨剧86年后居然在长春城反向重演。
中国自古有“春秋无义战”之说。
“春秋无义战”的思想来自孔子——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武王伐纣的西周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则是五霸七雄的春秋战国时代了。孔子以为即使天下无道，最坏的情况也只是庶人有议。而“征伐由庶民出”是孔子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何为“无义”？礼崩乐坏，狂狡有作，自己制则，事不稽古[]。“无义”之举可举，剩下的事情当然只有无耻和无道了。
在现代人的眼光中征伐自谁人出已不重要。但是无耻和无道居然可以稽古效仿。“长春饿殍之战”之野蛮，之阴损，之豪无人性堪比奴隶社会中坑俘四十万的长平之战，和同样使用过“饿殍战术”的阿莱西亚之战。
第二次“长春之战”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但谁人敢说“饿殍之战”的策划者林彪是一个善者？
四、长春被围困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被饿死？
在讨论长春城被围困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被饿死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长春城何时断粮？
（一）长春城何时断粮？
史料记载，无论是郑洞国的新七军还是曾泽生的六十军，在他们放下武器之前都没有断粮。更有资料显示，新七军的存粮甚至可以吃到第二年的春天。所以“长春城何时断粮？”的更准确提法是“长春城的老百姓何时断粮？”
1948年3月1日，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上任伊始，就开始筹集粮食。3月4日，尚传道将中央信托局长春分局贮存的100万斤大豆全部买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正是有了这批大豆，保证了公教人员不致饿死。
大约4月中旬，郑洞国让尚传道先生进行过一次户口清查和余粮登记。
进入5月后，尚传道按当时市内的居住人口和存粮数，及市内存粮对全市又进行过一次普查，发现民间存粮只够吃到七月底。为此，郑洞国焦虑不安，一面屡电卫立煌加紧空运补给，一面命人绞尽脑汁地继续在市内及四郊搜购粮食。
国民党长春军政首脑郑洞国和尚传道预计长春民间的存粮可以吃到7月底。但是长春百姓断粮情况的出现比预想的要早得多。由于东野“粮禁入”的做法从4月中旬就已经实施，所以，进入6月后，长春局部地区和个别家庭断粮的情况就已经开始出现。
据东北野战军总部《阵中日记》记载，从6月1日到5日，长春已有难民二、三百人经孟家屯外逃。大孤榆树难民无饭吃，抢东野警戒部队饭吃[]。
6月28日，长春大批饥民到康德会馆后院粮库，冲破警戒，抢粮充饥。国军和警察开枪弹压，造成多人死亡[]。
自7月以来，街市上已有饿殍出现。许多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
由此可见，东野4月下旬开始围城，百姓断粮的情况在6月初就已经开始出现。7月初，街头饿殍的出现是全城百姓全面断粮的警示性信号。百姓全面断粮的时间比郑洞国和刷尚传道之预计提前一个月到来与国民党士兵对市民实施抢劫有直接关系。尚传道在统计粮食够吃时限的时候，并没有将国军士兵抢粮的因素考虑进去。
据郑洞国回忆：全城开始断粮后，国民党新七军的日子还好过些，而第六十军的处境就非常困难。自长春被困以后，六十军官兵先是吃豆饼掺高粱米，以后高粱米吃光了，只好去酒坊挖陈年酒糟来吃。有的连酒糟也挖不到，只好去抢。特别是第六十军暂五十二师官兵，一见哪家居民烟囱冒烟，便去抢粮，弄得那一片防区内的老百姓有点粮食也不敢举炊，怨声沸沸。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长春日报》上披露了此事，并宣传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结果引起了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很大不满，他为此事专门找郑洞国，气愤地提出抗议。郑洞国只好抚慰一番，并替尚先生作了些解释，委婉地劝他尽量设法约束士兵，免生意外。
“饿殍战术”实施下的长春已成弱肉强食之丛林，有枪者存，无枪者亡！
（（二）关于长春城被饿死人数的九种说法
那么，在林彪对长春实施“饿殍战术”期间，长春城究竟有多少人被饿死？ 下面例举关于长春被饿死的饥民人数之九种说法。
1）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的说法
原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人民政府进城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约8万具。”[]
2）郑洞国将军的说法
当年长春守军总指挥郑洞国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奉命防守长春时，该市哨卡线内外居民有五十余万人，加上军队、军官眷属、公教人员及警察近七十万人。我当时就预感到，今后欲长期固守，粮食将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
“长春之战饿死太多人！长春究竟死了多少人，各方均有统计。但难有统一的权威数据。无论按照哪一方的估计，因饥饿而死的长春市民都不下十万。”[]
3）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说法
1948年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4）国民党战犯段克文的说法
段克文是1975年被中共最后一批释放的战犯中的一员。被释放后离去了美国。段克文生前留下《战犯回忆》一书。网上传言段克文在《战犯回忆》中说长春围城期间饿死了65万人。而署名“林同”的作者在段克文去世时写的纪念文章《另一版本的战犯改造：牢底坐穿的段克文》文中说：
“段克文所著卅万言钜著《战犯自述》，给世人写下了不少珍贵的史料。早在沈阳军区张正隆中校撰写「雪白血红」前十四年，他就向外界揭露了长春围城时的惨景：城内罗掘俱穷，饥民吃完了曲子面、树叶子、米糠、番瓜藤后，更出现格杀儿童煮食的恐怖事件。难免群逃到城外寻食时，共军卡哨开枪狙击，死尸遍地，腐臭难闻，饿死民众不少于十六万。”[]
5）日本人的说法
日本曾出版过一些当年从满州回归者的回忆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后来任日本一家保险公司总裁的回归者撰写的。当时他就在“满州国”首都“新京”（长春）。解放军把长春包围起来后，国民党本想遣送这些日本人回国，但对外的交通已被完全切断。后来城里的粮价飞涨，呆在城里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个日本人打算一起逃出去。结果城外林彪部队设置了铁丝网防线，根本出不去。他们身上带的一点粮食又被中国强盗抢走。他们在长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个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两个同伴都饿死了。他自己最后从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铁丝网防线，一路讨饭来到沈阳，找到日本人遣送团，才得以生还回国。据他说，长春城外到处都是饿死者的尸体，他亲眼看到中国人吃人肉的情景。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长春被围困期间饿死约二十到三十万人。当时留在长春的日本人的大部份也都被饿死了[]。
6）解放军作家张震龙的说法
1989年8月，解放军作家张正隆的长篇报告文学（纪实小说）《雪白血红》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张震龙在《血红雪白》中，自1949年后第一次向世人公布了第二次“长春之战”的真相。张震龙在书中发出质问：“对于草民百姓的遍地饿俘和白骨呢？瞬间的屠杀与慢慢地饿毙，其间有残忍与人道之分吗？”
关于长春饥民的死亡人数，张震龙写道“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广岛用九秒钟，长春是五个月”。
死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原子弹爆炸后当即死亡者，大约8.8万人。第二类是因遭受核辐射的死亡者。这个死亡过程持续了近二十年。这两类死亡人员之总数合计25万。
张震龙认为第二次“长春之战”中被饿死人数到底是8.8万还是25万，只好由读者自行判断了。
7）解放军作家刘统的说法
另一位军旅作家刘统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纪实解放战争 东北卷》一书中披露了与两次“长春之战”有关的很多信息。
关于在第二次“长春之战”中被饿死的饥民人数，刘统先生认同尚传道的说法，即“12万人死亡！这个惊人的数字远远超过辽沈战役中敌我双方伤亡的总和。”[]
8）中科院院士王大珩的说法
中科院院士，光学专家王大珩1948年曾到过刚刚经历过“饿殍之战”的长春城。长春惨状给王大珩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王大珩后来在回忆录《我的半个世纪》中写道：
“我刚到长春的时候，长春城战后的那副样子简直是满目疮痍。整个城里找不到一棵有皮的树。在几年前那场长达5个月的围困战中，城里所有的树皮都被老百姓扒光了，吃掉了。先从榆树皮吃起，待榆树皮扒完以后就不管什么树都扒，都吃了。听说后来连吃死人肉的都有。据说，那一次长春城里活活饿死了15万人！”[]
9）龙应台的说法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她的《大江大海1949》书中这样估算在长春被饿死的饥民数：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很清楚，龙应台的“30万”不是统计值，是计算值，是两个端点数字（10万和65万）的算数平均值。
一般而言，自然人在断食且饮水的状态下，生命之延续一般不超过12天。
如果8月间，蒋介石下令将家中余粮不够吃到9月份的百姓统统赶出长春时，林彪部队能够网开一面，开闸放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被活活饿死。
死亡人数在战争中既是一个常数也是一个变数。作为军事家要考虑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但是，林彪在第二次“长春之战”中采用“饿殍战术”之本质却是用百姓的生命置换军人的生命；用百姓的死亡置换军人的死亡；用百姓被活活饿死的漫长煎熬过程置换战士瞬间饮弹殒命的短暂过程。林彪之“饿殍战术”所置换掉的是军人战死沙场的天职和荣耀。
林彪本人在使用“饿殍战术”的过程中所置换掉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情感和人性。林彪使用“饿殍战术”最终置换掉的是他本人与芸芸众生一样都曾拥有过的那一点点“人之初”。
五、杨滨发出拯救生灵的一封信
1948年4月19日，第二次“长春之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在南京的选举中当选总统。
十天后，“五一劳动节”前夕，中共发表“五一口号”。其中首条口号即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定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者”，并预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
5月20日，蒋介石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发表演说,蒋说，今天的戡乱军事，决不是党派意气之争，更不是什么得失利害之争，乃是民主对极权、统一对祸国、人道对残暴、生存对毁灭的全民族救亡自救的战争。
然而，此时之长春已被围困一个月。林彪“饿殍战术”之恶意已初现端倪。长春城6月初开始断粮。断粮直接后果就是城内天天有人被活活饿死。
从7月初开始，长春城内已有饿殍出现。“饿殍战术”每维持一天，就有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人被饿死。到了九月上旬，长春城内外已是饿殍遍地，活脱脱一座人间地狱。将长春城的百姓全部统统饿死的可怕结局已经显现。
但是，无论是中共之所谓的“中国人民的解放者”进行的解放战争，还是蒋介石之所谓的“全民族救亡自救的战争”都不能遏止林彪的“饿殍战术”在长春城的公然实施。谁来拯救长春城尚存的十七万百姓呢！
就在这个黑暗的时刻，终于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历史应该记住他的名字：杨滨。是杨滨的一封信拯救了一息尚存的十七万长春饥民。
杨滨，安龙县龙广镇人，布依族，原名杨重。1934年毕业于云南教导团。193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党组织安排潜入国民党六十军工作。抗战初期，随国民六十军投入台儿庄战役，坚守禹王山阵地。二战结束后，随六十军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
1946年，随六十军开赴东北。该部队中共地下党的工作由杨滨负责。1947年10月，杨滨脱离六十军回到解放区哈尔滨，曾任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副处长。
1948年9月上旬，杨滨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从长春郊区的九台县给东野总政治部发出了一封信，要求东野总部立即放弃“饿殍战术”，即刻放行并救济长春饥民[]。
楊滨在信中写道：“数万难民便被阻止在敌我哨卡的真空地带活活地受饿挨冻，已经饿死了不少，”“假如还要这样围困下去，长春基本群众可能全部饿死”，“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主要不是从仁慈观点出发，而是今天我们要不要老百姓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不要老百姓，坚决把穷苦老百姓赶出卡哨外边来。而我们也坚决不要他们进来，让他们在两卡哨的中间饿死，我们觉得这是值得考虑的”。
接着，杨滨在信中逐条批驳了林彪实施饿殍战术，坚决不让老百姓出城的两条战术企图：
针对林彪及东野总部企图通过实施“饿殍战术”造成民于兵争食的局面，达到
“造成整个长春的混乱、恐惧，使敌人增加困难”之目的，杨滨在信中写到：“……是敌人采取了主动，把城里遭受这饥俄的贫民一概赶出哨卡来，所以事实上没有增加敌人多少困难。相反的，敌人采取了高物价政策，把粮食价格提得很高。只要有（粮），全部搜刮。逼得老百姓不得不离开长（春）市。”
针对林彪及东野总部企图通过实施“饿殍战术”达到逼迫“长市的老百姓俄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大家闹起来，进行暴动”之目的，杨滨在信中写到：“其次是市民闹起来或暴动的问题，长（春）市敌武装约10万人，而市民全部约共50万人（现在已不足此数），其中一半是妇女，极大一部分是老弱残废。就是说，长（春）市青壮年总数也不过10万人。因此，要靠这些没有枪杆的人起来与拿着枪杆的十万武装部队进行斗争，是不可能的，这仅是一种想象。”
针对林彪及及东野总部在实施“饿殍战术”中以“携带上缴武器”为放行饥民出城的条件，杨滨在信中建议：“1、应该把真正的难民适当收容救济，进入我解放区；划定一定的难民区，有计划地收容。2、规定所有携带武器及军用物资者（军人例外），一律不得作为进入我区的条件，而是规定奖金。”
林彪于9月9日已向中央军委发出电报《关于围困长春情况向毛主席报告》，其中已流露放弃“饿殍战术”的想法，即“饿死太多，影响不好”。但仍在等待中央军委的裁定。
有记录表明，杨滨的信由围城指挥部送交东野政治部主任谭政手中。谭政读罢，认为事关重大，即呈林彪罗荣桓。林彪看过杨滨的信后，不等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答复，9月11日就下达命令，放弃“饿殍战术”，让围城部队开放卡哨，允许难民通过，并开始组织救济难民[]。
杨滨的信发出的具体时间无据可考。笔者猜测，东野政治部收到杨滨的信的时间应该是在9月9日到9月11日之间，或9月9日之前。或许林彪发出的“9-9电报”也与杨滨的这封信有直接关系。
1990年12月29日，杨滨先生病逝于上海，享年78岁。
六、李作鹏与“长春饿殍之战”
第二次“长春之战”已经过去了66年。国共双方参与第二次“长春之战”的将领基本都已作古。在这66年间，只有当年国民党的守城将领郑洞国在他的遗著中留下了忏悔的文字：
“多少年来，每每回忆起长春围城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跳，尤其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遇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的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
东野方面晚年著书著文者不少。但没有一个人在晚年，在行将就木的时候对当年在长春被饿死的数十万百姓说过一句忏悔和道歉的话。
林彪“死党”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生前都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吴法宪和邱会作及其部队没有参与第二次“长春之战”。而李作鹏则参与了对长春的围困，是林彪“饿殍战术”忠实的执行者。但是，李作鹏在回忆录中非但没有对实施“饿殍战术”，导致长春城数十万饥民被活活饿死的做法有丝毫的忏悔，竟然在回忆录中回避史实，歪曲历史，企图掩盖历史真相。
在《李作鹏回忆录》的尾部，附有一个《李作鹏生平》（后简称《生平》）。《生平》中按时间排序，注明了李的任职时间及其任职期间的重要作为。但是，叙述到第二次“长春之战”前后时段时，《生平》是这样写的：
“1946年11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加了“三下江南”战役和1947年的夏季、秋季、冬季攻势。
1948年6月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
1948年10月在辽西辽西，指挥两个师的部队，切断廖耀湘兵团向沈阳的退路。歼敌两万八千余人，对全歼廖耀湘兵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上述文字在叙述李作鹏参加完1947年冬季攻势后，进入了一个大约8个月的表述空白期（第二次“长春之战”阶段），然后直接叙述1948年10月李作鹏参加辽沈战役的情况。
《生平》中涉及第二次“长春之战”时段的有关的文字仅为半句话，即：
“1948年6月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
李作鹏就任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后都做了些什么？《生平》竟无一字表述。
《生平》显然是在刻意回避“李作鹏就任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后都做了什么？”。那么，我们就来讨论“李作鹏就任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后都做了什么？”：
第一个问题：李作鹏何时就任六纵副司令员并兼任第十六师师长？
首先应该指出，李作鹏就任六纵任副司令员并兼任第十六师师长的时间不是如《生平》所说的1948年6月，而是1948年4月。
1948年3月23日东野各纵队参谋人员聚集双城总部，参加“东北野战军参谋会议”，会议历时18天[]。参谋工作会议即将结束的一天，林彪找李作鹏谈话。谈话中林彪说：“现在决定调你到六纵任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李作鹏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会议结束后，李作鹏回一纵交接工作，随即赶到六纵报到。李作鹏就职第二天，就接到林彪命部队向长春西北的小合隆镇运动，封锁长春大房身机场的指示[]。
也就是说，李作鹏出任六纵任副司令员并兼任第十六师师长的时间不是1948年6月，而是1948年4月17日，即第二次“长春之战”开战的前一天。
第二个问题：李作鹏就任六纵副司令员后都做了些什么？
《李作鹏生平》在列写“李作鹏出任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这段文字后，并没有同时如实写明在整个“第二次“长春之战”期间，即东野对长春全面实施“饿殍战术”的全部时段内，李作鹏及其六纵和第十六师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李作鹏回忆录》中只是叙述了与一些军事战斗有关的事件，例如大房身机场战役。而对如何实施林彪的“饿殍战术”李作鹏在回忆录中则一概不予提及。
但是，史料证明李作鹏及其部队参与了对长春的围困和实施“饿殍战术”。
李作鹏出任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并兼第十六师师长后，除了5月23日率部攻占长春大房身机场，断绝长春的空中补给通道的纯军事行动之外，还有如下动做：
5月30日，黄永胜为司令员李作鹏为副司令员的六纵进入城南、城东防区，执行东野总部向长春围困部队下达了严密封锁长春的命令，即严禁粮食进城和百姓出城，“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东野围城后，长春难民仍有二、三百人经孟家屯外逃。大孤榆树难民无饭吃，抢东野警戒部队饭吃。东野总部5日命令“六纵派一个营去孟家屯封锁敌人，派得力干部检查，不许长春居民出来，增加粮食负担”。
6月7日，六纵指挥部下命令要“教育部队不要有片面群众观点和同情心，以免妨碍封锁和歼灭敌人。”
6月22日，东野总部围城指挥部重新调整围城部队的部署。六纵第十八师仍参与围城，六纵其他两个师后撤，但是仍驻扎在长春城南部地区。
直至9月29日，六纵方才从“长春以南范家屯以东地区出发，向沈阳以西急进”
[]。
由此可见，黄永胜李作鹏共同指挥的六纵几乎参与了林彪以“饿殍战术”围困长春的全过程。
所以《李作鹏生平》应做如下修改和补写：
“1948年4月东野发动第二次‘长春之战’前夕，李作鹏出任六纵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李作鹏忠实执行了东野总部‘要使长春成为死城’的命令，并参与围困长春城的行动。其结果是最终迫使守城国民党守军起义和投诚，并致使数十万长春市民被饿死。”
如果为了更加明确李作鹏及其六纵在饿殍“饿殍战术”中应负的责任，《李作鹏生平》中可以多写一句话：“六月中旬以后，东野重新部署围城部队，六纵第十八师继续参与围困长城，李作鹏为师长的第十六师脱离长春围城现场，驻扎长春城南郊。”
第三个问题：李作鹏有意不注明林彪“9-11命令”的发布时间，意在混淆视听.
为了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即在整个第二次“长春之战”中，林彪及东野从未对长春城实施过“饿殍战术”，而是围城伊始就积极救济出城的难民，《李作鹏回忆录》书的《南下作战部署与继续围困长春》一节中专门抄录了一段东野总部的指示——“对出城之难民，应动员地方党及军队的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后简称“东野指示”）。
这段“东野指示”之所以会给读者对造成误解，是因为李作鹏在引用在这段“东野指示”之前后，均没有说明这个似乎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东野指示”是何时颁布的。
如前文所述，6月5日，林彪发布的“六五规定”中已明确规定：“为反对长市敌人之人口疏散政策，对长市内出来之人民必须予以阻拦，凡能堵回去者，务必堵其回去，使敌对城市人口不能大量与迅速疏散，而达成其减少粮食之困难。”
很显然，李作鹏抄录的“东野指示”与林彪发布的“六五规定”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李作鹏抄录的“东野指示”是在4月至9月间发布，就不会有数十万长春居民被饿死的情况发生。
问题的关键在于，李作鹏回忆录中抄录的那段与林彪“6-5命令”相违抗的“东野指示”到底是何时颁布的呢？
在刘统所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书的第551页，全文刊载了1948年9月11日林彪关于弃用“饿殍战术”的电文。电文中说：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意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以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地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和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
原来,李作鹏作引“对出城之难民，应动员地方党及军队的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的“东野指示”就是林彪最终放弃“饿殍战术”的“9-11命令”。此命令的下达时间是9月11日。而截至到9月11日，已有成千上万的长春市民被活活饿死了！
林彪在实施“饿殍战术”105天后放弃“饿殍战术”。李作鹏作为东野高级将领和曾经的围城部队的首长对这段历史当然心知肚明。但是在《回忆录》中，李作鹏却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混淆视听，妄图改写历史，真是可耻啊。
从“李作鹏在狱中向毛泽东乞求吃肉”谈开去
谈及长春城被饿死的饥民不得不提及《李作鹏回忆录》中涉及李作鹏向毛泽东乞求吃肉的一个情节：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李作鹏被关押在某部队营地中。因伙食标准与战士相同，引起李作鹏不满。于是上书毛泽东周恩来，要求提高伙食标准。毛泽东也很通情达理，批示：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毛指示下达后，李的伙食标准大幅度提高，每天有鱼肉吃，过节和周日还有酒喝。多年后，在《回忆录》中谈及此事，得意洋洋，在历数自已的革命功劳后，说：“因此‘有资格吃好’，我问心无愧。”[]
关于李作鹏乞求吃肉的故事还有另外的版本：
曾经给李作鹏做过辩护律师的张思之在回忆文章说，李作鹏曾给他讲过一个故事：
“……关了一阵子以后，有一天，饭送来了，我一下子把饭桌掀翻，冲他们吼了起来：‘没肉不吃！老子要吃肉！'后来听说，毛作了三点批示：'我们现在有条件给他们吃好些。他们有资格吃好些。我们应该让他们吃得好些。'最高指示一出，伙食立刻改善。有了肉，我又提出要喝牛奶，接下来，又要水果。”[]
李作鹏嗜酒嗜肉成性。1946年四平保卫战失利，冬野战士近万人阵亡。但是，溃败途中，到达舒兰后，李作鹏既不架设电台，也不和失散的部队联系，居然有心情喝酒吃肉。李作鹏的酒桌被怒不可遏的林彪掀翻。林彪斥责李作鹏“醉生梦死”。如果盛怒之下林彪一枪毙了李作鹏，在那种非常时期也未尝不可，还可留下一段整肃军纪之佳话。
民以食为天！为活命，百姓乞食；为解馋，李作鹏乞酒求肉，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一本洋洋百万言的《回忆录》中，在谈及自身伙食被改善时就喋喋不休，得意忘形。而谈及数十万长春百姓被活活饿死的历史时，就公然扯谎，——就没有了公道和廉耻。
笔者倒是很想问问李作鹏：你自然是“有资格吃好”，那么，1948年被饿死的数十万长春居民当年是否“有资格”得到一口不至被饿死的口粮呢？
1958年，李作鹏撰文《东北战场上的辽沈大决战》（后简称《大决战》），此文被载入军史丛书《红旗飘飘》。“文革”期间，李作鹏将此文修改后，收入吹捧林彪的文集《光辉的榜样》。晚年李作鹏在写回忆录时，又将《大决战》一文几乎全部誊抄过来。
李作鹏的誊抄做法说明，李作鹏对长春之战的认知水准还停留在五十年代和文革期间。在整整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李作鹏从未对“长春饿殍之战”进行过丝毫的反省，即使身陷囹圄，面对铁窗之时，李作鹏也只知向毛泽东乞肉乞酒，而拒绝对当年亲自指挥部队实施“饿殍战术”将长春老百姓活活饿死的做法进行丝毫的忏悔。
李作鹏终年95岁，却至死拒绝对长春死难者做出道歉，此等顽劣真是枉寿高龄。
七、李敖应读刘统书
龙应台用四年的时间撰写了《大江大海1949》一书。书中涉及了当年“长春之战”饿死饥民的史实。不知何故，龙先生的书惹得李敖不高兴了，还专门撰文《龙应台「大江大海」骗了你》（后简称《骗了你》），李敖在《骗了你》文中指责龙先生对长春围城所知甚少。
但是，在读过李敖的《骗了你》后，笔者发现，李敖也存在着资讯不畅的问题。
为了说明“饿殍战术”（李敖称为“饥民战术”）的责任方不在东野，而在蒋军，且东野在围城期间还救济了长春的难民。李敖专门引用了一段《肖劲光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现抄录如下：
“……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难民收容所数十个，有计划地收容难民、疏散难民。开始，我们工作缺乏经验，给饿苦了的群众吃饭没有限制，结果有些群众在久饿之后突然进食过多，胃肠负担不了，胀死了。接受教训，以后收容的难民就先吃两天稀饭，逐渐增加饮食，避免了类似情况的发生。对收容的难民，及时的疏散到各地去，有的单位还利用难民回去做侦察或瓦解敌军的工作。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四千吨救济粮，六亿元救济金及五百斤食盐。为了救济长春市的难民，减轻当地解放区群众的负担，我们的战士迅速自觉地开展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的运动。……”
肖劲光的这段文字出自《肖劲光回忆录》第14章《卡住敌人的脖子》[]。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被李敖引用的肖劲光的这段文字。
首先，应该计算一下4千吨粮食、6亿元救济金和500斤食盐的救济效果。
如果将6亿元救济金也折合成粮食，按照4万元/斤高粱米计算（长春城内是2800万元/斤高粱米），只能购得不足8吨的粮食，也就是说东野为长春饥民准备的救济粮总数大约为4008吨。
长春城被围困前的居民数是55万（另有75万～100万之说）。按照郑洞国的说法，7月初长春城街头已经有饿殍出现，说明长春城在7月初已经开始断粮。不算国民党军队对粮食的需求量，仅55万居民每天的粮食消耗按每人半斤（!）计算就是13.75万公斤，折合成吨就是137.5吨。从7月初开始计算，到10月20日郑洞国放下武器那一天，合计112天，共需要的粮食总量是15400吨。如果按9月11日东野放弃“饿殍战术”那一天计算，合计73天，共需要的粮食总量是10037吨。可见，无论是15400吨，还是10037吨的粮食缺口用4008吨如何补得上？
再计算一下500斤盐的救济效果。按每人4克/天计算，55万人每天盐的摄入量是2200公斤，即4400斤。从7月初开始计算，到9月11日或10月20日止，合计73天或112天，共需要的食盐总量是321200公斤或492800斤。可见那区区500斤食盐够干什么的？
其次，肖劲光在这段文字中没有明确注明难民救济所成立的时间和发放4000吨救济粮和500斤食盐的具体时间，只是笼统地说“围城期间”。而实际情况是，围城5个月后的9月11日，东野才允许长春百姓出城觅粮，有组织的大规模救济活动是9月11日才开始的。
那么，肖劲光回忆录中所说的部队大规模救济难民的情况到底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大陆解放军军史作家刘统先生在《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中的第551-552页也谈到了肖劲光的这组数据。刘统书中与肖劲光这组数据相关的前后文字如下：
“……9月11日，林罗以东北野战军首长的名义电令肖劲光、肖华，放长春难民出城。电报全文如下：（略）
肖劲光等接到命令，立即传达到各纵队和独立师。封锁线的哨卡打开了，饥饿的百姓蜂拥而出。……，每天放出5000人，10天放出5万人。为了收容这些难民，围城指挥部会同地方政府在前沿和后方设立了大大小小数十个难民所。……，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4千吨救济粮、500斤盐和6亿元救济金（东北流通券）……，然而围城仍在进行，长春城内只出不进，饥荒现象没有丝毫缓解。”[]
事情很清楚。肖劲光所说的“设立难民收容所”和“发放4000吨救济粮”都是在东野总部9月11日放弃“饿殍战术”以后的事情了。
刘统先生在书中专门引用肖劲光的关于救济难民的数据，并着重注明发生大规模救济活动的时间点，有为肖劲光文字做注释之用意。
问题很显然，东野救济难民的举动不是发生在9月11日之前，而是发生在9月11日之后。如果东野在围城的全部时间段内都允许饥民通过卡哨，即使不予以救济，任其落荒而去，也绝不会有十数万人被活活饿死的惨况发生。
李敖是名家。但就笔者的眼光看，李敖只是一位资料学家。可是，在这次讨论长春之战的问题上，李敖先生没有表现出一个资料学家应有的造诣。
李敖如果想在“长春之战”的问题上发言，就应好好读一读《大公报》记者吕德润先生的《春天里的秋天》、张高峰先生的《我们要活命——长春50万人民的控诉》以及王芸生先生的《可耻的长春之战》，解放军作家张正隆先生的书《血红雪白》，以及解放军作家刘统先生的书《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结束语
林彪秉性硁执，心黑颜厚，一意孤行，不计后果。
1931年攻占漳州时，林彪纵兵当街拷打百姓索要财物，遭聂荣臻痛斥[]。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以“交学费”之说为大饥荒饿死千万人做诡辩。
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林彪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最终反遭遗弃。夺机外逃，摔死在温度尔汗。
但是，纵观林彪一生，其人生最大污点却非策动指挥“长春饿殍之战”莫属。
2011年9月13日，林彪亡命温度尔汗四十年之际，林彪之婿及黄、吴、李、邱之后前往温都尔汗荒原祭奠林彪亡灵。据说，想起“九一三事件”之后各自家庭遭受的种种苦难，他们还哭了。
第二次“长春之战”已经过去66年。长春城下数十万饿殍之千倾白骨早已化为泥土。林彪的孝子贤孙们为什么不也去长春城下祭奠一下那数十万因他们的父辈实施“饿殍战术”而被活活饿死的同胞之亡灵呢。如果在长春城下，面对浸化了那数十万饿殍之千倾白骨的黑土地他们也能流下同情的眼泪，说明他们心中的良知未泯，公正尚存。
张震龙先生说过：“为了这种亘古未有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不再在我们的黑土地、黄土地和红土地上重演。为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人格、尊严和价值，不再被漠视、践踏。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片黑土地的白骨之上建一座碑？那碑文是现成的。”
是的，那碑文是现成的：
长春之战是无义之战。长春之战是不义之战。长春之战是可耻的。
初稿 2014年4月18日
广西北海
终稿 2014年6月21日
北京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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